今天校对词头，发现“天人之辨”“天人之辩”两种写法都有，辞海7上是后者。都对还是后者对？
既然是论辩/辩论，还是取辩字较好。
不知是不是最早用的就是辨啊？现在肯定用辩是对的。
选辨也可以通辩，看自己需求吧，反正本意为辩。选辨可能产生歧义。
古代“辨”通“辯”。
《四库全书》里“天人之辨”“天人之辩”两种写法都有。“天人之辨”稍为多一些。
严格说，“天人之辨”可以解释为天、人间的区分，未必是论辩。
现代的词条假如想讨论论辩，用“天人之辩”比较好，不会有歧义。
《汉语大字典》
辨
（9）通“辯”。1.争论；辩论。
谢谢指教！少兄真是博学。
天人之辨根本不是讨论什么天与人间的区分。
给个权威出处。
截图里写的是天理与人欲，不是天与人间，不要偷换概念。
你给的辞海7th的“天人之【辩】”条目释义里写了被修饰的中心语是【论争】。
有两本出版的书分别叫《天人之辨——儒学与生态文明》和《黄宗羲的天人之辨》。
汉语大词典没收录这个词但是有个“天人之分”的条目。
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论题，可能“天人之辩”更主流一点。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类似“天人之辨”这类概念是很晚才出现的。倒是可以用现代检索方式探求一下，到底是谁最早使用的这个词，是在什么语境下用的。早期应该是用“天人之辨”而非“辩”吧，这个也没有细查，凭印象。“天人之辩”是现代搞哲学史的人造出来的吧。
现代人编“中国哲学史”弄出来的东西，关心这个有什么意义？哲学大词典用辩当词头，那就用辩。
未见权威出处，此句存疑。
苏轼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是“辨析”还是“辩论”？够“权威”了吧？
再举个现代的例子：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释究天人之际”先说“天人之际”。古人与今人的理解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再不会过分扭结于“天人感应”的玄虚奥理，而会更看重人类历史活动的内外环境，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例如我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先人已经显示出“以农为本”的格局，并且有逐渐抛弃游牧、畜牧，改事家畜饲养的趋向。大致到了春秋战国，至少中原地区已经耕地连作、精耕细耨，走上了单一化栽培农业的道路，而把游牧部族驱赶到长城以北。通过中西历史比较，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张一弛的特殊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历史走向迥异于西欧，政治生态常因北部边境“生存空间”的紧张而反复动荡，关系非小。探究这种经济方式的演进，无疑是与我国内地处于温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宜栽培作物的发展环境有关。农副相兼，也是因为作物的残秆和遗留或多余的谷物，为家畜饲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何乐而不为？所以，比较西欧放弃“二圃”或“三圃”的休耕制度（中国与之类似，西周曾有菑、新、畬的休闲制），我国至少要先进二三千年。1972年竺可桢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是自然生态史方面的杰作。现在它已获得了考古发现的充分支撑，印证了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确实普遍比现在温暖。何炳棣更进一步提出了对黄河流域植被分布与黄土土壤性能的历史分析（《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这些都是以全新的“天人之辨”诠释我国“农业文明”形成和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文明“核心地位”的成功范例。
这里的“人”也非指“人间”，先查查”人间“的意思再来说。
“…how Confucianism…: to revere heaven is to discipline oneself for harmonious communal living. One comes to an effective awareness of the inter-relatedness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rough reverence for heaven…”
“天人之辩”和“天人之辨”就是纯粹的异形词关系。搜索四库全书，“天人之辩”就只出现了四例，这四例的原始出处皆作“辨”。“天人之辨”才是古人常用的词形。“天人之辨”这个词貌似最早出现于宋代，而“天人之辩”明显是后起的词形，朱熹、苏轼都用的是“辨”字。
shaoshi兄只是在辨析词语时草率了点而已，既然看到了那么直接指正就行了，大可不必诱导别人错上加错。毕竟这也不是哲学专业的学术论坛，回答者没有义务保证自己言论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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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问题前，应先给出所需要之词（天人之辨/天人之辩）的确切含义（包括语体）和该词（含义确定后的该词）出现的大致时间，再来考虑定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