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修《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五种版本序言、后记辑录

1.《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


序(吕叔湘)

序(吕叔湘)

我认识洁修同志二十多年了。起头是在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共事,后来是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共事。他做事认真,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可是他熟悉古书,却是后来才渐渐发现的。《中国语文》收到来稿,多有引用古书的,需要核对,因为除作者笔误外,还有从别人的著作里转引的,连作者也不知道引文有脱误。核对引文是枯燥无味而又很费时间的,只有洁修同志乐此不疲。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从事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编一部大型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对他来说,查古书是家常便饭。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问他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说还差得远。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他说:“您不会不了解这个工作的麻烦劲儿。第一,哪些是成语,哪些不是;哪些成语要收,哪些成语不必收,这就不容易决定。比如‘奇形怪状’有出处,你收了,那么,‘奇谈怪论’你收不收?也收。好,如果有一天又看见‘奇声怪色’,你收不收?遇到这种情形,不得不自己划个界限,无法叫人人赞同。

“第二,成语是不是都得有出处?这出处得有多老的资格?一千年?五百年?五十年以前的文章能不能算出处?手头只有《红楼梦》的例子,敢不敢说没有人在三百年以前就已经用过?还有,有些词语包含一个典故,或者出于古人的诗文,但是它不见于一般文字,这可以说是出处是有的,算不算成语倒又成为问题,怎么办?例如‘廉远堂高’、‘渴尘万斛’。

“第三,很多成语的原始形式,也就是在它成为成语以前的形式,是不整齐的,比后来通行的形式多两个字,或者拆成两句,在逐渐变成成语的过程中又曾经有过多种异体,这些都是应该交代清楚的。例如‘寄人篱下’的最早的形式应该数《战国策》里冯谖叫人传话给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后来有《东观汉记》的‘梁鸿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庑下’,到了《南齐书·张融传》才是‘寄人篱下’;可是《梁书·刘峻传》里又是‘寄人院下’(刘峻就是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这以后,又有写作‘依人篱下’、‘寄人篱落’、‘傍人篱壁’的。一个成语的多种异体,自然不必每个形式都另作正条处理,可是合在一条之内,也还是要分别义项,以类相从。有的虽然形式相近,但是寓意不同,前人从不乱用,咱们也就不能混为一谈;有的词典在‘骑马找马’这一条底下注‘一作骑驴觅驴’,在‘骑驴觅驴’这一条底下注‘一作骑马找马’,这就不妥了。

“第四,一个成语往住不止一种涵义,必须仔细审辨,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拔本塞源’除贬义的毁灭根本的意思,还有褒义的除恶务尽的意思,而通行的词典多只注前一义,不注后一义。

“以上种种,圭要都要靠材料来解决,而材料是要逐渐积累的,不可能一抓一大把。”

经他这么一说,敢情编一本好点儿的成语词典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现在洁修同志的书已经编好,就要排印了。他高高兴兴的来请我写一篇序言,我就回忆他跟我说过的话,把它记下来,也让读者知道编这么一本词典是很愉快然而很不轻松的工作。

吕叔湘

1985.6.25

后记(刘洁修)

后记(刘洁修)

翻开《汉语成语小词典》(第三次修订本),在版权页上可以看到“1972年11月北京第30次印刷”的一行字。这样一本小小的成语词典,在几年里头,竟印了三十次之多,一直占据垄断地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显然,这种局面是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背道而驰的,恰恰表明人才被压抑,学术被窒息,广大的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用武之地”。

就在这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才得以从蹉跎岁月的河南回到了北京。过了不久,我逛东四新华书店,无意中买到了前面提到的那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翻阅之下,不禁思绪泉涌,感慨万千,这对一个热爱词典事业的人来说,怎不见猎而心喜!

就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宁肯承担风险,干冒走“白专道路”的大不韪,也不能继续旷废学业,到了非在词典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不可的时候了。我想,只要天假以年,今后能有二十年的“我春我秋”,抓紧人生最后这一段岁月,扎扎实实地埋头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工作,一旦资料积累得相当丰富之时,着手编一本源流并重、条条都有书证的成语词典,也就水到渠成了。

开头几年,我只能承受着无形的精神压力,利用业余时间多方借书搜集资料,每天晚上至少要看四五个小时的书,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从不间断。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抄写资料无力使用卡片,只好抄录在笔记本上。这些抄在笔记本上的资料,是后来承《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四位同志帮忙,分头替我把词头过录到卡片上的。即此一端,可见在那个时候,就是搞点资料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工作效率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到1978年,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的《汉语成语词典》问世了,而我仍徘徊于搜集资料的阶段。我深知,资料工作不下十成死工夫,勉强编出来的词典,其质量是过不了关的。可是,资料工作又是个无底洞,以一个人的力量欲穷浩如烟海的古籍,那简直是白日做梦!这项工作持续到1981年仲春,已经算得上是“八年抗战”了,在形势所迫下,不得不暂告一段落,而转入编写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归根结柢,仍是面临资料的匮乏。成语的穷源溯流固然要靠资料,征引例证要靠资料,条目的取舍也要靠资料,意义的鉴别、排比和分合更要靠比较充实的资料。缺少任何一环的资料,都等于无米之炊,要编好那个词条,是根本不可能的。曾在一本词典中见到诸如“焦心热中、酒入舌出、柳下借阴、撒水拿鱼、三寸鸟七寸嘴、薮中荆曲、褪后趋前、妆嫫费黛”之类的成语和俗语,由于连个取自现代作品的例证也没有,显得干巴巴的。有的看了注释也若明若暗,有的注释与实际用例有出入,甚至大相径庭。例如“胡天胡帝”条下释为:“指生活没有目的,糊里糊涂的混日子。”这层意思我们从《隋唐演义》第八十回所用的“胡天胡帝”(偷眼看那贵妃的美貌,真个是:……洵矣胡天胡帝,果然倾国倾城。)就看不出来,而且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诠释者想让这层意思站得住,那就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书证来。

书证当然是以第一手资料为贵。拿“细水长流”来说,自清·翟灏在《通俗编·地理》中征引《遗教经》,后人即承其说,却一直不能撇开《通俗编》而径直引用《遗教经》。好像只有早已作古的翟灏才摸得清《遗教经》的底细,我们在现存的古籍中迄今尚未发现。但是,在宋人的著述中却屡见称引,如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中有《题遗教经》、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三中有《跋遗教经》。其实,翟灏所引述的应是《佛遗教经》,系姚秦时的鸠摩罗什所译,见于珍本善书《福寿宝藏》第十七函。然而它也只能是“一点一滴、不间断地做某件事情”这一比喻义的语源书证,其语型是“小水长流”,而后来从何时才衍变为“细水长流”,就更难于求证了;更何况此语今多用来比喻“节约使用钱、物,使不缺乏”,其较早的用例也从未见有人征引过。

近代改良派政治家谭嗣同曾慨叹溯源之难,他说:“阎潜丘考‘使功不如使过,本中有本,源复有源’,始叹稽古之难。曩读武侯‘淡泊明志’二语,疑为道家语,然不知所出。后遇于《淮南子》,惟志作德,以为即刘安语矣;及读《文子》,乃知是老子语。”(《谭嗣同全集》116页,中华书局,1981年)其实,《东观汉记》《后汉书》《淮南子》《文子》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史书、子书,并不很难求索,倒是那些比较生疏罕见的杂书、野史之类以及无名之辈的著作里埋藏着至今未被人称引的语言材料,不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做“捞针”的工作,是很难发掘出来的。姑以“心旷神怡”为例,一般词典都引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的成语词典并冠以“语出”二字。可是,比范仲淹早三百多年唐代开元、天宝时一位名叫田颖的,在其《博浪沙行序》一文中就用了这个成语。田颖似不见经传,不仅《中国人名大辞典》未收录;在《全唐文》和《全唐诗》中也未收录他的诗文,可是,我们却从《白居易集·五三·田颖可亳州刺史制》及清·袁枚《子不语·二一·神仙不解考据》中见到了他的名字,足证唐代实有其人。田颖有《玉山堂文集》,系抄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尽管田颖比范仲淹的时代早得多,我们仍不敢断定这个成语在盛唐以前就没有人用过。比较慎重的做法是不用“语出”、“语本”等断语。

第二手资料往往不可信据,严肃认真的态度是逐一经过核实,凡查不到的材料宁缺而毋滥。例如“燃眉之急”,有人提出所谓《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的书证;可是不但在五十二卷的正文里查不到,在裴松之的注里也查不到,时代尽管靠前,也不能用。如果把自己都查不到的材料硬是当成书证来引用,岂不是自欺欺人!然而也还是有习焉不察的情况存在,例如“心裁”一词,老《辞源》引《文心雕龙·原道》是从《佩文韵府》迻录下来的,其后某些辞书承袭不改,文仍作“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设教”。如果稍微叫点真,刘勰的《文心雕龙》是用骈体文写的,一查范文澜的注本,原文本应作“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根本没有“心裁”二字;固然在其校注中说:“以敷”一作“裁文”,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读成“原道、心裁、文章”,因为这种破读法是与“研神理而设教”不相对偶的;如以“道心”为一词,以“裁文章”为动宾句,那么,“心裁”一词又无着落了,也就无法得出“心中的设计、筹划”的释义来。

资料往往涉及作者真伪、时代、版本、伪书等一系列的问题,如不认真辨析,也会发生某种错误。例如征引《三国论》一文,如果材料来于《初唐四杰文集》,那么作者自然是王勃;如果来于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影印本《文苑英华》,作者就可能安在卢照邻的名下,因为在该书第五册的目录上即署名卢照邻,而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卢照邻集》,在补遗中即据以载入。《三国论》究竟是王勃还是卢照邻的作品,就需要分析研究,不宜采取各为其是的办法。《文苑英华》的篇名总目是中华书局影印时重新编订的,原刻卷首之分类总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从卷七五五(3955页)《三国论》题下缺名,更无卢照邻三字来看,显然是承前文《平台秘略论十首》而遗漏了“前人”二字,其“前人”即王勃,而在王勃本集中《三国论》也是排在《平台秘略论》之后的。从另一方面加以印证,《文苑英华》题下多有应注“前人”而遗漏者,如卷三六一在《本政》和《爱直赠李君房别》题下均应注“前人”而未注,可是在篇名总目中就都括注了“前人”,其“前人”即韩愈。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旁证,故可断言《三国论》是王勃而非卢照邻的作品,即使以《文苑英华》为书证,仍应署王勃而不宜署卢照邻的名字。

总之,资料是编纂词书的基础和后盾,资料工作的充实不充实,直接关系到词书的质量。资料要靠长期逐渐积累,“不可能一抓一大把”。

回顾这本词典从搜集资料到编写完工交付出版的历程,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今天这本词典之所以能够编成出版,饮水思源,首先要感谢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党拨乱反正,给了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环境、时间和自由,我们才得以发挥某方面的专长;有了“用武之地”,才有可能专心致志地投入这项工作中去。当我遇到困难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语言研究所的领导都曾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特别使我感念不忘的是吕叔湘先生,正是在吕先生的亲切关怀、热情鼓励和谆谆指导之下,亲自审阅选例,帮助我制订出条理明晰的编写体例,真可谓一手指禅而令人受用不尽。不仅如此,吕先生还为本词典定名和题签,并且写了一篇对编纂成语词典具有指导意义的序言。

给了我很大帮助的还有语言研究所的原党委书记、现已离休的老干部石明远同志。他从始至终都很关心这本词典的编写和出版;当我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开导和热情鼓励,使我增强了信心,也获得更多的编写时间,使这本词典提早交稿。此外,中国语文编辑部的一些同志,也曾给我以支持和帮助;古汉厝研究室的王克仲同志也帮助审过C母的稿子,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受益良多。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应着重指出,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室的领导同志很重视这本词典的出版工作,决定把它作为商务印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的献礼书,并且特意委派一位古汉语基础相当深厚的潘逊皋先生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而潘先生在审稿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他精心审稿中发现和纠正了很多缺陷和错误,匡我之所不逮,实为我之良师,特予表出,谨志谢忱!

笔者才识疏浅,加以“文革”十年浩劫,以致学殖荒落,更何况年幼失学,“半路出家”从事如此繁难的考释工作,力不胜任,自不待言。如果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恳切希望词典学界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多多提出批评意见,以期日后进行全面的修订,使这部词典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起来。

编著者

1985年8月31日于北京

1 个赞

2.《成语源流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题辞(潘逊皋)


洁修先生博学稽古,笃志修文,编成《成语源流大词典》一书,对成语探源竟委,致远钩深,揭一般词书未揭之迷,释前人未传之疑窦。洵学海之梯航,迷津之宝筏也。必将有益当代,惠及后昆。爰成七律:

四字为文义蕴丰,中华言语自天成。
铅华洗尽色方显,典实揭穿意始明。
乐此不疲深有味,寻根究柢趣无穷。
洛阳纸贵腾声价,巨帙书成举世惊。

潘逊皋敬题

序言(季羡林)

序言
季羡林

刘洁修先生将其1989年出版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扩大为长达600余万言的《成语源流大词典》,通过我的学生黄宝生先生和郭良鋆女士,索序于我。原书有吕叔湘先生序。我何人哉!焉敢与叔湘先生并列!所以十分惶恐觳觫。李白的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正说明了我的心情。但是,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原因是,我似乎有一些话要说,想借题发挥一下。

想说的话,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题外,一类题内。仔细推敲起来,内外的界限也并不泾渭分明。俗话说“内外有别”,其实是难以做到的,我看就让它模糊一点吧。

先说题外的话。关于汉语特点的问题,学者们论之者众矣。意见虽很分歧,但确有极高的意见,真正搔到了痒处。有一点却似乎从来没有人谈过,我也是于无意中得之的。先讲一段经历。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大会,所以异常隆重,邀请了全世界友党的领导人参加,因此就需要翻译,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处,调集了全国的翻译人才,不管你搞哪一行,什么地位,只要外语好,就必须推掉一切工作,来京参加翻译处的工作。在开会之前很久,各路人马已经齐集西苑饭店。我属于德文组,也是兴奋异常,日夜奋战,丝毫没有感到疲倦。盼来盼去,开会的日子终于到了。会址是在政协礼堂,是当时北京最宏伟的建筑。翻译用的是同声传译的办法。代表们和外宾在楼下大厅里开会发言,同声传译的人坐在三楼上不同的小屋子里,手里拿着在西苑饭店译好的稿子,中外文两份,眼观和耳听楼下大厅里汉文或外文的发言,口宣外文或汉文。外宾发言比较少,大量的是汉文发言。我们满怀愉快,以为万事俱备,连东风也不欠了。焉知传译发言时却出了问题,汉文发言者在楼下发言,我们在楼上用最快的速度口宣夷语,等到汉文发言结束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时,我们传译者还没有能读毕译稿,弄得老外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不行的。最理想的做法是,汉外同时结束,然后同时鼓掌,这样才能隆重热烈,皆大欢喜。然而任何外语都做不到,译文都比汉文要长,有的还长得很多。

我因此顿悟出一个道理: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汉文是付出的劳动量最少的语言,用的时间最短的语言。几千年来,从我们的老老祖宗起就使用这种语言,我们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和时间,连用天文数字也是难以算得清楚的。汉语实际上是全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最优秀的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我们真应该感谢我们的先民。

可是汉语这个突出的优点,我还没有读到或听到任何中外学者谈到过。这并不奇怪,连我自己不也是通过一个偶然的事件才顿悟到的吗?

以上算是题外的话。

下面来谈题内的话,也就是汉语成语问题。我年轻的时候,除了《英汉词典》不离手外,很少查汉文词典。有时偶尔查一查《康熙字典》和《辞源》,其他几乎没有词典可查,我也觉得没有查的必要。我自认不是狂傲的人。当时大概主要是出于糊里糊涂的自信,才不查词典。到了年纪渐大,反而越来越觉得离不开词典。我的自信心与年龄适成反比:年龄越大,自信心越小。我认为,这不是倒退,而是进步。我现在查的词典,除了《辞源》与《现代汉语词典》外,就是一些《成语词典》。眼前这一类词典相当多,但是对我都有用。这是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逐渐发现,汉语是世界上成语最多的语言,任何国家的语言都难以望其项背。这又是汉语的最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之一。写到这里,读者一下子就能把这题内的优点和特点同上面讲到的题外的优点和特点联系起来。我上面曾说到“内”“外”难分,事情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成语多有什么优点呢?为什么汉语成语特别多呢?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合并起来加以答复,也是不困难的。专就优点而答复,一言以蔽之:它能大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这样一来,汉语在简洁之外,又增添了一个表达能力强的优点,真正是如虎添翼,可以睥睨一切了。至于汉语为什么成语特别多,这只能用汉语历史特别悠久,悠久到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事实来解释。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有天才的民族。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典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世界第一。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许多成语就产生于其中。成语是智慧结晶的结晶,决不可以等闲视之。

为什么说成语能提高汉语表达能力呢?语言的功能在于传递思想,表达感情,哪一种语言能传递、表达得最简洁而又充分,最明白而又含蓄,最丰富而又不枯燥,最生动而又不油滑,它就是最好的语言。汉语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成语多是主要的原因。

要举例子,那就多得不得了。一整部《成语源流大词典》可以说都是例子。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加以解释,以说明我的观点。我先举最常用的“司空见惯"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到处都能碰到,谁都懂得它的含义,可是读者必须分为两类。文化水平高懂得这个成语的源流的读者,看到了这个成语,除了理解它的含义之外,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联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欣赏这一段风流故事,而从中享受到更幽美的情趣。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则不过理解为“平平常常”的意思而已。

我再举一个例子:“亡羊补牢”。这也是一个非常习见的成语,谁都能理解,这是受到损失以后及时设法补救的意思。但是对我在上面说的两类人又有不同的作用。对文化水平低者,不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理解。对文化水平高的人则会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增加了情趣,他们会想到《战国策》中的那个故事,想到庄辛对楚襄王说的话:“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这也会增加说不出的情趣。

我再举一个例子:“高山流水”。这个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讲的是俞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伯牙意在泰山,子期就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过了一会儿,伯牙意在流水,子期就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这就叫做“知音”。钟子期一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因为“知音”已亡,再鼓就是“对牛弹琴”了。从此以后,“高山流水”就成了一个成语,或一个典故(羡林按:有不少成语和典故是难以区分的),含意比较丰富,最丰富的是表示知音、知己、友谊(死生不渝的友谊),有时也用来表示乐曲高雅精妙,如此等等。我个人每次读到这个成语或典故,心里总会涌起一股友爱、悲凉、孤独而又温暖的意识流,往往沉思半天。对一般不明成语来源的人来说,其含意不过是获得知己又失去知己而已。

像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可以举出成百上千来。我只举了上面三个例子,可以说是“鼎尝一脔”(羡林按:这也应该算是一个成语),举一反三了。上面三个例子都是源于中国古代典籍。典故都源于古代典籍,而成语只有一部分是,另一部分则来源于老百姓的活语言。专就来源于古代典籍的这不小的一部分来说,它们能够把几百年前的、上千年前的、几千年前的语言或者动人的故事,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在老百姓口中,重新焕发了青春,保住了活力,从而丰富了我们语言的表达能力,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流传下去,只要汉语不亡,它们就会永在。能够有这样一种语言,这样一种包含这么多成语的语言,这样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幸福。我决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成语,它们也是有的。但是无论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看,同我们的成语比,真如小巫见大巫(这又是成语),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上面,我把题外的话和题内的话都说了不少。虽然没能全说完,我看也差不多了。只要你稍一留心,使用汉语的人,不论是讲演,还是著述;不论是对话,还是独白,没有一个或多个成语者几希。连乡下不识字的农民都想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只是由于这个成语对他们太深奥,太陌生,在他们口中就变成了“以实求实”。这是我在乡下亲耳听到的,决非“假冒伪劣”。就连我在上面写的这些话中,也无意中使用了不少成语,因为它们最经济实惠,缺了不行。这个事实或这个道理相当显明,用不着再多加解释了。

只是还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说上几句。首先,在刘先生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吕叔湘先生的《序》中引了刘先生自己的话:“哪些是成语,哪些不是;哪些成语要收,哪些成语不必收,这就不容易决定。(中略)遇到这种情形,不得不自己划个界限,无法叫人人赞同。”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刘先生的意思似乎是想给“成语”下个定义,然后根据亚理士多德的三段论法来决定去取。下定义这玩意儿我认为是西方基本思维模式——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产品。想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下定义是缘木求鱼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的。刘先生自己划个界限,这就是最聪明的办法,是最佳选择。想叫人人赞同,一无可能,二无必要。“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其次,我想谈一谈使用成语与“转(读若zhuǎi)文”的区别。有时候似乎看不出什么区别。其实区别是非常大的。“转文”的意思,我想大家都会了解的。一些“半瓶子醋晃荡”的,念过一点旧书而又不甚通的人,为了自命风雅,显示自己的才华,引上两句古书,往往引得并不得当,却自鸣得意。这样的腐儒“转”的文,给人一种腐朽之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而使用源自典故的成语,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却往往能给人以清新之气。“转文”与使用成语的界限是必须严格划分的。

再次,我还想简略地谈一谈“典故”与“成语”的区别。这个问题上面已有所涉及。《现代汉语词典》也有现成的解释。可是我还觉得不够全面和确切。我觉得,只要引用古书中现成的词句或故事,这就是“典故”。引用得经常了,几乎达到尽人皆知的程度,这就叫做“成语”。成语的一大部分是与典故无关的。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汉语成语多四字?理论上的解释,我目前还作不出来。我只能笼统地说一句:这并不是汉人全都患了“四字狂”,而是由汉语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本来用两个字就够了,比如“扎实”,却非说“扎扎实实”不行。类似的例子还多得很。甚至连“认真”这样的词儿,有些人也非说“认认真真”不行,其中必有道理。从汉语诗歌的发展上来看,最古的诗是四言,《诗经》可以为证,后来到五言,到七言,有越来越多之势。但是到了七言却戛然而止,没有向九言或更多的言发展,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于胡适之先生解释骈文(四六文)四字句起源的问题,说什么“骈体文有欠文明”(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页262—264),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真正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刘洁修先生穷多年之力,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探幽烛微,功在士林,我个人十分敬佩。江苏教育出版社又慨然斥巨资,出版此书,亦为出版界极为难得之举,我也不能不表示我的敬佩。本来在文债重压之下,只准备写上几百字;然而下笔不能自休,竟写成了这样一篇四五千字的序言,并提出了许多可能是怪异之论,尚祈士林君子有以教我!

1996.11.22

自叙(刘洁修)

自叙

从1972年起,我为了编一本成语词典而开始搜集资料,过了8年之后,于1981年着手编写,至1985年底交稿付排,又过了4年,于1989年9月出版了《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以下省称《考释》),历时17年之久;从1986年开始第二次搜集资料,3年后转入大幅度的增补和修改,至1999年4月底脱稿,名为《成语源流大词典》(以下省称《源流》),再至此书出版,历时又是十五六个年头,这前后3。年,都是在跟成语打交道,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考释》作为《源流》的前身,荜路蓝缕,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当时图书资料严重不足,往往要借助于《佩文韵府》,比如遇到白居易、陆游的诗,就不得不从《全唐诗》或《陆游集》去查找。如果是绝句或律诗,费的劲儿还小一点,如果是多韵诗,那麻烦就更大了。为了查到一首诗的篇名而消耗两三个小时,已是家常便饭。到编《源流》时,已是改革开放之后,各类图书不断出版,资料卡片也进一步丰富,遇到的例证一般都有篇名,而《白居易集》《剑南诗稿》等书的后面都附有篇名索引,检索起来节省不少时间,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篇名出现歧异,就不得不从全书总目中寻检,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考释》和《源流》都强调征引上的严谨认真。《源流》在补收“桃李春风”一条时,其比喻义手头仅有清人的例证,而《汉语大词典》则引用杨万里《送刘童子》诗,为了用上这个时代靠前的书证,先是从《宋诗钞》中翻检,查不到,改从四部丛刊初编本《诚斋集》中去搜寻。无奈这个版本卷首没有总目录,就只得耐着性子一页一页地翻遍易于脆裂的四百余页;翻完一遍,稍微疏忽,从眼皮底下滑过去,那就不得不再翻一遍,终于在第二十三卷中找到了此诗。此时才长长地出一口气。

毋庸讳言,《考释》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又缺少收条上的平衡工作,以致条目遗漏较多,甚至连常见的一些成语,如“豆蔻年华、厚积薄发、锦瑟年华”等都漏收了。《考释》的收词主要立足于现代平面,多是常见常用的;汉语书面语在近百年来,经历了历史性变化,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风盛行以来,几十年前的书面语中的常见成语,已经很少见到了,这就给阅读晚清以前或更早的古籍带来很大不便,深感有编写一部历史性成语词典的必要,《源流》就属于这类成语辞书。

成语异体词条,《考释》多并在主条或某一副条之下,而《源流》则尽量分化另立副条。例如“向平愿了”,《考释》作“愿也作‘事’,‘了’也可提前而用”,而《源流》则单立“向平事了”和“了向平愿”的副条。义项分合、文字解释上《考释》《源流》也有不同。《考释》不分义项者,《源流》多划分为几个义项。成语中的用字往往不能以一般的解释去对待。例如“运斤成风”,《考释》将“斤”当成了斧头,就错了。斧头是竖刃,怎能面对面地抡起来削掉对方鼻端上的白垩?《源流》改为锛子,锛子横刃,抡起来削白垩就合乎实际和情理了。又如“心旷神怡”之原或作“神怡心静”,《考释》释为“精神愉快,心情宁静”,而《源流》后四字则改为“心境恬淡”,显而易见,“静”在这里与“旷”的意思近似,故宜释为“恬淡”。

古人云:“成如容易极艰辛。”《考释》是如此,《源流》更是如此。这两部词典都出自一人之手,除了家人和亲友曾经帮助抄写一部分词头卡片之外,从搜集资料,勾乙书证,按音序排列整理卡片,到逐条排比义项,编写注释、推敲音义,以及誊清等,都是一人亲自操作。《源流》补收了一些其他辞书未收的成语,在下定义时,几乎是一空依傍,只能依据手头的少量书证,绞尽脑汁,反复揣摩;拟出数次草稿,仍不满意,晚上躺在床上苦思冥索,偶尔灵机一动,更贴切的措辞浮现于脑际,于是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灯,将这一条的解释改定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源流》是在身患多种慢性疾病的情况下完成的。特别是1996年冬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赶进度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造成严重失眠,不得不靠安眠药来维持,以致一系列消化器官和心脏都因之受损。这也算是为完成一项事业所付出的代价罢。
下面拟就编写《源流》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谈几点感想和体会。

第一,图书与版本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而《源流》征引所涉及的图书充其量不过数千上万种。这数量极其有限的图书,却包含了中国典籍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的一部分以及说部中的一部分,此外,佛教经典和道藏也有所涉及。

△图书是资料的来源,图书的多寡直接关系到资料的充实与否。纵使个人财力有限,30年来购置的图书也不下数千册。由于居室狭隘,已是书满为患,一部分书只好堆积起来,寻找十分困难。在全力进行编写时,无暇勤跑书店,以致一些很重要的书籍错过机会,无缘买到。有的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古籍,错讹百出,个人购书又多“饥不择食”,以致买到一些很糟糕的校点本,如《水经注校》《研经室集》等,这些书不能用作范本。

△一些校点本古籍出版迟缓,即使能够买到,亦为时已晚,来不及利用。

△一些重要的诗文集,特别是宋人的文集,如《朱文公文集》《范文正公集》《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后村先生大全集》等等,多少家古籍出版社都迟迟不出校点本,连应急的影印本也不出;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在旧书市场上又大多购买不到,令人寤寐求之,终未获得。

△借图书馆室的书在抄录卡片时必须不厌其烦地将卷数、页码、标题、有关内容以及版本等作详细记载,以避免核对原书带来麻烦。

《考释》和《源流》虽然很注重版本,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五灯会元》本应统一用中华书局点校的二〇卷本,可是因其后出,《考释》主要用的是五七卷本,改不胜改,只好兼采两种版本;王安石的文集本当用《临川集》(解放初期出版过),却不得已用了手头仅有的“文革”时期出版的《王文公文集》;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由于未购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校点本,只好仍用广益书局的《竹坨诗话》;《水经注校》一书,因点校错讹甚多,不堪用作范本,故《水经注》一书未标页码。

此外,还有些大部头丛书,如影印扫叶山房书局的《百子全书》、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文明书局的《说库》等,因其版本低劣,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适当引用。

第二,资料的搜集与出处的落实

编写《考释》的最大困难是资料的匮乏,而编写《源流》仍然存在一部分条目的资料不足。提法上两者略有差别,那是由于已有了《考释》的基础,它的一大部分条目已具备了比较充实的书证,《源流》对这一部分条目多是源往上溯,进一步充实异体,改换较好的书证,也间或增添或分化义项。《考释》缺少四字成文例证的,《源流》多弥补上了。例如“杞宋无征”补了明·张岱、清·钱谦益和梁启超共三个例证。

至于出处的落实,需要“打破砂锅璺到底”的执著态度。比如“响遏行云”,很多辞书都引唐·赵嘏《闻笛》诗,查遍《全唐诗》有关卷以及逸诗、补编等均不见此诗,出处不能落实,《源流》就不能用。承蒙潘逊皋先生告我试查《千家诗》,殊不料果然在宋·谢枋得编的小册子《七言千家诗》卷下赫然载有赵嘏的这首诗。《全唐诗》固然不全,中华书局后出的三册《补编》竟亦漏补。出处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第三,成语之立目与书证的关系

在《考释》中未收“断齏画粥”,是因宋·文莹《湘山野录》诸多版本均不载范仲淹的这段故事。《源流》所以补收了,是在见到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九·范文正》引《湘山野录》有关记载;又见于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三之第四节。此外,还举了四字成文以及几个异体的例证。至此这个条目才得以成立。

第四,语源的考索和书证的征引

有些成语的源,只能从例证时代的先后来判断,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进行比较,很容易“坐井观天”、“管中窥豹”。如“擒贼擒王”,多数辞书均以杜甫的《前出塞》诗为书证,《考释》亦未突破。《源流》将语源上溯至《史记·匈奴列传》(引文从略),可知杜甫用此语是有所本的。又如“铜墙铁壁”,大多数成语词典都以《元曲选》或《水浒》为例证,其源则无从追溯。《源流》在第一节表出原作[金城铜郭],引汉·焦延寿《易林·一一·损之坎》:“金城铜郭,以铁为关,藩屏周卫,安止无患。”其含义与“铜墙铁壁”很相近,故用之为源。第二至第五节的“金城铁壁、铜山铁壁、铜崖铁壁、银山铁壁”均为宋人的书证,可以看出从“金城铜郭”到“铜墙铁壁”衍变的迹象。

在《辞书研究》上曾有人对“赴汤蹈火”的语源作过统计,有的成语词典认为出于《荀子·议兵》:“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这里所说的“赴水火”根本没有奋不顾身、不避艰危的意思,而是表示桀欺诈的结果是自取灭亡,如同入水则沉没,入火则焦烂。可见它不能作“赴汤蹈火”的语源。《考释》以为出自《淮南子》的“赴火蹈刃”,但把握不大。今《源流》将语源溯至《墨子·兼爱下》,其所谓的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赴水火而死,在所不辞,与《淮南子·泰族训》所说的“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如出一辙,可见以其为源是恰当的。

又如“无可奈何”,《考释》第一节以《庄子·人间世》的“不可奈何”为源,却将见于《周易·小过》的“不可如何”置于第三节的“无可如何”之下谓“原作‘不可如何’”,虽亦指出其为源,毕竟脉络不够分明。《源流》将“不可如何”提置于第一节,释为无可如何,而在“无可如何”下另加注释;此外,还引了一个清人的例证,表明此语既古老而又未丧失生命力,可见单立一目作为语源是必要的。第二节用《庄子》的“不可奈何”,并补了一个唐人的例证,亦表示后来沿用不替。第三节补了一个很重要的“末如之何”(很多辞书都单独立目),此语单是《论语》凡两见。《源流》取例止于唐代,其实一直到明清仍沿用不衰。例如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第一回就用了此语。

从正体“无可奈何”之下所列出的诸多异体可以看出:无可如何、莫可如何上承“不可如何”;无如之何、莫如之何、奈如之何上承“末如之何”;无计奈何、无计可奈、没计奈何、无其奈何、莫可奈何、莫之奈何、如之奈何、为之奈何、不奈何、无可奈、无其奈、可奈何等都上承“不可奈何”与“无可奈何”,源流的衍变,有迹可循。

第五,义项的确立、分合与正确解释

“矫枉过正”一语,《考释》未揭示其本义,只是笼统地将其本义以“语或本”的形式一笔带过;《源流》则分为两个义项,①义为:原指矫正弯曲的竹木,须趁其有一定湿度时用微火烘烤,然后撅至超过了直的限度,这样才能使其变直。用之于社会,表示纠正某种偏差、失误须采取偏激的做法,才能立见成效。

“素车白马”一语,《考释》未分义项,仅在《史记》的例证之后附注“这里用来表示亡国而投降”。而《源流》则分成三个义项,各有相适应的书证和异体:①指办丧事所用的白色或极朴素的车马。用来表示丧葬;在正体下加注:用于送葬、吊丧。多表示对亡友的哀悼。②古代凶丧舆服,用来表示亡国投降。③比喻钱塘江的所谓潮神伍子胥及其所驾驭的狂涛怒潮。其中③义是新增的,语本晋·刘道真《钱塘志》,宋人直至清人都有用例。如辛弃疾《摸鱼儿》词:“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清·许承钦《钱塘江观潮》诗:“霸气至今消不尽,素车白马驾虹霓。”有的词典引后一例却释为“指一般的白色车马”,未免隔靴搔痒。

《源流》补收了“走马章台”一语,共分三个义项:①原指长安城中一条妓馆密集的街道……后用来泛指冶游的场所;妓院。②指追欢买笑于妓女聚集的场所。③指到京城赴任;官于京师。其中①为名词性,②为动词性,③与娼妓无涉。均应一一以足资凭信的书证加以印证。可是,有的词典在引源之后释义为:“后因以‘走马章台’指涉足娼妓间,追欢买笑。”示例则有元·刘庭信《新水令·春恨》套曲:“想俺那多才,柳陌花街,莫不是谢馆秦楼,多应在走马章台。”其后又有:亦省作“走章台”,引宋·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之二:“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以上所引刘庭信之例为名词性,与“柳陌花街、谢馆秦楼”为同义语;所引苏轼之诗与涉足娼妓无关,后句的“走章台”与前句的“为郡”是相对而言。为郡即做郡守,亦即州官、地方官;而“走章台”显然是去做京官。此义当本唐·李商隐《柳》诗:“柳映江潭底有情?望中频遣客心惊。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声。”(见《玉谿生诗集笺注》二,人民文学出版社,490页)清·冯浩注:“走马章台,乃官于京师者也。”由此可见,《源流》将此语分为三个义项是符合语言实际的。

第六,书证的异文和考信

“如登春台”一语,有两本成语词典引《老子》二〇章,文皆作“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在《诸子集成》《二十二子》等本的《老子》却一律作“如春登台”;无独有偶,在一部大型词典的“春台”一词所引之《老子》,文亦作“如登春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过一番探索,最后才在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92年,142页)中找到答案。该书之注[七]谓:“王弼本‘如春登台’,河上公本作‘如登春台’。”该书并引毕沅云:“‘如春登台’,王弼、顾欢并同。明皇、易州石刻亦同。明正统十年《道藏》所刊明皇本始误作‘登春台’,陆希声、王真诸本并误,今流俗本皆然矣。”又引俞樾云:“按‘如春登台’与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台’,非是。然其注曰:‘春阴阳交通,万物感动,登台观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尝以‘登春台’连文,其所据,亦必作‘春登台’,今传写误倒耳。”陈鼓应于此加按语曰:“俞樾根据河上注文,说明河上本原作‘如春登台’,证之帛书甲、乙两本正作‘春登台’。”据此,《源流》收此语,引文即从帛书作“如春登台”,在引文之后交待:“此从王弼本,河上公本讹作‘如登春台’。”

另有一本成语词典在“责无旁贷”之下引《儿女英雄传》一〇回:“讲到护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责无旁贷者再无一人。”这话实在不通,找来原书一核对,原来“无”字本作“堪”,用“责堪旁贷”来读,意思就明白了:护送的责任除十三妹自己之外,可堪代替的人选,再没第二人了。将原来的“堪”强改为“无”以与本成语的字面相合,实为一种“断鹤续凫”的做法,既违背原作之意,也就失去作为例证的价值。同出一辙,在“章甫荐履”之下引《南史·刘虬传》(按:应为《庾肩吾传》):“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荐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一查原书,又是将原来的“翠”字改成了“荐”;手法相同的还有将《歧路灯》一一回的“看猫画虎”硬改成“照猫画虎”,擅改原文应是辞书编纂中的一大忌。

第七,条目和书证中出现的难解字词

△为了体现成语源流发展衍变的面貌,条目和书证中的古今字、俗体字等均依循原书版本,不擅加改动。例如:“水渰蓝桥”的“渰”同“淹”,此语多用“渰”,罕用“淹”,故不径改为“淹”;“放饭流歠”,“歠”不改“啜”,“啜菽承欢”中凡书证作“歠”者亦不改为“啜”;“诎寸信尺、誳寸伸尺”,诎、誳不得径改“屈”;“事豫则立”之豫不改“预”;《汉书·诸侯王表》之“挢抂过其正”,挢抂虽同“矫枉”,为存原书用字之貌、亦不得径改。

△条目中的通假字、异音字或难解之字均注音和诠释。例如“日饮亡何”,亡:通“无(無)”。直至清人沿用此语概作“亡”,故不得擅改;“师老力屈”,屈(jué):竭,尽;“视若土苴”,土苴(chǎzhǎ):渣滓,糟粕,比喻微贱之物;“短褐不完”,短(shù),通“裋”。“审时度势”之下又作“规时度势”,规:通“窥”;“求马唐肆”,唐:空,虚。

△例证中的难字、难词或僻典应附注。例如“瘦骨棱棱”引例有“圆目锐啄”,其中的“啄”音zhòu,通“咮”,鸟嘴;“花好月圆”之下又作“月满花香”,引《儿女英雄传》二九回:“如今从钢眼里拔出来,好容易遇着这等月满花香的时光。”其中的“从钢眼里拔出来”,在弥松颐先生的校注本和校释本中均未诠释。此语的关键字眼在“钢”,明乎“钢”为何物,此语即不解自明。原来钢是“釭”的假借字,釭是车毂中心穿轴的金属套。

第八,卷数与页码的标注

《考释》标了卷数,在辞书中首标页码,《源流》依旧。但《源流》编写时间很长,在体例上前后难免出现不够统一的地方,特别是页码标注问题较多,有的书应标而未标;有的书在做资料卡时未找到好的版本,待后来找到好的版本时,已很难把页码改回来了。

《考释》的“迫不得已”引了《汉书·王莽传上》九九上4057,按图索骥,一翻即得;如果既无卷数更无页码,那就须从《王莽传》上中下三卷共160余页中去寻检。有一本成语词典,在“自始至终”下引了《旧五代史·明宗纪》,而《明宗纪》共一〇卷,120余页,如不标卷数就不得不翻遍一〇卷,一直翻到卷一〇602页上才见到此语。这还算是花了时间不白费;也是在这本词典,“整躬率下”引《官场现形记》一六回,可是任你翻十遍二十遍,根本找不到此语。同是该书,“祖龙一炬”引《野叟曝言》一四八回,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校点本,却出现于一五二回。出现这类歧异,如果是因版本不同所致,那就必须交待所用的版本。

以上谈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成语中的语法问题就有其特殊性,比较复杂,须作专题进行研究探讨,这里不能过多涉及。但本书毕竟给成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辞书,给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借鉴和帮助。只有在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才能进行《源流》的编写,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源流》的出版问世。

在《源流》编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难题,这就需要借助于“他山之石”。在多位良师益友中,不能不特别表出田树生先生。在最近的六七年中,每遇到棘手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电话向树生先生求教。树生先生本着互相切磋、取长补短的态度对待每一次的请教,既满腔热情,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不把学问当成私有物,正是这种无私的精神,在回答问题时,总是将自己的见解和盘托出,使人获益匪浅,纠我认识之偏,匡我之所不逮。此外,也还有一些热心肠的朋友,曾给以这样那样的帮助和关心。让我一总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部词典能够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不能不着重指出,是因为江苏教育出版社不惜斥巨资出版此书。该社领导非常重视,以重点图书来对待。该社编辑同志极其认真,统一全书的部分体例,编制索引,以及繁重的校对工作,没有他们辛勤烦劳的工作,这本书的及时问世是不可能的。也请让我在此,向江苏教育出版社表示谢忱。

此书承蒙季羡林先生为之作序。这篇序文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对汉语成语作了中肯的剖析;全文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季老先生深厚的爱国热忱,读后令人油然生仰止之情。还有哲学家、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慨然题赠书名;潘逊皋先生也题赠七律一首,惟颇多赞誉之辞,实令人汗颜。但其热切期待之情,亦足感人肺腑,故不揣冒昧亦予以披露。让我以学子之情,谨向三位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

编著者
1999年8月于北京芳古园之蜗室
11月末病后出院改定

3.《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开明出版社,2009年



《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序(季羡林)

《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序
季羡林

刘洁修先生将其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扩大为长达七百万言的《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通过我的学生黄宝生先生和郭良鋆女士,索序于我。原书有吕叔湘先生序。我何人哉!焉敢与叔湘先生并列!所以十分惶恐觳觫。李白的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正说明了我的心情。但是,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原因是,我似乎有一些话要说,想借题发挥一下。

想说的话,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题外,一类题内。仔细推敲起来,内外的界限也并不泾渭分明。俗话说「内外有别」,其实是难以做到的,我看就让它模糊一点吧。

先说题外的话。关于汉语特点的问题,学者们论之者众矣。意见虽很分歧,但确有极高的意见,真正搔到了痒处。有一点却似乎从来没有人谈过,我也是于无意中得之的。先讲一段经历。一九五六年,中共召开八大。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大会,所以异常隆重,邀请了全世界友党的领导人参加,因此就需要翻译,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处,调集了全国的翻译人才,不管你搞哪一行,什么地位,只要外语好,就必须推掉一切工作,来京参加翻译处的工作。在开会之前很久,各路人马已经齐集西苑饭店。我属于德文组,也是兴奋异常,日夜奋战,丝毫没有感到疲倦。盼来盼去,开会的日子终于到了。会址是在政协礼堂,是当时北京最宏伟的建筑。翻译用的是同声传译的办法。代表们和外宾在楼下大厅里开会发言,同声传译的人坐在三楼上不同的小屋子里,手里拿着在西苑饭店译好的稿子,中外文两份,眼观和耳听楼下大厅里汉文或外文的发言,口宣外文或汉文。外宾发言比较少,大量的是汉文发言。我们满怀愉快,以为万事俱备,连东风也不欠了。焉知传译发言时却出了问题,汉文发言者在楼下发言,我们在楼上用最快的速度口宣夷语,等到汉文发言结束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时,我们传译者还没有能读毕译稿,弄得老外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不行的。最理想的做法是,汉外同时结束,然后同时鼓掌,这样才能隆重热烈,皆大欢喜。然而任何外语都做不到,译文都比汉文要长,有的还长得很多。

我因此顿悟出一个道理: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汉文是付出的劳动量最少的语言,用的时间最短的语言。几千年来,从我们的老老祖宗起就使用这种语言,我们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和时间,连用天文数字也是难以算得清楚的。汉语实际上是全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最优秀的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我们真应该感谢我们的先民。

可是汉语这个突出的优点,我还没有读到或听到任何中外学者谈到过。这并不奇怪,连我自己不也是通过一个偶然的事件才顿悟到的吗?

以上算是题外的话。

下面来谈题内的话,也就是汉语成语问题。我年轻的时候,除了《英汉词典》不离手外,很少查汉文词典。有时偶尔查一查《康熙字典》和《辞源》,其他几乎没有词典可查,我也觉得没有查的必要。我自认不是狂傲的人。当时大概主要是出于糊里糊涂的自信,才不查词典。到了年纪渐大,反而越来越觉得离不开词典。我的自信心与年龄适成反比:年龄越大,自信心越小。我认为,这不是倒退,而是进步。我现在查的词典,除了《辞源》与《现代汉语词典》外,就是一些《成语词典》。眼前这一类词典相当多,但是对我都有用。这是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逐渐发现,汉语是世界上成语最多的语言,任何国家的语言都难以望其项背。这又是汉语的最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之一。写到这里,读者一下子就能把这题内的优点和特点同上面讲到的题外的优点和特点联系起来。我上面曾说到「内」「外」难分,事情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成语多有什么优点呢?为什么汉语成语特别多呢?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合并起来加以答复,也是不困难的。专就优点而答复,一言以蔽之:它能大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这样一来,汉语在简洁之外,又增添了一个表达能力强的优点,真正是如虎添翼,可以睥睨一切了。至于汉语为什么成语特别多,这只能用汉语历史特别悠久,悠久到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事实来解释。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有天才的民族。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典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世界第一。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许多成语就产生于其中。成语是智慧结晶的结晶,决不可以等闲视之。

为什么说成语能提高汉语表达能力呢?语言的功能在于传递思想,表达感情,哪一种语言能传递、表达得最简洁而又充分,最明白而又含蓄,最丰富而又不枯燥,最生动而又不油滑,它就是最好的语言。汉语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成语多是主要的原因。

要举例子,那就多得不得了。一整部《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可以说都是例子。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加以解释,以说明我的观点。我先举最常用的「司空见惯」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到处都能碰到,谁都懂得它的含义,可是读者必须分为两类。文化水平高懂得这个成语的源流的读者,看到了这个成语,除了理解它的含义之外,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联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欣赏这一段风流故事,而从中享受到更幽美的情趣。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则不过理解为「平平常常」的意思而已。

我再举一个例子:「亡羊补牢」。这也是一个非常习见的成语,谁都能理解,这是受到损失以后及时设法补救的意思。但是对我在上面说的两类人又有不同的作用。对文化水平低者,不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理解。对文化水平高的人则会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增加了情趣,他们会想到《战国策》中的那个故事,想到庄辛对楚襄王说的话:「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这也会增加说不出的情趣。

我再举一个例子:「高山流水」。这个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讲的是俞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伯牙意在泰山,子期就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过了一会儿,伯牙意在流水,子期就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这就叫做「知音」。钟子期一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因为「知音」已亡,再鼓就是「对牛弹琴」了。从此以后,「高山流水」就成了一个成语,或一个典故(羡林按:有不少成语和典故是难以区分的),含意比较丰富,最丰富的是表示知音、知己、友谊(死生不渝的友谊),有时也用来表示乐曲高雅精妙,如此等等。我个人每次读到这个成语或典故,心里总会涌起一股友爱、悲凉、孤独而又温暖的意识流,往往沉思半天。对一般不明成语来源的人来说,其含意不过是获得知己又失去知己而已。

像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可以举出成百上千来。我只举了上面三个例子,可以说是「鼎尝一脔」(羡林按:这也应该算是一个成语),举一反三了。上面三个例子都是源于中国古代典籍。典故都源于古代典籍,而成语只有一部分是,另一部分则来源于老百姓的活语言。专就来源于古代典籍的这不小的一部分来说,它们能够把几百年前的、上千年前的、几千年前的语言或者动人的故事,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在老百姓口中,重新焕发了青春,保住了活力,从而丰富了我们语言的表达能力,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流传下去,只要汉语不亡,它们就会永在。能够有这样一种语言,这样一种包含这么多成语的语言,这样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幸福。我决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成语,它们也是有的。但是无论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看,同我们的成语比,真如「小巫见大巫」(这又是成语!),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上面,我把题外的话和题内的话都说了不少。虽然没能全说完,我看也差不多了。只要你稍一留心,使用汉语的人,不论是讲演,还是著述;不论是对话,还是独白,没有一个或多个成语者几希。连乡下不识字的农民都想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只是由于这个成语对他们太深奥,太陌生,在他们口中就变成了「以实求实」。这是我在乡下亲耳听到的,决非「假冒伪劣」。就连我在上面写的这些话中,也无意中使用了不少成语,因为它们最经济实惠,缺了不行。这个事实或这个道理相当显明,用不着再多加解释了。

只是还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说上几句。首先,在刘先生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吕叔湘先生的《序》中引了刘先生自己的话:「哪些是成语,哪些不是;哪些成语要收,哪些成语不必收,这就不容易决定。(中略)遇到这种情形,不得不自己划个界限,无法叫人人赞同。」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刘先生的意思似乎是想给「成语」下个定义,然后根据亚理士多德的三段论法来决定去取。下定义这玩意儿我认为是西方基本思维模式——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产品。想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下定义是缘木求鱼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的。刘先生自己划个界限,这就是最聪明的办法,是最佳选择。想叫人人赞同,一无可能,二无必要。「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其次,我想谈一谈使用成语与「转(读作zhuǎi)文」的区别。有时候似乎看不出什么区别。其实区别是非常大的。「转文」的意思,我想大家都会了解的。一些「半瓶子醋晃荡」的,念过一点旧书而又不甚通的人,为了自命风雅,显示自己的才华,引上两句古书,往往引得并不得当,却自鸣得意。这样的腐儒「转」的文,给人一种腐朽之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而使用源自典故的成语,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却往往能给人以清新之气。「转文」与使用成语的界限是必须严格划分的。

再次,我还想简略地谈一谈「典故」与「成语」的区别。这个问题上面已有所涉及。《现代汉语词典》也有现成的解释。可是我还觉得不够全面和确切。我觉得,只要引用古书中现成的词句或故事,这就是「典故」。引用得经常了,几乎达到尽人皆知的程度,这就叫做「成语」。成语的一大部分是与典故无关的。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汉语成语多四字?理论上的解释,我目前还作不出来。我只能笼统地说一句:这并不是汉人全都患了「四字狂」,而是由汉语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本来用两个字就够了,比如「扎实」,却非说「扎扎实实」不行。类似的例子还多得很。甚至连「认真」这样的词儿,有些人也非说「认认真真」不行,其中必有道理。从汉语诗歌的发展上来看,最古的诗是四言,《诗经》可以为证,后来到五言,到七言,有越来越多之势。但是到了七言却戛然而止,没有向九言或更多的言发展,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于胡适之先生解释骈文(四六文)四字句起源的问题,说什么「骈体文有欠文明」(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页二六二—二六四),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真正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刘洁修先生穷多年之力,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探幽烛微,功在士林,我个人十分敬佩。江苏教育出版社又慨然斥巨资,出版此书,亦为出版界极为难得之举,我也不能不表示我的敬佩。本来在文债重压之下,只准备写上几百字;然而下笔不能自休,竟写成了这样一篇四五千字的序言,并提出了许多可能是怪异之论,尚祈士林君子有以教我!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序(吴小如)





《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序
吴小如

刘洁修先生编著《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既蒇事,复于耄耋之年殚精竭虑,续成《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先生于是书,就古今典籍中凡汉语成语之传世者,倾全力广征博采,穷源竟委,上溯其本根,下析其枝脉,探幽抉微,钜细不遗;不独取材丰赡,抑且考订精审,诚近年学术界扛鼎之伟制。数年前曾公开付梓,惜有三不足焉。我国幅员广阔,兄弟民族各具不同语言,有语言即有成语;书名不标「汉语」,则界画不清;而[有]出版社于书名径删「汉语」二字,一不足也。先生此书稿本都七百万字,书成面世,仅馀六百万字左右,大非完书,二不足焉。未经作者同意,于成语具体内容随意增减,三不足也。今开明出版社乃悉据原稿,慨允以繁简二体汉字分别出版,是真学术界之大幸,亦出版界极可贵之辉煌胜业。窃闻开明出版社之前身,为六十年前上海之开明书店。当时不避艰难,毅然印行朱丹九先生(起凤)之钜著《辞通》,泽被士林,蜚声学苑,至今传为盛事。今《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之付梓,实远绍前修之美德流风,且造福于千秋百世。仆不惟为洁修先生庆,即开明出版社之壮举,亦当郑重表而出之。故不惮词费而略陈鄙见,是为序。公元二千零九年岁次己丑闰五月吴小如谨撰。

《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序(何龄修、薛鸿时)

《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序

何龄修、薛鸿时

刘洁修先生的巨著《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省称《源流大辞典》),将按作者手书约七百万字的原稿重排出版。我俩作为他二十馀年的老友,亦为之振奋。这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大事,也是国家文化事业的一件幸事。洁修先生隆情厚谊,征取小序。我们深感荣幸,不揣隔山之陋,乐缀数行感想,以附骥尾。

我俩与洁修先生虽同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但分属三个不同的研究所,彼此原不相识。后来,三家先后搬进同一宿舍大院,结为近邻,朝夕相见,散步聊天,渐渐熟悉,加以我俩都受洁修先生《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省称《考释词典》)教益,对其坚毅博雅,十分钦佩,于是友谊日笃,成为知交。说到《考释词典》,一九八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为今《源流大辞典》的雏形。《源流大辞典》的选目、写作、编辑诸原则和方法,内容的主要方面即条目取舍、溯源、释义、形态(包括规范形态、变异形态、省略形态,即正体、变体、略语),甚至书证出处写法等,在《考释词典》中都有科学的规定,经过实践已完全成熟。《源流大辞典》的弘大规模,也由《考释词典》奠定了基础。《源流大辞典》是循《考释词典》确定的道路进行的正常的、必要的扩充。

《考释词典》的撰著,昉自一九七二年,积近二十年的努力而成书。故语言研究所所长、语言学权威吕叔湘先生援笔作序,介绍作者说:「他做事认真,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可是他熟悉古书,却是后来才渐渐发现的。」怎样发现的呢?吕先生没有说。几年后我们听说过一件事: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提出建设「精神文明」,胡乔木院长想知道这一词语最早的出处。这个问题可难倒了许多博学鸿儒。语言研究所一名不起眼的助理研究员听说后,立即说:「梁启超。」他接着从卷帙浩繁的《饮冰室合集》中查得出处。这位虽无高学历、高职称,却有真见识、真学问的学者,就是刘洁修先生。这件事无疑给吕叔湘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吕先生后来又知道他独力编撰汉语成语辞典,表示赞赏,称誉为「一项巨大的工程」,「并不那么轻而易举」,「是很愉快然而很不轻松的工作」。吕先生深知这项工作的甘苦,在《序》中介绍给读者的,正是洁修先生从事这项工程的过程中说过的话,克服万千困难而获得的经验和体会。吕先生采取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

合并研读吕《序》、《考释词典》的《凡例》和《后记》,就知道从《考释词典》到《源流大辞典》最重要的特点,首推高度重视资料的原始性、完备性和可靠性。其他的特点,如成语释义的高度精确性,如成语的规范形态(正体)外并举其变异形态(变体)、省略形态(略语)等,都是从这个特点生发出来的,或者说这个特点为其他特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洁修先生认为,万千困难中,「最大的困难,归根结柢,仍是面临资料的匮乏」。成语的选目、释义、穷源、溯流、举证、排比、分合等等,任一环节,都要靠原始的书证资料说话,完全拒绝望文生义,拒绝推测。每条资料都要亲自到浩瀚的典籍海洋中翻找,以求探骊得珠。洁修先生根据经验和实例,表示对第二手资料不予信任。他说:「第二手资料往往不可信据,严肃认真的态度是逐一经过核实。」对资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充分反映出作者继承我国朴学传统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态度一丝不苟,极为严谨。他宁愿自找麻烦,自建词库,不借第二手资料解决问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从早到晚仔细研读典籍,理解透彻,从中找出成语,抄成卡片。辞典中每一条目、每一书证,都是这样取得的,否则宁可不用。如「堕甑不顾」,本可列为一条目,他知道元人谢应芳曾用过此语,但因没有借到谢应芳别集《龟巢集》全书加以查核,宁愿将其割爱。后来听说刘先生的家属设法在网上购到《四部丛刊》三编中的《龟巢稿》影印本,确认后,从中查出「堕甑不顾」四字成文例证,才据以补入此一成语条目。当我们从洁修先生的辞典中受益时,恐怕很难想象他为此项事业做过多大努力,耗费多少才智和心血,吃过多大苦头。他说,几十年间他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支撑自己进行不懈怠不停息的奋斗的。这与马克思关于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的名言,是完全吻合的。这不是拿刀山剑树、牛头马面吓人,只不过借以说明科学探索的艰辛。如同《西游记》中的唐僧,不经历八十一回险进鬼门关的大劫难的锻炼,是难以脱胎换骨,取得真经的。持续数十年的苦读深思,也极大地提高和进一步充实了洁修先生的科学素质,把他造就为奇才异能的大学者。读《考释词典》的《凡例》、《后记》,那样精深那样细致那样周全地梳理、分析、总结关于汉语成语辞典的种种问题的文字,不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在《源流大辞典》出版以前,广大读者和学人都是从《考释词典》受益。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所见的一些后辈,都还知道汉语成语的优美、丰富、简约、齐整,在写作时喜欢搬用,不容讳言也有人有掉文卖弄的习惯,就更加故意滥用。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学问的根柢疏浅,有时对某些成语并没有懂或没有全懂就望文生义、不懂装懂地用上去了。龄修很惭愧,在过去写的论文中两三处用过「空穴来风」这一成语,把它当做与凭空生事、无风起浪相似的意思。后读《考释词典》,见到这一成语的最完满诠释:「有了孔洞,才招进风来。」语出《庄子》:「空门来风,桐乳致巢。」「后来用『空穴来风』比喻自身存在着弱点,病菌、流言等才得以乘隙而入。」白居易诗句「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释义最明白。龄修于此深受教益,后论文结集,忙将误用处或涂抹或改易。还有一位学术名人自序其集,一上来就写道:「拙著」某集,「尺泽射貌,片羽吉光,不惭自秽,献给读者。」单说其中「片羽吉光」四字。据《考释词典》引《艺文类聚》、《西京杂记》、《十洲记》等为据,释吉光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片羽则「指吉光身上的一毛」。后来用「吉光片羽」比喻残存的极其珍贵的诗文、字画或其他文物。可见,无论「吉光片羽」还是「片羽吉光」,用来形容自己的文集,都有自吹自擂之嫌,且其论文绝非残留天壤的罕物,亦比拟于不伦。本想谦虚一下,由于不懂而滥用,结果适得其反。这就说明,认真读洁修先生所撰汉语成语词典,将提高人们汉语文素质,使之避免误用成语造成的尴尬,摆脱困境。《源流大辞典》、《考释词典》对维护汉语文的准确性、纯洁性,其功实在不小。所以说《源流大辞典》原汁原味不走样出版,真是国家文化事业的幸事。

为了集中精力完成这一大事业,洁修先生早早就办理了离休。尽管他家境并不宽裕,但也没有以职称、待遇为念,这就是蜗角蝇头,不为贤者所轻重之意吧。洁修先生采取这样罕见的步骤,当时却很少有人相信此类浩大工程能靠他独力完成。只有丁声树、吕叔湘两先生慧眼识人,一开始就给以关注和支持。《考释词典》问世后,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发表《「差强人意」究应如何理解?》一文,文中表示「此文稿酬应由刘洁修先生享有」,因为文章「全靠翻检刘书之后写成」。吴先生后来又发表《释「风流罪过」》一文,称赞刘书「释义精当」,「实获我心」云云。季羡林先生更慨然应洁修先生要求赐序,称其「穷多年之力,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探幽烛微,功在士林」。《古籍整理出版简报》也发表书评,一语中的,抓住了《考释词典》最具关键意义的特点,指出它与时下不少词典编撰盛行抄袭的风气不同,其资料都是作者直接从典籍中发掘出来的,选目、释义是作者研究原始资料的结果(书评题目、作者,因年久失记,此处据回忆略述大意,非常抱歉)。这些权威学者的表态和反应,说明刘洁修先生的汉语成语词典一经投向社会,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得到了热情的认可、积极的评价。国家也不会长期埋没真正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洁修先生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院老干部工作局批给一些经费。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推荐,他还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此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图书奖评委会曾授予「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洁修先生虽淡泊名利,但国家机关、学术团体的这些举措,毕竟表现出对他为辞书事业始终坚持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感人事迹的肯定和表彰,对他的愚公移山式的敬业精神、毅力和卓越的学术成就的认同和激励。

洁修先生在科学上是一位追求至善至精,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学者,总想把最完美的学术产品献给社会,留传后人。尽管《源流大辞典》出版在即,眼下却仍然沉浸在繁忙的修订补充工作里,大有生命不息则订补工作不止之势。我们知道,他还有数十盒卡片没有用上,还有古籍中夹着纸条没有把卡片抄出来,无疑还有许多可以收获的成果。但是科学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过程,没有或者不知何处是终点。汉语成语也由无数具有不同生命力的成语个体所构成,它们有的永存,有的衰朽,有的废弃,有的新生。这就先天地决定,科学工作是接力跑,大量的研究和撰述是要由后人去继续完成的。我们衷心地希望,洁修先生在付出智慧和心血数十年以后,享受若干年晚年生活。我们虔诚地为他祈祷,愿天假以年,寿至期颐,健康愉快,适意幸福!谨序。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北京

后记(刘洁修)

这部《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以下简称《源流大辞典》)是在《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以下简称《考释词典》)和《成语源流大词典》(以下简称《成语源流》)的基础上扩展修订而成的。

从1972年,笔者为了编一本成语词典开始搜集材料。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于198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语成语考释词典》。该书出版后,颇受广大读者欢迎和好评,多年来一再重印,被商务视做“品牌书”。

毋庸讳言,《考释词典》尽管对大多数成语的源流作了考证,但由于当时资料有限,编写仓促,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不足,甚至一些常见的词语,如“厚积薄发”“断齑画粥”“锦瑟年华”等都漏收了。此外,注释不够恰当或差误者,在《成语源流》和《源流大辞典》中都一一加以匡正。学海无涯,学问永无止境。然而生命有限,一息尚存,修订的任务也就不可能终止。

为了弥补《考释词典》的不足,在书稿交付出版社后不就,笔者遂决定再次着手收集资料,对其进行大幅度的增补和修改。其间虽年事渐高,健康频亮“红灯”,但始终“痴心不改”。至1999年4月底脱稿,原本300多万字的书稿竟增至约700万字,由中型辞书变成了大型辞书。初始拟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因故改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接手,于2003年出版,即《成语源流大词典》。《成语源流》出版后,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和众多读者的欢迎。更令笔者意外和惊喜的是,《成语源流》问世还不到一年,即荣获了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2006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推荐,中国辞书学会又授予笔者“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从1972年开始搜集成语资料算起,到1989年《考释词典》和2003年《成语源流》的出版,再到现在《源流大辞典》的出版,一晃已历三十七载。成语研究已经成为笔者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笔者的全部生命。“人生无奈老来何,日薄崦嵫已不多”,有生之年唯一的愿望就是为汉语成语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尽管《考释词典》和《成语源流》已相继出版,但自己对成语源流的研究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成语源流》在出版过程中删砍过多,以致一些重要的内容也被删掉,再加上自《成语源流》出版以后,又收集到一些新资料,结合这些资料的研究发现了《成语源流》的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弥补其不足,于是由开明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悉心修订且不加删节的《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

《源流大辞典》较《成语源流》主要有以下几点改进。

其一,在《成语源流》的书名前面恢复了“汉语”二字。季羡林先生在《成语源流》序言原稿的“成语”之前补加了“汉语”两字,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的题签原亦有“汉语”二字。考虑到任何国家、民族的语言都有成语,加“汉语”两字可以使书名更周严,更符合实际。

其二,《源流大辞典》补全了《成语源流》在出版时删掉的内容。由于删砍,一些重要的内容未能展现给读者,以致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源流大辞典》不加删节,按原稿出版,很好地保留了原著的面貌。

其三,《源流大辞典》对《成语源流》的一些不足和错误作了修订补充。

首先,《源流大辞典》增加了《成语源流》未收的二字和三字成语,以及一些五字以上的成语和部分被删掉的缩略语。

汉语成语固然以四个字的最多,却不宜因此而走向极端,排斥二、三字乃至十馀字的成语,单单以四字格编出来的词典,绝非汉语成语的全貌。大量的四字成语在运用过程中并非刻板地依样葫芦,几乎所有的地道成语都有散语的呈现形态,尽显其使用的灵活多样、丰富多彩。这正是汉语的一大优越性,是世界其他语言不可同日而语,也是他国语汇望尘莫及的。如四字成语“一叶知秋”“一傅众咻”,它们的源头本来都是字数多一倍的散句。前者原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后者原作“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并非紧为四字后,原来的散句就“寿终正寝”了,直至清代仍有照用原句的书证。例如,“故君子之儒,必使之由小学而后入大学,必使之由躬身行而后有文章,有内有外,有本有末。非渐磨岁月之久,吾未见其能君子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又未见其能君子也。”(清·齐周华《名山藏副本·下卷·答慈溪郑义门先生书》)“一傅众咻”是成语,这里偏不用四字的,却用十字的。可见,“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不宜被排斥于成语范围之外。

有些成语被分为两截,前后各四字,如果上下句是因果关系者,即使上下句均可单独适用或立目,两者仍由相互依附关系,其根是八字成语,而非四字成语。例如:“倒持泰阿,授人以柄”,很多词典都收为两个四字成语(《源流大辞典》亦不例外,俟修订时予以改正)。有的词典在“授人以柄”条下举例却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即使所举之例为单用的,也是现代杂志中今人的作品,缺乏说服力。其实早在宋代就已有人单用下句,但在行文中“授人以柄”的结果却隐约露出上句之因来。再比如:有个成语出自《庄子·骈拇》,原话为“凫颈虽短,续之则忧;鹤颈虽长,断之则悲”,缩略成四字即“断鹤续凫”。可见,成语的产生也有其发展衍变的规律,应顺其自然,实事求是,大可不必为法而自困。

其次,《成语源流》因为是简体排版,不可避免地因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的转换在成语的用字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源流大辞典》尽量予以订正。

成语中的用字很有讲究,尤其不宜以今代古,以所谓的正简而取消异繁。如“箇中人”“箇中甘苦”“箇中三昧”等等,《成语源流》全部弃“箇”而以“个”代之,是不太恰当的。其实,所引用的书证几乎全用“箇”,不但罕用“个”,甚至连“個”也少用。从唐宋以迄明清,“箇”字用得最多,其中必有道理,一时难以深究。为慎重其间,即采取尊重所用之书证,例文中凡原著作“箇”者,一概不随意改为“个”或“個”。在丁声树先生《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e”韵的“gè”音去声中,“个”“個”“箇”均为古贺切,三字并存,故不可偏废。此是音、义、词类皆同者,尚且须要根据书证区别对待,何况那些含义有差别、字音有歧异的字词呢!比如“春蒐秋狝”之“蒐”,《成语源流》将原稿之“蒐”改为“搜”,是不太恰当的。“蒐”是“猎、狩或阅”(如“蒐乘补卒”“简兵蒐乘”的意思),而“搜”则无此义。直至清末,尚未见到有人将“蒐狝”写作“搜狝”者。可见,成语用字直接影响到成语的意义,必须使用本字,以保持成语的本来面貌。至于有异音的繁简字,如果简化字不能表达其正确含义者,则不任意转换。

最后,《源流大辞典》还删掉了《成语源流》中引用例证方面的一些懈笔,同时还订正了古文献中的一些讹误。

比如,《成语源流》在“犁舌地狱”条中有一个副条“泥犁地狱”,例证是蒋士铨的《冬青树·勘狱》,就应予摒弃,因“泥犁”为梵语,意译即为地狱,“泥犁”之后连用“地狱”,岂不重沓?故《源流大辞典》已删此不规范的副条。

又如,付之祖龙,意即“付之一炬”,而《野叟曝言》一五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作“付之祖龙一炬”,有的成语词典取之为例证,《源流大辞典》因其重叠不合成语的规范用例而弃之不取。

再比如,《佩文韵府·拾遗卷九三·入声·四质韵·律》下引《贵耳錄(按:錄应作“集”)》,以“兀底律”为词目,某部大辞典即据此收录,释之为:“宋俗语,钱。”其下引宋·张瑞义《贵耳集》书证。其实,在汉语中根本就不存在“兀底律”这一所谓的词语。《佩文韵府·卷三八·上声·八荠韵·底》之下条目作“兀底”,引《贵耳集》行文却作:“晋王衍口不言钱,强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贪之谓也。”“阿堵”为六朝人口语,指示代词“这,这个”;“兀底”为宋代人俗语,亦是指示代词“这,这个”。“阿堵”与“兀底”两相对应,“律”字属下半句,是“约束”的意思。王衍为何不言钱?一则是自律,再则警戒人不可贪财,而绝不是“贪之谓也”;一字不求甚解,以至于将“阿堵物”与“兀底律”视为同义词。“阿堵”虽与“兀底”同为指示代词,但“阿堵”可作“阿堵物”的缩略语,即用来指钱;而“兀底”则无此功能,“兀底律”不是词语,当然也没有“钱”的意思,任何人也举不出当“钱”来用的例证。“阿堵”则不然,其用来指钱的例证信手即可拈来,如,“缠情阿堵”(《史可法集·四·勤王讨贼檄文》)、“任是亲女儿,还随阿堵移”(《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六)、“吾曹意气耻阿堵,挥斥黄金贱如土”(郁植《悲歌·其三》),(《清诗别裁集》卷七)。可以判断,“阿堵物”“阿堵”是有出典的成语,《源流大辞典》固当收录;“兀底”仅止一个历史上曾经在口头通用的指示代词,不具备成语的资格,《源流大辞典》固不当收录。多年的千虑一得,终于成帙。值《源流大辞典》告竣付梓之际,心中有很多的感慨让笔者难以释怀,不吐不快。

首先,笔者对开明出版社亲力亲为的领导和参与这部辞书出版工作的所有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在对《成语源流》的补充修订完成之后,欣慰愉悦之时,作者却又为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开始劳心劳神。正当侘傺无聊之际,大约在2005年春夏之交,笔者突然接到了开明出版社陈总编约稿的电话。当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陈总编当即表示愿登门拜访进行协商。于是,在短时期内该社长和总编即有“三顾茅庐”之举,其中一次是焦社长亲自一人驾车到敝舍恳谈。有感于开明出版社的诚意,笔者最终将书稿交该社出版,他们出版《源流大辞典》的初衷是想给出版界和辞书界留一本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书。开明出版社承诺全书将按原手稿排印,将其原原本本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由开明出版社全权出版《源流大辞典》的简体字本和繁体字本。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编校过程中,陈总编亲自阅稿勘正,遇到原稿讹舛,常常通电话协商订正。更令作者欣慰、悦服的是陈总编的审稿勤勤恳恳而又虚怀若谷,在很多问题的理解和观点上与笔者不谋而合,实获我心。举一个例子,“白云亲舍”和“不舍昼夜”,两个“舍”字原稿均注音为shè,《成语源流》都改为shě,第一个“舍”是指双亲居住的房屋,妄改为上声是错误的;第二个“舍”有人认为可以两读,如杨伯峻先生在其所著之《论语译注》中就持此说:“上声,同捨;去声,也作动词,居住,停留。”愚意以为读上声虽勉强可以讲通,却远不及读去声贴切通透。上声之义有:“弃”“置”“废”“除”“放”“纵”“投”“免”“去”“释”“罢”“解”“离开”“布施”等;而去声之义有:“居”“止”“息”“停”等。两相比较,前者诂训所用之字,字字不易解通,而后者均可名通,即以“居”而言,如“岁月不居”“日月不居”,“居”字为停留义,明了而确凿。陈总编与愚意相吻合,即此一端可见知音难遇,如果十馀年前得此笙磬同音,拙稿当可更上一个台阶!

此外,还要感谢社科院老年研究基金课题组的帮助!为了能积累更多的资料,自己要买好多图书。近年来个人财力拮据,而图书价格昂贵,新出版的古籍可资修订《源流大辞典》参考利用者甚多,比如《静志居诗话》就必须购买,以替代原所用的广益书局版的《竹垞诗话》。诸如此类的还有:《故训汇纂》《朱熹集》《范仲淹全集》《全唐文补编》《祖堂集》《越缦堂读书记》《李玉戏曲集》等等。一则作为释义参考,二则用于补充资料或核查词语。为此,作者平生第一次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老年科研基金研究课题经费,承蒙批准,获得两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这笔款项部分用于购置参考书,部分用于购买《源流大辞典》的样书。因《源流大辞典》部头大,价格高,稿酬微薄,故院老干部工作局领导给予特殊照顾,真可谓久旱之甘霖。

值得笔者永志不忘的是,北京大学资深望重的教授吴小如先生,本与笔者无一面之雅,却以数年的神交结下了深厚的文字因缘。今又承蒙不我遐遗,慨然为本书撰写序言,言简而意赅,唯过誉之辞不免令人惶恐惭怍,然而又是对笔者的一种鞭策,更是吴先生对此书寄予的殷切厚望。值本书即将问世之际,仅以瓣香之诚,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近两年来,关心和支持《源流大辞典》的朋友曾以多种方式给以协助,有的热情拨冗查考和答复所请教的问题;有的将自己读书所见笔者未收的成语书证特意函赐,他们对此书寄予厚望,企盼其出版对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这些良师益友,笔者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刘洁修
2008年11月15日于北京
2009年3月10日改定

4.《 汉语成语精华辞典》,开明出版社,2012年



题辞(欧阳中石)


独立成章句,天然集美图。
精华凝大典,缀玉聚珍珠。
拜读 洁修先生大作后得句
中石

主编序言(刘洁修)

主编序言
刘洁修

《汉语成语精华辞典》是在征求了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意见之后而定名的。其中,“精华”二字即包含了小的意思。编好这本辞典,首要条件是收条不能施之于滥;其次,所收之条目的出处要准确无误。故收录的成语最好是使用频率较高的成语。然而,高质量完成这项工作委实不容易,非得有二、三年的时间和下大功夫方可做好。

开明出版社集中人力物力,以《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为底本,择其精华,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件看似容易,实则颇费考量的工作,力图最大限度地将《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中有价值的内容展示给广大读者,其意可嘉!遗憾的是,笔者已届耄耋之年,体衰多病,视力模糊,虽有通览全稿的良好初衷,无奈已日薄西山,无能为役矣。

出版社领导坚持署笔者的名字,委以主编之衔,毕竟是名不副实的。既然主编的虚名推卸不掉,本书如果出现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错误,亦在所难免,祈望海内外读者不吝指正。

刘洁修
2011年7月

5.《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23年


修订说明(刘巍)

修订说明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以下简称《考释词典》)于198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作者的开山之作,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喜爱,不断重印,成为成语类畅销书。之后,作者将《考释词典》从中型辞书扩展成大型辞书,更名为《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以下简称《源流大辞典》),于2009年由开明出版社出版。时光荏苒,《考释词典》问世至今已历33年,《源流大辞典》也已出版23年,两部工具书有必要再次进行系统修订,以满足读者使用的新需求。

《源流大辞典》本次修订,在维持原有框架体系、保留原有特色基础上,以原版为底本,辅以《考释词典》附录的“熟语汇纂”部分,进行词条的增删调整。修订时坚持成语“溯源”和“流变”并重的原则,审慎而有系统。主要修订工作有:

一、梳理书证和优化释义。这是本次修订的重点。首先,增加了大量重要的书证,提前了书证的年代,设定了书证下限至晚清、民国。这既强化了成语的源头,也呈现并丰富了成语流变的复杂过程。其次,书证中的脱字、漏字、缺句者补之;讹误者改之;需要更换书证者则换之。同时,经过审慎考查,对照最新书证,对少量成语的释义进行完善。

二、增加词条。新增了一些词条,如“白首相庄”“画虎不成反类狗”“一喜一惧”“一笑置之”“徙木立信”等。

三、对人名进行注解并规范其用字,对地名等进行修订。书证中的人名有简称、别称的,或用括号随文补全称谓,或于书证外注出常用称谓或名字;规范历史人物名字的书写形式。古今地名、关名等由于时间推移,有变化的,进行修订。

四、字形方面,一简对多繁,括注繁体。书证与词条的字形不一致,注明原因。

本次修订,得到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原总编辑周洪波,副总编辑余桂林,汉语编辑中心副主任徐从权的全力支持;编辑董媛媛、陈锦剑参与修订,孙欣、白建利、程慧核查部分书证和其他资料,徐童、邓曼兰通读部分校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黄正建和孙景超两位先生,他们分别在唐代人物名字的发音和一些古地名沿革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限于水平有限,修订过程中难免百密一疏,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日后不断完善。

刘巍
2022年8月9日

序(吕叔湘)



我认识洁修同志二十多年了。起头是在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共事,后来是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共事。他做事认真,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可是他熟悉古书,却是后来才渐渐发现的。《中国语文》收到来稿,多有引用古书的,需要核对,因为除作者笔误外,还有从别人的著作里转引的,连作者也不知道引文有脱误。核对引文是枯燥无味而又很费时间的,只有洁修同志乐此不疲。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从事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编一部大型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对他来说,查古书是家常便饭。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问他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说还差得远。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他说:“您不会不了解这个工作的麻烦劲儿。第一,哪些是成语,哪些不是;哪些成语要收,哪些成语不必收,这就不容易决定。比如‘奇形怪状’有出处,你收了,那么,‘奇谈怪论’你收不收?也收。好,如果有一天又看见‘奇声怪色’,你收不收?遇到这种情形,不得不自己划个界限,无法叫人人赞同。

“第二,成语是不是都得有出处?这出处得有多老的资格?一千年?五百年?五十年以前的文章能不能算出处?手头只有《红楼梦》的例子,敢不敢说没有人在三百年以前就已经用过?还有,有些词语包含一个典故,或者出于古人的诗文,但是它不见于一般文字,这可以说是出处是有的,算不算成语倒又成为问题,怎么办?例如‘廉远堂高’‘渴尘万斛’。

“第三,很多成语的原始形式,也就是在它成为成语以前的形式,是不整齐的,比后来通行的形式多两个字,或者拆成两句,在逐渐变成成语的过程中又曾经有过多种异体,这些都是应该交代清楚的。例如‘寄人篱下’的最早的形式应该数《战国策》里冯谖叫人传话给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后来有《东观汉记》的‘梁鸿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庑下’,到了《南齐书·张融传》才是‘寄人篱下’;可是《梁书·刘峻传》里又是‘寄人庑下’(刘峻就是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这以后,又有写作‘依人篱下’‘寄人篱落’‘傍人篱壁’的。一个成语的多种异体,自然不必每个形式都另作正条处理,可是合在一条之内,也还是要分别义项,以类相从。有的虽然形式相近,但是寓意不同,前人从不乱用,咱们也就不能混为一谈;有的词典在‘骑马找马’这一条底下注‘一作骑驴觅驴’,在‘骑驴觅驴’这一条底下注‘一作骑马找马’,这就不妥了。

“第四,一个成语往往不止一种涵义,必须仔细审辨,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拔本塞源’除贬义的毁灭根本的意思,还有褒义的除恶务尽的意思,而通行的词典多只注前一义,不注后一义。

“以上种种,主要都要靠材料来解决,而材料是要逐渐积累的,不可能一抓一大把。”

经他这么一说,敢情编一本好点儿的成语词典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现在洁修同志的书已经编好,就要排印了。他高高兴兴的来请我写一篇序言,我就回忆他跟我说过的话,把它记下来,也让读者知道编这么一本词典是很愉快然而很不轻松的工作。

吕叔湘

1985年6月25日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修订本)序*(吴小如)

*吴小如先生的序文,原为《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修订本)而作,《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修订本)与《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修订版)内容联系紧密,故将吴序附此,一仍其旧。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坊间出版所谓《成语词典》,不知凡几。而仆最服膺者,厥惟刘洁修先生编著之《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此虽曰工具书,然而征引赅博,考订精详,视泛泛速成之作,无啻霄壤。盖先生用心立意,不惟务蕲取信今日之读者,抑且力图无负著书立说之古人。诚学术界之矩范,而足以昭昭传世也。然仆于先生心仪既久,而迄今竟未识荆。频年以来,但偶于电话中互致寒暄而已,此真所谓神交也。《词典》于1989年经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瞬历二十年。于是馆方有请于先生,拟以修订本重印发行。先生不我遐弃,索序于仆。人苦不自知,仆何人斯,殖学荒落,术业无专攻,岂可如河滨之民,效捧土塞孟津之妄!恳辞至再,而先生坚嘱勿拒。乃靦颜谬陈鄙见,以期无负于先生,所谓尽心焉耳矣。

夫学术式微,文化陵夷,俗所谓“滑坡”现象,本不自今日始,特于今为烈耳。学术文本伪劣盛行,剽窃成风,紫以夺朱,淆珠玑以鱼目,固不待言;即汉语成语之滥施误用,特定词语之望文生义,滔滔者无往而不在,习焉而不察,更成痼疾。此无他,专业之人既不学无术,柄其事者又从而迁就此辈不学之人,如水之日趋下流,积非成是,积重难返,即所谓滑坡现象也。近且有某高等学府,出版《新编成语大词典》,假“新编”之名,以约定俗成为借口,举凡世所误用曲解之成语,皆予以“合法身份”,是则近于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者矣。姑以“差强人意”一语为例。此语源出《东观汉记》及《后汉书》之《吴汉传》,本义当为使人满意。今人但见有“差”字,乃曲解为“使人不满意”。仆尝数作小文,屡言其用法之非是;终以人微言轻,不能力挽狂澜。而此《新编成语大词典》,竟罔顾自相矛盾之谬,既引原典出处,又许其公开误用“不满意”之曲解,谓当以“实用”为主。此仆所以称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非蓄意有所贬抑也。使为文者事前检《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于“差强人意”一语之外,尚可检得“殊强人意”“差慰人意”“差可人意”“差快人意”“差适人意”等相类成语(见初版第138—139页),则必不致误解曲解,可断言也。不此之求,转而为谬误使用者开脱,并从而为之辞,则文化学术之危机已迫在眉睫,非徒滑坡而已。视开国之初,执政者大声疾呼为祖国语言之纯洁健康而斗争,真若南辕北辙,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一至于是耶!然则洁修先生《词典》之修订本,其庶几为今日之中流砥柱乎!谨引领以望之,翘企以盼之。世有志士仁人,当不负洁修先生数十年之苦心,则尤私衷之所愿也。

公元二〇〇九年岁次己丑闰五月
吴小如谨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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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序言,有几处发现:

1.1985年吕叔湘先生所作序文,有一句“他说:您不会不了解这个工作的麻烦劲儿。”在2023版收录的手稿照片中,写作“他说:您不了解这个工作的麻烦劲儿。”没有“不会”二字。(此条由 匿名1664 指出)

查检1989年第一版的序言就是「不会不了解」。

有两种可能:
A.当年第一版就抄错了,误增两字,以后的版本沿用未改。
B.存在两种不同的序言底稿。

2.2009年开明版和2023年商务版,两版虽然都收录吴小如在2009年写的序文,但内容却不一样。也就是说吴先生在同年同月为同一部书写了两篇不同的序言,原因未知。

3.商务馆2023版修订说明:更名为《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以下简称《源流大辞典》),于2009年由开明出版社出版。……《源流大辞典》也已出版23年……
此说明写于2022年。2009年出版的书,到2022年只经过13年,并非23年。

4.2012年开明精华版主编序言:遗憾的是,笔者已届耄耋之年,体衰多病,视力模糊,虽有通览全稿的良好初衷,无奈已日薄西山,无能为役矣。
从这句可知,刘先生当年已疾病缠身。因此2023年商务馆修订版大概不是全由作者本人增订。
所以,经过刘先生本人审阅的2009年开明版仍不可偏废。

“不会不了解”,估计在收入吕叔湘先生序言时有意做了改动吧,目的是让语气缓和一些。下面的“首先”改为“第一”,大概为了跟后面的“第二”、“第三”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