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译者：冯奕达│出版者：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二○二○年一月│档案格式：EPUB│档案制作日期：2020/01/15│档案制作：群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何伟（Peter Hessler）

生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何伟自二○○○年至二○○七年间曾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同时也是《国际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长期撰稿人。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担任驻开罗记者，为《纽约客》撰写中东报导。

著作《消失中的江城》曾获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入选二○○六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两本书与《寻路中国》共同构成了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成为中国观察与非虚构写作的必读书单。二○○八年，何伟因其卓越的报导而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二○一一年，何伟以其笔下“敏锐观察中国平凡百姓如何应对改革时代社会快速变迁的复杂生活”之纪录，再获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表彰其写作成就。

译者简介

冯奕达

专职译者。政治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组硕士。译有《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世界帝国二千年》、《大人的地图学》、《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国与料理》、《帝国城市》、《不曾结束的一战》、《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献给国王的世界》、《职人新经济》等书。并以八旗文化出版的《帝国与料理》、《职人新经济》，两度获得“Openbook 年度好书．翻译书”殊荣。

献给道格．杭特（Doug Hunt）

Chapter 1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埃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第一天，阿拜多斯（Abydos）一片宁静。没有示威游行，没有骚动，警方无事一身轻。当时正值冬季考古挖掘期，只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这个月初，来自美国布朗大学的考古队发现一处洞穴，内有两尊奥塞里斯（Osiris）小型青铜神像、一尊童身荷鲁斯（Horus）小型石制神像，以及三百枚青铜钱币。

考古学家之前已经挖出一系列在古代便遭盗掘一空的陵墓，因此对这类遗物既不期待，也不抱希望。主持挖掘任务的罗瑞儿．贝斯多克（Laurel Bestock）当下的反应五味杂陈，除了发现文物的兴奋感，她也感到一阵紧张，因为考古队伍如今得应付来自安全与官僚行政等更加棘手的问题。当地警方通知上级，接着来了一位埃及古文物部（Ministry of Antiquities）的官员──这下子有很多文书工作得完成了。一连几天，贝斯多克等人长时间工作，费力清理、测量每一枚钱币与每一尊雕像；接着，工作人员将每一样拍照建档后的古文物锁进木箱，摆在皮卡车后车厢，由将近十名荷枪实弹的员警护送，运往当地首府索哈杰（Sohag）。

这些古文物本身不算特别有价值。没有任何一尊神像高于十英吋，这也让出发的大阵仗──卡车、警察、步枪，看起来有那么一点滑稽。钱币定年为托勒密时期中叶，介于西元前第三与第二世纪，以埃及学（Egyptology）的标准来说算非常晚期。对考古学家来说，这起发现的真正价值在于出土的环境背景，遗迹似乎曾因为某种古代仪式的施行而有所扰动。但大家不会在邻近村落谈这件事，谣言的炼金术必然会把硬币由青铜化为黄金，把神像从不起眼的小物件变成跟图坦卡门（Tutankhamun）的陪葬面具一样价值不斐的古物。对于这类考古发现来说，最糟的情况是社会秩序因文物出土而发生若干崩溃，但眼下没有理由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情。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统治埃及已将近三十年，首都开罗发生的抗议也鲜少影响到如此偏远的角落。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埃及“阿拉伯之春”的第二天，阿拜多斯风平浪静。

考古学家在当地聚落的西边作业，地点是个被村民称为“al-Madfuna”──“陪葬”（the Buried）──的古代墓场。“陪葬”有全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陵寝，也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尚未颓倾的泥砖建筑。该建物结构可以上溯到西元前二六六○年前后，墙高将近四十英呎，围出一块巨大的方形范围。没有人晓得它原本的功能，而它的阿拉伯方言名字──“Shunet al-Zebib”（葡萄干仓库）──则是另一个谜，人们向来认为这栋建筑是摆放货物或寄存牲口的栈房。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曾在此工作，他并未援引任何证据，便指称该建物为“某种警察局”；马里埃特担心有人劫掠，因此这个理论感觉上是他心态的投射──将近五千年来，盗墓向来是阿拜多斯挥之不去的问题。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埃及“阿拉伯之春”已经进入第四天，数以万计的人集结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而且不知是谁在附近穆巴拉克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中央党部放了一把火。

回来谈阿拜多斯，布朗大学的团队早已返家，另一支来自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的考古队此时也已经抵达。这支队伍正在修复部分的“葡萄干仓库”──平常大家都管这个结构叫“须纳”（Shuna）。纽约大学的考古团队由五十八岁的马修．亚当斯（Matthew Adams）率领，他有着西方人在撒哈拉工作一辈子的那种熟透外表，耳朵与脸颊全是红的，衬衫领口的印子已经永远烧灼在他的前颈与胸口上──这个Ｖ形象型文字的意思就是“埃及学家”。

亚当斯是第一个在这处墓场工作的美国人，他在阿拜多斯的职业生涯正好跟穆巴拉克的政权跨度一致。一九八一年秋天，亚当斯还只是个大学部实习生，而那年十月，埃及总统安华．沙达特（Anwar Sadat）在开罗阅兵时遭到暗杀。暗杀事件过后，副总统穆巴拉克登上大位，首都情势保持平稳。除了警力增加之外，阿拜多斯没受到什么明显的影响。身为实习生，亚当斯分配到的是初阶工作，要帮上千片古代陶片分类。在他的回忆中，沙达特遭到暗杀身亡的那年秋天，是他在埃及经历过最为无聊的考古季。

那次经验影响了亚当斯对解放广场抗议初期的反应。纽约大学的行政人员开始讨论撤离队伍时，亚当斯表示反对。他晓得，假如外国人离开在墓地现场栖身的发掘屋，遗址恐怕就会遭到掠夺破坏。但到了二○一一年二月一日，已经至少有二十万人聚集在解放广场上，全国警方离开各地的岗位，暴徒也占领了几处监狱。有人袭击钠谷监狱（Wadi al-Natroun Prison，位于开罗北方的沙漠），释放成千上百名罪犯、政治犯与伊斯兰主义者，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ed Morsi）的穆斯林兄弟会领袖。

囚犯攻破监狱后，亚当斯决定撤离。相关人士花了三天才安排好一架飞机，将考古队直接从卢克索（Luxor）载往雅典。前往机场的路上，考古学家们想办法安排了一条经过麦当劳的路线，但革命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卢克索的麦当劳加盟店已经无餐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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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离开不过几小时，盗墓者就出现在“陪葬”。发掘屋雇有私人警卫，假如问题严重，警卫通常都会打电话找警察。但如今警方没有回应，警卫们把第一批小偷赶跑，等到几小时后的凌晨两点半，又来了更大一批人。那些人脸上都戴了面具，身上也带了挖掘用的工具。那些人径直面对警卫，警告他们如果不放弃遗址，就要杀了他们。

管理发掘屋的人是艾哈迈德．拉札布（Ahmed Ragab），年纪将近四十，冷静、可靠，来自遥远南方的亚斯文（Aswan）。外国人在埃及进行考古遗址挖掘工作时，通常都会雇用埃及其他地方的人来担任管理者，如此这个人才能不受当地家族与部族压力所影响。艾哈迈德晓得，这种压力同样是他面对盗掘者时最大的希望。对方有许多人拿了枪，但只要他们来自阿拜多斯，也许就不会射杀没有武器的遗址警卫；但如果歹徒是外地人，恐怕就不明白这种不成文的规矩。

对艾哈迈德来说，他反而不太担心文物遭窃。经过几千年的劫掠，以及后来超过一世纪以上的专业考古挖掘，多数容易找到的有价物品早已从墓群中取出了。但盗掘者对此完全不了解，他们在黑暗中快速发掘的作法，很可能会伤害到地底下尚未经过仔细研究的结构。许多小偷必定是听说了最近发掘出的雕像与硬币，因为他们瞄准的就是出土上述物品的地点。

二月十一日，一名政府官员在国家电视频道宣布，穆巴拉克已辞去总统一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外地人开始来到“陪葬”，有些人是受到上埃及地区悠久的传统巫术信仰所驱使。一天傍晚，警卫们逮到一名来自南方城镇、距离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拿戈玛第（Nagaa Hammadi）的年轻盗掘者。这名年轻人在接受审讯时说，村里的长老作出预言，表示在阿拜多斯可以找到宝藏。艾哈迈德试着联络警方，但警方仍然没有回应，警卫们只好放了这名盗掘者。

艾哈迈德除了有管理手腕，还是个木工好手。为了保护这处遗址，他决定做最后一件自己能力所及之事。他把旧木料、钉子和油漆堆进发掘屋，然后开始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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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土地分成上埃及与下埃及：南方在“上”，北方在“下”。由于现代人是用罗盘来定位方向，而非河流，因此古埃及人的这种划分地理方式会让现代人感到困惑。就这一点来说，人们的想像必须重新校准。

甚至连最基本的地貌也让人很难领会。以上埃及来说，尼罗河在北非高原上凿出一段深深的峡谷，有三千万人以此为家，比黎巴嫩、约旦、以色列与利比亚的总人口还多。但所有这些上埃及人都集中在一处河谷地，许多地方宽度不及十英哩。这条绿带仿佛一座拉长的绿洲，在大沙漠的包围下有如银河。来到阿拜多斯，要是你从尼罗河畔出发往西走，下一条你能遇见的河流将会位于南佛罗里达。

“陪葬”就像是踏入这片广袤荒野的第一站。它位在一片与可耕地邻接的宽广岩架上，从泥地到沙漠的转变就像地图上的国界线一样抢眼。墓群这里没有村落，事实上根本是寸草不生；大片的沙子与碎石几乎延续一英哩，直至峡谷的西壁。这座峭壁高五百英呎，被一道干河床切穿，蜿蜒至北非高原。在古代，这道河床据信是来生的入口──灵魂顺着峡谷走，走向不可思议的落日。

最早统一埃及的王室世系将他们的陵墓建造在干河床的河口处附近，埃及已知最早的书写文字（约在西元前三三○○年前后出现）就是在这些墓穴中所发现，象形文字刻在象牙制的标签上，毕竟当时大象仍游荡在埃及高地上。到了第一王朝开始时（大约西元前三○○○年），法老已经从接近今日开罗的地方开始统治，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同时控制上埃及与下埃及，但他们仍会返回阿拜多斯兴建陵墓并进行仪式，阿拜多斯因此被称为历代祖先的故乡；而墓群最终变成朝圣的地点，一千多年来，埃及各地的人聚集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奥塞里斯神节日。古埃及人称这个地方为“圣神的台地”（Terrace of the Great God）。它孤绝，却可以到达；它神秘，却又可见；它毫无生机，却有王族与圣神为之添色。马修．亚当斯把它描述为某种剧场，“陪葬”是舞台，峭壁是背景，村落是观众，至于最早踏上这座舞台的演员，则是确立政治权力精髓的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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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被迫下野那一周，艾哈迈德在发掘地点打造了一个方型的大木箱子。这个箱子长十三英呎，高六英呎，底部保持悬空，只有用箱内的支柱来支撑。箱子的边缘非常平整，艾哈迈德把箱子漆上很深的蓝黑色。

有一群盗掘者胆大包天，居然开了一辆推土机进“陪葬”。最后一座埃及王族金字塔的遗迹就在这里，位于发掘位址的南端。这群推土机盗掘者就在倾颓的遗址前挖了一道十英呎深的壕沟，另一群盗掘者则跑到西峭壁底下，垂直往下凿了十几英呎，只是他们没能挖进任何陵墓。但搞不好是哪位长老告诉他们可以在峭壁下找到宝藏吧！？

艾哈迈德在距离阿拜多斯以东约六英哩的地方行政中心拜勒耶纳（Balyana），买了假的警车警示灯，他把警示灯装在自己做的木箱上，还装了警笛。其他的警卫则帮他把箱子抬起来，摆到他那台四轮传动的大发汽车（Daihatsu）上。在阒黑的天色下，这辆车有了绝佳的伪装，跟任何一辆观光景点皆可见的装甲运兵车（APC）十分相似。

白天时，艾哈迈德会把这个木制APC架藏进“须纳”的围墙内。到了晚上，艾哈迈德和其他警卫就开着这辆假的APC在“陪葬”周围转，闪警灯、鸣警笛。不久之后，村里便有了这样的传闻，说警方又恢复值勤；此举也让奥古斯特．马里埃特的理论──“这座泥砖结构是警察局一说”化为现实。

除此之外，要想保护遗址已是别无他法：每天傍晚开进“陪葬”，鸣警笛、闪警灯，破晓之前把假APC停在“须纳”里，日落之后再来一次。几个月后，许多参与“阿拉伯之春”第一波浪潮的埃及人也用类似的方式体现了自己的经验。除了眼下，似乎什么都不存在，无暇计划，也无暇记忆。但秩序终于多少恢复了一些──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在开罗成立过渡政府，承诺举办民主选举，选出新国会与新总统。解放广场一片欢腾，街头冲突画下句点。到了三月下旬，真正的警察恢复在阿拜多斯的巡逻。一旦紧张的时刻过去，秩序恢复正常，人们也开始思索不久前发生的一切有何价值，以及接下来又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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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用两个词来指称两种不同的时间：“djet”与“neheh”。这两个词无法翻译成英语，当代人的心智恐怕也无法领会。在你我的世界，时间是一条直线，一个事件延续另一个事件；而这些事件的积累，以及有影响力的人所采取的行动，便造就了历史。但对古埃及人来说，时间并非线性，而“事件”──“kheperut”──则是个启人疑窦的概念。事件是异常，事件是脱轨，事件中断了世界的自然秩序。古埃及人对历史存在方式的定义与我们不同。古埃及人从西元前三三○○年就在书写，到了西元前三三二年──也就是遭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时，他们仍然在书写。但放眼这三千多年，他们却从未写出任何在现代意义下堪为历史著作的作品。

“Neheh”是循环的时间，跟太阳运行、四季递嬗，以及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洪水有关；它会重复，它会重现，它会重生。另一方面，“Djet”则是不变不动的时间；每当旧王死去，他便会进入“djet”，这是诸神的时间。神庙过的时间是“djet”，金字塔、木乃伊与王室艺术亦复如是，不时有人将这个词翻译为“永恒”，但“djet”同样能用来描述“完满”的状态。也就是说，处在“djet”的事物已经完结，但不会消逝，而是永存于当下。

诸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并非永恒。借埃及学家艾瑞克．霍农（Erik Hornung）的话来说，世界是座岛，“介于空无与空无之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将会消失。但古埃及人并不执着于预测其未来，就像他们对过去的分析、回想并不关心。也许当时间并非线性时，会比较容易聚焦于当下。芝加哥大学学者雷蒙．约翰逊（Raymond Johnson）曾经写道，古埃及人“视正常的时间为循环，表述着无止境重复的现在”。约翰逊相信这是对南方地貌的本能反应。根据他的观点，“neheh”的灵感得自于河谷的循环，而“djet”则反映沙漠的无时间性。正是这种极为不同的地貌之接近──从“陪葬”到田野的剧烈转折──让埃及人能够擘划出两种时间。无论在上埃及何处，你都能从永恒走进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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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亚当斯率领纽约大学团队重返阿拜多斯时，已过了将近两年，他们也对革命进行了一番考古研究。这段时间里，盗贼早在墓地挖了超过两百个大坑，当秩序恢复后，当局便急忙把每一座坑给填实。如今，亚当斯与他的团队几乎重新挖开所有大坑，用卫星技术测量、制图。队伍包括四名挖掘人员、三名文物保存人员、两名测量员、两名建筑专家、一名摄影师，以及来自埃及古文物部的两名督察，他们还雇用了超过五十名当地工人。一具高十五英呎的特制折叠梯让摄影师能从上方拍摄挖掘坑，这般景象看起来就像犯罪现场的记录──有些挖掘坑里会有盗掘者留下的弹壳，是他们为了威慑警卫而对空鸣枪后留下的。相形之下，其他文物显得平凡无奇。

“这边有烟屁股。”

“堪称本日最大发现。”

“是有滤嘴的吗？”

“这滤嘴显示烟屁股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

“外型是圆的。古埃及人没有这种圆的东西。”

沙里挖掘出一道环形砖墙的部分构造，古代陵墓从未采用这种形状。亚当斯跪下来研究砖头，身旁是年轻的美国考古学家凯特．史考特（Kate Scott）。两人都戴着挡太阳用的宽沿帽──此时是早上八点，阳光早已毒辣。

“他们削掉了墙顶，”史考特说，“这边显然有出现扰动，结构有受到影响。但不清楚这结构是什么。”

“这种砖头经过热处理。”

“无庸置疑。这些不是古代的砖头。”

“盗掘者看到这道墙，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亚当斯说，“他们把墙削掉了一点。但在这一块，他们看起来没那么笃定。”

亚当斯推测，这道墙可能属于一九五○年代的一间牧人小屋，抑或是前几代考古学家留下的田野小屋。盗掘者的无知以及他们的随机挖掘，则是亚当斯决定发掘这些坑洞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盗贼等于帮调查带来了指引。他们已经挖了墓场的多数区域，只要顺着他们的脚步，考古学家就能一窥整个遗址的地底结构。有朝一日，这些信息便能用于规划未来的挖掘。盗掘者挖的洞已经揭露了一项重要发现：有一区“陪葬”在新王国时期（始于西元前十六世纪）便被当成上层社会的墓地。

这一带的许多地方早在一世纪前，也就是考古学的早期年代，便已有过专业挖掘。当时的学者手脚很快，而且重点通常放在为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起出文物。相关纪录若非不足，就是根本不存在，许多细节都不见了。今天，考古学家总是一丝不苟地拍照、测量，随后重新回填他们的挖掘坑，这是因为保存古代结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永远留在地底下。考古学家晓得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其他学者为了研究我们这辈人没能参透的事物，而带着更优秀的手法或科技前来。

在“陪葬”这座大舞台上，一开始的演员都是王族，但此后也有其他无数的人扮演他们的角色。单一考古遗址有可能接连受到古代盗掘者、十九世纪考古学家、现代盗掘者，以及解放后的考古学家所挖掘，挖的全是同一块地方。人们来来去去，就像一个个的王朝与政权，沙子移开，填回，然后又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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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重回岗位之后，艾哈迈德便把假APC拆了。他觉得自己不再需要这东西了，但假APC的点子倒是重新引发他对木工的兴趣。一年后，亚当斯返抵发掘屋，惊喜发现多了两张新床和两个新衣柜，都是漂亮纯手工打造的。

革命初期的经验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艾哈迈德的习惯作法。他在“阿拉伯之春”其中一段比较平稳的期间重返拜勒耶纳，去了一趟相关的政府部门，填好必要的表格，获得购买与携带手枪的许可。

Chapter 2

我带着家人，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个秋天移居开罗。我们抵达的时候是二○一一年十月，城里的光线正是在一年中的这个时间开始转变。白天仍然因炽热而视线模煳，但晚上常有来自北方、也就是从尼罗河流入地中海之处吹来的微风。经过几星期时间，微风缓缓将夏日的强光从天空中洗去，这座首都的轮廓细节也愈发鲜明。沿着尼罗河，桥梁下的影子渐深，河水也从单调、融化的灰转变为沁凉的蓝棕色阴影。日暮时，连破旧的建筑都有着金黄色的光彩。景致延伸进了冬天，有那么几个片刻，我发现自己身在某个高处时──像是公寓的上层、高速公路高架桥，便能清楚看见吉萨（Giza）台地上的金字塔。

我们住在扎马莱克（Zamalek）的艾哈迈德．赫什马提街（Ahmed Heshmat Street）。扎马莱克是个位于尼罗河细长岛屿上的城区。传统上，开罗的中上阶层以扎马莱克为家。我们租了某栋房子一楼的宽敞空间，这栋房子就像这条街上的许多建物一样，美丽但褪色斑驳。我猜，房子八成是在一九二○年代或一九三○年代兴建的，因为立面用了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垂直线条润色，屋前锻铁栅栏的格栅形状就像蜘蛛网。

这个“蜘蛛网”结构在房子里里外外不断重复，我们的前门有黑色的小蜘蛛网装饰，阳台与门廊也有结了网的扶手；我们的公寓有座小花园，一部分被更多的锻铁栅栏围住。当我问起房东太太这些蜘蛛网的涵义时，她耸耸肩，说她不晓得；等到我问起建筑物的年代时，她的反应还是一样。她跟扎马莱克的一些房东一样，都是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这些地主通常是在一九五二年、也就是埃及上一回革命的骚动期间获得这些建物所有权的。当时，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Gamal Abdel Nasser）推行若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他的政府也把许多生意人赶出了这个国家。房东太太告诉我，这栋房子属于他们家族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对于原本的业主，她一无所知。

在房子的低楼层，很少有东西大幅翻新或大修的迹象。电梯看来跟建筑本身一样老旧，搭电梯前也要穿过铁蜘蛛网门。老式电梯车厢以重木雕刻制成，在门后的暗井上上下下，仿佛某种拜占庭风格的石棺。车厢那扇网状铁门的空隙很大，电梯经过时，是可以伸手穿过空隙去触碰电梯的。我们搬进来不久前，就有个住楼上的孩子被电梯夹住了脚，断腿的情况严重到得送往欧洲治疗。

“安全”在开罗老城区向来不具优先地位，安全的标准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更是低落。停电稀松平常，自来水更是时不时整天停用。不过大多数的东西不知怎的都还能发挥作用，就只有初来乍到者很难感受到系统其实有在运作。每个月都会有人来敲一次门，礼貌地要求进屋，查看厨房里的瓦斯表，接着当场秀出帐单，还有另一个人会定期出现收取电费。这些人都没穿制服，也没有出示任何身分证明，而且从清晨到深夜的任何时间都有可能现身。

垃圾清运的过程更是匪夷所思。房东太太吩咐我把家里所有的垃圾都摆在厨房外、通往逃生梯的小门前。没有清运时程，也没有指定容器；我可以装袋子或箱子，或者我也可以就把垃圾零零碎碎丢在外头。清运工作是由一位名叫扎伊尔德（Sayyid）的男子处理的，他并非政府所雇用，亦不属于任何私人公司。我向房东太太问起清运月费时，她说我得自己跟扎伊尔德谈。

一开始，我完全没见过他。每隔一两天，我只要把一袋垃圾摆在逃生梯旁，垃圾就会马上消失。这种隐形服务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后，厨房响起了敲门声。

“Salaamu aleikum”（祝你平安），扎伊尔德在我开门后说。他没有握手，而是抬起他的上臂，让我看清楚他的衣服。“Mish nadeef”，他微笑解释：“不干净。”他让我看他的手掌，脏得有如旧皮革，手指则粗糙得仿佛戴着手套。

他身高顶多五呎多一点，头发微卷，胡须精心打理过。他肩膀宽阔，当他伸出手时，我注意到他前臂上的青筋浮起，一如举重选手。他穿着宽松的蓝衬衫，宽大、脏污的长裤系了皮带，过大的皮鞋就像小丑的鞋子一样摇来摆去。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衣服之所以都太大件，是因为都是从大尺码的人所丢的垃圾里捡来的。

为了怕我跟不上，他讲阿拉伯语的速度很慢，解释说自己是来收月费的。我问他多少钱。

“你想付多少就付多少。”他说。

“其他人付多少？”

“有人付十镑，”他说，“有人付一百镑。”

“那我该付多少？”

“你可以付十镑，你也可以付一百镑。”

他不会所谓的讨价还价──讲的数字都没变过。他丢出的这些数字就像足球场上的底线，把一整片空旷地都留给我。我最后给他四十埃及镑，相当于美金六块半，而他看来挺满意的。在后来与扎伊尔德的对话中，我得知住在楼上的路透社外电记者一个月只付三十镑，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没错──一名杂志长文作者可能比某个为电讯社工作的人制造更多垃圾，这感觉挺合理的。

自从见过扎伊尔德之后，我就常在附近看到他。他总是大清早出现在街上，拖着巨大帆布袋装的垃圾，在中午左右到“Ｈ自由”（H Freedom）贩卖亭小憩，位置就在我们花园围墙的另一侧。贩卖亭的老板是个严肃的人，额头上有块瘀青色的祈祷痕──有时候虔诚的穆斯林男子会因为祈祷时用额头触地而生出这个痕迹。这座贩卖亭已经在此好几年了，自从穆巴拉克失势后，老板为了纪念革命便将之改名为“Ｈ自由”。这是很受当地男人欢迎的小聚场所，每当扎伊尔德坐在里头时，总是向行人大声招呼。他似乎认识住在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

一天下午在贩卖亭附近，他向我走来。“你会讲中文，对吧？”他说。

我回答说会，只是我实在不晓得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有东西想找你帮忙看看。”他说。

“是什么东西？”

“不要现在讲，”他讲话变得小声。“最好在晚上讲。跟药有关系。”

我告诉他，晚上八点有空。

＊＊＊

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对“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大为惊讶，这真的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来埃及之前，我在中国生活超过十年，也在中国认识我太太莱丝莉（Leslie）＊。莱丝莉也是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出身背景很不一样：她生于纽约，是华人移民的女儿，而我则出生于密苏里中部；但某种类似的不安于室，驱使我们离开美国，先是欧洲，而后亚洲。直到二○○七年一起离开中国为止，我们成年后的生活几乎全是在海外渡过的。

当时我们做了计划，打算搬到科罗拉多州西南的乡下，从都市生活中暂歇，还想生个孩子，之后再到中东生活。我们对于去个完全陌生地方的点子都很喜欢，也都想再学一种丰富的语言。我很期待造访中东的考古遗址，因为在中国时，古迹所代表的深厚时间感总教我无法自拔。

一切的计划都还不具体，像是生小孩，以及到底要去哪个国家。我们也许去埃及，也许去叙利亚；也许生男孩，也许生女孩。好像没什么差别？但当我提到要搬去埃及时，纽约的编辑警告我说，去过中国之后，埃及看起来可能就太平淡了。“开罗简直就是一滩死水。”他说。但我就喜欢那种印象。我期待以放松的步伐，到一个无事发生的国家学习阿拉伯语。

第一件打乱我们计划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孩变成两个小孩的那瞬间。二○一○年五月，莱丝莉生了一对同卵双胞胎女孩：爱丽儿（Ariel）与娜塔莎（Natasha）＊。双胞胎是早产儿，我们希望搬家前能给她们一年时间好好成长。我们觉得何时搬家不是问题，因为相较于永远不变的开罗，新生儿在生命中的头一年却是变化极大的。但当解放广场爆发抗议示威时，我们的女儿已经八个月大，她们在穆巴拉克遭到推翻时是八个月又十八天大。

我们推迟计划，重新考虑。终于，我们决定走一步算一步，但目的改变了：现在，我要写点关于革命的事。离开美国前，我们报名了两个月的阿拉伯语密集课程。我们也申请寿险，但没有办成；保险公司寄了封短信拒绝我们，原因是“旅行范围广大”。我们找了律师，写好遗嘱，搬出租屋，把家当移去仓库，把车子送人。我们没托运任何物品──带上飞机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出发前一天，我们结婚了。莱丝莉与我向来不在乎形式，也没有办婚礼的意思。但我们听说，假如外国配偶的姓氏不同，埃及当局有时候会刁难不给同居签证。我们只好开车去乌雷郡法院（Ouray County Courthouse），领了一纸上面用老式字体写了我们“确实缔结神圣婚约”的证书。我把证书胡乱往行李中塞，隔天，我们就跟我们那十七个月大的双胞胎上了飞机。在此之前，莱丝莉和我都没去过埃及。

＊＊＊

晚上八点整，门铃响了。我一开门，扎伊尔德便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上面印了金色的书法。

中文的表达总是优雅又带点迂回。盒子上面写说装的是能“提升表现与力量”的“保健产品”：一排药丸，还附了张用英文写的药嘱。药嘱让我想起，有时中国人表达能力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使用破英文时。

需需要时，一次两颗药丸（2 pills at a time whenever nece necessary）

干做爱前二十分钟（Before fucking make love 20minutes）

“你从哪弄来的？”我问。

“垃圾堆，”扎伊尔德说，“从某个死人的垃圾里。”

他解释说那人是个老人，老人的儿子把所有自己不想要的东西都丢了，包括这些药丸。“里面很多东西都‘mish kuaissa’，”扎伊尔德说，“不好。”

我问他什么意思。

“像这些──”他伸出肥厚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然后指指自己的腰带底下。“这吃电，要装电池。这是女人用的，这种东西不好。”但讲到这些似乎让扎伊尔德挺乐的。他龇着牙笑，告诉我老人的垃圾里还有一大批色情杂志，但他没说自己怎么处理那些杂志。我问他那老人以前在哪工作。

“他是大使。”

扎伊尔德的口气相当肯定，好像这种职业平常就跟蒐集黄色刊物和中国壮阳药有关。我不敢确定自己理解对了，于是请他把那个字重复一遍：“safir”。“他在外国使馆工作，”扎伊尔德解释，“他很有钱，有几百万元。他的银行户头里有四百万零四十四元。”

这个数字之精确引起我的注意。“你怎么知道？”我问。

“因为银行的信上有写。”

我在心里暗暗笔记，要告诉莱丝莉留心自己丢了什么垃圾。扎伊尔德问这种中国药的药嘱，我尽可能用我破烂的阿拉伯语，把先等二十分钟再做爱的这部分翻译给他听。他讲了一些跟卖这个药丸有关的事，但他问问题的方式，让我觉得他更想把药留着自己用。我确认了成分：白参、鹿茸、淫羊藿等等。这个“等等”让人稍有不安──究竟在这一连串成分里，下一种会合理出现的是什么？但这种药在中国很常见，据我研判，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我有种感觉──扎伊尔德已经不是第一次吞下自己从垃圾堆里找来的东西了。

＊＊＊

从此之后，扎伊尔德便经常在晚上拜访。他拿给我看的下一样东西是一台基辅牌（Kiev）的35mm相机。这台相机是在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生产的，跟榔头一样重；我从来没想过拍一张照片居然要用这么多的金属。扎伊尔德想知道相机还能不能用，以及值多少钱。这台相机是某个搬离公寓的老人丢掉的。

扎伊尔德最了不起的发现中，有许多来自搬走或死去的人。他总是不停找到东西，毕竟他处理各种垃圾，把可回收物和其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抽出来。他收垃圾的路线不短，涵盖超过数十栋建筑物的四百间公寓，但他工作之用心，让他光凭垃圾内容就能辨别出丢弃者是住哪里的。一天下午，我喂完女儿们午餐，清理完毕，接着在逃生梯留了满满一包垃圾。不到一小时，有人敲厨房门。我一打开门，扎伊尔德拿了一把婴儿用的金属叉子。“跟饭包在一起了。”他说。

这是居民之所以愿意大方给清理费的原因之一：扎伊尔德发挥了某种邻里失物招领处的功能。只要有谁搬走或过世，大家都晓得垃圾里的东西属于扎伊尔德，但除此之外，要是他找到价值高得莫名的东西，也都会跟居民再三确认。要是邻居之间不小心丢了什么，他会提醒大家注意，此外，他也是当地可靠的信息收发站。日子一久，他也介绍我跟附近的各种重要人物认识：独眼的大楼管理员、经营公家面包站的银发男子、端着闪闪发光的托盘上上下下的亲切送茶员。

有些人成了扎伊尔德的非正式顾问。他不识字──四分之一以上的埃及人口都不识字，假如他想知道某份文件的内容，就会拿去“Ｈ自由”贩卖亭，老板识字。假如扎伊尔德卷入什么地方纠纷，他通常会找那位银发男子──身为面包分配者，银发男子的地位使他对谁说话都很够分量。

而身为外国人，我的专业领域包括进口商品、药品、性玩具，以及酒类。如果扎伊尔德找到某种药，我会阅读药嘱，告诉他这药是用来治什么，以及一个人应该服用多少剂量。至于类似基辅牌相机的东西，我就上网看能在美国卖多少价格，给他大概的估计。这种相机在eBay可卖四十美元上下，扎伊尔德不可能在开罗卖到这种价钱；但他总是想知道美国的行情，晓得自己若是在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生活中能给东西卖个好价钱，似乎让他乐在其中。

偶尔，某个贪杯的穆斯林会因为罪恶感的折磨而丢掉自己的酒柜，接着扎伊尔德就会出现在我家门口。我的任务就是评估装在不起眼的黑色塑胶袋里的酒瓶，看看它们转售的价格。就算是一瓶剩四分之一的威士忌也卖得掉，因为城里的酒品专卖店不只屈指可数，四散各处，人们也不好意思走进店里。扎伊尔德是穆斯林，我们刚认识时，他就告诉我，打算在后解放时期的各项选举投给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但他没有正式加入这个团体，也不像多数埃及穆斯林那样重视伊斯兰禁酒令。在他辛苦工作一整天后拜访我家时，他常会请我给他来罐冰啤酒。他是我招待的客人中唯一会把空罐带走的人，毕竟他晓得最后负责收走的人还是他。

＊＊＊

这栋蜘蛛网楼房距离解放广场不过一英哩半，但感觉却隔得更远。人在扎马莱克时，尼罗河会创造出一种强大的隔绝感，河上只有五、六座桥梁联系整座城市。我们还住在扎马莱克时，那里没有地铁站，也没有常驻的政府部门。没有重要的广场，没有主要的清真寺，也没有可能吸引抗议人士的公共场所。革命就像发生在别的地方。

我们碰巧在动荡稍歇时抵达开罗。此时距离穆巴拉克被迫下野已经过了八个月，而这个国家还没安排好选出新总统，人们不晓得是谁在带领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当时仍然没有稳定的宪政体制，也没有立法机关，不过国会选举已经计划在冬天举行。在这种非常时刻，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些全国大事。过了几周之后，我才第一次造访解放广场。

我的邻居大多绕开这座广场。政局回稳后，我常看到外表阔绰的人坐在扎马莱克的咖啡店，从电视上看革命，仿佛影像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转播来的。邻居坦白告诉我别去解放广场，他们认为，那里不是家里有小小孩的外国人该去的地方。

扎伊尔德也是政治怀疑论者。他所出身的社会阶级理论上能因革命而受惠，但他似乎不这么想。他会讲当地某些人物的故事来示警，例如大楼里那位独眼的管理员的例子。在一次示威期间，管理员起了好奇心，走向解放广场附近的某条街。到了解放广场，他决定爬上高架桥以获得更好的视野。但此举是个错误──每当埃及警方驱散群众时，常会拿起霰弹枪，朝天空开枪。管理员被最小颗的子弹打中，少了一只眼。

“他连抗议都没有，”扎伊尔德说，“无缘无故就中弹。所以你该离那里远一点。”

我告诉他，跟示威者交谈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我保证会小心。

“Be'oolek ay”──“我跟你讲”，扎伊尔德说。这句话是埃及人讲道理之前常见的起手式。在开罗的头几个月，我常常到最后才意识到这话一说出口，接下来就有人要长篇大论了。我会微笑点头，让字词“嗖”地过去，一面自问是不是漏了什么在开罗生存下去的不宣之秘。但扎伊尔德的建议很容易做到。他说：“别站到高处”。

＊ 何伟的夫人莱丝莉（Leslie Chang）为台裔美籍作家、记者，中文名为张彤禾。⤴

＊ 爱丽儿的中文名为张兴采，娜塔莎为张兴柔。⤴

Chapter 3

革命中的暂歇在十一月下旬结束，抗争者重返解放广场。我几乎每天从扎马莱克步行前往，沿着扎马莱克岛的东岸，穿过十月六日大桥（6th October Bridge）下方一连串的河滨小公园与花圃。大约半小时，可以走到尼罗河宫殿大桥（Qasr al-Nil Bridge）。这座桥兴建自福阿德一世（Fuad I）治下的一九三○年代，原本是以福阿德一世的父亲为名，但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与同胞于一九五二年的革命中推翻王政之后，这座桥从此有了新名字，意为“尼罗河宫殿”。

开罗城中有许多地标都是根据二十世纪的各个事件取名或改名，就连与政治疏离的扎马莱克都成了一座充满历史日期的岛：主要乾道是以法鲁克一世（Farouk I）退位日期为名的七月二十六日大街（26th July Street），五月十五日大桥（15th May Bridge）之名是为了纪念一九四八年阿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十月六日大桥纪念的是一九七三年埃及入侵西奈半岛。根据官方论点，这些都是光荣事件，但整体来看却有点不伦不类。阿以战争最后成了阿拉伯人的灾难；一九七三年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则是以埃及第三军被以色列人包围告终；八年后，沙达特同样是在十月六日遭人暗杀，多半是因为他有意与以色列协商所致。我从来没有住过哪个地方，会纪念这么多令人感到矛盾的历史。

尼罗河宫殿大桥先是横跨一大段尼罗河，桥上的道路紧跟着衔接解放广场。严格来说，解放广场其实不是广场──比较像是个圆环，无止尽的车流绕着圆心旋转。圆环周围的建筑有着各异的风格，仿佛由四方汇聚到这个空间。联合大楼（Mogamma）是一栋大型的政府办公大楼，有着冷漠的现代主义建筑立面；旁边则是一些私人公寓，阳台有圆柱支撑，搭配法国风的大门；圆顶拱窗的埃及博物馆（Egyptian Museum）则是意大利市政厅风格的鲜艳橘色；这里有一间哈帝漢堡包包（Hardee's）和一间肯德基；名为乌玛．马克罕（Omar Makram）的清真寺有着优雅的宣礼塔，以及精致的伊斯兰式窗框。

十一月过后，抗争日趋激烈，圆环随之关闭，餐厅也都大门深锁。走过桥的感觉就像跨越了边境：在我身后是充满绿树与花朵的岛屿岸边，在我身前的则是高耸的建筑物，就这么阴森森地矗立在广场上。河的另一边连空气都变了──抗争者丢掷的石头、砖块扬起了烟尘，广场上催泪瓦斯的化学气味也熏得人晕头转向。

抗争刚开始时，我对革命的经验还停留在科罗拉多，停留在从电视上看到的初期阶段。穆巴拉克辞职时一片欢腾的场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为自己首度走访解放广场之行而穿得整整齐齐。我穿了烫好的长裤与衬衫，仿佛出席正式场合，但我马上注意到别人都不会这样穿。广场上太多灰尘，场面混乱；无论如何，保持低调比较好。第一次前往广场，我的皮夹就被偷了。我身陷群众之中，被一大群人推着走，当我察觉到有只手伸进我的口袋时，根本无力阻止。但是我很幸运，皮夹里没装多少钱，我也学到了教训。解放广场守则如下：别穿漂亮衣服，别带钱包，别站到高处。

＊＊＊

第二次前往解放广场时，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发生了一件偷窃案，小偷被逮个正着。犯行发生在白天祈祷时，当时清真寺里的人都排好队伍、面向前方。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坐落于广场西南角，当天门窗大开，外面群众的吼声证好宣泄而入，那些怒吼像浪潮一样规律，在延续中不断变化，不时增强到某种高潮，仿佛巨浪击打海岸。每一回声音到达顶点，我都会揣想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也许是催泪瓦斯罐射进了人群中，抑或是另一位受伤的青年被人从第一线带回。

外头的场面是如此激动，小偷可能以为没人会注意一支充电中的手机。他蹑手蹑脚，趁主人还在祈祷，便把手机放进口袋，却被一位留着长长白须的老教长从后方目击。祈祷结束后，教长对旁边几个人一番耳语，包括一位邀请我进清真寺的大学生。等到人们开始大声诵出第二轮祷词时──“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那几个人已经将小偷团团包围。我站在这群人身后看着。

他们让小偷背靠着祈祷室的墙壁，小偷不加抵抗便交出了手机。当教长问他为何要偷手机时，他说自己的手机在当天稍早也被偷了。

“你的证件呢？”大学生问。

小偷表示自己还太年轻，没有政府发的身分证。他瘦骨嶙峋，皮肤蜡黄，气色不佳，衣着肮脏。他的左眼很红，之所以发炎红肿，可能是催泪瓦斯导致，也可能被某个人揍了。总之，当天在广场上有很多人都红着眼睛。

“这是违反教律的！”教长说。“你懂吗？我们可以叫警察来抓你。”

其实，根本不会有警察在这种日子靠近乌玛．马克罕清真寺，所有的裁决都交由群众来执行。小偷的身体软弱无力，当大学生搜他口袋时，他的双臂就像小狗一样缩起来。大学生找到一只打火机，以及一盒泛得林（Ventolin）──有些医生会无偿帮忙，把这种气喘药发给催泪瓦斯的受害者。大学生把这些东西交给教长，教长则靠向小偷，教训了很长一段时间。教长低声讲话，而这群人在整起事件中都没有高声说话。当小偷知道自己可以离开时呆了一晌，紧绷的心情大为放松，接着他快步走向门口，一路低着头。他头也不回，就这么消失在广场的吼叫声中。

＊＊＊

暴力冲突的明确起因很难确认。三天前，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了一场示威，反对军方以临时为由进行统治。那些军方代表组成所谓的最高军事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然而不久前有迹象显示，他们可能延长掌权时间，有些人担心因此延迟该国第一次的自由民主国会选举──选举原订十一月底举行。

穆斯林兄弟会的抗议活动在本质上是种警告。他们和平聚集在解放广场，提醒最高军事委员会：任何试图让民主转型过程脱轨的举动都会遭到抵抗。一天之后，兄弟会清空广场，对于讯息传达成功感到满意。但若干自由派抗议者留在解放广场过夜，隔天与警方发生冲突。抗议人士表示警方在无人挑衅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但也有人说是年轻人骚扰当局。无论如何，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政治气氛下，就连微不足道的争执都有可能迅速恶化。消息一在社群媒体扩散，不同政治光谱的年轻人便涌向广场，担心他们艰苦对抗穆巴拉克所取得的胜利会被军方偷走。

到了示威的第三天，已经超过二十人身亡，其中多数死于解放广场东南角延伸到内政部的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Mohammed Mahmoud Street）。内政部是警方的主管机关，眼下成了愤怒者的目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成群的年轻人以棍棒和石块为武器，怒气冲冲朝内政部围墙而去；穿着镇暴装的警察则以催泪瓦斯、橡胶子弹与霰弹枪还击。

当天早上我走去解放广场时已有数以万计的群众聚集，当时还没发生激烈场面。但民众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时不时会有一群人因为不明原因而受到惊吓，开始逃离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仿佛警方正要来到。一开始可能只有四、五名年轻人，但这股恐慌气氛像是传染一般，马上便有数百人在广场上狂奔──而浪潮的停止就跟开始一样突然。这种节奏就如同广场的声响，有着类似海浪的韵律，看着奔跑的人起跑与停步，就像看着潮来潮往的波浪般让人入迷。

在其中一波狂潮中，我注意到有个年轻人站在一边，表情温和沉稳。你很难得在这样的群众中看到谁的外表如此平静。我用自己那口破阿语攀谈，随后换讲英语。他是艾因闪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的大四学生，主修药物学。他告诉我，自己已经参加过一月和二月的抗议，现在重返现场，是为了确保民主梦不会被人抛弃。

我们聊了一段时间，接着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响起日中宣礼的声音。这位大学生问我想不想和他一道去清真寺，但我其实不是穆斯林。

“这不打紧，”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来。”

革命期间，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与机构当中，只有乌玛．马克罕仍然保持完全开放。祈祷室内，志工医师设立医护站治疗伤者，所有人都能使用清真寺的浴场。随着这位学生进入清真寺时，我看到数十人在为手机充电，还有人睡在祈祷室的角落。

此后，每当我展开跨越尼罗河宫殿大桥的日常行程，总会在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停下脚步。不久后，我便在清真寺渡过解放广场的大部分时间。广场本身人满为患，打斗的景象混乱到我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但清真寺中却另有一番秩序。几位教长带领众人祈祷，年轻的抗议人士自发担任医生、药师与警卫。他们成立失物招领处，专门处理在解放广场捡到的物品。平时，主祈祷室仅限男性进入，但现在妇女祈祷室的入口处已经改成小型医护站，女性因此获准在前往寺中的妇女区域时可以穿越男性区域。

在这里，当个局外人并不难。当我向大家介绍我是来自美国的记者，大家都乐于跟我说话。有时我会录像纪录清真寺内的事件，未来才能在有翻译的情况下回顾。人们常常用强调的口吻，告诉我每一座清真寺都会对非信徒开放，因为伊斯兰包容所有信仰。他们甚至对破坏秩序的人也亲切以待──至少在抗议的头几天是如此。先前那群人对手机窃贼的态度之所以颇为温和，除了因为清真寺是个神圣的场所，另外也和他们有着与外头革命者一样的信念有关。

＊＊＊

抗议的第五天，我看到人们把一具示威者的遗体抬进乌玛．马克罕。丧礼是由一波音浪带起的，寺外先是响起一阵低沉的声音，接着渐强化为轰隆声。我坐在祈祷室的一角，突然间一群人从前门闯入。人群最前头有十来人，用肩膀扛着一具未封盖的棺材。

他们将遗体摆在清真寺前头指向麦加的窑殿──米哈拉布（mihrab）的前方。几位穿着黑衣的妇女跟着男人们进来，包括了死者的母亲。她抓着一张护照大小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她的儿子。一些男人试图挡住她，叫嚷说丧礼进行时是禁止妇女在场的。但这位母亲挥舞着照片──在她手中，这张小小的相纸仿佛跟棍棒一样有力。男人们迅速退开，女人们在这短短的圣礼期间始终待在祈祷室里。

一位随着棺材进门的男子告诉我，这位殒命的抗议者才二十五岁，有旅游专业的学位。他是在前一晚被杀的。我问起这位抗议者的死因，男子默默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两枚空弹壳。在内政部附近抗争的人有时会蒐集这些东西，当作政府已经开始使用真枪实弹的证据。

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三十人身亡，这位年轻的示威者就是其中之一。一位蓄胡的教长站在遗体前，讲起哈姆札（Hamzah）的故事。哈姆札是先知的叔父，当伊斯兰于西元七世纪兴起时，哈姆札在早期一场与麦加人的战斗中殉道。接着教长谈到这些示威。

“要知道，我们认这人为真主乐园中的烈士！”他的声音益发高亢。“我们向真主立誓，这一切不会白费！流的血是善的血！是为了公义的世界而流！听我说啊真主的子民！我们要抗争，我们会坚守此处，直到为烈士们复仇为止！”

群众中一位男子响应：“真主啊，让我们为我们的大业而死！真主啊，让我们为我们的大业而死！”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这时男人们开始呼吼，戴上面具，涌向外面，重回战斗。几个人把棺木抬走。

死者的母亲恸哭时，她身旁的一名妇女痛陈警方的残暴。

“魔鬼！魔鬼！”她叫喊。

“女人，这是军事政权，”一名男子说，“这就是军事政权带给我们的。”

等到棺木抬出清真寺，音浪退去后，祈祷室又恢复了安静。有些人在整段丧礼中都在睡觉，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色兰（Ahmed Salem）的年轻药师则是在米哈拉布旁的临时医护站做事。色兰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当我提到方才的丧礼时，他眨了眨眼，说自己忙到没注意。他已经工作两天，几乎没有阖眼。他说，他发出去的多半是治疗催泪瓦斯的泛得林与肺咳宁（Farcolin），也发了大量的聚乙烯醇眼药水。地板上散乱丢着包装纸、小药瓶、玻璃瓶和其他东西。我们交谈时，这名年轻药师踩到了一支针筒，划开了他的脚。他弯下身，慢慢包起绷带，脸上一片淡然，仿佛只是寻常的抓痒。他光着脚。在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内，很多事情都有商量空间，只有一条规则绝对不能打破──清真寺中不许穿鞋。

＊＊＊

抗议的第六天，名叫色兰．阿卜杜─艾尔色兰（Salem Abd-Elsalem）的男子在清真寺祈祷时被偷了一双Nike凉鞋。“感赞真主！”我在祈祷室后面遇到他的时候，他热情地说。聊了几分钟之后，他才提到小偷的事。我无法想像光着脚困在解放广场是什么光景，但色兰看起来心情完全不受影响。清真寺一位看门的志工最后帮他找了双多出来的拖鞋。

抗议期间大约有十多名年轻的革命分子在清真寺里外帮忙，他们多半不会讲英语。一周后，我聘了一名翻译陪我加入解放广场之行，我们常常和一位志工同坐，是位瘦弱但敏锐的男子，名叫瓦利德（Waleed）。瓦利德来自遥远的开罗郊区，跟许多抗议人士一样，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什么也没带，每天都穿同一件白色毛衣，这件毛衣一天比一天更脏一些，晚上他就睡在清真寺里。每当寺里挤满人，瓦利德会在祈祷室忙进忙出，分发毯子、食物，以及其他人捐献的物资。

这种自发性的组织行动就是革命的正字标记。像是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的第一波抗议中，也始终没有带头的运动领袖；参与这场革命的人以年轻人居多，埃及的人口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就占了半数以上。谈到没有领导人或政党带领的这件事，抗议者往往带着自豪的口吻，因为就他们来看，恰恰反映了自己是更民主的一代人的事实。他们对非官方活动所投入的心力，也是这种自豪之情的一部分。冲突发生时，骑摩托车的青少年负责后送伤者或吸入催泪瓦斯的人，有医学与药学背景的学生则加入临时医护站；甚至还有成群的年轻人带着凿子与槌子，破坏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的人行道，供群众捡十水泥块丢掷警方。

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发挥了各种功能，后来甚至成为解放广场的临时法院所在地。我第一次拜访清真寺时观察到的宽容氛围似乎已经变调，如今，任何在广场上被抓到的现行犯，都会直接押往祈祷室；假如犯行严重，罪犯会被捆住双手，关到小房间里。决定是否释放被告，或是送交广场远处的警察局，就是志工们的任务。我问瓦利德他是怎么决定的。

“这取决于犯行有多严重。”他说。

我透过翻译请瓦利德具体说明，但他拒绝明确表示。最后，他站起来，从志工桌后方起出两个大塑胶袋。他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好几十个皮夹、一堆钥匙与身分证。

“这就是失物招领，”瓦利德说，“里面有许多东西是从小偷身上搜出来的。你就知道这是个严重问题，我们必须严厉对付我们抓到的人。”

＊＊＊

经过一星期的示威后，埃及最有声望的伊斯兰学术机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的若干重要教长与内政部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休战期间，军队派士兵盖水泥墙，架铁丝网，挡住通往内政部的主要道路。此时，示威群中仍然没有领导者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要求。穆斯林兄弟会拒绝重返广场，有些年轻的兄弟会成员乞求上级参与，一部分是为了创建秩序，以期降低暴力程度；但兄弟会的领袖们铁了心──他们觉得卷入这么混乱的事件完全没有好处。抗议之初，埃及临时政府的内阁提议总辞，但此举完全无助于减少怒火。

倒是水泥墙发挥了作用。屏障还没出现之前，示威浪潮可说毫无间断。群众冲向内政部，在警方压力下撤退，然后重新组织，再度发起冲锋。等到水泥围墙挡住了这些进攻的节奏，情况就好像催眠师敲响他的手指一样，年轻人失去了焦点；一旦少了明确目标，他们的精力便朝不同的方向散逸。志工组成的警卫队突然激增，检查哨也在解放广场四周大量出现。在这时期，无论我与我的翻译在什么时间点从尼罗河宫殿大桥走过去，都会被年轻人拦下个七、八次，要求我们出示证件。

这位翻译名叫穆哈美德（Mohamed），但他有个绰号──马努（Manu）。“阿拉伯之春”爆发前，马努曾受雇于位在开罗的杜拜移动电话客服中心，用英语回答杜拜客户的问题，接着他又为一间打算在埃及地中海岸边兴建渡假村的荷兰公司工作。革命展开后，这间荷兰公司放弃计划，员工则是遭到资遣。马努只好在解放广场周边尽可能地接翻译工作，附近总有外国记者与摄影师需要翻译人员。对于这一切，他似乎处之泰然──从杜拜移动电话公司到荷资渡假村，短短一年的时间，他的工作又变成帮助外国人理解埃及政治事件。

马努年近三十，是个剃了光头、眼睛内双的英俊男子。我对埃及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脸上丰富的表情，但我却很难解读马努的神情。他不太笑，而且一开始几乎不提自己的人生；甚至连解放广场检查哨的志工咄咄逼人时，他也依旧心平气和。每当经历这种不愉快，以及我们要进入清真寺前，他都会停下脚步，点根总督牌蓝标（Viceroy Blue）来抽；只要一离开清真寺，他也会做一样的事情。他总是大口抽着他的香烟，仿佛在祈祷室里时他一直憋着气。有一回，我问起他对那个地方的真实印象。

“我不喜欢清真寺。”他说。

“这意思是你不信教？”

“也不是。”他细细道来：小时候，他常参加周五的祈祷，但稍微长大之后，他就不去清真寺了。之后，他进入陆军服兵役，当时他习惯去基地里的清真寺，为的则是打盹。“那边是我唯一能独处的地方。”他说。

“你讨厌军队？”

“讨厌。”

“但你讨厌清真寺的程度没你讨厌军队的程度高。”

这下他笑了。“没错。至少清真寺里可以睡觉。”

我问他会不会担心穿着制服睡在祈祷室里，会被人视为不尊重。我原以为我在乌玛．马克罕清真寺所看到的──无时无刻都有人在整间祈祷室地板上摊成大字──只是革命时的反常现象。

“不，”马努说，“只要在大热天进任何一座清真寺，你都会看到有人在睡觉。至于别的才不正常。”他这句“不正常”的意思很广──这座清真寺、这个广场、这种冲突、这些检查哨。

马努参加过解放广场抗议初期的几场，穆巴拉克下台一事令他激动不已，但他说自己如今有不一样的感受。清真寺里也有许多人的看法跟他相同。“一月时，抗议的是中上阶级，”人称萨米（Samy）教长的古兰经老师告诉我，“他们要求社会正义与自由，但现在这是场穷人的革命，都是一穷二白的人。”这位教长出身尼罗河三角洲，在当地的宗教学校工作。自从十一月爆发抗议后，他就住在清真寺里，带领祈祷。他说，许多在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上抗争的年轻人想法都很混乱，但仍然值得寄予同情。“他们不是只为了制造麻烦，”他说，“他们生活很苦，充满愤怒。”

在埃及，所有主要的清真寺都是由国家直接管理，政府指派伊玛目，支付他们薪水。乌玛．马克罕清真寺的伊玛目是马札哈．沙欣（Mazhar Shahin）教长，是位在镜头前很上相的男子，三十多岁，常常在谈话性与流行宗教节目上宣扬相对自由的伊斯兰信仰诠释。他也因为在革命初期支持解放广场上的运动，而成为知名人物。十一月抗议的第一天，马札哈教长就在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发表一次激情的讲道。他告诉示威群众：“我们要的是怀抱伊斯兰愿景的公民民主国家，允许人民实现他们的权利与民主。”

但自从那次讲道后，我就不曾在清真寺看过马札哈教长。法律规定，政府任命的伊玛目在日落时与入夜后的祷告之间必须待在自己的清真寺里，因此我与马努常常在这个时间拜访。“我希望他人就在这里，”萨米教长说，“总得有人主持一切。”这段期间，马札哈教长继续在电视上露面，公开表示愿意在示威者与警方之间做协调，但在示威地点，到处都看不到他的人影。

＊＊＊

抗议的第十天，有个人被逮到携带剪刀，于是被拉进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剪刀之所以被列为违禁品，是因为小偷会用剪刀剪破衣袋。一小群民众拖着他穿过祈祷室，就在洁身室里殴打他。我和马努坐在十五英呎外跟瓦利德讲话，对话不时被男子的惨叫而中断。一些人跪在附近，试着祈祷。此时，瓦利德的白毛衣已经完全变成灰色的了。所有志工看起来都一样，一天天过去，他们的衣服愈来愈脏，表情也愈来愈紧绷。

我问瓦利德，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被控当贼的人。瓦利德说，他们会把他绑起来一段时间。这间清真寺就和广场上的其他地方一样，突然跑来一批自告奋勇的纠察队。他们忙着对觉得可疑的人提问，常常殴打遭扣押的人，企图屈打成招。有些新来的人自己准备了武术用软埝背心，用日出的图案加以装饰。当这些勇士们赤着脚、踏着方步时，清真寺仿佛也变成一间跆拳道馆。

一些纠察队员开始对马努施压，想得知更多关于我的信息。如今的清真寺已经没有长辈。萨米教长在先前试图阻止斗殴时受伤，已经回到尼罗河三角洲的老家。窃案随时都在发生，其他罪行也是。有个年轻人在清真寺的医护站假扮医生被逮到，好几名志工回报有大量捐献得来的药品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搬走，可能给人带到黑市卖了。

抗议的第十天，我们步出清真寺，马努先是抽起他习惯的总督牌蓝标，然后说咱们先别靠近这里一段时间，或许比较妥当。

＊＊＊

国会大选在隔天早上开始。埃及各地的选举情况都很平和，合格选民中有半数都参与了投票。我整天都在开罗各地的投票所打转，每个地方的排队队伍都很长，他们根据性别的不同而分队伍，但很有秩序。我在郊区马阿迪（Maadi）的一间投票所数了数，有超过一千两百名妇女在队伍中耐心等候。这是埃及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

穆斯林兄弟会赢得全国各地百分之四十七的席次。最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萨拉菲派（Salafis）的代表光明党（Nour Party）最后居然位居第二。这两大伊斯兰主义团体共同主宰了新国会，没有任何左派政党赢得超过百分之十的席次。

兄弟会的领袖们显然作了敏锐的政治决定。由于避开了解放广场的抗争，他们得以将心力投注于竞选活动的最后冲刺。当我访问组织的领导阶层时，他们宣称当局是故意激起抗议人士的情绪，以期中断民主体制的成形发展；但也有少数重要的弟兄并不同意，像是穆罕默德．贝尔塔吉（Mohamed Beltagy）。穆罕默德．贝尔塔吉赢得东开罗一处贫困行政区的国会席次，他提到自己曾经以个人身分走访解放广场。他告诉我，场面之暴力让他大感错愕。

“我同意其他兄弟会领袖所说，是假情况没错。”贝尔塔吉说，当时我们在他的竞选办公室会面。“是为了让民众在通往选举的路上分心而制造出的情况。兄弟会认为既然这是假情况，我们就该保持距离。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到场，因为那边流了太多血。全都是年轻人，应该要有人在那指引他们。”

我花了段时间，费力调和我亲眼所见的这两件事。广场上、清真寺内，我眼看一个小型社群发展起来，然后瓦解，因为缺乏领导而受害。但我也见证了一场有秩序、平和的全国大选──民主梦成真。有时候，我觉得清真寺太小，不足以代表更大的局势；但有时候，我又觉得选举是个肤浅的仪式。不过，像开罗这样的城市就是有这种特质：城里有许多部分，许多种现实。对不同的人来说，甚至连桥名上的纪念日──十月六日、五月十五日──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

那年，马努与我常常合作报导政治事件，但也有私下社交的会面。他不拘礼节，周末时常常到闹区一些仿佛暗藏玄机、前门没有招牌的小酒吧。在我公寓附近有个地方，他称之为“守门人酒吧”（Doormen's Bar）。其实也没别的，就是两栋建筑物的间隔，穿传统长罩衫的男子会摆几张椅子，以及一台摆满便宜的埃及星牌（Stella）啤酒的冰箱。当地一些大楼管理员会偷偷在那喝酒，因为从街上是看不见这小空间的。

有天晚上，马努打电话给我，说有件事情他想当面对我说。他提议到另一个比较不受拘束的地点见面，就在扎马莱克的东北角。扎马莱克这个岛上没有任何店家或餐厅，倒是有几群年轻人常常聚在停好的车旁，喝啤酒，抽哈希什（hashish）＊。情侣手牵着手，坐在能俯瞰尼罗河的围墙上。有些居民会在部分围墙上涂沥青，对情侣敬谢不敏，但大部分地方还是容许人们相聚。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自己在美国中西部成长的回忆，小镇里总是有条开车漫游的路线，让青少年逃离自己的家人。

马努跟我在围墙边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开了几罐我带来的啤酒。在附近一棵树的阴影中，有对贴近彼此的情侣正在低声交谈。女子围希贾布（hijab）＊，衣服包到脚踝。许多和男友一道前来的女子都穿得相当保守。她们属于夹缝中的群体，自由到想跟自己的男友独处，但没有自由到能在餐厅或其他公开场合这么做。我完全没看到这些女子喝酒。

马努跟我闲聊了片刻，接着他说自己最近跟警方有点问题。他相信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他想让我知道，他可能会再度成为目标。“我是同性恋，”他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

我没有。他从来没提过女朋友，但开罗的年轻男子通常也都单身。他的个人风格也没让我有过这种感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觉得他很难解读，原因就在这里：他已经学会要小心谨慎。我告诉他，我很欣赏他的坦诚。

“这会困扰你吗？”他说。

我分不出他指的困扰是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还是跟当局之间可能的问题。也说不定这两件事在开罗是分不开的。

“不会，”我说，“当然不会困扰。”

他告诉我，他最好的几个密友知道他是同性恋，于是我问他，家人是否知道。他将舌头挤出声音，埃及人的“啧啧”代表强烈否定。“我不能跟他们说。”他回答。

他在苏伊士运河的塞德港（Port Said）长大，他曾经告诉我，能够逃离当地生活是多么让他松一口气。我问他，在首都的同性恋生活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

“不完全自由，”他说，“但也不封闭。我有能去的地方。”

“有同志酒吧吗？”

“没有，”他说，“不过有同志常去的咖啡店。也有一些酒吧是思想自由的年轻人去的，里面也许有些是男同志。总之城里也还有其他地方。”

“这边是其中之一吗？”我提到站在阴影中那些成双成对的人。

他又咋了咋舌。“不是，”他说，“尼罗河宫殿大桥才是同志场所。或者拉美西斯广场（Ramses Square）。要是有人想跟谁邂逅的话，就会在深夜去那边。”

我问他，那座桥之所以成为同志相聚的地点，是不是因为解放广场的运动之故。

“革命前就已经是那样了，”他说，“我不晓得同志们是何时开始去那里的，总之已经很久了。”

我们续聊了半晌，然后马努坐上计程车去闹区找朋友，我则步行回去蜘蛛网大楼。路上我一直在想，我走过这座命名过两次的桥，却从来没意识到这座桥有别的身分。在马努跟我说过这些事情之后，几次从市区晚归的夜里，我总能在尼罗河宫殿大桥上看见一些年轻男子。有些形单影只，有些成双成对，就这么缓缓走过铺满月色的河上。

＊＊＊

二○一一年十二月，第一轮国会大选结束后，马努跟我最后一次前往乌玛．马克罕清真寺。这座城市已经进入了宜人的冬日，天空是完美的穹苍蓝。北方吹来的微风洗去了尘埃与催泪瓦斯的气味。多数的抗议人士已经离开，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上的暴力也已经结束很久。各方皆表示估计有四十七人丧生。虽然最高军事委员会同意在六月底之前举办总统大选，但这次的运动很难说有达到什么重要成就。

我跟马努走访清真寺时，身为伊玛目的马札哈教长还是没有回来。有些年轻志工还在，但我没见到瓦利德。当我向人问起他时，名叫穆罕默德．苏丹（Mohammed Sultan）的抗议人士给了个短促、挖苦的笑声。“瓦利德不见了。”他说。几天之前的晚上，瓦利德跟睡在清真寺里的人拿了超过十支手机和相当于三百美金的钱，说晚上自己会帮忙看好这些东西。而这也是所有人最后一次看到那些手机和钱，还有那件脏毛衣。其中一名受害者稍后告诉我，这下自己非得借钱才能回家。苏丹告诉我，我应该写篇跟抗议有关的文章，标题就叫〈骗子瓦利德〉。

苏丹说瓦利德犯的罪，以及广场上其他种种问题，都不会破坏他对“阿拉伯之春”的信心。他之前为了参加十一月的抗议活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再当司机，但依旧很开心。不过他也意识到这场运动已经变质了。“一开始推动的都是些认真的人，”苏丹说，“现在则是些败坏革命的家伙。”

艾哈迈德．色兰──也就是那位在抗议之初踩到针筒、脚给划破的那位年轻药师，他还在清真寺里，他也同意这位同胞的看法。就色兰看来，广场上的年轻人始终只是马前卒，出现在一场自己都不了解的大棋局中。

“我们现在跟一月时还是一样的处境，”色兰说，“或许我们不晓得如何走出下一步。我们都还年轻，而老一辈的人仍然在对我们下指示，仿佛他们才是棋手。”他冷冷一笑。“我们现在就是棋子。”

＊ 浓缩大麻脂。⤴

＊ 穆斯林妇女穿着的头巾，也泛指穆斯林风格的服装。⤴

Chapter 4

在“陪葬”，从盗掘坑中发掘出的大多数物件都是垃圾，烟屁股和玻璃纸包装尤其常见，因为多数的盗掘者都是边抽烟边挖地。他们还丢了汽水罐、食物包装与矿泉水瓶。有时候，盗掘者被遗址的警卫吓到，就把工具丢了下来，如今这些东西就在考古挖掘下跟着出土。考古学家不时会找到彩陶小珠，是种能回溯到古埃及的漂亮蓝色陶瓷。其中一个盗掘坑还挖出了被人扯开的木乃伊躯干。

每天早上，考古学家会在六点整开始工作，为的是避开高温。墓场没有遮蔽处，该地区的平均年降雨量大约是十分之一英吋。云朵难得一见。古代人抬头看广大的蓝天时，他们看到的是水。他们相信，大地存在于某种气泡中，被液态的宇宙所包围。每一种天体──太阳、恒星、行星──乘着船，擦过天空的表面。在遥远南方的某个地方，气泡是有洞的，水就从洞口注入沙漠。一洞，一河──尼罗河。不然要怎么解释世上不下雨，却有这么多的水？

一九九一年，考古挖掘挖出了埋在墓地中由十二艘船组成的船队。这些船出土的位置靠近“须纳”──那座古代的泥砖结构──而且所有工艺品都指向遥远的河流。有几艘船的船尾摆了巨石，似乎是当成防止船只漂进沙中的船锚，船只平均约六十英呎长。最后又发现了两艘船，而这十四艘船只据信是献给第一王朝某位国王的部分陪葬品。这些仪式用工艺品是在五千多年前打造的，用的是海外进口的针叶树木材，而它们也跻身为世上已知最古老的人造船只。这些船很可能从未下水。

船在沙漠中，船在天空中，阿拜多斯的景致满是奇迹。第一王朝有位国王与七头宠物狮子一同下葬：另一位国王则有一只名叫“飞毛腿”的狗作伴。一处王族陵墓中摆的祭品罐足以装下四千五百公升的葡萄酒。考古学家不断发现配戴青金石护身符的遗骸，而护身符就跟水色的天空一样湛蓝──这证明早在最早几位法老的时代，埃及就已经有与阿富汗相连的贸易路径了。一八九九年，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打开了一座国王的陵寝，国王名为瑟莫赫特（Semerkhet）；五千多年前，人们将香膏注入坟中，皮特里打开陵寝时，甚至还能闻嗅到香膏的气味。

第一王朝的国王们还会用人陪葬，而这些人之所以被杀，似乎是为了在来生服侍其统治者。有些死者拥有宫廷头衔，显然代表社会的菁英阶级。他们牙齿健康，骨胳强健；身上饰有象牙手镯、青金石护身符与其他华丽的符号。至于他们怎么死的则还不清楚。“没有外伤的迹象。”一天上午，马修．亚当斯在考古遗址说道。“骨头没有裂。最可能的猜测是，他们是服毒而死。有些古代国家在关键时刻会用这种手段，像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有中国。这是一种在危急时确立王权性质的方式，我想不到有什么比‘握有生杀大权’更强烈的表示了。”

“王权”是埃及人的发明，而“国家”──亦即一群人有共同的认同，共享政治领土──也不例外。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围绕着城邦发展，神庙与大祭司握有大权；但在埃及，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国王手中。“暴力”是国王身分的根基：已知最早的埃及统治者图像是纳尔迈（Narmer），描绘的正是他重击敌人的场面。国王跨着大步，高举权杖，另一手则抓着俘虏的头发──这个主题在接下来三千年重复出现了无数次。我们对纳尔迈的细节所知甚少，但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称这位国王为美尼斯［Menes］）倒是留下一段简短却又扫兴的描述：“他远征异地，赢得名声，却被河马抓走。”

河马事件之后的下一个国王是阿哈（Aha），他死的时候有超过四十名侍从陪葬。陪葬人数在他的继位者哲尔王（King Djer）时提高为六百人。这种仪式性杀人习俗成为国王所习惯采用的时间，大约落在王政统治下的埃及，而祭献人数经过一开始的增加之后，又逐渐减少。不到两个世纪，古埃及人就完全放弃了这种作法。

“不知怎的，这种做法就没了必要性。”亚当斯说。“说不定有明确的动机要他们不要代代都杀害你最优秀、最了不起的人才。这不是管理运作的有效方式，而是非常时期的作法。感觉像是他们借此推敲何谓‘王权’的手段。”

没有证据显示受害者有过抵抗。有些死者是宫中的侍从，但其余许多却是未满二十五岁的人，而且似乎就是以年轻健壮为标准所挑选。亚当斯推测，这些年轻人可能是自愿赴死，因为他们对神王（god-king）坚信不移。但这不仅不可能得知，我们甚至还缺乏必须的表述方式来传达曾经发生之事。“我不喜欢称之为‘人祭’，”曾经发掘若干第一王朝陵墓的德国考古学家君特．德莱尔（Günter Dreyer）对我说，“‘祭祀’是不一样的。那是种协议──或许是跟神的协议，你为了得到‘此’而付出‘彼’。但这是为了在来生服侍国王而杀人。这是帮来生做准备，不是祭祀。其实没有词汇可以说明这种作法。”

＊＊＊

一天早上，马修．亚当斯为我导览了“须纳”的周边。这几道围墙在今日就跟阿拜多斯的峭壁一样是沙子的颜色，但在古代，人们则是将之刷成白色。围墙立面上有一连串轮廓分明的垂直扶壁，在无云的天空下会投射出充满戏剧性的光影。美索布达比亚建筑有些也有类似的手法，埃及人则将这种特色发扬光大，成为王室建筑物的核心。其他位于多日照气候区的古代文明后来也兴建有同样效果的大型建物──例如希腊神庙中壮观的柱子与其他垂直的特征。某些我们现在认为新潮的建筑细节，像是装饰艺术风格中明快的垂直线条，其实是这种形塑“须纳”的概念留下的直系后裔。

第一王朝的国王，以及第二王朝的头两位统治者，都是在“陪葬”的另一区兴建自己的陵寝，距离这里有一英哩远。他们还在世的时候，似乎曾使用类似“须纳”的结构作为仪式献祭之用。每一位国王都兴建一座四边围起来的结构，等到国王死后，这座建物又会在仪式中拆除。

“我们认为埃及国王是为了千秋万代而盖。”亚当斯说。他指出几个地区，是其他围墙建物曾经矗立的地方，如今在地面上完全看不到痕迹。“‘国王盖暂时纪念性建筑’的想法似乎很古怪。但他们盖了这些建物，建物存在十或二十年，直到新王登基为止。他们会非常仔细做好准备，把旧建物扫除干净，然后运来荒瘠的白沙。”

这种粉状的白沙是要用来撒在旧王的围墙墙角下，接着再将围墙推倒并掩埋。陪葬品则位于旁边：祭品罐、牲口、廷臣、年轻男女。一九八○与一九九○年代时，宾州大学的考古学家大卫．奥康诺（David O'Connor）主持了一系列的考古挖掘，挖出了这些遭掩埋建物的残块。亚当斯在上述许多的挖掘坑工作过，而宾州大学团队也发现了埋藏的船只。

“任何特定的时刻，都只会有一座纪念建物矗立，”亚当斯说，“这不是缅怀他的建物，而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赞颂其王权的建物。”

我们走到“须纳”后方，鸟儿在高墙四周扑拍着翅膀。建筑物构成的巨链形塑了墓场这个区块，而“须纳”正代表最后一环。兴建它的人是卡塞凯姆威（Khasekhemwy），第二王朝强大的最后一位国王。在卡塞凯姆威之前，王室的围墙建筑只是“循环”时间的一部分：它们形成循环，就像四季递嬗与尼罗河水的涨退，并非永恒。但卡塞凯姆威似乎深受为“永恒”时间而建的想法所吸引。他把自己这座建物的围墙盖得比前人都厚，等到他死后，围墙依旧屹立不摇。

这个简单的举动触发了人类想像中某种强而有力的东西。卡塞凯姆威之子左塞尔（Djoser）踏出了关键的另一步，用岩石取代了泥砖。左塞尔在今日开罗南方的萨卡拉台地（Saqqara Plateau）兴建了六层阶梯状的建筑物，由一道岩石版本的巨形“须纳”将之包围。左塞尔金字塔如今人称“阶梯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造纪念建筑物。当左塞尔其后的继位者兴建属于自己的纪念建筑时，他们让外型更趋完善，最后成为四面平滑的标准金字塔。从四十英呎高的卡塞凯姆威围墙发展到四百八十一英呎高的吉萨石灰岩密闭大金字塔，埃及人总共只花了一百年又多一些的时间，之后还要再过四千三百多年，地球上才又出现更高的人造建筑物。

＊＊＊

若从现代观点看吉萨金字塔群的重要性，是有可能误导人的。我们多半把重点摆在古埃及的有形建筑结构与物体，视其文化为近乎奇迹的规划、建筑与工艺泉源。但真正有趣的是，古埃及人对于我们所认为的“发展”其实并不热衷。综观古埃及的大部分历史，他们鲜少为灌溉土地而出力，而是仰赖尼罗河的自然氾漤循环。他们每年只有一期榖类作物，人口成长缓慢──即便到了埃及统一已将近两千年后的新王国时代晚期，人口恐怕也不过四或五百万人；相形之下，今天的埃及可是有九千多万人。最早的简单灌溉器具一直要到第十七王朝之后，才出现在历史纪录上。埃及人兴建了吉萨大金字塔，却过了数世纪之后才开始使用轮子。他们收税，他们跟各地互通有无，但他们从来没有发明钱──在“陪葬”出土的钱币是希腊人统治时铸造的。在古代，象形文字是有字母的，但埃及人似乎不喜欢用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书写。三千年来，工匠勾勒出的象形文字形貌出奇地固定。

等到古埃及人以产业规模生产时──例如为城市居民烤面包时，他们的初衷也很少是为了革新。他们没有制作更大的烤炉，也没有发展出生产线，而是纯粹盖了许多小烤炉。“他们只构思出适用于地方的逻辑，只作少量。”埃及学家贝瑞．肯普（Barry Kemp）在《古埃及：文明解剖》（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如是说。无人遵奉效率，技术并非目标。他们当然能处理数字：大金字塔由大约两百三十万块人工切割的岩块建成，每一块平均都超过一吨，而建筑物精准指向真北，只有二十分之一度的偏差，但古埃及人未曾投入我们所理解的数学学科；他们似乎并不热衷于发展抽象理论，或是将解决问题的方式标准化，算数繁琐到荒唐的地步。除了“三分之二”，古埃及人都用以“一”为分子的分数来表示所有的分数：假如想表示“四分之三”，他们会写成“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七分之六”则是“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十四分之一”；“九分之八”则是“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十八分之一加十八分之一加三十六分之一”。

他们为何要这么作？没人知道；古埃及人不打算为了我们方便而解释自己的作为。开罗大学数学教授哈尼．艾尔─胡赛尼（Hany El-Hosseiny）审视古埃及人进行计算的方法，他告诉我，古人的作法让他困惑不已。“他们肯定有抽象思考能力，毕竟他们会把类似的问题分成同一组，以类似的方法解题。”他说，“但他们从来不用抽象的方式来陈述。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接着处理那个问题，然后处理又一个问题。他们从来不说有什么通则。”

古人不太重视改进体系，甚至连使用“体系”这个词可能都不太合适。“近年来，考古学家有一种把古代社会的某些方面视为‘体系’的倾向，”肯普写道，“这种观点很有价值，但会造成语义问题。我们也许能从古代社会的运作中辨识出某些体系（system），但它们不尽然都是经过安排的（systematic），毕竟后面这个词隐含高度的理性与秩序成分。”他的看法放诸历史上大部分的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皆准，而且事情在今日仍然是这样运作的。肯普对古埃及人的描述说得好：“他们堪为各文化普遍特性的范例：体系有顺应需求的倾向。是人们在应对现实。”

古埃及人真正的天才是对准其他的方向──不是他们兴建的建筑，也不是他们设计的体系，而是他们的想像力。他们发展出一种对时间、宇宙与政治权力的浩瀚观点。发明“国家”的抽象概念，或许比打造国家的实际结构更为重要。古埃及人对于自己身为一个民族的认同，以及统治者的神王身分有着强大的信心。在他们的想像中，混沌与秩序之间有着根本的紧张关系，这种二分法的灵感想必来自一分为二的景致。河流与沙漠，时间的“循环”与“永恒”，生与死，男与女，奥塞里斯与伊西斯（Isis），荷鲁斯与塞特（Seth）──这种成双成对是埃及思想的基础。他们有创造传统的卓越天分。他们有些概念，例如审判日、母与子的圣像、神死而复活的故事，后来化为基督信仰的根本。一年一度的阿拜多斯朝拜咸认是穆斯林朝觐的先声。发明王冠与权杖的似乎也是埃及人，而他们也很清楚建筑物的象征力量。他们把坐落在首都心脏地带的王居刷成白色，跟“须纳”同一个颜色，言谈中提及王居时则称之为“白墙”──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一千六百号＊的遥远先祖。

＊＊＊

一进到“须纳”的墙内，邻近村落的声音便消失了，举目只有无云的天空。没有人知道一度在此举行的仪式是什么模样，但它们的力量似乎回荡了数世纪之久。古埃及人在整个墓区挖掘墓穴，但它们却有超过一千七百年的时间都不愿意染指“须纳”内部与周边区域。早期仪式性杀人的作法，也在这座威严的建筑物开始兴建的前后消失了。也许是因为精力跟信念需要有个宣泄的出口吧？国王规划兴建大得难以想像的建筑物，而不是将数以百计的侍从置于死地。“我们在阿拜多斯见识到的，就是古埃及国王正在发展王权的表述方式，”站在“须纳”内的亚当斯说道，“他们正在发展王权的价值观，我们则是在实地观察这段过程。”

从一九○○年至一九○四年间，不列颠考古学家皮特里曾在此进行挖掘，有时候他会住在小草屋里。亚当斯指出了草屋的地点，提到皮特里开风气之先，采用更科学的发掘方法，而且他还是个一丝不苟、不知疲倦、心志坚定的人。皮特里跟亚当斯一样，都把考古手法用在盗掘者与小偷留下的踪迹上，但皮特里本意却在于惩罚。他的自传中提到这么一起事件：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有人把一尊超过一英担重的雕像从我们的现场偷走了。我追踪他留下的痕迹，利用一张张画出他双脚的素描──此人的脚趾十分特别。我找了个当地人，把话放出去，最后也找到了窃贼。在他被逮捕后，我到警察局一看，他的双脚跟我画的完全一致。

皮特里节俭出了名，每当考古季节进入尾声，他就会把剩余的罐头食物埋起来，等到下次行动重返原地时再挖出来。他判断罐头是好是坏的方法，是拿罐头对着墙敲，看会不会爆裂。这些年来，亚当斯不断找到皮特里留下的罐头和其他物品。

发掘坑中常常会找到考古前辈们的所有物，而这些近代人造物还真有点“平易近人”。亚当斯的团队在其中一个盗掘坑发现一张衣物干洗清单，字迹优雅，很可能是与皮特里同时代的不列颠人亚瑟．马斯（Arthur Mace）丢弃的。亚当斯还找到一个装痔疮乳膏的容器，是约翰．加斯丹（John Garstang）在二十世纪初拿来擦的。一次在阿拜多斯挖出了一把老式住房钥匙，是加拿大考古学家查尔斯．嘉瑞利（Charles Currelly）在一百年多前遗失的。

二○一○年，来自宾州大学的考古团队正在发掘若干中王国时期陵墓时，不巧找到了一具近代少女的尸体。从事发地点来看，她先是被人杀害，然后草草埋葬，时间则是在过去半世纪之内。死因是窒息──女孩的脖子套了一圈绳子，看来只有十五岁左右。

考古学家向当地警方举报，但警方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件凶杀案就跟那六百名随侍哲尔王进入来生的侍从们一样，尸骨已寒。宾州大学团队于是在找到女孩尸体的地方原地重新安葬了她。她可能是强暴或“名誉杀人”（honor killing）的受害者──这种习俗在上埃及的氏族村落仍偶有耳闻。仪式、牺牲、权力词汇──我们也许有字词能说明这里发生过的事，也许没有。

在距离女孩之墓的不远处，宾州大学的考古学家找到了不久前一次罕见风暴留下来的雷击痕迹。闪电击中岩床的露头，导致电流在沙子上朝四面八方发流窜。雷击的瞬间完美保存了下来：无论闪电经过何处，都会把沙子融成精致的玻璃管，在沙漠表面创造一张水晶网。当考古学家试图拿起天空的这项创作时，它就碎成了尘土。

＊ 美国白宫的地址。⤴

Chapter 5

傍晚时分，扎伊尔德常常来蜘蛛网楼房稍事休息，因为他晓得我跟莱丝莉都是在家工作。只要我开门，他就会跟我打招呼，接着对莱丝莉喊声“两汤匙，谢谢！”，意思是他想来杯加了两大汤匙糖的茶。在扎伊尔德的世界中，这是妻子扮演的角色──她得为男客人准备茶和其他点心。

这种命令──“两汤匙，谢谢！”──莱丝莉听了几回之后便要我去跟扎伊尔德解释：在我们家，女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女服务生。但我担心我还没有办法用恰到好处的阿语将这段讯息传达出去。于是我把解释的工作推迟到我的语言能力进步之后，与此同时，我则提议由我自己来倒茶。有时，莱丝莉也会跟我们一起在客厅同坐，扎伊尔德都是在这里喝茶，消除工作的疲惫。

我们在这个城区生活的头几个月，他是我们用阿拉伯语进行长时间对话的第一个对象。他有好奇心，又有耐心，而他缺乏教育的事实似乎让他更能同情我们的处境。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个专心的聆听者。我猜想，这可能是不识字的自然反应，他习惯以听的方式来接受大部分的讯息。只要莱丝莉或我用了新的词汇或是语法结构，扎伊尔德总能注意到，接着会说“漂亮！”来鼓励我们。他甚至像个好老师，总会在言谈中重新利用那些新字词和成语。

我们总是有话可聊，毕竟他常常带着自己从垃圾中发掘到的东西过来。有一次，他带来七瓶未开封的葡萄酒：大牌波尔多（Grande Marque Bordeaux）、卡赛瑞斯侯爵（Marqués de Cáceres）、穆利内酒庄（Domaine de Moulines）、米连酒庄夏布利（Château de Maligny Chablis）、阿尔萨斯蜜思嘉（Vin d'Alsace Muscat）、黎巴雷尼香槟（Champagne Liébart-Régnier），以及安东尼罗岱酒庄勃艮地老藤黑皮诺（Antonin Rodet Bourgogne Pinot Noir de Vieilles Vignes）。我上网查了每一瓶酒，确认价格，接着扎伊尔德拜托我，让他把酒存放在我的公寓，等夜深人静他才能把酒带回家。他是在一位老埃及人的垃圾中找到这几瓶酒的。扎伊尔德认为这人八成是戒了酒，通常若非因为宗教，就是跟健康有关。

他的发现有时还包括外国货币，我因此在不同的时间点确认摩洛哥迪尔汗、瑞典克朗、人民币、澳门币与加拿大币的币值。扎伊尔德发现一张写着“10,000”的钞票之后冲到蜘蛛网大楼，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等到我解释说三万伊朗里亚尔等于一美元，他才泄了气。身分证件也是垃圾桶寻宝的大宗：扎伊尔德拿给我某个德国外交官的证件，还在使用期限内，我便把证件送到几个街口外的大使馆去。我家附近住了几位拉脱维亚外交官，而我渐渐相信他们使馆并没有销毁官方文件的规范。随着时间过去，扎伊尔德给我看过的就有过期的拉脱维亚外交护照、拉脱维亚学校入学申请书、拉脱维亚大使馆国防与资源议题顾问的通行证，还有拉脱维亚北约永久代表团秘书长进比利时总部的通行证。

跟当地的垃圾工为友有一些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我可以在任何时间点，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Riga）展开一段新生活，而且证件一应俱全。我还成了廉价壮阳药专家。有些壮阳药名字很棒：“夺久”（Durjoy，产地孟加拉）和“威如塔”（Virecta，来自印度）。中国壮阳药常常用“龙”这个字，而且都有招摇的包装，又红又金。不过扎伊尔德对于任何蓝色的东西都很注意。在另一次兴冲冲的时刻，他带着一片未开封的铝箔包“艾力斯”地氯雷他定（Aerius desloratadine），药丸的颜色就像威而钢。但我上网一查，得知这其实是种抗过敏药──扎伊尔德的失望之情一如币值崩盘的伊朗里亚尔。

扎伊尔德教我阿语的“性”──“gins”，以及身体各个部位的俗称。“Andee zabala fil mokh”──“我脑袋装垃圾”。他常挂在嘴边。他这句话只有一半的玩笑成分：毕竟为了生计，他非得花大把时间去想跟垃圾有关的事。对话中，“垃圾”这个主题常常跟女人和金钱掺在一起讲。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了解到──女人、金钱与垃圾，在扎伊尔德心里是互有关联的。这三点正是他物质世界中的铁三角。

一开始领着他走向垃圾的，其实就是女人和钱。扎伊尔德的父亲在上埃及基纳（Qena）附近的村子长大，也跟同辈的许多南方人一样，移居到开罗来。他在市郊以警卫为职，同时展开一连串的闪电结婚与离婚。对穆斯林男子来说，离婚在法律上相当容易，只不过理论上很花钱，因为有各种应该付给前妻的费用，还要出钱养小孩。但这一切都不妨碍扎伊尔德的父亲，他娶过九任妻子，假如你把他曾经短暂成婚的科普特基督徒女子算进去，那就是十任。当我见到扎伊尔德的手足与邻居时，他的父亲在众人口中都是传奇。人人都说他有贝督因血统，据信这解释了他的不安于室与旺盛性欲。他们老是提到数字──九任太太，要是你有算科普特人，那就十任。从他们讲话的方式来看，显然没把那科普特女人算进去。

有个数字大家都不确定：这人到底是几个孩子的爸。总数约莫是二十，但多数的婚姻都很短暂，同父异母的手足彼此也很少联络。基本上，这些孩子都在贫困中长大，扎伊尔德的处境尤其困顿，因为他的母亲是第九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假如你把科普特人算进去，就是第十任）。此时，他父亲已是中年人，更在扎伊尔德六岁时猝逝。

父亲过世后，扎伊尔德别无选择，只能出门工作来帮助母亲与两名年幼的手足。他没上过一天学校，后来也身不由己地走上清洁产业的路，因为收垃圾既不需要念书，也不需要靠关系。他的第一份童工工作是坐在某个“zabal”──“十荒者”的驴车上，确保这人出去收垃圾时，车上的垃圾不会被别人偷走。日子一久，扎伊尔德也渐渐往上爬，到了少年时他已经成了一位名叫萨拉马（Salama）的科普特十荒者的主力助手。

这位科普特十荒者萨拉马的人生轨迹和父亲一样，人生也受到众多子女的牵绊。但萨拉马的“众多”却不太一样，他只结过一次婚，而他太太生了八个女儿，没有儿子。萨拉马也因此获得传奇般的地位，人人都在讨论他是多么努力地为了准备女儿的嫁妆而工作。在埃及人的婚姻中，人们期待新郎购买一套房子和主要家电，新娘则得包办厨具、卧房家具、衣物与其他家庭用品。对新娘的家人来说，这些资源基本上就是付诸流水，因为婚后她就成了丈夫家族的一员。

萨拉马膝下无子，这也意味着没有男性继承人能承接他的“回收事业”。等到萨拉马死后，他的家人决定把路线外包给忠诚的扎伊尔德，凭借多年来的服务，扎伊尔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条件很严苛。为了得到在扎马莱克收垃圾的特权，扎伊尔德同意把所有纸类、塑胶类、玻璃，以及其他能转卖的商品挑出来，交给萨拉马长女的丈夫，作为回报。这等于扎伊尔德是无偿蒐集这些东西。“我就把东西像剥好皮的香蕉一样交给他。”他有一回这么说。

由于心中谨记父亲的不良示范，扎伊尔德以有战略、坚定而耐心的方式走向婚姻。他谁都不相信，连亲人也不例外。以他们这个阶级的上埃及人来说，家中的长辈一般都会安排堂表亲成婚。人们对于近亲通婚的风险所知极为有限，况且结婚的目标也不是提升基因库的多样性，而是留住资源。选择相当清楚：你可以眼睁睁看着女儿的嫁妆消失在陌生人的家里，或是借由把她嫁进你的大家族，把东西留下来。结果，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埃及女人都嫁给家族的堂表兄弟。

扎伊尔德的母亲来自另一座上埃及城市拜尼苏威夫（Beni Suef）附近的村落，当扎伊尔德少年时，宗亲便指定将某个表妹许配给他。这女孩以嫁给扎伊尔德当新娘为成长目标，他也觉得她心肠好，人也很有魅力。但他对堂表亲婚姻有他自己的看法。据扎伊尔德分析，要堂表亲出身的妻子听话比较难，毕竟她可以跟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抱怨，而男性长辈就会回过头对丈夫施压。“我认为，假如我娶个陌生人，就会比较好叫她做该做的事。”他说。

但是，在亲族之外嫁娶要花更多钱。这一点让扎伊尔德回到那个物质铁三角：为了找个女人，他需要钱；为了赚钱，他需要更多垃圾。他尽可能取得到其他大楼收垃圾的权利，这种特权通常得靠钱来买。他还奉行任何想像得到的节流方法。他是我认识的埃及男人中极少数不抽烟的人，而且他还骑脚踏车通勤──对多数开罗人来说，骑脚踏车可是有失尊严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尽管这座城市地势平坦，但单车骑士少之又少。）扎伊尔德用他找到的东西交换任何有价之物，而且跟附近所有人都能打交道。假如垃圾里有还能吃的面包或肉，他就会拿给不同的管理员和工人，他们则以其他方式礼尚往来。扎伊尔德还会从垃圾中抽出干净的报纸，交给当地的送茶人，交换免费的饮料。

就在年纪快到而立之年时，扎伊尔德存到的钱已经足以在利瓦区（Ard al-Liwa）──尼罗河吉萨一岸的行政区──盖一间不错的两层楼建筑了。此后，他开始睁大眼睛找老婆──而且真的是用看的。眼睛一扫，眼角一瞥──对于一个男女之间少有平常接触的社会来说，这非同小可。一天早上，扎伊尔德在某个异母兄长的家附近，看到一位正把湿衣服挂上阳台晒衣绳的年轻女子。她个子很高，皮肤很白，而且美貌出众。萨伊德得知她来自上埃及亚斯文附近某个村子，现在则是跟亲戚一起住在开罗。这个女子名叫瓦希芭（Wahiba）。

她受过比扎伊尔德更好的教育。她拥有专科文凭──这是乡下埃及人念完中学之后常常会就读的商业学校。家人的婚配对瓦希芭也行不通，她曾经跟一位堂表亲订婚，但婚约因为双方家人吵架而告吹。当扎伊尔德接触瓦希芭的男性长辈时，他们对他经济稳定的程度印象深刻，于是马上举行婚礼。此时他三十一岁，她才刚满十八岁。等到我认识扎伊尔德时，他们已经结婚了五年，瓦希芭正怀上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扎伊尔德得意地跟我说，他太太婚后开始围起尼卡布（niqab）──保守穆斯林穿戴的黑色全面纱。先前点燃扎伊尔德炽热渴望的那种经验──瞥见瓦希芭的脸──是不会在其他陌生男人身上重演的。

＊＊＊

莱丝莉和我在开罗第一年时，大部分时间我们每周都会上两小时的埃及阿语课。我的语言能力稳定进步，不消多久，我就有能力跟扎伊尔德展开计划中的交谈，告诉他莱丝莉不是女服务生。

但到了这个时间点，他早就不会跟莱丝莉要茶喝了。他一定有感觉到我们的不自在，而我也注意到他自己作了一些调整。开罗素有对外国女子不友善的恶名，她们得应对公开场所司空见惯的性骚扰。但埃及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也会突然转向另一个极端。假如莱丝莉和我一同出现在某些场合，有礼貌的男人通常只会跟我对话，小心避免跟莱丝莉有眼神接触。他们认为这是种尊重，但也是女人在开罗一部分的疏离感来源：有时候她很显眼，是猥亵视线与嘲笑的目标，但有时候她却变成隐形人。

不过对扎伊尔德，应对进退的变化却不一样。他似乎意识到，我不会因为他跟莱丝莉说话而感到受威胁，我们三个也能一起坐着聊天，完全没有一般那种影响性别组成混和交谈的不平衡感。我知道他在自己的社群中不会这样作；他常常大刺刺地谈到控制自己的妻子，使她与外人隔绝的必要性。尽管如此，他的性格中却有一种开放态度，而他也有能力顺应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他的期待。

扎伊尔德的工作最要求人的地方其实不是体力，而是这种敏锐。他的工作不受政府监督，也没有制度或结构能保证别人付钱给他。他就跟开罗的许多人一样，喜欢聊些正在进行的政治事件，但他从来不会投身其中。他对国家大事不是真有兴趣，他整副心思都放在谋生的街头巷尾，以及收集来的东西。扎伊尔德捡垃圾，但他也在垃圾中抽丝剥茧──凡是能帮助他了解居民、说服他们付钱给他的线索，他都很敏锐。这是他穿脏衣服的一个理由：他的外表能提醒别人，他代替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中午会在“Ｈ自由”贩卖亭休息，部分原因是这个地方很显眼，能让行人有看到他的机会，从而感觉到有必要、而开始缴交他们的月费。

假如我对附近的哪个人感到好奇，我都会问扎伊尔德。一天傍晚，他中途停下来跟莱丝莉和我聊天。我们提起同一条街上住的一位中年富婆。她吝啬出了名，而且从来没结过婚，但她明明受过良好教育。我问扎伊尔德，优点这么多的人怎么会独身？

“有句俗话，”他说，“‘假如你为了猴子的钱跟猴子交朋友，那么明天钱就会不见，但猴子还是猴子。’她的情况就像这样。没有人想跟她结婚。”

我提到这名妇女体重过重的事，好奇这是不是另一个因素。但扎伊尔德摇头。“她本来很漂亮，”他说，“我看过她十五或二十年前的照片。她看起来很不一样。漂亮！”

“你在哪看到那些照片的？”

“垃圾里面，”他说，“她把照片丢了。”

我问，她为何这么做？

“大概是她不想记起那些时光吧？”他压低声音：“说不定那些照片惹她难过。”

＊＊＊

周间日的早上，我跟莱丝莉会搭计程车经过十月六日大桥，去一间叫“卡利玛”（Kalimat）的小小语言学校。搬来开罗之前，我们已经在米德尔堡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修完标准阿拉伯语（fusha）──整个阿拉伯世界以此为书面与正式语──的夏季密集课程了。但埃及方言跟标准阿拉伯语差异很大，连某些基本用语亦然──如果只学过标准阿语，连听懂“你好吗？”都成问题。因此在开罗，我等于是在四十一岁的年纪从头开始埃及阿语的初阶课程。

当成年人搬到另一个国家时，语言会像条河流过你身旁。小孩能顺着流走，毫不抵抗，但年纪比较大的人步伐多半踌躇得多，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们或者让河水把脚打湿，或者走到水深及腰处，又或者不时让自己有几小时时间整个人浸在水里。途中，他们会拣出似乎最关键的字词和成语；人在开罗时，我都会带着笔记本记单字。有些单字来自和扎伊尔德喝茶的时光：

性　جنس

差异　إختلاف

打　يضرب

后悔的　ندمان

烧　يحرق

被烧　يتحرق

他烧垃圾　حرقلا زبلاة

其他的字词清单目则来自工作。二○一一年十二月某天，我在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待了一下午，之后我的笔记里出现：

伊玛目　إمام

教长　شيخ

胡子　دقن

毯子　سجادة

禁止的　حرام

有时候，字汇会创造出一段故事。随着我的阿语逐渐进步，我偶尔会自己一人前往解放广场，当作练习。二○一二年一月，一群抗议人士对我起了疑心，之后我的笔记本就画上了他们的偏执发展路线：

代理人　عميلجنس

大使馆　سفارة

间谍　جاسوس

以色列　إسرائيل

以色列人　إسرائليين

犹太人　يهودي

到了二月，我添上“催泪瓦斯”、“屠杀”和“你能讲慢点吗？”，“阴谋论”则跟“薯条”在同一天出现。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阿语讲得有多奇怪，也会去想假如我在“阿拉伯之春”前来到开罗，阿语会学成什么模样。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情况都会不一样；你永远无法两度踩进同一种语言。我笔记本里的许多词汇都是革命的遗迹，等到穆斯林兄弟会掌控国会之后，清单就出现了：

蓄胡的人　أصحابلا دقون

媒体部　وزارةالإعالم

道地的　أصلي

假的、错的　مضروب

停止（不做某事）　يبطل

幻觉、不真实　وهم

我最早的体悟之一是，这种片刻就算情绪再怎么强烈，终究也会过去。笔记本里有许多字尤其跟“阿拉伯之春”有关，但它们却包围在不受时间影响的字词与词组之间。我在能听懂计程车司机用收音机播放的政论节目之后，才意识到打电话进来的人和主持人会先互道礼貌的伊斯兰式问候，长达一分钟，然后才展开他们对革命的生气争论。我的埃及阿语课本书名是“Dardasha”──意为“闲谈”，第一章就收录了一段对话，说明跟点头之交打招呼的得体方式。不久后，我就发现自己不断跟邻居重复这段对话，一句接着一句，讲着完全不受解放广场影响的片语：

“愿平安降临于你。”

“愿真主的平安、仁慈与祝福降临于你。”

“你好吗？”

“愿真主赐你平安！你过得如何？”

“赞美真主。”

“祝平安。”

“祝平安。”

＊＊＊

阿拉伯语是我成年后学的第二种语言。读高中与大学时，我从来没出过国。二十七岁时，我加入了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我被派往中国，住在长江边某个偏远的小城市。和平工作团服务结束后，我在中国又待了九年，担任记者。中文成了我思考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某些字词与概念，我会想到中文，而非英文。

我对阿语的某些看法自然会先透过一层中文镜片。我在尼罗河边生活时，自然会先想起我在长江边的所学，而埃及阿语一开始让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种特性，就是埃及人的礼貌。在中国的时候，我用的中文入门课本叫《用中文谈中国》（Speaking Chinese About China），头几课根本没有花时间在礼貌上。第一页的第一段对话是，有个学生对老师说：“给我们说说黄河。”没有“请”，没有“谢谢你”──中国人很少讲这些话，他们是以“直接”闻名的。

然而，《闲谈》书上的第一张单字表写的则是：

请，快进来　إتفضل

对不起　معلهش

望如真主所愿！（由衷期盼！）　إنشاءلاله

很高兴遇到你！　فرصةسعيدةجدآ

谢谢你！　شكرآ

许多阿语课在课程之初，会介绍端视性别或阶级而定的惯用语。社交语言规则之复杂，连一段三十二秒的对话都需要用注解来细细解读：

你应该有注意到，当哈桑（Hassan）在对话中向阿里（Ali）问起阿里的妻子时，纵使对话听起来友善而不拘礼节，哈桑也没有明讲她的名字。在埃及，除非你是非常亲密的亲友，否则不会特别提到其他人的配偶，或是女性亲属的名字。

《闲谈》的做法相当于开药方：针对每一种互动提供正确与错误的回应方式。有一章旨在说明，当拜访埃及人家时，主人会奉上食物与饮料，但客人应该要一再拒绝。课文教你，经过几次奉茶与婉拒之后，客人才能接受。另一章则谈到“邪眼”（evil eye），认为他人的嫉妒会导致不幸。《闲谈》书中会把小炸弹加上火焰的符号，印在那种就连在革命期间也会让人气炸的对话旁：“你的儿子真的很聪明，法蒂雅（Fathiya）夫人。”幸好，这种复杂的炸弹可以用正确的说话版本巧妙拆除：“如真主所愿，法蒂雅夫人，你的儿子真的很聪明。”

我带着女儿上街时常听到这个词组：“masha'allah”──“如真主所愿”。偶尔会有老人家微笑看着两个小小孩，说“Wehish, wehish!”──“没教养，没教养！”这让我困惑不已，直到有人解释“说反话”是另一种免受邪眼之害的方法。社交互动的规则多得不得了，连《闲谈》的处方也不合用。在卡利玛学校，我们的其中一位老师里法阿特．阿敏（Rifaat Amin）便准备了五页的补充教材，标题是〈阿拉伯语社交礼节表达〉。上面就有列出无论别人何时祝福我女儿，得体的回答都是：“allah yakhallik”──“愿真主保佑你”。

里法阿特的讲义让我对任何情境都有准备。上面有一种专门向刚结束旅途的人问候的方法，还有另一种词组用来跟最近生了病的人打招呼。不管什么时候提到逝者的名字，都必须说“allah yerhamoh”──“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一小句推卸责任的话就能打发乞丐：“allah yasahellik”──“愿真主令你的生活好过些”；“shafeetum”这样的招呼语适用于跟上完厕所回来的人致意；甚至还有专门跟刚剪过头发的人打招呼用的成语。

我在扎马莱克的理发师总在每一回剪完头发后说“na'iman”，但我一开始不懂意思。研究过里法阿特的讲义之后，下一次剪头发时终于用正确的方式对答，理发师高兴地笑了。这就是那种在我有词汇可以说之前，都不曾出现在我心里的概念。突然间，我的那种欠缺就变得很明显。我是怎么在没有任何剪发完毕后的专用词汇的情况下，在这世上活了四十二年的？从此之后，这位扎马莱克的理发师跟我都一直照章办事：

“Na'iman.”──“祝福。”

“Allah yin'am alik.”──“愿真主祝福你。”

＊＊＊

里法阿特．阿敏的父祖来自阿拜多斯。他的父亲在那出生，是农家子弟，后来成为专作水塔的包商。一九五○与六○年代，埃及人口迅速成长，他的父亲搭建超过三百座水塔，从亚斯文一路盖到亚历山卓。对于阿拜多斯之子来说，这似乎是完美的行业──生于无瑕的蓝色穹顶下，长于埋藏船只与古人想像力之地──他又把水摆回了天空。

他成功到足以为整个大家族在开罗兴建一栋六层楼的楼房。里法阿特就在里头长大，身边都是姑姨伯舅堂表亲。孩提时，他夏天会到阿拜多斯与祖父母同住，在“陪葬”边缘的废墟间玩耍。等到他年届五十，莱丝莉与我和他结识时，他的祖父母早已作古，他也鲜少回到南方。但他依旧对自己的阿拜多斯出身感到自豪。他常说自己的血缘能上溯到法老时代的埃及人，而他看起来也架式十足──他的面容就像是对神庙墙面浮雕所做的素描。他很瘦，身形笔挺端正，浓密的白发跟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他的颧骨很高，有着一双锐利而深邃的眼睛。他的爱国心极为坚定。有些上埃及家庭的社会阶级在上世纪中叶有所提升，他和其中许多人一样，都是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的死忠支持者──纳瑟也出身南方。当纳瑟在一九七○年死于癌症时，里法阿特才二十岁，但他仍然对先前那个时代的埃及有种怀旧之情。每晚十点，里法阿特都会转到罗塔那电视台（Rotana），看伟大的埃及歌手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在一九五○年代或六○年代的演唱会重播。有一次，里法阿特为我们准备的习题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凡是真正的埃及人，没有不爱乌姆．库勒苏姆的。”

不过，里法阿特却有着跟今日埃及格格不入的其他特质。他是穆斯林──但他喝酒，不上清真寺，拉玛丹月（Ramadan）＊期间也不禁食。他无视日常祈祷的召唤，对他来说，唯一虔诚遵守的仪式就是十点钟罗塔那频道的重播。他表示，前往麦加朝觐是浪费钱，不如花在穷人身上。自青春期开始，他就几乎吃全素，这在埃及人之间极为罕见。里法阿特的手足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在他刚开始拒吃牛肉与羊肉时常对他咆哮，但少年不为所动。成年之后，他所享用的少数肉类，是姐姐瓦蒂雅（Wardiya）烹煮的鸡肉──她会用特别的手法去掉鸡皮。

瓦蒂雅有时会送饭到里法阿特的住处，因为他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他还年轻且单身时，就以需要隐私为由，搬离了家人的那栋楼──这在埃及也很不寻常。他独居在吉萨一岸的中产阶级城区──穆罕迪辛区（Mohandiseen）的公寓。三十出头时，他曾短暂与一位异国女子订婚，但如今他似乎对这段过往不怎么严肃看待。“我从来没结过婚，al-hamdulillah!（万赞归主！）” 他常这样对莱丝莉和我说。

在成为我们的老师之前十年，他曾经罹患淋巴癌。进行化疗时，瓦蒂雅每周都会帮他送饭。纵使生活方式与意见天差地远，但手足之间仍然极为亲密。瓦蒂雅很虔诚，对于她弟弟看待神与性别关系的方式并不苟同。里法阿特相信男女理应平等，但瓦蒂雅拒绝接受这种思想。但她承认自己也受到弟弟影响。他力促她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尽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最后她也同意了。里法阿特的论点是把女性受教育当成武器──假如丈夫让她失望了，教育就是一种自保的方法。

里法阿特在有女性在场时也很自在，这是莱丝莉跟我选他上课的原因之一。上课时，他喜欢准备能反映社会批判的课文。有时候他写的对话里，都不给粗鲁的男人起名字：

胡妲（Huda）：你累什么？你在家什么事情都不做。

她的先生：什么意思？

胡妲：我说你应该帮我做点家事。

她的先生：拜托，你的工作一点都不重要，而且你还把一半薪水花在搭车上，一半花在化妆品上。

有堂课讲到埃及伟大歌手乌姆．库勒苏姆，她很晚才结婚，而且没有小孩，里法阿特便提到她可能是女同性恋。他很钦佩这类打破旧习的人，本身也很重视个人自由；他是“阿拉伯之春”的狂热支持者。他的阿语课单字清单常常反映出甚高的陈义：对立、知识分子、发展中国家、社会阶级；但他也有那种传统埃及人对强人领袖的热爱，得意地自称为纳瑟派。当莱丝莉和我指出纳瑟曾经把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与伊斯兰主义者丢进监狱时，里法阿特则主张这名独裁者的镇压是合理的，因为经历一九五二年的革命之后，国家需要团结一致。

他深信今天的埃及亟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还把家庭关系形容得令人窒息。但他仍然叫我们练习“阿拉伯语社交礼节表达”。就言词表达上，他有他传统的地方，其中一次的讲义就是概述称呼埃及女性的得体方式：

Ya madam──称呼已结婚或订婚，着西式服装的女子（注意婚戒）

Ya 'anisa, ya madamwazel──称呼未婚、未订婚、着西式服装的年轻女孩

Ya sitt──称呼着传统服饰的已婚女子

Ya sitt hanim（非常尊敬）──称呼已婚女子

扎伊尔德与里法阿特都是在开罗生活的第二代上埃及人，他们也都成为我最常讲阿语的对象。尽管受过的教育与社会阶级有所不同，他们却有一个共通点──强烈的矛盾感。两人都综合了严守传统与惊人开明、甚或不守常规的思想。日子一久，我渐渐认为这种矛盾的倾向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埃及百姓如此，神庙墙上的人物亦如此。这个现代国家有主流宗教、强大的民族主义，以及让人感到幽闭恐惧的家父长制家庭结构；但这个国家也有一股相反的个人主义力量，许多埃及人更是天生如此。里法阿特的特殊与不一致看起来简直与生俱来，瓦蒂雅和他的其他手足也睿智地选择接受它们。

＊＊＊

里法阿特喜欢自己编教材上课，但一开始我坚持要用《闲谈》。我在中国的时光让我对语言课本有种着迷，因为书中教的远比字汇与文法多得多。我刚开始学《用中文谈中国》是在一九九六年秋天，当时这个国家正开始加速经济改革，而国家发展的先后顺序就反映在课文中。第三课里出现的句子（“他工作很认真”）在第四课变得更复杂（“人人工作认真，因此产量达到两倍”），接着在第五课达到精妙的新高度（“我们已经体悟到，唯有提升产量，才能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于“人民”是哪些人，他们生产些什么，或是他们何以辛苦工作到这种地步，则不得而知。领导他们的是看不见的政治人物，他们没有名字，但分分秒秒都很勤奋。（第三课：中国领导人们真会亲身从事体力活儿吗？）

十五年后，来到另一个转变中的国家，《闲谈》为我引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埃及的课文没有生产额，没有经济计划，也没有基础建设工程，“工厂”这个词不会出现在课本里，不会有人提到要产量翻倍或提高生活水平，对话中的人物讲的内容就像“我是工程师，念了五年大学之后，我现在在餐厅当服务生”。

我的中文课本对外国读者而言向来讳莫如深──对中国或中国人民连一句负面的评论都没有，但《闲谈》从不避讳不好的行为。这是这本书强调礼貌的另一面：书中描绘出真实生活与美丽的言语之间的多处落差，甚至有一段对话是打错电话却又莫名坚持的交谈。自从莱丝莉和我有了埃及的手机之后，我们一直对那些打错电话找错人，或是有奇怪要求，甚至什么都不说的来电满头问号。《闲谈》的单元就让学生对这种情况有所准备：

阿里：嗨！

哈米斯（Khamis）：嗨！古玛阿（Gumaa）先生在吗？

阿里：不，你打错电话了。

哈米斯：什么？怎么会？我要找古玛阿先生。

阿里：亲爱的（habibi），这里没有人叫古玛阿先生。

哈米斯：我是哈米斯。他认识我。

阿里：还来？你打错电话了。再见。

哈米斯：好吧！但他知道我是谁。

阿里：再见。

我们在卡利玛上到这一课时，里法阿特不在，帮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名叫萨米的亲切男子。在我看来，这段对话看起来很直白，而且相当无聊。但萨米把它当成海明威的小说来读：被遗漏的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想，古玛阿先生人确实在那里。”萨米话说得认真。他详细解释了阿里替古玛阿先生说谎的各种可能。也许古玛阿先生欠哈米斯钱，又或者哈米斯是想找他帮忙。萨米说，这种行为在埃及相当常见。

“有时候我们会假装没有别人要的东西，”他说，“有时候我们说他人不在，但其实他在。”

我问他，这种欺瞒从何而起。

“这要从七千年前说起，”萨米说，“独裁者长在。我们始终担心害怕。所以我们不相信彼此。”

这下换我带着新的执念来解读这九行字了。阿里为何称呼他“亲爱的”？哈米斯讲话口气怎么这么熟门熟路？“他认识我”那句神秘的结尾又该怎么解释？“但他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本日心得：在埃及，事无大小，都可以有阴谋论。

＊＊＊

《闲谈》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讲到数字。“一”到“十”的字一直到第三章才有介绍，接着还要再等三章课文，才会继续讲更大的数字。等到学生学会讲“十一”的时候，他早已精通“可爱的女孩”、“订婚”、“结婚登记”与“东方之星”（埃及人给乌姆．库勒苏姆的雅名，课本第五章就谈这位歌手）等事关重大的词汇了。

在这世界上，我还从没去过因为数字而害人这么不自在的地方。首先，我以为的阿拉伯数字，其实对许多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来说并非标准用法──知道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震惊。所谓“阿拉伯数字”是种错误的称呼，严格来说，它们是“印度─阿拉伯数字”，因为这套体系起源于印度，而后由阿拉伯人介绍到欧洲。埃及人与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人用的是一套不同的体系──“阿拉伯─印度数字”，同样起源于印度。就好像这些名词还不够混淆一样，“印度─阿拉伯”、“阿拉伯─印度”，两者符号形状的重叠之处更是足以让外国人晕头转向。我已经学会把٤当成４，٥当成５，٦则当成６。在阿语书中，字是由右往左读，但数字的方向却相反。假如阅读文字后来到某个数字，你就要掉头往前读。埃及的车牌、门牌就是按照这种体系来写：

每次看到一块牌子，我都会变成斗鸡眼：字母从右看，数字从左看。这会不会影响理解？埃及学童学会来回变换，在两种文字与数字体系的方向之间灵动跳跃。所有公立学校教材都采用“阿拉伯─印度”体系，数学公式由右往左写。但假如学生上的是公立大学的数学课，文字写法与方向都会改变。公式以拉丁与希腊字母写就，从左往右写。到了大学三年级，课程就会完全以英语进行，部分是因为没有适合这个阶段的阿语课本。开罗大学的数学教授哈尼．艾尔─胡赛尼告诉我，他注意到每一次的转变都让学生大为头痛。据他来看，这种转换有碍学生进步，但他也没有能轻松化解的方法。这是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痕迹，教育者以英语或法语引介技术性学科，久了以后就在大学课程根深蒂固。

就连上街，埃及人对数字似乎也不太自在。他们讨厌杀价，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是带着对中东集市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到这个国家的。在中国，杀价是种全民运动，经历了在中国的日子，我已经受过所有标准步骤的训练：转身离开、“最多这个价，老兄”、诋毁你希望买到的东西、假装为Ａ讨价还价但想买的其实是Ｂ。但在埃及干这种事，就像打触身足球（touch football）＊时擒抱别人一样。初来乍到时，某次我跟一位开罗店老板讨价还价。过程中我才刚热好身，但对方却一脸恼火，望着天空，说：“La ilaha ill'allah!”

这句成语──“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也列在里法阿特的讲义里。他上课时解释说，埃及人有时候会反复念古兰经文，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居然讨价还价到让对方得念清真言的地步！从此以后，我都用赛前练习的态度对待跟埃及人的交易──不穿护具、不能接触。说什么都得用半速，甚至更慢，而且不能问太多跟钱有关的问题，这会害埃及人感到尴尬，也让他们担心邪眼的影响。他们很容易就招架不住数字。到店里买东西时，莱丝莉跟我知道要检查找的钱，因为商家常常算错。这不见得是在占外国人便宜，真要说起来，算错通常还让我们拿到更多钱。在中国渡过十一年，我真记不得中国的店老板有哪一次找给我太多钱，但多找钱在开罗发生的次数却多到我数不清。如果拿一张一百镑的钞票给埃及柜员付三十五镑的费用，看他拿起计算机也不算少见。

离开中国的生活后，这不失为一种放松，那边对钱可以执着到烦人的地步。而埃及数学能力孱弱的另一面，则是他们强大的语言能力。这有部分算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另一种遗迹，但我怀疑这跟许多埃及人主动、爱交际的性格更有关系。他们天生很会学语言，我常常遇到像马努那样的人，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正式课程，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我个人经验来看，这种事情在中国非常罕见，中国人多半有语言学习的问题。他们试着用学数学的方式来学语言，也就是凭记忆力死背，以及反复练习。

我在课堂上提到这些议题时，里法阿特说，埃及人数学不好的现象同时也是文化与政治问题。“没有‘nizam’可言。”他说。这个字很早就出现在我的语言笔记本里，是个因情况而异的字。在解放广场上，示威人士用这个字时，意思是“政权”。“阿拉伯之春”最强力的口号──人民要推翻政权──一开始是从突尼斯喊出来的，接着被埃及人和其他人挪过来用。但这个词也可以指任何一种体系，埃及人批评本国社会时就常常用到这个字。

“教育根本没有系统可言，”里法阿特接着说，“一切都很混乱、崩解──你看学校那什么样子。课本很糟，老师缺乏训练，所以大家学不会逻辑思考，所以他们数学不好。”

根据里法阿特的看法，问题的根源远比教育或后殖民主义还来得深。他指出，许多埃及人日常生活的进行完全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他常常唠叨这一点：人人都赖床，吃饭不准时，社交到半夜。我的笔记本有一整块都用来记跟迟到有关的说法：

我会晚一点到

我早到了

我们能约晚一点点吗？

今天糟透了！

你会准时到，还是会迟到？

我没办法准时赶到

我们的约可以延期吗？

这类句子从未出现在我的中文用语清单上，在中国，大家对于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都有严格的看法，约了时间就没人会迟到。等到我开始学埃及阿语之后，我对这种对比也好奇起来，于是重读了《用中文谈中国》。中文课文里，官方机构与组织架构出现次数之多让我惊讶。一开始的几段课文里，字汇就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主义”、“联合国”、“妇女协会”、“副总理”，以及“委员会主席”。

然而在《闲谈》里，就无法感受到这种更大的体系。课文会提到像穆巴拉克等领导人，但不会谈到组织或架构，用来政府工作的词汇也极为负面。对话中的人物提到“wasta”，是个很难定义的字。文中的意思相当于“走后门／靠裙带关系”：

父亲：你在大学认识的朋友呢──他们作什么工作？

马哈茂德：他们都在大公司工作。

父亲：那你为什么不去？

马哈茂德：人家都靠关系。

中文的“关系”也是类似的概念。但“关系”可以培养，可以学习，可以操弄；这是个经过充分发展的社会体系。有时候很腐败，但有时候也很弹性：只要有方法，有常识，人人都可以创建“关系”。另一方面，埃及的“wasta”却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更为固定不变。相较于可以建构、耕耘的人际网络，“wasta”反映的似乎更像是社会阶级，而且是种结束对话的方法──一个人要嘛有关系，要嘛就没有。像扎伊尔德这种人虽然辛勤工作，处理的人际关系范围之大也让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不会把这称为关系。他可以保住自己的清运路线，让生活有些许提升，但不会有一条通往功成名就的明晰道路。真正的关系所能提供的重要事物──新工作、真正的安全、让孩子读更好的学校──都超越了扎伊尔德的网络范围。他不会把自己收垃圾的路线看成某种大架构的一部分。

连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对《闲谈》的对话中除了靠关系或离开这个国家以外就别无选择的情况感到灰心。教育的价值似乎有限，从来没有人对政府机构表现出信心。家人重于一切。课文旁边有对家族结构的注解：

你应该已经从对话中注意到，单一家庭成员的行为通常会反映全家人的样子。……一般埃及家庭内，个人的见识咸认是有阶级的，据信年纪较长的成员比较睿智。

文中的文眼是“咸认”与“据信”。《闲谈》里面的长者有些慷慨而睿智，但也可能荒唐而气量狭隘。丈夫的行为可能还比不上小孩：

阿里：今天午餐吃什么？

法蒂玛：填料鸡，你喜欢的那种。

阿里：我不想吃鸡肉。我们天天都吃鸡肉。

法蒂玛：行，那你想吃什么，阿里？

阿里：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不想吃鸡肉。

法蒂玛：蒙真主所愿，明天你想吃什么我都煮给你吃。

这本书对于开罗不好的一面也不避讳。书中用一系列未完成的句子来介绍条件语气：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天天打电话来……

要是让我看到那个按了电铃就跑掉的小鬼……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邻居每天晚上都大声放音乐……

有个练习叫“你很暴躁”。说明如下，“两人一组，问你的伙伴以下问题，看看他／她个性是否易怒”：

你跟朋友在五点钟有约会。到了六点钟，你的朋友还是没来。你会生气离开吗？

你动身前往朋友家，跟他早约好了，但他却不在家。你会生气离开吗？

你正在上网，每一次电话响起，都是同一个人拨错电话号码。你会生气讲电话吗？

里法阿特教到这一课的时候，他对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会”。他是我认识最“'asabi”的人，但这个专属于埃及经验的字很难翻译。英文的“易怒”不需要脉络；但如果不先传达埃及会发生的那些、让一个理智的人变得“'asabi”的所有事情，就说这人“'asabi”的话，感觉有失公允。或许最贴切的说法是：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要求学生翻译“这整个国家似乎没人知道怎么在少了一支麦克风与五个扩音器的情况下庆祝”，借此来教他们阿语的那种人。

里法阿特催我们尽快学完《闲谈》，因为他热爱自己创造课文对话──里面的埃及人行为举止有问题、惹恼亲人、小事化大事。我与莱丝莉刚认识他的时候，实在很难理解他的爱国心，毕竟他总大声抱怨埃及社会的诸多方面。然而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了解到埃及有其表，有其里──里外不必然相同。“身为埃及人”的情感深厚到跟这个国家实际上的结构──或是实际上的缺乏结构──毫无瓜葛。这正是为什么这块土地尽管管理奇缺，却如此凝聚、如此团结的其中一个原因。

而这也是“矛盾”民族性的另一个例子。我在开罗遇到的人泰半都很爱国，但他们也很乐于批评自己，批评自己的政府与社会，而且尤其喜欢用嘲讽或其他幽默的方式为之。不知何故，埃及人就是能在自豪的同时感到羞愧，在乐观的同时表现犬儒，在严肃的同时开起玩笑。即便他们正在抱怨强人领袖对这个国家所作的一切，他们还是热爱强人领袖。等到其中一堂以古埃及历史荣光为主题的阿语课结束后，我的笔记本上出现了新的一句话：

埃及已经被人抢了七千年，但她依旧富有。

＊ 是伊斯兰历的第九个月，也是穆斯林的斋戒月。⤴

＊ 美式足球的一种，为业余与休闲的需要而演变成型。带球进攻的球员只要被对手碰触到，就必须将球交出给队友重新组织进攻。防守方不得擒抱对手。球员不会穿戴一般美式足球的护具。⤴

Chapter 6

二○一二年三月，我跨过尼罗河宫殿大桥，穿过解放广场，进入埃及的国会大厦，为的是跟穆斯林兄弟会的国会领袖会面。新国会的会期进行还不到两个月，会议召开的地点则是旧国会大厦。革命之前，这栋建筑物是一系列会议的所在地，最能形容这些会议的词，就叫“橡皮图章”。国会大厦的建筑本身相当宏伟，外部是新古典主义风格，有大理石柱与圆顶，罩着宽广的议事厅。国会议员会在隔壁的法老厅（Pharaonic Hall）休息。在法老厅内，柱子刷上了类似棕榈树的颜色，有如古埃及神庙一般。一尊坐在王座上的荷鲁斯青铜塑像靠着其中一面墙。在荷鲁斯的王座后方，有几块脏兮兮的破布、好几十罐鞋油，以及四双旧鞋。

计划与我会面的国会议员名叫索比意．萨勒赫（Sobhi Saleh），他迟到了。他的助理打电话来，说了课本上的其中一句话──“我们能约晚一点点吗？”我在法老厅等待，看着十来位议员坐在房间四周，低声交谈。有个老人在擦鞋，几个服务生则托着银餐盘，送茶、三明治和香烟。

在房间中的所有人里，看起来就数擦鞋的老人最自在。对每一位客人，他都按照一套特定的程序走：他把对方的鞋子脱下，套上暂时代用的鞋，接着隐身于荷鲁斯塑像后。顷刻间，他就拿着一块破布或一罐鞋油重新现身。我看着他这样做了几回，开始起了好奇心，于是走过去看神像的后面。他暗藏的用具摆得整整齐齐：破布、鞋油、多的鞋子。

我上前攀谈，擦鞋的男子告诉我，自己名叫里法阿特．穆罕默德．艾哈迈德（Rifaat Mohammed Ahmed），打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就在法老厅擦鞋了。“纳瑟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沙达特的时候我也在这里。”他说。他身高约五呎，瘦得像根竹竿，双手已经染成红褐色。他的右眼已经永远睁不开了。讲话时，他身体会前倾，头歪左边，用他那只好眼眯着看。

“上一届的国会只有八十八个穆斯林兄弟会议员。”里法阿特说。那一届就跟纳瑟执政以来的任一届国会一样，是由国家民主党（NDP）主宰的。国家民主党等于统治了一党专政的国家，只不过让兄弟会与其他若干团体在国会中掌握有限的席次。

“国家民主党议员有时候不会出席投票，因此不够达到多数，”里法阿特继续说，“有一天就发生这种事，结果艾哈迈德．艾兹（Ahmed Ezz）跑进来，叫国家民主党议员进议事厅投票。他还对我大吼：‘你，里法阿特！要是你再用擦鞋拖延议员时间，我就跟国会议长投诉你！’”

艾哈迈德．艾兹是个有钱商人，也是国家民主党最有权势的成员之一。最后一届国会在二○一一年二月，穆巴拉克辞职后解散，如今艾兹也进了恶名昭彰的开罗托拉监狱（Tora Prison），为贪腐服十年刑期。里法阿特眯着眼，挥着油亮的手指，仿佛艾兹还站在他面前：“我说，‘我管你。我才不怕你。’”

这名矮小的男子呼出胸中的空气。“我记得我有说这届国会不会继续下去，”他接着说，“我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这十年来，我一直说会有革命。”

正当我们聊天时，索比意．萨勒赫到了，里法阿特也在一瞬间收敛了桀傲不逊的站姿。他低下头，微笑，在萨勒赫入座时礼貌地退回去。萨勒赫为迟到致歉，解释说他得主持起草埃及新宪法的委员会。他说，自己最近在阅读一份由普林斯顿大学发表、对全球一百九十四部宪法的研究，而他也感到来自民众迫切的压力。“他们的野心高不见顶，”他说，“革命的定义就是野心。”

里法阿特站在一旁，低着头。这时萨勒赫对他比手势，让他脱鞋。

“这位是国会里最优秀的人物，”跪在萨勒赫身侧的里法阿特说，“他很真挚，演说也很清楚。他是个规规矩矩的好人。”

萨勒赫挥挥手表示谦虚，但脸上却挂着笑。

“他在会场中无与伦比。”里法阿特接着说。他脱下萨勒赫的鞋，然后遁入荷鲁斯塑像后。

萨勒赫将近六十岁，有着黝黑的皮肤、厚实的灰发和浓密的眉毛。他比大多数我见过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更愿意笑开口。兄弟会成员常常有一股拘谨、庄重的气质，有些埃及人还宣称自己可以从一个人自持的站姿看出谁是兄弟会成员。但兄弟会成员其实没有明显的迹象，这也为组织增添了神秘性。

但埃及社会中其他许多团体就不是这样。身为初来乍到的人，我马上就学到怎么从外显的特征看出个人的信仰或阶级。上层阶级的女子通常不会包头，有些来自保守中产阶级背景的女子则倾向于把自己的希贾布紧紧围在下巴处。在城里属于下层阶级的城区，你会比较常看到妇女围尼卡布。至于男人，虔诚的穆斯林前额通常会有日积月累的祈祷痕，萨拉菲派则是在下巴留着浓密的胡须，但修剪唇上的髭。基本上，科普特基督徒无论男女，每个人右手腕的里侧都有小小的十字架刺青。不过，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却没有明显记号。他们通常是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有些人蓄胡，有些人则刮得一干二净，像萨勒赫就是。他的iPhone荧幕首页是他自己的脸部特写照，每次有电话进来就会亮起。iPhone上的他也带着微笑。

我们谈了一阵子，然后里法阿特便从荷鲁斯身后带着擦亮的鞋子回来。我向萨勒赫问起总统大选──终于开始安排了。兄弟会承诺不会推派候选人，因为他们希望向埃及人保证：伊斯兰主义者意在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我问他，兄弟们会不会改变心意。

“绝对不会，”萨勒赫说，“绝对不会。我们谁都不会提名。”iPhone亮了，萨勒赫看向自己的笑脸，然后按掉电话。他接着说，“我们希望向各党各派传达一个讯息，让他们了解伊斯兰主义者不打算掌握权力。我们历史悠久的口号说得好：

‘要参与，不要宰制。’”

＊＊＊

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常常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政治理念，我需要知道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在《古兰经》上找到。这是伊斯兰主义者整体共同的主张：理论上，这场政治运动反应了信仰中若干根本而永恒的特质。但这就跟试图透过阅读《新约圣经》以理解美国福音派的政治操作一样有问题。经典是一回事，历史是另一回事；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是一时一地的产物。

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地点在苏伊士运河旁的城市伊斯梅利亚（Ismailia），创始人是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班纳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处村庄长大，父亲是当地的伊玛目，信奉保守的逊尼伊斯兰信仰。而这位男孩──严肃、虔诚、执着于对伊斯兰律法的严格诠释──后来成了阿语老师。政府派他到伊斯梅利亚的一所小学教书，这就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对于像班纳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别的埃及城市能有更让他不愉快的环境了。伊斯梅利亚是不列颠人经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总部所在地，所有最好的别墅住的都是欧洲员工。路牌是英文，城外则有戒备森严的不列颠军事基地控制这个地区。伊斯梅利亚和其他有外国居民的埃及城市一样有分离的司法体系，由独立的法庭处理所有涉外的案件。

对一位受过教育的埃及人来说，这种耻辱只是一段长期衰颓的最新篇章而已。最后一位自称法老的埃及本地人早在西元前一八六年就败在希腊裔的托勒密王朝手中，此后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都没有任何一个埃及裔统治者出现。埃及发明了“国家”的概念，为西方文明订立许多基本的王权表述方式，但它却失去了统治自己的能力。一连串外来领主──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中掌握了尼罗河。

十九世纪初，代表鄂图曼帝国统治埃及的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决心改革这个国家。他在拿破仑入侵与短暂占领之后迅速掌权，而拿破仑一事也让阿里等人确信这个国家需要现代化。阿里扩军，整顿政府机关结构，引入欧洲法律元素，并且将农业重新导向棉花等经济作物。他的儿孙与其他传人继承了他的大业，其中许多人都试图延续改革。

这些试图发展的尝试泰半是从另一种近代的创新──“外国借款”来获得资金的。有了海外资金，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许许多多的成员盖了学校、宫殿与军营，并根据巴黎模式重新规划开罗市中心。他们开凿苏伊士运河，崭新的城市在沙漠中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塞德港（位于运河北端）的名字便是纪念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而伊斯梅利亚之名则得自阿里其中一位孙子──伊斯梅尔（Ismail）帕夏。

这一切的建设（尤其是运河）最终让这个国家破产了。到了十九世纪末，鄂图曼帝国虚弱已极，埃及落入另一个领主的时机也已成熟。但这一回发动入侵的不是军人，而是银行家。不列颠人不过只是购买该国的国债而已，他们便掌控了苏伊士运河公司以及公司几乎所有收益。日子一久，他们也开始管理重要的政府机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不列颠人直接统治了埃及。

哈桑．班纳就是在外国人经营的运河两岸发表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宣言：“我们厌倦了这种羞辱而受限的生活。”最贴切的作法，是将这场运动理解为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传统文化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崩溃的反应。就此而言，兄弟会就类似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后两者同样在前后差不多的时刻壮大于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共产主义者志在为社会打造崭新的乌托邦架构，班纳则是诉诸于既有的信仰。

他常用“nizam”──“体系”这个词，来描述将伊斯兰信仰用于解决当代社会所有问题的作法。这个词从来没在《古兰经》出现过，比较宗教学的学者也用“时代错置”来形容班纳运用这个概念的方式。对班纳而言，伊斯兰之所以能成为一套体系，原因不在于这是《古兰经》的实际内容，而是因为他相信现代世界需要伊斯兰信仰。兄弟会的领袖并非以深入的思想或理论而闻名：理查．Ｐ．米切尔（Richard P. Mitchell）为这个组织的早期历史写了本开创性的学术著作，他提到，“无论是班纳还是这场运动，都没有创造出任何跟神学或哲学沾上一点边的成果”。他们的主要成就反而跟组织有关。班纳创造了一套串联众多五人小组的体系，跟早期共产党和法西斯组织相当类似。兄弟会的领导阶层遵奉严格的等级制度，事实也证明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感觉，对于一个追寻体系的社会来说相当受用。兄弟会成立不到二十年，就有三十万至六十万的成员，活跃于清真寺与慈善机构中。

但兄弟会的中心德目就跟组织架构一样，从来没有明确下来。班纳含煳谈到要激发埃及的“伊斯兰化”，并对兄弟们耳提面命，表示他们并非政党。然而，他们的行动却常有政治意图，在发展初期还曾赞助过巴勒斯坦民兵，有些成员还参与埃及国内的暗杀与其他暴力行动。兄弟会领导人最后拒绝了这种暴行，但埃及政府仍然以打压来回应这个组织。一九四九年，秘密警察在开罗街头暗杀了班纳，兄弟会在埃及大半的历史中都遭到禁止。这一切都增添了该组织秘密与多疑的倾向。

即便在穆巴拉克垮台，兄弟会也参与新的、开放的政治体制后，领导层仍然拒绝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组织的财务就跟总人数一样成谜。二○一二年春，我常问兄弟会领袖与发言人关于埃及有多少弟兄的问题，而我从来没有听到同样的答案两次。他们的回答从四十万到超过两百万都有，而他们也一贯表示自己不知道实际数字。对于一个能维持错综复杂的细胞结构、从所有成员身上收钱的组织来说，这实在不大可能。

里法阿特憎恶他们。“Kedebeen!”──“骗子！”只要这个话题在阿语课上出现，他都这么说。“骗子！”这是标准的批评之词，另外就是“兄弟会别有居心”的看法。组织领导人之所以宣称他们不会谋求总统大位，一部分就是为了缓和这种担忧。“我们要向所有人传达‘我们不愿独自掌权’的讯息。”兄弟会的发言人之一亚西尔．阿里．艾扎伊尔德（Yasser Ali Elsaid）对我说，而同一周索比意．萨勒赫也在国会大厦说了差不多的话。不到两周后，兄弟会便宣布还是会提名候选人。为了平息批评，他们反而做了跟原有打算完全相反的事。不过，如今他们也有机会掌握总统大位，一如掌握国会。

＊＊＊

那年春天，所有立法会议内容都会在名叫“国会之声”（The Voice of Parliament）的节目上实况转播，算是解放后新的开放措施。对许多埃及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能瞥见革命的果实，开罗商家与咖啡店的每一台电视机似乎都在播放这个节目。我通常是在马努的住处看“国会之声”，他一边翻译，我一边做笔记。会议过程播放时不会有人评论，不过议员会在休息时接受访问：

问：我们已有耳闻，世界各地有许多组织、党派与个人──例如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计划将埃及分为许多小国。身为努比亚人，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的文化有七千年历史。

来埃及之前，我已经听说阴谋论在一般民众之间相当盛行，但我没有料到会像泉水涌出来一样涌现于整个社会。“国会之声”上的政治领袖不见得在创建论述，反而常常是把出现在谈话节目与街谈巷议的话题拿来放大。二月的某个下午，有位议员起身发言：“很多人都说旧政权从托拉监狱中操纵、控制一切。我们要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这是常态。议员提出某种假想的威胁，其他人七嘴八舌，然后在任何事获得解决之前，这个主题就戛然而止。这一天是托拉监狱，那一天是公发面包的低劣品质。是谁该为烂面包负责？无能的背后是否有什么阴谋？一位议员站起来发表激昂的演说，说他曾经拿政府发的面包给一只饿肚子的猫咪，结果这只猫拒吃，而这显然点出唯一可能的结论。（“有只黑手伸进了生产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从供应、配送到面包师都是。”）

特定主题一再规律出现。基本上每一次开议，某些萨拉菲议员就会起身，宣称圣城耶路撒冷依旧掌握在犹太人手中的事实堪称罪孽。议长是萨阿德．卡塔特尼（Saad el-Katatni）博士，是位有能而坚毅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提醒大家不要离题，此时他的表情仿佛在说自己头上的祈祷痕是出于沮丧而拿头撞墙得来的。议员们会提出动议，有些不错，有些就没那么好。（像是“我们埃及有八千万人民，只要我们跟每个人收十镑，就会有很多钱，我们就能解决所有现在谈的问题。”）穆斯林兄弟会的议员最直言不讳，萨拉菲派也很坦率，少数自由派与世俗派就感觉很克制。在一次长达两天的议事中，马努跟我看了九个小时，才轮到第一位女性说话──只有百分之二的议员为女性。

没人会有那种“这对埃及好”的幻觉。某日，一位国会议员起身恳求，“把直播停掉吧。一旦大家看到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看到一切的争论，他们就不会信任我们了。”只是为时已晚，上千万的埃及人早就看到了。人人都晓得这场革命缺乏方向，晓得“有立法机关却没有新宪法或新总统”是件多没效率的事。国会议员引人注目却没有实权，他们有舞台却对自己的作为没有准备。他们其实是搬演一场进口的民主仪式──新古典主义的圆顶古怪地盖在法老厅上。“你们知道这个政府让我想到什么吗？”一位议员在四月下旬的会议中说道。“你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从十、九、八……一路倒数下来吗？现在有警察了吗？没有。还有面包吗？没有。学校还在吗？不在了。贼人耍了我们。”

＊＊＊

马努和我在吉萨一岸的都基区（Dokki）收看“国会之声”，他在这边跟几名年轻的外国人同住一间破旧公寓。马努曾经提到，他父亲以前会花几个小时看穆巴拉克时代的国会──这是个马努永远无法理解的仪式。当时，国会完全由国家民主党所控制，而马努的父亲会因为政治人物的懦弱而发火，对着电视怒喷脏话。“或许这就是关键，”马努说，“看这个能让他发火。”

马努在塞德港长大，苏伊士运河就在此与地中海相连。塞德港跟那座激发了兄弟会创立的伊斯梅利亚城一样，是在十九世纪兴建的。人们起先对塞德港怀抱远大的愿景：一八六○年代，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特勒迪（Frédéric-Auguste Bartholdi）提议在塞德港打造一尊能与人面狮身像匹敌的纪念像。巴特勒迪原定的作品名称为“为亚洲带来光明的埃及”（Egypt Bringing Light to Asia），他设计了一尊九十英呎高的埃及农妇像，农妇举起一臂，手里拿着火炬。但埃及的财政崩溃，使得这个计划胎死腹中。巴特勒迪最后带着这个点子渡过大西洋，到了另一个前景看好的港埠，在那里把埃及农妇重新想像成自由女神像。

随着时间过去，塞德港也成了一座错失机会之城，既没有原本应有的繁荣，也没有原本期待的开放。塞德港的早期历史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但其实只是殖民前哨站所具备的那种浅薄的世界性，几乎所有外国居民都在纳瑟的革命后离开了这里。在沙达特与穆巴拉克统治下，塞德港得到若干优惠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帮助，但贪腐与整体微恙的埃及经济也逐渐将之消耗殆尽。当马努还是个孩子时，塞德港孤立得很，是船只前往世上引人入胜之处的路上所通过的乏味背景。

马努的父亲经营一间生意兴隆的咖啡店，但经营的负担似乎给他带来不小压力。他严厉对待员工，为了埃及政局大吼大叫；到了晚上，他会抽哈希什，试图放松。他常常揍自己的么子──马努学会要避免跟父亲说话，因为连稀松平常的交谈都有可能被暴力相向。他在学校的表现并不起眼，他有语言天赋，但缺少出口；当他请求父亲让他就读当地的英语学校时，他的父亲拒绝了。

马努在中学行将毕业时展开了第一段性关系。埃及所有公立中学与高中都是以性别分班，男孩跟女孩之间通常没什么接触。随着进入青春期，男生的社交与打闹也常常带有性的元素。有些男孩举动较为女性化，别人就会半开玩笑地碰他、抓他；私底下，男孩子从这种打闹进展到更亲密的举动也不算特别。马努发现自己迷上了一位好看的同学，两人很快便发生了性关系。这段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两年，之后马努和另一位男同学成了一对。

他找不到字词来说明自己所作的事。阿拉伯语没有指称“同性恋”的贴切用语，只有“khawwal”可用。这是个古字；十八、十九世纪时，“khawwal”指的是变装男舞者。变装男舞者在埃及相当常见，他们在婚礼与节日时表演，而且常常是其他男人可以上床的对象。马努和同学不晓得这段历史，自然也没有意识到彼此的打闹方式正好呼应了旧时变装男舞者的舞蹈动作。如今，这种舞者已然消失，而这个字已经变成侮辱人的意思：“死娘炮”（faggot）。“Shez ginseyan”──是个比较正式、时常用于同性恋的阿语用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性异常”。据马努估计，他高中班上有一半以上的男生都很享受这种活动，他认为“异常”一词用在这上面很难说得通。

马努跟第二个伴侣的性爱强烈却无声，他们也从来没有直接讲出口。两人的专属暗号是“足球”。“来踢球。”要是谁情绪对了，就会这么说。另一个男孩似乎饱受自己的热情所折磨，不时心情沮丧，想斩断这段关系。但在四年期间中，他总是重新回头说出那个暗号：“来踢球”。

几年后，马努就像开罗大部分的同性恋一样，将英语的“同志”（gay）和“直男”（straight）混进自己的阿语里来用。但他讨厌这种标签。这种词暗示了认同的固定，然而他在塞德港无可言说的经历，却令他深信性倾向是流动的。就马努的观察，一旦男人的周围都是男人，只要彼此间对于身体接触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些男人就很可能会发生性行为。之后，等到社会要求某种版本的传统婚姻，同一批男人中的大多数就会进入异性恋生活中安定下来。

等到马努成年后重返塞德港，他不时会巧遇高中的老伴侣。他们对于彼此共有的一段关系皆未置一词，但两人的反应大不相同。马努觉得可以跟第一位友人轻松对谈，对方显然把那段关系当成许久之前发生在两个非常年轻的人之间的一时行乐，加以打发。如今他已跟当地女子成婚，有了小小孩。

但第二位友人从未结婚，也从未交女友。就马努所知，他此后再也没有和同性发生性行为。最后他离开家乡，到沙乌地阿拉伯工作──就连在这个以性压抑闻名的地区，沙特阿拉伯也算得上是僵固保守主义之最。马努曾数度在重返塞德港的途中遇见这位老伴侣，两人之间的互动又短又别扭。交谈后的马努感到沮丧。他觉得，他这朋友一度沉默却强大的渴望，如今已藁木死灰：没有言语，没有感觉。

＊＊＊

在我所认识的埃及年轻人中，马努似乎是唯一能完全为自己而活的人。他对拥有一处永久的家并没有兴趣，也不觉得对家人有什么义务。年纪较长的手足试图为他介绍可能的新娘人选，但他总能轻易找到借口，推托时机不对。他很少谈论未来。周末时，他不仅酒喝得凶，性生活也很活跃，时不时就在酒吧或尼罗河宫殿大桥找男人。他有各种类型的朋友，其中有来自出乎我意料外的社会群体：外国人、自由派、政治激进分子、同性恋。但他也跟某些身分令人惊讶的人往来──我有时会经过他的公寓，打招呼时却发现他跟附近认识的一群年轻警校生出游了。他们看起来就是典型的警察──大男人、四肢发达、爱国，但他们却乐得有马努相伴。另外还有一位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成员，名叫塔里克（Tariq）。每当马努跟室友开派对时，塔里克一定出现。活动中发生的事情──喝酒、在场有同性恋、男女随兴杂处──对伊斯兰主义者来说理当是眼中钉才对。但塔里克永远在场，享受其中。

我察觉到，马努独立于社会常态，就是他之所以能吸引这些年轻人的原因。此外也或许是因为他表现出某种他这个年纪的人罕有的自觉。对许多埃及人来说，二十多岁感觉是段不好过的日子：既感受到家人的压力，又因为缺乏专业工作机会而沮丧。性压抑对他们的心灵是一种卸不下的重量。年轻人尤其传达出一种不安定、有点一触即发的氛围，无怪乎他们是示威抗议、推翻穆巴拉克背后的推动力。

有时候，他们能从类似穆斯林兄弟会或萨拉菲派的宗教团体中找到宣泄口。我跟塔里克（那位参加马努派对的穆斯林兄弟）愈来愈熟之后，他告诉我，自己二十出头就受到伊斯兰主义者的吸引。信仰不是主因，他称自己只有最底限的宗教热情。他的叔父是位虔诚弟兄，正是这位长辈引介他加入组织的。“我很迷惘，想找到点什么，”他说，“我希望能找到类似教父的人。我想要有人能指引我方向。”

二○一二年春，我们会定期见面。塔里克是我唯一对饮过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烟也抽很凶，此举在兄弟会内引人侧目──某些对伊斯兰信仰的严格诠释是禁止吸烟的。塔里克以英语受教育，在一间旅行社有份不错的工作，在外国人身边如鱼得水。但随着春天过去，兄弟会的政治野心渐长，他对于戒除这些罪孽的态度也渐渐认真起来。到了四月上旬，我在一场马努办的派对上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戒酒了。

塔里克和许多年轻弟兄一样，对组织的领导层有诸多批评。领导层拒绝加入十一月时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的抗议，令他大为失望；他的看法是，兄弟会的纪律原本是能让伤亡减少的。他也对组织不顾后果投入政治的作法感到忧心。“像个饿鬼，想一口气吞掉全部。”他说。他投入穆罕默德．穆尔西的竞选活动──穆尔西是兄弟会的总统候选人，但他个人对穆尔西并不信服。不久前，他在造势场合遇到穆尔西。“我意识到他连正常标准都达不到，”塔里克事后说，“他既没资格，也没领袖魅力。”

尽管如此，他仍然预测穆尔西会赢得大选。塔里克说，就算候选人实力不强，兄弟会的策略也够精明。针对第一轮选举，他们传达出保守的讯息，期望能打动没有自推候选人的萨拉菲派。之后，只要穆尔西进到最后一轮，兄弟会就会表现出更中庸的形象。塔里克承认这种策略是自私算计，但他相信这一招在埃及不经世故的政治气候中会有所成效。

塔里克比我遇过的大多数兄弟会成员来得更主动，但他还是有所保留。我推敲不出他在组织内的地位，甚至连他是否拥有完整会员资格都不晓得──众所皆知，获得完整会员资格的过程要求严苛。他对兄弟会的慈善活动侃侃而谈，但每当我表示想实地看看时，他总会找借口取消约会。我注意到其他成员也有类似的回应。我怀疑，他们这一方面的名声──提供重要社会福利的组织──恐怕言过其实。

整体而言，穆斯林兄弟会感觉不像是个真正的政治群体。他们的取向过于对内：成员专注于组织本身，而非社会全体。当然，这种特质曾经帮助兄弟会渡过数十年的镇压，但也让他们难以走向外界。对埃及家庭生活不满足的年轻人常常受到兄弟会吸引，但兄弟会其实算不上另一种选择，反而是另一种版本的家族。连代表组织基本单位的五人核心小组都叫“'usra”──“一家人”。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也复制了传统埃及家父长制的缺陷。领导层全是男人，最有权力的人物也都是年纪大的男人，女人无法获得完整会员资格。有一次，我到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参加穆尔西的造势大会，活动一开始就是庆祝跟兄弟会成员的家人有关的三对婚姻，但他们不允许新娘上台，他们的仪式版本保守得不寻常，是由新娘的父亲代表，上台跟新郎交换誓词。这场面让我觉得怪吸引人的──六名男性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舞台上安排成两两一对，发出永恒之爱与陪伴的誓言。

塔里克埋怨穆尔西的候选资格。我问他，既然这人得不到他的尊重，那还为何如此努力为他竞选。“这是我血液的一部分，”他说，“我是对穆斯林兄弟会有信念。就好像你的父母让你失望，你很愤怒，想要一走了之，但你总是会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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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金字塔政治与策略研究中心（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在距离总统大选不到两个月时进行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三点六的受访者支持穆尔西。他在六位主要候选人中排名最后。埃及媒体用“多余的”来称呼他，因为当兄弟会原本的候选人海拉特．沙泰尔（Khairat El-Shater）为了技术问题失去资格时，他就像条备胎一样磙了出来。

穆尔西体重过重，戴眼镜留胡子，选举之前就听过他名字的埃及人少之又少。他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小康之家，北埃及的农业区通常比南方更为富庶。穆尔西在开罗大学主修工程，在学院生涯即将结束时加入兄弟会。但据说他是在前往美国、到南加州大学读研究所之后才变得更保守的。

这种“跟西方世界接触，而后排斥其价值观”的模式，在兄弟会当中算是常态。跟伊斯兰运动有关的思想家当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数扎伊尔德．库特布（Sayyid Qutb）。库特布在上个世纪就是遵循同样的道路，但下场却是悲剧。一九○六年，库特布生于上埃及的富裕家庭。完成学业后他前往开罗，在政府的教育相关部会工作。但他在现代化的国都始终感觉不自在，他的原话是，自己是来自传统南方的“流亡者”。

库特布就像兄弟会的创始者哈桑．班纳那样，将伊斯兰信仰想像成一种“nizam”──也就是“体系”──代表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对埃及从混杂的学校课程到凌乱的司法组织，囫囵吞枣地输入外国思想与制度碎片的作法非常批判。“任何特定的社会都是一套体系，只要体系的部分适合整体，就能持续运作，”库特布写道，“一旦这套体系的某个部件被来自不同模式的部分所取代，就会失去平衡，甚至停止运作，纵使取而代之的部分比原本的部件更有价值也无济于事。”

库特布写得一手优雅的标准阿拉伯文，对于埃及的挣扎也洞若观火。但他同样受狂热者的偏见所影响，在心里面，他是个沮丧、愤怒的男人。他终身未婚，而且可能一辈子守贞。一九四八年，埃及教育当局派库特布前往美国研修，为期一年，此行却成为巩固偏见之旅。只要关于美国，库特布都可以事无大小地抱怨：他恨天气，他唾弃美国的理发师，他声称郊区的绿化是凄惨物质主义的症状，美式足球与职业摔角是野蛮文化的映照，教会的社交聚会以不道德的方式让男女杂处。他发表了一本简短、恶毒的小书，谈自己的经验。书中写道，“我担心，当生命之轮转动，历史文件归档之时，美国对这世界的价值遗产来说恐怕毫无贡献。”

回到埃及之后，库特布成为兄弟会最高领导委员会的一员。时值一九五○年代，兄弟会也加入其他埃及人的行列，对抗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不列颠部队，对纳瑟的革命卓有贡献。但纳瑟掌权后不久便认定自己的伊斯兰主义者盟友并不可信，于是大力镇压。一九五四年，库特布被捕，坐了十年牢，在狱中还经常遭到刑求。库特布在狱中真正走向激进：他逐渐相信只有两种社会存在，一是伊斯兰社会，一是野蛮社会。他发展出一套吉哈德（jihad，意为“奋斗”）理论，将与伊斯兰信仰严格定义不合的、对政治实体采取的暴力行为加以合法化。

一九六四年，库特布获释，却旋即卷入一起跟获取武器有关的阴谋。他被捕，接受审判，并处以绞刑。他在壮大中的伊斯兰主义运动里成为烈士，随着时间过去，其他激进分子也在他打下的基础上扩张影响力。库特布未曾提倡杀害无辜百姓，但从他岔出来的世界观却为这一步铺好了路。奥萨玛．宾拉登（Osama bin Laden）、艾曼．查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以及其他盖达组织的重要领袖皆深受库特布的言词所启迪。兄弟会虽然郑重拒绝暴力，仍不乏有年轻成员走向激进之后离开组织，加入更极端的团体。

穆罕默德．穆尔西很推崇库特布的作品，跟库特布也有类似的经历，影响其性格至深。穆尔西在美国获得材料科学的博士学位，并一度在北岭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任教。但据说他厌恶许多美式价值观──从饮酒到男女寻常互动的方式皆然。穆尔西返回埃及教书之后，曾两度被穆巴拉克政权关进狱中。第二次的逮捕正好发生在“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当平民攻陷钠谷监狱、释放所有囚犯时，穆尔西正好就被关在这里。

许多兄弟会成员跟他有共通的基本历程：学科学或是学医，且遭受过政治迫害。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年，兄弟会的最高领导层──指导局（Guidance Bureau）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十五人是工程师、医生或科学家，十四人曾经入狱，人文或政治学背景的人少之又少。这些以技术方式思考的人深深渴望体系，但只要体系投其所好，他们一样能无视科学与证据。许多弟兄并不相信革命，而且还经常否认九一一攻击是穆斯林发动的。穆尔西的学术专业与精密金属表面处理有关，他宣称光靠飞机并不足以让整栋世贸中心倒塌。“内部有事情发生。”他如是说。埃及人早已熟悉这种加密过的评论之词，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罪犯已呼之欲出──犹太人。早在竞选总统之前，穆尔西便用“杀手和吸血鬼”来形容以色列的公民。他还表示，无论是女人还是基督徒，都不该让他们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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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见马努的友人塔里克时，他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处理库特布等人的激烈思想。根据塔里克的观点，只要兄弟会成员掌握权力，就会变得更中庸。尽管对穆尔西有所保留，但他不希望自己在兄弟会崛起掌权的路上脱队。

许多年轻弟兄对革命的反应一如塔里克，而他们的作法则是提升自己对组织的投入程度；但也有人完全退出兄弟会，离开组织的人经常提到，与抗议人士在解放广场相处的时间，令他们开了眼界，看到新的可能性。穆罕默德．阿凡（Mohammad Affan）博士年纪三十多岁，目光敏锐，是新政党埃及潮流党（Egyptian Current Party）的共同发起人。他就是离开组织的弟兄之一。他告诉我，自己从少年时便展开一段漫长的追寻，加入兄弟会与最终的离开都是追寻的一部分。他原先对萨拉菲思想感兴趣，后来转向似乎更直接投入政治的穆斯林兄弟会。“他们都是英雄，因为他们起身反抗前政权，因此入狱。”阿凡说。他跟所有新成员一样，经过数个月的训练与试探，而且他还通过了一场假警方突袭──兄弟会的上层一手策划了这场行动，作为巧妙的忠诚测验。对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都让他印象深刻。

但阿凡终究成长到不再需要兄弟会的地步。“他们不是马基维利主义者，只是民众这么以为而已，”他说，“事实上，他们不谙世故。他们一点都不政治。他们精于选举──他们只晓得怎么样让大家投票给他们，仅止如此。其余议题──如何挑出候选人，如何选择政治平台，如何经营政党──他们对这一切都是门外汉。”

穆巴拉克当政时，阿凡曾积极参与兄弟会的政治侧翼。他已经是医学士，但他决定重返校园研究政治学。这个决定让他的上级大惑不解，觉得他太理论派。阿凡相信，这个团体过多的医生、科学家与工程师，会导致创造力与策略性的思考付之阙如。他们发展出一套空洞的系统──结构虽精妙，却缺乏实际目的充作血肉。这是埃及人独有创造力的又一实例：纵使疏于实际的细节，他们仍然是创造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天才。

“二○○七年，我请中央委员会里的政治领导人成立一个部门，负责筹组影子政府。”阿凡说。“我的领导说，‘这不是当务之急’。我说，‘我们是埃及眼下主要的反对势力，为免情势有变，我们应该准备好组影子政府’。四年过去了，现在人家要穆斯林兄弟会筹组真正的政府，而不是影子政府。我希望他们能赶上脚步。”

穆尔西的民调数字开始上升，阿凡担心他会赢得大选，然后搞砸总统一职。就阿凡看来，兄弟会是假扮成政治改革者的社会与宗教改革者。“政治改革者思考如何创建体制，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节制政治权力，”阿凡说，“这些问题在兄弟会内部非常不具体。”

无论是兄弟会本身还是其候选人，都未曾清楚说明这个核心议题──如何建构一套新的体制。穆尔西的访谈语无伦次。他就跟所有领导层的兄弟会成员一样，通晓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名言锦句，但真正懂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二○一二年，穆尔西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宣称埃及的新民主制度业已成功。“成功来自信仰，”他讲英语，“伊斯兰信仰，人人都有自由，有信仰自由，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有平等、稳定与人权。ERA。不是只有美国有。《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人人都有。”

甚至连访谈切换回穆尔西的母语阿拉伯语之后，他讲的还是一连串空洞的字词。“发展有其全面而整体的意义，”他说，“人类发展。产业生产发展。学术研究。政治发展。平衡不同派别、不分东西方的国际关系。”重复了几十个这种词汇之后，他表示现代世界相当复杂。他说，“是种纠结如意大利面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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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某个晚上，马努从朋友家回自己家的途中，在街上遇到一名年轻人和他攀谈。年轻人说自己名叫卡里姆（Kareem），在军中服义务役。他从自己刚打开的烟盒里拿了根万宝路（Marlboro）请马努抽。

这牌子本该让人有所警惕──义务役不太可能抽这么贵的东西。但当时夜深了，地点离马努家又近；马努对可能的麻烦并不特别警觉。他接受了那根烟，卡里姆则继续讲话。

马努后来连描述这名男子的外表都成问题。他比平均身高稍矮，比一般人稍壮，皮肤不特别黑，也不特别白。他长得不算好看。留在马努脑海里的重点就只有这人的故事：卡里姆跟长官起了冲突，长官把他给踢出营区，不到早上就不让他回营，但夜里又很冷，他希望有个地方能让稍微坐坐。马努对自己悲惨的服役经验记忆犹新，于是邀这名年轻人回公寓喝杯热茶。

卡里姆一进屋，就开始打探马努的身家。“电脑买多少钱？”“手机买多少钱？”马努开始觉得不舒服，借口说自己想睡了。最后他要求卡里姆离开。

结果这人的举止一下子完全变了。他告诉马努，他知道马努是个死娘炮，准备要揭发他。马努的外国室友有几个在家，于是马努找其中一位壮硕的奥地利人来帮忙。此时，卡里姆开始大喊马努试图侵犯他，奥地利室友最后揪起卡里姆，把他从公寓撵出去。

几分钟后，马努从窗户往下面的街道看。当他看到卡里姆讲手机时，心里一阵慌张。

时间已经凌晨三点。马努抓了件外套，跑出公寓。街上有辆车慢慢开着，马努朝车子挥手招便车，希望能离开都基。驾驶看了一眼──是个狂奔的男子，而且一脸惊恐──于是加速离开。马努听到身后有喊叫声，于是他尽全力跑。才跨了几个大步，他就被人从后方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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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把马努押回他的公寓。他们经过一处他常常买东西的贩卖亭，此时一群邻居站在那，其中几个窸窣着死娘炮这个字。卡里姆陪员警回到马努家。这下情况就很清楚了，这年轻人是帮警察办事──整件事就是个圈套。

警察似乎很清楚自己在找什么。他们没收了马努的调查笔记，以及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得到的名片。随后他们把马努送去当地的派出所，关在拘留室里。

在牢房的另一侧，警员正在制作犯罪报告。不时会有一位望向马努，说：“Hatroah fi dahya”──“你有大麻烦了”。他们大声念出报告中的几个段落──其中一部分引述了卡里姆的描述，宣称他在马努的公寓中发生的事：

他拿杯水给我，然后脱掉自己的外套跟长裤。……他要我跟他上床。我对他说不，我办不到。但他和两个朋友抓住我。

一开始，报告中提到外国室友参与这场据称的侵犯，但后来有位警官指出这样写可能会导致外国使馆介入，于是把细节改掉了。报告完成后，其中一名警官说：“带他去医院做肛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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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警方在亚历山卓将一位名叫卡利德．扎伊尔德（Khaled Saeed）的二十八岁男子活活打死。当时卡利德原本人在网咖里，有些警官宣称卡利德持有哈希什，有些则指控他携械，但没有一件获得证实。卡利德没有犯罪史，曾经在美国读程序设计。他跟守寡的母亲同住。当局并未对卡利德的尸体进行该有的验尸，但他的家人却设法弄到停尸间中他五官尽毁的照片。照片最后被人贴上网，卡利德的名字于是化为抗议人士的怒吼。他的惨死、横死，是埃及“阿拉伯之春”一开始的几场抗议之所以在一月二十五日发生的原因──这天是埃及警察节。

穆巴拉克失势后，有两名警员因为在卡利德之死中扮演的角色而判处短期徒刑，但警方改革的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埃及的威权体制不像是一系列明确的结构，反倒更像是某种普遍的氛围。有权的人之所以如此行事，常常只是因为他们有权，而非接获明确的命令，亦非照章办事。这就跟贝瑞．肯普对古埃及的评论相当类似──在一个从来没有体系的地方强调系统性的解释？大概是搞错了吧。改革也因此尤其困难，因为需要改变的是整体风气。

埃及刑法中完全没有提到同性恋。但同性恋常常在“道德败坏”的指控下遭到起诉，几乎一切都可以套上这个罪名。警方不时对尼罗河宫殿大桥或其他某些同性恋聚会场所发动突袭，而且一贯强迫嫌疑人接受肛门检查。马努被捕后开始起了自杀的念头，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为男同志，在监狱里是活不下去的。

他被人上铐，交到一名巡佐手上。几名警察押着他在路上走，前往公立医院，但医院职员说他们没有肛门检查的设备。他们走去另一间诊所。抵达诊所后，马努坐在候诊区，离得太远的他听不到警方跟医生之间的对话。但他分辨得出医生脸上嫌恶的表情。马努猜他大概在说：我才不要碰那个死娘炮。

他们准备前往第三间医院时，长官决定先把检查的事缓一缓。他们跟检察官办公室有约，要由检察官正式提起告诉。回到警局，马努和十来个遭到逮捕的人一起被押上囚车。马努跟一个看起来满脸困惑的肮脏男子铐在一起。

马努在那一晚遇到的所有人里，就数检察官最令人讨厌。“正常男人上街会找女孩，”他说，“你为什么要找男的？你他妈的死娘炮。”检察官告诉马努，要指控他企图强暴。但在收到卡里姆的笔录之前，检察官无法完成程序，但眼下却找不到这名年轻人。

此时已经接近中午。警察又把马努跟那个肮脏的男子铐在一起，其中两名员警就坐在检察官办公室外。当他们等待时，负责这件案子的巡佐拿着马努的手机回来。“你父亲打来。”他说，接着笑起来。“我告诉他，我们发现你跟男人在一起。跟男的一起睡！”

巡佐拿马努父亲的事情嘲弄他之后，把手机交给了他。“找个人来帮你。”他说。马努打给他的兄弟会友人塔里克，以及一位跟开罗人权团体有接触的外国室友。塔里克打电话给一位律师朋友，接着驱车来到都基，两人为马努的保释金展开协商。检察官还有一次传唤，但卡里姆依旧缺席。最后在经历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拘留后，警方接受了保释金，将马努释放。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安排肛门检查。

警局外有塔里克和几名朋友候着，还有一名接到马努父亲通知而前来的叔叔在场。这下马努晓得，巡官帮他出柜的事情是真的，他也意识到无论这件案子如何了结，他再也不能在塞德港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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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个星期，律师定期跟马努要钱，用来打通关节。费用总额折合美金三千元，律师说警方之后不会再起诉这个案子。但马努知道指控一定还记录在案，写在某个地方，于是他搬出都基的公寓。

他始终无法确定一开始遭到突检的原因，也许是邻居向警方通风报信，抑或是警察盯上了马努跟外国记者合作的事，也许目标是掌握把柄，强迫马努提供合作对象的情报。但是，假如一切都是某个缜密计划的一部分，那为何么警察不马上跟进，对马努施压？卡里姆都费了这么多功夫让马努上当，为什么不准时出现在检察官办公室？警方报告何以如此业余？那名巡佐为何先是泄漏马努的事情给他父亲，接着又允许他打电话求助？只是，在一个威权是气氛而非体系的地方，这些问题都得不到回答。这种暴行没有丝毫意义──没有更大的目标。至于警方无能则是另一个明确的特点，这也正是穆巴拉克治下的警察漤权最终之所以没能维持政权、反而削弱了政府的一个原因。

这段期间从头到尾，塔里克常常来探望马努，并紧盯律师的工作。对于马努的同性恋身分，他始终未置一词。对于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来说，这个议题理当一清二楚才是：组织的领袖们早已表示不能容忍同性恋。总统大选的那个春天，民众都在猜：假如穆尔西胜选，是不是会马上镇压兄弟会视为不道德的那些事情？

马努被捕一事后不久，我和塔里克相约扎马莱克的咖啡店，他提起友人时态度相当保护。塔里克相信马努之所以被人盯上，是因为他跟记者合作，而他的亲切态度让他成为容易下手的目标。“他太信任人了，”塔里克说，“他应该更小心才对。但他是个好人。”

我分不出塔里克究竟是假装不知道马努的性倾向，还是他只是避而不谈。就算在埃及的时间相当短，也足以教会我埃及人通常拥有非凡的矛盾能耐。有时候这感觉像伪善，但通常只不过是在不完美的世界求生存的方法。或许碰上特定情况时，这代表的是某种形式的高尚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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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在五月底的首轮选举中赢得将近四分之一的选票。不到一个月，他就从候选人中的第六名攀升到第一名。在最后一轮选举中，他将面对曾经担任穆巴拉克最后一任首相的前埃及空军总司令──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对每一位受到解放的承诺所鼓舞的埃及人来说，他们的选择是：一位曾经称穆巴拉克为“楷模”的七十岁退休军人，或是一名有材料科学博士学位、否认是两架波音七六七让世贸中心倒塌的伊斯兰主义者。

我的阿语老师里法阿特百般无奈，打算投给沙菲克。纵使他痛恨前政权，但他忠于纳瑟的程度让他无法支持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垃圾清运工扎伊尔德则告诉我，他会投给穆尔西。“他有留胡子，而且他很虔诚。”他说。他相信，虔诚的穆斯林上位之后会比较诚实。

许多年轻示威者已经决心在选票上写别的候选人，或是破坏手上的选票，但马努坚信对埃及史上第一次自由的总统大选来说，这是种不道德的回应方式。而他认为没有道理把目光重新投向出身旧政权的人物。无论如何，这都是新民主政权的一项奇迹：生活中害怕道德威权的男同志，觉得非得把自己的一票投给穆斯林兄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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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刚过，我跟马努在扎马莱克招了辆计程车，前往东开罗的纳斯尔市（Nasr City），终轮选举的结果将在那里宣布。道路水泄不通，因为有太多人试着离开城中心。尼罗河宫殿大桥上的车流陷入停止，乘客纷纷跳下计程车和公车，以双脚继续前进。

此时，人人都知道有人赢得大选，但没人知道谁是赢家。投票在一星期前举办，正是混乱加剧的时候。六月十三日，临时政府宣布埃及戒严，隔天最高宪法法院宣布解散国会，法院认定有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当选无效。几乎没人怀疑这项决定背后的政治动机，而解散国会之举也是在对兄弟会传达讯息：旧政权的“feloul”──也就是“残党”──依然有其影响力。

但即便在这种氛围下，选举依然和平举行。独立观察员获准进驻投票所，此外也没有任何严重舞弊的消息。选票在两位候选员的代表面前计票，随后穆斯林兄弟会宣布穆尔西以超过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数胜选。他们公布了国内各选区的详细票数。

但选举委员会将结果的正式宣布推迟了一个星期。沙菲克阵营也宣称胜选，只是提不出证据支持他们的主张。据说选举委员会在调查选举舞弊指控，但多数分析家都相信军方准备为沙菲克盗取胜利。马努和我搭计程车经过解放广场，一群兄弟会成员带着旗帜与布条在广场上扎营。他们已誓言将占领广场直到合法胜选人宣布为止。

选举结果将在国家信息服务局（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公布，我们抵达时，所有道路都已经被军警封锁了。马努和我下了计程车步行，我们经过一处政府部会与娱乐设施的复合建筑，其中有不少是穆巴拉克统治末期兴建的蚊子馆。国防部政战局国际保龄球中心（Ministry of Defense Morale Affairs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Bowling Center）入口处立了一支人面狮身像大小的保龄球瓶，穿着黑色制服的员警排排站在这个巨大保龄球瓶的左右两侧。不远处，国家信息服务局的大门口装饰着总统选举委员会的官方标志，标志上有支白色的巨手，将选票投入吉萨大金字塔的上方。

委员会规定结果宣布仅限登记在案的记者参加，马努于是在外面等，旁边是几个小队的年轻义务役士兵，人人神情紧张。我搭电梯来到七楼。电梯操作员是个瘦小的老人，他坐在木头凳子上，笑得开怀，仿佛不过又是一天按按钮的日子。他告诉我，他对选举结果完全没有疑问。“沙菲克会赢，真主容许的话（insha'allah），”他说，“穆尔西绝对当不上埃及总统。”

选举委员会主席用庄重的音调揭开活动序幕，“我在创建埃及民主关键阶段的最后与诸位相见。”他坐在另一面仿佛神之手往金字塔投票箱塞选票的布条下方。大约有三百名记者（几乎都是埃及人）挤进观众席。大家看起来都很紧绷，结果宣布前还有一些人为了座位扭打起来。

这位主席跟许多埃及官员并无二致，都很享受镁光灯，讲了大半个钟头都没提到是谁胜选。他夸赞选举委员会（“除真主之外，他们别无所畏”），然后把因为发现错误选票与其他细微问题而调整过票数的行政区念了一遍，名单长得令人心烦。某市原先宣布沙菲克得到四万两千五百零八张选票，但最终数字为四万两千六百零七张；另一座小镇算出穆尔西得票六百八十三张，但其实应该是六百八十五张；应该是五万零四百二十八张，而非五万零两百二十八张；应该是四千零九十七张，而非四千两百七十九张。他用沉闷的语气讲了又讲，而在有数字恐惧症的埃及，让一群神经紧绷的观众聚在一起，要他们看统计数据，这简直是种酷刑：两千六百四十二万零七百六十三人投票，两千五百五十七万七千五百一十一张有效选票；八十四万三千两百五十二张无效选票，一千两百三十四万七千三百八十张的选票投给了沙菲克。直到主席吐出下一句──“百分之四十八点二七”──这个场地才炸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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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和我招了计程车回开罗市区。街头泰半仍空空荡荡，只有少数人在车窗悬挂埃及国旗，开车时鸣喇叭庆祝。马努告诉我在国家信息服务局外，宣布的结果似乎让年轻的义务役们松了口气，因为这代表他们今晚不用跟伊斯兰主义者作战。但在每一个小队的排头，年纪较长的军官脸上都是一副毫不遮掩的愤怒。他们想的是得听穆斯林兄弟会的命令四年。

回到市区，我们走进“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兄弟会的政治部门）的中央党部。支持者欢呼、高唱着穆尔西的名字。形形色色的人从街上涌入；有那么一刻，马努和我就坐在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旁边，而此人正好名叫穆罕默德．穆尔西。他把自己的证件拿出来，说自己跟新总统同名，出示给每一个有在听他说话的人看。

几位日本记者已经在等着访问女发言人，我也排进队伍里。数分钟后，有人把我领进房间，与努塞芭．阿希拉夫（Nussaiba Ashraf）博士会面。她看来三十多岁，穿着保守，身着长裙，卡其色的希贾布紧紧系在下巴处。兄弟会有几名年轻的女发言人，部分是为了传达他们重视两性的意思。

阿希拉夫博士告诉我，直到最后一刻，她都不确定是谁赢得大选。“我们非常担心，”她说，“有许多迹象显示可能会有某种操弄。”

她表示穆尔西已正式辞去在兄弟会的位子，以展现他的独立。这将会是个新纪元──是个合作，而非冲突的时代。“总统将成立联合政府，”阿希拉夫说，“自由与正义党不会主掌多数部会，其他政党与团体会负责若干部会，接下来的政府将不会是由自由与正义党控制的政府。”

她接着说：“这不是党的胜利，也不是穆尔西博士的胜利。这是革命的胜利。”她微笑说：“旧政权不会回来了。”

Chapter 7

“阿拉伯之春”的仪式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逆流而上，来到阿拜多斯。二○一一年十二月，也就是穆巴拉克下野后的十个月，村民才终于发动他们的第一次示威。大约一千人聚集在塞提一世神庙（Temple of Seti I）前方──当地最显著的大型建筑物就属这座神庙与“须纳”。抗议人士主要的诉求跟政府补助的家用天然气配送时有时无有关。他们要求政府解决问题，并要求村里的“rayis”下台。“Rayis”这个词相当于埃及版的“总统”，但也可以用来称呼任何团体的领导人，如“领袖”、“头头”。阿拜多斯的领导名叫胡赛因．穆罕默德．阿布杜勒．拉迪（Hussein Mohammed Abdel Rady），任命他的是穆巴拉克政权。当地的示威活动中，人们高唱解放广场的口号，拉起布条，写着“阿拜多斯青年：我们要村子的领导换人”。

示威持续了几天。最后来了几个上级行政区拜勒耶纳的官员。拜勒耶纳官员与若干示威者会面，并承诺改善天然气配送。他们也听取村民的怨言，村民认为当地人进塞提一世神庙不该收跟外国旅客一样的高价，而官员也同意规划新的票价安排。最终他们宣布领导被迫离职。对示威者来说，领导的去职符合“阿拉伯之春”的理想模式，于是他们平和散去。此后的阿拜多斯就没有别的示威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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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几回造访阿拜多斯时搭的是飞机，从开罗飞往该省（governorate，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州［state］或省［province］）的首府索哈杰。索哈杰的机场是全新的──穆巴拉克掌权的最后一年才刚开幕。二○一○年五月，穆巴拉克总统前往当地出席启用仪式，将这座建筑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穆巴拉克国际机场之所以坐落在索哈杰与阿拜多斯之间的沙漠中，部分是因为官员希望会有大量外国游客开始造访古迹。航厦位于黄沙遍地的丘陵顶，面对浩瀚的西部沙漠，前方十英呎高的白色字母拼出“MUBARAKAIRPORT”＊。这些字母钉在地上，用钢棍支撑，足以承受撒哈拉的狂风。

第一波革命之后，机场工作人员敲掉了“MUBARAK”（穆巴拉克），用一连串写作“SUHAG”（索哈杰）的字母取而代之。这座城市的正式英文名拼写有个“o”，但机场当局显然决定重复利用前总统名字里的元音。他们让子音躺在地上。我第一次从空中靠近时，往下还可以认出一个“Ｍ”，一个“Ｂ”和一个“Ｋ”。躺下来的字母已经有一部分被风吹来的沙盖住了。

一出机场，我就招了辆计程车前往阿拜多斯，沿路会经过两个指示机场位置的路标。第一个路标上的“穆巴拉克”一词已经被人刮掉了。但下一个路标上的名字仍完好如初，因为要有够高的梯子才爬得上去。等到我第四次造访当地，他们才终于找到办法，把比较高的“穆巴拉克”去掉。从机场到阿拜多斯通常要花四十五分钟。一路上先经过左塞尔王路（King Djoser Road，纪念那位兴建阶梯式金字塔的统治者），随后接美尼斯王路（King Menes Road）。“美尼斯”就是那位在五千多年前第一位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他先统一了埃及才被河马抓走。

等到我开始经常走访阿拜多斯时，距离穆巴拉克垮台已经将近两年了，而他垮台的故事也已经抛光打磨过，仿佛经过万人手的硬币。全国上下民众说的都一样：一开始，穆巴拉克是个好领袖，但他后来力不从心。问题有一部分在他妻子。苏珊．穆巴拉克（Suzanne Mubarak）为妇女议题发声，让她受到西方官员喜爱，但多数埃及人对此并不买帐。他们指责苏珊为两人的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的政治生涯铺路。穆巴拉克总统从未指定继承人，而在政权衰落年间，他似乎打算扶植贾迈勒登上最高之位。如果成真，这将是埃及自一九五二年法鲁克一世退位以来的第一个家天下。

每当民众谈到穆巴拉克的失败，他们通常都把焦点摆在他的人际关系，而非统治的细节。他们鲜少提及制度问题，而是抱怨苏珊与贾迈勒，还说腐败的官员与商人利用了老迈的总统。问题在个人，但责任却不在个人；真要说的话，穆巴拉克只是太相信人了。这或许反映了人心某种深层的模式，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在极权的中国生活时，也听过类似的看法。年迈的邓小平不可能下令士兵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开枪，下了那个决定的人铁定是他的下属。毛泽东原本是个好领袖，直到他的妻子江青得到太多影响力为止。大家都说她必须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负责。这又是两国的另一种共同倾向：不知怎的，就算这种独裁政权是由男性主宰，错也常常出在女人身上。

穆巴拉克统治时，政府开始在阿拜多斯兴建新的游客中心。除了机场，游客中心也是促进旅游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但旅游业在革命余波中倾颓，等到我开始去阿拜多斯旅游时，有关单位已经没有完成工程所需要的钱了。未完成的游客中心跟塞提一世神庙在同一条大街上，而且还可以看出展厅和自助餐厅的轮廓，只不过这些厅室没有天花板、地板和窗户。成堆的砖头和瓦片在阳光下曝晒。一切都覆着薄薄一层风吹沙，让游客中心有着跟神庙与“须纳”一样的黄褐色，看起来就像另一座古代遗迹──从外观看，根本分不出是盖到一半，还是垮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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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提一世神庙兴建于西元前十三世纪的第十九王朝，新王国的黄金时期。这一个个的时代名称对古埃及人来说都没有丝毫意义。他们对时间的看法──“neheh”的循环，“djet”的永恒──都跟今人用来描述他们世界的“王朝”和“王国”等词汇不相容。

西元前三世纪，当法老时代终于结束，让路给希腊的托勒密家之后，才有一位名叫曼涅托（Manetho）的祭司写下了第一部西式的埃及古代史。他把过去的国王安排成三十个王朝，只是他有一些分法如今看来似乎是任意为之。卡塞凯姆威是第二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而他的儿子左塞尔则是第三王朝的奠基者。差异在哪？父亲建了“须纳”，儿子建了阶梯式金字塔──至少在曼涅托眼中，从泥砖到岩石的转变值得换一个新王朝。他对兴建第一座外表平滑的金字塔一事也有同样的看法，因此斯尼夫鲁王（King Sneferu）成为第四王朝的开创者，以示敬意。今人已知，曼涅托划分出的、某些原以为连续的王朝其实是同时并存，而且至少有一个王朝──第七王朝──根本不存在。

十九世纪时，西方史学家进一步将王朝细分。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王国”──古王国、中王国与新王国──由两段国家分裂与混乱的“中间期”为分界。古埃及史以极为浩瀚的时间跨度所构成，这些时代划分让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不至于迷失其中。但这套体系也让人想起埃及人历来鲜少能主掌自己的过往。埃及不像中国，中国历朝历代便自视为朝代，自己选择朝代名：唐、宋、明。最早写中国史的是中国人，而埃及学则是以一种殖民行动起家的。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至今犹是。许多埃及最重要的遗址仍然是由外国人进行发掘，由外国人决定挖哪里与何时发表成果。计划必须由埃及古文物部同意，发给必要的许可，但许多遗址的整体方向仍然是由外人决定的。有时候，外人也会表达对这种殖民遗绪的不自在。“这不是我们的历史，”马修．亚当斯有一次提到，“这属于埃及人民。我们在这里只是客人。”

亚当斯说他对于自己一口讲得很破的阿拉伯语感到不好意思。但外国考古学家很少有人阿语流利，阿语也不是埃及学课程中的必修课，这也反映出法老时代的历史与阿拉伯人的今日之间的分野。“你能想像钻研南美洲考古的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吗？”亚当斯说。“这怎么可能。阿语应该也要必修才对。”他接着说，“埃及学家是一群对于处理今日埃及没什么兴趣的人。有时候还会有人把今天的埃及视为对过去的妨碍。”

他深信总有一天会发生本土运动，试图把在埃及土地上发掘的外国人都赶出去。但解放并未提供火花。造化弄人，革命反而让外国考古学家重要性甚于以往，因为古文物部没有钱支持自己的发掘工作。在过去，古文物部经费完全来自旅游业的发展，如今却须要来自财政部的现金挹注，才能维持基本运作。古文物部也需要外国人与外国机构，才能让发掘行动继续进行。外国人也为遗址警卫与其他保护措施提供关键的资金。

“仰赖外人”的传统难免让外来观点在埃及历史上持续下去。所有古埃及的年表与历史都反映出西方的思维：王族兴衰，编了号的王朝来了又去，王国根据古、中、新的顺序前进。但这种直线式的历史却隐含了“发展”、“改善”、“进步”等对古埃及人来说恐怕不甚重要的其他价值观。这遮掩了古人真正的想像力──他们想像的更有可能是某种恒久的“永恒”国度，而非某种往上发展的轨迹。

塞提一世神庙就是这种愿景的例子。这座神庙建于十九王朝初期，当时整个国家才刚从政治混乱中恢复过来。前一个王朝有位名叫阿肯那顿（Akhenaten）的国王，试图对许多埃及传统信仰的根本带来激进改革。他的计划终究失败了，而他的继承人（其中以图坦卡门最为知名）都很短命。这家人的统治大约在西元前一三○六年结束，原因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的军事政变。原本的军队指挥官霍朗赫布（Horemheb）登上王位，并指名另一位军官──拉美西斯一世（Ramesses I）──为其继承人。

塞提一世是拉美西斯一世的儿子。这家人没有王族血脉，对王座也没有合法的继承权。但他们手握兵权，对于象征的力量也知之甚详。霍朗赫布掌权时宣布这是一场“wehem mesut”──“复兴”。埃及国王经常在一段分裂期后采用这个词。塞提一世选择在历史悠久的阿拜多斯景致中兴建一座献给奥塞里斯的神庙，作为“复兴”的一部分。

神庙的设计精妙运用了沙漠环境。入口处为充满光线的高柱前厅，但当游人进入建筑内部之后，天花板也随之降低。厅室愈来愈暗，外界的声音也跟着消失。在神庙的深处，有一面墙雕出塞提一世的长子阅读莎草纸卷的景象。纸卷上按时间先后写了六十七位此前统治埃及的国王名讳，始于美尼斯王，终于塞提一世。这种“国王世系表”在埃及各地并不多见，而上面提供的若干资料让曼涅托得以写出他的编年史。但这面阿拜多斯之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名单上排除了阿肯那顿、图坦卡蒙，以及该王室世系中的其他人。所有第二中间期的国王都不见了。强大的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不见了，而她正好是女人。塞提一世的目标在于勾勒“永恒”，而非权力兴衰。

有用吗？塞提一世的儿子──墙上那位读着纸卷的读者──成了拉美西斯大帝（Ramesses the Great）。完成阿拜多斯神庙工程的人可能是他，许多标志性建筑也是。这家人的王朝──第十九王朝──事后来看确实强大。埃及法老国一共延续了三千年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最久的政治实体。如此的成就足以让相信进步、科技与体系的现代人感到不安。埃及学家贝瑞．肯普写道：

事实偏偏证明，理性知识远比宗教所传递的、百姓所感受的事物深层意义相关知识来得脆弱。后者具有一种持久力与气势，显见它紧挨着人类心智的核心。它是基本思维的一部分。任何对此有所怀疑的人，都该好好琢磨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发展：以强大的政治与心智力量之姿一再出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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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提一世神庙前发生的抗议结束两个月之后，村里的领导悄悄重返原本的办公室。胡赛因．穆罕默德．阿布杜勒．拉迪告诉我，他在拜勒耶纳工作，渡过这段流放期。“这是为了我的安全，”他说，“后来我回来了。民众都很欢迎我。大家说不是针对我个人，他们攻击的只是我担任的这个职位。”

我第一次会见拉迪时，穆尔西已经登上总统宝座了。如今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他们已经宣布将会实施称为“Al-Nahda”──“复兴”的发展计划。基本上，这跟霍朗赫布等在乱世后重新掌权的法老们所宣称的“wehem mesut”是同一个词。在阿拜多斯，领导不会去推测“复兴”对这个地区可能意味着什么，对穆尔西也不置一词。“我不谈政治。”他说话口气仿佛自己干的是另一行。当地人感觉也同意。他们鲜少把自己的领导跟穆尔西或穆巴拉克放在一起谈，也几乎不会说他的坏话。有人跟我说，神庙前的抗议之所以会发生，只不过是因为村里的年轻人一时之间被解放广场的例子带坏了。

这位领导身材壮硕，一脸横肉，脸上坑坑疤疤，蓄着埃及警察、军人与政府官员常见的那种精心修剪的髭须。我造访阿拜多斯时常常会到他的办公室转转，而这位领导的眼神看起来总是精疲力竭。除了政府职位之外，他还在距离阿拜多斯不远处的尼罗河东岸经营一片小农场。他种香蕉、小麦与苜蓿。他说，有朝一日他会彻底到河边的农场生活──恰好跟四千年前埃及政府官员退休后的作法一样。

他的办公桌上摆了一本《古兰经》，经书旁边是个贴了阿斯匹灵标签的盒子──是英文标签，写着“舒缓疼痛长达三天”。桌子后方墙上钉了根没挂东西的钉子。每当会见这个地区的官员时，我都会寻找那种孤零零的钉子，公发的穆巴拉克肖像原本就挂在上面。假如房间有大扇的窗子，墙上便会有一块颜色比周围更深的方形，钉子就在中间。在阳光下晒三十年是很久的时间。我很好奇，想知道穆尔西的肖像要过几个月才会出现。就算我拜访的人是索哈杰的新任省长，而且任命他的就是穆尔西本人，但他也还没把自己贵人的照片挂上去。

我在当地见过的官员中，办公桌上会有电脑的人只有省长。甚至连经手六万八千人补助面包登记的阿拜多斯官员，也没有电脑可用。他的办公室淹没在纸张中；当我采访时，有个老女人带着三种以上的表格，正要塞进档案柜与箱子里。这位官员说自己希望能让系统电脑化，但政府资金不足，他只能尽可能用纸本档案做到最好。

阿拜多斯领导的办公室里有一项科技先进的设备：他的右手边附近有个安了个小小的电钮。只要他按下电钮，蜂鸣器便会响起，接着一位棕色脸孔、带着白头巾的老人就会进来房间，问他想要几杯茶。加糖不手软的茶是上埃及任何一种互动的润滑剂，所有公家机关都雇了人来备茶。

另一种标准现象则是办公室外排队的民众。我在一天中的各种时间见过领导，四季都有，而他从来不是一个人。他的职责就像头顶上的蓝天一样没有极限。由于没有真正的治理体系，除了人出现在领导的门外，民众就没有别的方式提出申诉或要求。他们会来问营建许可、管线问题和校园议题。他们希望领导化解不同氏族之间的争议。阿拜多斯原本是个小村子，但人口在上个世纪翻了几倍，好几个聚落散布在河谷上。这位领导管理九座村庄，总人口约七万人。

甚至连神的行动也归他负责。一回，暴风吹倒了一棵在政府土地上的树。后来某天早上，我就看到领导在处理荡漾的余波。第一步要警告电力公司，因为树拉倒了几条电线。接着有个木工来砍树。树砍完之后，木工进了领导的办公室，为购买这根属于政府的木头谈价钱。领导想要两百镑，相当于二十五美金，而木工出价一百五十镑。两人根据埃及人不二价的传统拉锯着：“两百”、“一百五”、“两百”、“一百五”。木工最后说，“一百五。我就这么多钱。”他掏出现金；领导让步了。“这边有外国人。不要搞得好像你试图贿赂我！”

这件事情处理完，下一件事则是跟树倒之前在树荫下工作的屠夫有关。现在树荫没了，太阳毒辣，高温对肉不好。领导能不能做点什么？最后，他那身心俱疲的双眼突然在恼怒中睁大：“叫他去找把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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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还在读博士的马修．亚当斯所发掘的是“陪葬”边缘一处古代城镇遗址。这类的考古行动非常罕见，部分是因为古埃及聚落通常位于河谷，那边是归“循环”时间所管。人们曾生活之处的多数证据，已经被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氾漤与河床的位移摧毁了。

但亚当斯研究的是地势较高、没有被摧毁的遗址。遗址年代为第一中间期，从大约西元前二一六○年至二○五五年，横跨一世纪。传统的历史说法中，这段时期总是跟混乱连在一起。兴建金字塔的伟大时代早已过去，王朝变得四分五裂。一份知名的古代文献宣称在七十天期间就有七十位不同国王存在。“看啊，世事以许久没有出现的情况发生了，国王遭到暴民所罢黜。”一份称为《伊卜尔莎草纸卷》（Ipuwer Papyrus）的文件如是说：“三两名无法无天之人夺走了王权。”第一中间期时，曾有一位名叫安西台菲（Ankhtifi）的地方官在阿拜多斯以南一百多英哩处任职。考古学家发掘了他的陵墓，其中的铭文描述了一名边疆官员的例行公事：

我给饥者面包，给裸者衣物；我为无妆油者涂油；我给赤足者凉鞋；我给无妻者妻子。……整个上埃及正在饥饿中死去，民众食其子，但我不允许这个（行政区）有任何人饿死。

亚当斯发掘阿拜多斯城镇遗址时，却找不到战乱、饥荒或政局混乱的证据。他发现了一些私有工坊，显然忙于生产作为陪葬品的珠宝。当地经济看来自给自足：家家户户谷仓充盈，农业与贸易的发展似乎相当蓬勃。近年来，其他考古学家在埃及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发现，令人怀疑伊卜尔莎草纸卷等文书的权威性。

一天早上，亚当斯带我去看聚落的遗址。遗址位置靠近“须纳”，但所有古代城镇的迹象早已被沙质土壤和扩张中的现代聚落所掩盖。亚当斯表示，我们的想像倾向于接受王室的观点，因为国王与官员善于用象征手法表现他们的力量，例如陵墓中的铭文与神庙墙上的国王世系表。但那些字词与图像不必然与我们在地表下找到的实体证据相吻合。

“证据显示当地社会就是以当地为导向，”亚当斯说，“从各个方面来看，高层的政治事件并未影响他们的生活。情况跟我们从文件与纪念建物所得的样板不同。从样板来看，一旦金字塔消失，埃及社会接着便会崩溃，饥荒与混乱随之发生。”

他提到，古埃及人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识字，类似安西台菲这样的官员也有动机让国家的情势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危急。“我们检视各个区域的证据，发现人们似乎都在忙自己的事，”亚当斯说的是第一中间期，“坦白说，我很怀疑埃及史有多少是真的，而且不只是法老时代的埃及史。”他接着说，“当这里的村民抗议时，他们的诉求都很地方。他们跟开罗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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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拜多斯抗议者唯一的要求，就是彻底解决塞提一世神庙入园票价的问题。村民获准以游客价的一小部分进园；最后，埃及本国人票价订为十镑，外国人则是一百镑。对于因“阿拉伯之春”民主梦而大受鼓舞的西方人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重要结果，但当地人对神庙的威能可是严肃以对。每当有婚礼举行，新娘与新郎都会开车沿神庙前的路来回三遍，据信这个仪式会让受孕更顺利。其他具有魔力的地点则位于神庙内部。外国人的旅游书指点游客前往国王世系表、第二多柱厅（Second Hypostyle Hall）与其他知名景点，但村民自有其并未诉诸文字的巡礼路线。特定几块石头或几根柱子已经因为不断的抚触而磨得平滑。

亚瑟．韦格尔（Arthur Weigall）在一九一○年提到，当他在阿拜多斯、卢克索与其他遗址进行发掘时，村民也进行了类似的仪式。不久前，当马修．亚当斯发掘“陪葬”时，当地人也征得他允许，伴着两名新婚妇绕行挖掘坑。走过“须纳”的村民常常会停下脚步，拿一颗卵石塞进泥砖结构中的一道缝隙，然后才继续走他们的路。“他们说是魔法。”亚当斯说。这种民间信仰不仅跟伊斯兰信仰无关，而且远早于这个宗教。亚当斯接着说：“古代场所隐约有种魔力或威能犹在的感觉。”

抗议之后，家用天然气的配送依旧时有时无，但却没有激起另一波示威活动。村民依旧前往神庙，而领导也依旧在位。同样的办公室，同样疲惫的眼神，同样无止境的陈情人龙。要求倒是不同──这一回是个想搞懂基础设施规则的老人。

“关于这条法律，第一百一十九款，能适用于运河上的房舍吗？”

“不能。”领导说。

“我查过，明明可以。”

“没，不能。”领导拿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法典，念出法条。他解释说，“不过，这一区以前没有划进范围的房舍，就没办法得到供应。”

老人呆若木鸡。“可是──这法律也太糟糕了！”

“的确很糟，制定这条法律的人现在都进监狱了，”领导说，“但愿他们出不来。”

老人大笑不止。领导提议填写不同的申请表，让他能绕过那条烂法律。他生出更多纸，老人签完之后满意离开了。下一个陈情人。按电钮──要更多茶。办公桌依旧，《古兰经》依旧，药盒依旧。“舒缓疼痛长达三天。”墙上孤零零的钉子也依旧。

＊ 索哈杰国际机场原以总统穆巴拉克之名Mubarak命名。⤴

Chapter 8

扎伊尔德常常在收完早上这一趟垃圾之后，到“Ｈ自由”贩卖亭的阴凉处喝茶。贩卖亭搭建在我们花园一隅的背面，挨着铸铁蜘蛛网，我从我书房的窗户就能看到。要是扎伊尔德在中午打电话来，在我还来不及接起来之前便挂掉，我就知道该往窗外看。他的手八成会探过花园围墙顶挥着。他用这种方式找我下楼，又不用付电话接通的费用。

每当我们坐在“Ｈ自由”，扎伊尔德都会指出经过的邻居。他的描述通常都很简短，内容令人大开眼界，而且有个人消费的实体证据为根据。某天，有个中年妇女过马路之后，扎伊尔德说：“她是医生。抽的烟是美质蓝标（Merit Blue），一包要三十镑。但她每个月只付我十镑。”另一回，有个外国人拖着脚步走过。“他住在对街那栋楼，”扎伊尔德说，“他太太是埃及人。他们有钱。他喝威士忌；我在垃圾里找到酒瓶。”

有一次，跟我同一栋楼的年轻外国艺术家停下来跟我打招呼，这时扎伊尔德不动声色地用手遮住自己的茶杯。“这杯子原本是她的。”他在她离开后解释道。他指指杯底的缺口──她把杯子丢掉的原因。他看这杯子还能用，于是捐给“Ｈ自由”。他用他独门的概述来勾勒这位艺术家和她的室友：“她们人很好。他们付给我不少。他们的垃圾里面都是烟灰。看起来他们东西吃得不多。”

等到跟扎伊尔德够熟之后，我偶尔会在他收早上这一轮时跟在后面。每到一栋楼，他都会先爬上逃生梯顶再爬下楼，一面塞满巨大的帆布袋，一面谈起楼里的住户。这些故事是垂直的──每层楼都出现一个新角色。“示巴（Heba）夫人，”他在逃生梯顶这么说，这里跟我住的地方隔了几栋楼，“她人很好。她先生过世了。”他抓起她的塑胶垃圾袋，塞进自己的大袋子，然后下到另一层楼：“这里住的是穆罕默德医生，埃及人。他很有钱。他付给我的钱太少，才十五镑。”下一层楼：“这户是个教士，米迦勒（Mikael）神父。他超小器。他一个月只给我五镑。”扎伊尔德指着这个科普特人的垃圾，垃圾袋比别人多了两倍。“他说自己没有钱，但我看过全部的盒子跟袋子，都是人家送他的礼物。因为他是教士，一直会有人送东西给他。”

我们抢在破晓之前便出发，沿着曲折、隐密的路径穿梭于各个建筑物。许多建筑物就像蜘蛛网大楼，已经光芒不再。扎伊尔德领着我穿过大楼里装饰艺术风格的大理石大厅，石材早已褪成灰色。我们从后方有铸铁扶手的楼梯往上爬。有时候我们会爬到一处开放的顶楼，整座城的景象在眼前展开。随黎明的来到与离去，尼罗河的色彩也跟着变化：一下灰，一下橙，一下是明晃晃的蓝。每在屋顶上窥一回明亮的埃及早晨，跟着就是又一次在黑色的金属楼梯十级而下。许多逃生梯都封在仿佛烟囱般的狭窄天井中。我们愈往下走，影子拉得愈长，到梯底时仿佛入夜。

我们下到阴暗的一层楼，堆满了腐败的食物与垃圾。“这里住了个外国人，”扎伊尔德说，“我不能动她的垃圾。房东对她很不满，有过争执。”扎伊尔德解释，就像大家会付钱请他把自家垃圾收走，也会有房东付钱要他让某人的垃圾继续堆着。脏乱是种制衡手段：一旦争议解决，房东就会给扎伊尔德一点钱，让他收十脏乱。

到了下一层，扎伊尔德压低自己的声音：“她是穆斯林，但酒喝太凶了。她的垃圾里一定会有酒瓶。”他撕开女子的垃圾袋，让我看空瓶：便宜的傲鹿（Auld Stag）威士忌与埃及产的卡斯巴（Caspar）葡萄酒。

到了跟酒鬼对街的大楼，他打开另一个袋子。“这里住的是哈桑先生，”他说，“他生病了。”扎伊尔德往袋子里掏啊掏，拿出一对用过的针筒。“我猜他有糖尿病。每天的垃圾里都有两根针筒。他早上打一针，晚上打一针。”有一次我们到某一层楼，扎伊尔德悄声说住户是个性需求超大的黎巴嫩人。接着他撕开垃圾袋，找到一冠空瓶，上面的标签写着“杜蕾丝Play情趣提升凝露”（Durex Play Feel Intimate Lube）。

扎伊尔德用的帆布袋能装超过七十磅的垃圾。他在天井中下楼时，会穿过窸窸窣窣的晨间日常：水流声、炉子的嘶嘶声、广播的杂音。偶尔会有早起的人听到扎伊尔德的脚步声，于是打开厨房后门跟他打招呼，或是请他喝茶。一天早上我陪着他，这时有位老太太用塑胶袋装了四片漢堡包包排送给他。

有好几层楼的故事都提到这种亲切之举。扎伊尔德介绍说某层楼是个牙医的家，这位牙医不久前排时间帮扎伊尔德补了颗牙，而且免费。另一扇逃生门则通往一位石化工程师的家。工程师有一次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皮夹，扎伊尔德找到皮夹之后物归原主，找回驾照与其他证件的工程师则喜出望外。皮夹里只有二十五镑，换成美金还不到三块钱，但工程师拿了两张一百镑的钞票奖赏扎伊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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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慷慨的精神，以及扎伊尔德这类在阿语中带有“十荒者”贬意的“札巴林人”（zabaleen）的人情味，才是开罗垃圾清运体系在政府数十年忽视的情况下依旧能运作的主因。“体系”一词一如往常让人误会；对于垃圾清运，比较准确的描述是“在没有任何计划或监督的情况下所发展出的一系列层层堆叠的人际关系”。二十世纪初，来自达克拉布布（Dakhla，埃及西部沙漠中一处偏远的绿洲）的移民抵达开罗。当时达克拉布布的水源开始枯竭，而这些环境难民则成为人们口中的“wahiya”──“绿洲人”，也找到他们专属的经济活动──收垃圾的人。他们利用可燃垃圾，供应餐车烹煮“ful”──“便宜的豆泥”，是埃及的主食。

那时，大多数的垃圾都是可燃垃圾，绿洲人的双重产业和谐运作着。但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达到无可避免的程度，打破了垃圾与豆子之间脆弱的平衡。一九三○年代与四○年代时，来自艾斯尤特（Asyut，上埃及的省分）的另一波移民也来到了开罗。这些科普特移民在垃圾世界中开辟了一块专属基督徒的领域：他们用厨余养猪。不久后，原本的绿洲人演变为中间人，管理进入建筑物收垃圾的资格，同时收取规费，有些人则进入回收业。此时，上述的基督徒（人们渐渐称他们为具有“十荒者”之意的“札巴林人”）负责多数的垃圾清运与分类工作，并且靠着卖猪肉给观光旅馆赚取额外收入。

这些关系在经济飞速成长的时代运作良好。一九五○年，大开罗地区人口只有两百八十万人，但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间成长了六倍，达到超过一千七百万之谱。事实证明垃圾清运网络具有惊人的弹性，部分是因为总有更多像扎伊尔德这样的上埃及移民愿意从事这一行。二○○六年，《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International）期刊上有篇文章宣称：“在五十年内，札巴林人创造了堪称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资源回收体系之一。”札巴林人将清运的垃圾回收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美国现行回收率的两倍。

但政府官员多半并不认为札巴林人是社群资源，而是落后的象征。二○○三年，政府与几家欧洲废弃物管理公司签了十五年的合约，并期待后者在首都上上下下推动最先进的作法。这一回的改革与埃及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尝试相去不远──带来足以打乱本土传统的体系化过程，却又不足以带来真正的效率。不仅计划资金不足，外国公司跟既有的绿洲人与札巴林人复杂文化风貌相协调的过程中也遭遇困难。废弃物公司的垃圾车太大台，许多小巷都进不去。当外国人在城内各地起用欧式垃圾子车时，札巴林人马上把这些金属容器聚集起来当成废五金卖掉，作为反制。

到了二○○九年，埃及农业部在全球猪流感蔓延期间下令扑杀全埃及的猪只。没有证据显示有牲口传播这种疾病，事实上在命令颁布时也没有一个埃及人遭受感染。但政府仍然推动措施，扑杀了多达三十万头猪。有人相信是项决策背后的动机在于讨好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反对当权者的伊斯兰主义者。但是，纵使伊斯兰主义者对猪的恨甚于对穆巴拉克的恨，这种恨意恐怕也没有打乱开罗卫生体系的代价那么沉重。成千上百名愤怒的札巴林人走上街头，开始把厨余丢到街上，因为他们现在没法把东西拿去喂猪。首都卫生每况愈下，札巴林人愤愤不平，为累积的不满情绪更添一分，终于引发了革命。

在开罗时，我曾经跟开罗清洁美化局（Cairo Cleaning and Beautification Authority，这名字洋溢着真主旨意的精神）的发言人哈桑．阿布．艾哈迈德（Hassan Abu Ahmed）见过面。这个政府部会表面上处理废弃物管理，实际上却无法控制这一大片城市。艾哈迈德承认全面扑杀猪只之举是场灾难。“政府后来说猪只跟猪流感没有关系，”他说，“把猪杀光是错的。”但政府仍然不允许札巴林人重新饲养猪只，大概是因为现在赢得大选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吧。艾哈迈德告诉我，后解放时期的经济崩溃造成市政当局付不起高达上千万的垃圾清运帐单。外国公司的回应是减少服务量，回收率随之下降。“这些公司回收百分之四十的垃圾，”艾哈迈德说，“它们每天清运一万五千吨，有三千吨回收。”

我停止记笔记。“这不是百分之四十，”我说，“三千不是一万五千的百分之三十。你的意思是说它们回收百分之四十，还是说他们每天回收三千吨？”

“对。”艾哈迈德说。

幸好我采访官员时一定会带翻译陪同。费了一阵功夫，我才搞懂艾哈迈德想说的是“每天回收六千吨”。但谁知道确切数字？访问过程常常纠结在埃及人的数学上，我总试着厘清数字，同时又怀疑精确性。就像我的老师里法阿特总挂在嘴边的“mafeesh nizam”──“没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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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兄弟会推动复兴计划，而改善卫生原本应该是计划的五功之一。但计划细节从来没有公布，穆尔西的公开言论实用价值也很低（他接受广播专访，在主持人提出垃圾清运议题时表示“清洁来自信仰”）。我问扎伊尔德会不会担心可能的变化，结果他大笑。“Kelem bes”──“听听就好”，他说。

总之，他整副精神都专注在尼罗河中一座岛上的一个区域而已。他负责清运二十七栋建筑物，而这二十七栋则是由七个人手中外包而来，其中最重要的人是艾曼（Aiman）。许多札巴林人都有绰号，他的绰号是猫艾曼（Aiman the Cat）。扎伊尔德也为猫艾曼的堂亲工作，此人是三代札巴林人之一，而这三代人的绰号分别是柠檬（Limoun）、橄榄（Zaitoun）与胡椒（Filfil）。扎伊尔德完全不知道这些古怪的食物绰号缘何而来，也无法解释野兽与狐狸。狐狸把七栋建筑外包给扎伊尔德；野兽再给他一栋。另一位绿洲人已经作古十年，但他的儿子（是一位政府官员）仍保有收垃圾的权利，因此可以跟扎伊尔德收月费。扎伊尔德每个月还得给一位绿洲人的遗孀一百镑，这个约定是在绿洲人死前就谈好的。

扎伊尔德记得上述所有的人际关系，也记得超过四百户人家的费用──全凭记忆。这一切都没有正式合约。与此同时，他还在附近持续推动他的公关工作。穆斯林节日时，他会前往艾哈迈德．赫什马提街的清真寺，以显眼的方式祈祷，其他教士想到的话，就有可能给他一点额外的费用。开斋节时，他总是穿着自己最糟的衣服，站在醒目的地方。有一年开斋节，我在蜘蛛网大楼附近跟扎伊尔德聊天，这时一位退休的外交官走过。这位衣装体面的男子向扎伊尔德客气打招呼，给了他一张二十镑的钞票。接着他望向我。

“Mish mehtegu”──“我不用”。当这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另一张二十镑钞票时，我别扭地说。他一脸古怪看着我，接着继续走他的路。

“他以为你是十荒者！”扎伊尔德说。这件事成了他挂在嘴边的故事，动不动就在“Ｈ自由”对人说。他喜欢在贩卖亭休息，贩卖亭也是听街头巷议的地方。但他的观察入微偶尔也会适得其反。有一次，他在晚上清运垃圾的时候，看到某个管理员大学生年纪的女儿跟男孩子接吻。扎伊尔德马上告诉管理员──他后来说，这么做是出于对家庭名誉的重视。但管理员给好处的可能性绝对也是驱使他这么做的动机。结果他失算了：管理员的女儿否认一切，感到无比尴尬的管理员于是禁止扎伊尔德到自己管的大楼收垃圾。扎伊尔德跟我说，早知道他就不要多管闲事。

埃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牵涉无止境的社会阶级、信仰与语言难题，垃圾世界也不例外。扎伊尔德头一回邀请我到他家附近，跟他的札巴林人同行（多半是科普特人）一起看足球比赛前，还先耳提面命一番。他警告我别对基督徒说“salaamu aleikum”，还提醒我称呼任何教士时都得用“abuna”──“我们神父”一词。无论如何，我都应该避免讲出穆斯林的感叹词，例如“la ilaha ill'alla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这种交流的奇特之处让我挺乐的：穆斯林垃圾清运人指点曾经的天主教辅祭童如何避免伤害科普特基督徒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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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德一直没有得到好听的绰号，但在选举结束后，他家附近的科普特人倒是开始叫他“穆尔西”。扎伊尔德秉持同样的精神，称呼我为“阿布．伊斯玛仪”。哈赞姆．阿布．伊斯玛仪（Hazem Abu Ismail）是激进派的萨拉菲教长，利用推特（Twitter）煽动跟随者，让他们有如狂热分子一般，攻击在媒体界与政界的各种敌人。扎伊尔德认为这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个完美的名字，不久后当地几个管理员也开始冲着我喊，“阿布．伊斯玛仪！阿布．伊斯玛仪！”每当我跟着扎伊尔德收早上那一趟的垃圾时，他都会介绍说我是他的实习生。“我下周要去美国，”他装严肃口气来搞笑，“由阿布．伊斯玛仪来收垃圾。”

每天，扎伊尔德都会付钱请卡车帮他把垃圾运到他住的利瓦区，在自家附近进行大部分的分类工作。从扎马莱克过去的路途不远──两英哩半多──但利瓦区感觉是个不同的城市。街道没有铺面，多数建筑物都是新盖的；当地还有人们用来种苜蓿的狭长农地。利瓦区没有地铁站，也没有福斯运输。居民仰赖私人小巴和“tuk-tuks”──一种在扎马莱克与开罗城中其他区域都禁止的“小型摩托计程车”。利瓦区连人们用的钱都不一样。在扎马莱克，没有人会给面额小于半镑的硬币（价值相当于六美分），但利瓦区的商店会用每一种面额极小的皮阿斯特（piastre）货币单位。每一次我造访利瓦区，都带着一口袋的散钱回扎马莱克，偏偏这些硬币在我住的地方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

政府在一九八五年开始兴建环状公路──环绕全程的四线道高速公路，工程进行了整个一九九○年代。这条路切穿了利瓦区的心脏地带，但规划道路的人对住在这里的人不怎么关心，因此没有盖交流道。经过附近的火车也不会停下来。扎伊尔德住的社区在铁轨旁边，社区入口处有一整排的小贩，贩卖札巴林人找到的、还相对完好的东西：二手衣、旧玩具、混搭的碗盘等。我第一次造访时，扎伊尔德把我拉到一旁，提醒我：“什么都别买。”

每当他领着我穿过附近，我都觉得我们仿佛下到某种消费主义地狱，一层又一层。小贩和他们的商品代表第一线的可用垃圾──容易挑出来的东西──接着我们会继续看到需要回收的物品。大型厂房负责熔玻璃，其他店家则处理纸张。液压机发出嘶嘶声，将矿泉水瓶压扁。往这一区的后头走，土地变得比较没价值，物品种类也变得愈来愈难分清楚。有个人只收塑胶优格容器。另外一群做回收的人则收集人家丢掉的面包，在太阳下晒干，接着磨成小颗粒来养鸡。烂掉的蔬菜要从垃圾中翻出来养山羊。有几个目光独到的人专找丹宁布。在一座有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一切的规模都很惊人：收丹宁布的人有一大堆的旧牛仔裤、裙子和外套，堆得超过十呎高。

这些物品泰半都是工厂机器制造的产品，如今进了利瓦区之后，却会以某种前现代的细心来加以分解。扎伊尔德分类他的垃圾时，会把所有拉环从汽水罐上下来，毕竟连这种一点点的铝也有价值。我有一次看到他根据是否透明，来分类一大堆肮脏的塑胶叉子与汤匙：塑胶愈透明，等级就愈高。同理可证，哈桑先生与其他跟我住同一条街的注射药剂使用者所丢弃的针筒，他都会一个个加以分解。扎伊尔德把金属针头拿掉，把柱塞分出来，再把透明的套管摆去专放高品质塑胶的那一落。

他常常割伤自己。一次出国，我给扎伊尔德带了几双寿司师傅等使快刀的人所用的高科技手套。在我看来，这种手套是完美的解决之道：第五级防割，完全符合欧洲标准EN388号。但扎伊尔德的工作方式却与科技背道而驰。他对我说，要是他带了手套，就没了手感。就算危险，他还是坚持不戴手套工作。他在利瓦区住的地方附近没有医院，没有政府部会，也没有警察局。我在扎伊尔德家附近从来没看过穿制服的人。假如十荒者受了重伤或是生了重病，他就走投无路了。没有健保，也没有抚恤金。札巴林人鲜少到工作到五十岁以上，因为他们已经累积了太多背部与膝盖毛病。

很多札巴林人都有用药。最常见的药是“曲马多”（tramadol），这种处方止痛药作用就像鸦片。廉价版的曲马多由中国与印度生产，在开罗大行其道，街上大概四十分钱就能买到一锭。穆尔西当选那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估计在埃及有五十亿锭的曲马多──男女老少平均一人约分得六十锭。

我认识的札巴林人几乎人人都吃这种药。他们说曲马多能减少疼痛，此外也当成壮阳药来吃，因为有延迟射精的效果。要是我在周四拜访扎伊尔德和他的友人，他们常常会拿当晚打算服用的廉价版曲马多或威而钢给我看。在埃及，周四夜是周末的开始，男人们有时候会称之为“恶魔生”，因为这是传统上用来上床的晚上。

有几回，扎伊尔德会带着自己在垃圾里找到的曲马多，到我住的公寓来拜访。人们如果想试着戒掉这些药，就会把药丢掉，就像他们把酒丢掉一样。扎伊尔德偶尔会吃这种药，但他似乎没有用药问题。不过其他劳工很明显已经成瘾。某天傍晚我和女儿们在花园里，这时有位在扎马莱克附近工作的札巴林人出现在蜘蛛网栅栏的另一边。他看起来很糟，满身是汗，视线剧烈闪动。他告诉我，自己戒不掉曲马多。

他来求助，我建议他靠咖啡因与阿斯匹灵取代；我也想不到别的方法了。不久后，他就从附近消失了，扎伊尔德说那人已经加入勒戒计划。政府不久前表示，进勒戒所的人有百分之六十都是曲马多成瘾。这名年轻人还算幸运，他是出身相对富裕的札巴林人，负担得起疗程。疗程结束之后，他看起来好多了。他告诉我，他学会用普拿疼加强锭（非处方止痛药）来治疗戒断时的关节痛。他在勒戒所隔离的十七天，才中断自己的曲马多瘾头。

＊＊＊

上阿语课时，里法阿特教我们一个无法翻译的词，用来指称类似利瓦区这样的城区──“ashwa'iyat”。这个词通常释义为“贫民窟”，但这并不精确：字面上的意思是“非正式的”，但当成名词来用，而且只有复数形。“Ashwa'iyat”──“非法棚户区”决不会以单数出现，提到其中一处，也就暗指其余每一处。一九六○年时，这种地方还不存在，如今却已成为大开罗地区三分之二人口的家。

非法棚户区完全不是政策的结果。数十年来，负责规划的局处最感兴趣的始终是在沙漠中兴建新的城市──穆巴拉克尤其怀抱这样的梦想。他在一九九六年告诉国会，自己希望的不只是“象征性的出走沙漠”。环状公路就是这个愿景的一部分，高速公路是设计来服务新的卫星城市的。第一座沙漠城市在沙达特统治时落成，建城计划进一步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扩大，一共包括八个聚落。其中几个地点在权贵之间非常热门，他们盖起有草坪和泳池的别墅。但绝大多数的市民一直没有搬家。截至穆巴拉克统治结束，只有八十万人在开罗的沙漠城镇中落户，却有一千一百万人生活在非法棚户区。

在大多数开发中国家的巨型都市，基本经济力会把类似扎伊尔德这样的人推向都市外围的烂房子。但开罗的结果却是相反。埃及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为可耕地，严格的法律防止都市发展侵入农地。利瓦区和其他的非法棚户区起先多半都划为农地，没有任何银行或投资人会冒险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为高级开发提供资金。但普通人愿意提供小额融资，因为地方政府力有未逮。人们付钱给农民，匆匆占一小块地，一个接着这么做。这跟都市规划背道而驰：只要上百万人做了同样的决定，复制同样的建物，这种现象也就有如大自然的力量。非法棚户区就像生物那样成长。

政府的反应是顺应形势，而非引领潮流。每当有人兴建违法建筑物之后，他们通常都会接上政府的公共管线──这也是违法的。接着政府会派人来装表，按使用情况收费。在不堪重负的地方官来看，至少他们省下了拆除建筑物的费用。政府的无视反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使开罗变得更适合穷人居住──至少地点如此。穷人占据城里相对中心的地方，例如利瓦区，而有钱的居民则自我放逐到内陆去。

假如住在非法棚户区的人真会担心政府拆屋，他们就应该盖便宜的铁皮屋才对，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的非法居民都是这么做。但政府数十年的失能反而让开罗人习惯以仿佛无人管事的态度来行事──他们盖的是永久屋。多数的非法棚户区建筑物品质都不错：三至五楼高，强化水泥地基，还有红砖墙。家家户户都有电跟自来水，而且有将近百分之九十接上城里的污水体系。当我和住在开罗的美国都市规划师大卫．西姆斯（David Sims）见面时，他对一般人在首都达到的成果抱持肯定态度。“开罗透过灰色经济活动，提供了远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更优质的便宜住居。”他说。

西姆斯的书《了解开罗》（Understanding Cairo）主张当局应该接受非法棚户区存在的现实，甚至拥抱若干结果。幸好穆巴拉克的计划失败了：假如沙漠城市真的吸引了大量的人，首都就会变成一片散乱延伸的乱象。非法棚户区的居住密度反而意味着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开罗居民，住在距离城中心十英哩之内的地方。改善首都恶名昭彰的交通问题原本应该很容易才是，但穆巴拉克底下的官员宁可假装非正式地区并不存在。他们没有在类似利瓦区的地方为环状公路兴建交流道，也不打算链接地铁系统。非法棚户区跟札巴林人垃圾清运网络按照同样的基本模式而发展，假如政府用愿景与权限回应这些非正式体系，反而会遏止其活力。但穆巴拉克政权是个没有太多实权的威权政权。而且幻想元素总是存在──官方文书就像马修．亚当斯研究的埃及古代，其中描绘的治理愿景跟实际证据完全无关。关于非法棚户区，西姆斯写道：“说起来，政府的规划师似乎乐于透过美好的都市设计练习题来忘记今天的开罗，忘记政府对现实情况没有多少掌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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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法棚户区的居民来说，“住宅所有权”的概念也少不了另一种幻想。他们聘请律师，拟合约，并且购买、销售房地产，而地方法院通常也认可这些交易。但这些买卖通常没有真正的法律基础，只要出现新的威权政权以仿佛真握有实权的方式统治，这整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

扎伊尔德和瓦希芭生了两个孩子之后，瓦希芭偷偷改了他们房子的房契，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套体系的地下性格让这种更动得以成真：瓦希芭拿着所有权状给有交情的律师，证明她的婚姻关系存在，并解释道──身为家里的识字成员，把她列为合法所有权人是很合理的。等到扎伊尔德发现时，他气炸了。

他不识字，这是他最大的弱点。他原以为像瓦希芭这样的妻子──贫穷、年轻、跟家人没有联络──会比较顺从。但他没有预料到他妻子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她不怕为自己发声，也更有能力弄懂像房地产合约的文件。她也是一流的简讯好手。自从她更动权状之后，两人有一段时间吵得很凶，扎伊尔德不时会到我家门口，给我看自己电话上的简讯：

这不是你的房子，你这小偷，你像狗一样回来找我，这正如我意，我也能随便赶你走。

每当扎伊尔德收到简讯，他都得找个识字的邻居。瓦希芭的简讯有两个目的：既能传达讯息，又能在扎伊尔德的友人面前羞辱他。吵架的时候，扎伊尔德常常扣着不给钱，有时候会来扎马莱克待个几晚，睡在我这条街上某大楼车库里的行军床上，大楼的管理员挺亲切。就典型的埃及堂表亲婚姻来说，瓦希芭应该会找男性亲属求助，但身为家族外人，她得诉诸别的战术。她的简讯常常会提到缺生活费，读简讯的人就会叫扎伊尔德收十局面，付钱让小孩能生活。

莱丝莉和我也试着这么作。扎伊尔德常常来我们公寓发泄，我们先听他说，然后建议他回家跟他太太有话直说。但他就跟我认识的许多埃及人一样有种逃避的倾向。他经常宣称自己计划娶第二个太太。在法律上，埃及穆斯林最多可以同时有四位妻子，但因为开支与复杂的缘故，一夫多妻实际上并不常见。以扎伊尔德的情况来说，他的太太怀了两人的第三个孩子，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把另一个女人拉进来搅和。但他似乎很喜欢假装，就像他喜欢听到那些被人丢掉的东西在美国能卖的价格。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常常问我美国与中国在性方面的习惯，还会重述自己从不同管理员和札巴林人那里听来的荒诞故事。有一次，他告诉莱丝莉和我：在开罗的其他城区，有些妓女会付钱给她们的恩客。

“这怎么可能？”我问。“一个男的招妓上床，结果是她付钱给他？”

“没错。”他说。

“扎伊尔德，你傻了，”莱丝莉说，“你去找个因为想付钱给男人跟自己上床，所以希望以妓女为业的女人给我看。”

但他坚持故事是真的。我想，这是住在一个有一千七百万人的城市里会有的反应：你总能假装在某个遥远不知何处的非法棚户区，会有人做些超乎想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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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德家附近有个流传已久的都市传说：当地居民有一天能开车上环状公路。革命之后，传说突然有了成真的可能，但这既非某种新的民主程序使然，亦非民意上达天听之故。事实正好相反：居民意识到政府失序已极，官员说不定不会注意到有人非法盖了两条高速公路匝道。

主导兴建工程的是当地一间清真寺，名叫“天赋清真寺”（Al-Mesgid al-Hidaya）。这间清真寺的经费来自私人赞助，是附近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寺内设施五花八门，包括诊所、护理学校、结婚礼堂，以及家教课的教室。但在革命之前，这间清真寺从来没有涉足交通基础建设。

主事者看准时机进行他们的工程。清真寺内慈善组织的大主管梅吉迪．阿布杜勒．拉吉克（Megdy Abdel Raziq）告诉我说，他们是在二○一一年十一月，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抗议期间展开衔接高速公路的工程的。“当时的开罗没有治安可言，”他说，“所有警力都在解放广场周边忙碌。”寺方请了建筑师与工程师设计高速公路匝道，而每周五讲道结束后，伊玛目还会请会众捐献。

“我们展开工程之后，道路管理单位有派人来看，”阿布杜勒．拉吉克说明，“我说，‘上下高速公路是我们的权力。’对方也心有戚戚焉。他们说，‘行，盖吧──我看这里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在阿布杜勒．拉吉克的办公室访问他，另有一名翻译陪同。当时已经夜深了，但我们的对话仍然不断被加入协助贫穷家庭过冬计划的人一再打断。阿布杜勒．拉吉克为每一位访客印表格，然后给对方一条毛毯与三十镑现金。来者泰半是包了尼卡布的妇女，她们通常会以捺指纹代替签名，因为不识字。

“我们花了六个月盖交流道，”阿布杜勒．拉吉克接着说，“我们在五月完工。”他说他们必须加速兴建，毕竟工程是违法的，而且他们只花了一百万镑，相当于美金十二万五千元。他自豪地说，政府兴建的匝道得花两倍的钱。

当天稍早时，我去交流道口看过。匝道的路面接近角似乎比正常情况来得陡，而“护栏”就只是散落在路旁的水泥块。但车流很顺畅，政府不久前甚至挂了金属路牌，上面还有名字：马塔姆登交流道（Matamden Exit）。我问，这样是不是代表交流道获得合法地位了。

“Yanni”，他说。在埃及阿语中，这个字可以指“是”、“算是”、“假装是”的任何意思。

“现在是道路管理局在维护，”阿布杜勒．拉吉克说，“我们希望他们给予完整的法律地位，但你也晓得，政府现在还不稳定。万赞归主，上面还没有出过任何车祸！要是盖好之后马上就出事，当局就会封闭交流道。”

正当我们讲话时，又有一位包着尼卡布的女子进了办公室。她说自己跟丈夫吵了一架之后，被丈夫赶出家门。她从开罗的另一区来，巴士在下一个交流道口让她下车。她手上抱着一个睡着的婴儿。“我坐在环状公路旁，有人说我可以到清真寺来。”她说。

阿布杜勒．拉吉克问她有没有打算回去找丈夫。

“我不晓得，”她说，“现在我需要一点帮助，让我撑过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

尼卡布底下，她的表情是完全看不到的，但她听起来很难过。阿布杜勒．拉吉克说清真寺里的妇女能帮她照顾婴儿，或是介绍律师。

“我现在还不想找律师，”她说，“我只想吃点东西，找个地方待一两晚。”

“那好，只要你需要帮忙，都可以回来这里，”阿布杜勒．拉吉克说。接着他拉开桌子抽屉，拿出一百二十镑。女子祝福他，抱起她的孩子，转身走进夜里。

＊＊＊

八月底，瓦希芭生了女儿，夫妻俩为她起名为拉蜜丝（Lamis）。小宝宝出生后的第七天，这家人办了场称为“sebou”的传统庆祝仪式，扎伊尔德则陪着莱丝莉和我到他们家附近。我们走过一条条的垃圾加工线──路边小贩、玻璃回收厂、收丹宁布的人。老鼠“飕”地在好几堆如山的厨余间穿梭。扎伊尔德解释，自从猪只扑杀之后，札巴林人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些厨余。我们丢弃的食物最后就落到这：要是我们的厨余没有好到能给山羊或鸭子，就会在萨伊德一家人住的街上成堆腐烂。

他们住在一条狭窄、没有铺面的小巷里。这里所有建筑物看起来都差不多：两到三层楼，灰色的水泥地基和红砖墙。钢筋仿佛乱发，从屋顶穿出来。在非法棚户区没有什么是完工的，因为日子一久，人们存到钱，家庭规模变大了，就会继续往上加盖。扎伊尔德告诉我，有一天他希望能帮儿子们多盖两层楼。

我们进入建筑物那一刻，就把非法棚户区抛在后头了。来拜访之前，我一直有种模煳的想像──他们家大部分的家具会是从扎马莱克垃圾堆里找来的，就像扎伊尔德的衣服。但所有的电器跟家具都是全新的。沙发还包着出厂时的塑胶膜，家里还有两台电视。有一台正在安装程序的电脑，是要给长子齐祖（Zizou）的。大致而言，我都知道扎伊尔德收入不错；他一个月通常至少赚五百美元，是开罗平均家户收入的两倍。但在到他家拜访之前，我从没完全领会到扎马莱克的垃圾有多好赚。他告诉我，这栋楼和家具花了他相当于三万美元的钱。

瓦希芭是另一个亮点。扎伊尔德带我们看房子的二楼时，她就站在楼梯口。她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除了浓重的蓝眼影与黑眼线之外，整张瓜子脸脂粉未施。她穿了一袭用珠子装饰的长罩衣。她身形相当纤瘦，我无法想像一周前她刚生过小孩。

她热情与莱丝莉和我打招呼，说她丈夫都有把我们的事情跟她说。夫妻俩看起来无忧无虑；丝毫没有一点迹象能看出扎伊尔德今年早些时候抱怨的那件房契之争。瓦希芭抱着拉蜜丝，然后温柔地把新生儿交到莱丝莉手上，接着人就告退了。过没多久，她回来时脸上已经包了尼卡布。

入夜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到访让瓦希芭措手不及。我们是最早到的客人，而她还没有打扮好。她之所以仔细画了眼妆，是因为那是她脸上唯一打算让人看到的部分。

亲戚和邻居挤满整间房子，有些人开始伴着小收音机播的音乐跳起舞来。气氛很欢乐；拉玛丹月刚刚结束。圣月落在夏季，但扎伊尔德没有斋戒──因为天气太热，劳动的人可以例外。孕妇也是，可是瓦希芭还是斋戒了。八月时，气温几乎天天超过华氏一百度，但瓦希芭──怀胎八个月的瓦希芭，仍然从日出到日落间完全不喝水也不进食。公寓没装冷气。

“她很‘gamda’。”扎伊尔德提到斋戒一事时说。这个字是正面的意思：“坚强”、“坚定”。面纱底下，瓦希芭双眼闪烁。“到底也没有那么难，”她说，“总之呢，是结束了。”

我对拉蜜丝特别好奇。出生时，小婴儿才堪堪六磅重，每一回我看到她满是皱褶的脸，我心里都想着：“拜托给她点喝的吧。”之前莱丝莉怀着我们的双胞胎时，她不得不到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医院，在床上躺两个月安胎。她的饮食遵照营养师的建议；护理师每天进行超音波检查。生产时，接生室里的医护人员至少有九个以上。但这里却有个女子在怀孕的第九个月时，刻意在每天早上四点到晚上六点三十之间避免食物与饮料。可小宝宝看起来一切安好。这带来什么启发？每当我看到扎伊尔德徒手处理用过的针筒和碎玻璃时，我也会有一样的疑问。他似乎从来不会生病或受伤；每天早上，他都会出现在附近奋力拖着自己的大帆布袋，就像依旧升起的太阳。

庆祝晚会结束时，莱丝莉和我向夫妻俩道谢，夸了宝宝几句。为了防范邪眼，我们使出了课堂上学到的各种讲法：如神所愿、万赞归主、蒙真主所愿而如此。瓦希芭谢谢我们，眼神充满自豪。她斋戒了整个拉玛丹月；直到开斋节之后，孩子才出生。连这栋新房子都登记在她名下，而且房子也很坚固。将近三年后，我们才再度看到她的脸。

Chapter 9

同年的拉玛丹月，一群伊斯兰主义民兵袭击了位于西奈半岛东北角的一处埃及陆军基地。事情发生在日落时，士兵们刚准备结束当天的禁食。多年来，西奈一直缺乏治理，该地区已经成了各种民兵团体的大本营，包括若干与盖达有牵连的组织。拉玛丹月的攻击让守军们措手不及，民兵杀害十六人，还偷了两辆埃及装甲运兵车。他们驾驶装甲车往东跨过边界，准备攻击以色列，但遭到以色列部队迅速歼灭。

穆尔西总统上任才刚满一个月。民众在开罗为身亡的守军举办祈祷仪式，结果一群愤怒的吊唁者将代表穆尔西出席的埃及总理赶了出去。此后，穆尔西决定不参加士兵的丧礼。一位跟兄弟会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使馆官员告诉我，穆尔西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穆尔西深信军方与警界中有人密谋反对他。

西奈事件的一星期后，穆尔西实施了自己总统任内的第一个重大措施。他颁布总统命令，内容实际上等于整肃军方高层。国防部长被迫下台，还有超过两百位高级军官被迫退役。至于新任部长，穆尔西则安插了当时大多数埃及人都不熟悉的一名陆军上将。他的名字是阿布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

＊＊＊

阿语课上经常出现跟军队有关的主题，因此我们的其中一位老师──萨米，专门留了一堂课介绍军阶词汇。我在笔记本上列了其中几个：

少尉　مالزم

中尉　مالزم أول

上尉（肩章三颗星）　نقيب

少校　رائد

中校　مقدم

上校　ديقع

准将　ديمع

少将　اول

这几个词到处出现，从上埃及、解放广场到非法棚户区都是──“利瓦区”的意思就是“少将之地”。就连扎伊尔德他家附近那种没有规划、没有管理、没有警察的地方，也有一大堆服过役的人。埃及实施全男征兵役，役期则端视教育程度而异。男性大学毕业生要穿一年的军服，高中毕业生则是两年。扎伊尔德──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则是服役三年。

从我的观点来看，扎伊尔德当兵最让我惊讶的事情是──经过一千零九十五天的军旅生活，他居然完全没有比第一天服役时多认识几个字。但对多数埃及人来说，军队是无可非议的存在。计程车司机常常对我说，埃及军人的高素质是先知圣训提到过的，这证明军队受到神的保佑，万赞归主。革命并未动摇这种信念。多数民众的愤怒是冲着警方去的，而军队则是众人眼中迫使穆巴拉克辞职的救世主。扎伊尔德对于政府充满怀疑，但他对自己在塞德港握着自动步枪站岗的那三年完全没有怨言。军队从来没有让他上过一堂最基本的识字课。

传统上，女性不用服兵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是。兄弟会转入地下期间，连成员的小孩都不得服役。如今掌权的是兄弟会成员，他们计划改变这些规定，但当时他们在军中的盟友屈指可数。一般认为，穆尔西任命塞西之举，是为了创造一批对伊斯兰主义者更友好的军官所采取的第一步。

革命之前，塞西担任军情局长，是个公众能见度很低的职位。可一旦他晋升，关于他背景的信息也跟着缓缓流出。值得一提的是，我听到的第一条个人信息居然是“塞西的太太据说穿戴的是尼卡布”。里法阿特和卡利玛的其他老师之所以会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观察男子家中的女性是一种评估其人社会阶级与信仰的常见方式。先前海拉特．沙泰尔浮上台面，成为兄弟会一开始的总统候选人时，报刊杂志中涌现一堆文章，谈的都是假如沙泰尔当选，他的妻子将成为该国第一位围尼卡布的第一夫人。穆尔西的太太并未蒙面，但她围了“khimar”──一种垂至腰际的保守面纱。

塞西娶了自己的堂表亲。他太太是家庭主妇，两人已成年的女儿也是。在埃及报章杂志上，你找不到塞西整个家族中有哪个女性出门工作的证据。塞西鲜少公开谈论自己的至亲，除了他母亲──这他常常提起。这么作的效果与“堂表亲结婚”类似，显示他是个传统的埃及男人──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位“道地的埃及妇女，从任何意义上都很道地”。塞西以身为虔诚穆斯林为人所知，但他太太的尼卡布后来证实是假消息。事实上，她围的是希贾布，就像多数已婚的埃及穆斯林妇女，只不过她的服装经过精心设计。法帝．塞西（Fathy El-Sisi，部长的堂亲之一）告诉《家园报》（El Watan），塞西曾两度婉拒派驻美国担任军方代表的晋升，因为埃及当局要求他的妻子在西方时必须拿下她的希贾布。对埃及陆军来说，这种试图在外国人面前提升世俗形象的作法并不罕见。

塞西讲话通常轻声细语。他人不高，有着警觉的黑眼睛，而且常挂笑容。见过他的人多半对他的智慧印象深刻──一位美国官员告诉我，塞西让她想起某种典型的华盛顿特区政治人物。“总有政治人物想当房间里嗓门最大的人，”她说，“但也有人天生吃这行饭，同样有能力，却不见得是最大声的人。”她继续说：“我也认为这种克制、保留的姿态具有某种约束作用，能让人靠上来听，同时认真思考他所说的内容。他试图传达什么讯号？有没有更深层的意思？”

革命爆发的五年之前，塞西在宾州卡莱尔（Carlisle）的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完成了学业。自从美国与埃及在一九七八年签订《大卫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后，双方的军事关系便很紧密，而这种交流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为埃及提供可观的援助。二○一二年，也就是塞西获命为国防部长的这一年，美国给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占埃及国防总支出大约四分之一。

就读战争学院的塞西写了一篇以〈民主国家在中东〉（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为题的论文。他对中东民主前景抱持怀疑态度：“民主国家这种世俗政体不太可能受到大多数中东人的欢迎，中东人是伊斯兰信仰的虔诚追随者。”他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治理观点：“理想情况下，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在实践其职责时皆应将伊斯兰信仰纳入考量。”他从未提及性别不平等或其他重要的社会议题，而“女性”一词在文中也从未出现。但他强调，假使类似哈玛斯这样的保守伊斯兰主义团体胜选，也应该让他们治国。他写道，“现有的挑战在于，全世界是否能接受中东出现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民主国家。”这样的看法让塞西在弟兄们眼中成了可以信任的人。一名国务院资深官员告诉我，当总统选举结果尚未明朗的紧张期间，塞西在秘密交流中扮演了领导角色。“跟兄弟会协商的人就是塞西。”美国官员说。

少将退役的穆罕默德．卡德里．扎伊尔德（Mohamed Kadry Said）在名为“金字塔政治与策略研究中心”的政府智库工作。当我见到他时，他说自己起先很讶异塞西升官。塞西才五十七岁，此前在军中阶级体系的排名还不到前十六。“由出身军情单位的人担任国防部长并不寻常。”扎伊尔德解释道。但他愈思考，便愈了解在革命期间拔擢一个间谍头子的原因。“这是个需要情报的时节，”扎伊尔德表示，“穆尔西需要了解军队。塞西的用处就在于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他接着说：“塞西无孔不入。如今战争不在明日。重要的是知道眼下埃及内部正在发生的事。”

＊＊＊

穆尔西的总统任期刚开始时，埃及几乎是哪里都可以去。革命情势已稳──至少当时如此，但新政权还没厘清自己跟国家安全的关系。大家都说眼下是个前往敏感地带看看的好时机。莱丝莉和我租了一辆车，带上牙牙学语的孩子们，前往靠近利比亚边境的绿洲锡瓦（Siwa），我还去了西奈北部几次。

这段期间的某个早上，我出发和一位曾协力暗杀前总统安华．沙达特的人一道午餐。马努从他家附近找了个认识的年轻司机，我们先从开罗往北走，再循支线前往一座位于沙漠中的小村落。这座村子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曾经是某个外国金援农业计划的大本营，但工程几乎都失败了，如今许多建筑物已人去楼空。这里感觉就像个流放地──遭人弃之不顾的街道，杂乱的灌木丛，发育不良的树木。

萨拉赫．巴育米（Salah Bayoumi）骑着一辆破旧不堪的机车，在村子的边缘跟我们见面。他四十九岁，黑发、蓄髭，还有一块明显的炭黑色祈祷痕。他的体重似乎是不久前才获得的，仿佛一套跟别人借来的、剪裁不合的衣服。他的肚子在白色罩衫底下隆起，脸上的肉之多，看起来几乎能称之为肿胀。马努和我抵达之后，巴育米让我们在由烤鸡、牛肉与土豆组成的丰盛午餐前入座。他用双手吃得飞快，直到几乎清光所有食物，他才停下来。他说，自从他出狱之后，体重已经增加了将近五十磅。

他的人生大半在监狱中渡过。尽管肚子凸出来，他的双眼还是个饥饿的人，视线闪躲遮掩，移动很快。他事先声明有几件事情他不想谈。“一九八一年的事件，”他说，“沙达特的事件。”每次我们碰触到这个主题，他都用这个词：“事件”。

一位埃及新闻业友人把我引介给巴育米，还警告我这人偏执而多疑。我先从久远的个人生命历程问起，展开我们的对话。巴育米说自己在舒布拉（Shoubra）长大（我的老师里法阿特也来自同一个开罗城区），十多岁时，附近清真寺一些萨拉菲派的人便很热情招呼他。不久后，他就接受了萨拉菲信仰。

“沙达特统治的时候，政权是对抗伊斯兰的，”他说，“为了反抗，我们研习教法与吉哈德的理念。”十五岁那年，他得知军队允许少年提早入伍服义务役，于是他自愿提早入伍。他不觉得身为军人与萨拉菲派之间有任何冲突。“我相信军队也是吉哈德的一种方式。”他说。

他想跟以色列人作战，但军方却把他分配到军乐队。乐队教他演奏风笛。他对这种异国乐器没有兴趣，甚至对音乐本身也没有兴趣；萨拉菲派一般认为音乐让人分心、引诱人的能力令人担心。但军令在身，他非学不可。他的任务是参加阅兵行进，例如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埃及入侵西奈纪念日所举办的那一场阅兵。结果，这回阅兵成了沙达特与风笛手巴育米参加的最后一场。

“后来我被逮捕，而且没有受到公平的审判，”巴育米说，“但这件事我不想谈。”

我问他愿不愿意解释为何审判不公。

“他们逮捕我的时候，我身上完全没有任何武器或犯罪证据。”

“你跟那天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吗？”

“我只知道，那场阅兵会出事。”他说，然后闭口不言。

＊＊＊

肯尼迪遭到暗杀一事深深烙印在美国人心中，但对埃及人来说，沙达特的死却没有那么根深蒂固。原因不是缺少视觉方面的提醒。沙达特遇刺的那座司令台至今在首都仍占据显着的位置，从开罗机场前往市区的乾道也是。每一次我经过时，都会想到一九八一年十月时从报章杂志上看到的画面，当年我十二岁。有张照片特别鲜活：在那张黑白照中，一名士兵变身成恐怖分子，对着椅子几乎空无一人的司令台开枪。那些椅子之所以空着，是因为国家的领导人们若非殒命，就是尽力趴在地上。除了沙达特，恐怖分子当天还杀了另外十个人。

开罗的计程车司机开车经过检阅台时不时会咕哝几句祷词，但多数人都没有表现出有记忆的迹象。一般人谈沙达特的次数，都没有比他们谈另外两位在革命前统治了半世纪的强人来得多。穆巴拉克没有领袖魅力，但他的统治期间之长，加上不久前的解放大戏，都让他在众人心中相当突出。此外，至今仍有许多埃及人奉纳瑟为偶像，比方我的老师里法阿特。你可以叫社会主义者是纳瑟派，把穆巴拉克治下得益的资本主义者叫成旧政权的“残党”，但没有任何词能用来称呼跟沙达特有关的人──没有“沙达特派”。

他的背景是这个总统三重奏中最中庸的。他是黑奴的外孙──外祖父在不列颠终结奴隶制度之前被迫来到埃及。沙达特的父亲一生结了八次婚，有十三个孩子。尽管家里穷，沙达特还是把自己想像成是个有远见的反殖民主义者，只是他早期的许多理念相当紊乱。他同时崇拜甘地与希特勒；有一回，他还写了封信向死去的元首表露心迹（“我打从心底钦佩您”）。沙达特痛恨不列颠人，但这位年轻人却是因为父亲跟英格兰人交好，才能获准就读埃及的王家陆军官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沙达特在军中如鱼得水，与纳瑟一同投身于“自由军官”（Free Officers）──一群领导了一九五二年革命的军人。沙达特以忠诚闻名，纳瑟选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当纳瑟在一九七○年过世，沙达特登上总统大位时，美国情报界对他仍所知不多。多数人认为他不会长久在位。

但事实证明沙达特是个出乎各方所预料的复杂人物。他逮捕了许多贪腐的纳瑟友人，还跟苏联翻脸，在一九七二年驱逐了一万五千名俄军部队及军事顾问。他对以色列发动突袭，揭开了一九七三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但不过几年之后，他同样出人意料地拜访以色列国会。沙达特是第一位强调自己宗教信仰的后革命时期领导人──他自称“信徒总统”──对于遭到纳瑟残酷镇压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也推行更宽容的政策。但沙达特个人的信仰相当温和，他的妻子洁罕（Jehan）不仅受过教育、不覆面，甚至公开为女权发声。沙达特最教人讶异的是，他宁愿激怒伊斯兰主义者，也要签订《大卫营协定》。拒绝苏联之后，他转投美国，着手后来人称“开放”（Infitah）的自由市场改革。

在地缘政治方面，沙达特精明而有弹性，而且似乎能直觉掌握到长期的战略。他意识到纳瑟的计划经济注定失败，美国人比苏联更有用，以及埃及最好跟以色列邻居维持和平。但这一切都代表政策的艰辛转变，处理国内反弹也让沙达特焦头烂额。他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手法尤其生硬。他在宽容与弹压之间摆荡，在暗杀事件的前一个月展开严厉镇压，而负责执行镇压行动的则是激进团体伊斯兰集团（al-Gama'a al-Islamiyya）──有不少成员是曾经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沙达特死时非常不得人心，人们至今仍不时对这位总统遭人刺杀表达喜悦之情。我曾经造访一座名叫马腊威（Mallawi）的贫穷上埃及城市，当地人自豪地告诉我，刺杀沙达特的为首之人卡利德．伊斯兰布里（Khalid Islambouli）就出生在这里。他们的家乡男孩，就是黑白相片中对着空椅子开枪的那一位，由士兵变成的恐怖分子。

＊＊＊

伊斯兰布里与另外四个人一同遭到处刑。还有一位恐怖分子在暗杀行动当天被卫队射杀。但这起阴谋需要更多人加入，毕竟士兵在阅兵时配备的不应该是装了实弹的真枪。最后有十七人因为在阴谋攻击中扮演的角色而下狱，包括萨拉赫．巴育米。

我们在巴育米的家。聊了一会儿之后，对话又绕回一九八一年。他看起来放松了点，于是我开始劝说他。“你刚刚说，你被关那么久是不公平的，”我说，“但你也说你知道会发生事情。”

“我扮演吃重的角色，”他说，“但我们不能谈论细节。”

我告诉巴育米，我曾经在知名民营报纸《埃及今日》（Al-Masry al-Youm）看过一篇报导，上面提到他为暗杀行动提供可以实际使用的武器。

他安静了半晌，然后回答：“你可以说这对也不对。”但他不会为上述神秘的评语细说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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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狱中遭到刑求，反复的殴打导致他一耳失聪。二○○六年底，服刑二十五年的他获释，但国安单位仍然密切监视他。他在沙达特市（Sadat City，穆巴拉克的沙漠新聚落之一）的大理石采石场找到一份做工的活。就算巴育米意识到这条人生道路上的任何弄人造化，他也不会与人说。谈到前总统，他还是相当生气。“每个人都恨沙达特，因为战后他居然向犹太人寻求帮助，”他说，“他还发表演说，指控伊斯兰主义者落后。他说围尼卡布的女人是‘帐篷’。”

二○一一年，当解放广场爆发抗议，警方逮捕了许多伊斯兰主义者，包括巴育米。穆巴拉克失势时，巴育米人在监狱里。自从穆尔西当选后，警方显然已经放弃对巴育米的主动监视。但他对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并不放心。“我个人深深认为旧政权还在，”他说，“革命还没有发生。”他担心残党会找到办法罢黜穆尔西总统。

我问他，暗杀沙达特是否达成任何正面成果。

“没有，”巴育米说得直接了当，“穆巴拉克只是萧规曹随。他做的都是沙达特做的事，只是更糟。”

穆巴拉克从那起暗杀中学到的一课，就是不能尽信军队。作为回应，他把内政部打造成守护他个人的防御工事，并且纵容警方最糟糕的漤权。这是埃及制度破碎化的一面──穆巴拉克非但没有创造有条有理的体系，反而鼓励权力各据山头。军官通常讨厌警方，因为他们深信是警方的暴虐与缺乏纪律点燃了革命。一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告诉我，他曾经在一次私下会晤时听到塞西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批评警方。“就是人多势众的黑道。”新任国防部长如是说。军警双方都痛恨伊斯兰主义者，但双方同样有理由不信任彼此。

巴育米说自己再也不属于政治团体，但他仍然信奉萨拉菲理念。在那十七名因沙达特暗杀事件而受惩罚的人里，他是最没没无闻的。我的埃及新闻界友人告诉我，据说为用来杀害沙达特的武器提供撞针的人，就是巴育米。另一位埃及记者友人则表示，巴育米曾把自己在暗杀行动当天原本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告诉他。策划阴谋的人相信，一旦他们杀了沙达特，其他军官都会支持他们夺权。巴育米衔命要骑上脚踏车，沿着滨路（Corniche Road）前往国家电视台，在那边发表政变的消息。

不知怎的，我觉得这幅脚踏车信使的景象实在让人提不起劲。计划中的每一个前提感觉都像幻觉：沙达特因为跟犹太人协商所以该死，伊斯兰信仰会认可这种行动，杀手将会统治这个国家。但参与的人确实把这个疯狂的理念推行到所有人都无法想像的境界。这真是一小群人与微不足道的举动如何带来重大影响的绝佳实例──少年风笛手身上带着几根撞针，改变了历史。但改变历史跟逃避历史不同。十八岁时，巴育米想像自己沿着尼罗河骑着脚踏车，将伊斯兰主义者政变的光荣消息传达给一个额手称庆的国度。三十年后，军队仍然是埃及最有权力的组织，巴育米则是沙漠中的一名前罪犯，骑着一台旧摩托车去沙达特市辛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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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来自马努家附近的司机年纪二十二岁，也跟我们一起在巴育米家用午餐。访谈进行时，他就安静坐在一旁。当对话暂歇时，他开口了。

“你在监狱里怎么处理性需求？”他说。

“什么都没做，”巴育米说，“监狱里没有女人。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结婚，也释怀了。但现在我结婚了。感谢真主。”

出狱之后，巴育米娶了一位年纪小很多的女子，两人如今有了一对双胞胎。这是他之所以住在这座沙漠村落的一个原因，太太在这里有亲人。巴育米问这位年轻司机有没有结婚。

“没有，”他说，“但我希望有。”害臊的年轻人请巴育米提点他如何克制性欲。

“全靠意志力，”巴育米说，“不在肉体。”他对这个主题更有兴趣；他谈起避免性欲，以及如何透过祈祷来对付荷尔蒙。他从圣训中引了一段话：“你们谁有能力结婚，就让他结婚，因结婚确能降低视线，保护羞体。谁没有能力结婚，就应当封斋，因为斋戒能阻止欲望。”

“所以我得斋戒？”司机说话时有点失望。

“斋戒能除欲，”巴育米话音坚决，“斋戒胜过一切。”

司机点点头。感觉他是出于本能崇拜这位年长男子，仿佛这人从自己的狱中经历得到了大智慧。这位司机在访谈的另一个空档，问巴育米如何面对对死亡的恐惧。答案还是一样──祈祷──但这些对话显然令司机印象深刻。

下一回我见到马努，他提起这位司机的对话。“这根本埃及人嘛！”马努大笑着说。“你见到某个协助暗杀沙达特的家伙，结果你头一个问题就是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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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马努固定受雇于《卫报》（The Guardian），我们只会在他正好有空时才会一起工作。我们的联系多半都是聊天，周末有时候会到他以前常去的闹区酒吧小聚。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新住处附近的警方曾接获他遭逮捕过的情报。

自从那起事件之后，马努的父亲开始打电话给他，恳求他回塞得港看看。马努觉得这不可能，毕竟他知道警方必定已经提过他的性倾向，提过那起假犯罪事件，而且是以最不堪的方式来说。但在通电话时，他父亲感觉很慈祥。“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任何事，”他说，“你就放心回家吧。”

马努长大时，都靠他母亲的援助，保护他不受父亲虐待。但如今母亲已经谢世了好几年。他所有的手足都过着跟他完全不同的生活。其中一个姊姊嫁给一位非常保守的丈夫，坚持她围尼卡布。马努的哥哥成了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而他的妻子也自己裹上了尼卡布。马努有一次到哥哥家拜访时，意外在嫂子还没蒙上面纱之前就进了房间。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自从嫂子婚后，他就没有看过嫂子的脸，而那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如今她显老的程度着实让他吓了一跳。她迅速再度将自己的脸遮掩起来，马努则是本能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接着他一想，此情此景有多么可笑。假如一名女子担心小叔看到自己的脸是很荒唐的想法，那这名女子担心她的同性恋小叔看到自己的脸，这岂不是更荒唐？当然，马努永远无法和家人分享这些想法。如此说来，那起逮捕感觉就像某种天注定──无法避免的最终决裂。

但他的父亲再三恳求他回去探望。最后，马努从开罗花了两个半小时过去，而他的父亲热情迎接他。他从来没有直接提起逮捕事件，但他明确表示他会担心。这次探望后，马努开始比较常回去塞德港。

马努的父亲已经六十好几，健康也每况愈下。合伙人欺骗他之后，他失去了他那间生意兴隆的咖啡店。作为反制，马努的父亲提起诉讼，案子就这么缓慢地在没有希望的司法体系中费力前行，什么都没有实现。他原本有可能变得更愤世嫉俗，把这一切发泄在马努身上。谁知道，他对待儿子的方式出现了一股新的暖意。他从来不像其他亲戚那样，叫马努结婚。

逮捕事件之后，这位父亲只活了几个月。根据他的遗嘱，他把自己在塞德港的房子留给了马努一个人。这是父亲会为尚未成婚的么子所做的那种举动，但他的动机显然不是如此。马努发现自己难过的程度，是十年前所不会有的。他对逮捕事件后的这段时间感到感恩──这是两人关系良好的唯一时期。父亲了解到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之后突然流露了慈爱，这简直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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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就数马努对埃及男性性欲的观点最有见地。就许多角度来看，他都是个局外人，因为他既不打算结婚，也没有兴趣去追逐或骚扰女人。他对其中的剥削和荒唐看得很透彻──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脸孔的嫂子，以及那位向坚定的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寻求性事建议的二十二岁司机。但马努的局外人地位并不完整：毕竟他不停地跟男人上床。其中许多人像他一样自认为是同性恋，但其他人却不然。“这就像是我堂兄跟我以前在村里会做的那种事。”一位伴侣对马努这么说，借此解释自己不是个同性恋。有些伴侣还会跟他聊他们心仪的女孩。他们对于“何谓同性恋”常常有自己独有的看法。一个男人只有在自己不是“受”，或者觉得是由自己主导的情况下，才会对男男性行为有兴趣。对他们来说，男男性行为跟男同志性行为是不一样的，而这种态度在埃及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是。

马努跟一位伴侣可能会在一起几星期，或者几个月，或者更久；有时甚至连直男都会来寻求一段关系。但总有个爆发的契机，毕竟这些私底下的作为跟民众的恐同心态有如此强烈的冲突。伴侣有时候会痛斥马努，甚至还会痛打他。“他们爱我，他们在乎我，但他们内在也有这种让他们会恨我的东西。”他解释道。他发现，上述的事情无论是在同性恋还是直男身上都会发生，这是他之所以不相信这些标签的原因之一。你完全无法分辨一个人的行为有多少反映了真实的欲望，又有多少是受到宗教、家庭压力，甚或严格的性别隔离所影响。

马努无法化解这些力量，就像他无法预测一场互动会在什么时候导致危险。选择很简单：他要嘛过安稳的生活，不出柜，封闭自己，要嘛接受开罗男性关系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就算被卡里姆设计、遭到警方拘留过，马努仍然对于跟陌生人见面抱持开放心态。

其中一名陌生人是艾哈迈德。他年轻俊美，住在马努的新家附近。他们在路上聊过几次，接着开始会去都基区一间晚上有歌舞秀的酒吧约喝酒。不久后两人就上床了。“他不是同性恋，至少根据埃及的标准来说不是，”马努说，“他有兴趣的对象完全是女的。”马努对女人不感兴趣的这个事实，似乎并不影响艾哈迈德。“我很确定他知道我们不一样，”马努说，“他心里某个地方知道，但他不算很危险。”

一晚，当两人在马努的公寓相会时，突然传来大力敲门的声音。“艾哈迈德！”有人在喊。“马努！艾哈迈德！我知道你们在这里！”这人是艾哈迈德的朋友，另一个住在附近的年轻人。他有一股流氓气息，马努也看过他牵涉进各种口角。开罗每一区都有这种人物──二十多岁的无业男子在街上闲晃，大声讲话，抽哈希什，骚扰女性，跟人斗殴。

这个流氓要求跟艾哈迈德说话。有几分钟时间，他们在公寓外激烈争执，之后艾哈迈德离开了。流氓指控马努带坏了艾哈迈德。“干你这个死娘炮，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我一定把你屁股给切了。”他说。

那天晚上，马努离开了公寓。在开罗，同性恋被揍甚或被杀并不少见，何况马努晓得自己不能去找当地警方。但他打电话给自己偶尔在社交场合见到的其中一名年轻警察官校生。马努请他保护自己，陪自己回公寓最后一次，拿回自己的东西。

动身之前，马努明说自己是同性恋，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让朋友全盘了解情形。最后什么都没发生，马努也搬到闹区的另一间公寓。他再也没有见过艾哈迈德。警校学生们从来都没有提到马努的同性性倾向，也继续跟他打成一片。这算是很鼓舞人的迹象──埃及男人通常开明得令人惊讶，至少私底下如此。但这是件绝对不能拿来谈论的事，而出柜的过程都不约而同跟脆弱的处境有关。马努因为受到暴力威胁或警察骚扰，不得不告诉别人自己真实性向的次数实在是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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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总统任期第一年的前半时，我曾请马努介绍我跟他的警察官校朋友们认识，因为我很想听听他们对于新政府的看法。一天深夜，我们约闹区见面，地点是一间马努喜欢的无名酒吧。来的是三名受训中的警官，全都二十岁出头。他们的课程内容很慎重；毕业之后，这些人将负责指挥新进警员组成的部队。在埃及，教育水准最低的义务役会分配给警方。这是警察如此恶名昭彰的另一个原因──他们的群众控制大力仰仗于义务役。革命的其中一齣悲剧，就是这些年轻人──这些教育不足、训练不足的年轻人，得在街头巷战中跟他们的抗议人士同辈人彼此较量。

数十年来，穆斯林兄弟会受到警方查禁，相关规定不久前才改变。但这些受训中的警官都不知道班上有没有兄弟会成员，甚至也都对伊斯兰主义者不抱同情。“他们表现的好像自己是好穆斯林，但其实是骗子。”一名年轻人说。

他的同学说得很明白：“我恨穆斯林兄弟会，因为他们跟伊斯兰集团勾结，还杀了沙达特。”

事实上，兄弟会跟当时的那起暗杀行动完全无关，但许多前成员却时在一九七○年代与八○年代加入了伊斯兰集团。我问起兄弟会目前对警方的态度。

“他们很怕我们，”第一个年轻人说，“因为他们晓得时间一到，我就有权力把他们送回他们该去的地方──进监狱。”

他跟其他人都相信阴谋论──穆尔西的当选是受到操纵的。这些年轻人都不能投票；自从埃及的一九二三年宪法以来，穿制服的人就不能拥有投票权，理论上这是种创建中立性的作法。如今，这种法律看起来就像来自威权主义与假选举时代的古怪残余，对于后解放时期的民主制度恐怕也有巨大的影响。军警据估计有两百万人，假如他们有权投票，且反对穆尔西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穆尔西就会败选。如今别人却期待这些军警去保护选举胜选人，而那是一场把他们排除在外的选举。

我听说，警官学校正在修正训练内容，让课程不那么反伊斯兰主义者。但这些年轻警官候补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有这种转变。当我问他们有没有想到任何自革命以来便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时，其中一人说，“我们现在训练时比较常用真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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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推行其总统任内第二项重大措施，统治之初相对平静的时光也随之结束。这天，穆尔西颁布一道总统命令，将不受任何法庭或法官所控制的大权暂时赋予自己。他主张，为了避免法院解散正在制定埃及新宪法的制宪大会，这是必要之举。总统从来没有提出法院准备这么做的任何证据，但法院确实曾在同年早些时候解散了国会──此举似乎有政治动机。

穆尔西颁布命令后，制宪大会仓促完成了宪法。大会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几乎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辞职以示抗议。穆尔西宣布将在两周内针对这部宪法举行公投。作为回应，示威者包围了位于东开罗行政区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总统府。他们展开解放广场风格的静坐，在总统府围墙外搭起帐棚。

十二月五日下午，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攻击了手无寸铁的抗议人士。他们迅速赶走了示威者，拉倒帐篷。攻击的消息在社群媒体上传了开来，不久后就有更多示威者前来光复失土。一连几个小时，两派拿起石块棍棒对打，后来连枪都开始出现了。十人身亡，超过七百人受伤，大多数伤亡者都是遭到兄弟会支持者所攻击。警方终于在隔天早上控制场面，并且在总统府周围架设路障。

隔天，兄弟会发表声明，宣称其支持者是对安全疑虑做出回应。“一支试图占领总统府的武装单位已遭到逮捕，”声明写道，“如今正交由检察机关讯问中。”穆尔西以阴谋论附和这些指控，提到“第五纵队”一词。但兄弟会从未就这些攻击提供证据，检察官也没有提出指控。有影片清楚显示是穆尔西的支持者攻击和平静坐的人。不久后，受害者与目击者出现在媒体上，证言伊斯兰主义者拘留无辜的旁观者，有时甚至加以毒打，希望能找到阴谋证据。

兄弟会的一位领袖阿姆尔．达拉格（Amr Darrag）告诉我，治安机构的无能就是让展开攻击行动的合理根据。“发生这种事情比有警方和总统卫队参与的大屠杀好得多。”他说。瓦利德．贝德利（Walid el-Bedry）是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发言人之一。他向我承认，事实上没有人闯进总统府。但他说兄弟会成员有听到消息。“所以我们才去那里，把帐篷拆了，”他说，“我们拆帐棚时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为。”

“抗议人士有同意你们拆掉帐篷吗？”我问。

“他们当然没同意。”他说。

我所对谈过的这些领导人当中，似乎完全没有任何人充分了解其所作所为之严重。未经专业训练的人扮演了执法角色，会让人想起对伊斯兰主义民兵的昔日记忆。兄弟会用了半个多世纪，试图洗涤其早期的历史，而这个组织在穆巴拉克镇压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也成功守住了非暴力的态度。但只消让兄弟会掌权五个月，便足以打破这项原则。

＊＊＊

穆尔西支持者攻击示威人士的那天晚上，有另一群暴民攻击了兄弟会位于开罗近郊穆卡坦（Moqattam）的总部。上百人席卷了这栋建筑物，破窗毁门，把办公家具与文件拉到街上放火烧了。

暴力结束的隔天，我招了一辆计程车去兄弟会总部，一堆堆烧到一半的文件还留在街上。有些埃及记者正从纸堆中拼凑文件。第一波革命发生时，开罗有许多警察局遭到劫掠，记者们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跟穆巴拉克政权活动有关的黑材料。如今他们在兄弟会建筑物外寻找类似的东西，我也加入他们，一起寻找文件──另一种革命考古活动。

不知怎的，我找到大量跟养鸡有关的英文资料。文件上提到青贮料和干、湿饲料。另一份以阿拉伯文写就的报告，则是以〈东北开罗支部绩效报告〉（A Report of What Was Achieved in the Bureau of Northeast Cairo）为题。这份报告并未提及多少绩效，结论也很简短：“疲软的就业为本计划所面临的重大阻碍。”另一张纸是罗盘使用指南，是从《巴氏童军活动百科》（The Bader Encyclopedia for the Scout Movement）影印下来的。我找到兄弟会复兴计划中的一份报告：〈如何清除机场垃圾〉（How to Remove Trash from the Airport）。

机场应设置垃圾箱。垃圾箱应有盖，异味不应从箱中传出。不应有蚊蝇聚集。……包商应承诺提供安全而专业的服务，且应着衣物、手套、鞋子与头巾，颜色需统一。

大门处站了一名年轻的警卫，摆弄着一条念珠，但他并未试图阻止我们。我找到的其中一份文件上染了血。另外我还找到一张影印的报帐表格，附上来自餐厅的收据。餐厅名叫“法兰德斯人”（Le Flandrin），位于巴黎昂利─马坦大道（Avenue Henri-Martin）八十号。名叫阿布杜勒．哈米德（Abdel Hamid）的男子在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到这家餐厅吃饭。他点了一碗鱼汤，两份上好的比目鱼，以及半瓶夏布利白酒（Chablis）。这就是我发现最见不得人的事：一个穆斯林弟兄拿白葡萄酒报公帐。

＊＊＊

离开兄弟会总部之后，我去了总统府。此时距离警方控制该区秩序，用铁丝网络障阻挡街道起已经过了一天以上。荷枪实弹的警官站在路障旁，示威群众则高喊“人民要推翻体制！”

军队在七点整采取行动。他们是陆军辖下的共和卫队（Republican Guards），任务是保护总统。他们显然是听了什么命令；他们剪开铁丝网，打开路障，接着小跑步离开。部队沿街站了一排，肩起步枪，立正站好。

群众有那么一刻似乎感到不明就里。接着人们涌到街上，跑过士兵面前。一群年轻人独立出来，开始在总统府前面墙上喷起反兄弟会的口号。另一群人则划出一块空间，作为新的静坐营区。有更多年轻人在总统府大门前站定，负责控制群众秩序。他们想确保没有人试图突入建筑物。

埃及“阿拉伯之春”爆发将近两年之后的这一刻，革命就像是携带式工具组：所有的重要组件都可以装进包里，在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迅速重组。小贩马上出现在总统府周边，卖革命活动的主食：番薯、面包、葵花籽。老太太在街上拉着携带式瓦斯炉，沿街叫卖热茶和雀巢咖啡。还有人卖防毒面具、实验用护目镜，以及中国制的高出力绿光雷射笔。我在解放广场上的夜间冲突期间目击过最具有诡异之美的景象，就是当警方发射催泪瓦斯时，会有半打的雷射光指向那个物体，在夜空中画出一道明亮的弧，好让群众能在催泪弹落地之前散开来。

不过今晚没有任何催泪弹。在我所参与过的抗议中，这是头一次没有把怒意指向警方的示威行动。共和卫队将路障移开之后，开始有些警官出现在群众中，与示威者杂处。我在总统府的其中一侧看到一位身材壮硕的警官，正用昂扬的语调对一群人说话，于是我带着我的翻译加入他们。从这名警官的肩章来看，他是警方中央安全部队的中校。一名年轻女子问他，在革命期间为何有这么多警察的暴行发生。

“警察里有好人也有坏人，”他说，“事情都是这样。”

她提到前一年在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的战斗。

“这我们就别提了，”警官说，“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错，一部分是你们的错。”

“兄弟会正打算派更多人来攻击我们，”有个年轻人说，“请你派六辆警用卡车到路口处待命。这样应该就足以阻止他们了。”

“我不能有任何跟你们站在同一边的表示。”警官说。

年轻女子问警官认为穆尔西该怎么做。

“他必须从颁布宪法的行动中抽手。”他说。

“他们不信任埃及，”她说，“他们不是人！”

“报应不爽，”警官说，“你做了坏事，坏事会回头来找你。”

“但要是他们举行公投，你也知道大家都会投赞成啊！”

她说得有理：多数埃及人倾向于赞成选票上所写的一切，因为当局都会将之描绘成让国家前进的方法。警官似乎也同意她的看法。“光靠抗议是不够的，”他说，“你们必须发动大罢工。要罢工就要通通都罢工，就像波兰人那样。”

我问警官为何路障会在七点整时移开，以及为何允许示威者包围总统府。“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他说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但你自己应该也猜得出来。”

＊＊＊

几天后，抗议者在总统府前成了一间革命博物馆。这是解放工具组的另一部分；当时解放广场上也有一间类似的博物馆。总统府的博物馆设立在帐篷里，馆长从旁边的路灯接电。“我们有水电工，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协助策展的大学生穆罕默德．易吉（Mohamed Ezz）这样告诉我。入口处有块牌子，写着：“我们恳请博物馆访客不要动手触摸”。

展览所纪念的是过去两年来每一场重大冲突，根据时间顺序排列。日子一久，许多冲突都得到史诗般的名字：骆驼战役（Battle of the Camels）、愤怒之日（Day of Rage）、整肃星期五（Friday of Purging）。骆驼战役发生在穆巴拉克失势前，前政权雇了流氓，骑着骆驼跟革命分子战斗。馆内，这些早期的影像最让人震惊的是示威者准备之缺乏：没有头盔，没有防毒面具，没有雷射笔。抗议配备在前政权垮台后迅速得到改良。比较后期的照片上出现摩托救护车，临时救护站，以及久经战阵、穿着防护衣的示威者。还有些照片是人们的眼睛被打出来，以及瘫在血泊中的垂死之人。车辆化为火球，建筑物满是弹孔。每一张图片下面都有说明日期与事件名：马斯佩罗事件（Incident of Maspero）、内阁事件（Incident of the Cabinet）、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事件。

但这座博物馆其实不完全在谈历史。构成展览内容的顶多就是破碎的故事，没有连贯的叙事，也没有分析。自从“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冲突接连发生，没有解决之道，埃及也在同一期间换了五任首相。许多最为重要的协商想必都是暗中进行──在警方、军队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

塞西跟兄弟会的关系始终是团谜。宪政争议期间，塞西提议“为了人道交流”之故，在穆尔西总统与反对团体之间举办一次对话。但会议从未举行。多数报导指出穆尔西因为觉得塞西越权而拒绝参加。兄弟会政党的领导人之一贾迈勒．赫什马提（Gamal Heshmat）告诉一家埃及报纸，“会议搁置背后的原因，应该去问国防部长。”但塞西保持沉默。对于新宪法，他一句话都没说。

到了十二月，人民以百分之六十四的赞成票数认可了新宪法。这不是难事，只要告诉国民这部宪法反映了伊斯兰价值，而且对稳定与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就成了。法界专家在评判这部宪法时多半很尖锐。开罗大学教授，也是埃及研究宪法的顶尖学者之一加伯．加德．纳瑟（Gaber Gad Nassar）说：“新宪法为专制提供了宽阔的空间。”纳瑟原本是制宪大会的一员，但他和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员辞职以示抗议，其中包括原有的所有基督徒。有些关键条文在最后的公投前两天，也就是反对派退出之后才作改动。纳瑟让我看了一条原本旨在防止以“性别、出身、语言、宗教、信念、意见、社会地位或伤残”为根据去歧视人的条款。这一条所有的字句都删掉了，等于为伊斯兰主义国会打好基础，得以通过导致不公平对待基督徒或女性的法条。纳瑟指出另一条跟新闻自由有关的条文，也被改成明确要求媒体应“服务社会”，尊重“私生活”与“国家安全”。

“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埃及还未曾有过像这样的宪法，”他说，“他们可以直接据此关闭报社。”

纳瑟在制宪大会的经验，让他深信兄弟会打算统领整个国家。但他也相信兄弟会组织的根本性格将阻止他们获得成功。根据他的看法，兄弟会太过秘密也太过封闭；他们没有能力从外部招募盟友与专家。“这挡在兄弟会和掌控全国之间，”他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才。”

Chapter 10

卡利玛语言学校是由里法阿特和弟弟成立的，他的弟弟名叫拉阿法特（Raafat）。两人的父亲除了盖了埃及各地的水塔之外，还是个足球迷，于是用自己喜欢的球员来帮这几个儿子命名。里法阿特和拉阿法特是不同球队的明星球员，或许这位父亲没有料到这些名字出现在同一个家庭时所造成的混乱。“至少我的名字不是穆罕默德，”里法阿特曾经这么说，“也不是马哈茂德。也不是艾哈迈德。”这是埃及与中国的一个共同点：人这么多，名字这么少。我的电话簿里塞满了一个个的穆罕默德和马哈茂德，一个个的晓梅和秀英。有多少不同的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曾经端茶给我过？以前那些王伟都上哪儿去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指导局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八人的名字不是穆罕默德就是马哈茂德。总统大选的那个月，我随随便便就遇到三个穆罕默德．穆尔西，其中两人是开计程车的。有一次在阿拜多斯，我访问了某个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因（Mohammed Mohammedain）的人。这名字意思是“两个穆罕默德”。

幸好里法阿特与拉阿法特长得完全不像。里法阿特修长而黝黑；拉阿法特粗壮而白皙。里法阿特独居，爱交际的拉阿法特则跟英籍太太与小孩同住。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倒是跟他们的名字一样类似。两人都是奉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为偶像的自由派，也都不喜欢伊斯兰主义者，而且尤其讨厌穆斯林兄弟会。卡利玛有位老师告诉我，拉阿法特曾经在总统大选前亲自致电给每一位职员，拜托他们投票反对穆尔西。

对于每一位教阿拉伯语的人来说，革命一度是前景看好的事。米德尔堡学院的暑期阿语课已经开了好几年了。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的第一个夏天时，该课程收了历年来最大一批的新生，莱丝莉和我也在其中。类似的能量在我们刚抵达开罗时依旧存在，卡利玛的早上都很忙碌。但随着街头事件愈演愈烈，学校里也愈来愈安静。每当我问里法阿特情况如何时，他常常摇头叹气，提起又有一个语言交换小组取消了在埃及的学期。我的字汇表留下情势恶化的痕迹：

内政部　وزارة الداخلية

人为破坏　تخريب

民主　ديموقراطية

民主的　ديموقراطي

分裂　إنقسام

埃及出现分裂　في إنقسام في مصر

二○一三年一月，兄弟会透过公投强推宪法之后，我学到了“贪婪”、“权力欲”、“对抗”和“沮丧”。同月，里法阿特教我们“meskeen”──“没用”一词，因为他会用来描述穆尔西。总统似乎承担不起这份工作；里法阿特说，他应该去修鞋子，或者去咖啡店工作才对。课堂上，只要哪天我们谈到这位“没用”的总统，我们的字汇表就会以对话中冒出来的新词汇作结：

替……感到可悲　صعبان

我替穆尔西感到可悲　مرسي صعبان عليا

修鞋匠　جزمجي

咖啡店员　قهوجي

邮差　بوسطجي

别无选择　ممس سيمر

有选择　ممخ مّيخر

政变　إنقالب

＊＊＊

里法阿特其中一项了不起的特质，就是能传达出解放相关词汇背后的深意。我在课堂上提到“debeba”，也就是“坦克”的时候，里法阿特告诉我们这个字的阿语字根意思是“沉重踏步”──对军用车辆来说是个完美的形象。“无信仰者”──“kefir”──则出自有“欺瞒”之意的字根。“因为无信仰者欺瞒真主。”里法阿特如是说。用来指“喜怒无常”的字是“bighazela”──“就像一头瞪羚”；假如你想表达坠入爱河的感觉，你可以说“我心里长了钉子”。“赌博”和“月亮”有一样的字根。“月亮让你发狂，而赌博很疯狂。”里法阿特说。

他以埃及阿语里面的巧合为乐。这种语言也有该国那种对“矛盾”的喜爱：传统与创新，秩序与混乱。研究标准阿拉伯语的学者向来对其纯粹感到自豪，但埃及阿语却是一条夹杂许多支流泥沙的河流。有些词汇来自从古埃及代代相传而来的科普特语，但更多则是进口的希腊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法语和英语。里法阿特热爱“阿拉伯之春”时的各种新创词，例如“yashayer”──从脸书的“share”（分享）而来，再加上阿语的动词变化而成。他经常指出源自于阿语的英语词汇：“elastic”（松紧带）、“magazine”（杂志）、“sugar”（糖）、“kismet”（天命）。

语言的漫游词（Wanderwörter）尤其妙不可言。里法阿特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阿语从波斯人那引进“shah”（沙阿）一词，后来词组“alshah mat”──“沙阿死了”，又变成英语的“checkmate”（将军）。有时候，一个字会旅行数千年，一路上经过各式各样的语言。一天早上，里法阿特教我们用来指“泥砖”（adobe）的字。古代象形文字的泥砖是“djebet”，在科普特语中变成“tobe”，后来阿拉伯人给它加上定冠词变成“al-tuba”，流传到西班牙变成“adobar”；这个沉重的东西被人拖行了四千年时间、七千英哩之后，终究在美国西南落户，成为“adobe”。

＊＊＊

埃及语言中存活下来的科普特语少得出奇。在古时候，埃及人可是以坚守其文化与语言而闻名，就连帝国落入外人手中之后亦然。希罗多德在西元前五世纪如此写道：“埃及人避免跟随希腊风俗，整体来说，他们不愿意接受除了自己人以外的风俗。”日子一久，也出现一些明显的例外，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数许多埃及人在耶稣的时代后不久改信基督教之举。但多数的埃及人从来不去学习其外来统治者──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的语言。

阿拉伯人以精彩的方式瓦解了这种抵抗。西元六三九年，第一支阿拉伯军队抵达当时为拜占庭帝国一省的埃及。阿拉伯军队只有四千人，却在两年内征服了这个国家。他们的语言占领行动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这跟一般人认为的改宗伊斯兰其实没什么关系。阿拉伯人不像拜占庭人会迫害异教徒，而是接受其他信仰的子民，只要有缴该缴的税就好。但阿拉伯人鲜少学习其他语言，这反而刺激被统治者去学习统治者的语言。《阿拉伯语言》（The Arabic Language）的作者基斯．弗斯提（Kees Versteegh）便表示：“语言成为凝聚伊斯兰帝国的因素，重要程度远甚于宗教。”

事实上，埃及人早在改信伊斯兰之前，就已经改讲阿拉伯语了。西元七○六年，也就是第一支阿拉伯部队抵达埃及的六十年后，埃及的行政语言就已经换成阿语了。又过了一百五十年，原本作为日常用语的科普特语便彻底消失于下埃及。到了十世纪，一位名叫塞维鲁（Severus）的主教甚至抱怨埃及基督徒只能以阿语沟通。

这种语言以类似的方式传遍了剩下的北非以及欧洲的若干地方。随着阿拉伯人日渐强大，成为愈来愈有自信的帝国，他们也试图从这些新领土的文化中得益。九世纪初，伊斯兰神学的穆尔太齐赖学派（Mu'tazila）提倡理性探讨信仰与其他主题，阿拉伯人也开始寻找古希腊的著作。他们对哲学尤其感兴趣，因为希腊哲学对于宗教论辩很有帮助，但他们也想获得古代世界的科学与医学知识。

在西方，这些文献变得愈来愈难寻。古希腊著作鲜少译为拉丁文，因为罗马人有优秀的希腊文阅读能力。罗马帝国崩溃后，希腊文读写能力迅速消失，许多经典中的知识也旋即亡佚。即便是在拜占庭，这类著作也不太为人所重视。阿拉伯人开始寻找这些文献时，常常提到自己是在被人遗忘的档案室中找到文献，而且文献保存状况通常不佳。穆斯林不仅自视为古典传统的保护者，而且将这些著作翻译成阿语版。译者通常是叙利亚语或希伯来语母语人士，他们发挥语言中间人的角色，透过两到三种不同的语言过滤原本的希腊文。

当基督徒开始在十一世纪晚期夺回伊比利半岛之后，学者才把阿语版的希腊经典翻译为拉丁文。在西欧，阿拉伯语对于重新发现古典知识至为关键，连巴黎大学的医药学者都自称为“阿拉伯学者”（arabizantes）。甚至迟至一五三○年，荷兰医师劳伦修斯．弗里修斯（Laurentius Frisius）仍然强调阿语在自己专业领域中的重要性。我们有些现代医学用语仍然有阿语的痕迹，例如“retina”（视网膜）与“cornea”（角膜），便来自“shabakiyy”与“qarniyya”的拉丁文转译，而这两个阿语词汇本身则译自希腊文献。

每当复杂的概念穿过这么多种语言时，曲解也就在所难免。西欧学者最后在拜占庭重新发现了经典的原典，并学习希腊语，而后主张许多以阿语为本的翻译是有缺陷的。此时，穆尔太齐赖学派已经被更加教条式的伊斯兰信仰诠释所取代，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则开始认为阿拉伯人并非经典文本的保存者，而是亵渎者。学习阿拉伯语的动机也改变了。此时的西方人学习这种语言，是为了跟穆斯林争辩，试图让他们改信基督教。一五○五年，第一部阿语词汇与文法的西欧式分析在西班牙出版。这本书跟哲学、科学与医学的古典思想完全无关，而是神职人员用来对付在异端审判期间改信的穆斯林时所使用的工具。

＊＊＊

莱丝莉和我选择学埃及阿语，而非标准阿拉伯语时，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宗教的问题。这个决定完全出于实用：我们预计在埃及待五到六年；我们想跟埃及民众说话；我们没有打算到该国以外的地方工作。学标准阿拉伯语实在没有道理，不仅比较难，而且对那些经常跨区移动或以阅读文献为主的人才比较有用。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我们学的语言比较跟宗教无涉。我们会为了礼貌交流而学习标准阿语的词组──“此为真主所愿”，“万赞归主”──但我们不会去钻研《古兰经》。我们也很少阅读称得上正统历史或文学的著作。学完《闲谈》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全靠自学；没有高阶埃及阿语课本。埃及阿语的文学传统不强，我们所报导的内容多数也纯属口语范畴。里法阿特上课时提供的词组清单，都是大家在开罗街头可能会喊出来的：

别再说干话了。

我心情不好。

他害我心情不好。

给我看你昨天买的新包包。

你是真傻还是装笨？

对里法阿特来说，制作上课教材似乎是种纾压方式。卡利玛经营不易，穆斯林兄弟会又让他大动肝火，这一切便化为他为课堂所写的对话与故事。他每天早上兴致勃勃走进教室，带来有关贫穷、强暴，或是帮派吸收儿童等主题的新课文。他会写极为简短的人物介绍，开头的句子像是“法利德（Fareed）是个非常懒惰的工人，都没有遵守约定；他老是迟到”。里法阿特的课文中，小贼讲话就像哲学家皇帝（“我不是国内唯一的骗子，骗子多的是”），家庭成员以充满热力的方式表现他们的爱与忠诚（“我要为了这个家的名声打破她的头”）。对这位终身不婚者，埃及的婚姻简直是无止境的恐怖题材：

我受够了这整个恶心的婚姻了。

这种生活叫我厌倦。

我整晚翻来覆去。

别担心。

我揍他已经揍腻了。

里法阿特经常用一九五○年代与六○年代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当教材，因为他希望我们深深浸淫于纳瑟的时代。我们会听泛阿拉伯世界的节目，看老电影，搭配里法阿特对昔日海纳百川的开罗与日俱增的怀旧之情。他描述自己孩提时的文化地理：当时他和兄弟们总会去不同的电影院一窥不同的文化，俄国片去欧点影院（Odeon），法国片去电台影院（Radio），好莱坞片则去地铁影院（Metro）。

某一周，我们看了《开罗车站》（Cairo Station），这是埃及大导演尤赛夫．夏因（Youssef Chahine）在一九五八年拍的电影。这部片以首都的火车站为背景，处理劳资争议、贫穷、残障，以及对女性的暴力等议题。我们的词汇表有很重的性意味：

叫人尴尬　حاجة تكسف

心理压抑　كبت نفسي

性压抑　كبت جنسي

他很压抑　عنده كبت

“以前大家常常公开讲出这些字句。”里法阿特说。他用力吐出“haraam”这个词──“禁止”。“现在什么都禁止、禁止、禁止！你不会像以前那样这么常听到这些字了。”

有时候他开始他那有悖于信仰的大声咆哮时，我都会揶揄他，说他是个“无信仰者”。“我是个好穆斯林。”他坚持。他宣称自己死后会前往“gana”──“天堂”，而且他对于天堂的模样有极为独到的见解。吉哈德者（jihadis）也许会梦想花园里有他们的七十位处女，但里法阿特的“天堂”是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会有个很大的阳台，”他说，“我跟纳瑟一起站在阳台上，喝冰凉的啤酒。我们往下看穆巴拉克和沙达特在地狱里被火焚烧。就是他们让穆斯林兄弟会搞出这团乱子。”

＊＊＊

里法阿特发誓他信奉《古兰经》。对他来说，这部经典之神性在于语言：里面的表达方式如此美丽，必然来自于神。他常常提到先知并不识字，而阿拉伯语在先知于西元七世纪获得天启时，并没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有鉴于此，标准阿语的语法能充满逻辑，这绝对少不了奇迹。“阿拉伯语就像电脑，”里法阿特常常说，“一切都有系统，有条有理。不像英语，一大堆不规则变化。”

确实，阿语大部分的系统都是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之后才确立的。伊斯兰信仰开始传播时，阿语的文字形式仍然在发展阶段，学者正准备确立拼写、文法与文句各方面的规则。这样的工程对一个新帝国来说并不新鲜。以中国来说，许多关键的朝代传统都是在汉代创建的──汉代从西元前二○六开始统治，时间就在该国首度统一不久后。他们编纂儒家经典，加以标准化，作为创建汉帝国的部分工程，而这个过程有助于为文字体系确立规矩。汉代的人以这些数世纪之久的儒家经典为正式中文书写的模范，从而制定出理想化的语言──文言文──但文言文恐怕未曾在日常生活中用于交谈。

早期的阿语学者出于类似的直觉，从过去汲取所需。他们希望以合于《古兰经》的方式将语言确立下来，但他们不像中国等更有文学发展的文化，缺乏可资使用的历史文献财富。于是，阿拉伯人转而求诸于沙漠。他们找上贝督因人（Bedouins），据信贝督因人讲的阿语比城市人纯正。上流人士把自己的儿子送去跟游牧民一起生活，以学习正确的说话方式，而文法学者则聘请贝督因人来仲裁语言争议。有些贝督因人甚至到城外扎营，让学者更容易找到他们──这些游牧民是靠放牧文字营生。

十世纪时，一位名叫阿札里（al-Azhari）的辞书学者实在是洪福齐天──万赞归主！──被贝督因部落绑架。这个经验让他得以写出一部名为《言说补遗》（The Reparation of Speech）的字典。这本书的引言有点像语法上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文中充满对绑架犯不尽的感激：“他们说话时遵循其沙漠天性与由来已久的直觉。你很难从他们说的话里听到文法或其他的大错。”

这段阿拉伯文书写标准化的过程多少有悖于口语的传播。在埃及这样的外地，当地人以非正统的方法学阿拉伯语，将文法简化。学者的应对方式则是反其道而行，发展出逻辑美妙但极为艰深的语言版本。这种阿语形式有崇高的地位，是人们心目中《古兰经》的语言，但日常生活中恐怕不会拿来说。史丹佛大学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主张今天的阿语方言并非从经典的语言演化而来。根据弗格森的描述，口语形式和书写形式的阿语是“齐头并进”，连在伊斯兰帝国早期也是如此。

这种二分的情况在今天每一个讲阿语的国家依旧明显，口语与书写地位的差异也很明显。传统书写形式的阿语称为“al-lugha al-'arabiyya al-fusha”──“雄浑的阿拉伯语”；简称“al-fusha”，“雄浑”。另一方面，埃及阿语则仅仅称为“'ammiyya”，“口语”。数百年来，埃及的语言随着使用者而变化，此外也从各个时代的许多语言中借字来用。但标准阿语屹立不摇，就像流经埃及的尼罗河一样，是条没有支流的河。没有别语言的流入标准阿语，因为它不是日常语言；标准阿语用于周五的讲道、学院授课、正式演讲，以及写作。

我认识的每一个埃及人对标准阿语都怀有一种不安全感，这让我很惊讶，因为他们是如此浑然天成的多语使用者。在开罗时，我常常跟哈桑（Hassan）一起工作，二十出头的他有能力进行同步口译。即便对方还在讲话，他也能将阿语同步译为英语，等于让访问时间减半。在美国，传授这种技巧的都是蒙特雷（Monterey）的米德尔堡国际研究学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菁英学校，但哈桑接受的是糟糕的开罗公立学校教育，大学还肄业，却能完全凭一己之力自学这种翻译方法。即便如此，每当我请他翻译一段标准阿语讲道文时，他依然会焦头烂额。他常说自己恨这种表达方式；他觉得用英语交谈容易得多。

过去，埃及人曾一度质疑以这种使用艰难的语言形式，作为写作与教育之用的传统。十九世纪时，随着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的压力与日俱增，一些知识分子因而提倡我手写我口。他们相信这样的改变能提升识字率，同时更容易融入现代词汇与观念。但传统主义者认为文化已经遭受大量的外来干扰，担心此举会进一步带来伤害。“不消多久，我们祖先的语言就会丧失其形式，这是神所禁止的，”《金字塔报》（Al-Ahram）的编辑在一八八二年写道，“无力的口语将淘汰原初神圣的语言，这我们怎么能支持呢？”

类似的论辩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往现代性过渡时挣扎不已的地方。土耳其与希腊原本都使用旧式的文学语言，两国最终放弃文学语言，支持口语。至于中国，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与三○年代的白话文运动也终结了使用文言文的习惯，由中国北部的方言取而代之。但在政治上与文化上，这种改变对中国人来说会比对埃及人容易的多。华语基本上局限于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受到殖民主义伤害的程度不及中东。更有甚者，文言文并未跟某种主流宗教或神圣的文本挂勾。

中东的各种反殖民运动超越了国界，从事运动的人视标准阿语为一股统合的力量。其中一种运动变成人们所说的“Nahda”，也就是“阿拉伯复兴运动”──未来的穆斯林兄弟会对复兴有他们自己的愿景，但用的也是同一个字。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阿拉伯复兴运动的领袖们决定在不对文法或基本字汇做激进改变的前提下，将标准阿语加以现代化。他们运用传统的字根来创造新词：例如“电报”来自“闪电”。（我们在课堂上学到这个字的时候，里法阿特说，“这不挺可爱吗？”）用来指称“火车”的字“qitar”，原本是用来指“篷车”。其他的新创词就更需要想像力。“领头骆驼”对“火车头”来说是个很有创造力的选择，用“雷声”指称“电话”也是──对于那些打错电话的对话来说，这真是完美的意象。

日子一久，阿拉伯人渐渐把所有鼓励方言书写的作法跟殖民主义联想在一起，对标准阿语的拥护则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核心。但纳瑟这位最伟大的泛阿拉伯主义者，跟标准阿语和埃及口语之间却有某种精神分裂的关系。每当这位总统公开演说时，他大多会以标准阿语起头，接着开始夹杂埃及日常词组。到了演说的高潮，标准阿语已经消失无影踪，总统的慷慨陈词也完全变成民众的语言。

＊＊＊

莱丝莉和我常常因为纳瑟的缘故而跟里法阿特争辩。争议有时候起于里法阿特的上课教材，里面用来示范的条件句堪称赤裸裸的历史宣传工具。（“要不是有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否则没受教育的人还会更多。”）但这号人物本身和他的不一致也有某种吸引力。纳瑟是个反殖民主义者，却引进了西方的社会主义理念，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他是个世俗论者，却为伊斯兰主义创造了完美的环境。这些矛盾正是让他成为正港埃及人的部分原因──自从西元前一八六年到纳瑟一九五二年的革命为止，都没有本地人统治埃及。

纳瑟生于一九一八年，正是不列颠人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隔年。《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创建“民族家园”，此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便开始爆发暴力冲突。纳瑟的父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的父亲在邮局工作──但他们和许多同一世代的埃及人都成了阿拉伯人大业坚定的支持者。两人将纳瑟的其中一位兄弟命名为“阿拉伯人之光”。

纳瑟还是小男孩时便参加反不列颠示威，最后他选择从军。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宣布将巴勒斯坦分为三个国家：一为阿拉伯人国家，一为犹太人国家，第三个则由国际共管。内战旋即爆发，以色列人也在一九四八年春发表独立宣言。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以入侵回应，这就是纳瑟首度的战争经验。他在战场上负伤，埃及陆军嘉奖他的勇气，但他却认为阿以战争是一场一无是处的失败。新成立的犹太国家将领土扩张到联合国划给巴勒斯坦人的地方，造成大约七十万人失去家园。对阿拉伯人来说，这个事件人称“大灾难”（Al-Nakba）。

纳瑟深信必须将埃及政府推翻。他和其他军事要人一同密会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都有革命的梦想。兄弟会组织对能削弱现政权的街头抗争有所助益，而到了一九五二年，纳瑟与自由军官则成功夺权。纳瑟继续与兄弟会合作了一段时间，但他终究把目标对准了他们。这种作法终将成为当代埃及政局的标准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候，埃及领导人、军人与穆斯林兄弟会结盟，而这种盟友关系也必然会瓦解。

以纳瑟来说，双方的伙伴关系在一九五四年告终；这一年，纳瑟成了一场失败暗杀行动的目标。若干证据显示，这场暗杀可能是纳瑟与盟友演的戏，因为他们想得到能摆脱伊斯兰主义者的借口。纳瑟以残酷的镇压回应暗杀，此后他担任总统的剩余期间都不让伊斯兰主义者重新踏上政治舞台。扎伊尔德．库特布就是在纳瑟统治时遭到逮捕、刑求，最终处死，成为伊斯兰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殉道者。

对里法阿特来说，纳瑟排斥伊斯兰主义的作法最是能打动他。他相信这位总统了解埃及人真正的杰出之处：他们的世界性格、开阔胸襟，以及他们将上述两种特质与强大的历史感、认同感相结合的方式。乌姆．库勒苏姆最知名的几场演唱会正是在纳瑟统治年间举办的，政府也在全国各地兴建社区剧院与艺文中心。教育体系大幅扩张，上百万埃及人得以免费就读大学。纳瑟为鼓励女性教育与就业所做的付出，远比此前所有的埃及领导人都多。他将富人财产充公，期待有更平等的重分配，同时他还强化了开罗的租金控管法。

但他的中产埃及愿景最后却成了海市蜃楼。泛阿拉伯主义是一种对殖民主义的回应方式，也和许多回应的作法一样，以新的形式复制出旧有的问题。西方列强无视于文化、宗教与历史差异，重画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国界线；如今泛阿拉伯主义提倡“所有阿拉伯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时，做的也是同一件事。埃及否定了自己独有的若干认同，包括语言，而埃及军队也逐渐卷入北也门内战等白费力气的区域冲突。殖民式的拼装国家来来去去，就像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间曾短暂统一在纳瑟政府底下的埃及与叙利亚。

纳瑟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奋起反抗不列颠人和美国人，但他也采用了苏联最糟糕的一些概念。商业精神崩坏；国有企业变得既无效率也无生产力。纳瑟把大部分的埃及犹太人、希腊人与其他有外国渊源的长期公民赶了出去，不仅摧毁了经济，也摧毁了开罗与亚力山卓等城市海纳百川的性格。教育的扩大后来也成了另一项失败。学校增加得太快，却没有适当的改革或教师训练；如今的埃及人可以读大学，但他们在大学所学有限，而且还找不到工作。许多新设的学校最后都成就了伊斯兰主义者。在一九七○年代与八○年代，上埃及的各大专院校变成伊斯兰集团等恐怖组织最重要的温床，因为年轻人进了学校之后，很快便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大失所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也旋即削弱了纳瑟在女性教育与就业方面取得的进步。

无论我何时对里法阿特提起这些事，他都会把一切怪到沙达特头上。“把宗教带回来的人是他，”里法阿特说，“他让兄弟会出了监狱。”

年纪比较大的埃及人多半会在纳瑟和沙达特之间选边站。知识分子与文化人以纳瑟为偶像的情况居多，而从商者与军警则较为认同沙达特。其实，这两派人之间向来没有什么冲突，甚至连他们彼此相反的作法有时候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在纳瑟的镇压下，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与其他伊斯兰主义者会逃往沙特阿拉伯；过了一代人之后，当沙达特开始释放伊斯兰主义囚犯时，许多获释者也直接前往波斯湾。这些流亡海外的埃及人都有重返故国、传播瓦哈比主义（Wahhabism）＊理念的倾向。纳瑟与沙达特的经济政策看似全然相反，但两者同样无法带来显著的改善。尽管他们有这么强大的领袖魅力，却似乎缺乏翻转埃及所必须的实权、视野或时间。

＊＊＊

里法阿特和拉阿法特一家人仍然拥有其父在纳瑟统治年间兴建的那栋楼。这栋大楼位于舒布拉区中心，共有十二层楼，一楼还有店面。这家人把七套房和两间店面租出去。这九个单位每月共带来相当于美金十二元的收益。

开罗城内有住人的单位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受到严格的租金控管法所管辖，而这套法律在半世纪中几乎没有改变。假如租金控管公寓的房客过世，其后代通常会试图继续住在原处，因此经常造成法律纠纷。我住在蜘蛛网大楼的这整段时间里，走廊对面的四房公寓始终没有人住，因为其中一件这类诉讼还在法院中牛步前进。房东太太告诉我，她预料这件事还得再花十年才能解决。楼里其他几间公寓则是以每月几美金的价格出租。难怪这整个地方会维持得这么糟，开井式的电梯也缺乏基本的安全措施。

我曾经问过拉阿法特，就他们家的那栋楼来说，纳瑟留下的这种遗产会不会造成他的困扰。“大家当然会因为纳瑟这么做而怪他，”他说，“但假如你有一条法律，这条法律过了五年之后就不管用了，那你为什么不去修改它？又不是《圣经》或《古兰经》。”他这话多少有点道理。开罗的租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冻涨，租金控管政策也从阿以战争（Arab-Israeli War）与自由军官崛起年间一直延续下来。纳瑟加强了这项政策，但一开始推行的人不是他，而政策在他死后这数十年间也依旧延续。

一样的道理，纳瑟失败的扩大教育也必须放回这个国家悠久的失败传统中来看。他对伊斯兰主义者处置失当，但其他每一个人都是。而且，在这个地区有谁曾经以有效的方式回应殖民主义？纳瑟所继承的情况大半也传给了沙达特，接着传给穆巴拉克，如今再传给穆尔西。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也渐渐看清埃及的两次现代革命──一九五二年的自由军官革命，以及二○一一年的解放运动──在规模上都太过局限。对于一个亟需深刻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改革的国家来说，这两起革命只是狭隘的政治事件。

人们向来有从某种全面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倾向──意思是，也许埃及需要泛阿拉伯主义，或者埃及需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或许，就是因为在这些有缺陷、过度简化的理念之间反反覆覆，所以才造就了尤其不幸的综合。

＊＊＊

“民众不想改变。”我们谈到纳瑟及其遗产时，拉阿法特这么说。“他们需要改革制度，但他们又不是真想这么做。”他跟许多埃及人一样，对“从头来过”有种幻想，而他也在穆巴拉克的其中一处沙漠社区买了间房子。“也许当人们去了个新地方，一个干净的地方，他们才会了解到自己不该到处乱丢垃圾。”他满怀希望地说：“你必须改变埃及的教育与文化。不然的话，就算你打造了什么好东西，也会有萨拉菲派或其他‘mutakhelif’跑来把它炸了。”

“Mutakhelif”是个街头来的字，意思是“白痴”、“智障”。二○一三年春，里法阿特教我们“对抗”、“公民不服从”和“枪声”的讲法。那一季的另一个字是“azma”──“危机”，用来说明短缺的情况，像是汽油、电力均有此情形。在开罗，司机等加油等一个多小时是常态，黑市因此相当猖獗。我们一天常常碰到四、五次停电。有人说，停电是因为穆尔西政府无能，其他人则认为供电的人故意创造这些短缺，为的是削弱兄弟会的力量。不管谁说得对，结果都一样：民众逐渐怪罪穆尔西。

有几次，我们在卡利玛摸黑上课。无论何时停电，我们都会把这个主题加进来讨论，应用跟短缺有关的字汇。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来上课，里法阿特也都会备课。

春天的某一天，他以自杀为题讲了一课。他兴高采烈地表示，自杀在埃及向来并不常见，但如今──至少据里法阿特所言──自杀发生的次数确实远比纳瑟的时代来得多。里法阿特断言，一个人只要听过乌姆．库勒苏姆的歌声，就绝对不可能会自杀。无论怎么说，他本人绝对不会自杀。“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微笑着说，“因为死亡怎么样都会到来。它来得已经够快了。”

他反对开瓦斯自杀的胆怯作法。服药和吞枪的人内心也一样软弱。假如里法阿特非得解决他自己，他会效法克丽奥佩脱拉，让眼镜蛇（kubra）咬一口。他开心地提到，“kubra”这字在阿语和英语听起来都一样，都有共同的拉丁语字根。他给我们一篇新的人物刻画回家读，来结束这堂课。标题是〈体制的受害者〉（Victims of the System）：

当年，易卜拉欣（Ibrahim）是个十六岁的高中生，成绩优秀，拥有家人完全的信任，也享有随意行动的自由。他跟某个老师成为朋友，这只会让家人对他更放心。易卜拉欣对这段友情相当得意，得意到当他的老师找他帮忙洗劫某个曾拒绝自己求婚的女孩家里时，他也完全不假思索。

＊ 十八世纪时由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倡导的伊斯兰极端保守思想，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内志（Najd）地区，主张恢复纯净的一神崇拜，清洗逊尼派中与崇拜圣人有关的习俗。瓦哈比后与当地政治领袖穆罕默德．本．沙乌地（Muhammad bin Saud）结盟，此后该派与沙特阿拉伯王国长期保持密切关系。⤴

Chapter 11

我从阿拜多斯出发，前往拜勒耶纳行政中心拜访另一位名叫夏班．坎迪尔（Shaban Qandil）的领导。他和阿拜多斯的领导一样身型壮硕，髭须也走埃及警察、军人与政府官员常见的那种精心修剪的风格。他的办公桌右手边同样有个电钮。墙上有根空荡荡的钉子。办公室外的走廊排了长长的人龙。时间是二○一三年四月底，总统大选之后将近十个月。

人龙中等待的其中一人是个二十出头的男子，两手肘部以下已经截肢了。他进办公室时完全没讲任何礼貌问候语，这在埃及相当反常。

“我想要一间公寓，因为我想讨个老婆结婚，”他表示，“我在火车事故中受伤了。”

他有笃信者的那种严肃外表和大胡子。我和哈桑一块儿坐在办公室里，而我们到拜勒耶纳是为了观察这些请愿者。常有民众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但这位无臂男子却完全无视我们。他穿着一袭罩衫，宽大的两个袖口像断掉的翅膀一样晃荡着。自从革命爆发以来，埃及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火车事故，因为安全设施没有受到适当的维护。这名年轻人表示自己是在一处故障的平交道口受伤的。

领导说，政府有补助当地一些公寓大楼的兴建，可以打折卖给有需求的民众。“幸运的话，我可以把你排到名单顶上，”他说，“你能付多少钱？”

“我什么都付不出来，”年轻人说，“没有手我没法工作。给我一小块地来种吧。”

“别想了，”领导说，“你没法在土地上耕作的。我们可以给你个贩卖亭，商品一应俱全。你站在店里卖东西就好。”

年轻人毫不犹豫。“那我要进城处的贩卖亭。”

领导抬起头看──似乎对这种厚颜印象深刻。“这我们办不到，”他说，“我们已经把所有城门处的贩卖亭都撤了。但我们可以帮你。”他说可以帮他在城里其他地方找个贩卖亭。

“我不想卖烟，”年轻人说，“卖烟违反教律。”

“你不必卖烟。别的你什么都可以卖。”

“我还想要装义肢。我要贩卖亭跟义肢。”

领导的一名助理发出生气的声音。“小子，你先工作，才会有义肢！”

领导比手势让助理别说话。他说：“你明天带就医纪录来，我们来想办法。”

“这里有我的纪录，”年轻人说，“你现在就能拿出来。”

他说就医纪录在自己罩衫正面的口袋里。他就等在原地，笔直凝视前方，下巴抬得老高，袖子则在身侧晃动。最后领导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把手伸进年轻人的罩衫。这个举动有种亲昵成分，一下让办公室里安静无声──我都能听见纸张在领导手里的窸窣声。接着他用大嗓门再次说话。“把他排到名单顶去！”他对助理说。“给他三房一厅一卫的公寓！你会结婚的，就在那里好好享受吧！”他转身向年轻人说：“每天都要帮我祈祷！”

年轻人什么都没说。“人家帮你耶──态度好一点！”助理说。但年轻人依旧保持他那高贵的沉默。他很快点了一下头，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人在领导的办公室里，每小时都会有人为哈桑和我各端一杯茶来。上茶的人是按桌边的电钮叫来的，电钮按下去会有鸟的啁啾声。我问领导，国内的政治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他，他摆了个“不关我事”的姿势。“我是行政人员！”他说，“我跟政治保持距离。”他微笑，“就算乌云在开罗形成，飘到这里的时候也散了。”

＊＊＊

在阿拜多斯，夜里很容易听见枪响。上埃及人有囤积武器的悠久传统，只是以前他们多半小心谨慎，而警方也会定期来没收枪枝。但如今情况似乎不受控制。人在旅馆房间的我，经常被“陪葬”某处传来的自动步枪断续答答声吵醒。我几次坐车去阿拜多斯，有一回司机把他藏在坐埝下的九公厘爱科尔贾卡双手枪（Ekol Jackal Dual）拿出来给我看。这两把手枪来自土耳其，但多数的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s）步枪和其他大型枪械则是从利比亚偷渡而来。自从穆安玛尔．格达费（Muammar al-Qaddafi）垮台后，利比亚的国安机构也随之解体。

有时我会想起叶慈的诗句“一切都崩落，再无核心可以掌握”。阿拜多斯每晚都会停电，加油站外等着加油的车辆通常都排了上百辆。主要道路会有小孩子卖满满牛奶罐的柴油，就像扭曲版的柠檬水小贩。但当地基本上没有犯罪。晚上没有电灯，没有警察，到处都是枪，但我可以放心在村里走。一切皆凝聚，核心根本无关紧要。在一个制度与法律向来疲弱的国家，总是有其他力量让这个地方不至于崩溃。

夜里纵使枪响，跟暴力也无多大关系。阿拜多斯人教我辨认枪响的模式：短暂连续开几枪的话，通常代表潜在的买主在“陪葬”的某个地方验货。如果是一阵比较长的自动射击，就很可能是婚礼或其他庆祝活动。枪向来在这类活动中轧了一角，只是如今戏分变得愈来愈吃重。说起来，这挺让人放心──人们取得武器时，第一反应是拿来炫耀，而不是用来战斗。

一天傍晚，哈桑和我与来自当地望族的艾哈玛德．迪亚比（Ahmad Diab）和梅德哈特．迪亚比（Medhat Diab）两兄弟一起用餐。迪亚比兄弟出身人称侯瓦拉（Hawwara）的部族，该部族自视为上埃及名流。

“穆巴拉克统治时，假如你参加婚礼，伴郎都是打赏最多的人，”艾哈玛德说，“但如今伴郎是那个打最多发子弹的人。”

他表示供不应求的情况让单颗子弹的价格涨到多达三美元。“要是你参加婚礼，人人都会带枪去，”他说，“歌手会唱一唱，接着点名‘梅德哈特！’，你就开三枪。然后歌手再点名‘艾哈玛德！’，我就开个十枪。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会让大家看看自己有多少子弹。”

发掘小屋的考古学家提到前几天晚上他们听到一大堆枪响，多得像打仗。我问迪亚比兄弟是不是有婚礼。

“那是我们开的枪！”艾哈玛德自豪地说。“我们故意的──让大家知道我们很行。”

我问是谁结婚。

“其实那不是婚礼。”艾哈玛德说。

“是割礼。”梅德哈特说。

“我们只是找理由开开枪，”艾哈玛德说，“几个孩子行割礼，我们就开个枪。我们打了好多颗子弹──八成有一万颗。”

梅德哈特微笑着说：“后来大家都打电话来向我们贺喜。”

＊＊＊

这整段期间，考古学家都在“陪葬”工作。他们增加了遗址巡逻警卫的人数，如今警卫多半都配有武器。到了晚上，发掘小屋靠发电机供电，经理艾哈迈德．拉札布则把自己的时间泰半用于在黑市寻找补给。以前当局会给予考古学家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公家的面包炉购买大量面包，但眼下政府已无法满足这些需求。艾哈迈德开着车，从这间餐厅到那间餐厅，只要能买的他都买。来回镇上这一路上，他都带着自己那把有政府执照的手枪以防身。

这时距离艾哈迈德打造他那辆假APC已经过了两年了，但他的手机里还留着当时拍的影片。影片里的APC简直以假乱真：深色的厢型车外型，加上车顶闪烁的警灯，有目的地在“陪葬”的矮丘顶上颠簸行驶。一晚，艾哈迈德给我看过影片之后，说他不认为穆尔西实力足以担任总统。“很多人现在都说他们需要某个‘shadeed’的人，”他说，“我喜欢穆巴拉克。他就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领导。因为我看过他为我们做过许多事。他到这里启用我们的机场。”

“Shadeed”的意思是“强硬”或“坚毅”，民众常常在讨论某个总统时用到这个字。对开罗的自由派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会漤用权力，穆尔西强行让制宪会议产生新宪法之后尤其如此。但阿拜多斯重视的通常跟开罗相反。在乡民眼中，“埃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以强而有力的手腕治国，而他们认为穆尔西没有这种能耐。

一天早上我造访遗址时，发掘团队中有个少年这么说：“我们不能让软弱的人统治我们，我们要的是像沙达特那样强硬的人。”

另一位年轻的工人表示同意。“我们是法老的子民，所以想要由一个人掌权，”他说，“某个告诉我们‘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我们想要强硬的人。”

“就像纳瑟。”第三名工人说。

发掘团队最多可达一百五十人。现场指挥团队的人是易卜拉欣．穆罕默德．阿里（Ibrahim Mohammed Ali），他来自从阿拜多斯往上游大约七十英哩的小城基夫特（Quft）。十九世纪末，不列颠考古学先驱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曾在基夫特周边发掘，他描述当地人是“我合作过最会出乱子的人”。但皮特里发现基夫特人并非一无是处。“在这群相当会捣乱的民众当中，我们却找到占极低百分比的优秀人才，就像每个地方都会有少数杰出人物一样，”他写道，“这些人构成了我的上埃及团队骨干。”

日子一久，雇用基夫特人成了埃及学家之间的传统。许多发掘坑都有基夫特工头，由基夫特副手组成的阶级体系襄助。他们监督发掘行动，担任当地工人与外国考古学家之间的桥梁。他们鲜少接受正式教育，却有深厚的考古田野知识。

墓群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称呼易卜拉欣．穆罕默德．阿里为“rayis”──“领导”。他就跟我见过的每一位地方领导一样，给人很强烈的视觉印象。他身材高瘦，皮肤黝黑，蓄着警方公发的标准髭须。现场工作时，他包着白头巾，围着黄褐色围巾，穿着一袭飘逸的罩衫。他的衣服总是整洁无比。他处理的是人，不是沙子，这一看就知道了。他挂着飞官太阳眼镜，手里拿着金属尖的手杖，挥向任何一个手脚慢的童工。（“你这头水牛！愿真主摧毁你家！”）他自豪地告诉我，他父亲曾经在纳瑟来访某个挖掘坑时亲眼见到总统本人。这位父亲曾经是“陪葬”的上一代领导，而父亲的堂亲则是上上一代的领导。父亲的父亲曾经在一九二○年代为皮特里工作。这个现代的阿拜多斯基夫特工头王朝存续的时间，比自由军官、国家民主党，或是埃及军事独裁政权都久。

我曾经问过这位领导，会不会有任何基夫特人曾经涉及“陪葬”在后解放时期遭受的盗掘。领导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然后他才用非常平静的语调说：“基夫特人绝不会这么做。”

我们坐在“陪葬”的基夫特人宿舍门廊，领导抽起了水烟。当主题转到政治时，他对我说：“穆巴拉克是被下属的腐败搞垮的，同样的事情如今正发生在穆斯林兄弟会身上。”

“每一位统治者都得仰赖身边的人，”领导说，“比如穆尔西。他很好，但顾问跟智囊都不好。我也得靠我身边的人才能工作。假如有事情出错，他们会告诉我。”他提到自己曾协助发掘“须纳”附近的大型墓穴，里头有数十人被杀，为的是陪伴国王进入来生。这项古代政治暴行的证据令这位领导联想到当前开罗的事件。“每当我们找到这些古人的建筑物，都会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复制他们的作为。”他说。根据他的看法，统治者天生有暴力倾向，有时候会受到别有用心的追随者所鼓动。“过去是法老被身边的人腐化，现在我们发现历史正在重演。”他说。

＊＊＊

穆尔西在拜勒耶纳行政区赢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的总统选票。而在整个索哈杰省，他的表现甚至更好：百分之五十八。上埃及人的支持对兄弟会的胜选至关重要，至于索哈杰新任省长一职，穆尔西指派了一位工程学教授，他名叫耶西亚．阿布杜勒─阿齐姆．穆克海默（Yehia Abdel-Azim Mukhaimer）。

穆克海默并非兄弟会成员，但他是伊斯兰主义者。身为省长，他管理二十座城市与超过两百五十个乡镇，总人口超过四百万。但他告诉我，没有任何一名官员因为革命的原因而遭到解职。感觉就像解放与穆尔西的胜选没有发生过：所有的旧政权“残党”都留任了，就像阿拜多斯的领导也没有因为地方上的抗议而丢官。“只因为某人在政治上的过去就把他赶走，这我可承担不起。”穆克海默说。他解释，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能接任这些职位。

兄弟会在开罗的官员经常提起他们庞大的草根网络，于是我决定以按部就班的方式，在索哈杰进行由上而下的调查。在索哈杰，兄弟会的政党不久前开了个小小的省党部，党部内的高官尤赛夫．沙里夫（Youssef el-Sharif）说他们有一系列的办公室，可以跟各个乡镇联络。他说，“一路下到邻里层级都能看到我们，”接着提起阿拜多斯的其中一个地方，“阿拉巴（el-Araba）就有党的办公室。”

但我实际走访下一级的拜勒耶纳时，当地的兄弟会才承认这是“全国”、“省”、“行政区”三个环节的最后一站。阿拉巴或其余任何位于阿拜多斯的乡镇都没有党部。

拜勒耶纳办公室很迷你，负责人是名叫艾曼．阿布杜勒．哈米德（Ayman Abdel Hamid）的内科医生，他告诉我在这个行政区只有一百五十名兄弟会成员。对于一个总人口约六十万的地方来说，这个数字小得出奇。我向来对兄弟会拒绝回答全国成员总数的原因感到好奇，如今我开始怀疑实情：这个组织比人们所认为的还虚弱很多。

他们的社福与慈善活动似乎同样夸大过头。在开罗，每当我跟利瓦区扎伊尔德家附近的人交谈，都没人表示自己受过兄弟会相关计划的帮助。策划那岂高速公路交流道兴建工程的当地清真寺领袖表示，兄弟会在此没有任何实质作为。阿拜多斯人说的也一样。来到上埃及的若干大城，我偶尔会撞见兄弟会赞助的一些简单的课后辅导计划，而这些课程在各种选举前都有以折扣价贩卖杂货的传统。但大规模的社福方案或组织性社会服务的迹象，则极为罕见。该组织的构想远甚于其所有实际作为。

阿拜多斯附近只住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是个爽朗的年轻药师，名叫穆罕默德．瓦吉赫（Mohamed Wajih），来自距离塞提一世神庙约两英哩的村子。瓦吉赫是拜勒耶纳行政区的媒体关系负责人，他说自己在上次选举时无法参加拜票活动，但并非警方或旧政府残党阻拦的缘故。“我被禁足了，因为我父亲不希望我跟我们氏族里其他人起冲突。”瓦吉赫解释道。

拜勒耶纳的兄弟会成员人数几乎还不及一个考古挖掘团队，而考古队人数又远远不及真正竞选活动所需。他们的行政区媒体关系负责人还因为自己家人的关系而无法拜票。但不知怎的，这个组织却在该省赢得将近百分之六十的选票。从表面来看，这样的数字似乎反映出强大的支持，但兄弟会成功的真正关键其实是竞争太少。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很少有组织能发展这么久，忠诚得来不费工夫。但忠诚消失之快也就一眨眼。到了春天时，几乎所有我在阿拜多斯遇见的人，表达的都是对兄弟会的不满。

＊＊＊

在阿拜多斯，“nizam”这个字的两个最常见的意思，都只有在表达负面意见时使用──“没有政权”、“没有制度”。旧的国家民主党已去，穆斯林兄弟会却并非真的存在于此。伊斯兰主义者、世俗主义者、自由派、保守派、革命分子、旧政权残党──这些常用的标签都没有任何意义。少了现代政党与定义的干扰，就能轻易辨识出地方政治的关键特质。一切都是面对面；一切都关乎个人。每一个行政区，每一个村落与每一个工作团队都有自己的领导。在阿拜多斯，领导其实不算是个头衔──而是一种姿态。领导描述的是一个人自我展现的姿态，穿着的姿态，说话的姿态，以及留髭须的姿态。

古埃及人有创造头衔的天分。法老有“国家首席喉舌”为之效力──是个表示“发言人”意思的美妙说法。古埃及有“掌玺官”、“寝宫侍士”、“国王的忠实记室”。旧王国时代有一位名叫肯提卡（Khentika）的宰相，他的头衔有“浴所书记长”、“短裙总管”，以及“御早膳监督”。有个新王国时期的官员，他的陵墓列了超过八十个头衔。他是“监督中的监督”、“领袖中的领袖”、“大中之至大”、“全域摄政”、“只要在傍晚时专注于任何事物，便将在翌日破晓时精通之人”。

我们知道这些头衔，但那是什么样子？根据马修．亚当斯的看法，古埃及史料中的词汇经常会误导人，尤其是跟政治扯上关系时。“埃及学家并未确实领会到个人层面的进退应对，”他说，“许多埃及学家发展出有关古埃及结构的观念，而他们对于这些结构如何发挥作用的看法，则来自于他们本身的文化观念。”亚当斯深信当代都会性的治理概念已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反而让我们难以想像权力在许久以前发挥作用的方式，甚或难以想像权力至今在许多小地方的运作。“假如某个人站在宰相或高官面前时，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调整，”亚当斯说的是古代，“但这种调整没有成文的法条或法定程序可以遵循，而是完全取决于此时此地的情况。”

每一件事情都无法脱离当下──恳求的人说话的方式，以及他展现自己伤处或失能的方式。我们鲜少能一窥这种互动方式，而其中一个例子则来自一份来自中王国时期的经典文本，叫做〈雄辩农人故事〉（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故事中有个富人抢了一位农民，农民求诸治安长官伸张正义。这位农民的陈述实在太精采，于是治安长官报告给国王知道，国王则指示官员如何对待这位农民：“若你希望见我安康，就把他留在那里，他说什么都不要回复。如此一来，他就会不停地说，你不要说话。”

故事便这么继续下去：国家沉默，农民发言。这位农民常常运用尼罗河上的船为比喻，提醒治安长官：“你是全国的舵。”但治安长官完全没有提供帮助，甚至还在某一个时间点鞭笞这个可怜人。“你这艘空无一物的船！”农民大吼。他不断恳求：“测深杆在你手中，仿佛是根无用的棍子。”

这一切让国王乐开怀。最后，当农民第九次上访，伤害他的富人才不得不以奴仆、驴子、猪只、鸟和谷物的形式赔偿他。一般认为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正面的：正义彰显，秩序恢复，国王有国王该有的样子。但除非读到最后，事情才会是这样。故事中间没有别的，只有官员的无视、弱者的坚持，以及看似在乱流中迷失的国家：

舵手笔直前望，

但船却凭己意漂流。

国王人在宫里，

而舵柄却在你手中。

＊＊＊

二○一三年考古季节的最后一夜，一群抢匪出现在“陪葬”。一名武装警卫与贼人对阵，并通知警方。尽管整体来说缺乏作为，但这一回警方仍迅速回应，抢匪四处逃窜。马修．亚当斯对新的监视系统抱持乐观态度，认为足以保护遗址。

返回纽约的途中，亚当斯在开罗停步，我们一起拜访埃及美国研究中心（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主管──埃及学家麦可．琼斯（Michael Jones）。该中心为埃及古文物的研究与保存提供支持，部分资金则来自美国国务院。琼斯办公室中的窗户用木板盖着。这栋建筑物距离解放广场仅仅一个街口，而反穆尔西的示威已经到了民众似乎要发动无差别攻击的程度了。示威者对警方投掷石块，但他们也会对其他建筑物乱丢。

亚当斯与琼斯在办公室里闲聊考古学，琼斯提到这个领域所带有的推测性质。“古埃及人已经死了数千年了，”他说，“没有哪个活人晓得他们在想什么。我们给他们创造某种形象，而这种形象所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想像。有点像照镜子。”他接着说，“我们找到的东西多半都是坏的。这些是人家丢掉的东西。我们在拼拼图，而且你还只有上千片拼图中的两、三片。”

“我们完全只能透过我们自己的参考架构来接触过去，”亚当斯说，“我们只能透过我们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处理过去。我们的诠释多少是现代的。”

他解释这叫“后过程理论”（post-processual theory），考古学版的后现代主义。有人相信，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观察完全不准确，因为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经验与观点套用在这些观察上。其他人则反称人心的本质在数千年中改变相当有限，基本欲望与本能没有改变，特定的社会模式也无止境地重复。亚当斯虽然倾向于同意后者的看法，但他也承认后过程理论有其价值。

“我们在这段长得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他说，“我们认为此刻独一无二，一切都是为了走向这一点。但我们得此时此地只是整个连续体中的一个光点。”

琼斯说，研究中心正考虑将办公室迁离解放广场附近。“我们有些窗子已经给人砸破，整栋建筑物都是催泪瓦斯，”他说，“抗议爆发的性质已经变了。以前有种过节的气氛，现在更有侵略性。”在盖上木板的窗户内，我们讨论的跟全城民众是同样的事情：兄弟会的崛起、塞西的讳莫如深、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过许多的谣言与阴谋论；当代政局已经变得几乎跟埃及学的任何线索一样神秘难解。实在很难相信，五千年中的这两年感觉居然如此漫长。

Chapter 12

“Tamarrod”──“起义”，在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现在我的字汇表里。当天早上，我在卡利玛的下课时间注意到拉阿法特正在影印请愿书。“起义”这个词以粗大的字体印在一连串声明的最上方：

因为安宁并未重返街头……所以我们不要你

因为穷人仍无立锥之地……所以我们不要你

因为我们还在向外国乞讨……所以我们不要你

因为烈士尚未获得权利……所以我们不要你

因为我和我的国家没有尊严……所以我们不要你

因为经济已然崩溃，如今只能仰赖行乞……所以我们不要你

因为你听美国人的话……所以我们不要你

每张连署书底下都留了签名的空格：

准此，我，签署人，身为埃及人民整体之一分子，在认知充分之情况下宣布弹劾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博士。

这场请愿是一小批开罗示威者在上个月发起的，但请愿没有法源依据。新宪法完全没有提及埃及总统可以透过民众请愿运动而弹劾，连此前的任何一部宪法也都没有。拉阿法特告诉我，他对这场“起义”行动完全没有信心，但他觉得签张请愿书也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不然我能怎么办？”他说。他把影印好的请愿书分给卡利玛的其他老师。“起义”行动据称会在六月三十日，也就是穆尔西就职一周年当天发动抗议活动为高潮。我在我的笔记本里添上了这天的单字：

起义　تمرد

发动起义　يتمرد

署名　توقيع

去威胁　يهدد

威胁　تهديد

紧张情势　توتر

紧张的　متوتر

＊＊＊

到了这个时节，埃及初夏的高热已经待着不走，开冷气的需求也意味着我们每天会碰上四到五次停电。燃料的短缺危机实在太严重，导致开罗的驾驶人有时得在加油站等四个小时。埃及经济──因为我们还在向外国乞讨──长期仰赖波斯湾国家、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援助。但即便有这一切援助，该国的外汇存底仍低得危险。

穆尔西继承了大多数的问题。纳瑟的社会主义政策扩大了政府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在穆巴拉克治下甚至更为肿胀──他认为公务员的稳定性是解决动荡的一种方式。穆尔西上台时，埃及政府雇用了六百万人，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军警──六百万人是美国公务人员人数的两倍，但美国人口却是埃及的三点五倍。发给这些政府雇员的薪水就占了埃及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另外有四分之一用于支付借款利息。还有百分之三十花在补助上，以电力、汽油和天然气为大宗。

上面那些听起来之所以像空壳游戏，那是因为那就是空壳游戏。埃及的经济活动泰半根据获得外国的援助，以及补助公民使其堪堪跨过贫穷线的原则来安排，完全没有任何前进的作为。这个国家等于没钱兴建基础设施或发展建设。穆尔西固然承接了这些问题，但他缺乏政治手腕的事实也让问题更形恶化。他的政府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协商借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要求埃及人展现重建其经济的坚定态度。穆尔西决定在十二月，也就是宪法冲突期间采取第一步。街头暴力已经导致十人死亡，而穆尔西的八名智囊与助手也辞职以示抗议。尽管如此，这位总统仍然推动他的新经济政策，宣布汽油、电力、食用油、香烟与酒类大幅增税。

消息在晚上曝光。身为记者，我听到某种重大事件或政策转变时，有时候会致电官员，请他们发表意见。但这一回我直接去了扎马莱克的七月二十六日大街（26 July Street）的酒类专卖店。时间已经将近晚上十点，但店里人满为患；大部分的冰箱已经清空，顾客们为了最后几瓶傲鹿威士忌争执。我很幸运抢到两箱半公升铝罐装的海尼根。精疲力竭的收银员手腕上有个科普特十字架的刺青，其实每一个在酒类专卖店工作的人都是这样。我问他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会有人宰了穆尔西，真主容许的话。”

到了夜更深的凌晨两点十三分，穆尔西在自己的脸书贴出声明，要取消所有加税。咸认这是因为其他的兄弟会领导人说服他改变心意，但没有人知道半夜在脸书上处理重大税收政策是谁的主意。几个月后，差不多是“起义”运动准备展开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借款协商实质上已胎死腹中。兄弟会缺乏实施重大的经济重新建构所需的政治力量；他们现在不能增税。不过，我对我的恐慌性采购完全不后悔。在二○一三年的头几个月，海尼根怎么样都不嫌多。

＊＊＊

停电没有时间表。之所以没有，或许是因为官员担心一旦民众知道等一下要停电，他们就会提前把自家冷气转到最强。但官员也担心民众的怒火，所以单次停电鲜少持续超过一小时──至少扎马莱克是如此。如果是利瓦区，扎伊尔德曾经历一连停电四个小时以上，而阿拜多斯停电甚至会更久。埃及电力部想必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公式，用来估计不同邻里与地区的政治重要性。

莱丝莉和我在公寓各处摆了蜡烛与手电筒，有时候我们会摸黑喂双胞胎吃饭和洗澡。幸好蜘蛛网大楼兴建的时代远早于空调。房间天花板挑高十二英呎，外墙厚达一英呎以上，整栋楼围着功能有如烟囱的中庭天井。住在一楼的我们可以把对着中庭的窗打开，热空气会上升。就算停电，这里还是很凉爽。

除了电，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烦恼水的问题。曾经有几天完全没有水；有时候房东太太能先提醒我们，我们会把水放满整个浴缸，要洗碗的时候再舀出几桶用。至于饮用水，我们原本有雀巢公司送来的大桶瓶装水，但瓶装工厂后来却在二月时发生火灾。瓶装水工厂会有多可燃？在我们家的送水服务中断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雀巢开罗分公司寄来一张微妙的通知：

亲爱的宝贵顾客，

过去几周，您非得忍受极大的不便，这是因为您喜爱的雀巢生活纯水（Nestlé Pure Life）供应中断，原因则是我们在班哈（Banha）的厂房发生非常不幸的火警所导致。

雀巢的水在火焰中蒸发之后，我们开始到“Ｈ自由”买其他牌子的小罐瓶装水。实在没有道理在这种问题上纠结；我们试着找到解决方法，让生活继续下去。住在扎马莱克的第一年，我们遭遇严重的鼠患，爱丽儿和娜塔莎都在睡觉时被咬。女孩们的年纪太小，没法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从她们皮肤上门齿痕的大小，我研判咬人的动物八成是老鼠。有一段时间，我在双胞胎的卧房里到处放黏鼠板，但我抓到的老鼠实在太多，最后我放弃了。莱丝莉上网找到一位美国女子，她正要回国，想摆脱两只猫。我们选了比较大只的猫，这只公猫的虎斑在额头形成Ｍ字，这是埃及猫（Egyptian Mau）的品种标志。他长得就像古代陵墓墙上描绘的那些猫，连这个品种的名字都很古老：在古埃及，“mau”的意思就是“猫”。

我们给他起名叫穆尔西。当时这似乎是个好点子──选举刚刚结束，民众对于埃及最高职位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公平仍感到惊讶。穆尔西证明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捕鼠官，此后我们公寓就再也没有任何老鼠问题。但随着政治情势恶化，这只猫也承受了骂名。当莱丝莉第一次带猫去给当地的兽医检查时，这位科普特人说：“我讨厌这个名字。”“你的兄弟会猫表现就跟总统一样糟糕。”扎伊尔德常常这么说。这件事在邻居间成了笑话；常常有人跟我说要把我的猫抓去整顿。

傍晚时分，我常带着爱丽儿和娜塔莎在扎马莱克散很久的步。她们白天时会上附近的托儿所，下午早些时候则是由名叫阿缇雅（Atiyat）的保母照顾她们。等到女孩们大了些，只要两人的衣服不一样，她们就开始发脾气。莱丝莉跟我不希望她们穿得一模一样，但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得处理，我们很快就投降了。我们什么都买一对，每当双胞胎肩并着肩，穿着一样的衣服散步时，感觉就好像某种节目。

左邻右舍人人都晓得她们。我散步的时候，会跟形形色色的当地人聊天：顾公营面包摊的银发男子，端着饮料盘的卖茶人。对街有位和善的店老板喜欢教女孩们埃及阿语新词汇。蜘蛛网大楼四楼有位老太太，她喜欢喂穆尔西和附近的流浪猫，我们常常看到她摆碗放猫食。她总是对穿着同样衣服的女孩们微笑，低语“如真主所愿”，以防范邪眼。

如果扎伊尔德正好在街上工作，他会用女孩们的阿语昵称跟她们打招呼：爱丽儿是Aro，娜塔莎是Nush-nush。埃及人很爱取这种绰号，当成应对一个个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的方法。阿缇雅给双胞胎起了这两个小名，而且她通常都对她们讲埃及阿语。有些东西她们喜欢用埃及阿语说，像是颜色、动物和主食。“面包”是“aish”，“水”是“maya”。要是我抱着其中一个女儿转圈圈，她会大笑大叫，“Tani!”──“再一次！”

二○一三年春，她们开始能分辨“好穆尔西”和“坏穆尔西”。我知道这是她们从阿缇雅那里学来的，她也是科普特人。我哪有资格对她的政治倾向说三道四呢？很久以前，穆尔西曾宣称不该让女人或基督徒领导埃及，而阿缇雅就住在那种得忍受四小时停电的非法棚户区。有一天，我收到女孩们的托儿所寄来的电子邮件：

由于此时扎马莱克浓重的催泪瓦斯味，我们认为孩子们今天不要上学比较好。……我们对于临时通知感到抱歉，但情况完全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这段时间我开始在公寓里到处藏大量的现金。一旦情势不安全，我也有紧急撤离的计划──该带什么，由谁载我们去机场，都想好了。但谁知道道路是否畅通，或者飞机还飞不飞？──“我们对于临时通知感到抱歉”。四月时，政府宣布政策，要调暗开罗机场的灯来省电。每当从阿拜多斯行程返家时，我都是离开索哈杰机场──沙漠正遮盖穆巴拉克名字的最后一丝踪迹──接着在穆尔西时代的残破地带降落：黑暗的航厦，停止不动的电扶梯。情况完全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那年春天，我挑了一天没有抗议的日子，前往联合大楼──解放广场旁的大型政府建筑物延签居留签证。但那一带仍弥漫着催泪瓦斯；我当下的感觉就像石板地之前已经吸饱了瓦斯，现在在高温下渗出来。进了大楼，我把申请表交给一名官员。他仔细看了文件。

“你们的结婚证明在哪？”他说。

都这个时候了，结婚证明要紧吗？但更诡异的是，我居然感到开心：终于有件事情是我成功料到的了！我返回扎马莱克，找出那张上面有着诡异古字体（“神圣之婚约”）的乌雷郡结婚证明，然后以凯旋的姿态提交文件。这名官员看起来跟我一样开心；签证顺利办理。

＊＊＊

到了六月，“起义”请愿书已经遍地开花。我们家附近的商家都在柜台上摆了一大叠单子，多数我认识的人也说自己已经连署了。扎伊尔德投给穆尔西，但他也请一位识字的友人代他填写请愿书，扎伊尔德再把大拇指印盖在签名栏上。我前往阿拜多斯时，警察局的年轻警官们告诉我他们已经签了请愿书。唯一住在村子附近的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瓦吉赫说，连他的家人都加入了行动：他的姐夫成为“起义”运动在当地的联络人。

穆尔西就职满周年前六天，我拜访“起义”全国总部，成员告诉我他们已经收到一千五百万人的签名。他们在一栋肮脏老旧建物六楼的公寓工作，距离解放广场两个路口。请愿书堆得到处都是，装在旧纸箱和塑胶购物袋中。我人在那里时，有个盲人带来四百多份请愿书。他告诉我，这些是他从任职的办公室收集来的。

这间公寓先前是租给称为全国变革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ange）的组织，该协会在二○一○年曾发起请愿活动，试图施压穆巴拉克进行政治改革。如今组织已不再活动，租约也即将到期，于是就把使用权借给“起义”。

“起义”的领导人们似乎都不知道要拿这些请愿书作什么。一些组织者约略谈到交由最高宪法法院认证。其他人则提起联合国，但我怀疑联合国会想接收一千五百万份缺乏法律立足点的请愿书。连组织者自己也承认弹劾并非他们真正的目标。

“一开始我带着这些连署书上街时，人家都说‘这叫儿戏──没办法推翻穆尔西啦’，”名叫阿姆尔．哈瓦特（Amr al-Hawat）的年轻志工说，“我都回答说，我们都能推翻穆巴拉克了，穆尔西政权比穆巴拉克弱得多。”

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人出门抗议，就会有其他势力──也许是军方，也许是司法界──不得不采取行动。为此，哈瓦特在自己生活的尼罗河三角洲省分代盖赫利耶（Dakahlia）发了两个多月的请愿书。他跟我遇过的多数收集签名的人一样自掏腰包付影印费。当我问他一年前投给谁的时候，他一脸悔不当初。

“穆尔西，”他说，“我觉得自己犯了错，所以我现在得这么做。”

这些请愿书之外行总令我印象深刻。影印品质一贯糟糕，多数表格要求请愿者填上姓名与身分证字号，却没有留下电话、电子邮件或脸书联络方式的空间。我问哈瓦特，他们为何不收集这些信息，创建资料库，供将来组织之用。他说：“你期待我给一千五百万人打电话？”

＊＊＊

塞西整个春天都保持沉默。总统就职周年的九天前，这位国防部长终于发表公开声明。他警告不要“分裂社会”，呼吁妥协。两天后，他说军队将在必要时“干预以防止埃及落入黑暗的隧道冲突”。

声明中只有一点明确无误：军方准备采取行动了。但行动的性质，以及军方支持哪一方，则留待各方诠释。一位弟兄对我说，“塞西是我们能信任的人。”他还提到塞西是穆尔西任命的部长。但反对者似乎也一样有自信。塞西发表演说隔日，协助成立“起义”组织的年轻女子多娃．凯利法（Dowa Khelifa）对我说：“我们了解我们的军队。我们晓得他们将站在我们这边。”

一份看似警告的声明，实际上发挥的却是助燃剂的功用。大家都欢迎军队插手，因为大家都认为军队跟自己是同一国的。穆尔西的支持者开始在东开罗的拉比亚阿达维亚清真寺（Rabaa al-Adawiya Mosque）周边集结，领导者希望展现他们的人数。

在革命气氛浓厚的埃及，聚集支持者已经成为粗糙的民主手法：新闻频道把直播镜头对准重要的抗议活动，如此一来观众便能估算群众的人数与热情程度。重要大事发生的日子，荧幕上有可能显示多达六个地点的分割画面。有时候直播是没有讲评的：观众看着无声的群众，就像商场警卫看他的闭路电视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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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周年的四天前，穆尔西办了一场电视演说。他和每一个没有手腕的政治人物一样，在脱稿演出时表现最为糟糕，而这晚他讲了超过两个半小时。他承认自己犯了错，但随着演说进行，最严重的错误（至少穆尔西是这么想的）也变得愈来愈清楚──那就是他不愿攻击敌人。总统点名一位他称为“不合法”的法官，还宣称某家自由派电视台的两名业主逃漏税。他说有三十二个家族控制了全埃及的经济。他以阴谋论的调调说话：“埃及的敌人”和“看不见的手指头”正试图瓦解政府。连他的放心保证也不太有让人放心的作用。“我承诺以不关押记者为政策，”他说，“只有人身攻击者例外。”

穆尔西声明自己与军方“合作无间”。演讲的现场听众包括若干官员与军方人员，塞西就坐在前排。他穿着黄沙颜色的军服，戴了一顶橄榄绿军帽。他的表情一派淡然。从他的表情完全解读不出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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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周年前不久，全国警察协会（National Police Association）针对已经预订好的抗议行动开了一次会，影片则张贴在协会的脸书专页上。影片里，一名警官表示假如有任何警察试图保护兄弟会的办公室──“我对全能的真主发誓”──别人一定会对他开枪。

担任协会理事的萨拉赫．札亚达（Salah Zeyada）少将说：“弟兄们，我们一致同意，将不会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各大办公室提供安全措施。”

＊＊＊

就职周年当天下午，莱丝莉和我前往解放广场。我们在尼罗河宫殿大桥的桥头遇到拉阿法特──我们阿语老师的弟弟。他跟朋友在一起，朝广场出发。桥上人多得难以前进，但气氛相当平和，甚至有点欢乐。许多示威者是妇女。军方的直升机每隔一段时间便飞过头顶，群众会报以欢呼。穿着制服的员警则伴随示威者一起行进。

“这不够。”拉阿法特说。即便身处这群雀跃的群众之中，他依旧神色严肃，因为他深信必须来一场激烈的冲突。他说：“我想见血（Ayz dem）。我希望军队来。”

当天，“起义”官方宣布请愿书的统计数量：两千两百一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五张。军方估计超过一千四百万人参与全国各地的示威──比一年前投给穆尔西的人还多。军方在YouTube上发表了解放广场的空拍影像。这就是直升机的目的：它们在拍群众的画面。这些影片很能催眠人；人们肩并肩，站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道与每一座桥梁上。在六月的阳光下，可以看见直升机的影子扫过人群。

后来在当夜，有人持突击步枪和汽油弹攻击穆斯林兄弟会的全国总会。建筑物里的人还击，共有八人死亡。直到兄弟会成员弃守建筑物，警方才开始有动作。

＊＊＊

隔天，我带着哈桑一同前往兄弟会总部。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正在为总部对面的屋子墙上留下的弹孔照相。他们记录这些弹痕，似乎是因为能作为兄弟会成员曾经开枪的证据。

我在后门附近看到警官捡起一枚弹壳。“机关枪，”他说，“外国制的。”

我问他警方前一晚为何不出动。

“因为内政部宣布我们不会保护他们的总部。”他说。正当我们谈话时，一名隔壁建筑物的私人警卫晃过来，提到自己曾提供两罐汽油给纵火者。这条情报似乎不怎么吸引调查的官员。

新闻记者已经忙着进行他们的发掘了。一名年轻的报纸记者从总部建筑内部的凌乱中找到某种英文文件，他请我看看这封信。我一读，心也跟着沉下去。

“寄的人是谁？”记者问。

我不想告诉他，但我也不能说谎。“是一位美国官员，”我说，“伊拉克重建特任总监（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SIGIR）。”

他问我信是寄给谁的。

“希拉蕊．克林顿。”

亲爱的国务卿女士：

我去信是为了提醒您，我有职责对您与国会就纳税人的钱在伊拉克的运用提供疏忽的报告，但此事却遭逢阻碍。这些问题发生在两项SIGI审计调查期间，其一与私人军事服务承包商有关，另一与伊拉克警方的持续训练有关。

后来我得知这些信件在网络上是公开的，来自业已解密的伊拉克警务发展计划（Police Development Program）调查。我不懂穆斯林兄弟会为何要在经济危机当中收集美国政府的伊拉克审计资料。总之，这些文件如今铁定会成为更多阴谋论的养料。“希拉蕊的电子邮件！”那位记者跟我道谢，熘跶到别的地方继续他的搜寻。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研究枪战的痕迹。后门处有好几摊融化的黑色橡胶，里面都有纠结的钢片──攻击者将轮胎灌满汽油，点火，然后往建筑物里磙。各种文件四散。我找到一位出身敏亚（Minya）的男孩高中考试的结果──又是一个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这个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相当杰出，考了四百零七分。还有一些关于埃及“阿拉伯之春”的兄弟会内部报告。其一的开头是：

我们展开革命时，是真主让革命发生的。真主有大能；是真主制订律法。谁想得到穆尔西会横空出世？又有谁想得到，他能在仅仅二十八天达成这许许多多的成就？

高墙的阴影下有数十名警察正在休息，他们的指挥官则在附近会面。墙上满是弹孔。我上一次在兄弟会总部看到警察，是冬天的宪法冲突期间，警官们当时穿的是黑色制服。如今他们穿的则是白色的夏季制服。埃及警察每年换两次颜色，春天时从黑变成白，秋天时从白变成黑──警察国家换季也换新装。墙下的阴影处有两名看起来相当年轻的义务役警察，他们把自己沉重皮靴的鞋带解开，交换彼此的鞋子。其中一人讲到自己的脚有多痛。

开车经过大门口的老百姓以埃及人庆祝用的节奏按起喇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名看来六十岁的妇女摇下她轿车的车窗。“有空房出租吗？”她大喊。

警官们抬起头来大笑。

“以我们烈士之名，”她喊着，“我们会打垮他们！”

警官报以欢呼，女子接着驱车离去。那两个义务役还在讲自己的脚。“听好啊老兄，我们得找双新鞋，”其中一人说，“这样比较好，真主容许的话。”

＊＊＊

我从兄弟会总部返家后不久，埃及国家电视台的播报员便宣读了军方刚刚发表的公报。军队给穆尔西总统四十八小时回应示威者的要求。假如总统未能适切处理问题，军方便会“发表通往未来的路线图”。

我出门拦了一辆计程车。司机绕岛的西侧，然后南向前往解放广场。当时才下午五点多，天色出奇澄净；河水在折射的光线下显得湛蓝。来到河对岸，群众早已开始涌入广场。喇叭声四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下了计程车，继续徒步前往“起义”总部。阿帕契直升机的影子从头上低空掠过，后头拉着埃及的国旗。

总部空空荡荡，只有三名年轻社运人士。他们在黑悠悠的会议室里看新闻。

“事情发生得比我们预料的快，”二十三岁的会计师穆哈美德．纳达（Mohamed Nada）说，“我们原以为需要一星期以上，说不定要十天。塞西出乎我们预料。”

纳达等人如今确信军方两天内就会免除总统的职位。“‘起义’组织才六十天大，”另一位二十多岁的志工穆哈美德．贝基米（Mohamed Belkeemi）说，“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有超过八十年的历史了。结果却被这个六十天大的组织摧毁了。”

＊＊＊

自从埃及“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无论局势如何，都有让人乐观的一面：许许多多的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年轻人──变得愈来愈投入政治。民众经常提到，回到穆巴拉克的时代，大家对政治有多么漠不关心。如今你很容易看到令人振奋的例子：积极的年轻人收集请愿书，非法棚户区居民以社会正义知名走上街头。

但随着时间一久，我对于这种“突然参与政治活动”的看法也愈来愈谨慎。民众在参与之前没有任何准备，而且他们多半不信任传统的机制与手法。他们鄙视任何一种协商，痛恨政党；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应该在个人层级上为之。“起义”发起人之一，二十七岁的律师卡里姆．马斯里（Karim el-Masry）在我第一次拜访总部时解释说：“党派不该存在。我们都是埃及人。我们不想分化国家。”

四十多年前，政治学大家山谬．Ｐ．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这么描述他所谓的全民干政国家（praetorian state）：“‘政治制度化’赶不上‘政治参与’的国家。”一旦缺乏稳定的政党与其他组织来拿捏治国的分寸，结果就是门外汉的一连串蛮干。在全民干政国家中，“收集请愿书的社运人士”、“走上街头的示威者”、“解散国会的法院”或“发动政变的军方”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杭亭顿写道：“每一种社会力量都会透过自己最强大的资源与战术来确保达成其目标。”

连那些看似强大的人，其实选择也有限。随着埃及国内冲突加剧，显然塞西只剩两个选项：他要嘛什么都不做，要嘛什么都做。他并不属于任何政党，也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可以让他参政。他这辈子甚至连张票都没投过。他可以提出警告与诉求，就像他在宪法之争期间的做法，但当时完全没人理会。官方公报若没有落实就没有意义，而军方的任何一种动作看起来都会很不客气，因为军方基本上只有一招。

塞西的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我拜访了以前曾经见过的退役少将穆哈美德．卡德里．扎伊尔德（Mohamed Kadry Said）。他说自己对“起义”人士的活动力感到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跟军方之间还有种互通声息的味道。”他说。

最近有些社运人士退出“起义”，因为他们相信军方的间谍已经渗透了这个组织。这件事后来获得证实，而且“起义”甚至有部分资金来自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两国都担心兄弟会崛起。不过，我不相信“起义”是外国势力或军方成立的，也不相信他们有参与活动早期阶段。我感觉军方将领缺少展开这类运动所必须的政治直觉──他们不会从从基层组织的角度看事情。根据我的观点，事情比较像两股不同的动能汇集起来。十一月时，兄弟会对宪政危机的回应让军警相信有必要为行动做好准备，而春季的各种危机则让大多数民众开始反对兄弟会。一旦民众的行动势头起来，军方和波湾国家才开始挂勾。

我向扎伊尔德少将提到自己的想法，他也同意。在他看来，军队并未促成“起义”，反而是“起义”让军队在这起特定的冲突中成为政治要角。“军方仰赖他们，”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军方发现了‘起义’，认为他们大有可为，于是给他们一点支持。”

我问他是否认为穆尔西会让步。他摇摇头──总统跟兄弟会领袖都太不知变通。

“军方会如何处置穆尔西？”我问。

“他们会把他送去某个地方，”少将说，“他们会找个理由。”

我问他是否认为过程中会动武。“会的。”他的口气一派平和。

＊＊＊

消息指出，穆尔西计划再次对全国发表演说。但到了最后期限前一晚的十点钟，还是没有事情发生。 我打给兄弟会发言人杰哈德．哈达德（Gehad el-Haddad），询问穆尔西是否正与塞西协商。

“跟塞西之间没有对话，”哈达德说，“他是国家的臂膀。他听从自己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领导。”

我问军方是否已经决定如何进行。

“我想他们已经知错，”他说，“军方领导层知道有宪政秩序的存在。这跟穆巴拉克不同，穆巴拉克透过欺瞒的手段当选。穆尔西总统是公正选举出来的。”

我问，假如军方罢黜穆尔西，兄弟会会怎么做。

“我们会挡在坦克与总统之间。”

“总统如今人在何处？”

哈达德停了半晌才说，“我不晓得。”

＊＊＊

午夜前十分钟，穆尔西终于在电视上现身。他穿着黑色西装外套，打了条黑色领带，冲突似乎令他精神焕发。对兄弟会来说，这种处境并不陌生；过去他们曾多次遭到国内各种力量的围困。

当晚稍早时，我和一位外国外交官见面，对方告诉我兄弟会某些重量级成员接触了抱持同情态度的埃及学者，寻求建议。学者们建议穆尔西尽快公开做出一点让步，以作为获得道德制高点的方法。但他们的建议据说遭到否决。“没门。”外交官告诉我。我和兄弟会成员交谈时也有同样的观察。几个月来，他们高估了民众的支持度──即便到了这个节骨眼，他们似乎还不愿意承认这场危机已经升级到存亡关头。

穆尔西的演说中有个关键字“shar'aiya”──“正当性”。“民众透过一场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授权给我，选择了我，”他说，“正当性是我们的国家不致流血的唯一方法。”他的音调高得像喊叫，用力比着手势：“倘若保护正当性的代价是我的鲜血，我愿意承担！”

演讲结束后，开罗大学附近立刻爆发了枪战，十八人身亡。

＊＊＊

隔天，人人都晓得这一天会以政变作结。阿缇雅一早来工作时，指甲上涂了埃及国旗的颜色。她拿出红、黑和黄色的蜡笔，教爱丽儿和娜塔莎画小张的埃及国期。全城各地的人都挂起了国旗，我时不时就听到经过的车辆按喇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三岁大的女儿们该不该庆祝这场连发生都还没的军事政变？但我实在无暇他顾；等等我就要出门报导当天的事件了。

如今把女孩们送出国已经太迟，而且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避开街头和机场也比较安全。她们和阿缇雅在寝室里画国旗，莱丝莉和我则在房门外很快把各种可能想过一遍。假如今晚有可能回国呢？假如手机网络不能用了？假如情况变得激烈呢？据我们判断，一旦发生枪战，公寓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屋内的走廊。计划如下：关紧门，趴在地板上。

计划无所不在。旧的计划还不到毫无作用的程度，但制定新计划其实不难。这几年来，莱丝莉和我有过其他版本的这种对话。有一次，托儿所因为警方在一个街区以外发现恐怖分子的假炸弹而停课。还有一次，伊斯兰国（ISIS）关系组织在开罗市郊绑架了一名外国人，然后砍了他的头。

搬来埃及之前，我曾想像我们会创建明确的行动步骤：假如发生Ａ，我们就采取Ｂ来因应。大使馆就是这样运作的，而在这个政变的夏天，开罗的美国大使馆便撤离了所有非必要的人员。但我们跟任何有这类章程的组织都没有联系，而且随着日子一久，我渐渐了解到我们最好像开罗人那样应对，既有弹性又有理性。民众多半以平静的口吻谈论这些事件，并维持一种抽离感。他们会开玩笑──“你那只兄弟会猫表现很烂”。他们把注意力摆在自己能掌握的小事上。他们将一切处境加以正常化，连外国人都能马上采取这种作法。“政变即将发生”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暴力出现。只是假炸弹，不是真炸弹。被绑架的外国人是石油工人，不是记者。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假如又发生，我们再来担心。

何况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已经多得让人分不了神。连像扎马莱克这样的地方，也总是会有事情出错，而且通常跟政治毫无瓜葛。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在公家面包摊工作的银发男人突然在五十岁的年纪过世了，死因是心脏病。那位喜欢教女孩儿们埃及阿语单字的店老板被人开枪打死，据说是因为他试图排解纠纷。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吓人的事情，但当地人感觉倾向于认为这些事情是躲不开的天注定。死亡只是个事实；没道理执着在死亡的方式上。这就是凭记忆脱口而出的词组之所以如此好用的原因之一：如真主所愿；愿真主保佑我们；愿真主使她灵魂安宁。

有一天，我们大楼里那位老太太在四楼摆了点猫食。她叫楼下的猫来吃饭，但猫没来。于是，老太太把头探过铸铁蜘蛛网门的缝隙，往电梯井下看。在她头上，沉重的木质电梯车厢停在某一层楼，一动也不动。

那一刻，一楼有人按了电梯。

事后，警方审问了大楼管理员，他既没有辞职，也没被开除。事发当时他不在附近，也没有他失职的迹象，但他仍然是个很方便的代罪羔羊。房东太太在蜘蛛网电梯门后加装了铁丝网。四楼老太太的家人播放念诵《古兰经》的录音放了好几个月，好让她的灵魂安息。莱丝莉和我告诉阿缇雅千万别让双胞胎在没人看顾的情况到楼梯间。在革命、政变与暴力头条新闻的那几年间，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家前门外的那台电梯。

＊＊＊

最后通牒到期前几天，塞西没有任何公开声明。整个春天，他只跟一名美国官员有定期联络。查克．海格（Chuck Hagel）身为美国国防部长，跟塞西平起平坐，标准程序也意味着这两名官员可以直接联络。海格第一次见到塞西是三月间走访开罗时。几年后，我在华盛顿特区与海格见面时，他说：“我们非常有默契。”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身为越南老兵的身分，让塞西感到放心。“我想，他认为我是了解军事，了解威胁与战争的人。”海格说。

关于塞西的情报，海格此前掌握得不多。“我们部队对他所知甚少。”海格说。里昂．巴内塔（Leon Panetta）曾经在埃及“阿拉伯之春”第一年时当过美国国防部长，过去也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而他告诉我的也是一样的内容。巴内塔表示：“我只能说，我不记得情报摘要中有对塞西特别着墨过。”

尽管美国给予埃及这一切的援助，又有这么多军事交流，美国人对于这位在如此关键时刻窜出的人所知却如此之少，这实在令人意外。他们对基层的敏锐度甚至更为不济。二○一一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布布柏（James Clapper）曾在穆巴拉克辞职前一天于众议院作证。他说：“‘穆斯林兄弟会’这个词能概括各种动向。以埃及来说，这是个非常异质性的团体，大致上是偏世俗的。”纵使连兄弟会都证明自己绝不异质性、不世俗也不好惹时，美国官员似乎仍不愿加以批评。十二月时，穆尔西的支持者引发了总统府的战斗之后，欧巴马的白宫发表了一份打圆场的声明：“总统强调，埃及所有政治领袖应当对其支持者明确表示暴力是不可接受的。”

这段期间，我不定时会跟开罗美国使馆官员见面。其中一位官员告诉我，由于兄弟会在埃及“阿拉伯之春”初期曾经扮演了维护秩序的角色，兄弟会成员后来因此不由自主地在总统府以义侠的方式行事。“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认为这种角色既正面又为人所欣赏。”他说。这种说法感觉很天真，几个月下来，其他的会面也让我有种感觉──美国外交官太相信兄弟会了。

埃及人始终认为美国有邪恶的动机，因此“起义”请愿书里才会有那句讲穆尔西的话：因为你听美国人的话。谈到美国，那可是有无止境的阴谋论，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些阴谋论的问题在于一厢情愿。美国人渴望跟体系、制度与组织互动。兄弟会的上下阶级与纪律让这个组织看起来像是有效运作的团体，而且兄弟会任用好些收过良好教育的发言人，善于告诉外国人他们想听的话。兄弟会把自己呈现为温和、负责任的伊斯兰主义者，而希望在激进团体外有其他选择的美国人很吃这一套。此外，兄弟会一贯夸大自己的实力，明明任何人只要到开罗闹区之外走一走，就会发现真相。

偏偏美国人对地方动态不感兴趣。这是美国人对体制信心的一部分，他们信任由上而下的结构。总之，使馆职员受到太多安全规定限制，无法自由前往乡下、小城市或非法棚户区。美国官员在开罗的任期通常只维持两年或三年，而他或她通常也住在门禁森严的建筑物里。他们学的多半是标准阿语，而非埃及阿语。他们的“埃及”抽象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他们想像体系与结构的方式，就跟埃及学家迷失于古代文献的方式一样。“我们不能被日常的变化牵着鼻子走，”一名美国使馆官员在十二月宪法之争时这么告诉我，“我们必须眼观大局。”以一种哲学来说，这或许很让人钦佩，但有时候根本没有大局存在。没有体系，没有制度。多数的埃及人只有日常。

这种美式缺点似乎慢延了整个中东地区。二○一六年，欧巴马总统告诉《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美方对利比亚政权变迁的挑战没有做好准备。“利比亚国内派系分化的程度远超乎我们的分析师所预料，”他说，“我们在当地创建任何一种结构，以便交流、展开训练并提供资源的能力很快就崩溃了。”无独有偶，美国官员并未认真看待“起义”，因为其行动不像个真正的组织。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美国驻埃及大使安．派特森（Anne Patterson）在开罗发表演说，提到她对即将到来的抗议活动不屑一顾。“有人说，街头行动能带来比选举更好的结果，”她说，“老实说，我国政府与我对此皆深表怀疑。”

一整个春天，查克．海格大致上每星期都会跟塞西通电话。海格告诉我，他在六月的最后几天警告塞西：假如埃及军方发动政变，军事援助按美国法律将自动终止。“我说的话大意是‘你不会想走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海格说。

但是，从来没有人清楚塞西究竟有没有在看路──看大局──抑或纯粹是对当下的氛围做出反应。我问海格，他们在最后通牒期限截止前最后一次对话的内容。“‘我能怎么办？’”海格记得塞西是这么说的。“‘我是说，我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我的国家失望。我必须领导；我也得到支持。我是今日在埃及唯一能拯救这个国家的人。’”

＊＊＊

政变按照埃及时间的特色──“我们能约晚一点点吗？”──晚了五小时。军方的正式声明把期限订在下午四点，时间已经到了、过了。上万人聚集在总统府外，我跟哈桑也在。每一个与我们交谈的人，对于会等到入夜许久之后都不觉得意外。

到了九点钟，塞西终于出现在电视上。我周围的群众鸦雀无声。虽然有些人在街上架了电视，但大多数民众还是把手机或收音机贴到耳朵旁。荧幕上，身穿卡其制服，头戴黑色贝雷帽的塞西站在讲桌后。军队、警察、科普特教会、艾资哈尔清真寺与某个重要萨拉菲团体等各界的代表伴随他左右。“起义”的其中一位年轻发起人也同在一室。四面埃及国旗悬挂在这位将军身后。他开始讲话，音调平稳，眼神直视摄影机。

＊＊＊

几天以来，穆尔西的支持者聚集在纳斯尔市（Nasr City）的拉比亚阿达维亚清真寺外。政变前不久，埃及维安部队便在清真寺附近设置了路障。塞西发表声明后，哈桑与我前往其中一个检查哨。军人放我们过去，我们继续在这条长长的道路上前进，前往伊斯兰主义者聚集的清真寺。

纳斯尔市──“nasr”的意思是“胜利”──设立于一九六○年代，位置在开罗正东方的沙漠里中。许多居民是中产阶级的埃及人，他们在沙达特经济开放时代前往波斯湾，赚了点钱。这个地方有种野心勃勃、过度建设的感觉，水泥公寓房子成堆聚集在军事设施用地之间。即便是承平时期，部队也驻扎在纳斯尔市各地。以跟军队对峙而言，很难挑出比这里更糟的地方了。

那一晚温暖宜人，但街上空无一人。街上安静到我能听见我们经过时的脚步声在建筑间回荡。塞西已经在电视上宣布暂停实施宪法，而过渡期的总统将来自司法界。他说，军队之所以被迫采取这一步，是因为穆尔西拒绝协商。没有任何声明与穆尔西的下落有关。

哈桑跟我来到一处都是兄弟会成员的检查哨。到处都是人，他们戴着黄色的工地帽，手里拿着简陋的武器：木棒、警棍、双节棍。他们看来相当震惊；有个人无声检查我们的政见。到了路的另一头，我们跟一位三十岁的土木工程师兼兄弟会成员艾哈迈德．哈瓦特（Ahmed el-Hawat）交谈。他拿着一根长棍，但人很友善，很有礼貌。他那顶工地帽让他看来就像工地现场的建筑工程师：眼镜、纽扣衬衫、体重稍微过重。

他告诉我们，塞西发表声明的那一刻，埃及所有伊斯兰主义者的电视台都被关闭。正当我们交谈时，另一位支持者晃过来，一面哭，一面开始勐捶一辆停在旁边的车。伊斯兰主义者群众主要聚集在清真寺，离这里只有一个路口。

“我们会在埃及大街小巷见识到更多流血冲突，”哈瓦特说，“一旦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可是有大量的群众，而且有武器。我拿的这是最简单的器械，但还有其他武器。”

我问他是什么别的武器。

“有机关枪、霰弹枪、九公厘手枪，”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颗定时炸弹。”

他告诉我，美国政府要对这起政变负责。“他们计划好了，”他说，“他们给军队开绿灯。”

他指着对面大楼的屋顶，说上面都是军方的狙击手。我在走来的路上没能看到他们，但现在他们的剪影非常清楚，枪枝的细长形状在夜空中相当明显。“军方发表声明之前几个小时，他们就出现了。”哈瓦特说。

突然间，清真寺的群众传来一阵怒吼，接着不知是谁拿自动武器开火。哈桑和我转头便走。“别跑！”他说，“别跑！”他担心会有人一慌就对我们开枪。我们快步走，低头走。更多的枪响：也许只是对空鸣枪，但我没有回头看。街上没有别人。几分钟后，又传来一震爆炸声，而这一回来自头顶上──是烟火。总统府旁的民众在庆祝。清真寺跟总统府之间只有三英哩远──就是这段距离分隔了赢家与输家。

到了军队的检查哨，哈桑和我出示证件，他们没有任何问题，让我们通过了。我招了辆计程车前往市区。街上很吵：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回到家，想起纳斯尔市的人被狙击手包围，接着我打开电视看新闻。但拉比亚清真寺的直播画面已经不在政府电视台荧幕上了。所有伊斯兰主义电视频道都是空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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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的开罗，你很难看到有谁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沮丧。埃及国旗四处飘扬，气氛是几个月来最轻松的。加油站没人排队，停电不复见；这类问题似乎神奇消失了。每个穿制服的人都是满面笑容。

穆尔西支持者仍然在纳斯尔市。一天后，军方撤走了检查哨，屋顶的狙击手也消失无踪，显然当局决定让抗议继续──至少当下如此。随着时间过去，静坐的人也出现微妙的变化。穆尔西免职之前，我曾经几度造访纳尔斯市，几乎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兄弟会成员。他们常常无精打采；活动组织者不断跑过群众，叫示威者开始呼口号，这样在电视上比较好看。但我这时遇到更多跟兄弟会没有正式关系的人，他们看起来也更有精神。许多人尤其不满，因为电视上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抗议活动。

七月五日，也就是政变后两日，示威者聚集在共和卫队总部前，他们相信穆尔西关押于此。一些军人慌了，对群众开枪，死了四个人。事发后一小时，我跟一位名叫穆哈美德．易卜拉欣．艾哈迈德（Mohamed Ibrahim Ahmed）的男子交谈，他说自己就站在身亡的示威者旁。艾哈迈德来自三角洲城市曼索拉（Mansoura），空军退役。“我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员，”他说，“你一旦从军就不能加入兄弟会。但我票投穆尔西。我有权捍卫我的选票。”他告诉我，军人不该干政，他相信一切都是美国人在后面操纵。才两天时间，盛行的阴谋论就完全翻转。政变前，示威者认定美国人支持兄弟会；如今像艾哈迈德这样的人则宣称是美国把穆尔西给免职了。

我拿派特森大使批评“起义”的演说反问艾哈迈德。“要是她希望政变发生，那何必这样说？”我问。

“那她为什么不公开说自己支持每一位示威者？”艾哈迈德说。“所以她说的当然是反话。”

＊＊＊

我最后一次在在“起义”总部看到人，是七月八日的事。当天早上有另一场冲突在共和卫队总部前爆发，总计有五十一名平民、一名军人与两名警察身亡。想必是有军人因惊慌而开枪，其他人还击。这是自穆巴拉克下野以来，开罗发生最严重的单一暴力事件。

晚上我顺道经过“起义”办公室，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萨拉马（Ahmed Salama）的年轻运动人士向我表示兄弟会要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根据萨拉马的看法，兄弟会领袖鼓动支持者继续停留在示威地点──在那里很容易遭到屠杀──以期为活动赚取同情。美国依旧没有决定该如何调整对埃及政策，但欧巴马政府中没有人用“政变”一词来描述发生的事。

萨拉马曾参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如今他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们对民主与革命来说就像小孩，”他说，“现在我们变成熟了。”

他没有延续“起义”的规划，因为他不认为“起义”应该成立政党。“‘起义’是个理念，而不是政治组织。”他说。根据他的描述，这几乎是种表演艺术。“点子一来，你就行动，”他说，“这只是个工具。”他卷了根烟点起来，无视墙上的告示写着“吸烟请至总部外”。这个空间是个完美的火场：我们周围是一叠叠堆了六英呎高的请愿书。萨拉马说，多数请愿书藏在开罗市的四个不同地点，但他不会告诉我在哪儿。没有记者或独立团体曾证实这些请愿书的存在。就我们所知，传闻中请愿书的连署──两千两百一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五份──完全是个幻想。

当月稍晚，我再度顺道经过那栋建筑物。守门的警卫坐在大门口，他说“起义”已经在租约到期后离开了。这名警卫是位皮肤黝黑的上埃及人，穿着灰色罩衫。他说，“起义”的存在惹恼了楼里的住户。“太多人进进出出。”他说。楼上，活动人士在走廊上画政治涂鸦，警卫还得把墙重新刷过。他不停抱怨那些人在整栋楼里里外外踱步；他很开心事情终于结束了。他还说，那间公寓现在可以出租，看我有没有兴趣。

Chapter 13

政变后不久，扎伊尔德在开罗的一条街上捡到他看过的最大一笔钱。周末，清晨六点三十分，街上还没有人；那笔钱就躺在水沟里，用橡皮筋绑着。总额是一万五千镑，几乎是美金两百元──差不多是扎伊尔德平常一个月的收入。

他把钱送交距离最近的大楼管理员。在当地，只要发现大笔现金，都是这样照规矩做事。管理员有一星期可以确认是否有谁表示遗失。假如钱没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扎伊尔德。

扎伊尔德第一次描述这个程序时，我无法想像怎么会有管理员把钱拿回给他。但扎伊尔德多年来常常找到钱，几乎每一次都回到他手中。连这笔一万五千镑也在七天后重新现身，用同一条橡皮筋绑着。扎伊尔德给了他母亲一百镑，另外给妹妹七百镑──她最近正好有一连串医药费得付。这笔钱的事，他没告诉瓦希芭。

政变后的这一段时间，扎伊尔德注意到他清运路线上的居民给起小费比平常更加慷慨。扎马莱克居民多数反对兄弟会，政府改朝换代让他们松了口气。但他们的打赏不久后就落回平常的水准。知名法官阿迪利．曼苏尔（Adly Mansour）获命为临时总统，埃及理当在不久后的将来举行另一次大选。至于扎伊尔德希望谁成为下一任总统，他心里没有名字，只有类型。“我希望这人强悍些，”他说，“人不用太好。我不在乎是谁，只要他不好讲话就行。他必须很强硬。”许许多多的埃及人都把这个词跟他们理想的总统连在一起。“他必须处罚人，”扎伊尔德说，“穆尔西太软弱了。”

＊＊＊

扎伊尔德的妹妹蕾拉（Leila）跟她的三个孩子一起住在某个距离利瓦区不远的非法棚户区。不久前，她带孩子搬进寡母的公寓，起因是家庭问题。狭小的两房公寓对五个人来说实在不够大，但蕾拉得想办法应付自己的丈夫。

据扎伊尔德所说，这名丈夫被“'afrit”──“恶魔”附身了。这边的人常常会讲鬼怪故事，故事中的鬼会以不同形态出现。有时候看得见；扎伊尔德有个朋友看过恶魔躲在灌溉渠道里，外型清晰可见。其他鬼则是因为某些事件而出现。有一回，扎伊尔德家附近有两名年轻人因为踢球时的一次犯规而起了争执，下了场之后吵得更严重，其中一人拿小刀扎了另一个人的胸口。受害者在小货车载他去医院的途中失血而死。后来，那辆货车就被鬼缠上了，会自己发动，大灯没来由地开开关关。车主试图卖掉车子，但只要潜在的买家来到附近，邻居就忍不住把那场球赛、犯规、打斗、死人和货车着魔的故事告诉人家。车主最后去了开罗的另一个区，找到了下家。扎伊尔德不记得售价。但他确定中了邪的货车是一辆铃木汽车。

至于蕾拉的丈夫，那只恶魔就没有起源故事。她先生是建筑工班的油漆工，向来称不上勤勉或成功。他抵挡不住哈希什、曲马多止痛药和其他药物的诱惑；而这显然是他中邪的迹象之一。他还常常自言自语。另一个症状则是无法预测的暴力行为。他跟邻居打架，连家里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让他火冒三丈。

拉玛丹月向来是个容易擦枪走火的月分。这先生在去年的开斋节生病了，他九岁大的女儿拉玛（Rahma）建议他吃点东西。她的建议很合理──教长与伊玛目们常常说，感觉不舒服的人就该暂时停止斋戒。但孩子的建议显然冒犯了恶魔。父亲大发雷霆，攻击自己的女儿，于是蕾拉站到两人中间。她正面承受自己丈夫的拳头，手臂因此断了。当时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

对蕾拉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她带着孩子们搬回去跟母亲住。她手上上了石膏，无论何时上街，她都觉得别人幸灾乐祸。最后她开始相信她嫂子瓦希芭也是其中之一。

这两人素来不睦。扎伊尔德的女性亲属似乎都对他太太不友善，或许是因为他选了她，而不是长辈们属意的堂亲。她的美貌恐怕是另一个因素。扎伊尔德与瓦希芭成婚后，蕾拉鼓励这位比较年轻的女子开始围尼卡布，因为她相信瓦希芭的美貌会引来太多注意。

瓦希芭同意覆面，也从未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蕾拉和其他亲戚依旧苛刻。蕾拉受伤之后，她咬定瓦希芭下了某种邪眼来害她。两名女子一段时间就会遇到对方，通常是在孩子的学校，彼此之间只有冷淡的视线或冷言冷语。有时候她们会对别人发表评论，言谈内容接着传到第三方耳中，接着是第四方……直到流言蜚语命中目标为止。扎伊尔德常常给我看他太太传来的简讯：

昨天你没有为我站出来。我会捍卫我自己，你会对我所做的事情后悔。

瓦希芭显然对于扎伊尔德不愿支持她而感到不满。同时，蕾拉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开心。一旦双方都要求扎伊尔德的同情时，他的因应之道通常是抽身。每当两个女人不合，他就整晚待在扎马莱克，睡在我这条街上的那间车库。一旦冲突愈演愈烈，简讯里还会随机出现邻居的名字：

那个所有男人都在谈的、跟基督徒萨米（Sammy）睡在一起的妓女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跟比她高贵的人说话。

扎伊尔德试图交代简讯内容背景，但我实在追不上剧情。每一个新加入战局的人都会扯进一大堆跟原本冲突无关的东西，而这个人是基督徒、穆斯林、上埃及人或其他什么样的身分，又会带来各种复杂纠结。最后，事情在某一天的学校外来到高潮。瓦希芭的几个男性亲人陪着她，遇到了蕾拉和她的几个家人。争执变成一场短暂的扭打，有人用棍子打中了蕾拉的眼睛。经过那一切已经发生在这名女子身上的事──中邪的丈夫、怀孕、骨折──她眼睛的伤又严重到得动手术。

＊＊＊

我第一次拜访蕾拉时，她的手跟眼睛都痊愈了，而她的新生女儿也已经七个月大。跟丈夫的争执已经久远到家人在不经意间就会提起，仿佛大家都听过的老故事一般。长女拉玛几乎是我一上门就提起这事。“他想打我，但我妈妈站出来保护我，结果他打在她身上。”她说。这个女孩五官非常三维：黑眉毛、黄皮肤，讲话的时候一双大眼闪动。她和每个孩子一样，喜欢讲以自己为主角的戏剧性故事。

扎伊尔德和我去那里吃午餐，做饭的是他母亲和蕾拉。她们想必已经弄了几小时：有烤鸡、黄麻菜汤、薯条，以及用葡萄叶饭卷。扎伊尔德和我坐在客厅地板上，两名女性先为我们上菜，然后才坐下。蕾拉和这附近的穆斯林妇女一样围着尼卡布，她每吃一口，都得先把面纱拉离自己的嘴巴。整顿饭下来，两位手足不停取笑彼此。

“你想再娶个太太吗？”扎伊尔德问我。“她单身喔！”

他妹妹隔着面纱大笑，我则提到美国人只能娶一位妻子。

其实蕾拉仍然是已婚身分。在穆巴拉克的统治下，女人终于赢得提出离婚的权利；这一点与其他妇女权利都是苏珊．穆巴拉克大力提倡的结果。但法律依旧对妇女相当不利，一旦她们诉请离婚，便会失去所有的赡养费与其他财务方面的权利，何况离婚对于保守的社会来说还是个严重的耻辱。因此，蕾拉找了律师，但不是为了诉请离婚，而是试图迫使丈夫支应孩子的生活所需。这个男人已经好几个月没付过钱了。

扎伊尔德尽力帮助自己的妹妹，她现在去一间小纺织工厂工作。她和自己的哥哥一样从没上过学，但她学会认字。之所以能识字，一部分是因为在家一面听广播节目上的教士读《古兰经》，一面对经文的关系。她还报名了非法棚户区的阅读班，开班授课的则是由美国基督徒成立的NGO。

“他们有帮男人另外开课，”扎伊尔德说。“他们常对我们说手淫有多糟糕。”他说自己上课从来待不久。

在扎伊尔德所有的手足与异母兄弟姊妹中，蕾拉是跟她最亲近的人之一。有一次，她告诉我两人小时候的生活有多困苦。他们的父亲在蕾拉还不满一岁时过世，而她与扎伊尔德之间还有一个兄弟。他们的母亲被迫在这一带的农场打临时工，而扎伊尔德不仅常常照顾自己年幼的弟妹，还帮好几个札巴林人做事。蕾拉说，“他就像月亮一样！”这句成语是用来表示美丽或高雅。“扎伊尔德才八、九岁，但他就会喂我们吃饭，给我们找东西喝。等到他差不多十二岁时，他告诉我们的母亲说，‘现在起你别工作了。你付出的已经够多，轮到我来扛这个家了。’”

无论何时拜访蕾拉，我都会避免提到瓦希芭的名字。我们来吃午饭的这个时间点，两名女子达成休战，而蕾拉对于自己的嫂子只有漠不关心可言。电视在整顿饭时间都大声播着节目，转到的频道上播着以驱魔为题材的剧。剧中的场景似乎常常出现在埃及电视上，我以前跟扎伊尔德吃饭的时候也看过。今天剧里中邪的人是个穿睡衣的女子，人被绑在床上。一名男子试图压制女子的身体，同时有一位大胡子的教长念着《古兰经》中的内容。每一次教长读到一段圣言，女子便一面尖叫，一面口吐白沫。

这家人让我坐在正对电视的贵宾位，有十分钟时间我一边吃鸡扒饭，一边试着不去看穿睡衣接受驱魔的女子。那位教长驱魔的进度感觉很慢。最后我问蕾拉的儿子能不能转个台，他抓起遥控器，转到一部宝莱坞电影。其他人似乎都不在乎看什么；他们看跳舞的印度人，就跟看驱魔一样开心。

＊＊＊

阿语课上，我提到扎伊尔德关于恶魔（'afrit）和巨灵（djinn）的对话。“Djinn”是另一个表示“鬼”的常用字。有个热门谈话节目叫做“开罗与人民”（Cairo and the People），里法阿特录了一集谈中邪的节目。来宾包括一名心理学家、一名自称被好几只鬼附身的女子，以及一名来自艾资哈尔清真寺的教长──这座清真寺是全埃及最有威望的穆斯林机构。

教长解释，《古兰经》证实巨灵存在，但这部圣典把他们描述成没有形体的。遭到附身的女子不同意，她说她很了解自己身上的鬼魂，能认出其中之一是穆斯林，另一个则是基督徒。她说，那个基督徒巨灵举止比穆斯林巨灵好得多。

对埃及人来说，鬼魂跨宗教界线并不罕见。有一次，扎伊尔德的穆斯林朋友被一只基督徒巨灵附身；他很确定这只鬼的信仰，因为他看见鬼的脖子上挂了十字架项链。由于管辖权有些争议，两人耗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人愿意进行驱魔。一位科普特神父说自己不能为穆斯林祈祷，另一位穆斯林伊玛目则表示自己对基督徒鬼魂没有力量。最后，扎伊尔德找到另一位神父同意试着驱魔，不久后中邪的男子便表示自己舒坦多了。

谈话节目上，那位心理学家等其他来宾讲完话之后才发言。“为什么我们这里有巨灵，别国就没有？”他问。“这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接受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所以他们相信有巨灵。这是个暂时的安慰。”他的用词占据了当天课堂单字的核心：

错觉　وهم

幻觉　هلوسة

证明　مبرر

我们都是疯子　إحنا اللي بنخرف

驱魔　زار

驱魔师（阴性）　كودية

我未曾见过扎伊尔德的妹夫，从描述中我也无法分辨这人是有精神方面的困扰，还是药物成瘾，抑或纯粹有暴力倾向。无论如何，只要讲到恶魔，上述所有可能的解释，以及大多数的解决方法就等于无用武之地。一旦问题来自鬼魂的世界，责任就不在任何人身上，除了安排驱魔之外也别无他法。

就连日常冲突，解决方法似乎也有限。随着瓦希芭与蕾拉的争端愈来愈严重，利瓦区的一位邻居安排了一场“'adit al-sulh”──“调解会”。这在上埃及是相当常见的习俗，当我在调解会隔天看到扎伊尔德时，他看起来相当振奋。他告诉我，双方的家庭成员都有参加，花了好几个小时试图厘清问题。其中一个议题跟扎伊尔德老在冲突时扣住给太太的家用费一事有关。有个邻居给扎伊尔德一点建议。“要是你太太跟你要五毛，”他说，“你就给她一块。”

“我为什么要给她一块？”扎伊尔德问。

“因为等着给两块的人就站在你家外面。”

扎伊尔德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睿智的建议。我问他瓦希芭与蕾拉在调解会上说了什么，但这个问题让他相当诧异。“她们没去。”他说。

“为什么不去？”我问。“她们不是想解决问题吗？”

“调解会不允许女人参加，”扎伊尔德说，“仅限男性。”

“但这件事里有冲突的明明是女人。”

“对，”扎伊尔德说。“我们就是这样试着解决问题。”他解释，要是这两个女人出席，只会造成更多问题。“她们无法控制，”他说，“女人长舌，会辱骂别人。”

调解会进行时，两个女人都待在各自家里，女性友人与亲人团团围着她们。“她们鼓励她们继续斗下去。”扎伊尔德说。在他看来，这才是问题：只要女人退到一边，男人就能解决问题。无怪乎扎伊尔德不久后就带着更多简讯上门──“这不是你的房子，你这小偷……。”在我看来，都没人把重点摆在冲突最明显的根源上：有个男的对自己怀孕的妻子暴力相向，而这名承受创伤与重负的女子却缺乏帮助。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只恶魔而起，基本上谁都无法处理。

在扎伊尔德的社群里，男女之间鲜少接触──至少公开场合如此，而他们的不平等也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战术大相迳庭。这让我想起杭亭顿对全民干政国家的描述：“每一种社会力量都会透过自己最强大的资源与战术来确保达成其目标。”以男人来说，权力通常来自金钱或暴力，女人则诉诸于言语：八卦、侮辱、简讯。受过教育的女人也能利用法律或政府机构作为自保手段。不久后，扎伊尔德又开始扣住给瓦希芭的钱，明明他的邻居都给了睿智的一块钱建议了。作为反制，瓦希芭聘了律师提起三件诉讼，其中之一是不给钱养家。

这些行动迫使扎伊尔德走进一个对目不识丁的人尤其不友善的世界。一天早上，我陪他去地产税局（Real Estate Tax Authority），他得到局里提交书面文件，才能跟他妻子对于房子所有权的主张对抗。地产税局位于尼罗河吉萨一岸，在一栋老建筑物里，走廊和等候室挤满了人。多数人看起来都很贫穷，紧紧抓着官方表格等职员叫号。

扎伊尔德从二楼开始。他隔着栅栏窗口递交一些表格，穿着肮脏蓝色衬衫的职员则坐在窗口内的桌子后。职员对着那些纸张扫了一眼，说“我想喝茶。”

扎伊尔德掏出一张二十镑钞票，递了过去。职员把钱收进口袋，在表格上盖章，指示扎伊尔德去三楼的另一间办公室。三楼的职员头发抹了发胶，睡眼惺忪。他说：“星期四再来。”

“有可能办快一点吗？”扎伊尔德问。

“我也很想啊。”睡眼惺忪的男子说，于是扎伊尔德给了他一张十镑钞票。

每一个窗口的职员都有独门的委婉索贿方式。下一个窗口直接说“我需要点东西才能加快速度。”又是五镑。下一个窗口，又一张十镑。等到付钱给五、六个职员，收齐了所有必要表格之后，扎伊尔德便带着表格到大楼外，有个识字的朋友在外面等他。这位朋友填好表格，扎伊尔德再把拇指印盖在签名栏上。接着他回到大楼里，应付更多职员。

以前看到政府雇员的统计数字时，我很好奇六百万公务员一天能够做多少事。但现在我才了解，合法的工作内容不见得能创造熙熙攘攘的办公室。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挺有生产力：钱不断易手，扎伊尔德这样的人则轻快地从一个窗口到下一个窗口。就连穷得无法行贿的人也有其作用。他们成为某种靠山──这些人挤在走廊，无助盯着地板的方式，能说服比较宽裕的来人大方掏钱。于是，在那些除了时间以外什么都付不起的群众团团包围之下，扎伊尔德的钞票只好一张接着一张扔。

＊＊＊

如果在我们这条街上的车库里，扎伊尔德就睡行军床。他有一些寝具，几套衣服，还有插座能帮手机充电。有时候，他会到我们家冲澡，习惯上是晚餐时间前后顺道来我家。他跟我们一家人一起用餐的次数，足以让我女儿们称他为扎伊尔德叔叔（Amu Sayyid）。

有几个月时间他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瓦希芭表示得很清楚，只要扎伊尔德不给钱养家，他就别想来看孩子。莱丝莉和我常常对他说他必须单独见自己的妻子，不让亲戚和邻居来搅局。从我们的观点看，两造的冲突看起来不致于无法化解；都是小问题跟些微的误解累积造成的。但他们似乎无法把根本的问题独立出来。

某个国定假日，扎伊尔德邀请我陪他一起去他母亲老家的村子，在拜尼苏威夫附近。我们在开罗搭上小型巴士往南走，顺着尼罗河西岸沙漠高地上新开的路前进。半小时后，司机在加油站停靠。他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把油箱加满，同时间发动机还在怠速。

我们经过距离开罗不到两小时车程的梅杜姆金字塔（Meidum Pyramid），接着下到河谷。村子叫“华斯塔”（Wasta），就是阿拉伯语里面指“关系”的那个字。到了之后，扎伊尔德的舅舅伴着我们进到自己家，为我们上茶。我们是座上宾，坐在客室（dawar）──每一个上埃及人家里占据显著位置的待客场所。

这位舅舅的家相当气派，因为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利比亚当移工，收入颇丰。过去十多年来，上埃及男子到利比亚工作算是常态，通常是营建业的工作。但格达费垮台与后续的激烈情势让大多数埃及人返回本国。扎伊尔德有个外甥现在回到华斯塔，试着决定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他也和我们一起在客室喝茶。扎伊尔德问华斯塔在政变后有没有变化。

“警察没收了我们的枪。”外甥说，他解释说那是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我们在房子里对外面开枪，所以枪才被没收。有人检举。”

“现在枪在哪？”扎伊尔德问。

“在家里。我们拿回来了。但我们不能再开枪。现在管得很严。”

人在客室时，一条简讯跳出来显示在扎伊尔德手机荧幕上，仿佛要提醒他就算人在华斯塔，还是逃不掉自己的问题：

你得把你的两只脚盘到头顶上，跟我离婚。

扎伊尔德这一趟行程穿得很体面，是住在他收垃圾路线上的某个外国人丢掉的牛仔裤和纽扣衬衫。我已经习惯看到扎伊尔德对扎马莱克居民采取顺从的态度，有时看门人和其他邻居还会善意开他玩笑。但他在华斯塔的仪态就是个长辈。他以自在、舒服的姿势坐在客室，一屁股坐在软埝上。外甥为他上茶时，扎伊尔德稍稍点个头就接了茶。他给自己的叔父带来大城市的礼物：五锭铝箔片包装的印度制曲马多。

＊＊＊

村里人常常提到扎伊尔德的父亲。他不是这里人，但他跟当地女子结婚一事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常放声大笑，”有个老农夫告诉扎伊尔德，当时我们正在田间散步，“而且他结婚好多次！他还娶过基督徒女人。他们生了阿塔拉（Atala）。”

“阿塔拉是我哥？”扎伊尔德说。

“没错，阿塔拉是你哥。”老人说。

我们走远之后，扎伊尔德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我都不知道阿塔拉是我哥哥，”他说，“他几年前过世了。他肤色就跟这件外套一样黑。”扎伊尔德的其中一个哥哥告诉过我，就算人已中年，到现在他仍然不时在惊讶中初见某个同父异母的手足。

这个村子看来相当繁荣，有不少用利比亚外汇兴建的新农舍、鸡笼与住房。人家说穆尔西当政那一年，农地上的非法建案突然遽增过一回。扎伊尔德告诉我，他有点事情要代不久前离婚的哥哥处理，于是我们这一程的最后便在舅舅的客室跟家族中的另一个长辈见面。年轻人负责上茶，扎伊尔德则提起结婚的话题。

“我哥哥是挑担子的。”他说。

“给他从这里拉头驴子去。”长辈说。他年近六十，头上围着农场工人的头巾。

“我哥哥有一间公寓，一辆车，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我可以帮他找个老婆，”长辈说，“他年纪多大？”

扎伊尔德打电话给开罗的哥哥，接着开扩音。“你几岁了？”

“四十七岁。”

“你强壮吗？”

“我很强壮！”

“你有多少马力？”

他哥哥大笑。“六十四匹马力！”

扎伊尔德把电话挂掉，问长辈怎么想。

“是有几个可能，”这名男子说，“有一个皮肤黑的，还有一个三十五岁的。”

“你会作媒吗？”

“当然，两千就好。”

“两千？”扎伊尔德大笑着说。“骗面包跟盐啊！”这句话的意思是──“骗人全家啊！”

两人握了手，扎伊尔德说他会试着带他哥哥回来拜访。我们在日落后招了一辆小巴返回开罗。夜色中，司机逆向开上高速公路，另一辆巴士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对方的大灯照满整个挡风玻璃，我们的司机在最后一刻才勐然把车头转开。乘客纷纷跌下座位，接着大声喊出标准的习语：“al-hamdulillah”──“万赞归主”；“rabina yustor”──“愿神保佑我们”。到了加油站，这辆车的司机跟早上那辆小巴司机一样，在发动机怠速时加油。这趟行程之后不久，我决定要是我还要继续造访上埃及的话，我要自己握方向盘，于是便考了埃及驾照。愿神保佑我们。

＊＊＊

人在开罗时，我常在傍晚时带着爱丽儿和娜塔莎在家里花园玩。我们有架秋千和一点其他玩具，女孩们就在蜘蛛网大门和高耸砖墙围起来的狭小空间里跑跳。门外则是熙来攘往的艾哈迈德．赫什马提街与伊斯梅尔．穆罕默德街（Ismail Mohammed）。这个地方感觉就像绿洲：一座小岛上的一小块地，被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包围着。

一天下午，扎伊尔德过来，我们聊了半晌，女孩儿则在旁边玩。他随口问我有没有计划让她们割阴。我望着在蜘蛛网大门边挖土的爱丽儿和娜塔莎──她们才三岁。

“不考虑，”我说，“美国没有人这样做。这样违法。大家都觉得这很可怕，对女孩很不好。”

“割阴在这里也违法，但大家还是照做。”他说。

穆巴拉克当局在二○○八年禁止割阴，但这种习俗依然普遍。到了二○一五年，由埃及卫生人口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出资的一次调查估计，十五岁至四十九岁间的埃及女性有百分之九十动过这种手术，过程中会部分或完全割除外阴。反对这种习俗的人将之称为“女阴残割”，而埃及人通常是在孩子年纪在九至十二岁之间时进行手术。手术极端疼痛，有时候女孩子还会因为并发症而残废，甚至死亡。长期影响还包括囊肿、泌尿问题和生产时并发症的风险。这种作法完全没有正面效益，似乎是因为割阴会减少女性性交的乐趣，所以才让男性主导的社群对此趋之若鹜。

我问扎伊尔德，他该不会打算要她的女儿动手术。

“没错。”他说。

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不该这么做。

“我们必须这么做，”他说，“不然女人会为‘dakar’疯狂。” 这个字的意思是“男人”。他接着说，“她们会在家外头到处跑，追男人。”

后续我陪扎伊尔德再去他母亲老家的旅程中，这个话题又出现了一次。我们和他的两个外甥坐在客室，其中之一不久前结了婚。忘记是谁提到女性割阴，于是我便问起法律是否会对村民造成阻碍。

“法律没有影响。”表亲说。他表示，医院如今已经不能动这项手术。“但还是有医生愿意开刀，”他说，“换成他到你家动手术就好。”

我问，为什么民众觉得这种手术有其必要。

“水很烫。”他说。据他解释，尼罗河的水温太高，会让女人发展出强大的性冲动，手术是控制她们的必要手段。

＊＊＊

这个社会议题让里法阿特大动肝火。我们在课堂上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开始抓狂，抱怨心态传统的埃及人有多么愚蠢。他认为，迷信、性别歧视、宗教、贫穷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问题，让女孩受到的残害被遮掩得完全看不见。从这天的字汇表就能看出这些因素：

女性割阴　ختان

纯洁的　طاهر

割阴；绝育　رّهَطي

男性割包皮　طهور

经济衰颓　كساد إقتصادي

心理学家　دكتور نفساني

现代生活　الحياة العصرية

割阴原本是非洲部落习俗，后来却在包括尼罗河沿岸在内等许多地方根深蒂固。进入现代，埃及伊斯兰主义者把割阴当成信条加以提倡，或许是因为这是控制女性的另一种方法，但这《古兰经》里却找不到根据。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鲜少进行这种手术，沙特阿拉伯与其他波湾国家的保守派对此也相当反对。不过，埃及人的这种习俗并不限于穆斯林，也有大量的科普特基督徒残割自己的女儿，情况在南方尤甚。

政府对抗割阴手术的行动在受过教育的开罗居民间取得重大的成果。但在非法棚户区，民众的观点与看法依旧与家乡的人相去不远。这种现象有部分是地理形势的作用。埃及沿单一河谷发展的状况让交通相当便利，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都生活在距离开罗三小时车程之内的地方。像扎伊尔德这样的人很容易就能跟家乡保持联系──无论何时，他跟自家人出身的农村从未距离超过两小时以上的车程。开罗人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上埃及与其他乡村来的大量居民，已经把首都从城市变成巨型乡村了。

我时常想到中国的流动方式与埃及有多么不同。我住在中国的那几年里，有超过一亿五千万中国人离乡背井，相当于世界史上最庞大的农村人口移入都市现象。移工如洪水般流入都市，但他们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这些城市转变为乡村。中国的结果完全相反：这些城市把移工变成了都市人。无独有偶，中国有些情况也可以用地理形势来简单解释。中国版图大小与美国相当，早期发展聚焦于东南沿海城市。对多数移工来说，这是一段迢迢远路，他们通常一年只会返乡一次。鲜少有中国人能像扎伊尔德的模式，一日往返与亲戚见面。

到外地工作的中国人通常会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在工厂里做事，睡在宿舍里，任职的工作有明确的内容与稳定的上下阶级。工作条件也许很糟糕，很剥削人，但整个产业的环境也教会人们什么叫“制度”与“程序”。农村的时间观已经过去，工人学会看时钟生活。夜校和商业课程在工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因为教育能帮助工人晋升为管理阶级。女性同样会参与这个过程──事实上，女性移工人数一般都比男性多，因为多数的工厂比较喜欢聘女员工。久而久之，他们的想法与观念渐渐受到同事、室友与媒体所影响，而不是家乡的长辈。宗教对这段过程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识字与否则有：基本上，所有中国移工离开家乡时都已经识字，这也让他们更快吸收新观念。

这一切同样少不了强大的经济与教育根基。大规模人口移动始于三十多年前，而中国在这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期间，制造业平均占了超过百分之三十的GDP。至于埃及这个年轻人口众多的国家，明明有便宜的劳动力，有便于基础建设的地形，又有重要航道经过，但制造业在已经不高的GDP中却仍只占百分之十六。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策略是重金投注于公立教育，同时对位置能吸引外国投资的关键城市提供优惠政策，但埃及政府从未有效推行这种做法。在埃及，政府试图在塞德港等运河城市成立制造业专区，但贪腐与政府缺乏方向的程度，已经将这类建设的能量消耗殆尽。

结果，埃及产业部门停留在以能源开采与生产为基础，雇用的人力相对少了许多。外国援助掩盖了这个缺口。成果来得容易，但不会创造出体制性的变化。即便是开罗，全体劳工中也有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主要受雇于非正式部门。对于未受教育的上埃及人来说，从事地下经济的比例特别高：十荒者、管理员、送货员、营建工人。他们打黑工，生活在非法棚户区这种体制外的环境中。而且，所有的经济动向都是由男性主宰：男人离乡工作，女人则留在家乡等着结婚。迁徙在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力量，但在埃及反倒而是强化了传统的两性差距。

＊＊＊

扎伊尔德的母亲有个同卵双胞胎姊妹，至今仍住在华斯塔。每一回扎伊尔德带我去他老家，我们都会顺道去阿姨家拜访，离开之后他也总是提到阿姨看起来比他母亲老很多。因为务农，他阿姨在户外待的时间更久，上埃及的阳光晒黑了她的脸。

但身为外国人的我倒是对这两个女人依旧的共通点更印象深刻。成年后，她们迈入了不同的世界：双胞胎之一跟工人丈夫一起移居首都，另一人则留在故乡，与农夫结婚。但她们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基本上没有差异。两姐妹都没有发展自己的职涯，也没有在正式经济中工作过。她们的钱基本上全部来自男人。她们不识字，不会开车，很少离开家。她们同样虔诚。两人用风格同样保守的希贾布包住脸，穿的也都是长而厚重的罩衣，连热天也不例外。她们烧一样的菜，用餐时女人永远先服侍男人，男人永远先开动。四十年前，扎伊尔德的母亲搬到北非最大的城市，见证了首都前所未有的成长。但就连一座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巨型都市，也压不倒这座她们称为“关系”的村子带来的影响力。

Chapter 14

二○一三年八月，我搭乘埃及航空班机，从法兰克福飞往开罗。机上的空位多到空服员不愿意让人坐到靠机尾的位置。乘客经过安排，坐在机身中段与前端，以维持飞机平衡，几乎每一排都有一个人。班机上没有夫妻或小孩。我唯一一次见过另一架国际班机出现这种情况，是我在二○一一年福岛核电厂炉心熔毁后不久飞往东京的时候。那次班机上的乘客，和现在这班埃及航空班机上的乘客行为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交谈，大家吃的、喝的都不多。多数人横躺在空位上睡觉。我往走道看去，一双双的脚从各排座位的底端伸出来，仿佛班机上每一个人都累垮了。

这架埃及航空的飞机在机场宵禁后降落。无论是谁，这么晚才出现在机场的话都得先安排好接送，哈桑因此在他的车上等我。身为记者，有辆车才能让我们在晚上开出门。

第一个检查哨就在机场外。警官负责查核车子的行照和我们的证件，并要求哈桑打开后车厢。他们挥手让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开了不到半英哩，就被另一批警察拦下。第三个检查哨距离甚至更近。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紧张的神色清楚挂在警员脸上。他们多半都把武器拿在手中。

仅仅几天前的八月十四日，维安部队才在开罗扫荡了两起挺穆尔西的大型示威。自七月政变以来，就一直有警方将采取行动的谣言，而一旦他们终于行动，手段会很激烈。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后来估计在两次扫荡中有超过一千人死亡，绝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人。上一次有世界大国首都发生这等事情，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埃及大屠杀之后，政府宣布戒严，开罗也实施宵禁。全国上下有超过五十名警官与义务役警员身亡，其中许多人是死于游击队式的报复攻击。

镇压展开时，我们家正在美国渡假。莱丝莉和我决定由她陪着女孩们，我回去报导开罗发生的事件。哈桑在机场接到我之后，我们试着走平常的路线去扎马莱克，但主要道路都已封锁。各个检查哨似乎都没有人知道哪条街还有开放。宵禁是突然实施的，许多路障处都是由义务役负责。他们看起来受到惊吓，训练也不足，对于自己目前岗位以外的事情一概不知。每个检查哨都像一座岛，岛上的人行事仿佛跟外界完全没有接触。他们会检查我们的证件和后车厢，然后遣我们离开去漂流，直到我们抵达下一座制服与枪枝之岛。前一晚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某个检查哨，一群员警在惊慌下对一辆载有两名埃及记者的车开枪。一名记者身亡──是当周横死的第五名记者。

置身于让人透不过气的八月高热中，哈桑和我在东开罗缓慢移动将近一小时之后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车窗摇起来，打开空调。第二个错误是转开收音机。收音机不算非常大声，但车窗摇起来就让我们听不到街上的警员喊叫。他站的路障又没有任何灯光。等到我们看到他时，他已经举起手上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就射击姿势。

哈桑急踩煞车。现在距离三十英呎，我们才终于听到对方说话。“这是最后警告！”他大吼。

我们高举双手。哈桑大喊──“我们已经停车了，我们是记者！”──但员警看起来定格了。所有人一动也不动，过了漫长的五秒钟。接下来，这名员警以极为缓慢的速度靠近车子。他依旧拿着步枪瞄准我们。他往车里看，然后示意哈桑摇下车窗。行照、证件、后车厢。文件在三人之间传递时，这三双手全都在发抖。那名警员看起来不过十九岁。

＊＊＊

静坐的清场显然是配合拉玛丹月的时间来安排的。事情发生在开斋节结束后一周，无论进行的是什么样的计划，目标似乎都不是将伤亡减到最少。警方从未提出明确而公开的警告或期限，一旦镇压开始，他们也未能为希望和平离开的示威者设定安全的出路。他们使用压倒性的火力──作法仿佛静坐民众坐拥重武装一样。

兄弟会的战术失误之一，就是让某些武器出现在示威者手上。现场枪枝数量似乎一直不多，但绝对是有；我曾亲眼看到支持者在政变当晚发射自动步枪，其他记者也有看到枪过。我离开埃及过暑假之前，经常造访拉比亚清真寺的静坐活动，经常有穆斯林兄弟会的纠察队排好队型巡逻，戴着头盔，手持棍棒。这些纠察队没有实际上的维安价值，反而会刺激人们的视线。许多老百姓认为，这种展现力量的方式加上现场的武器，让政府无情的作法获得合理性。

有人相信挑衅是一直以来的目标。镇压前，民间报纸《埃及今日》的年轻记者艾哈迈德．拉札布（Ahmed Ragab）协助证明兄弟会在拉比亚清真寺静坐活动中的漤权行为。情况和其余多起埃及抗议活中发生的事情很像：穆尔西的支持者时不时展开私刑正义。若干民众随机遭到拘留，在“间谍”的模煳指控下受到刑求。拉札布相信，兄弟会领袖之所以容许这种行为与聚集武器，是因为他们晓得此等因素能激起政府不成比例的回应。“我个人相信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清楚即将有事情发生，”拉札布告诉我，“他们希望发生一场大屠杀。他们希望的程度跟警方不相上下。”他的话让我想起拉阿法特在六月三十日游行时的评论：“Ayz dem”──“我想见血”。对埃及政治操作的粗暴战术来说，伤亡有其价值，因为可以激起更多的支持。

双方的领导曾等于抱持被动攻击的态度。没有人真正领头，他们留给支持者足够的余地，纵容其最糟糕的本能与行为。何况躲在“派系分裂、无能为力”背后是很容易的事。屠杀前一周，美国国防部长查克．海格经常与塞西电话联系。海格后来说，他曾警告塞西必须控制情势。但塞西总是强调自己没有权力。

“他会说，‘我也很难为，毕竟出手的是警方，不是军队’，”海格告诉我，“我说，‘你得想办法处理。’这时他就会说，‘我无法控制警方。’”

大屠杀后，海格与塞西又谈了一次。根据海格的记忆，“他说他很遗憾，真的很遗憾。他说自己希望事情没有走到这一步。”

我问他，塞西还有提到些什么别的。

“他谈到他的家人，谈到他太太，”海格说。发动如此的大屠杀之后，这位将军居然还能深情谈论自己的家人。海格接着说，“他说他太太看到这一切流血冲突感到非常难过，他的家人也是。他没说家人是否怪他，但他们显然深受触动。他说他们家会为所有人祈祷。”

＊＊＊

晚上时，我会在扎马莱克散步。莱丝莉和女孩们不在，公寓感觉很空，这段时间猫咪穆尔西会在我工作的位子旁边留礼物──老鼠啊蜘蛛的。天黑之后，每当觉得睡不着，我就会走到岛的最北端，那里就像船艏般将河流一分为二。之后我会走扎马莱克西岸回家，看着河水对岸吉萨区的灯火。开罗的夜晚通常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感觉，但现在除了不时巡逻经过的员警之外，就不会有人上街。比起车声，反而更常听到阿帕契直升机飞过头顶。

白天，城里的日常依旧进行，但正常的表象其实一碰即碎。我有两回看到围尼卡布的妇女彼此拳脚相向，这种事情在大屠杀前我还没见识过，之后也再没有看过。一天下午，我看到一名怒气冲冲的计程车司机追着跟一名萨拉菲乘客要车资，追进位于东开罗的阿济兹贝拉清真寺（Aziz Bellah Mosque）附属慈善基金会的大门里。司机的口角流着血；他追在那个留胡子的男人后面大喊：“干你妈的宗教！”

这座清真寺保守出了名，地点距离大屠杀最惨烈的事发现场拉比亚清真寺不远。会众中许多萨拉菲派成员参加了静坐，数十名受伤的示威者被人带到清真寺附属的小医院治疗。一天下午，哈桑与我顺道经过，拜访这间清真寺的执行经理──六十岁的艾哈迈德．穆罕默德（Ahmed Mohammed）。

穆罕默德是退休的警察少将。民间大型清真寺的管理职通常交由有治安相关背景的人担任，不过穆罕默德说自己是因为信仰而在此服务。我进到他办公室时，他正在研读一位知名伊玛目不久前周五讲道的逐字稿。

穆罕默德说他反对罢黜穆尔西，但他也不支持开罗几个地方目前举行的反塞西示威。“正信伊斯兰信仰不是要你不服从统治者，就算他很坏很黑心，脑袋跟葡萄干一样也是，”他说，“罢黜穆巴拉克是错的，罢黜穆尔西是错的，罢黜塞西也是错的。”他说得就好像塞西是领导国家的人，但名义上他还只是个国防部长。

穆尔西的命运依旧不明朗。目前为止，当局只表示前总统关押在某个不公开的地点。穆罕默德投票给穆尔西，而这场大屠杀令他感到厌恶。“他们本来可以分成五、六天驱散，不需要杀那么多人。”他说。但他也很同情接获命令对自己同胞开枪的警察。他说，他在警界服务时还是穆巴拉克时代，而他最大的恐惧一直都是哪天得听令参与一场大屠杀。担任警察的每一天，他都祈祷自己可以不用担负这种责任。“真主应允了我的祈祷，”他说，“他让我跟屠杀保持距离。我心存善念。”他暂停下来。“但有些事情我希望真主能原谅我。我们受到压力。我们被迫这么做。我嘴里说不行，却还是做了好几次。”

我问他是什么事情至今仍需要真主的原谅，而他沉默不语。接着他抬起头来。“跟操纵选举有关。”他说。

“你做了什么？”

他凄然一笑回答：“不能说。”

＊＊＊

兄弟会的领导高层没有人在拉比亚清真寺被杀，但当局随后迅速加以逮捕。每当拨电话给以前见过的重要兄弟会成员时，我总是听到同样的电信公司录音答复：“您拨的电话是空号，请您查明后再拨，谢谢。”都是语音。我晓得的许多低阶弟兄则是悄悄熘出这个国家──只要有门路的话。住在阿拜多斯附近的弟兄穆罕默德．瓦吉赫迁往科威特，而马努的朋友塔里克则搬到卡达。

大屠杀后有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大家似乎不寻常地坦率而反省，就像阿济兹贝拉清真寺那位执行经理。但这段时间过得也很快，之后阴谋论甚至比过去更猖獗。人们夸大从拉比亚清真寺起出的武器数量，此外还有警方在兄弟会静坐现场发现无辜民众尸体的假消息。国营的《金字塔报》用头版指控美国与兄弟会密谋分裂埃及。

开罗其他地方也有零星暴力事件，其中以几起发生在距离阿拜多斯以北约两百英哩处敏亚省的事件最为严重。从许多标准来衡量，敏亚都是国内最贫穷的地方，狂热的穆尔西支持者以异常愤怒的方式回应开罗大屠杀的消息。他们烧了十多座科普特教堂，还洗劫各个政府机构与警察局。

来年春天，我前往敏亚，希望跟省长会面。他名叫萨拉赫．札亚达，就是那位在穆尔西政权江河日下时，公开表示警方不会保护任何兄弟会所，因此博得一定版面的退役警察少将。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政变后他获得省长一职为酬庸。

札亚达的办公室在一栋不列颠人盖的美丽旧大楼，面对尼罗河。哈桑和我会见他的方式就跟会见每一位领导一样：我们没有先预约，反而是跟他门外形形色色的人一起排队。士兵配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驻扎在整栋楼的每一条走廊上，因为游击队式攻击仍不时发生。没多久，一位助理带哈桑和我进省长的办公室。

札亚达热情招呼我。他是个健康、英俊的灰发男子，穿着一件黄色Ｖ领毛衣与警察公发的标准胡髭。他爽朗叫唤手下的送茶人，我的饮料端上来之后，省长便递给我一根万宝龙。他自己也点了一根。这间办公室有两尊娜芙蒂蒂（Nefertiti）的胸像做装饰，其中之一是敏亚省南方出土的知名彩色雕像的复制品。我在墙上没有看到钉子。

我问起不久前敏亚发生暴力冲突的原因，尤其是焚烧科普特教堂之举。

“都是因为欧巴马，”省长说，“以及所有那些分化全世界的美国政客。他们是唯一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穆斯林兄弟会会毁了全埃及。”他接着说，“听听欧巴马的发言人从六月三十日到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问他为什么他们要给穆斯林兄弟会撑腰。”

我说欧巴马从来没有支持过兄弟会。

“那他为什么要切断给埃及的援助？”省长说。

欧巴马政府在大屠杀之前什么都没做，大屠杀之后才暂停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措施，反正二○一三年的援助还是平常的数字──大约十五亿美元。欧巴马政府玩文字游戏，绕开了反政变的美国法条：对于埃及发生的一切，他们就是拒绝使用“政变”一词。我对省长提到这件事。

他说“这我不清楚。”十足表现“跟我无关”的态度。“接受援助的不是我本人。”他告诉我，因为卡塔尔和美国付钱给人制造麻烦的关系，抗议仍不时在省内发生。此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对我微笑，接着把手机开扩音。

“敏亚省长吗？”是男子的声音。“是这样的，我在采石场工作。现在临时工可以转成作正职吗？”

省长说他确实听说有些采石工得到全职的工作机会。他问男子姓名。

“马哈茂德．阿布杜勒．达云（Mahmoud Abdel Dayum）。”

“年底之前你就会转正，只要跟真主祈求，还有祷告，”省长说，“你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

“穆斯林。”

“对耶！”省长说：“叫‘马哈茂德’怎么会是基督徒？”

房间里每个人都笑了起来。

“愿真主保佑你，马哈茂德！”省长说：“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来找我。”

他挂掉电话，转身对我说：“你看到省长是怎么跟民众说话了吗？”

他的助理开口：“大家都有省长先生的电话。”

我们继续进行访问，这时省长换讲英语，讲得相当流利。他又点了一根万宝龙，提到自己曾经待过美国。“我去过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他说，“你们美国CIA对我很了解。”

我问他原因。

“因为我去过那里，而且上过课。”

“你在哪里上课？”

“FBI，”他说，“我住万豪酒店（Marriott），华盛顿特区的。我在那边待了三个星期。”

所以，这位前警官暨现任阴谋论家是另一位美国─埃及军事交流的受益者。我问他，他的国家如今是否已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只要美国别来插手，我们就会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他说。

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又有三个人打来，每一次他都把手机开成扩音。其中一个人想知道南开罗政府大楼的地址。另一个人想商量还个人欠款的事。“我知道你是个贼，一次就可以偷个几千镑，”省长边讲电话边开玩笑，“跟我一起参加周五祈祷！”

他挂掉电话，告诉我他们打算在省里沙漠各地兴建十六座全新的城市。自从政变以来，这类不切实际的事情就不断见报，证明埃及经济已经来到发生奇迹的边缘。我问省长有关沙漠城市的事，但他马上把话题转走。

“你听过那个笑话吗？”他说：“讲谁统治埃及的那个笑话？”

我说没，我没听过跟谁统治埃及有关的笑话。

“他们叫某个人把曾经统治埃及的人名字列出来，这人说‘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安华．沙达特．胡斯尼．穆巴拉克，接下来……。’”省长暂停下来想创造效果，深深吸了一口他的万宝路。“穆巴拉克接下来是……”他说，“喜剧时间！”

＊＊＊

莱丝莉和女儿们等到戒严解除才回到开罗。我们展开寻常的讨论，寻常的推理：只要检查哨撤掉，员警看起来不那么惶惶不安，女孩们就可以回来。

她们回来之后，莱丝莉和我买了一辆Honda房车。家庭日常恢复正常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我们拦了计程车，到东开罗一处新开的Honda大型展售中心，一位穿黑色西装的业务用坚定的握手礼招呼我们。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我把他的联络方式加进电话簿里，跟其他所有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们列在一起。试驾时，我把车开出车厂，到环状公路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开了个几英哩。等到我开回来，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正在展售中心前等我，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他说他们有严格政策规定，车辆在购买前不能离开厂区。我刚刚要开出去时，他有试着大喊叫我停车。

莱丝莉和我跟安联保险公司的专员约了时间碰面，但对方在最后一刻打来取消，因为他刚撞烂了自己的车。另一位专员接手。处理我们的申请书时，她提到自己其实已经失去为安联经手汽车保险的资格，因为她连续三年每年都发生过多起车祸。她把一本亮面纸小册子递给我们，上面写着：“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埃及购买的每十辆车就有六辆发生碰撞、车损或遭窃。”

我付了保险金。这下子我对开回家这一小时的路程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到我请哈桑开自己的车来跟我们碰面，由他领着我们穿过尖峰时刻的车流，就像拖船。我把房车停在我们家花园的一隅，就在其中一扇蜘蛛网大门后方。

＊＊＊

此时，我的阿语已经足以进行简单的访问，于是我开始自己前往上埃及。我头几次去的时候，有一回在小城马腊威停留。马腊威位于尼罗河在敏亚省内的河弯处，是个贫穷、偏远的地方，但当地却有一间好得不寻常的博物馆，因为河对岸就是阿玛纳（Amarna）的考古遗址。西元前十四世纪，当阿肯那顿法老和妻子娜芙蒂蒂统治时，阿玛纳曾短暂成为埃及首都。

拉比亚清真寺屠杀后有一段时间，敏亚省许多地方都发生暴力事件，马腊威博物馆也遭到一群暴民占领并掠夺。每一样能搬走的东西都被偷了──这是革命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文物掠夺事件。

我把车停在博物馆对街，车头对着另一辆车子的车尾。下了车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辆被火烧毁的BMW。车窗破了，轮胎也拆掉了。这感觉是个不祥的预兆，但我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停车。

马腊威有悠久的伊斯兰主义历史；暗杀沙达特总统的杀手就出身此处。但在最近的这次革命期间，马腊威称不上是危险的地方，不久前爆发暴力事件的原因简直是个谜。一群挺穆尔西的暴徒焚毁一座科普特教堂，还把政府大楼烧了。我抵达的当天，工人正在修复政府建物，但遭到破坏的博物馆仍保持劫掠后的状态。闸门坏了，正门敞开。

进入馆内，博物馆馆长艾哈迈德．阿布杜勒．萨布尔（Ahmed Abdel Sabbour）坐在一张桌子后方，桌上的玻璃桌埝原本被砸碎，现在拼了回来，用胶带黏着。他提议为我导览这所博物馆。事到如今，拜访过这一大堆被劫掠的古代墓地、烧光的兄弟会办公室、满是弹痕的大屠杀现场之后，政治暴力考古学简直成了我的副修科目。

“我们原本在这里摆了阿肯那顿其中一个女儿的雕像。”馆长在我们进入主展示厅时说道。他指指地板，有个方形跟周围的水泥颜色不太一样，就像围绕着一根空钉子的穆巴拉克肖像遗迹。地板上的其他地方则有刮痕构成的图案，从四面八方往大门口汇聚──拖行重物所留下的鬼影。“这里原本有个石棺。”馆长指着说。楼上有些老式木制展示箱被敲烂，碎片还留在地板上。“以前我们用这来放钱币，”他说，“那个箱子里的是托勒密王朝的钱币。”

馆内原本有一千零八十九件文物，如今有一千零四十三件遭窃。那四十六件是因为太重搬不动而留下来，不过现在也已经送去上锁的库房了。从逃生门的监视画面看，古代棺木就像积木一样堆在卡车后方，运输过程中恐怕已经有所损坏。馆长带我去看博物馆的厕所，让我看看马桶间的金属门是怎么给人扯下来的。连这种现代人工制品也有价值，因为掠夺者可以把它们卖给收破烂的人。

馆长用笔记本列出遗失的物件，找回来的就用绿色笔做标记。笔记本里的绿色线条比我想像中还多。我在二○一四年五月，也就是同一年稍晚回访当地，馆长表示他们已经找回一千零四十三件失窃文物中的八百一十三件。

他解释道，窃贼会把遭窃物件的数量当成谈判筹码。许多人在这起暴力事件后遭到逮捕，有时候氏族里的人会以归还文物来交换某个人的自由。这部分的过程很缓慢，但馆长希望最终能找回几乎所有的文物。他们目前找回来的文物中，有将近五十件已经毁损。政府计划修复这些文物，并重建博物馆。

攻击事件当天，馆长因为被东西丢到头而进了医院。“不是石头就是酒瓶，我不确定。”他说。他认为自己很幸运；博物馆售票员可是被枪打死了。这名售票员三十有五，有两个小小孩，他已经在馆内工作十五年了。事后，政府一方面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一方面希望支持他的家人，于是提议把卖票工作交给他的寡妻。但她要求在不同的政府部会工作，也得到首肯。往事历历在目；在自己丈夫身亡的地方工作，是这名未亡人所不能承受的。

＊＊＊

跟馆长见过面后，我回到马路对面那辆烧掉的BMW那里。这辆车停在一处蓬市前──这是一种在埃及相当常见的市集。我研究这辆车的时候，有五、六个卖衣服的和警卫从蓬市走出来。其中一人说，这辆BMW是市场主人之子的车，被汽油弹烧掉了。这人说，多数的示威者都很平和，但有少数的麻烦分子。我问他是哪些人捣乱。

“他们是别村来的。”

“哪个村子？”

“没人知道。离这很远的地方吧。他们不是马腊威人。”

“他们为什么攻击这里？”

“因为有人付钱让他们这么做。”

其他人七嘴八舌：卡塔尔人跟美国人要负责，因为他们付钱给贫穷的埃及人发动抗议和暴动。

当我造访上埃及其他地方的暴乱遗址时，我也常常听到类似的解释。这种说法本身就像弃置在乱局中的另一件文物──外国人干的。外国间谍付钱叫他们这样干。不是当地人；怎么会是当地人；当地人何必干这种事？

围在我身边的人渐渐超过了二十人。下一个路口就有一间警察局，我还在想会不会有人告诉警察镇上有个奇怪的外国人，在打听最近的暴力事件。但这些人就跟多数的埃及人一样健谈又友善，他们丢出一个个的问题：那辆车是你的吗？你开多久到这里？你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就在这一刻，人群后有个人说：“蓬市里有个中国人！”

他不知道我以前跟中国有点关系。他只是以为我是外国人，我们又在聊外国间谍，自然会对蓬市里的中国人有兴趣。我问他这个中国人在马腊威做什么。

“他在这里工作！”

“你能带我去见他吗？”

十几个人带我走进蓬市。大多数的摊子堆满便宜的衣服，一切都在金属支柱撑着的厚重布篷顶的遮荫之下。这种有遮蔽的篷架很适合一个从不下雨的地方。到了迷宫般走道的底端，人们纷纷站了开来。

他们停在一处衣服摊，桌上和大型金属架上展示着色彩鲜艳的商品。有丝质睡衣、蕾丝内裤和红色胸罩；豹纹小内裤和亮粉红色的丁字裤在架子上一字排开。在这一切灿烂华丽的包围下独自坐在摊位上的，是个个头非常小的中国男子。

“你好，”我说，“你是什么地方来的？”

＊＊＊

他名叫叶达（音译），来自青田。青田是座小城，位于中国东南的浙江省，距离温州市不远，我住在中国时去过许多次。青田人以到海外发展闻名，尤其是到欧洲，开餐厅、商店、美发沙龙、小工厂──只要是创业都行。

叶达跟太太经营这个摊子，他太太此时正好在两人租的公寓休息。他说自己有亲戚在埃及的其他地方，有个堂亲在往上游的下一个城市──敏亚。我问他亲戚在敏亚做什么。

“他卖一样东西，”叶达说，“女人内衣。”

“他怎么会开始这一行？”

“因为有其他青田人在开罗卖啊。”

他说，接连几个上游城市都有中国人专卖女性内衣，艾斯尤特（Asyut）、索哈杰、拿戈玛第、亚斯文都有。我问他我能不能拜访其他的经销商，他耸耸肩。“去找我亲戚，”他说，“你去到敏亚，就跟出租车师傅说带你去‘ma la’。”

“Ma la”是他念的蓬市（m'arad）近似音。他不太会讲阿语，而且是攻击事件不久后才搬到马腊威的。关于自己摊子对街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只听说有几个人死了，此外几乎一无所知。

＊＊＊

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也答应之后会再回来。等到我进车子里的时候，蓬市的埃及人还是围在旁边。他们很开心我有见到叶先生，还告诉我过河的路怎么走。下一次我造访马腊威时我待得更久，第三次的时候还过了一晚。

有鉴于不久前的动荡，加上一切跟外国间谍有关的谣言，认为马腊威人有戒心似乎是很合理的想法。一个美国人孤身一人开着一辆新车出现，用阿语打听伊斯兰主义暴民的事，等到跟一位来自青田的商人见面之后居然讲起中文──怀疑这个美国人似乎也很合理。不过，看起来完全没有人做此反应。马腊威人总是热情招呼我，警察也完全懒得找我说话。

说起来，埃及人的阴谋论似乎在敌人保持距离时最能发挥功效。这就像巨灵和恶魔：阴谋论是无能为力的表征，也让人能撇清责任。“不是当地人；怎么会是当地人；当地人何必干这种事？”即便是外国人，只要他出现在熟悉的环境中，他就不再是陌生人了。埃及人天性坦率而友善，马腊威人或许觉得要是把阴谋论套在这个站在他们面前、讲着他们语言的真人身上，会让人家不开心。“他不是间谍；他怎么会是间谍；间谍何必干这种事？”每一回造访，我都停在烧掉的BMW后面，大家也都开开心心，陪着我回去找叶先生和他太太。没人对这两位中国人有一丁点提防。真要说的话，蓬市的人似乎很照顾这对出现在他们河弯的异国小夫妻。

＊＊＊

死人是每一位驾驶在离开马腊威的路上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与叶达初次见面之后，我开车过桥到尼罗河东岸，一条高架道路横跨了绵延的田野。我开过一条往南走的小路，这条路通往阿玛纳的考古遗址。北边有一处大型的现代坟场，傍着尼罗河谷的干燥缓坡而建。数以百计的圆顶浮现在小小的坟墓建物上。在下午斜射的阳光下，圆顶显得相当美丽──一座由圆影构成的宁静城。

我顺着公路穿过一处陡峭的峡谷，接着景色大开，进入辽阔的北非高地。在空荡荡的道路上开了几十英哩之后，我来到一处收费站。警察挥手叫我开上东沙漠公路（Eastern Desert Highway）。

我往北走。这里是一片彻底的荒漠，连荆棘与矮草也受不了这样的干旱。这条公路是双向三线道，但车流量实在太少，根本没人想立广告看板。每隔一百多英哩就会有一间加油站现形；商店跟餐厅甚至更少。在这片无人地带的几个地点，政府在路旁插了一连串的金属标语牌。上面的阿语内容以每小时七十五英哩的速度闪过：

爱国的埃及

历史的埃及

未来的埃及

永远的埃及

Chapter 15

前往上埃及的路上最难走的一段，就是离开开罗的这一段。从扎马莱克出发的话，我会开车到岛的底端，经过尼罗河宫殿大桥，接着沿尼罗河往南开。车子经过解放广场，经过不列颠殖民者创建的老城区花园城（Garden City），再经过福斯塔特（Fustat）──一千多年前，阿拉伯入侵者创建了这座都城，后来才发展成开罗。这段距离只有三英哩半；运气不好的时候，却得开一个小时。

每当车流动弹不得，我便开始观察四周的车辆。埃及人喜欢在自己的后车窗上贴白色的字母贴纸来发言，而且通常都是一样的话：“masha'allah”──“如真主所愿”；“la ilaha ill'alla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不过，上面的讯息有时是为了与真主无涉、车流毫无动静的时刻所精心构思的。“Mafeesh Faida”──“没有用”，“Ana T'aben”──“我累了”，令人难忘的讯息都通常是用英文写的：“真女人才主动”、“爱的故事──耶稣”、“生命若像一分钟，就要过得像个人”。一辆韩国起亚（Kia Cerato）写的是：“劳累不泪”，一辆珍宝牌（Jumbo）巴士写着：“官司──友谊的目的地”，一辆日产Sunny则是：“警察是我的工作，犯罪是我的游戏”。

来到城南，我会经过托拉监狱的高墙──这是伊斯兰主义者、异议分子和前国会议员的家，到了这里之后，东沙漠公路也就不远了。我会在收费站付两块钱的过路费，这是在埃及花得最划算的一笔钱。路的东边是棕红色的低矮山丘，贫瘠的坡面寸草不生。公路沿着比较低的山侧走，不久后河谷朦胧的绿便消失在西方。我会听里法阿特念我们课堂字汇表的录音，一面开车，一面学阿语。他高亢的声音清楚而坚定，让我想起我留在后头的一切：

不用麻烦了　بالش تتعب نفسك

不要再问我　ماتسألنيش تاني

我不需要你的服务　مش محتاج خدماتك

公路开辟在沙漠台地的高处，路面完美无瑕，而且几乎没有其他车子。这里从不下雨；视线好到不能再好。多亏政府补助，汽油价格比瓶装水还便宜。在某几个路段，我可能开了五十英哩都看不到任何植物。

匝道出口跟树木一样少。有些出口通往敏亚或索哈杰等省会，引领我去跟政府官员见面，至于其他支线则带我到考古遗址去。有些岔路让我置身于那些中国女性内衣商人开店的地方。每一个出口背后的故事都不尽然相同，但每一个出口的布局永远都是一样的。往西拐弯之后，会有一条延续十多英哩的联络道，接着河谷的绿仿佛海市蜃楼，在挡风玻璃上现形。出口是港，公路是河。对现代旅人来说，这条路就是该国的新轴线。

逃离　يهرب من

逃脱　هروب

危机　أزمة

感觉孤单　اإلحساس بالوحدة

以时速七十五英哩前进，在车里用喇叭听单字吹冷气，实在让人很难想像昔日的沙漠之旅。一八六八年，名叫爱德华．亨利．帕默（Edward Henry Palmer）的英格兰人在日记中写着：“星期一──走六小时，看到两只金龟子和一只乌鸦。”安妮．奎贝尔（Annie Quibell）在一九二五年写道：“一段时间过后，压迫着人的就不是高热，不是强光，不是沙尘暴，甚至不是孤独，而是死气沉沉与极强的风。”对过去的旅人来说，这是一片无情的景致，但他们常常发现沙漠中的孤寂能澄净内心。罗伯特．寇松（Robert Curzon）在一八三三年写道：“在这些炙热平原的寂静与孤独中，有种宏大、崇高的存在。”一世纪后，罗宾．费登（Robin Fedden）把沙漠景象比拟成“雪下的澄净”，他写说：“你会有一种看着如此鲜明的地方，鲜明到此前绝对没看过的印象。是你凭借你的‘看’创造了这些地方；它们因你而存在。”二十世纪出发掘阿拜多斯与其他遗址的亚瑟．韦格尔则写出：“沙漠是世界呼吸的空间，有了沙漠，人才能真正在世上呼吸、生活。”

如此的反应并不限于外国人。基督教在三世纪晚期横扫埃及之后，出现了许多年轻埃及富人离开自己在尼罗河谷舒适的家，前往沙漠追寻祈祷、反思、独身生活的例子。根据传统说法，底比斯的保罗（Paul of Thebes）成了基督教的第一位隐士，而沙漠的安东尼（Anthony of the Desert）则是第一位修士；这两人无须走得太远，便能在这处狭窄的河谷找到一处苍凉。他们所在之处的相对易达性使得访客不时到访，来人则转而将这两位圣者的消息传达给基督教世界其余各地。埃及的沙漠──世界呼吸的空间──启发了基督教的修道传统。

＊＊＊

西元前一三四六年前后，法老阿肯那顿在上埃及兴建新的首都，位置在尼罗河东岸高处未曾有人居住的沙漠陆棚上。埃及的大城市向来位于河谷，就连国王兴建死后的祭殿和纪念建筑物时，也偏好沙漠中一些已经因为先祖陵墓而超凡入圣的地点。但这位年轻的国王想要一片不受历史或仪式所染指的风景。他在这个位置立碑：“看啊，是一位法老（生命！繁荣！健康！）在此地尚未属于任何男神或女神，尚未属于任何男性或女性统治者，尚未属于任何人在此活动之前便创建了这里。”

当时，埃及人的信仰在缺乏核心宗教文本的情况下──没有《古兰经》，没有《圣经》，没有《塔纳赫》（Tanakh）──居然将近千年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埃及学家托比．威尔金森（Toby Wilkinson）写道：“这很能说明尼罗河谷生活不变的节奏，河流本身以年为单位的秩序主导了这种韵律，导致信仰体系在如此长时间中依然稳固。”在一片如此简单而绵延的景象中，核心信仰根本没有必要形诸文字。尼罗河就是圣典。

但阿肯那顿想要一个在沙漠中的家，想要一部核心的经典。他的长诗人称〈阿顿神颂〉（Hymn to the Aten），歌颂太阳神拉（Ra）的太阳光球型态──阿顿。从各个方面来看，诗中的文字都是革命性的，是以一种比传统埃及文本更雄浑的语言形式写就，内容还赞颂自然界：

大地展现其工；

牲口满意其秣，

林木花草繁盛，

鸟儿高飞归巢。

〈阿顿神颂〉在想像力与概念上跟《诗篇》（Psalm）第一百零四篇有若干相似之处，有些学者提出理论，认为诗篇的以色列人作者们可能有受到阿肯那顿诗作的影响。最教人惊讶的是，这首颂歌只独尊阿顿。有史以来首度有人往一神信仰跨出了脚步：

唯一神，祢旁无别神；

祢随意创造大地。

国王把新家称为阿克赫特阿顿（Akhetaten）──“阿顿升起之处”。不出几年，这里就成了估计三万人的家园。道路、宫殿、神庙与政府建筑以惊人的步调兴建。建物规模相当庞大：光是仪式地点之一的大阿顿神庙（Great Aten Temple），便长达半英哩。为王室生产工艺品的众多作坊聚集成加工城镇。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在一八九○年代发掘后世考古学家称为阿玛纳的这个地方，他写道：“处理这个遗址的工作简直是排山倒海，想像你正要开始探索化为废墟的布莱顿（Brighton），这个地方的大小就跟那整座城一样。”

阿肯那顿写的那首颂歌，以及其他由他所写、描述此地边界的文本，都未能提到一个关键细节：这里没有饮用水。作物无法在此生长。传统供应链从未提供这个地方过。埃及学家贝瑞．肯普写得好：“身为绝对统治者的风险，就是无人胆敢告诉你：你刚颁布的命令不是个好点子。”

＊＊＊

有一回开车去阿玛纳时，我把车停在阿顿神庙附近，贝瑞．肯普不久前才在神庙发现阿肯那顿雕像的破片。他的团队正在发掘神庙正面的部分，他把雕像破片从沙土中穿出来的部分做了定位。这块破片长度稍微比一英呎短些，但他把破片拿给我时，感觉却比我预料中来得重──是花岗岩。破片来自国王的小腿，而雕像膝盖的位置曾经受到重击，力量足以让石块完全破裂。“这并非意外受损。”肯普说。

肯普的年纪七十有五，自一九七七年便开始在阿玛纳活动。打从一开始，他便深受“沙漠中的城市”的概念所吸引。世人对于阿肯那顿其人的着迷有段悠久的历史，埃及学家传统上也把焦点摆在王室成员与其他菁英上。但肯普就读利物浦大学时正值考古学领域的转变期，对于研究、追寻日常生活有全新的关注。阿玛纳正是这种尝试的完美地点。这座城市有人居住的时间至多十二年，后来阿肯那顿在西元前一三三六年前后过世，城市也在不久后完全弃置。没有人延续这位国王的作法，而原因就跟没有人先于他在此一样：这里没有水。

肯普开始发掘这个遗址时，身分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跟大多数的考古学家一样，把假期与进修假都花在考古发掘坑了。最后他从学校退休，为的是更常在遗址工作──肯普制定了阿玛纳发掘计划，也得到私人赞助者的挹注。数十年来他一丝不苟，发掘这座城市的各个地区，期待找到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以便能回答更大的问题。这座都城的布局如何？原本的规划如何？关于古埃及，这些街道、家户和公共建筑物道出了什么？

肯普人很高，讲话轻声细语，长长的灰发落在颈间。他蓄着白色的大胡子，有助于抵挡阿玛纳的阳光。大半个冬季与春季，他都住在遗址南缘的发掘屋，屋内没有非必要的物品。他挖掘城内各处所耗费的时间，比阿肯那顿兴建这座城的时间多了三倍。

即便渡过这么长的时光，肯普几乎每一个考古季都会因为一些发现而惊奇不已。不久前，他判定阿顿神庙曾经在阿肯那顿治世的第十二年时完全摧毁后再重建。这就是发生在那尊断腿国王雕像上的事──工人八成是把雕像敲烂，用破片作为新建物地基的骨料──或称填料。关于如何描绘自己的形象，阿肯那顿经常改变心意，而他显然断定这件雕像和整间神庙都不再符合自己的愿景。

“这是很漂亮的收边，”肯普一面说，一面比画这尊破碎雕像的线条，“从我们的观点看，他们的做法很奇怪。雕像不需要了，他们就把它还原成骨料。”他把手中的石块翻个面。“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没有想法。”

＊＊＊

古埃及人鲜少表明心迹。他们从未明讲自己为何要按照金字塔的形状兴建，也不清楚说明那些大型建物象征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他们如何将两吨重的石块搬到超过四百英呎的高处。我们可以追寻从“须纳”到阶梯式金字塔，再到大金字塔的建筑发展，却当时的文献却没有描述这个过程。就连基本的社会传统也一直是个谜。陵墓中的绘画提供了关于丧葬习俗的丰富细节，但我们却没有关于婚礼的相应史料。埃及史有三千年的时间完全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曾经举行任何婚礼过。

古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留下许多关于当时政治与社会事件的评述。“古埃及没有这种事，”肯普表示，“你得做大量的推测。而且你得从更晚的时代里挑出类似的事物来做推测。很难说清楚像阿肯那顿这样的人得到多少支持。他完全不受欢迎吗？还是说他其实深受爱戴，是军人把所有能显示支持的痕迹都抹去了？”

由于文献不多，挖掘出来的也就难免是想像。一九○五年，埃及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将阿肯那顿描述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个人”，因为这位国王以夺目的方式站出来反对既定的过去。二十世纪一路下来，世人以各种方式呈现这位古代君主，像是基督徒的原型、热爱和平的环保主义者、公开且自豪的同性恋，以及极权独裁者。纳粹与非洲中心主义运动以同等的热情拥抱他的意象。纳粹将阿顿与亚利安人的太阳崇拜传统相连，甚至深信阿肯那顿有部分的亚利安血统。另一方面，黑人思想家则歌颂这位国王为“黑肯那顿”（Blackhenaten），作为非洲人力量与才华的象征符号。托马斯．曼（Thomas Mann）、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芙烈达．卡萝（Frida Kahlo）与菲利普．葛拉斯（Philip Glass）全都把阿肯那顿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一九三○年代，齐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阿玛纳的发掘兴致勃勃，甚至写道：“假如我是大富翁，我就赞助让发掘工作继续进行。”他和卡尔．荣格（Carl Jung）争辩阿肯那顿是否苦于对母亲过度的爱时，更是激动到一度昏厥。（佛洛依德的诊断是：阿肯那顿有俄狄浦斯情结，时间比俄狄浦斯早了将近一千年。）

埃及学家多米尼加联邦．蒙特塞拉特（Dominic Montserrat）写了本谈阿肯那顿的书，副标题是“史实、幻想与古代埃及”。他在书中提到这位国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而非一个人”。不过关于这号人物，还是有足够的证据提供更踏实的观点。阿肯那顿是第十八王朝的一员。第十八王朝崛起自与希克索人（Hyksos）的权力冲突中，来自东地中海地区的这群人在我们所知的第二中间期控制了尼罗河三角洲。为了驱逐希克索人，重建帝国，第十八王朝的祖先不得不采用来自敌人的关键创新──包括马拉的战车与复合弓。

这起权力争夺也驱使埃及人将军队专业化。始于西元前十六世纪中叶的第十八王朝成为第一个拥有常备军的王朝，而他们的帝国也不断扩张，直至今日的苏丹与叙利亚。纵使帝国还在扩张，国王们依旧着力强化家庭的范围。他们拒绝让女儿与氏族以外的人成亲，借此巩固财富与权力。国王经常娶自己的女儿，兄弟也会与姐妹成婚。不时会有某个王室世系一连几代都没有分岔。第十八王朝第二任统治者阿蒙霍特一世（Amenhotep I）娶了亲姐妹，而他们两人有一样的父母，一样的祖父母与一样的曾祖父母──接连三代都是亲兄弟姐妹成婚。难怪阿蒙霍特一世和他的姐妹王后死后无嗣──这或许对埃及的福祉也比较有利。

尽管在基因上有如此难处，这个王朝的人仍然是政治好手，出了好几位胸怀大志的人物。其中一位奋斗者就是阿肯那顿的祖父──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图特摩斯四世不在王位继承人选中，也就是说，他可能是靠杀了兄长夺权的。关于埃及史上许多关键时刻，我们都缺乏同世代的外部评论，这一回也是──我们有的只是图特摩斯关于自己崛起的说法。他宣称当自己在吉萨高原打猎时，中途决定到半已埋没的人面狮身下阴影处打个盹──当时，人面狮身像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位王子睡觉时，赫鲁埃姆阿克特神（Horemakhet）拜访他的梦，宣布：“我要将王权授予你。”神明指示王子将人面狮身像躯干处的沙子清掉。等到清完之后，等到王子成为国王之后，他便把这个梦的故事刻在石板上，置于人面狮身像的两爪之间。

＊＊＊

国王的后人也运用了这种精明的政治策略──透过古老的过去，将改变、中断甚或激进的举动加以正当化。他的儿子阿蒙霍特三世（Amenhotep III）统治着一段前所未有的蓬勃时代，兴建的纪念建筑物也比此前任何一位法老都多。他派遣官员研究吉萨高原上的古王国陵墓与神庙，从而将古代的形式与传统化入新的建筑与仪式中。阿顿就是其中一项返祖的作为；太阳光球在几个世纪前有着比当时更重要的地位。阿蒙霍特三世展开提升阿顿神地位的行动，在他的指示下，宫廷艺术风格开始往我们认为更写实的方向发展。

阿肯那顿治世时，这些改变化为一场全面爆发的浪潮──一场由上而下的革命。其他的神祇先是遭到忽略，而后受到挞伐。迁都阿玛纳数年后，阿肯那顿派工人队伍到全国各地，凿毁神庙中阿蒙神（Amun）的图像与名讳。阿蒙向来是底比斯（Thebes，位于今日的卢克索）的主神，因此阿肯那顿迁都的决定或许是打破当权祭司阶层专权的方式。

国王一再更动自己在雕像与肖像中出现的样貌。他的五官常常以诡异的方式夸大：巨大的下颌、突出的嘴唇，以及拉长得超乎现实的双眼。他的形象与妻子娜芙蒂蒂以不寻常的亲密与自然的姿势同时出现；甚至有个场景是国王与王后准备上床一起睡觉。肖像中的他们常常抚摸、亲吻两人的六个女儿。娜芙蒂蒂获命辅政，并且出现在此前仅限男性国王的场景中，像是审视犯人，或是击打遭捆绑的俘虏。〈阿顿神颂〉的最后几行就是献给她的：

国王最尊之妻，他的爱人，

上下埃及的女主人，

阿顿之美至美．娜芙蒂蒂，

活力年轻永在永远。

在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统治下，埃及的信仰是种激进的精简：更少的神，更少的仪式。廷臣派人在城市后方的峭壁上开凿自己的陵墓，里面不再出现奥塞里斯，也不再描绘传统的死后世界。阿肯那顿兴建没有屋顶的神庙，让太阳崇拜更为直接。仪式过程想必酷热难耐。亚述国王写了一封生气的信给阿肯那顿：“凭什么非得让我的使者一直待在室外的阳光下，死在阳光下？”

但对阿肯那顿来说，迁往沙漠是复归到更纯洁的昔日。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拜尔（Christian Bayer）告诉我：“他试图尽可能复古。当然他也想成就一些全新的事物。他用传统发动革命。”

阿肯那顿这场革命借古塑今的作法也透露出了未来。他提醒了我们，基要派从来不会贴近基础──他总是保持一段距离，回头凝视无法触及的事物。贝瑞．肯普写道：“在敬神的历史上有一道广泛的潮流，朝更为简朴的神圣观前进，而阿肯那顿似乎就是个早期的例子。”就像当代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在伊朗、阿富汗与埃及的革命总是展望某种遥远、纯净的昔日能复归。

阿肯那顿兴建这座属于他的新城市，以及创造自己的新仪式时所最先采用的政治手法，至今仍为人所用。阿玛纳的陵墓出现国王阅兵的场景，预示了沙达特等人在十月六日出席的仪式。画面中，阿肯那顿的卫队非常显眼，他们的姿势也化为永恒：躬身向前，目光警醒，武器在手。另一项创新则是宫殿阳台的场景，统治者俯瞰下方流露崇拜之情的子民，就像俯瞰英雄广场（Heldenplatz）的希特勒。阿肯那顿的新都里，廷臣们在花园里兴建圣祠，摆了这对王室佳偶的图片──将来的某一天，穆巴拉特的肖像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挂在官员的办公室里。肯普写道，“阿肯那顿的王权在无意间以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每一位现代领袖热衷于派头、展现领袖魅力的模样。”

我们不晓得当这一切进行时，埃及百姓普遍的想法是什么。阿肯那顿在自己治世的第十七年突然死亡。当时这座城市仍在兴建当中；王陵也尚未完工。他选择与自己一起下葬的传家宝是个有千年历史的石碗，上面刻着兴建人面狮身像的法老之名。

＊＊＊

阿肯那顿的革命几乎在一瞬之间瓦解。他过世两年后，坐上王位的是他的独子──当时还不满十岁的图坦卡门。图坦卡门的母亲并非娜芙蒂蒂，而他显然对新宗教理念也没那么投入。他颁布诏书，批判他父亲造成的局面：“国土危亡；众神已抛弃了这块土地。”不久后，埃及人便把他们的城市弃于沙漠中。

治世不到十年，图坦卡门也意外身亡。他娶了同父异母的姊妹，两人仅有的两个孩子也都是死产──近亲交配终究结束了这家人的统治。经过另一位国王的短暂统治后，军队统帅霍朗赫布自行称法老──这恐怕是历史上的第一起军事政变。霍朗赫布宣布进行一场“复兴”，但这场复兴为的却是遗忘，而非铭记。国王着手拆除阿玛纳的王室建筑物与神庙，他的继承者则加快破坏的脚步。他们派遣工人到阿玛纳摧毁每一尊找得到的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雕像。阿肯那顿的棺木遭人捣毁；王族的名字被人从铭文上抹去。继承霍朗赫布的第十九王朝统治者们，在提到阿肯那顿时都很隐讳，只用“罪人”与“叛徒”来称呼他。不过他们漏掉了阿拜多斯塞提一世神庙中，知名君主世系表上的法老与其继承人。这场记录抹煞（damnatio memoriae）行动之成功，让阿肯那顿从历史上消失了三十一个世纪。

但当异国考古学家在十九世纪中叶重新发现他的名号时，世人便对“叛逆国王”的概念着了迷。在一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人都想把阿肯那顿据为己有。自觉受边缘化的群体尤其吸引受他吸引，而他们也运用了这位国王“据过去为己用”的策略。要是有人希望环保理念、同志权利、纳粹思想、种族平等或其他议题得到更多人的接纳，就会利用阿肯那顿破除传统的形象，证明上述理念根源于古代。他们的证据通常都很薄弱；许多学者仅凭少少几幅阿肯那顿跟男性继承人牵手的图像，便猜测他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如今的埃及学家多半认为，另一号人物其实是以另一个名字出现的娜芙蒂蒂。）

这位国王的吸引力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存在能够遗留至今的事实：纵使继位者行动目标如此明确，仍不足以摧毁有关他的记忆。有时候，破坏的举动反而成就了某种形式的保存。拉美西斯大帝拆除的阿玛纳神庙与宫殿比谁都多，他还用拆下来的石砖──今人称为三手砖（talatat）来盖自己的神庙。许多阿玛纳的三手砖都有漂亮的铭刻，拉美西斯把它们摆在建物地基的深处，当作把这个异端国王的杰作掩埋的方法。但经过数千年时光，拉美西斯大帝自己的神庙也慢慢被人拆毁，直到只剩地基为止。

埃及学家雷蒙．约翰逊主持芝加哥大学位于卢克索的研究中心。他说：“这是个‘循环利用’的循环。拉美西斯以为自己把东西掩藏起来，如今却曝了光，真是讽刺已极。有什么方法能比把东西压在神庙的地基藏得更隐密？结果我们现在对阿肯那顿神庙的认识比拉美西斯神庙还要多。我们接过来的是个谜团，因为没有任何阿肯那顿的纪念建筑物仍然屹立可供参考。我们拥有的都是碎块。”

这些碎块散布在尼罗河上上下下，三手砖被人用于各种兴建工程当中。后来近代考古与蒐藏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扩散。原本在神庙墙上相邻的三手砖，如今恐怕位于地球两端不同的藏品中。各机构将馆藏电子化之后，约翰逊用了大量时间上网寻找吻合的配对。有一次我到他在卢克索的办公室拜访前，他才刚从哥本哈根与纽约市的博物馆馆藏中找到两块相邻的砖。

“它们相距四千英哩远，但我意识到它们是接在一起的。”约翰逊说。一旦将两块砖的数码影像并排，就会显现出令人惊讶的一幕：陪同阿肯那顿进行仪式的人不是娜芙蒂蒂，而是奇亚（Kiya）──他的另一位妻子，很可能是图坦卡门的母亲。

约翰逊受过专业艺术教育，对阿玛纳风格有深深的情感。他相信，虽然阿肯那顿性格专断，但此人必然“创造力奔放”。创造力则是这个时期总能引人注意的另一个原因：包括知名的娜芙蒂蒂石灰岩胸像在内，许多当时的文物都美丽惊人。写实的场景描绘出王族情绪与表情的变化；随着年纪渐长，娜芙蒂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美人已然降临”──还会出现皱纹。根据约翰逊分析，这种“有时挺伤人的诚实”是种超克“永恒”与“循环”时间观的方法。“这种全神贯注于当下而非永恒的做法，是阿玛纳艺术的标志之一，”他写道，“几乎就像埃及时间观的两个面向──神的永恒与自然界和人间无尽循环的现在──汇聚起来了。”

虽然阿肯那顿的信仰在他死后迅速遭人摈弃，但艺术却似乎始终无法抑制。阿玛纳风格影响了后续的几个时期，拉美西斯大帝实的宫廷艺术亦然。我还注意到，像雷蒙．约翰逊等关注艺术表现手法的学者对阿肯那顿的看法，通常会比，贝瑞．肯普等研究阿玛纳城物质痕迹的学者来得温和。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策展人玛莎．希尔（Marsha Hill），不时也有将反阿肯那顿行动期间遭人摧毁的雕像碎块拼凑回来的经验。她告诉我，当她处理这些碎块时，对阿肯那顿的感受是正面的。“每个人多少都会喜欢革命分子，”她说，“有人提出真正良好、强有力的点子，让人觉得事情似乎会变好。我不觉得他是想搞破坏。当然，事情没有成功。通常都不会成功。蒸气会在地底下累积到爆炸，接着你得把东西重新拼回去。”

＊＊＊

有天大清早在阿玛纳，贝瑞．肯普带我前往知名的娜芙蒂蒂胸像于一九一二年出土的地点，发现者是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哈特（Ludwig Borchardt）。我们从切穿遗址的现代道路出发，接着往东走。地面上满是陶器破片，多数都带有人称“阿玛纳蓝”的美丽浅蓝色。矮砖墙呈矩形排列，不难描绘出过去房舍的形状。

“地板通常都不在了，”肯普指着一间废墟房子说，“把东西埋在地板下是当时常见的习俗，整座城的地板都给人挖起来了。”他认为，这是许多阿玛纳人最后采取的行动──全城的人在放弃这座城市之前，把自家地板都挖遍了。

我们走到另一堵呈直角的墙边。“这是间大房子，”肯普说，“我们不知道主人的名字。这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掘出来的房子。房子在那边，坐落在范围很大的围墙中。”

我们跨过残余的墙──风吹沙中一条低矮的线。肯普继续走到另一落断垣残壁。“这是一座泥砖塔。比较近的这一半有座花园，里面有个小庙，或者说神龛。这是对王族的崇拜，是种忠诚的表征。泥砖塔跟小庙之间有个方形的坑，是低洼庭园，原本应该有水。”在阿玛纳，人人都会挖井，但肯普相信地下水想必跟今天一样带有盐分──只能浇灌植物，顶多用于洗涤。饮用水得从河边运来，而河流距离我们走过的地方超过半英哩远。城里其他地方距离尼罗河甚至更远。

如今，柴油帮浦和电力灌溉系统让农民得以在沙漠陆棚上种植作物，阿玛纳的周边都有住人。埃及“阿拉伯之春”期间，阿玛纳并未遭逢严重的劫掠，但农民却大幅侵入遗址范围。肯普指出一处非法拓垦地，精明的农民在上面盖了一座迷你清真寺，知道当局不愿意拆除宗教建筑物。敏亚省古文物部门主管穆罕默德．卡拉夫（Mohammed Khallaf）对我说，阿玛纳周边的村民依法仅有三百亩的地可以种植作物，但他们透过不久前的侵占土地之举，将面积扩大两倍。由于革命为警方带来许多额外压力，因此他也无力采取任何措施。

村民称呼这处考古挖掘地点时，就跟阿拜多斯人用的是同一个词：“al-Madfuna”──“陪葬”。两个地点相隔将近两百英哩，但想起来还真是天生一对。阿玛纳位于尼罗河东岸，阿拜多斯位于西岸。两地都有一种天然剧场的感觉，峭壁耸立于仿佛舞台的遗址后方。每天早上，太阳从干燥的阿玛纳山后方升起，每天下午太阳则在阿拜多斯寸草不生的峭壁后落下。一处遗址是墓地，另一处则是城市。它们还暗含其他成对的概念：死与生、永恒与瞬间、静与动。阿拜多斯是永恒的──纵使来到今日，来到第一位国王入土的五千多年后，当地人依然将死者埋葬于此。但阿玛纳城只活了一刹那。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曾经在此工作的不列颠考古学家诺曼．德．加里．戴维斯（Norman de Garis Davies），将阿玛纳称为“历史行进途中暂时扎的营”。

肯普在沙上停步。“娜芙蒂蒂的头像就是在这里找到的。”他说。四周的砖墙高度仍然及腰，不难看出这座建筑物的格局──据信是雕刻师制作这尊胸像的家庭作坊。“这是原本的入口，”肯普说，“你会发现有几阶非常浅的台阶，转进门廊，接着就是客厅。”

他带我走遍这座建筑物，一一指出细节。这一刻，令人摒息的娜芙蒂蒂胸像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我发现自己想像的反而是三十三个世纪之前日复一日生活在这里的人。“这里有一件家具，”肯普说，“是张石桌。那些则是上楼的阶梯。这是厕所。波尔哈特在此找到的几乎是一间完好的厕所。这是砂岩接水盘，上面有个小排水孔。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接水盘已经破了。他把东西留在原处，结果村民把它打破了。一九七七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至于旁边的便器则是在波尔哈特的时代之前就已经被毁。”

＊＊＊

阿玛纳城有一条跟尼罗河平行的主要道路。这条王家道路连接各个宫殿与神庙，平常是供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的双轮战车车队行进之用。但除了这一条路之外，城里的街道布局却完全没有逻辑。没有任何座标网格与象限，特定产业也没有专门区域。

“阿玛纳仿佛跟都市计划完全对立，”肯普写道，“在我们看来，就像是要刻意绕过一个建构整个完整社会的完美机会。”他把这里称为“都市村”，而他的发掘成果显示街坊邻里以有机的方式发展，小房子通常会聚集在某些重要官员或工匠的住宅与作坊周边。他写道：“这种模煳座标格式的规划也会出现在现代世界，例如在政府控制力弱的地方所发展的非正式聚落。”

有一年，名叫比尔．艾瑞克森（Bill Erickson）的现代都市计划学教授加入了肯普的考古团队。艾瑞克森在伦敦的西敏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研究世界各地的非正式都市发展，他注意到阿玛纳和今天的贫民区或非法棚户区都是按照同一种模式形成。“观察现代贫民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并非无序，”他告诉我，“人家又不笨。他们会做出理性抉择，只不过是以最小的规模做决定。他们有非常迫切的需求。他们不去担心能不能挖下水道，或者公车能不能走，或者警车开不开得进来。这些都是非常在地化的决策。他们想的是：‘我得挨着我的堂表亲或姑姨婶。’”

他相信，阿玛纳的民众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心态。阿玛纳存在着王室道路与宫殿之城，也存在着老百姓之城，两者之间鲜少有接触。“我不认为这座城有设计来让人得到自己是公民的感觉，”艾瑞克森说，“你盖这条大路，给自己驾战车，这跟希特勒试图在柏林做的一模一样。”

肯普数度带我穿梭遗址间，有一回他提到古希腊人打造聚落的方式与此完全不同。“希腊人非常热衷于几何都市规划与公共建筑，”他说，“希腊城市的核心是广场，是谈政治和进行买卖的地方。你细看阿玛纳，却很难指出有任何类似的地方。城里没有兴建市场。明明有个完美的机会可以盖，在城中心的大小阿顿神庙之间。这两座神庙为公共空间创造了天然的界线。但这块地却没有用来当成政治中心，或是供任何公共建筑所用。这里不是聚会点。”

我问，希腊城市的布局要传达什么样的重要讯息。

“身为公民很重要，”他说，“参与都市生活很重要。”

“你认为埃及的情况为何如此不同？”

他说埃及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非正式城市规划是古代世界普遍的潮流，而且至今在许多地方仍是主流。“你要面对的问题是：希腊文化为何如此不同？”肯普说。“我们继承了它的这种不同。希腊文化由何而来？希腊人渐渐发展出政治哲学。他们会去思索理想的社会所应有的样貌。他们将之形诸于抽象的文字。他们有能力把自己本身从过生活的方式抽离开来，并想像其他的可能性。埃及人和其他古代文化的人没有这样的发展。你在古埃及找不到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旗鼓相当的文献。因为有修昔底德，你现在才能读到那些东西，而且几乎为了分析之冷澈而颤栗。他去写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人发动战争，而他是为了造福后代子孙而写。他意识到伯罗奔尼萨战争的重要性──他了解人就是会发动战争。这是了不起的见识，他明明人也在现世中参战。这是不同的思想高度。”

＊＊＊

娜芙蒂蒂彩色胸像在旧制度之下被人从埃及运走──当时，每逢考古季结束，受外国资金赞助的考古学家便会跟埃及政府分掉发现的文物。一九二四年，胸像首度公开展示，地点是柏林的新博物馆（Neues Museum），结果立即轰动世界。埃及人的后悔就跟这件文物的名气传播得一样快速。政府官员要求归还娜芙蒂蒂。此后将近一世纪时间，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提出一样的要求。如今，所有在埃及发掘到的文物都必须留在该国。

新博物馆同样展示了从同一个阿玛纳雕刻作坊中发现的石灰岩阿肯那顿胸像。阿肯那顿胸像已经在古代那场抹灭国王记忆的行动中化为碎片，但德国人还是能将之拼回去，只是脸部大部分的碎块已永久毁容。没有人晓得娜芙蒂蒂胸像何以能以如此完好的状态保存下来。

法律上，埃及人没有立场要求文物归还。让渡协议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法而制定，所有文件都经过妥善处理。但道德方面则有待商榷。同意移交娜芙蒂蒂的那位埃及政府官员是个法国人──当年，该国真正的大权多半落在外国人手中。许多埃及人认为，这尊王后胸像象征了帝国主义下所失落的所有遗产与文化，这也不难理解。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博物馆多数的文物都撤走了。这些文物先是进了银行保险库，后来转移到地下碉堡。随着战事愈演愈烈，文物进一步送到远离纳粹首都的地方。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胸像各奔东西：国王去了德东，王后则下到德西一处盐矿的深处。新博物馆因盟军空袭而一再毁损。一九四三年，博物馆中央楼梯的壁画付之一炬；一九四五年，博物馆的整个艺廊遭到摧毁。大到运不走的文物则堆沙包盖起来，但有几个例子显示这是不适当的做法。有一扇铭刻精致的阿玛纳石门就此消失──上面的字肯定被沙子磨掉了。德语有个词专门说明这种事：“Kriegsverlust”──“战损”。

战后，这对埃及王室佳偶被铁幕分开。娜芙蒂蒂留在西德，阿肯那顿则进了苏联的手中。一九五○年代晚期，这件文物回到东德，但新博物馆仍然是堆炸掉的废墟，时间持续超过四十年。两德统一后，博物馆建筑才终于修复，而且修复工程刻意保留了建筑物各处损毁的痕迹。大门口的石灰岩石柱不仅焦黑，上面还有弹孔。走进展厅，许多壁画都有破裂、污损，甚至完全被火烧毁。

馆长芙莉德莉克．翟弗里（Friederike Seyfried）博士带我参观时说：“这个建筑本身就是考古文物。”上了二楼，我们在阿肯那顿前停步。翟弗里表示，这件文物的损坏分了几个阶段。胸像上原本有金属饰件，她认为是在雕刻作坊废弃时就被人橇掉了。后来在古代那场记录抹煞行动中，工人或军人回到作坊，故意砸碎了胸像。三千多年后，当文物在战时德国各地流转时，嘴唇与嘴部掉了下来，就此消失──又是个小小的战损。现在，胸像已经补上了嘴唇，坐落在一处小穹顶下，而这座穹顶下半部的壁画也毁损了。

“建筑物的损坏所透露的故事，跟发生在某些文物上的破坏非常相似，”翟弗里说，“我们不能假装没事。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民众在此得到相当正确的概念，也就是历史仍在继续，而且历史会造成文物的改变。他们了解这些伤害有可能在世界各地，在任何时刻发生。”她接着说：“这座展厅曾经毁坏过，柏林到处都有毁坏过的建筑物。你也知道战争后会发生什么──掠夺接着开始。阿玛纳遭人放弃之后，肯定发生了一样的事情。历史会重演。”

＊＊＊

娜芙蒂蒂的彩色胸像摆在一处大穹顶下，高耸的顶上开了一盏天窗。王后单独在此；这处空间里没有其他文物。通往穹顶的其中一个入口有一句退了色的铭文：

普罗米修斯为凡人创造艺术

穹顶下的地板一度是黄色、红色与白色的马赛克地面，只是多数的原材料已经不见了。四周的墙面都染了色。颜色鲜艳而神秘：粉红色、不均匀的深绿色。天花板与墙壁各处共装有二十二盏高科技聚光灯，以精准的角度打在王后身上。漂亮的鼻子，完美的双唇。吹弹可破的下巴。双眼附近刻了细微的皱纹。优雅的长颈有着精微的韧带线条，它们的阴影在灯光下显得柔和。

穹顶内禁止摄影。无论游人是德国人或外国人，是男是女，是少是老，他们的举止都相似得近乎于仪式。人们第一眼看到文物时无一不静默。有些人会靠近围着胸像的玻璃，但多数人恭恭敬敬，保持七、八英呎的距离。他们动也不动地站着，面对王后。她的表情透着一丝笑意，但几乎每一个接触到她视线的人都很严肃。他们不会交谈，也没有动作。等到十几个人这样站在一起，就成了敬拜的信众。

Chapter 16

塞西没有在政变刚过时说出任何关于追求总统大位的话。我在开罗认识的多数人都相信他不会参选。他们都说塞西太聪明：只要他藏身幕后，权力就能更多，问责则会更少。

这位将军对总统一职的看法一开始是无意间释放出来的。二○一三年十二月，距离政变发生将近半年，有人把塞西与埃及记者亚西尔．利泽克（Yasser Rizk）对谈的录音档贴上网。利泽克专跑军事线，这个政权也信任他。两人谈话时提到了“梦”这个主题。

“我是那种一直会作预知梦的人，”塞西说，“我看过很多梦境成真。”

利泽克请他举个例。

“这不能传出去。”塞西说。

“访谈里不会提到，”利泽克说，“唯有出于神意，我才会使用。”

接着塞西讲了个故事。多年前，他梦见自己拿着一把剑，上面刻了古兰经文中的“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而在另一个梦中，他戴了一只上面有颗绿色星星的欧米茄腕表。腕表和星星，宝剑和字句，这必然有象征上的重要性，但塞西没有细说。他继续说：“在第三个梦里，不知谁对我说，‘我们会赋予你我们此前从未予人之物。’”

塞西重复了这个句子：“我们”会赋予你此前我们从未予人之物。“接下来的另一个梦中，我跟沙达特坐在一起，跟他谈话，”他说，“他告诉我，‘我以前就知道我会成为共和国的总统。’而我回，‘我知道我将来会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这份录音档显然是在没有知会利泽克的情况下泄漏的。有一系列与塞西和其他军事要人谈论关键议题的录音与影像档，这是其中之一。人们认为是塞西泄漏的，而塞西的首相易卜拉欣．马赫莱卜（Ibrahim Mahlab）则否认录音的可信度，但多数分析家认为档案是真的。没有人知道这要怎么假造。

许多泄漏的档案起先都是由一家在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电视频道披露的，目的显然是打算削弱塞西。但这段谈梦境的对话却起了反效果。这下子民众更加公开讨论将军成为总统一事，而且大家似乎对于他的神秘好运不怎么在意。毕竟，这不是埃及史上第一次出现法统有问题，却得到一场梦所支持的领袖。

＊＊＊

穆尔西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后正好满四个月又一天时，他被安排在开罗警察学院（Cairo Police Academy）已经改装为法庭的演讲厅中再度现身。我确保自己早早抵达。所有想要旁观前总统受审的记者或律师，都必须持有来自开罗上诉法院（Cairo Court of Appeals）盖有关防的通行证，还得通过四个武装检查哨与三道金属探测门。任何人都不许携带相机、录音机或手机。记者不能找翻译陪同。每一位出席的人都必须爬半英哩的陡峭小山，才能抵达警察学院，通往学院的道路皆禁止车辆进入。我跟在一群律师身后开始爬。这群身材伟岸的人穿着黑袍，低着头缓慢而吃力地前进，就像一排胖得飞不起来的乌鸦。

队伍最后那为穿着袍子的律师相当肥胖，气喘吁吁。我向他自我介绍，他说自己的名字是扎伊尔德．哈米德（Said Hamid），属于穆尔西的辩护团队。穆尔西被控几项罪名，包括谋杀，而今天的案件则跟二○一二年十二月时发生在总统府周边的冲突有关。哈米德说这些指控是捏造的。我问他是否有与他的委托人会面过。

“没有，”他说，“我们无法与他会谈。”

“你之前有跟他见过面吗？”

“上次我看到他还是在电视上，”他说，“政变之前。”他用了一个在多数圈子里都成为禁忌的词──政变（inqalab）──来表达立场。

开罗警察学院位于东方相当远的郊区，坐落在从尼罗河谷往沙漠上坡方向几乎顶点的位置。过了这一带，就只有七十五英哩的沙子与碎石，接着就是苏伊士运河。任何政治审判都有受到恐怖攻击的风险，警察学院就是因为远，所以雀屏中选。

二○一一年夏天起，穆巴拉克便因为从贪腐到煽动暴力等各种罪名而受审，而自从他受审开始，警察学院的其中一间讲厅便改装作为法庭之用。穆巴拉克被判终身徒刑，但他的律师提出上诉，因此审理还在进行。若干迹象显示当局终究会释放他，目前也很少听闻民众把怒火再度指向穆巴拉克。但当下他仍然受到拘留，于是两名前总统将会在沙漠边缘的同一栋建筑物中交替受审。

哈米德停下来休息。我们正经过警察学院高耸的水泥墙，顶上有金属尖刺与铁丝网。我问他是不是兄弟会成员。

“完全不是，”他说，“其实我是纳瑟派的。”

我表示惊讶，结果他笑了。“不是人人都了解‘纳瑟派’是什么意思，”他说，“现在人家说塞西就像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这叫说谎；塞西跟纳瑟根本不像。看看纳瑟成就的一切：他盖了亚斯文水坝，他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他盖了很多工厂。塞西做过什么？他唯一做的就是杀害埃及人。”

我问哈米德算不算虔诚。

“不算很虔诚，”他说，“我有几天祈祷，有几天不会。”他说他出于原则而支持穆尔西，因为这位总统是遭到非法手段罢黜的。

到了门口，律师与记者有各自的检查哨，于是哈米德与我握手分别。我在一堵高耸砖墙附近排队等候，墙上有人用喷漆喷了口号，字句就跟开罗绝大多数的政治涂鸦一样，带有一种不会过时的特质；没有哪种意见在经历这一切革命的循环之后，还能看起来全然新颖或全然过时。这些口号是何时喷上去的？也许去年，也许今晨，也许从此刻起的一年之后：

穆巴拉克会回来

穆巴拉克无罪

我爱你，穆巴拉克！

＊＊＊

审判时间安排在九点，但穆尔西晚了一个半小时才现身。埃及作风──“我们能约晚一点点吗？”据说，迟到跟衣服有关──为了尊严，前总统拒绝穿上传统埃及囚犯穿的白衣。法庭官员最后允许他穿黑西装，不打领带出席。

他现身那一瞬间，整间演讲厅都炸了锅。穆尔西的律师团有一群人站起来，高唱穆尔西竞选期间常见的那种足球风加油歌：“穆尔西西西西西西西！穆尔西，穆尔西！穆尔西西西西西西西西！穆尔西，穆尔西！”埃及记者也跳起脚来，用他们自己的助威口号来压过律师们：“E'adem, e'adem !”──“死刑，死刑！”

我坐在靠近讲厅前方的位子，身边的人全都跳了起来；为了能看到前总统，我站到自己的椅子上。穆尔西依旧蓄胡，而且看起来没有瘦到。他昂着头，就像去年七月他在电视上最后一次现身的姿态。等到喧哗声渐息，他才大喊：“这个共和国的总统是我！这个共和国的总统是我！这是场军事政变！”接着又爆出一阵喧哗，安全人员才终于要求厅内所有人坐下。

这间讲厅看起来没费多少功夫改装。房间呈长型，空间很大，木地板陡峭地斜下去到低矮的讲台处。这地方感觉就像倒过来的剧场──这里的观众高高在上。大家全坐在附有写字桌面的粗糙凳子上，活像老旧校舍中的学生。我们往下看法官与其他法庭官员，他们则坐在一张长桌前。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堵高度超过二十英呎的木头铺面墙。这个空间空荡荡的：没有标志，没有文字，没有国徽。厅内连一面埃及国旗都没有。仅有的字句以小字刻在法官桌上：“司法为治理之根本。”

自沙达特遭到暗杀以来，埃及最重要的几场审判都在这栋建筑物中进行，结果室内却没有任何跟国家有关的象征，这似乎相当不寻常。不过，反正权力的工具都这么明显，那些抽象的东西或许也不必要了。讲厅左边设置了一对沉重的黑色金属笼，用来关押被告。其中一个笼子里是穆尔西；某个兄弟会领袖则占据了另一个笼子，他也是今天受审。整个法庭里站了好几打的警卫。至于后头，年轻的义务役警员趴在桌上睡着了。无论噪音有多大声，他们似乎都睡得着。

口号跟叫嚣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在场的外国记者不多；有几个单位的人不得其门而入。被告家人同样不得出席。埃及媒体中完全没有人打算假装中立；绝大多数的记者站起来高喊：“死刑！”

法官是名叫艾哈迈德．萨布里．尤谢夫（Ahmed Sabry Youssef）的中年男子，他不停要求维持秩序。他手上没有议事槌，而是用手掌拍着桌子，活像运气不好的代课老师。最后他宣布休庭，穆尔西等人则在戒护下出了笼子，进入旁间。观众当中有位女记者跟穆尔西法律团队的一名男子发生口角。这名女子相当年轻，围着颜色鲜艳的希贾布；她把一只鞋子脱下来，对着律师挥舞，这在埃及是种侮辱。这位律师也抓着自己的一只鞋子依样画葫芦。两人面对面，手舞着鞋，其他人则加入战局，彼此推搡、扇耳光。警察最后介入，把双方分开。

＊＊＊

休庭期间，我身旁有两位埃及记者聊起他们上一回看到有前总统关在笼子里的光景。

“穆巴拉克上法庭的时候我也在场，”其中一位记者说，“他举止才不会这样。”

“穆巴拉克很礼貌。”他的同事说。

“完全没有这种叫嚣，喊的不会是总统。”前一位记者以非难的口气说。他为两间民营报纸《家园报》（Al-Watan）和《埃及今日》供稿。我问他是否认为塞西将竞选总统。“我希望他出来选，”他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塞西。”

我身后是位年轻中国记者，他坐着揉自己的腿。其中一场混战中，有人把他一把推倒在座位上。他任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国营频道。我们讲中文，他说自己对此情此景不可置信。“这简直一团乱，”他说，“你怎么分清楚谁是谁？在中国，检察官、被告、律师都会有个牌子。”这里没有人试着把不同派别的人分开，这也是大家不停打架的原因之一。

刚过中午，起诉过程终于重新展开，但马上被穆尔西打断。“给我一支麦克风！”他大喊。“我要麦克风，这样才能对你们讲话！这不是法庭，我对诸位并无不敬，但这不是能审判共和国总统的法庭！审判总统，这叫军事政变！我是国家的代表！”演讲厅再度炸了锅，法官用自己的手掌在桌面上徒劳拍打着。中国记者往我靠过来说：“在中国，这种事情不会公开进行，会秘密审判。”

＊＊＊

隔天我联络穆尔西律师团的扎伊尔德．哈米德，他说当局告诉他们此后就可以跟他们的委托人会面了。穆尔西被关在靠近亚历山卓的阿拉伯堡监狱（Borg al-Arab Prison）。自政变以来，前总统的下落首度公诸于世。

哈米德说，在法庭上混乱的那天，律师终于在其中一次休息时获准与委托人交谈。我问穆尔西看起来如何，结果哈米德用难为情的口气表示自己错过了那次简短的会面。经过了这几个月时间，经历了这一切执法方的刁难，当局终于准许会面，但这时哈米德人恰恰不在场。他那时正好离场，吃了个三明治。

＊＊＊

二○一四年一月，距离埃及安排好为新宪法举行公投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周时，塞西才首度放出明确信号，表示他有可能竞选总统。他说：“假如我参选，就必然是出于人民的要求，并且获得我麾下军队授权同意。”他要求国民现身投票所，支持这部宪法。“别让我在世人面前丢脸。”他说。

自从政变以来，法学教授等人组成的团队便如火如荼制定新宪法。这部宪法以一句直述句开场──“埃及是尼罗河献给埃及人的礼物，也是埃及人献给全人类的礼物”──接下来（经过翻译后）又是另外的一千三百字。宗教与历史人物按照以下的顺序出现：阿拉、摩西、贞女玛利亚、耶稣、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阿札里亚的里法阿（Refaa the Azharian）、艾哈迈德．阿拉比（Ahmed Orabi）、穆斯塔法．卡梅尔（Mostafa Kamel）、穆罕默德．法利德（Mohammad Farid）、萨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oul）、穆斯塔法．那哈斯（Mostafa al-Nahhas）、塔拉阿特．哈布（Talaat Harb）、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以及安华．沙达特。雄辩农人现身了。尼罗河在头六句话里氾漤了三次。这段话不光是宪法的序言，更是这个文明本身的序言：

自历史伊始，人类意识浮现并闪耀于我们伟大先祖的心中，他们凝聚至纯之心，在尼罗河岸成立第一个大国，规范并组织埃及人的生活。

穆尔西时代的宪法已遭宣告废止，但两份文件之间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穆尔西统治时，宪法序言同样提到“永恒的尼罗河”，以下将近写了九百字。文中间接提到阿肯那顿，指出制定出这部宪法的跟“开创一神信仰之道与认知到造物者”的是同一个文明。这种说法如今看来有点傲慢──文中有这么长的历史，结果六个月就无效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用民主宪法──也就是美国宪法──只有五十二字的序言，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历史。

不过，埃及宪法说起来也是前仆后继。过去一世纪内，埃及一共有九或十部宪法，端视你如何认定。自革命开始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举办了三场宪法公投。宪法序言一部比一部长，提及历史的情况也愈来愈明显。最新的这一部明确提到历史的作用：

我们深信能以过去为启发，激励现在，前进未来。

不过，一项史事倒是刻意删掉了。新版本与穆尔西的宪法不同之处，在于完全没有提到“解放广场”等字眼。如今，这场政治运动已改称为“一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三十日革命”，从最早的“阿拉伯之春”示威延续到反穆尔西政权的抗议。

就实际条文来说，后政变时代的宪法似乎有所改进，尤其更明确提到妇女权利。但这份文件仍然让军队得以不受公民监督，而且容许政府以多种方式镇压异议人士。穆尔西宪法的前言有一句话昭然若揭地消失了：

我国武装力量共同构成一个爱国、专业而中立的全国性组织，并不干预政治事务。

我完全没有遇见有谁反对这部宪法的。扎伊尔德投赞成票，里法阿特也是；两人都告诉我，国家若要向前，就必须同意。马努就跟其他我认识的不支持新政权的人一样，直接不去投票所。以全国来看，出门投票的选民有百分之九十七点七支持新宪法。选举没有舞弊的迹象，自从“阿拉伯之春”伊始以来，埃及每一次投票与公投都是这样。

事到如今，反复进行这些民主程序只是让它们变得更没意义。自从二○一二年春天首度展开自由的总统选举以来，当时最受瞩目的八位候选人现在有三人进了监狱，一人流亡海外，还有一个已经过世。超过七千人曾获选进入国会，如今这每一个人都丢了位子。埃及史上唯一经公正选举产生的总统，眼下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却是关在笼子里。自三年前爆发的革命以来，埃及已七度举行全国大选，每一次选举都没有暴力与舞弊发生，但这个国家至今无论各个层级都没有一位由民选产生的官员。

＊＊＊

在那些日子里，马努偶尔会谈到出国的事。这种话题逐渐在有门路出国的年轻人之间成为常态。埃及上流家庭多半有出国留学的传统，双护照在这个阶级的人之间并不少见。随着革命情势恶化，经济日益下滑，其中就有些人离开了这个国家。

但对马努来说，这没那么容易。他并非出身富裕，受过的是二流公立大学的教育。他有护照，但从孩提时一次短期到国外游玩之后就没有再出过国，而欧洲国家多半不会给有可能逾期停留或成为难民的申请人发给签证。总之，马努不确定自己能否出得了开罗机场。他父亲死前一度提起那场警方罗织的指控。他说完全没有办法预先得知指控是否还登记在案。“你去机场就知道了。”他说。

所以马努不做规划。他依旧为《卫报》工作，也依旧住在市区。纵使友人常常告诫他要更小心才是，尤其当前政治气氛有变，但他仍尽可能以开罗所能接受的程度继续他的同志生活。在闹区的酒吧中，马努有时会跟年纪较长，而且在没有跟警方、邻居或攻击同志的人出过大问题的情况下活下来的开罗同志聊天。但这些人通常都极端保密；他们绝不会在尼罗河宫殿大桥或拉美西斯广场等猎艳场所游荡，也从未参与政治活动或新闻业。而且，就算低调如斯，还是有些遭人羞辱或进监狱的故事。

警方不时发动对同志流连地点的扫荡行动。一晚，当员警冲进拉美西斯广场时，马努正和另一位年轻人闲聊。他们抓住马努和他的伴，但马努来了一场完美演出。他把自己的政府公发记者证亮出来，对警察大喊他正在工作；他宣称自己正在采访这名年轻人。他推敲之后，认为愤怒是最有效的回应，而他也晓得警员可能会被媒体部的文件唬住。于是他挥舞证件，表现得好像他很生气；但他愈演，那股怒气感觉愈真实。警察有什么权力因为他跟另一个男人讲话而逮捕他？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警察把他放了。他还大声坚持要他们把另一个人也放了──这很大胆，但成功了。

不过，问题决不限于警察。马努最糟糕的一些经历来自他带回家的人。我在开罗认识他的那段时间，他就被人偷过三台电脑和三支手机，另外还有室友的一台电脑和手机──全都发生在他公寓。犯人有时候是跟他睡在一起的人；他一醒来，发现只有自己，财物则不翼而飞。其他窃贼则是他请来的客人。有一次他在同志挑对象的地点遇见一名年轻人，这人才刚经历过扫荡后的长时间拘留。马努让这位年轻人到自己公寓冲澡，稍事休息；他还给对方衣服，把拘留后的脏衣服换掉。后来年轻人从他家摸走一台电脑、一支手机，消失了。不消说，马努对这些窃贼的反应方式从来都不是找警察。

他说，想预测每一个个人会有什么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同志生活太常牵涉到一层层的欺骗与否认。“跟你好上的同志可能是警察，是小偷，或是个会揍你的人。”他说。“这些都有可能。”他认为最糟的问题来自于常常到那些地点找伴的直男，但就算是同志也有可能被自我厌恶给压倒。“每当他们化身成贼，或是在上床后恨起你来，这都跟罪恶感有关，”他说，“他们觉得我是只蟑螂（shoshar）。我很弱，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且我很恶心。我必须受到惩罚。”

我常担心马努──我总有感觉，有一天我会接到他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坏消息。我时不时会忍不住给他建议：不要找直男。但我也意识到个中的荒唐，既然在这个国家无论谁都不能公然作为同志，谁也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是个直男。何况马努已经决定当他自己；危险当前，他没有任何幻想。建议他不要找直男，就跟建议他“在埃及不要既是年轻人又是同志”的意思差不多。

＊＊＊

时间来到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广场示威的第三周年，已经很少出现示威者公开集会的情况。政变后，过渡政府立法规定抗议人士必须在任何抗议活动前三天登记，大家也都晓得这个政权会驳回所有集会游行申请。尽管如此，示威者仍宣布会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前往与扎马莱克仅一河之隔的穆罕德辛区（Mohandiseen），到穆斯塔法．马哈穆德清真寺（Mostafa Mahmoud Mosque）门前集会纪念解放广场示威。

我独自前往示威活动地点。一点时，几百人聚集在清真寺前方的小草坪。前几年革命期间，游行队伍通常都从此处出发，一直走到解放广场，但今天军方已经在附近的街口驻扎了十多名武装人员。军官携械坐在APC的炮塔上，街上也站了好几排警员。

现场有两群示威者。挺穆尔西派高喊“推翻军事统治！”与“人民要推翻这个政权！”。五十码外，自由派示威团体“四月六日”（April 6）与革命社会主义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s）的成员开始唱起反军队和兄弟会的口号。其他人静静站在外围，我上前与其中两人攀谈。两人都二十多岁，住在附近；他们说自己既不支持兄弟会，也不支持示威团体，但他们也不喜欢军人专政。正当我们交谈时，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断了我们。

事后，政府媒体报导若干兄弟会支持者有骚扰军人的举动，还有一家报纸宣称是抗议人士先开枪。但群众聚集才十分钟，我也没在人群间看到任何武器。枪声有如潮水而来；先是霰弹枪，接着是发射催泪瓦斯罐的低沉撞击声。民众开始尖叫，跟我讲话的两个人高喊：“快跑！”

保安部队似乎对着我们的头上开枪。我跟多数的群众一起跑，从草坪往南跑，瞬间我感到右脚一阵刺痛，跟着便跌倒在地。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身处混乱的群众中，我八成笨手笨脚踩在水沟盖或什么东西上。我站起来继续跑，等到我认为已经远离乱局时，就慢下来用走的。但接着我就听到霰弹扫过我头顶一棵树的树叶间，于是我重新开始跑。

我在第一条街转弯。有个示威者独自踉跄走着，头上被霰弹打到的地方流着血。我问他还好吗，结果他挥手示意我走：“继续跑！”这边是住宅区，有些当地人站在大楼门口看着。我找了个人，问我能不能进去待一下。

“磙出这里！”他说：“你们这些兄弟会的人为什么要来这里惹麻烦？”

我告诉他，我是外国记者，而且脚受伤了，但他用力把我推开。“磙！”

附近的其他人一脸尴尬──埃及人通常不会这样对待受伤的陌生人。但我一拐一拐走开时，也没人说些什么。现在我肯定脚是断了；肾上腺素效果过去了，每一步都带来剧痛。走过这个街口之后，有两位居民从院子围墙后看着我，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打开大门，让我进去。

院子属于一位银行家，他的邻居则是退役的军事工程师。银行家拉了张椅子给我，给我一杯水，接着我们三个人就做在院子中等待。警笛四处响起；警方巡逻路旁巷弄，逮捕窜逃的示威者。这两人英语都很流利，而且工程师还在德州的沃思堡（Fort Worth）待过一段时间。银行家说他今天原本排好要动心脏手术。“但医生认为示威活动会出乱子，民众一旦受伤就得到医院来，”他说，“所以他们把我的手术排到下周。”

我们的对话不时因为连发的枪响而中断。跟这些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一起坐在院子里小口喝水，警察则在墙外追捕示威者，感觉实在很诡异。住在这一带的人多半都是中间或中上阶层的人；这个行政区的名字“穆罕德辛”，意思就是“工程师”。不过，暴力事件发生在上流住宅区，其实是埃及革命时的普遍特色。几年下来，冲突最严重的地点都位于相对富裕的人所住的地方：解放广场附近闹区，总统府周边市郊，以及包括拉比亚在内的纳斯尔市社区。

抗议活动鲜少在非法棚户区举行。虽然非法棚户区居民有大把的理由可以抱怨政府，但由于当地没有公园、纪念建筑或其他公共场所，政治动员的人找不到集合地点。革命初期，穷人与工人阶级常常为了参与游行与集会而朝较富裕的城区移动。但日子一久，他们几乎都待在家里。地理因素是革命之所以倒向菁英的一个原因──多数事件都发生在很难动员穷人的地点。

比尔．艾瑞克森对古代阿玛纳的评价也能套用在今日的开罗：这座城市的布局不是为了让民众觉得自己是公民。对于这座现代首都的多数居民来说，市内环境缺乏规划，也没有市民例行活动可使用的施力点。即便像穆罕德辛等比较好的行政区，游行与示威活动仍然常常在清真寺周遭举行。“四月六日”这类世俗团体将抗议活动安排在穆斯塔法．马哈穆德清真寺前的做法似乎很奇怪，但这纯粹因为清真寺是该地区能见度最高的机构。同样的情况在革命初期和穆巴拉克时代都是常态。没有市民例行活动，没有市民空间，留给民众的就只有清真寺所提供的一切：通常仅限男性参与的周五讲道与祈祷厅。开罗政局的伊斯兰化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糟糕的都市规划所造成的。

＊＊＊

保安部队花了一小时才完成穆罕德辛街道清场，而银行家与军事工程师整段时间都与我同坐。两人都不支持塞西；连军事工程师都认为军队不应涉入国家的管理。“他们不该攻击埃及示威者，”他说，“这种作法不对。简直就是纳瑟。”

他是沙达特的支持者──他告诉我，自己很钦佩这位前总统致力于打造区域和平的做法。

我叙述了示威时发生的事，当局并未发布命令清场，甚至连鸣枪示警都没有。两人问我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情形，这我觉得很难回答。我提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大屠杀，中国当局当时杀害了上千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后来，政府展开残酷的镇压，但同时也训练警方使用非暴力方法驱散群众。将近三十年来，中国始终是严格的一党专政国家，但再也没有另一起公然的大屠杀。

为此而称赞中国当局似乎是件很糟的事。我觉得自己就像穆尔西审判时那位中国广播记者，他说政治案件在中国可以压下来，秘而不宣，仿佛这样才有面子。但就算不管道德面子，连贯性与可预测性也多少有一点价值。中国有一套真实存在的治理体系，以及一套真实存在的镇压体系；贪赃枉法是有，但至少大家都晓得有个界线。这是我在埃及学到的、让人不悦的教训之一：没有架构的极权体制比有架构的极权体制更糟。

惯常而公然的暴力成为常态，这一点尤其糟糕。公民的力量因此消耗：经过三年，就连发生在首都首善之区的惨事，他们都感到麻木。超过六十人在这个周年纪念日身亡，几乎都是被当局枪杀，但新闻对此却不加着墨。经过三年的革命之后，当局依旧缺少应对动荡的基本程序，但对此还会在乎的埃及人却似乎少之又少。

从穆罕德辛返家之后，我去找医生照Ｘ光──断了两根骨头。后来我打电话给枪响当下我所交谈的其中一人。他说他们往反方向跑，但结果一样；他的朋友跌倒，脚也断了。阿语课上，里法阿特教我怎么讲“拐杖”，我把这个字跟其他与周年相关的字添进我的笔记本：

去威胁　يهدد

死　وفاة

受苦　معاناة

疼痛　ألم

＊＊＊

我拄着拐杖，参加了穆尔西的第二次出庭。爬上山花了我很长时间，但我一进法庭，警卫便帮我找了个好位子，就挨着其中一个铁笼。经历第一次开庭日的灾难之后，当局加了一层隔音玻璃，把笼子罩住。

除了穆尔西，另外还有二十一人也安排在今天受审，他们多数是兄弟会领袖。这一回的案件与上次开庭不同。现在穆尔西等人是被控策划从钠谷监狱中脱逃，也就是二○一一年革命初期发生的事。

其他人先走进来，他们呼着口号，但我们所有人只能听到含煳的隆隆声。这些人意识到笼子经过隔音处理之后，便开始比手势。他们背对法官夏班．沙米（Shaaban al-Shamy）而坐，并且比出代表拉比亚的四指手势＊。几名埃及记者则用两只指头比出代表胜利的Ｖ来回敬。我正前方有个剃了光头的记者，他站起来比出他的小指跟食指，就像演唱会时金属乐团的主唱。他就在笼子旁边举着这个撒旦手势，直到有个便衣警察过来叫他停止，他才放下。

“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记者说：“我才不怕恐怖分子！”

其中一位被告是穆罕默德．贝尔塔吉，他开始隔着铁栅对我比画。革命之初，我曾经在几个场合见过他，最后在二○一一年时到他的办公室采访他。当时，贝尔塔吉竞选国会席次成功，我问他是否相信当局会容忍兄弟会赢得多数席次。“任何将国会化为橡皮图章的尝试──都不可接受，”他的口气很肯定，“他们不能抵触民意。只要施压，他们就会尊重。”

眼下，牢笼里的贝尔塔吉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一面笑，一面比出一连串夸张的手势。他用一只手划过自己的嘴──被迫噤声。接着他拍拍自己的背，然后背对法官──抵制。紧握拳头，双臂抱在胸前──军队。拇指朝下，手摆在肩膀上──镇压。说起来很糟，但这个人的样子有种小丑的感觉：穿着宽松的白囚衣，关在隔音的笼子里，脸上一面笑一面作默剧表演，仿佛自己正玩着某种扭曲的比手画脚游戏。

批评兄弟会的人经常指控其领袖躲在安全之处，却鼓动追随者涉险。但贝尔塔吉失去的不亚于任何人。他十七岁的女儿阿丝玛（Asmaa）在拉比亚被杀。事发过程如同革命中许多悲剧性的公众事件一样被人录了下来，贴上YouTube。影片中，一名年轻女子站在群众的边缘，聆听教长传道。画面非常平静；没有人奔跑，也没有枪声。接着女孩突然间倒下，仿佛失去对自己双腿的控制。子弹打中她的胸口，开枪的人显然是屋顶的狙击手。有人猜测，阿丝玛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她的父亲。

阿丝玛死在拉比亚临时医护站的手术台上，连这过程也有YouTube影片。即便到了影片结束时，这名年轻女子仍整齐裹着红色花纹的希贾布。她脸色苍白，眼神平静，用虚弱的声音嗫嚅着“Ya Allah!”──“真主啊！”。等到她的父亲走进法庭上的笼子时，那段影片已经有超过五十万次的观看。没有人因为这项罪刑而遭受指控。

＊＊＊

贝尔塔吉匆匆在纸上写了什么，接着举起来贴着玻璃。另一位维安警员一个箭步，挡住了我的视线。剃光头的那个埃及记者掏出自己的纸，在上面大大写了两个大写字母：“CC”──“塞西”的缩写。这记者抓着纸，高举着手，咧着嘴笑，仿佛动物园里嘲弄猴子的小孩。

穆尔西在将近十一点时现身。这一回他被迫穿上白衣，押解进入比较小的笼子里。直到此时，法官都没有打开笼内的麦克风。麦克风是由安装在法官木头桌子上的一个按钮所控制。这种设置看起来完全就像上埃及官员用来叫人送茶的按钮。

现在法官按下按钮。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见被告的声音：

军事统治下台！

下台，下台──

法官又按了一下按钮，讲厅也跟着安静下来。整段开庭期间都是这个模式：法官打开麦克风，笼里的人呼口号，接着几乎在喊出口的瞬间就被人关掉声音。

我仔细往笼子里看，看到许多我在革命的第一年时访问过的人。哈赞姆．法鲁克．曼苏尔（Hazem Farouk Mansour）就在里面；二○一一年，他在角逐国会席次时向我保证兄弟会将赢得民众的信任。“我们在地下运作了八十年，”他说，“现在我是在阳光下与你谈话，你可以充分了解我。”笼子里的他坐在索比意．萨勒赫身旁。我趁萨勒赫在国会大厦里让人擦鞋时和他会面，他就是在那里承诺兄弟会将不会寻求总统大位。

许多身陷囹圄的人都衰老得夸张。我差点认不出拉夏德．巴育米（Rashad El-Bayoumi），这位兄弟会高层曾经在全国总会跟我说过话。伊玛目沙夫瓦特．赫札吉（Safwat Hegazy）也苍老许多。赫札吉遭到逮捕时，他的胡子是染黑的，今天却跟身上的囚衣一样白。我曾经在穆尔西的竞选活动中看过赫札吉，集会中的他就像某种萨拉菲派串场歌手炒热气氛。那时的兄弟会已经不再假装要与人分享权力了。二○一一年五月一场在伊斯梅利亚举行的造势大会上，我听到赫札吉对少数群体的权利口出怨言。“没错，我们要掌握一切！”他大喊：“我们要掌握国会！我们要掌握总统！我们要掌握内阁跟部会首长！”他的声音化为嘶吼：“多数就该掌权！不允许少数主张意见！”如今在牢笼中，他沉默颓坐。纵使他还有任何想说的话，也没人听得见他。他的脸看来又老又疲惫。

＊＊＊

案件本身相当荒唐。一开庭，法庭官员便发表了二十三分钟的声明，宣称有八百名哈玛斯与真主党的成员非法进入埃及，伙同攻击监狱。超过七十名巴勒斯坦人也以缺席审判的方式同案受审，他们全都被控“实施阴谋颠覆埃及政府及其体制”的罪名。此外，他们还被控从监狱的仓库偷鸡肉。其中一名巴勒斯坦被告哈桑．萨拉玛（Hassan Salama）在过去二十年的每一天都待在以色列监狱中。另一位巴勒斯坦人夏迪．萨尼亚（Shady El-Sanea）在控方指控他协助规划埃及监狱脱逃事件时，人早已经作古。

但荒唐正是案子一部分的重点。此举将会削弱解放作为本土运动的论述，将兄弟会与潜伏的外国间谍挂勾，并将一件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化为幻想。审理过程将近结束时，贝尔塔吉开始敲打笼子，于是法官按下了按钮。

“要是真有八百名哈玛斯与真主党成员越过边境，从西奈到开罗，造成发生的这一切。”贝尔塔吉说，“那这叫革命，还是叫军事占领？”

控方律师口气平静：“根据对陈述的回应，贝尔塔吉承认此案属实。”法官按下按钮──静音，几名记者跟着鼓起掌来。但这下贝尔塔吉火冒三丈。他爬上笼子的金属栅栏，试图更靠近安装在玻璃顶上的麦克风。笼子发出尖锐的声响；贝尔塔吉正大吼大叫。法官终于按了按钮。

贝尔塔吉咆哮说：“从一月二十五日到一月三十日之间，到底是一场革命还是军事占领？”

“我不谈政治。”法官说。

“这无关政治！”

他们来回了几次，最后法官按下了按钮。他比划着赶苍蝇的手势，观审的人大笑。

＊＊＊

法官表示休庭后，我单脚跳起来，撑着拐杖，研究那个笼子。一名穿着蓝色工人制服的人也在做一样的事情。这人不高，秃头，公司名称缝在胸前椭圆形布章上。“你可以看出他们是怎么装的，装在栅栏间，”他边摸玻璃边说，“到上面再接起来。”

我问他是不是要来修理笼子的哪个地方。

“当然不是，”他说，“我是修冷气的。”

“冷气怎么样了吗？”

“喔，冷气没问题！”他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很惊讶。“根本没开冷气。”

这很合理──现在是一月的最后一周。那他怎么会在这？法庭禁止摄影机、录音机和手机；被告的亲属不得出席；在场的外国媒体少之又少。结果大冬天的居然有冷气修理工混在埃及记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律师之间。我想，我也得问问他的看法。

“你对这笼子有什么看法？”我问。

“我觉得这不对，”他说，“应该让他们讲话，对不对？”

等到审判继续，他就直接坐在我前方。接下来两小时，他都听得很仔细。我实在想不出这人怎么会来，但我觉得法庭里有这位冷气修理工还挺不错。很开心看到有人如此密切关注。

＊＊＊

二○一四年三月，塞西终于发表声明。声明中并未将他的举动描述成追求志向，或是经过个人反思或仔细商讨后的结果。从塞西讲话的方式来看，他是别无选择；这个决定就跟入夜后来临的梦境一样被动。他说：“多数人希望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不能置之不理。”

＊ 拉比亚清真寺的名字来自伊斯兰苏非派诗人巴斯拉的拉比亚（Rabia of Basra）。她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拉比亚”的意思就是“第四”。⤴

Chapter 17

每当政府机关需要联络扎伊尔德，就会寄封信到“Ｈ自由”贩卖亭。这实在很神奇──上面印的地址条只有他的名字、贩卖亭的名字，和路口这两条街的名字。但在这个一千七百万人的村子里，这样写就够了：四个名字，没有数字。贩卖亭老板把信读给扎伊尔德听：

司法部

阿朱札（Agouza）办事处

主旨：处理家事问题

敬启者：

请您于下周二早上十时至阿朱札办事处处理家事问题……。

扎伊尔德完全晓得这封信的意思。“真主啊（W'allahy）！她真动手了！”他说。“她诉请离婚。她知道在贩卖亭可以找到我。”

＊＊＊

扎伊尔德已经在车库睡了大半个冬天了。几个月过去，他人看起来愈来愈糟，平常吃饭几乎都在街上解决。每当他路过我们家，莱丝莉和我会把剩菜给他，然后一起听他抱怨。扎伊尔德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但他笃定他太太打官司只是种协商战术。就他看来，最好的回应就是寸步不让。他拒绝付任何钱养孩子，直到他太太不再争吵为止。

但如今出庭时间已经安排好了。第一次出庭前一晚，扎伊尔德想找自己的律师，而我陪着他去。

这个律师也代表扎伊尔德的妹妹，帮她跟分居且恶魔缠身的丈夫交手。律师的办公室位于利瓦最脏的地方；我们得小心下脚，才能穿过一堆堆腐烂的食物。扎伊尔德解释说，这附近从二○○九年的猪只大扑杀以来就是这样。“札巴林人把他们以前拿来喂猪的垃圾丢到这里来。”他说。

在一栋老旧建筑物的一楼，有扇门上挂了招牌：“撤销法院律师”（Cassation Court Lawyer）。入内后，这地方相当干净，书架上摆了一排精装本法律书籍。一架天秤摆在房间中央的桌上展示，相当显眼。整间办公室里仔细摆了小小的宗教标语牌：“以先知之名祈祷”、“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们在面对律师桌子的紫色塑胶草坪用折叠椅上坐了下来。

他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叠法律文件。其中一份上面用回纹针夹着瓦希芭的照片。

“这是你太太，还是恶魔？”律师问。“你知道她打算做什么吗？她要诉请法定离婚。”

这位律师很矮，看不见脖子，说话的时候身体往我们倾，肩膀耸到耳朵的高度，仿佛准备拿自己的脑袋去撞任何挡路的东西。“你必须告诉我，你是想让大门保持开着，还是想关起大门？”他说得不留情面。“你们已经结婚十年，所以你得付两年的赡养费。假如你离婚，就会花你两万六千块。我得知道──你要不要我保留协商余地？”

“不要。”扎伊尔德说。

“那我们就关门啰。”

“嗯，”扎伊尔德语带犹豫，“也许我可以协商。”他看起来很紧绷；过来办公室这一路上他都在活动自己的下巴，仿佛嚼着什么他吞不下去的东西。他眼袋都出来了，而且身上依旧穿着他那套脏兮兮的工作服。

“只要她有百分之一的概率改变心意，那我就建议不要离婚，”律师说，“我恨离婚！我问你，她得到的对待能不能改善？”

扎伊尔德详细描述各种冲突的缘由：他太太把房子登记到自己名下的做法，以及和她妹妹的争执。他谈到那些羞辱人的简讯，接着便拿手机点开一则。律师睁大了眼。

“她说你是狗！”他说，这下子协商──那扇开着的门，那百分之一的机会──就没了。“要是她是我老婆，我对真主发誓，我一定会开枪打她。‘碰’，我发誓！”他摇摇头。“她知道你没法出现在法官面前。她的律师知道你忙到没时间出庭。而且他们觉得你会找个收费五十镑的烂律师，而不是向我这样的好顾问。她们就是这么盘算。你知道吗，约瑟在埃及被关了七年耶！”

扎伊尔德似乎被这个天外飞来一句的经中故事搞迷煳了，但律师还在放连珠炮。“我关心的，也是法律关心的，就是纸本作业。”他边说边挥舞着文件。“法律无心。法律有脑，这脑就是文件。而这份文件上说她不能跟你生活，她受不了你。”

扎伊尔德说：“就算这样，我还是不想羞辱她。”

“扎伊尔德，这就是爱！”律师坚决表示他心太软，接着又拿出另一张纸。“你看看！”

“我不识字。”扎伊尔德说。

“她用脏话骂你！她写了这些──好好看看！”

“我不识字。”扎伊尔德说。

律师没有注意。他挥着纸，仿佛扎伊尔德已经看懂。“她羞辱你！她告了三个案子。每一个都是路上的减速丘。她的目标就是要让你无法前进，或者就算你往前开，也会进退维谷。”扎伊尔德看起来承受不住了，但这个律师当下似乎没有感受到他的焦虑。律师花了十分钟时间平静地问问题，确认形形色色的细节。他不时挥舞文件，扎伊尔德则答一样的话：“我不识字。我不识字。”律师问他一开始是谁安排婚事的。

“她住在我哥哥家附近，”扎伊尔德说，“我一看到她就喜欢上她了。”

“她会祈祷吗？”律师问。

“常常。她围尼卡布。”

“她围尼卡布？”

“对。”

“真主保佑我们！（Rabina yustor!）别管外表──胡子啊，尼卡布啊。一切在心。心才是最重要的。”

接着，扎伊尔德提到他太太为了养孩子，不久前到一间纺织工厂工作。律师眼睛一亮。

“工厂地址是？”他说。“告诉我，我就可以逮捕她！”他以凯旋的姿态挥舞瓦希芭的律师提交的其中一份文件。“上面说她没有工作。你看，法律真美好！”

“她老是要求我让她工作，”扎伊尔德说，“我告诉她，等我死，她才能工作。”

“所以她要求你让她去工作？”

“对，但她当我是谁，小孩吗？”扎伊尔德说：“我可以工作。我太太不需要工作。”

“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看过的案子。”律师说。他描述另一位委托人──此人的母亲一直跟自己的女婿调情。“她们这些念头都是电视上看来的，”他说，“你太太，她是上埃及人，以前都跟在牛后面，”他继续说，“她来到开罗，有了电视，看人家跳舞──就想要这一切。”

“我有两台电视。”扎伊尔德相当自豪。

“我们有责任教训她，”律师说，“假如我们有头牛脾气不好，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给她穿鼻环。你的问题就是人太好。你心太软。”

他提到瓦希芭聘的是个女律师，在他看来，这是个诡诈的策略。他料定法官是从艾资哈尔大学毕业的，他说所有艾资哈尔出来的人都很端正虔诚，一定会因为看到女人而不知所措。“只要这个女律师跟这个艾资哈尔法官讲话，他一定会盯着地板，”律师说，“他会害臊，他会手足无措。”

但是，得知瓦希芭有工作，就是他们的在手王牌。按照法律，埃及女性有工作自由，但就伊斯兰传统而言她必须得到丈夫的允许。这种事通常会白纸黑字写在婚约，那纸约束扎伊尔德与瓦希芭的协议就有提到。“我们去找工厂经理说，‘你要嘛开除她，要嘛给我们她在这里工作的证明’，”律师面带微笑着说，“他非得照做。不然他的工厂就得关门大吉。”他接着说：“根据伊斯兰教法，女人就像鸡蛋。假如你有十颗蛋，你会怎么收？你会让它们随便磙来磙去吗？不会嘛，你会把蛋找个妥善地方摆好，放冰箱啊。女人属于家。得到丈夫允许她们才能出家门，天经地义。你的所作所为是在保护女人。她可以吃喝，她可以享乐──她在自己家就是个公主！又不是虐待；又不是打人。又不像你把狗关家里，绳子绑在墙上。她可以自便。”

现在这个律师进入哲学家模式，靠回自己椅子里。就他看来，婚姻冲突常常是女人出外工作造成的。“有工作的埃及女人常常会拿丈夫跟同事比较，”他解释道，“同事人都很亲切，对她很好。结果她下班回家，丈夫却说，‘给我弄茶来，婆娘。’问题就出来了。”

问题就出在这──不是因为丈夫叫自己的妻子是“婆娘”，而是彬彬有礼的同事拉高了标准。扎伊尔德听得专注；他似乎平静下来了。他提起自己妹妹的法律问题，还说附近有个木匠有时候会骚扰她，而且手脚不规矩。

“他有服用曲马多吗？”律师问。

“有，”扎伊尔德说，“他人没有一刻是清醒的。他会在清晨四点跑去敲我妹妹家的门，讲很多不堪入耳的话。”

“把他的名字和地址给我，我来处理。”律师说。他建议用提告的方式威胁那个木匠。他提醒扎伊尔德千万别把对瓦希芭工作地方施压的策略讲出去。“秘密要保守在你的牙齿之间，”他说，“真主让你有这样的一张嘴，是为了守密！”他接着说：“你得放聪明。假如你在狼群之间，那你就得化为狐狸。”

“现在我是一头狼。”扎伊尔德说。

“你是头狮子！”律师说。

＊＊＊

只要扎伊尔德跟这位律师见面，他都会提起跟家人或朋友有关的其他案件。扎伊尔德的妹妹有好几个案子候审，同时也有几个兄弟在跟法院打交道。其他我认识的札巴林人也会提到他们提告或试着辩护的法律纠纷。这些人做的都是地下经济中的工作，住在跟政府机构毫无瓜葛的非法棚户区。但他们似乎特别爱打官司。

不过，这些法律行动多半似乎跟家人或邻居间的冲突有关，很少涉及更严重的社会或经济权利问题。扎伊尔德完美适应一份没有任何合约的工作，对于付钱给那些理应拥有他路线上收垃圾权利的人，他也毫无怨言。对扎伊尔德来说，这种口头约定的传统很容易接受──他从没想过把律师带进他的职业生涯中。可一旦是跟他太太的争端，或是妹妹受邻居骚扰的问题，找法律代表似乎完全可以接受。

政府事务中想必有相当可观的量是这类冲突带来的。拜访律师之后几天，一名警官到扎马莱克找扎伊尔德谈他的收入，因为瓦希芭提出财务支持的要求。各式各样的法院与司法部门以稳定的速率将文件送到“Ｈ自由”，扎伊尔德则经常过河去政府部会报到。

每当我陪他去政府的家事法办公室时，大多数的访客都是试图厘清自己碰上的是哪一种诉讼的男人。似乎采许这种行动的多半是女人，这或许是因为她们遭受虐待，又或者是因为缺乏其他形式的权力。

一旦男人进了这些办公室，他们得打交道的多半都是女性职员。埃及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女性有就业，但公职是少数能让保守家庭认为适合妻子与女儿从事的工作。一般认为这些工作压力不大，也不会跟陌生男人发展出别人觉得不得体的那种交流。当然，公职没什么前景可言。由于公务部门的臃肿使然，公职薪水都很低，也没什么机会让职员展现自己的技巧或创造力。

我从来没看过这些女公务员像男公务员那样索贿，但她们似乎让扎伊尔德很紧张。一天早上，我陪他去位于印巴巴区（Imbaba）的家事法庭。从扎马莱克过尼罗河，印巴巴就到了。扎伊尔德没有换下他那身肮脏的工作服，他说这是种法律战略。“律师告诉我，假如你穿旧衣，判决会好百分之十五。”他说。

我们排在一位显然没有人这么建议他的男子身后。他穿整套西装，讲话像是受过教育的人。整间办公室的职员都是女性，其中一人要求跟这位西装男的律师说话。

“他没有来。”他说。

“怎么不来？”

“只是个小官司。”

“什么小官司？”女子问。

“只不过是抚养孩子。”

“只不过是抚养孩子？”她挑起眉毛。“假如抚养孩子是小官司，那什么是大官司？”

“嗯，离婚。”男子说。

扎伊尔德对我耳语，说这一切都得怪穆巴拉克政权修的法。他讲得气呼呼，仿佛修法是引发革命的其中一项不公义。“苏珊．穆巴拉克帮女人发明了离婚，”他忿忿道，“她们可以诉请离婚、赡养费──一切都是因为她才发生的。”

我们继续排队。等到轮到扎伊尔德时，对口的职员──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子──以冰冷的方式招呼。她翻了翻几张表格。“这个艾哈迈德．赫什马提街的贩卖亭是怎么回事？”她说。“这写在你的地址栏。门牌号码几号？你在那边工作吗？”

“我在街上工作，”扎伊尔德说，“我负责收艾哈迈德．赫什马提街的垃圾。但那座贩卖亭是我收信的地方。”

“街道地址呢？”

“那里没有地址。”

“不要玩花样！”

“我没有，”他恳求，“真的没有地址。”

花了一番功夫之后，这名职员才相信贩卖亭是联络他最好的途径。她问了一连串问题作为他的部分证词，最后才提起他是否同意离婚的主题。

“我不想离婚。”扎伊尔德说。关于这一点，他的律师有过谆谆教诲。只要扎伊尔德没有要求离婚或是同意离婚，他在财务上对瓦希芭就没有义务，而瓦希芭还得返还扎伊尔德起先为了共同生活所付出的大笔费用。对埃及女性来说，这是解除婚姻关系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

职员记录扎伊尔德在法律上相当精明的回答时，扎伊尔德却忍不住吐出另一句意见。

“但她是个暴君，”他说，“她伤了我妹妹的一只眼睛。”

“哦？她那么坏，那你怎么不跟她离婚？”职员话锋尖锐。

扎伊尔德吃了一惊，但他回过神来。“我只能说，‘真主是使我们满足的，他是优美的监护者！’”他复诵起《古兰经》中人尽皆知的句子。“你看，这就是我的工作服。我在垃圾堆里工作。我清理街道。但一切我都要感谢真主；至少我的收入得到了应允（halal），真主的应允。”

“这并不丢人。”职员说。经文与他卑微的工作似乎软化了她。“做这样的工作并不违反教律。”她温和地说。

就在他们谈话时，瓦希芭也到了。家事法办公室将丈夫与妻子安排在同一时间处理，于是职员请扎伊尔德先到一旁，她要向瓦希芭提问。

扎伊尔德从房间的另一头看着。瓦希芭的脸围着尼卡布，陪着她的是两人的三个孩子，以及她的律师──是名年轻、亮眼的女子。这是扎伊尔德几个月来第一次看到孩子。两个男孩──齐祖与尤素夫（Yusuf）都很小，还不到七岁；他们紧抓着妈妈，看来吓坏了。他们不停瞥着房间另一头的父亲。扎伊尔德的嘴绷着──他又嚼起那无法下嚥的东西了。

过了半晌，瓦希芭站到一旁，换职员把扎伊尔德叫过去。

“你太太想跟你离婚，”职员说，“你确定你不要就这样离婚？”

“没错。”扎伊尔德的口气明确。

“一旦她提讼，这案子她一定会赢，”职员说，“这是她的权利。”

扎伊尔德说自己了解。职员在表格上盖章，写上下一次出庭的时间。我们乘渡轮过尼罗河回扎马莱克。那是个薄雾早晨，水就跟石板一样灰。扎伊尔德看起来很震惊。“我心好痛，”他说，“我连跟孩子们打招呼都没办法。”我们在沉默中走回家附近。他直接走掉头库，想试着睡一下；他告诉我，以这种方式见到孩子们之后，他实在没有力气清运垃圾。

＊＊＊

扎伊尔德在晚上顺道拜访时，常常会寻求建议，但给建议在埃及向来是很困难的事。即便是对很容易沟通的马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毕竟他的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解决方式。扎伊尔德的情况则不同：有太多行为上显而易见的改变能改善他在家中的处境。但他的世界太过传统，周遭人物的厌女心态又随处可见，以至于莱丝莉和我的任何建议通常都成了耳边风。

如今夫妻的冲突已经进了法院，我实在无法揣测局中人真正的目标。埃及人时常以迂回的方式运用法律，个中原因多少跟体系的混乱有关。传统伊斯兰教法的影响力仍强，对家事法尤其如此，但其他领域的成文法则是以欧陆法典为基础。诸如女性离婚权等各种权利相当晚才出现在埃及法律中，而且虽然通常为法律所尊重，却为社会所指谪。其他法律或传统仍然发挥与上述改革相反的功用，例如要求妻子工作前必须征得丈夫同意。

由于体系紊乱如斯，民众因此找出其中的不连贯，加以利用。真正的基础通常不是法律，家庭与信仰相关的其他传统比法律更为深厚。法律工具常常发挥着另一种平行架构的功用，让个人作为强化其他策略的方法。西康涅狄格州大学（We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克莉丝汀．黑格尔─坎塔雷拉（Christine Hegel-Cantarella）花时间研究塞德港的法律案件，找出了一些运用法律的非正统方式。较穷社群中的年轻女性订婚时，她的家人有时会要求未婚夫签署一份商业文件。这种文件原本并非订婚习俗的一部分，但却能强化女性地位，因为任何破坏承诺的举动都会变成刑法而非家事法案件。黑格尔─坎塔雷拉同时观察到若干婚约一取消，正式的强暴控诉旋即随之而来的例子。提告之后，遭到控诉的强暴犯同意迎娶受害者，受害者就会撤销控诉。女性宣称遭到强暴的陈述似乎不是保护自己免于性暴力的方法，而是协商的手段。

这些策略造成的众多问题之一，就在于它们必然指向同一个目标：婚姻。离婚之耻如此强大，能够在经济上自给的女性又如此罕见，因此就连设计来让她们从糟糕的婚姻中解脱的法条，也都有助于维持这种结合。女人用法律是为了抗争，而不是逃脱。

扎伊尔德向来盘算瓦希芭并非真的铁了心要一辈子分开。毕竟整套体系都对她不利。她在未经扎伊尔德同意的情况下出门工作，因此给他在法律上留了把柄，何况她也无法独力养育三个孩子长大。经过几个月的出庭，就在离婚即将成真的前一刻，她撤销了对丈夫的所有指控。

＊＊＊

扎伊尔德一度似乎有所改进。我猜，换作其他许许多多的埃及男人，恐怕会胆子大起来，怀着报复心，不过他性格并非如此。我看得出，虽然他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他也是真心关爱他们。案件撤销之后，他回到家，瓦希芭也不再到纺织工厂上班。她以前总抱怨他在扎马莱克待太久，如今他似乎在努力改变。我后来再也没有看过他晚上还待在附近。到了周末，他偶尔会带着长子齐祖到扎马莱克，让小男孩帮他一起收垃圾。这是对瓦希芭的又一点让步──瓦希芭告诉扎伊尔德，他得多花点时间孩子相处。

然而，扎伊尔德终究故态复萌。只要夫妻俩吵架，他就睡去车库；要是愈吵愈凶，他就扣住钱。有那么一次，瓦希芭只身前往扎马莱克，对附近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抱怨扎伊尔德不养家的事。其中几人──包括“Ｈ自由”的老板──厉声叫扎伊尔德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扎伊尔德轻轻松松就吸收了上一回法庭攻防最显而易见的体悟──占上风的是他。

其中一次争吵的高峰期，我开车载他到上埃及，再度走访他母亲的故乡华斯塔村。到了华斯塔村，我们在农田附近散步，经过几年前那位原本盼望当扎伊尔德的表妹孩提时的家。她人正好走出来，但萨伊德没有以正式的方式打招呼；两人在一段距离之外，以最短的挥挥手表示认出了对方。

“我不能跟她讲话，”扎伊尔德等到我们离开了对方听觉范围的距离才说，“这样不合适。”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她的故事：这个表妹嫁给了一个婚后会家暴的男人。她忍了他的行为几年，才终于跟他离婚。如今她带着年幼的孩子们，住在自己父母家。

“她会一直待在家里，”扎伊尔德说，“她不会再嫁了。”根据埃及法律，再婚对女人来说风险很大，因为她的前夫有可能要求获得孩子的监护权。一般人认为孩子跟陌生男人同住屋檐下并不合适，就算男人如今成了继父也一样。另一方面，孩子跟继母住就没有问题。这是传统对男人偏心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那次造访华斯塔不久之后，她表妹便死于一场车祸。消息震惊了扎伊尔德，他常常谈起这事，但他却没有花两小时回乡参加丧礼。他告诉我，不能因为他们原本可能婚配的过去而这么作。我实在很难想像比这更悲伤的人生：一场短暂、残酷的婚姻；一段离群索居的离婚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死亡。即便到了死后，传统依旧限制着哪些人适合向这位已成回忆的可怜女子致意。

Chapter 18

我第一次前往马腊威时认识了叶达。在这之后，我便开始寻找其他在上埃及的中国商人。叶达提过有个堂亲在敏亚，所以我下一回去那座城市时，便前往市区的蓬市。市集入口写了一段警告人“勿心生嫉妒”的古兰经文。进了市场，走到底之后，有一家叫“中国女用内衣角落”（Chinese Lingerie Corner）的店，经营这家店的就是叶达的堂亲叶海军（音译）和他的太太。他们两人告诉我，城里另一区还有第二间由中国人拥有的店面，于是我也拜访了那第二间店。

此时，我对于在埃及道路上开车已经愈来愈有信心，也常常自己一个人开着那辆Honda到南边的考古现场。我先走访一处遗址，接着在返回开罗之前，我会花一两天时间找旅居埃及的中国人。他们通常不难找。艾斯尤特是座散乱延伸的城市，我一抵达这个将近四十万人的家园的外围，便把车停好，对着第一辆我看见的计程车招手。我只需要问司机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城里有没有中国人？”

司机毫不犹豫。他招手叫我上车，车子一路沿着艾斯尤特的河滨道路行驶，经过面对尼罗河的中央政府大楼。河面平静而宽阔；河对岸则是沙子色的陡峭、光秃沙漠高原斜坡。司机在市中心连串的小巷间穿梭，接着把车停在一家店门口，招牌写着“Linjer Seenee：中国女内衣”。另外两家店──“China Star”（中国之星），与“Noma China”（诺玛中国）相距不到一个街口。

这三间店连同敏亚的两间，以及马腊威唯一的一间，都是由浙江出身的人经营的。这几家店卖的都是一样的商品，大部分价格不贵、颜色俗丽，而且超级不实穿：屁股部分镂空的渔网内衣、只能遮住一边乳房的睡衣、用羽毛装饰的丁字裤，以及用悬在链条上的塑胶金币妆点的透明女上衣。品牌名通常写成英文，热销的几个牌子有“Laugh Girl”（微笑女孩）、“Shady Tex Lingerie”（隐织女内衣）、“Hot Love Italy Design”（热爱意大利设计）和“Sexy Fashion Reticulation Alluring”（性感流行网诱）。

住在这些城市的外国人少之又少。偶尔会有叙利亚商团经过，考古季时也有一些西方人住在遗址地点，除此之外就只有中国人。我在靠近扎伊尔德老家华斯塔的拜尼苏威夫城找到两名浙江来的内衣商人，他们和一群叙利亚商人共同经营一处叫“叙利亚市集”的蓬市。至于距离阿拜多斯以北三十英哩的索哈杰城，另外还有两对夫妇在卖丁字裤和睡衣。他们说，自己之所以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北边已经有太多中国人做一样的生意了。

在这绵延三百英哩长的尼罗河上埃及段沿线，我一共找到二十六名中国女性内衣商人：索哈杰四人，艾斯尤特十二人，马腊威两人，敏亚六人，以及拜尼苏威夫两人。另外还有三人才刚离开遥远的拿戈玛第城，当地市场仍旧挂名向他们致敬：“al-M'arad al-Seenee”──“中国市场”。这感觉就像在调查掠食性的大型猫科动物领地：在尼罗河河谷，中国内衣商人群聚通常间隔三十到五十英哩，至于每一群的规模则视当地人口而异。开罗的商机大到足以支持数十名商人。我在埃及首都认识了董卫平（音译）。他告诉我，自己在埃及有四十多名亲戚，大多数在开罗与亚历山卓，卖的都是董家的产品。他在东开罗有家小厂房，生产以“杭州”（Hangzhou）为品牌名的女性内衣。董卫平说他之所以选这个名字，选了宝塔图案作为商标，是因为埃及人认为中国制女内衣品质上佳。

人在开罗的中埃商会会长陈建南以前也是女性内衣商人。每一个非洲国家的首都基本上都有类似商会，协助中国生意人跟当地政府打交道。陈建南出身浙江，但他在开罗已经住了十五年，讲着一口流利的埃及阿语。他秉持老开罗人的精神，以戏谑的方式运用这种语言。

“你是穆斯林吗？”我一进他办公室，他就这么问我。

“不是。”我回。

“万赞归主！”他说。接着他把手往办公桌下探，捞出两罐半公升铝罐装的萨卡拉（Sakara）啤酒。他把其中一瓶推到我面前，开了另一瓶给自己，接着递来一张名片。名片上有十二个不同头衔，除了中埃商会，他还是个什么“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Egypt-Chin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Association）的会长。他有一间工厂生产鞋子，一间做聚氯乙烯窗框，另外也组装太阳能板。在埃及的这一切商业活动都是从女性内衣起家的。当我问他是怎么想到“女性内衣”这种商品能大卖时，他说的内容完全跟市场研究或市场策略无关。

“有些人做生意时着眼点就是不一样，”他耸耸肩说，“就像猎人。猎人到野外，锁定了兔子、鹿，还是什么别的动物，他晓得自己要找什么。做生意也是这样，他看的是人家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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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埃及的中国女性内衣商人有其时间观。他们跟多数中国人不一样，睡得很晚；他们下午开店，过了半夜才打烊。多数的生意都是晚上上门，而且比起冬天，夏天才是旺季。拉玛丹月的销量尤其高，宰牲节（Eid al-Adha）也是。他们不过春节──尼罗河沿岸的人不过这种中国节。还有其他日子能刺激顾客上门：元旦、先知的生日，以及母亲节。

但情人节才是最无与伦比的。我喜欢在忙碌的晚上到店里去，这样才能观察中国人跟埃及人的互动。有一年情人节，我特别开车去艾斯尤特，为的就是到那间叫“中国之星”的店过节。就在昏礼礼拜的宣礼声响起前，一位教长踏着方步走进店里。他身形高广，五官结实黝黑，穿着绿松石色的罩衫，披着两条厚纱围巾，包着白头巾。两名围尼卡布的壮硕女子跟在他身后。

时不时会有其中一名女子拿起衣服给教长过目，教长则以摇头表示自己的意见。她们找到两件商品是他点头的，都是成套的丁字裤与薄纱透明内衣，一套红，一套蓝。我和这位教长在她们购物时闲聊起来，他告诉我，自己是为宗教捐献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Endowments）服务，工作内容则是清真寺的查核。他亲切健谈，但完全没有提到这两名女子。这是南方的习惯──上埃及人不太对陌生人提起家中的女性。以这位教长和两名女子来说，我说不准他们的关系，这是尼卡布造成的问题之一。面纱让人难以猜测女子的年纪或表情，而这必然会留下丰富的想像空间。这两位女子是教长的妻子吗？是一人穿红，一人穿蓝，专为情人节而穿吗？

教长开始向陈亚英（音译）──也就是那位和先生一起经营这家店的中国女子──询问衣服价钱。夫妻俩让人家称呼自己是琪琪（Kiki）与约翰，这样埃及人比较好发音。琪琪二十四岁，但从外表看，说她是个好学的中学女生也会有人相信。她戴方眼镜，绑着松松的马尾，娇小的身材勉强构到那位教长亮蓝色的胸膛。

“这中国做的。”她拿起其中一套丁字裤与睡衣的组合，用口音很重的阿语说：“品质很好！”两套衣服总价两百镑，但她打折到一百六十镑，折合美金稍微比二十元多一点。教长表示一百五十镑，而且拒绝讨价还价。他们以埃及人的不杀价方式交手了一阵子：一百六十镑，一百五十镑，一百六十镑。等到宣礼声响起，他们还在为那十镑意见分歧。

祈祷声很响亮──伊本．卡塔布清真寺（Ibn al-Khattab Mosque）就在店的隔壁。“我得走了，”教长一面说，一面想把钱塞到琪琪手中，“我是教长！我得去礼拜。”

但这位中国女子挡住他的路。她轻拍他那只拿着现金的手。“还差十镑！”她语气坚决。

教长佯装惊讶，双眼圆睁。当地妇女绝不会对陌生男人有这种身体接触，但琪琪的中国人身分却让这一拍成了滑稽的表现。现在轮到教长出招了：他大动作面朝麦加方向，闭上双眼，伸出双手作势礼拜。人还站在女用内衣店中央，他就开始诵读。

“行了，行了！”琪琪说。教长离开时嘴都笑开了，两名女子则跟在后头。琪琪后来告诉我，她确定两名女子是教长的母亲和妻子。在我看来，她的说法让故事剧情大大转向，但趣味一分不减。只是对于这件事，琪琪不打算多说什么。对她来说，成交的那一刻，故事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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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鲜少揣度他们的埃及客人。除了女用内衣之外，他们也卖类似睡衣的质轻服装，南方妇女在家时会穿。当地热得要命，夏天温度常常达到摄氏四十三度──但道德标准却要求女子在公开场合穿一层层的厚重衣物。她们买这些轻柔的衣服，一离开陌生男子的视线就马上换上。中国人的店之所以赚钱，这就是原因之一：埃及妇女确实需要两个衣柜，一个装家居服，另一个装外出服。

但中国人多数的生意还是来自女性内衣。琪琪说，有些当地妇女一个月会到店里好几次，她还知道有几个人买了超过一百套的睡衣与小裤。“中国之星”和所有中国人开的店一样，常常会换新货。我三催四请，希望他们分析一下这种需求时，他们常常说这是因为埃及男人性好渔色，此外也会提到公共场合穿着方面的限制。“要是你从来没有机会打扮，是会让人心里难受的。”艾斯尤特的另一位商人陈欢泰（音译）这么说。“而且，她们出门非得穿这么多衣服，所以在家就会穿这类衣服，让自己看来漂亮一点。”这种理论恐怕有几分真实：外衣保守，使得埃及女性更讲究外人看不见的另一套衣服。

但这个主题引不起中国人的兴趣。他们多数人受过的正式教育不多，也不认为自己正参与某种文化交流。对于宗教议题，他们抱持道地的不可知论，似乎对此没有缺省立场或被动接受灌输的观念。“那几个挂十字架的人──他们是穆斯林吗？”叶海军有一回这么问过我。他在敏亚已经住了四年，当地宗教冲突之严重，导致好几间科普特教堂在拉比亚大屠杀之后遭人纵火。另一次谈话时，我意识到在他的脑海中，围希贾布的女子跟围尼卡布的女子信奉的是不同的宗教。这不无道理：他注意到两者在穿着与行为上的差异，所以他以为她们信仰不一样。“伊斯兰”这种一神信仰标签，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起先我实在难以置信──中国商人对于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认识之少，好奇心之低，居然还能生存下来。连他们找出这种不寻常商品线的过程也是意外。在艾斯尤特，为这个小小中国社群打头阵的人是琪琪的父亲林翔飞（音译）。一九八○年代之前，林翔飞在浙江某个半亩大农场长大，贫困迫使他在升上小学五年级之后辍学。他搬到北京，其他国家的买主到这个地区从事成衣贸易，他在买卖中颇有斩获。但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林翔飞的客户多半不再前往中国。

他听说家乡有些人已经去了埃及，而且生意有成。于是他研究地图，决定到艾斯尤特落脚，因为艾斯尤特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北京的阿语课学费太贵，于是他转而报名英语课。

“我知道自己必须是当地唯一的中国人。”当我问他为何选择艾斯尤特时，林翔飞如此回答。“假如我留在开罗，开罗就会有更多中国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多竞争。”

到了艾斯尤特，他先在一处蓬市弄了个摊位。起先他卖三样中国制品：领带、珍珠和内衣。之所以选择这几样东西，不是因为他知道这对上埃及人有什么特殊吸引力，而是因为尺寸。“它们很容易就装进公文包里。”林翔飞解释道。

他很快便意识到，艾斯尤特当地人鲜少对珍珠有兴趣，也没有人会穿罩衫打领带，但女性内衣销量倒是一飞冲天。林翔飞一再往返中国，把女性内衣装进行李，之后更开始把装满内衣的货柜装船运过印度洋。他的妻子陈彩梅（音译）过来埃及，最后两人迁出蓬市，租了间不错的店面。

根据林翔飞的说法，这就是故事的全部，而他对于自己的成就也并不特别自豪。他用的词是“素质”，字面意思是“品质”，但其实带有“高下”的言外之意。“要是我素质高一点，就能待在中国了，”他说，“只有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来这种地方。”这种看法在女性内衣商人之间相当典型，但他们却和许许多多的浙江创业家一样，是横向产品转移的大师。来到上埃及卖女性内衣之前，有人在叙利亚卖过冬季大衣，有人在阿塞拜疆作营建物料生意，还有人在东海养螃蟹。在每一个故事里，他们都是因为同一个理由而离开──太多中国人出现了。“我晓得，只要我去个像这里的鸟地方，就不会有别的中国人。”索哈杰的一名商人说。但就算是索哈杰，马上又有两名浙江商人现身和他竞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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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埃及从来没遇过认真学阿语的中国人。事实上，他们当中甚至完全没有人手边有本汉阿辞典、词组书或课本。他们完全凭“听”来学语言，结果则相当独树一帜──我渐渐把这视为一种“女内衣方言”。如果讲女内衣方言，连男人也会用女性的口吻说话。官话和中国其他方言没有性别变化，做生意的人很难掌握阿语中阳性与阴性之间的分别。大多数上门的顾客是女性，因此这些中国人自然采用了她们说话的方式。

女内衣方言中有个重要的词组“fee wessa'a”──“有大尺码”。中国商人常常讲这个词组。埃及人以大为美──尤其是南方，个头大的人通常有种与生俱来的魅力。他们和许多地中海地区的民族一样，经常比手势。对话时，埃及人会模仿礼拜的动作，或是摩擦自己的手指来暗示“钱”，或是拍拍自己脑袋、转转眼珠子，表示“疯狂”。我最喜欢的埃及手势是把手指并拢，然后缓缓往下移动，仿佛把热气球拉回地面。这意思是“冷静”。

中国人就不是这样。他们讲话时鲜少比手画脚，也会因为不自在而避开身体接触。典型埃及男性友人之间的问候方式是亲吻脸颊，大力击掌让手掌发出“啪”的声响，这在中国简直就是骚扰了。每当我坐在“中国之星”里，观察埃及人跟中国人的互动，我实在想不出有哪两个文化彼此间能差距更大。

可不知怎么，这些差距对于女性内衣买卖却是天作之合。中国人没有那种大块头，让他们不至于在埃及妇女找贴身衣物时造成干扰。中国男子以女性口吻说话也有某种让人卸下心防的效果，而他们也不用假装缺乏性趣。他们对于埃及文化和传统懂得少，关心得更少，这似乎让顾客更自在。在这个遥远的地区，“缺乏文化意识”实际上却成了一种有效的商业策略。

中国人开的店常常雇用当地年轻女子作帮手。在南方的传统地区，女性就业尤其罕见，多数的助手都是因为家中处境使然，而不得不找工作。来到敏亚，名叫拉夏．阿布杜勒．拉赫曼（Rasha Abdel Rahman）的女子早在近十年前母亲过世、父亲在车祸中伤残后，就开始到“中国女用内衣角落”工作。拉夏有四个妹妹，截至此时，她所挣的钱已经足以为其中三人的婚姻支付嫁妆。二十七岁的她仍然单身。我怀疑是因受雇于女性内衣店而有损名声之故，毕竟上埃及男人多半强烈反对妇女就业。但事实上，她是为了四个妹妹而牺牲自己。

拉夏曾经在两间不同中国人开的店工作过。她说，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她再也不会为埃及人工作了。她描述的中国人既直接又诚实，而她也很欣赏中国人跟当地八卦网络保持距离的做法。“他们口风很紧。”她说。

在她的社群中，有许多女用内衣店是由埃及人经营的，但拉夏说当地男人卖东西从来无法像中国人一样高效。“我没法描述他们怎么办到的。”她是说中国人。“但他们可以眼睛看商品，拿给女人，就这样。埃及男人会眼睛看商品，打量女人，接着他很可能就会对人家的身体开起玩笑，或是直接大笑。接着她谈到前一个中国老板。“他卖东西时心里没有想别的，”她说，“你买东西时，对卖东西的人有什么念头总有点感觉。就中国人来说，他们脑里不会去想女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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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内衣方言中最重要的字是“arusa”，也就是“新娘子”。中国人发音会念成“阿鲁莎”（alusa），而且他们常常使用这个字；在开罗，会有中国人用大袋子装满衣服和内衣，在不同地区挨家挨户叫卖，叫卖声就是“阿鲁莎！阿鲁莎！”在中国人开的店里，老板用“阿鲁莎”当作标准的称呼，来招呼任何上门的女性顾客。

回来说情人节这天，一袭绿松石色衣服的教长离开后不久，就有一位“真正”的“阿鲁莎”走进“中国之星”。她十九岁，婚礼安排在下半年。从旁陪着这位“阿鲁莎”的人有未婚夫、母亲，以及十六岁的弟弟。琪琪开始从架上挑衣服。

“‘阿鲁莎’，这件要不要？”她一面说，一面拿出一个上面标着“春蝶性感网衣”的盒子。先是由“阿鲁莎”端详这件网衣，接着传给未婚夫，再传给妈妈，最后传到弟弟手上。盒子上印了两张照片，正面与背面各一张，是一名斯拉夫人长相的模特儿，脚踩高跟鞋，穿着从脖子到脚踝的蕾丝紧身连身网衣和丁字裤，表情若有所思。正值青春期的弟弟端详这个盒子良久。最后盒子进了那堆“核可”的衣服里。

在埃及人的婚姻中，双方负责出钱的物品会明定在婚约中，而衣服和女用内衣就是“阿鲁莎”部分的责任──这就是女性内衣市场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在开罗认识的制造商董卫平告诉我，除了自家工厂的生产之外，他每年还得从中国海运十个货柜的女性内衣。那位“阿鲁莎”和她的家人在“中国之星”花了一个多小时，挑了二十五套睡衣与内裤套装，另外买了十套内衣、十件胸罩与一件性感网衣。那位母亲付的金额相当于三百六十美元，对于艾斯尤特这个穷中之穷的埃及省分来说，可是一笔大钱。她说，他们准备在婚礼前再光顾两、三间服饰店。

他们是相当热情投入的血拼客。过程中，当琪琪展示某件睡衣时，他们甚至自动报以掌声。“你们觉得呢？”琪琪问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一件透明上衣加上粉红色丁字裤的套装。

“真主啊，这衣服真美！”未婚夫说。他在艾斯尤特担任律师，而他的“阿鲁莎”则在大学读法律。她能言善道，衣着得体，还披了一件厚重的绿色大衣。她的希贾布以保守风格紧紧系在下巴处。

他们这种传统中上阶级家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这场购物行动中似乎完全没有违和之处。说实话，他们购物的气氛既纯真又欢乐，“阿鲁莎”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难为之情。我保证，即便是最有自信的美国女子，对于跟自己的未婚夫、母亲和青春期的弟弟一起逛内衣店也会感到不自在，何况在场还有两个中国人老板、老板助手和一个外国记者。我在上埃及的其他店家也看过相同场面，“阿鲁莎”总是由友人或家人陪伴，整个过程几乎不跟性联想在一起。

而且，身为“阿鲁莎”，多少也是需要观众的。中国商人有时会告诉我，埃及女子买这些衣服是为了在晚上跳肚皮舞给丈夫看──我怀疑这个理论是从电影看来的，跟真实的行为无关。但从打比方的角度来说，这说不定是真的。每当我看到有任何“阿鲁莎”跟朋友或家人一起来买内衣，我总觉得这名女子是在台上表演，为未来的角色作准备。

回来谈“中国之星”，我问那位母亲，她女儿婚后会不会从事律师工作。“当然不会！”她说。“她会待在家里。”她的口气相当自豪，就跟扎伊尔德和其他男人提到自己的太太不用工作时如出一辙。在埃及阿语中，“阿鲁莎”（arusa）的另一个意思是“娃娃”──小孩子用这个字称呼他们为之穿脱打扮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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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林翔飞和陈彩梅打造他们的“中国之星”事业时，他们也注意到艾斯尤特到处都是垃圾。他们不是第一个有这种观察的人，却是最早引进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瓶罐碎片清洗流水线的人。他们用江苏生产的机器将塑胶瓶绞碎、清洗、干燥，接着再用高温将之磨成粉状，当成回收物料来卖。

根据林翔飞的说法，塑胶只不过是另一项横向商品转移。“我看东西丢得到处都是，就决定来做回收。”他说。他回到浙江省南部，参访几间发展成熟的回收场，并研究机械设备。为了组装设备，他付钱请一位中国技师到艾斯尤特待了几周，但林翔飞的目标是自己处理大部分的维修工作──如同他的阿语，他在工程或制造方面从未受过任何正式训练。

工厂盖好后的某一天，一台工业研磨机出了问题，于是林翔飞把机器关掉。他把手伸进机器里。当他摸到刀刃边缘时，有个工人把机器又打开了。

林翔飞在艾斯尤特大学附设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二十天，因为刀刃把他给卷进机器里。他的右手五处骨折，一大片皮肤被扯了下来，肩膀、脖子和脸也受到严重割伤。埃及医生从他的左大腿取皮肤移植到右手，手术花了八小时。等到林翔飞状态稳定到可以出远门，他便飞回浙江南部，复健了几个月。之后重返艾斯尤特，重新研究机械设备。

林翔飞和陈彩梅的回收厂成为上埃及第一座塑胶瓶回收单位。林翔飞处理机器，陈彩梅则照管生意中跟钱有关的诸多方面。不久后，人们开始从远至亚斯文的地方把瓶罐运过来，工作量远超过回收厂所能处理。这间工厂位于艾斯尤特市西边沙漠中一个小小的工业区里，我第一次拜访时，等着回收的瓶罐堆到超过一层楼高。

回收厂每天能清洗、磨碎四吨的塑胶。厂里雇了三十人，林翔飞把处理过的物料卖给开罗的其他中国人，让他们拿去生产丝线。这些丝线之后会再卖给女用内衣制造商董卫平在内的埃及成衣业者。每当有人把塑胶瓶丢在艾斯尤特路边，这个瓶子就有机会经过中国人三个阶段的加工与制造，之后化为女性内衣回到城里──卖的人还是中国人。

林翔飞右手的皮肤就像橡胶，脸上满是严重的疤痕。右手虽然无法行动自如，但对林翔飞的工作影响不大。当我问起在当地医院接受的医疗照护水准时，他耸了耸肩。“只花一万镑而已。”他说。价格对他来说似乎挺划算──相当于一千五百美元。对他来说，那起意外他只怪自己。“我太蠢，”他说，“我受的教育不足以干这活儿。”

林翔飞和陈彩梅靠着这间回收厂，一年净赚五万到二十万美元。这样的成就导致一位艾斯尤特生意人从这对中国夫妇这里挖脚了几名工人，开了上埃及第二间回收厂──但其实南方的塑胶瓶多到足以让两间公司都能生意兴隆。

林翔飞与陈彩梅住在厂房楼上，生活在嘈杂的机器声响中。他们家就跟我拜访过的每一个上埃及中国业主的家一样，用塑胶折叠椅当家具。墙上唯一的装饰是时钟，他们有一架旧的国际牌电视，而他们的埃及制小耳朵接收的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只要人在家，他们就一直看央视。他们跟当地的科普特基督徒买猪肉──中国人什么都不需要就能生活，不需要邻居、朋友、家具，却不能没有猪肉。

林翔飞才五十出头，但看起来还要老十岁。他常常抱怨胃痛。他们这一辈的中国老板跟生意伙伴应酬很多，他也不例外。他话不多。有一回，他开着自己的Nissan老爷车载我穿过艾斯尤特，我随口问他埃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回应中蕴含的力道令我吃惊。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他不假思索回答，“这边的女人只会待在家里睡觉。假如埃及想要发展，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这个不平等问题。中国在革命之后就是这么干的。”他经常提到这一点，强调中国妇女不久前同样也是与世隔绝。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有钱的中国男子妻妾成群还是常见的事，妇女也很少在工作。中国人以前也有和女阴残割等级相当的“缠足”──弄断女孩子脚掌的骨头，长大后一辈子痛苦地缠起来。包括“五四运动”在内，二十世纪初许多政治运动都反对这种习俗，后来共产革命将缠足就此终结。就林翔飞来看，埃及还在等待一场真正的革命。“简直浪费天赋，”他说，“看看我家──你看过我太太怎么工作。没有她，我们就不会有这间工厂。还有我女儿经营店面。假如她们是埃及人，这些就都不能做了。”

＊＊＊

在上埃及，几乎所有中国女用内衣店都是由夫妇共同经营的。这种安排功效极佳：丈夫跟埃及男地主和供应商打交道，妻子则与女性顾客有更亲密的互动。我在“中国之星”曾经好几次看到同一位埃及妇女背对约翰与我，然后揭开自己的尼卡布，好让琪琪能一窥她的真面目。这种方式能创建更私人的关系，但如果是男老板就不可能了。

我在一九九○年代第一次到中国生活时，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单身男子，在一间小小的学院教书。学校附近的餐馆和小店都是夫妻经营的。我常看到丈夫与妻子一起在田里工作；在当地的小巴上，丈夫开车，妻子则负责收车资。这个社会当时仍有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政府最高领导层与大企业老板几乎都是男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常常有为了共同目标奋斗的感觉。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里，我提到自己有天傍晚坐在河岸边，看着舢舨上的两个人：

他们是夫妇，和许许多多在小渔船上工作的夫妇并无二致。女子站在船尾用长桨摇着船，她的丈夫则在船首处理渔网。他们彼此没有讲话。我自忖，跟某个人结婚，一整天都在一艘十五英呎长的小船上工作，不知是什么感觉？而舢舨上这对夫妻看起来适应得很好。

十五年后，这段叙述害我想笑。在开罗时，莱丝莉和我将公寓里相邻的房间当个别的办公室，我们都在写以埃及为题材的书。我们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等于一艘舢舨。我们会交替安排踏查行程，假如她得去亚历山卓或敏亚，我就待在扎马莱克，跟双胞胎一起顾家。由于埃及的性别分野显而易见，我们的素材自然也有区别：莱丝莉把时间多半用在跟女人相处，而我研究的重心都跟男人有关。

出了蜘蛛网大楼，附近没有任何一间餐厅或店面是由夫妇经营。在埃及乡下，农事也是男女有别，而且通常只有男人能做。科普特札巴林人是个例外，女人常常负责将丈夫收集来的垃圾加以分类，但扎伊尔德与其他穆斯林札巴林人不准自己的妻子做这种工作。就连科普特基督徒在劳动方面也有严格的性别分野，基督徒妻子可以做垃圾分类，因为垃圾分类在家就能做，但她绝对不会跟丈夫在外面一起工作、开着卡车、在大楼之间拖着垃圾。

若不是我开始到上埃及拜访中国店东，我还真没意识到自己有多怀念看到男人跟女人一起相处的样子。跟这些中国人一起消磨时间很让人放松──我可以坐着跟琪琪聊天，不用担心她丈夫的反应，也不用担心身为男性的我出现在此会损及她的名声。那些古怪的小店，连同他们的情趣商品和不正统的混和语言，渐渐像是正常状态的绿洲。连埃及帮手们也有这种感觉，所有在这些店里工作的女子都没结婚，而且无一不对他们的外国老板之间的关系感到入迷。“他们平起平坐，”“中国女用内衣角落”的助手拉夏谈起老板夫妻，“而且他们会讨论事情。他们有争执，但他们会说开。埃及男人只会试图掌控全局。”

一般来说，当地社群似乎很喜欢中国商人，对他们的坚强也相当佩服。有一次我拜访艾斯尤特回收厂时，只有陈彩梅自己一个人管理整个厂房，因为林翔飞回中国看他的胃病。陈彩梅正在处理买来要回收的物料，此时有两名附近村子的年轻人开着卡车来到工厂大门。车斗里满是用麻袋装的瓶罐。

其中一人名叫奥玛（Omar），他说自己以前一直没有固定工作，等到中国人开了回收厂之后，他开始翻找塑胶，后来直接跟卡车车主合伙。如今他们把在城里各地捡塑胶瓶的工作外包给村里的孩子。奥玛通常一天赚的钱相当于十三块美元，是当地工人薪水的两倍。

我们谈话时，陈彩梅从工厂大门冲出来。她围着一条花围裙，裙上用英文写着“我的玩伴”（My Playmate），而她的表情则完美诠释了何谓愤怒。

“你们为什么要装水？”她尖声喊叫，把几个一公升装的水瓶往奥玛和他的同伴扔去，两人马上闪到卡车后。“你们很坏！”她用很破的阿语大叫。“阿里巴巴！你们这些阿里巴巴！我很气，很气，很生气！”

陈彩梅发现装空瓶的麻袋里有装了水的瓶子，捡回收的人试图以此偷加重量。她不停尖声喊着“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在埃及的中国人常常用《一千零一夜》里的这个典故，说人家是小偷。奥玛保持在怒气范围之外，等到陈彩梅大步走进门里，这才从卡车后出来。

“真主啊，我真希望她被车撞！”奥玛说。“有一次她还对我们丢砖头。”

工厂里一位叫穆罕默德．阿布杜勒．拉希姆（Mohammed Abdul Rahim）的领班说了些关于奥玛在他的麻袋里藏了什么、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活该被扔东西的话。

“又不是我藏的！”奥玛说。“是小孩子干的──捡瓶子的是那些小孩。”

“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穆罕默德对我说。他解释道，只要麻袋里藏了什么异物，陈彩梅一定都会揪出来。“她有权这样对你，”他对奥玛说，“假如她不这样做，这边的人会把她给吞了。”

陈彩梅不久后再度现身，展开新一轮的阿里巴巴谩骂。数落了一阵子，她才终于坐定，跟收空瓶的人就每公斤的价格激烈协商。整车的总金额稍微超过一百美金。奥玛的合伙人坚持要拿满零头，相当于十二美分；这时陈彩梅把硬币像被出牌的麻将那样，“碰”一声拍在桌上。这位年轻的埃及人作势检查钞票，找到一张五十镑，宣称钞票太破烂不能收。

“钱就是钱！”陈彩梅大喊，但她还是换了钞票。收集瓶子的人一离开，她的怒意瞬间烟消云散，跟我用平静的口气讲话。就像埃及人和他的钱，这一切都是一场表演。

陈彩梅的头发往后梳成发髻，她有一张中国农民饱经风霜的宽脸，以及反求诸己的谦虚。有一回，我提到她搬来艾斯尤特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她马上把这些称赞抛到脑后。她说她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毕竟自己没受过教育。她那一代人长大的时候，教育环境尚未因为经济蓬勃发展而改善。“我不识字，”陈彩梅说，“我完全没上过学，一天都没有。”

她的先生也常常有类似说法，提到夫妻俩“素质”低。但我每一回造访，都会想着：在埃及这个超过九千万人的家乡，数十年来西方的开发工作者与数十百亿的美金援助不停流入，而埃及南方的第一个塑胶回收中心却蒸蒸日上，靠着消化满地的垃圾来付人薪水，同时赚取可观的利润。为什么成立这间厂房的人，会是两名从女用内衣中赚到钱的中国移民──何况其中一人不识字，另一个人只念到小学五年级？

Chapter 19

当警方终于要抓扎伊尔德的时候，用的饵就是垃圾。我们大楼的警卫帮忙设了局。他看到扎伊尔德在街上工作，于是告诉他我们大楼有些垃圾要立刻处理。扎伊尔德一踏进蜘蛛网大门，两个条子便用法庭文件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我那时正好出差，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事情已经传开了。“你有听说扎伊尔德的事吗？”“Ｈ自由”贩卖亭的老板问我。他伸出双手，在手腕处交叠，握着拳。警卫也比了同样的手势：手铐。

到头来，这件事跟离婚、养家费或房子的所有权都没有关系。瓦希芭找到一种更迂回的绝妙方法来操纵法律。就像扎伊尔德，我也以为她已经放弃了，但如今她使出杀手锏，出奇制胜。

我拨了扎伊尔德的电话号码，而我听到的语音讯息，就跟我无论何时试图联络那些消失在司法体系中的兄弟会领袖时一模一样。“您拨的电话是空号……。”于是我打给扎伊尔德的妹妹蕾拉。

“监狱（Sigen）。”她说。“扎伊尔德在牢里。”

＊＊＊

警察抓了扎伊尔德，给他上手铐，接着将他移送位于尼罗河宫殿的派出所，在河的另一边。到了之后手铐是拿掉了，但扎伊尔德的手机则被没收。员警让他把钱留着。他们说，之后会用得到。

他被关在一间用来当拘留室的房间，房间里装了四十名被拘留者。有好几个人是因为贩卖哈希什或曲马多而被捕，一些人则是因为携械的缘故。有一个皮包小偷，和几个交通违规的驾驶人。还有一群蓄着胡子的人，是在支持穆尔西的小型示威中被逮。

扎伊尔德一进房间，有个彪形大汉告诉他：如果想坐在水泥地板上，就得付二十镑。那个大块头脸上和双手上都有明显的疤痕。扎伊尔德付了那二十镑。他坐下来。一位留络腮胡的兄弟会成员问他怎么会被抓。

“挪动家具。”扎伊尔德说。

＊＊＊

瓦希芭的律师想出了这个点子。埃及人的婚姻会钜细靡遗记录配偶双方贡献的各种物品，这正是为什么每一位上埃及的“阿鲁莎”，都会如此重视采购家电、衣服、女用内衣等各种由她带进这种结合中的物品，同时将内容记录下来的原因。一旦离婚，婚约便能保障这些财产，但婚约同样能防止争执或分居期间有任何轻率之举。其中一方有任何试图撤除物品的举动，皆为法所不容。

根据瓦希芭的律师所估计，指控扎伊尔德违反婚约是对他施压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于是她提交文件，宣称扎伊尔德把电视、洗衣机、炉子和寝具搬走，而这些物品都列在“挪动家具”的指控下。当然，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不见，何况扎伊尔德也没地方摆，毕竟他可是睡在扎马莱克一处车库的行军床上。不过，重点是这项指控已经让埃及司法当局，以及其瑕疵与贪腐都动了起来。提交指控之后，一份通知送到了扎伊尔德的律师处，而他的律师没有通知自己的客户。警方也都懒得确认是不是真有家具被搬走。与此同时，瓦希芭的律师跟扎马莱克的警察局有交情，所以能说动他们拘留扎伊尔德。

扎伊尔德一遭到拘留，警察便开始从他身上摇钱出来。他用自己的手机打给他妹妹，他们要收钱；后来等到他妹妹来，送家里煮的饭菜给扎伊尔德，这他们也要收钱。警员开始谈释放他的价格，但他们拖延程序，知道多拘留一点时间，就能让扎伊尔德愿意花更多钱买自己的自由。他妹妹希望我不要去警察局，因为外国人出面只会提高价格。她看来很冷静；许多生活在非法棚户区的家庭都有跟条子和监狱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也不例外。扎伊尔德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不久前才因为被控贩卖哈希什而在牢里待了一年多。

在尼罗河宫殿的警局待了一晚之后，扎伊尔德和另一名犯人铐在一起，转道阿卜丁（Abdin）的派出所。接着缺乏制度的老问题引发了争论，因为警员无法决定该把扎伊尔德送去尼罗河的哪一边。他们讨论了一阵子，然后铐上他，送过河到吉萨。每移交一次，就会有新的人要钱，扎伊尔德也会跟新一群被拘留者共处一室。他们总会问一样的问题，他也总回一样的答案：“挪动家具”。

最后他落到喀达沙（Kirdasah）──吉萨岸一处恶名昭彰的非法棚户区。不久前，当地发生数起严重交通意外，肇事的司机嗑了曲马多等药物正嗨着，于是警方发动扫荡，并在开罗各地随机进行药检。在喀达沙的拘留室，扎伊尔德发现自己身旁坐的是个卡车司机，对方因为在药效发作时开车而遭到逮捕。

“我才吃半片而已，”卡车司机说，“而且又不是曲马多！”

这位司机是来自亚斯文的黑皮肤努比亚大汉。他开长途到开罗，而他也和许多司机一样会服药。但这努比亚人吃的是山寨版的威而钢──他宣称这是提神的好方法。到了开罗，他在警方检查哨被人拦下，显然尿检中测出了威而钢的若干成分。“我才吃半片而已。”他不停地说，他望向扎伊尔德脏兮兮的工作服。“曲马多？”

“不是，”扎伊尔德说，“挪动家具”。

这间位于喀达沙的拘留室就跟其他地方一样，关了一群伊斯兰主义者。扎伊尔德马上就学到，跟这些大胡子男人打好关系很有用，因为他们得到的食物比其他被拘留者更好。兄弟会有着照顾狱中成员的悠久传统，而他们的监狱网络自从拉比亚大屠杀之后便开始运作。在喀达沙时，伊斯兰主义者会跟扎伊尔德分享牛排、米饭和意大利面。作为回报，他则听这些人讲《古兰经》，还有塞西的邪恶。这是兄弟会的另一项传统：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埃及的监狱中传教。

四天后，扎伊尔德获释。猫艾曼──扎伊尔德多数收垃圾路线的所有权人──担任他的品格证人；他出现在喀达沙派出所，帮扎伊尔德的妹妹跟警方协商。最后，扎伊尔德得知出庭日期。在他获释之前，几名被拘留者正要上吉萨的一处法院出席宣判。那位用威而钢助威的可怜努比亚卡车司机得进牢里关十天。──“我才吃半片而已！”

＊＊＊

获释后过了几个小时，扎伊尔德路过蜘蛛网大楼上门拜访。他依旧穿着被捕时所穿的同一套衣服，但人看起来倒是比在开罗各地拘留室水泥地板睡了三天的人该有的样子更有精神。我一开门，他便给我一个微笑，和一个埃及式的用力击掌。“Hamdillah salema”，我说──这是传统上跟旅行回来的人打招呼的方式。我不知道跟出狱的人有没有特定的致意方式。扎伊尔德说自己很饿，莱丝莉和我于是热了一盘烤鸡给他。他吃得津津有味。

“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问。

“我得清垃圾。”他说，幸好拘留发生在周末，大家不会期待有多少清运服务。但现在垃圾堆积如山，接下来他得忙个几天。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你太太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喔，这个啊？”他说：“我想我得跟我律师谈谈。我觉得他办事不力。”

扎伊尔德管自己的律师叫“骗徒中的教长”。他怀疑律师故意不让他知道家具的案子。也许他想要更多钱，或者跟瓦希芭串通好──这个阴谋论对扎伊尔德很有说服力。但现在他不想谈这件事。

“有一件跟美国有关的事我得问你。”他解释道，拘留时有个曲马多药头告诉他，美国有种化学药剂带有奇效。只要男人把这种特别的美国产品喷在自己身上，就会有无法抵挡的性吸引力。

“扎伊尔德，没这种东西。”我说。

“你确定？这家伙说只要女人一闻到，就控制不了自己。”

“Ya rait!”──“你作梦！”莱丝莉嗤之以鼻。

他不太谈拘留的事。警察在他的档案找到一件没有解决的投诉，跟几年前发生的冲突有关，而这件事让他的释放变得更复杂。马努担心的就是这种事：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警方档案里会出现什么。扎伊尔德把烤鸡迅速解决，问能不能再来一些。我从没见识过有谁像他这样能吃。

我又问他有没有打算去看自己的太太和小孩。他抬起头。“你下一回去美国的时候，”他说，“能不能帮我带些那种特别的喷剂？”

“扎伊尔德，别再讲这种蠢话了！”莱丝莉爆炸了。“你才刚在牢里蹲了四天，而且几个星期都没有给你的孩子们付任何钱──结果现在你还在想这种事？你脑袋装什么啊？你得想想你的问题！帮帮忙！”

“好像是该这样吧。”他似乎收敛了点。

“所以你跟你太太的事情打算怎么处理？”

“我不晓得，”他说，“或许跟她谈谈吧。”

＊＊＊

我担心这件事会跟埃及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绕了一圈又一圈，同样的模式无尽重复。对于那件“挪动家具”的指控，扎伊尔德抱怨了一阵子，但他不仅从不抱怨漏洞百出的司法体系或贪腐的警察，反而似乎因为想出提起诉讼这点子的人不是自己而生气。他把错怪在骗徒中的教长头上。这似乎是扎伊尔德从这个案子里学到最重大的教训：从今天起，他再也不会支付他律师的天价帐单。

Chapter 20

总统大选预计在二○一四年五月举行。竞选期间，临时政府严格实施新的集会游行法，里阿法特也为课堂准备了一段电话对话。课文标题叫“悉听尊便”，内容结合了他最钟爱的两件事：阿语的礼貌与埃及人的讥讽。

甲：您好，请问是内政部集会游行处吗？

乙：是的，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吗？

甲：蒙您允许，我想为明天两点到六点的示威活动作登记。

乙：悉听尊便，先生。您需不需要中央维安部队、救护车，以及保安警察到示威现场？

甲：中央维安部队就好，谢谢。我们人已经够了。

乙：（笑声。）您真是甜美如蜂蜜，先生！你们的抗议活动需不需要水？或者催泪瓦斯跟警棍，毕竟都是免费的？

甲：真主啊，祝你好运。但大家希望身上能干干净净回家。

乙：那您要不要附带狙击手、霰弹枪和暴徒？

甲：不用，这样就甜美如茉莉花了。谢谢您。

尽管气氛压抑，里阿法特还是计划投给塞西。这是他矛盾的另外一点：假如有个军事强人结合了力量与温情的一面，他就无法抵抗。里阿法特喜欢塞西说话时声音里的夸张和煦，也喜欢他那种跟纳瑟之间明显的一脉相承。“穆巴拉克不在乎人民，”里阿法特说，“他想欺骗人民。但民众热爱塞西，正是因为民众热爱他，所以他会做对的事情。”

课堂上，我们读了流行歌〈人人都爱塞西〉的歌词。歌手名叫夏伯拉（Shabola），他原本在某个非法棚户区的洗衣店工作，后来因为表演而成名：

你说你想要秩序，我们就给你下令，

我们命令你当总统，人民感谢你。

“军事领袖回应人民要求”在埃及政局有悠久的历史。一九六七年，埃及与盟国在阿以战争中遭到以色列横扫之后，纳瑟于同年宣布辞职。民众挤满开罗街头，恳求他留下来，不久后总统也同意了。他表示，除了遵循人民的意志之外，他别无选择。

在民主制度中表达谢意的正常方向在这种情况中逆转。候选人不用感谢自己的支持者，反而是支持者感谢候选人同意出来竞选──等于选民得为“改变”负起责任。塞西常常提醒埃及人，说他们有哪些缺点：他说人民爱睡懒觉，而且还批评他们的工作伦理。有一场军官会议录音遭到泄漏──这是塞西计划的一部分──会议中这位将军在会议上抱怨民众期待札巴林人帮他们捡垃圾，却不愿意为他们的服务付钱。他们还在自己的手机上花太多时间。“人们老是像这样在街上转，”塞西说话时假装把一支手机贴到自己的耳朵边，“不，不，不，我的孩子啊──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长大，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精神去工作或战斗。”

他的话听起来经常像父亲吓唬小小孩。“你们要像那种老大哥，”在另一段外流的对话里，他对着一群军官这么说，“或者那种老爸爸，儿子有点不中用，不专心。”严格是善于为人父母的根本。“我要让你们用自己的两只脚走路，你们能忍吗？”塞西问：“你们准备好忍受每天五点钟起床了吗？你们准备好忍受吃更少，冷气吹更少了吗？你们能承受我把所有补助都取消吗？”他接着说：“这个塞西就等于折磨跟受苦。”

关于家庭的比喻与埃及人批评自己社会的倾向相互共鸣。选举政治的另一个模式也颠倒了：如今，提出空泛竞选承诺的人不是候选人，而是选民。夏伯拉唱着：

我们将在五点起床，此后再也没有偷懒。

假如我们只吃一餐，只要你愿意，也会甘如饴，

佐料吃起来比烤肉串更有味，

我们将活在和平与爱中，再也没有恐怖主义。

塞西本人什么都没承诺。他没有真正的竞选演说，也不是以某个政党成员的身分竞选。他从来没有擘划要制定任何体制或结构，用来改善他在埃及社会观察到的缺陷。他的竞选阵营在开罗与其他城市举办造势活动，但塞西连一场都懒得出席。他是个天赋异禀的演说家，但他却和许多军人一样，似乎讨厌、不信任政治。他不认为有必要讲他个人的历史，而他的过去也仍旧讳莫如深。竞选活动的官方YouTube频道甚至为这名候选人提供了两个相冲突的出生地。

他的竞选总部不允许记者进入，但一位欧洲外交官曾告诉我入内的经验。竞选总部设立在第五社群（Fifth Settlement，穆巴拉克的沙漠城市之一）一栋租来的大楼里。总部有层层安保，但这位外交官经过金属探测器，接受士兵搜身之后，她却发现这地方空空如也，只有一对退休的政府官员在里头。两人不断聊着他们有多向往在选举结束后重回自己的退休生活。

“要是你造访某个竞选总部，应该要挤满年轻人才对，”她说，“他选择不打选战。但这原本是跟年轻人创建链接的好机会。”她提到，在实际的民主运作中，年轻人在选战中和竞选者办公室里都扮演重要角色，而候选人助理更是常常承担重责大任。但在埃及这个有半数人口低于二十五岁的地方，“缺乏制度”意味着除了走上街头之外，年轻人就没有别的办法能参与政治。

以塞西来说，这种对年轻人不屑一顾的态度似乎深植于他的背景。年轻人在阶级分明的军队里没什么价值，只不过是原物料──年年都会有大批义务役报到。更有甚者，塞西的家族也遵循严格的家父长制传统。他祖父制作有阿拉伯雕花的木制品，上面镶有错综复杂的珍珠母镶嵌，从而发迹，开创成功的事业。日子一久，塞西的整个大家族渐渐主宰哈里里市场（Khan al-Khalili，开罗首屈一指的观光市场）中的相关买卖。

这个家族至今在哈里里市场仍拥有将近十个店面，我曾经在某个下午顺道经过摩萨德．阿里．哈玛玛（Mossad Ali Hamama）照管的店，他是塞西堂亲的三十二岁儿子。哈玛玛说，氏族内所有青少年男性──而且只有男性──在夏天时必须做学徒，学习这个行业中的某个环节。塞西还是小男孩时，便受训担任“sadafgi”──负责用长柄小刀切出小片的珍珠母。

“我们这里不会有讲‘这是老板的儿子、这是总统的儿子’的情况发生，”哈玛玛说，“唯一的规矩就是长辈跟年轻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假如我跟我父亲的堂亲讲话，对方年纪比我大，那我就得听他话。”他接着说：“要是有长辈到店里来，就算不是公事，他还是会像自己拥有这间店的样子坐下。我们虽然不是上埃及家族，但你不妨说我们有上埃及人的传统。”

我脑海里出现画面：某个没念过书的老头儿从这家人祖上的村落到来，一屁股坐进椅子，使唤人家上茶。我问哈玛玛，他身为年轻人，这种严格的阶级感会不会让他感到困扰。

“不会，刚好相反。”他答道。“我会敬重比我年长的人，哪天我也会变老，到时也会有人敬重我。这是一种延续。这种上下阶级有一种安全感。”

＊＊＊

马努在紧接着拉比亚大屠杀之后的期间，完成了自己最优秀的一些深入报导。到了现在，连埃及民营媒体也不再批判政府。政变余波中，民营媒体记者起先因为支持军方，所以对于兄弟会遭到挫败感到快意，但如今他们的听话则是恐惧促成的。大体而言，只有外国报纸追查政府的残忍行径。其中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件中，有三十七名埃及囚犯死于押解过程的囚车上──跟扎伊尔德受拘留期间，用来载着他在城里各地移动的车辆就视同一种。当局宣称囚犯是穆尔西支持者，他们的暴乱行为让警察别无选择，只能对车辆发射催泪瓦斯，造成囚犯窒息而死。

马努与《卫报》的不列颠籍通讯记者派屈克．金斯利（Patrick Kingsley）合作，访问从那辆囚车中生还的前囚犯、目击该事件的警员，以及其他也在调查事件的人权人士。金斯利的文章揭露官方的暴动与催泪瓦斯故事几乎肯定出于捏造。这些人之所以横死，是因为无能与残忍相结合：车辆本身原是设计来关押二十四人，但实际却塞了四十五人，而且在八月的高温下晒了数小时。当囚犯恳求水喝，甚至开始昏厥时，条子还嘲笑他们。死者多半年轻，有些人甚至是被随便抓来的；他们跟穆尔西或示威活动完全无关。

囚车死亡事件之后，我对扎伊尔德和他的家人在拘留期间的乐观感到震惊。但死者真正的故事在主流埃及媒体上只字未闻，而且民众反正也已经麻木了。他们知道只要扯上警察都很危险，也无法预测，但数十年来都是如此。何况对于住在非法棚户区从事劳苦工作的人来说，生活本来就充满风险。

马努喜欢做追踪报导。这是他抱持信念的事情之一──他说，纵使是受过最多教育的埃及人，也会忽视国家的漤权，而将之记录下来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日子愈久，这份工作只会益发危险──身为同志也是。有时候，他看待威胁的态度已经趋近于虚无，仿佛自己完全无从预料或避免问题。但这也是一种麻木，毕竟马努经常观察到开罗的危险有多么随机。一个人有可能发现自己在城里陷入各种颇具威胁的处境，却毫发无伤活了下来，结果回家之后却发生可怕的事情。

一天深夜，马努与一名友人前往尼罗河宫殿大桥的同志闲晃地点。他们在那里时，和另一位二十出头、名叫艾哈迈德的男子讲起话来。三人聊了一阵，之后坐马努友人的车离开。他们把车停在城里其他地方，喝了点啤酒。

艾哈迈德二十出头而已。他彬彬有礼，来自其中一个非法棚户区。他跟马努闲聊了几小时，抱怨那些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事情：工作没前途、没钱、没机会结婚。就马努的判断，艾哈迈德是直男──“至少就埃及标准来说是。”这是马努的口头禅。他们那晚上床了。

事毕，他们站在马努的厨房里，边聊天边喝啤酒。马努望向窗外，此时艾哈迈德从他身后靠近，拿啤酒瓶砸碎在他头上。马努人跪倒在地，当他试图站起来时，艾哈迈德又拿第二个酒瓶攻击他。

事情完全毫无征兆。后来马努连攻击发生当下原本在聊什么都想不起来。他只依稀记得自己倒在厨房地上，血流满地，不断来回于清醒与失去意识之间。他只记得自己不知怎的站了起来，把艾哈迈德推出公寓门外，然后把门锁住。之后他又垮了下去。

他打电话给外国友人，对方帮忙把他带去医院。医生缝了他的头，把他打发回家；接下来几天，马努都苦于头痛与晕眩，于是他又回到医院做脑部扫描。结果显示他有严重的脑震荡。医生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自己跌倒了。

攻击发生的三天后，艾哈迈德现身在公寓外，身边伴着另一名年轻人。艾哈迈德拜托马努跟自己谈谈，但马努一直锁着公寓的沉重铁门。他大吼要艾哈迈德离开时，自己也因为恐惧而颤抖。马努不晓得这年轻人为何回来──而这只是许多无法解答的问题之一。为何要突然攻击人？为何他没有试图偷任何东西？为何他回来时还带了个朋友？

事发时我人不在埃及，马努传了简短的讯息给我。我回到埃及之后，他看起来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脑震荡的缘故，医生叫他一个月不要喝酒，马努也避免自己习以为常的闹区寻欢行。他头上留下严重的疤痕。恢复之后，他发誓再也不去尼罗河宫殿大桥。不久后，他判断前方只剩一条路可走：他要试着逃离埃及。

＊＊＊

总统大选期间，我多半都前往南方。我每个月都会开个几趟车，寻找中国商人，走访考古遗址。在几个城市，我会经过荷枪实弹的检查哨，停在“阿拉伯之春”以前曾经人满为患的观光景点。自二○一○年起，也就是革命发生的前一年，来自埃及古迹的岁入便已经掉了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我走访卢克索知名的图坦卡门陵墓时，是现场唯一的人。阿玛纳一处贵族陵墓地下室的警卫说，他看到的上一位游客是十天前离开的。他告诉我，有一次热天，他在空无一人的墓中睡着了，结果有个恶魔一耳光把他给打醒。偏远地方的警卫常常有这种鬼故事──看来鬼是如今仅剩的游客了。

“阿拉伯之春”期间，许多考古学家仍稳定工作着，而阿拜多斯尤其活跃。来自宾州大学的团队发掘出了据信是埃及最长的凿岩墓穴。这个墓穴是为辛沃斯瑞特三世（Senwosret III）而建，他是西元前十九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强大法老。辛沃斯瑞特三世以军事成就闻名，尤其是在产金的努比亚地区所取得的胜利──他成为第一位在努比亚长久驻军的法老。他也是成果丰硕的宣传家。他命人写颂歌，内容就像夏伯拉的塞西之歌，透过人民的声音来歌颂法老：

埃及在您强壮的臂膀中多么欢喜：

您守护其传统。

百姓在您的建议下有多么欢喜：

您的力量为他们赢得发展。

到了辛沃斯瑞特三世时，建造金字塔的伟大年代已经成为久远的过去，但这位国王希望把自己跟早期法老的荣耀连接起来。于是，他命人在阿拜多斯兴建庞大的陵寝，地点在“陪葬”遥远的边缘，阿努比斯山（Mount Anubis）下。这座山的天然造型令人想起金字塔，而国王的陵寝便往岩床开凿。几世纪后，新王国的法老也依样画葫芦，在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的天然景致之下建造自己的陵墓。

辛沃斯瑞特三世之墓在古代已经遭人多次盗墓。罗马时代的人把此处当成采石场，把一块块切割漂亮的红石英与其他石材从里头拉出来。他们留下大量的碎石，等到近代考古学家终于在一九○一年进入陵墓时，后者马上判定这里不太可能留下有价值的文物。若干埃及学家相信，这些墓室其实是衣冠冢──只是象征性的陵寝，国王并未埋葬于此。考古学家在现址的两年期间仅一度草草检查，接着便封闭入口，让磙磙黄沙埋没此地。

一世纪后，宾州大学考古学家约瑟夫．维格纳（Josef Wegner）在二○○四年重返遗址，以进行彻底的发掘。维格纳在此的第一个考古季，一支由两百名工人组成的队伍花了三个月将沙子挖开才看到陵墓入口。之后，他们慢慢往陵墓内部推进，一间墓室接着一间墓室，把碎石清出来。一切都得用独轮手推车清运，或是由工人组成人龙，将提桶接力取出来，因为重机械会损害遗址结构。

等到我造访时，维格纳已经发掘了九年。他的团队大致上清理到陵墓长度的一半，并且布好线用发电机为电灯和通风扇供电。从入口处开始，我们沿着一连串没有灯罩的电灯泡走下陡峭的斜面，接着是一条通往基岩的漫长隧道，途中还经过两间令人印象深刻的侧墓室。

“这我们是去年开挖的。”维格纳停在其中一间墓室前说。他指着高二十英呎的天花板。“碎片一直堆到顶。”墙面是用手工处理的平滑石灰岩块砌成，在电灯下闪耀着鬼魅般的白。“造就这一切所耗的功夫令人震惊。”维格纳说。

他还没推敲出这几间墓室原始的用途是什么。维格纳相信这个陵墓是真正的埋葬地点，而非衣冠冢，他希望自己能找到证据。他估计还需要一两年，才能清理到陵墓的尽头。

我们继续沿着发掘工人摆的一些木栈道和梯子前进。斜坡往下通往另一段长长的信道，发掘队伍目前就在此作业。五、六名年轻人用铲子和十字镐清开碎石。他们用喇叭听埃及流行歌。电灯和风扇用的电线只到这里；隧道继续往前方延伸，但几乎都为碎石所填满。

“你想继续往前的话，行。”维格纳指着碎石中的一道缝隙说。他不久前才跟手下几个开挖的人爬进去过。他估计前面至少还有三百多英呎。

我从背包取出头灯。维格纳交给我一盏大电流手提灯。“我想你会比较想要这个。”他说。

我费劲爬进了隧道。有一段时间还能蹲着走，但之后的碎石让我只能用爬的。歌声在岩壁间回荡，稳定渐弱，直到完全消失。很难想像有哪个地方会让人感觉流行歌退流行的速度如此之快。

发掘处的灯火很快也消失了。我的头灯之微弱仿佛烛光，于是我扭开手提灯。在我顶上，就在天花板上，我能看见三千多年前为了指引工人开凿隧道所画的红色线条。

尽管幅度非常不明显，但这条红线确实渐渐往右转。隧道设计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同时下挖至岩床。维格纳认为这条隧道是以象征的方式呈现“amduat”──“古埃及夜晚之太阳神走的路线”。根据传统，每一个白昼都是随着太阳神在西方下降后结束，祂在此进入大地，在地面下划出一道完整的弧，然后再度从东方出现。我的路线就是这样──在隧道追随着夜晚的太阳。

近代第一位发掘这座陵墓的考古学家亚瑟．韦格尔苦于幽闭恐惧症。在这段信道中爬行时，我对韦格尔对撒哈拉沙漠的爱──他说“沙漠是世界呼吸的空间”──有了新的体会。韦格尔于一九○一年展开辛沃斯瑞特三世陵墓的发掘工作，但经历这条塞满碎石的信道之后，他马上把任务转交给加拿大考古学家查尔斯．嘉瑞利。到了一九○三年，嘉瑞利也受够了。

信道内的酷热出乎我意料。我的地底经验多半都是在天然的洞穴，有流水与流通的空气，创造出凉爽的温度。但漫长的墓穴就像矿脉，受到地温梯度所支配：你下得愈深，温度就愈高。不久后我就汗湿全身。我在信道地面看到小小的陶碗，中间是黑的：古代人以此充作简单的火把，盗墓贼在这些碗里装满易燃的油料。间或我会爬过破掉的双耳壶，罗马时代的盗墓者用这种红色的陶器携带饮用水。他们在这个地方作业，从墙面采石，时间则是西元三与四世纪。到了那个时候，陵墓已经是古墓了。我跟那些罗马盗墓者在时代上的距离，比他们跟辛沃斯瑞特三世时代的距离更近。

我呼吸开始变喘。我完全无法想像挖掘隧道的人会有什么感受，他们最顶级的工具，顶多就是青铜凿子与拿来重敲用的石头。维格纳告诉我，我最后会抵达他认为是底墓室的地方，那边就有办法站起身来。我花了十分钟，但感觉就像永远。等到终于能站直，我便把光打在我的罗盘上，看到隧道的方向彻底转了过来：我从西方进来，如今则面向东方。在我正前方，在上百英呎的硬岩之上，就是尼罗河翠绿的河谷。

我把手提灯关掉。黑暗完全垅罩：我的双眼是睁是闭，都没有差别。高温从四面八方辐入──地板、天花板、墙面。这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我心脏的跳动声。

＊＊＊

我们不可能晓得古代工人对于建造这座陵墓有什么想法。也许他们气愤不已，也许他们顺从那首国王之歌的精神：“百姓在您的建议下有多么欢喜！”他们没有留下有形的痕迹。工人的遗体必然埋在阿拜多斯周遭的其他地方，但不可能位于“陪葬”这等居高临下的抬升地形。他们的坟墓最可能的所在是河谷，但那里的他们已经被几千年来尼罗河的洪泛给冲走了。

对考古学家而言，最有希望找到完整非贵族墓地的地方，向来都是阿肯那顿的城市。不列颠埃及学家法兰西斯．吕韦林．格里菲斯（Francis Llewellyn Griffith）在一九二三年发掘后写道：“它是一道鬼火，是梦想中阿玛纳中间阶层丰富而未受劫掠的墓场，充满精挑细选的花瓶与护身符，召唤着一代代的探险家前来。”这座城市历史之短暂，代表任何墓地都能精准定年。格里菲斯派人前往沙漠探勘，但他最终宣布搜寻无果：“风雨堆积起了几平方英哩的不毛之地，底下的墓地在地面上恐怕完全没有痕迹。”

将近八十年后，贝瑞．肯普在二○○三年委人对沙漠进行现代式的探勘。探勘人员在几个地点的地表找到人骨与陶片，试掘结果证明他们发现了四处独立的墓地，而且显然都是用来埋葬建照国王新城市的普通工人。

发掘工人在阿玛纳计划副手安娜．史蒂芬斯（Anna Stevens）的指示下，从最大的墓地着手。我在总统选举的春天到访时，这个计划已经进行将近十年了。他们蒐集了至少属于四百四十名阿玛纳居民的骨头样本。只有两具骨骸是连名字一起找到的：其一是名为马雅（Maya）的女子，其二是名为赫辛蕾（Hesyenre）的女子。不过，其他的骨骸也完整得足以作为个人来研究。针对每一个人，考古团队会记录其死亡年龄、骨胳状态、疾病或受伤迹象，以及是否有任何陪葬品出现。

一天早上，我在发掘屋看到年轻的美国生物考古学家爱希莉．西德那（Ashley Shidner），正把一组脆弱、麻雀般的骨头排列在木桌上。“这是锁骨，还有上臂、肋骨、小腿，”她说，“这具骨骸大概一岁半到两岁大。”

骨头显示出营养不良的迹象，这个墓地中的小孩身上常有这种情况。“成长迟缓大约在七个半月时发生，”西德那说，“也就是开始从喂母乳转为吃固体食物的时候。”她接着说：“也许根据母亲的判断，食物已经不够喂了。”

阿玛纳居民即便活过儿童期，未来也依旧黯淡。就已知死亡年龄的遗体来说，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不到三十五岁。超过三分之一在十五岁之前死亡。四百四十人中只有少数能活过五十岁。小孩的成长情况至多会延迟两年，许多成人受到嵴椎损伤，可能是兴建新城市期间过度劳动的结果。

这个结果很难放到整体脉络来看，因为埃及其他地方从未有如此详尽的古代平民墓地调查。不过还是有一些零碎的例子，而这些例子似乎暗示阿玛纳的生活比大多数时代与地点都要艰难许多。骨骸的故事绝对跟王室建物或是贵族陵墓──凿入高于沙漠的峭壁中──等墙面所描绘的一切完全相反。大阿顿神庙出现的陵墓场景中，上百张摆祭品的桌上堆满了食物。

“我一开始假设我们应该会看到良好的健康与营养状态，毕竟陵墓上的画显示阿肯那顿治世时是一段丰饶的时代，”负责指挥生物考古学家们的阿肯色大学教授杰瑞．罗斯（Jerry Rose）如此告诉我，“他还说，在他之前没有人用过这块地。没有人染指过这个地点，所以我们理应不会发现这么多疾病与寄生虫感染。但我们不仅找到更多的疾病，更明显的营养不良，甚至还发现死亡率在少年期并非谷底。死亡率是一条直线。死去的青少年就跟婴儿和成人一样多。这项证据指出某种相当严酷的情况。”

＊＊＊

平民的墓地完全没有透露出阿肯那顿革命的任何迹象。贵族陵墓中有许多王室成员、阿顿，以及新信仰仪式的场景。但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在一般人的坟中。“里面没有阿顿，”安娜．史蒂芬斯说，“没有提到阿肯那顿或娜芙蒂蒂。就好像这里不属于他们。”

团队研究完第一个墓地后，便往北方的第二处墓地前进。安娜．史蒂芬斯从发掘的一开始就感到不太寻常。“当天工作结束时，我们聚在一起吃午餐，大家都在问‘有人挖到成年人吗？’”她说：“每个人都说没有。”

在他们发掘出的一百三十五具遗骸中，超过百分之九十都不到二十五岁。半数死于七至十五岁之间。全部的人都有做苦工的迹象，连最小的小孩也不例外。许多人是草草埋葬的。没有横死的证据，但家庭结构显然已经被打破了；许多例子看来就像把两三个毫无瓜葛的人丢进一个坑里。

“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死亡曲线，”史蒂芬斯说，“这一带曾经是国王的石灰岩采石场，显见这种死亡情况并非巧合。这群工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年轻，可以工作到死，所以遭强征而来？”她还怀疑阿肯那顿统治时期的末尾是否曾遭到瘟疫袭击。

史蒂芬斯就像肯普，她向来把焦点摆在城内的遗址，而非王族。她对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兴趣缺缺，而她也相信阿玛纳的住房与街道能反映一般人生活的样貌。但发掘几处墓地后，她才意识到连“城市”这种扎实的证据都有可能误导人。“我想，我们总是把安静的泥砖小房子看得很美好，”她说，“即便是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我们还是有一种乐观看待生活环境的倾向。真正能传达生活现实的，其实是人类的遗骸。”

“阿拉伯之春”也改变了她看待该遗址古代统治者的看法。阿玛纳计划的办公室就在解放广场旁边，史蒂芬斯亲眼看过不少骚乱。“在这段时间生活过，让我对于阿肯那顿，对于革命的冲击以及独裁者的倒台有了更多的思索。”她说，“这种对强大男性领导人的重视让我感到震惊。过去如此，眼下也如此。大家跟在塞西后面跑，因为他是个强大的男人。”

＊＊＊

我为了观察选举过程而前往阿玛纳。投票日安排在五月下旬的两天，但政府又延长一天，因为投票率实在太低。塞西的对手是纳瑟派的哈姆迪恩．萨巴希（Hamdeen Sabahi），他没什么资源打选战，而且有些支持者还遭到逮捕。所有伊斯兰主义政党与候选人都禁止参选。

其中一个投票日，我开车到敏亚，走访投票所。一如既往，投票过程有序而和平，但我注意到伊斯兰主义者似乎都待在家里──我看到的大胡子和尼卡布比往常要少。我在某个投票所附近的贩卖亭买了点水，经营贩卖亭的人是两名蓄着茂密胡须、头上有祈祷痕，两只手干干净净的中年男子──又是个没有等于有的证据：每一位投票人的手指都要用紫墨水染色，以防止重复投票。我问其中一个胡子男，问他怎么没有去投票所。

“我们已经投过五次了，”他说，“那几次投票的结果都进了垃圾桶。那何必再投？”

他说，自己过去曾投身伊斯兰集团，也就是过去曾参与暗杀沙达特等恐怖活动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跟我在开罗外围会面的前风笛手萨拉赫．巴育米以前就是该组织的成员。我上一回听到巴育米的消息时，他依旧在那座沙漠村落中自在生活，但政变后我还没有联络过他──政变很可能给他造成麻烦。

贩卖亭的这名男子说自己在监狱里一共待了十七年。“你知道他们怎么对付人，”他说，“你看看！”──他拉起罩衫下摆。左右脚踝都有一圈白色的疤痕。

“这是因为被他们上下颠倒吊起来。”他说。据他解释，狱卒会把手铐铐在他的脚踝上，把他吊上天花板，然后毒打他。他指指自己的同伴：“他也一样。”另一个胡子男不发一语，拉起自己的罩衫──更多白圈。

我问第一个人，当他得知沙达特遭枪杀时作何感想。

“我当时年轻气盛，所以听到很开心。”他说：“但后来我想法就变了。”他说，事实证明穆巴拉克比沙达特更压迫人。

我问他是否认为伊斯兰主义者会对塞西成为总统一事采取激烈反应。

“大家拼了命要和平，”他说，“你有看到任何暴力发生吗？”

他说得对：选举期间发生的事情少得惊人。当局认定兄弟会为恐怖组织，加以查禁，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是零星炸弹与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多数的问题都发生在西奈，当地最主要的恐怖组织终究在二○一四年底对伊斯兰国宣誓效忠。在我几次前往南方期间，我感觉到南方不再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温床，或许是因为人民已经在一九八○与一九九○年代经历太多了。这就像是打预防针：连总统遭到暗杀都没有造成多大的改变，民众对此已有亲身体悟。

我问这名胡子男，他加入伊斯兰集团期间是否参与过任何暴力事件。

“如果说真正参与暴力事件的话，那没有，”他说，“不过我或许协助创造过某种情势，或是接待过准备要做什么的某个人。”

“运用暴力是错的吗？”

“‘错’跟‘没用’之间是不同的，”他微笑着说，“暴力是没用的。”

＊＊＊

我在几个投票所看到的年轻人都不多。夜里在敏亚的某公园有一场挺塞西的造势，但现场的年轻人感觉都意兴阑珊。有些投了票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去投票，只是因为父亲或家族长辈命令他们去。许多地方都有长辈指示家中年轻成员如何投票的传统。

综观全埃及，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七。老人人数之少，但掌握的权力之大总教我哑口无言。有一回，我在一篇谈埃及南方村落的文章中提到这种情况，后来贝瑞．肯普寄了封电子邮件给我：

关于你提到的人口年龄轮廓，听起来跟我们在阿玛纳人的墓地发现的非常类似。五十岁以上的人极少，多数人在二十五岁以前就死了。但两者的原因相当不同，阿玛纳的情况是年轻人的死亡率高，而非出生率太高。不过这对当时的影响是很类似的，独厚少数的老人。

搬来埃及之前，我曾看过解放广场都是年轻人的图片，而他们所占的极高人口比想必将彻底转变整个国家。人多就是力量──对我来说，这再明显不过。但如今我意识到我的前提出自受到局限的西方、民主观点。有时候从现实考量会比较有用，就像考古学家那样。真正的权力来自稀少性；“丰富”有是人们浪费得起的东西。在埃及，年轻人很廉价。

＊＊＊

塞西赢得百分之九十六的选票。就职后，总统成立官方的青年委员会，而他指派的委员长则是一名五十三岁的男子。塞西在掌权的第一年宣布埃及将在沙漠中创建全新的首都。

Chapter 21

马努和大家一样清楚，眼下对难民来说绝非好时节。叙利亚人从东边，利比亚人从西边，双双进入埃及；两者都是为了逃离因“阿拉伯之春”而垮台，或是遭到削弱的政权。这些迁徙的人绝大多数希望继续前往欧洲，他们在埃及北海岸汇集，寻找海上通路。当危机成形时，马努不时会采访他们，作为《卫报》报导之用。二○一四年，成千上万的人流向北埃及，而光是其中一场意外，就有五百人因为试图航向马耳他而溺毙。马努在亚历山卓和一名曾经十一次试图渡过地中海的叙利亚人会面，这人十一次都失败了。

马努因此定了一项规则：不搭船。

埃及人以难民身分逃离的情况相对少见。该国情势自二○一一年开始恶化，但从未濒临崩溃，如今局面看起来就更是不可能。周遭的其他地方则是摇摇欲坠，因为它们的国界线被不怎么在乎部落与派系紧张关系的近代殖民者缝在一起。尽管埃及数世纪以来遭逢各种文化入侵，但它的地理形势依旧永恒：一条河，一个国家。我几乎从来没听过有埃及人提到国家正在瓦解。信仰才是关键──不是伊斯兰，也不是基督教，而是对于此地是大地上第一个成立国家之地的信念。

有些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拉比亚大屠杀后出逃，但其他离境的人多半有钱、找得到合法的康庄大道──例如出国攻读学位。马努则断定另一种版本的合法管道才是他最好的途径。假如他以观光客身分参加一系列国外旅游，便能创建一套旅行模式，或许有望说服欧洲国家发给他签证。他的目标是前往德国，德国有时候会为因性倾向而遭到虐待或歧视的个人提供庇护。

马努仍然有遭到逮捕的警方报告，而他也跟一位在开罗活动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代表会面过，说明自己的经历。至于自己可以处理的部分，他则是规划了一趟前往赛普勒斯的短期旅游。出境那天，他前往开罗机场的护照查验处。官员拿了他的证件，开始在电脑上打字。

“麻烦你先到旁边等？”他说。

马努他等。这名官员把护照又拿去另一台电脑处。时间走得很慢：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马努想像几名官员挖出了那起没有解决的强暴未遂指控，这让他慌张到想逃跑。但如今除了等，他也别无选择。终于，那名官员回来了。

“没事，”他说，“你可以通关了。”

到了赛普勒斯，马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罐啤酒，到海边坐下。

＊＊＊

扎伊尔德从拘留中获释后的几个月，莱丝莉和我很少在晚上看到他。他说他待在家的时间更多，周末时他几乎都会带着其中一个儿子跟他到扎马莱克工作。男孩们看起来开心又健康，扎伊尔德也很少抱怨瓦希芭了。她撤回了偷家具的控诉。我一直在为不可避免的冲突再度燃起做准备，但几个月过后我开始在想，事情说不定真的改变了。

那年的拉玛丹月落在六月。某一天，扎伊尔德邀请莱丝莉和我到他家吃开斋饭（iftar），于是我们开着那辆Honda去利瓦区。路上，人们走在一条条车流之间，提供免费的塑胶袋装果汁。这是拉玛丹月时的慷慨之举──要是斋戒中的司机在宣礼声响起时不巧身陷车阵中，他就能喝点东西渡过这段抵达家门口之前的时间。

到了扎伊尔德家附近，狭窄的街道布置了银丝带和传统灯笼。瓦希芭在门口招呼我们。自从她带着孩子到家事法办公室（诉请离婚的一环）那天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今她欢迎我们进入家门，尼卡布底下的双眼流露着微笑。

餐点大半已经在他们家楼上客厅的地板上摆好了，有牛肉、鸡肉、番茄酱汁煮土豆，以及撒了黑胡椒的葡萄叶卷饭。扎伊尔德与大儿子齐祖坐在地板上，眼巴巴看着菜和餐盘边摆的水杯。这是齐祖斋戒的第二年；他才刚完成小学三年级的学业。他的弟弟尤素夫年纪依然够小，照规矩来说不用斋戒整天。但他跟其他人一样等在食物边。甚至连不满三岁的拉蜜丝也坐在那，不吃不喝。

扎伊尔德今年有斋戒。他的工作让他得以豁免，以前他常常在拖着垃圾的大热天吃东西，至少也会喝点水。我感觉眼下他对斋戒态度变得严格，几乎当成某种形式的赎罪。人在公寓中的他看起来筋疲力竭，眼光不停扫向电视，荧幕上播着晚间新闻。一旦宣礼声响起，节目就会暂停。

瓦希芭烧好最后几道菜，一起加入我们。现在一家人齐聚一堂，他们的视线在食物与电视之间来回移动。每当我到某个人家里用开斋饭时，总会有这最后一段的分心难耐。

新闻终于切成宣礼声，于是人人都伸手拿水。扎伊尔德说一开始别喝太多，这很要紧。他慢慢地吃，控制自己的速度，免得让空空如也的胃不舒服。每吃一小口，瓦希芭都得拉着自己尼卡布的下缘，拉起刚刚好的高度，让他能把叉子放进自己嘴巴里，又不至于让脸露出来。

抵达之前，莱丝莉和我还在想我们会不会见到瓦希芭本人。但夫妻俩相处似乎很融洽，饭后我们也还坐在地板上聊天。因为正好提到婚姻的主题，我就问他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扎伊尔德于是讲起瞥见瓦希芭在哥哥家阳台上的故事。

她进了另一间房，回来时手上拿着两人婚礼的照片簿。她坐在莱丝莉跟我中间，翻着本子。照片中，新娘与新郎相隔壁，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扎伊尔德穿黑西装打领带，当时的他比较瘦，脸上没有皱纹──刹那间我才看出当十荒者的这份工作多么催他老。瓦希芭穿白洋装，脸上的妆很浓。她没有微笑。她的表情似乎很紧张，近乎于害怕。婚礼前一个月，瓦希芭才刚满十八岁。照片中的她甚至更年轻。

她快速翻着相本，介绍一个个亲戚和客人，还对着当时自己与扎伊尔德的样子大笑。我向来不习惯跟围尼卡布的女子互动，而这本来就是她们一开始之所以会围上的原因。但如今这感觉尤其别扭：一名围着面纱的女子让我看有她脸的照片。这何必呢？说不定瓦希芭也冒出一样的想法，因为过没多久她便把相本搁着，进了旁边的房间。回来的时候，她的脸上已经没有面纱了。

我先前唯一一次见过没有面纱的她，是将近三年前在拉蜜丝的庆祝晚会时。那一瞥如此短暂，中间又发生这么多的冲突，让我老早就忘了她的长相。但现在我马上认出她来──白皙的皮肤，三维的五官。大热天围尼卡布让她流了不少汗，于是她拿了块布擦脸。

就从她把面纱取下的那一刻起，我们互动的调性就变了。对话变得更亲近，更个人，有一种新的温暖。这也让莱丝莉与我更容易了解瓦希芭。身为阿语讲的不好也不坏的人，我们经常仰赖脸部表情来加强自己的理解，但这种理解过程不仅微妙，而且出于直觉，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这下子我才第一次体会到，和看不清脸的人说话时，究竟漏掉了多少东西。

她的问题似乎同样在拿掉面纱之后变得更直接了。她问莱丝莉和我是怎么认识的，莱丝莉解释说我们以前都在北京当记者。

“你们是在中国结婚的吗？”

我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正式的婚礼。我也没有提到那场为了埃及签证而压线结的婚──光是用英语解释就够麻烦了。

“那你们怎么晓得你们结婚了？”她说。

“我想，结婚只是两个人的承诺。”

“但你们还没结婚之前就在一起了？”她稍稍眯起眼，于是我想她指的是上床。“对。”我说。

瓦希芭摇摇头。“这在埃及是‘不允许的’（mamnouh）的。”

“在美国很平常。”

“那大家结婚之后呢？他们还能同时跟其他人在一起吗？”

“通常不会，”我说，“但这不违法。有些人会这样。因人而异。”

“对你们两个人来说呢？”

“不行。”我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允许的’。”

＊＊＊

接下来几周，扎伊尔德人看起来开心又放松。每逢周末他带儿子到扎马莱克时，都会顺道到我们公寓拜访。我告诉扎伊尔德，说想请他们家过来吃晚餐，有一晚我便开车到利瓦区接他们。男孩们穿着整齐的衬衫跟长裤，扎伊尔德则穿着一条不错的牛仔裤，是他收垃圾路线上某个外国人搬走时给他的。拉蜜丝穿的套装则是我们双胞胎长大后穿不下、送给她的衣服。瓦希芭的脸有围起来，她的黑色洋装前面有银色的绣花。

莱丝莉和我花了点时间想可能的菜单。我们想准备一些一看就知道的美国菜，但又得吸引埃及乡下人的胃口。理想的情况要有很多的肉。东西用炸的准没错。于是，莱丝莉和我在我们婚姻生活中首度准备晚宴，是由面包粉炸鸡、即食比斯吉、土豆所组成，而且没有葡萄酒。

孩子们很喜欢，扎伊尔德吃的量也跟平常一样可观。瓦希芭的尼卡布一直围到菜端上桌，接着她悄悄把布用针别到后脑。此后这就成了常态：只要我们在私底下相聚，她对我们总是不会覆面。过去我一直以为尼卡布有宗教意涵，但现在我才了解──对瓦希芭来说，围尼卡布完全是出于实用。对她来说，把脸围起来在社群里会比较容易生活：上街比较不会受到骚扰，她可以简单出个门，在不会引起注意的情况下送儿子上学。但只要是私底下跟不会批评她不守礼节的人在一起，她就会把面纱取下。

她对孩子相当严格。在我们家的时候，每当我们给男孩们一盘饼干或其他什么点心，他们都会马上把盘子原封不动递给我们女儿。我们得给他们三、四次，他们才会接受。我记得《闲谈》的课文里有这种社交规矩，但就我个人经验，这种规矩很少用在埃及小孩身上。我女儿念的私校中，多数的孩子都来自富有的扎马莱克家庭，但我从没看过哪个小朋友跟齐祖与尤素夫一样有礼貌。

有一回，我问瓦希芭这种严格教养在他们家附近是不是常态，她摇摇头，用舌头发出埃及人表示否定的声音──啧啧。“我不让他们在外面玩。”她说。她很担心非法棚户区的影响，而且她决心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

齐祖刚上四年级时，扎伊尔德决定要他去邻居木工家当学徒。周末和放假时，这男孩得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六点，每天领大概两美元。瓦希芭坚决反对──这件事是自从扎伊尔德遭到拘留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他对莱丝莉和我提起这件事，我们直白告诉他──他太太有理。他们家并非赤贫，没有道理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工作。没过多久，扎伊尔德便让步了。他现在下这种决定的速度似乎快多了；如今他不会让问题像以前那样化脓。我完全料想不到，但拘留似乎化解了某些根本的问题。

＊＊＊

男孩们读当地的公立学校，校名叫圣城（Al-Quds）──耶路撒冷的阿语名。这间学校挤到学童必须轮流上课。齐祖上早上的四小时，尤素夫上下午的四小时。即便如此，每间教室还是得挤大约一百名学生。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不久前将埃及小学排在一百四十四个国家中的第一百四十一名。政局不稳只会让情况雪上加霜；“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年，埃及便换了五任教育部长。在齐祖的公发社会课本里，有些段落说得委婉（“埃及的天气四季宜人”），其他部分则宣传完全错误的信息（“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古迹位于卢克索”）。课文之间则散落着埃及人诚实但不得体的瞬间。阿语课文描述民众烧垃圾，污染尼罗河，以有毒排放物污染空气。对于在利瓦区公立学校挤沙丁鱼的学童们来说，读到人家这么露骨形容自己的家时，感觉一定很泄气：“非法棚户区显然不在政府规划之内，而且缺乏水电。”

书里关于历史的部分有一项作业：

跟你的老师讨论这句俗语的意思：没有历史的人，就没有现在。

这课本是在革命开始四年后出版的。文中描述阿肯那顿带来“历史上的第一场宗教革命”，但却没有提到解放广场，或是“阿拉伯之春”，甚或是穆巴拉克下野。连一九五二年的革命都跟着纳瑟一起省略了。至于“谁是最好的埃及总统”这个永恒的问题，作者表现了强烈的立场：

你知道人称战争与和平英雄的穆罕默德．安华．沙达特总统吗？他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战争中率领埃及国军击败以色列。他为埃及带回尊严。战胜之后，他跟以色列签订条约，好让我们活在和平与安全中。

十月战争其实是以埃及第三军向以色列人投降告终──除了这点错误讯息，书上也没有任何一张地图画出以色列国。每一回这个国家出现，都只有用阿语标上“巴勒斯坦”。我问齐祖以色列位于哪里时，他完全不知道。马努告诉过我，他孩提时最震惊的经验之一，就是一家人到西奈半岛北边旅行时，他突然意识到以色列──那恐怖的敌人──其实就在隔壁门口。

身为家长，对这一切该怎么做？瓦希芭与扎伊尔德与许多埃及人一样，花大钱找私人家教，而且瓦希芭还会盯着男孩们做家庭作业。每学期她都会自豪地把齐祖的成绩单亮给我看：他每一科成绩永远都是“特优”（momtez）。他是班上的第一名。感觉实在了不起：孩子的父亲不识字；孩子住在非法棚户区；他读的学校拥挤到小朋友得像工厂工人一样轮班上学。政治跟历史脉络不一致──学校以耶路撒冷为名，课文因为和约而奉沙达特为偶像，但却不准以色列出现在任何一张地图上。但齐祖感觉还是有学到点东西。他书读得很好，而且常常问我跟美国和中国有关的精彩问题。他的聪明显而易见，比他小的弟妹也是，而且他们在大人面前全都能泰然自若、进退有礼。当我问齐祖他长大之后想做什么时，他说，“不要当札巴林人（十荒者）。”

＊＊＊

父母过去的冲突必然会影响这几个孩子，但我看不出有受到创伤的迹象。无独有偶，扎伊尔德与瓦希芭显然也跨过了他们的坎。瓦希芭偶尔会拐弯抹角提起过去的问题──她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说扎伊尔德表现不好。但她不会死咬着不放，而扎伊尔德感觉也从未对被警察抓的事情怀恨于心。

我身为外国人，本能认为凡没有解决的事情都是问题。我总以为扎伊尔德遭拘留一事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我看不出一对夫妻如何能从这种事件中重修旧好。但日子一久，我意识到这一连串冲突与法律诉讼在他们眼里远没有那么戏剧性。平常生活就是这样，人们只不过是在有缺陷的环境中运用所有可用的手段，解决彼此的差异而已。瓦希芭的法律策略因为“有用”所以正当。连扎伊尔德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他再也没有抽掉照顾孩子的费用，每当遭遇分歧时他也不再试图掌控自己的妻子。每一件让身为外国人的我感到不可置信的事──漤用法律，找警察来对个人冲突施压──都不要紧。对于当事人来说，只有一个重点。这有用。

Chapter 22

古埃及的工人在敏亚附近的尼罗河东岸高处开凿石块，供两尊巨大的雕像所用，但雕像从未完成。这几个遗址都没有正式对观光客开放，我自己也是从托雷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大学的考古地质学退休教授詹姆斯．哈瑞尔（James Harrell）那里听来的。他在埃及的沙漠中漫游了好几个冬天，研究古代的采石场与矿坑。

哈瑞尔说其中一尊未完成的雕像很容易找，还给了我GPS座标。我开着我的Honda，前往穆巴拉克政权在沙漠高台边缘兴建的城市──新敏亚。我把车停在聚落的尽头，接着继续徒步跨越绵延的沙子与石灰岩露头。走没多久，我便抵达能俯瞰下方四百英呎处尼罗河谷的石灰岩悬崖。

从高处看，河谷的布局有如一系列明确的线条。悬崖下方是一条沙色的沙漠，接着是一道绿带。更过去是深棕色条纹状的尼罗河。至于河的对岸，敏亚老城则开展成一长条低矮的灰色建筑。

悬崖上方有许多古代采石留下的痕迹。有些地方的石灰岩已经切割走了，几块沙发大小的大石块遭到弃置，石块边缘已经处理成整齐的平面。我跟着GPS座标走，直到我抵达供巨像之用的岩块处。下令制作巨像的人是阿蒙霍特三世，他在西元前十四世纪统治超过三十年，直到其子阿肯那顿继承为止。这段期间前所未有地繁荣，阿蒙霍特三世似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治世的头十年，他就猎杀了一百一十头狮子。他命人雕出高三十英呎的蹲姿狒狒像。他在埃及各地兴建的巨型建筑比他的所有前任都多，两尊大得难以置信的国王像至今仍位于卢克索西岸。这些雕像就是所谓的门农巨像（Colossi of Memnon），每一尊巨像都是由单一一块石英岩所雕成，重达七百二十吨。

位于新敏亚边缘的这个石灰岩块甚至更胜一筹。雕像完成后将超过七十英呎，大约跟一栋五层楼的建物一样高。工人已经凿出国王坐像的大致外型，并且把岩块周围都跟岩壁凿分开了。其中一处的缝隙很窄，我便跳了过去。到了未完成的巨像顶，我从一端走到另一端，数着自己走了几步：六十步。接着我趴下来，往岩块边缘外望去。离地实在很远。边缘上有凿子在三十三个世纪之前留下的痕迹。

岩块遭到弃置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根据哈瑞尔的推测，可能是国王在工程尚未完工前便驾崩了。另一尊未完成的巨像更大，也同样位于敏亚附近的悬崖上。两尊巨像原本可能都计划立于上游方向将近两百五十英哩处的卢克索。没有人晓得古埃及人打算怎么搬移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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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敏亚的领导名叫艾哈迈德．易卜拉辛．阿德索基（Ahmed Ibrahim AlDesouqi），他在一栋距离未完成巨像不到半英哩处的崭新政府大楼中办公。我顺道拜访时，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平面电视播着某首歌的MV。办公桌上没有电脑。墙上没有钉子──这栋大楼新到从来没有挂过穆巴拉克的肖像，塞西的照片则还没有到来。穆尔西没有机会让人绘制肖像。他掌权的那一年里，我从没看过他的照片挂在任何政府办公室中。

领导告诉我，等到二○五○年，新敏亚就会有六十万居民，是旧敏亚目前人口的两倍。我问他，民众在这座新城市要作什么工作营生，他坦承目前官方还没推敲出等号另一边的答案。“会有一些木作店面，”他话说得含煳，“我们正规划一处工业区，和一处手工业区。”

我开车穿过这座新城市尘土飞扬的街道，工程队伍正在兴建公寓房子，但这里看起来没有多少人入住的迹象。他们在其中一个路口打造了一尊巨大的阿肯那顿水泥雕像，象征这个地区的骄傲。另一个路口则是娜芙蒂蒂的雕像。

其他次南巡时，我走访了新亚斯文、新索哈杰和新艾斯尤特。这些地方看起来都不热闹，但塞西决心加速建设沙漠的步调。新都会社区局（New Urban Communities Authority）主管这些地方，我在开罗时曾短暂拜访名叫卡利德．马哈茂德．阿拔斯（Khaled Mahmoud Abbas）的助理局长。他说他这个局──通称NUCA──目前监督二十三座新城市与两座正在规划的城市。他们期待到二○二七年时能够有两千万人住在这些地方。

“单就化沙漠为生机来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阿拔斯说，“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是从无到有。他们都是在已经有水有电的地方来推动，但我们不是。”

他相信这些全新的都市将鼓励民众离开非法棚户区，另外他也强调该局友善年轻人的政策。其中许多新城市里，政府兴建了有购买资格限制的公寓，只有二十一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人能购买。阿拔斯说，此举对于一个愈来愈年轻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日益提升的出生率似乎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一九八○年后，埃及出生率稳定下降，但这样的潮流却在二○○八年政府上一次健康普查时突然逆转。到了二○一四年，每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字已经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从每人三胎增加到三点五胎。增加的幅度在二十出头的女性之间尤其显著。专家推断有几个原因：穆巴拉克时代的节育政策在革命后戛然而止，此外女性劳动参与也下降了。经济差，政局不稳让许多家庭比以往更不愿意让女人出门工作。结果更多女性留在家里，在家里就容易生更多孩子。

阿拔斯告诉我，他们局里已经为这种人口分布变化做了准备。“我们有一份针对未来五十年的战略计划，”他说，“我们打算再盖三十到五十座新城市，全都位于沙漠。到了二○五二年，我国人口将达到一亿六千万至一亿八千万。”

这数字是目前九千多万人口的近两倍之多。我问他，政府是否有任何鼓励节育的规划。

他停顿一下。“目前吗？没有。”语调缓了下来。但接着他又提高音量：“不过我想未来会有。我希望，真主容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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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的新首都预定坐落在开罗以东三十英哩的沙漠中，夹在通往苏伊士市与红海的两条高速公路之间。开发商预估新都将花费三兆美元，所需基金泰半将来自波湾国家。政府发言人表示，除了政府大楼、公寓与旅馆之外，新首都还会兴建非洲最高的建筑物。埃及人跟某家中国国有企业签订的合约，占了这座城市兴建工程中相当庞大的一部分。

当年穆巴拉克担任总统时，他也要求中国人到沙漠里盖点什么。名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有企业（简称泰达［TEDA］）在距离红海与苏伊士运河交接处不远的温泉镇（Ain Sokhna）兴建了中式的工业城。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二○○八年成立，官方口号是“合作让世界更美好”。

从开罗出发不到两小时就能抵达合作区，我就常开车前往。工业城很小，只有二点五平方英哩大，而且厂房全数盖在一处由宽阔、笔直的道路围成的方格里。城里有天津路、重庆路和上海路，有几间给水泥工住的宿舍，还有用来放空货柜的场地。货柜堆了六层高，由于地形缺乏起伏，货柜鲜艳的颜色在几英哩外都能看到。从远方看，它们就像乐高积木，在阳光下融化。

原本的构想是让中国公司在此扶植制造业。它们可以雇用工资远低于中国的埃及工人，并且用运河运输完成品。泰达开发区得到租税与设备的补贴，大约有五十间中国公司在此开店。其中几间是由前女用内衣商人所开设的。一位名叫张彬华（音译）的女子曾经在埃及的蓬市中卖内衣裤，如今则用利润在工业区内开了一间生产丝线的公司。她有一部分的原物料来自艾斯尤特的林翔飞等中国籍塑胶回收业者。区内有其他中国公司制造塑胶袋、卫生纸、尿布、金属管与玻璃钢。一位名叫王伟强（音译）的企业主则生产沙特阿拉伯与其他波湾国家男子所用的白色格特拉（ghotra）头巾。

我一见到王伟强，就问他怎么会开始生产这种特定商品。二十年前，王伟强在中国东北的天津生产的是内衣与运动裤。他的挚友之一拥有一间专作格特拉头巾的工厂。后来这位友人做事惹恼了王伟强，于是他挖脚朋友的经理作为报复。正是因为这位经理的专长，王伟强才能开始生产自己的格特拉头巾。“这好比血债血还，”王伟强说，“我是出于报复。”

波湾地区的阿拉伯人有其荣誉与复仇的传统，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理解中国人：居然有人生产出口用的白色衣物来复仇。我问王伟强，他的朋友是不是很生气。

“那还用说！”他说：“他气炸了！”

“你们还是敌人吗？”

“没，我们和好了。”王伟强说：“他也生产格特拉头巾，但品质比较低。我做品质好的，他做便宜的。所以我们没有竞争。”

结局皆大欢喜：中国人之间没有什么冲突是大到无法用市占率来化解的。王伟强把自家工厂起名为矢岛（Yashima），十年来他的事业都很赚钱。他可以把顶级的格特拉头巾以每件将近六十美元的价格在沙特阿拉伯销售。于是他决定开始在埃及生产。

“我在这里有上好的埃及棉花可用，”他说，“我的设备很先进。我对这座工厂的投资超过一百万美元。但这两年我也损失不少。问题都跟劳工有关──工人的心态问题。我们工厂需要二十四小时运作；不是只轮一班。在埃及如果要整天生产，我们就得雇用男性工人，但他们真的很懒。”他话还没说完：“现在来应征的男的有百分之九十我都拒绝。我只找女孩跟女人。她们是很好的工人。但问题是她们只能在白天工作。”

在泰达合作区，类似的抱怨此起彼落。另外一位名叫徐新（音译）的业主，原本在中国时任职摩托罗拉，事业有成，后来计划在泰达合作区为埃及消费者生产低价手机。他也偏好雇用女性，但旋即意识到只有未婚女性才愿意来工作。等到订婚或结婚之后，她们肯定会辞职，导致员工流动率极高。女性工人也不愿意像中国人那样住在宿舍，因为埃及人认为年轻女性晚上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并不得体。因此徐新的生产线无法轮班，他还得用巴士接送女工往返苏伊士市，这等于在工作日多加三小时以上的工时。一年后，他把手机工厂关了。泰达合作区的宿舍也无用武之地──就跟那些货柜一样空空如也。

王伟强还在为他的格特拉头巾生意苦苦挣扎。他四十四岁，跟住在天津的太太和十多岁的女儿聚少离多。当我问起他有没有放松一下，去埃及任何地方观光时，他把话说得很白。“没有，”他说，“我多半都待在厂里。我一天要工作十到十四个钟头。”

合作区在纸上行得通，遵循的跟过去三十年来帮助中国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则如出一辙：位置就是一切。劳工好找。在高速公路与口岸附近兴建工业城，对投资人提供优惠政策。钱先进来，接着工人进来，然后换你发大财。但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女人──却比中国人难找得多。

王伟强欣赏手下的埃及员工，但他也学会对待他们要有耐心。据他看来，想改变工人的本性是不可能的。“中国跟埃及恐怕完全相反，”他说，“我觉得埃及适合过生活。这里更放松，人们也享受生活。但做生意就没那么适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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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埃及从来没有遇过哪个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改革流露出关心。他们常常提到自己认为是缺点的地方──民众缺乏工作伦理，政府缺乏制度──但口气却跟许多西方人大不相同，其间没有什么失望之情；中国人似乎如其所是地接受这些缺点。他们身上也没有原罪，毕竟中国没有殖民这个地区的历史，而中国政府也同时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来往。不像西方人，几乎没有中国业者对埃及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带来正面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对此不抱任何信心。

二○一二年，穆尔西当选总统后的首度国是访问就是前往中国。等到塞西在将近两年后当选之后，他也马上去了中国一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领导层的更迭对中方来说有任何差异。在开罗，我认识一位来自另一个亚洲国家的外交官。她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也经常跟中国官员打交道。我把自己跟女性内衣商人和企业主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她。这位外交官说，我的经验让她想起自己工作时观察到的现象。

“人家喜欢什么，中国人就卖他们什么，”她说，“他们不问问题。他们不在乎你拿他们卖的东西作什么。他们不会问埃及人要不要举行选举，或是会不会镇压民众，或是把记者关进牢里。他们不在乎。”她接着说，“美国人认为，‘只要大家都像我，他们就比较不会攻击我。’中国人不做如是想。他们不打算让全世界跟他们一样。他们的策略在于创建经济关系，如此一来，只要你破坏这些关系，那你伤得也会跟他们一样重。”

据估计，前来非洲的中国人或许有百万之谱，而他们创建链接的策略常常能创造出榨取资源的机会。中国人兴建高速公路、医院、机场与其他基础建设，收获的回报则是从非洲取得中国短缺的矿产与各种资源。但中国人对埃及的盘算不同。埃及拥有的天然原物料很少是中国需要的，但该国却有廉价的劳力以及重要的战略价值。中东地区提供中国所需的半数原油，而中国对欧洲贸易也大半得经过苏伊士运河。

中国人也看到机会，在美国声望严重受挫的区域站稳脚跟。塞西当选后，中方决定将开罗使馆人数增加三分之一，并兴建新使馆。他们还宣布计划将温泉镇的合作区扩大几乎两倍。但你很难想像要用什么填补空间，毕竟不久前已经有几间工厂在经历吸引劳力方面的问题后关门大吉了。

我在埃及观察到规模各异的中国商业活动，小至中小企业主，大至拿政府资金的大型计划，而这些活动的结果一概取决于同样的社会议题：女性地位。女性内衣商人用自己的草根直觉，嗅出一种从埃及的性别差异和婚姻传统生财的聪明方法。与此同时，国有的工业区──以生硬的方式试图引入中国的发展样板──却在失血。每当我走访泰达，我都住在唯一的一间旅馆，旅馆的名字叫“瑞士旅馆”（Swiss Inn），挺符合这个合作区的混搭精神。这里很少有其他客人。晚上时，我会走过荒凉的街道，到园区内唯一的中国馆子“喜运”（音译）点清真饺子。中国的工业城通常在入夜后都很有精神，但这个地方死气沉沉──没有夜班的机器运作轰轰声，也没有成群结队、穿着制服的工人。光是一条路，我就数到有两百三十二座不会亮的路灯。一名园丁告诉我，他的团队原本种了一千棵棕榈树，但多半都因缺水死掉了。埃及不缺华而不实、方向出错的沙漠建设，而且古今皆然，但泰达却是其中最诡异的：撒哈拉沙漠中失落的中国工业城，此处的厄齐曼迪亚斯之梦＊只不过因为“没法让女人走出自己家门”这个小小的失败而梦碎。

＊＊＊

泰达合作区有一位年轻的业者名叫吴枝成（音译），他生产的是便宜的塑胶餐具。这些餐具包装成套，许多埃及低收入妇女会买来准备自己的嫁妆。其中一套产品──美耐皿餐盘组──刻着对结婚的祝福，是用英文写的：

我们同甘共苦，

有你的爱与照顾，

知晓你不在远处，

你那温柔轻触，

让我的忧愁消失无处。

吴枝成三十出头，他和同辈的中国农民一样，只受过最起码的正式教育。但他观察入微，对埃及的看法远比我遇过的其他中国人都要深入。吴枝成着手生产餐盘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跟在中国时一样只仰赖几个批发商。在埃及，你必须拜访个别店家，跟大家握手，秀出自己的产品。

于是吴枝成用了三年时间这么做。第一年，他那辆四门雷诺房车开了十万英哩以上。埃及几乎每一座城市他都开车去过，而商人毫无章法囤积商品的方式令他讶异。“供应商把商品卖给他们，他们则先支付百分之二十，”他解释道，“每星期，供应商都会在同一天经过，比方星期四，然后店老板会尽可能支付。没有付款方案，完全取决于店老板有多少钱。”

吴枝成告诉他的客户，身为外人，他没法这么做。但他提出替代方案：先付现，可以得到大幅折扣。“这是我的优势，”他说，“比较便宜，也没那么复杂。”

他发现这种作法能打动许多埃及商家，如今他们的关系已经稳固到他不用那么常跑业务了。尽管如此，他认为自己还是有可能离开泰达合作区，毕竟这里太难吸引劳力。他雇用大约二十名女性进生产线，而他也和区内的其他业者一样，经历过因为订婚与结婚所导致的高流动率。

来到埃及之前，吴枝成曾经在中国东南经营小工厂。据他观察，年轻的中国农村女性经常是出于“想远离原生家庭和村子”这种模模煳煳的渴望，而来到工业城工作。但埃及女性劳工的出发点却完全不同。“他们不像中国的女孩子一样是想逃离什么，”他说，“这里的人纯粹是为了钱。”

其实，埃及女性通常是为了参与传统社会体系才去工作，而非为了添乱。她们需要钱才能购买家电、餐具、衣服、内衣和其他使她们得以进入婚姻的东西。二十二岁的索雅德．阿布杜勒．哈米德（Soad Abdel Hamid）在吴枝成的生产线上操作塑胶成型机，她告诉我这些责任让她感到多么沉重。“我原本打算今年结婚，”她说，“但现在看起来难了，因为我还没把我的东西买全。”她说，常常有人因为婚约里明订该买的东西还没买好，结果婚事延期或告吹。哈米德计划婚后辞职，我在吴枝成的厂里遇到的每一个员工几乎都是这样。

组装线上只有一名已婚妇女。她名叫法蒂玛．穆罕默德．马哈茂德（Fatma Mohammed Mahmoud），五十多岁。她说自己想离婚想了好几年，但她先生不同意结束婚姻，她们大家庭的人也表示反对。“我兄弟姊妹都叫我不要离婚，因为这在我们的传统里不是好事，”她说，“我们家来自上埃及。心态很封闭。”结果，她和先生依旧住在同一间公寓里，在家里避免跟彼此互动。她到工厂工作，是因为他拒绝给她够用的钱。

在她的单身同事之间，只有一位名叫伊丝玛（Esma）的年轻女子说自己打算在婚后继续工作。伊丝玛原本有份好工作，在她住的苏伊士市处理一间大工厂的存货。她的未婚夫在同一间工厂工作，可是婚约后来吹了。事后，伊丝玛的父亲逼她辞掉工作──明明厂里还有成千上百名员工，但他认为年轻女子不适合跟曾经的未婚夫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伊丝玛表示：“身为埃及人，只要你爸妈有令，你就得听话。”于是她现在得为一份薪水更低，而且没什么前景的工作，每天花三小时搭巴士。

在泰达合作区内，我发现跟年轻埃及女性劳工讲话并不困难。她们和埃及男人一样，多半有魅力、风趣而外向。我是陌生男人，如果是在她们家附近，她们对我的态度就会谨慎得多，但这里是中国人的厂区，她们比较自由。她们经常主动接近我，坦率问我打哪儿来，做哪一行，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看法。她们会跟男同事嬉闹调情，还会跟自己的中国老板顶嘴。她们笑着告诉我自己学会的中文字：好、坏、我想休息、阿里巴巴。基本上，人在埃及的每一位中国业者都拿阿里巴巴这个《一千零一夜》的人物当作“小偷”的同义词。

我在中国生活时去过好几十家工厂，而我经常发现年轻女工个性都很害羞孤僻。遇见外国记者就有可能吓着她们，通常得见过好几次面，她们和我说话时看起来才会比较自在。要是让我比较第一印象，无视文化或经济脉络的话，我一定会觉得埃及妇女比中国妇女更可能有所成就。

但长期而论，环境与体系却比个体的人格影响更大。问工人“有朝一日，会不会想自己开工厂或做生意”就是最有鉴别度的问题。中国那些害羞退缩的女孩几乎毫不迟疑──这是她们梦想的一环，许多人还真的实现了。但埃及妇女对这个问题却付之一笑。有一位说：“这不可能！（Mish mumkin!）”

＊＊＊

吴枝成与不少中国人都很赞赏埃及人的慷慨友善。“假如你车子半路抛锚，第一个经过的人就会停下来帮你，”他说，“中国没有这种事。”他也很欣赏埃及人高度的地域意识。“在中国，大家都是外地来的，到处搬来搬去，”他说，“假如你住城里，人人都不认识你。就算你跟邻居住同一个小区，关系也不见得密切。跟埃及这里不一样。”

但他也了解，这种跟家庭与传统之间紧密的纽带虽然维系着埃及人，但也是有代价的。对于手下工人未来的发展，吴枝成的结论很简单：只要缺乏脱离舒适圈的根本渴望，她们的生活就不大可能有重大的转变。他对埃及政局的看法也很类似。就他看来，之前的革命是场半吊子的革命，毕竟多数人内心深处还是想维持现状。“假如他们没有赶走穆巴拉克，说不定还比较好。”他说。

许多中国业者都说类似的话，这在西方人耳中听起来很像自扫门前雪。但中国人看得说不定更清楚。姑且不论好坏，他们的国家与文化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真正天翻地覆的剧变，而他们则认为埃及人从来没有坚定投入如此勐烈的转变。此外，中国人看埃及是看它的现实，而不是看他们希望埃及成为的样貌。埃及“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人经常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波强大社会运动的崛起，中国人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弱国的垮台。

何况中国业者跟埃及的接触都很在地而实际，他们不会受到笼统的政治运动理念所影响。根据他们的观点，埃及的根本问题与穆斯林兄弟会、军队或总统完全无关──问题在于家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长辈和年轻人──在埃及，这类关系完全没有因为“阿拉伯之春”而改变，改变发生之前都谈不上是场革命。

＊＊＊

二○一四年底，中方决定在工厂区兴建四座游乐园。泰达在生产金属管的国际钻探材料制造公司（International Drilling Material Manufacturing Company）的马路对面盖了某种叫“恐龙世界”的东西，主打暴龙、异龙和其他生物的电动模型。这座史前公园里有些时代错置的东西：海盗船、太空山，以及用快乐蛙装饰的云霄飞车。吴枝成怀疑是中国国有娱乐产业中有人想把过度生产的商品倾倒过来。要揣摩某些干部的想法不难──“干嘛不把这些东西丢到沙漠里呢？”

泰达官员都不愿意实名表示意见，但一位主管明白告诉我，他们希望借此为园区创造能见度。“如此一来，民众就会来游乐园玩，只要他们来，就会对开发区多一点了解。”他说。他希望此举有助于解决劳力问题。当然，他讲中文，不会用阿语的词汇，但我脑海却冒出：真主容许的话。

来年春天的某个周末，泰达邀请民众到开发区参加游乐园的免费试营运，于是我从开罗开车过去。风很大，空气里都是沙子，大部分人都躲到“水世界”的池子去，就盖在一些空的工人宿舍旁。除了“水世界”与“恐龙世界”，另外两个游乐园分别是“糖果世界”和“汽车世界”。“汽车世界”设在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里，之前的承租人是徐新──到埃及生产手机的那位前摩托罗拉经理。

“汽车世界”的卡丁车和碰碰车人气很高，为了参加活动而从天津来到这里的高干对此趋之若鹜。他们穿着黑西装，双脚都顶到迷你车的方向盘了。这些高干开着碰碰车冲撞彼此，在卡丁车赛道上打转，重回赛道后又再度打转。“汽车世界”内部改装非常成功，完全看不出来这里原本是一间因为缺乏女性工人而关门的手机工厂。对街的机械恐龙栩栩如生。它们不时摆动手脚，张着大嘴，透过廉价的喇叭来咆哮，仿佛对于自己置身于撒哈拉沙漠感到惊骇莫名。

＊ 典出英格兰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之诗〈厄齐曼迪亚斯〉（Ozymandias）。“厄齐曼迪亚斯”是古希腊人对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称呼，雪莱以他为题写诗，描述黄沙中的人面狮身像上写着：“吾厄齐曼迪亚斯，万王之王；见识吾伟业，汝之强大亦要折服！”但周围早已黄沙磙磙，空无一物。⤴

Chapter 23

我女儿还小的时候，她们很少去离蜘蛛网大楼很远的地方。我们会在附近散步，她们读的也是附近的托儿所，周末时则到扎马莱克南端的私人园区杰吉拉俱乐部（Gezira Club）玩耍。她们通常一次不会离开这座岛几个月以上的时间。

等到我们买了那辆Honda，女孩们也长大了些之后，我们就开始带她们去看古迹。我们第一趟短程出游是去代赫舒尔（Dahshur）的红金字塔（Red Pyramid）和曲折金字塔（Bent Pyramid），之后再带她们去解放广场边的埃及博物馆。她们满五岁前的冬天，我们一家人开长途车到上埃及玩。我走东沙漠公路去艾斯尤特，接着跨到河谷西岸，继续前往阿拜多斯。我们在城里待了几天，走访“须纳”和塞提一世神庙，之后往卢克索与国王谷前进。

我很好奇，这几趟旅程会如何在女孩们的记忆中回荡。即便是到最宏伟的古迹一游，过程中得到的体会依然有种私密感，因为观光客已经抛弃了这些地点。我们开车去红金字塔的时候，就把车停在金字塔底部旁边，仿佛把车暂停在朋友家一下。停车场里没有其他车子；入口处的警卫无聊得很，根本懒得跟着我们进入金字塔。我们走下两百英呎的陡峭阶梯，经过一间内室，之后才抵达斯尼夫鲁王在金字塔深处最终下葬的墓室。双胞胎的声音在梁托顶回荡。

到了阿拜多斯与卢克索的神庙，她们好喜欢在巨大的石柱间玩耍。法老的形象令她们着迷不已，尤其是开罗与卢克索等地的博物馆公开展示的阿肯那顿巨石像。从南方之旅返家后，女孩们迷上了画戴着战场头盔的国王与标志性蓝色王冠的娜芙蒂蒂。她们会玩角色扮演，而且很喜欢名字的字母排列：爱丽儿是阿肯那顿，娜塔莎是娜芙蒂蒂。过去两年来，她们总坚持穿一模一样的衣服，结果这下突然变了：爱丽儿穿裤子，娜塔莎穿裙子。莱丝莉和我为此松了口气，我们再也不用为找一样的衣服来搭配而操心了。十八王朝以超乎我们所能的方式说服了女孩们。

那年春天，她们学校订了一天，让孩子们打扮成书里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来上学。我们分工合作：我根据阿玛纳出土的文物形象来设计衣服，莱丝莉到扎马莱克各地找材料，阿缇雅把一切缝起来。当女孩们在街上踏着大步，往学校走去时，附近一些大楼的管理员甚至大声叫好。班上有个同学的家长看到娜塔莎高高的蓝色王冠时说：“噢，看看人家公主！”

“我不是公主，”娜塔莎回，“我是共同摄政。”

孩子们很自然联想到某些古埃及艺术与概念。他们的认识是发自内心的：成双成对的概念、动物头的神祉，以及象形文字之美。基本上，我遇过的每一位外国埃及学家，都是从孩提时的入迷展开自己的职涯的。贝瑞．肯普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时曾随英军驻扎埃及，寄回来的遗址图案明信片让自己的儿子神魂颠倒。玛莎．希尔还是俄克拉布布何马州的小女孩时，就爱上了一本关于某个阿玛纳公主的书；如今她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缅因州一处偏远养鸡场里的雷蒙．约翰逊，则是迷上了《国家地理杂志》上讲埃及的文章；现在他掌管芝加哥大学在卢克索的研究中心。我到“陪葬”拜访马修．亚当斯时，他告诉我当自己还是个西弗吉尼亚小镇孩子时，就用祖母车库里的床单做出了古埃及陵墓的模型。

对于考古现场的埃及人来说，这似乎就不是共通经验了。札希．哈瓦斯（Zahi Hawass）是埃及本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革命前曾担任古文物部长。他对我说，自己原本想当的是律师。他还为了当外交官而努力念书，但在口试时被刷掉了。踏入古文物领域其实是条后路，但他后来意识到自己自己热爱这份工作。这样的人生道路还挺常见：对埃及的埃及学家来说，他们的出发点多半出于实际，而非纯粹的热情。优秀的学者曼杜．爱尔达玛迪（Mamdouh Eldamaty）在二○一四年成为古文物部长，当我问他孩提时的志向时，他坦白告诉我答案。“我一向痛恨历史。”他说。他原本想当医生，但拿不到医学院入学许可；之后他试着学商，结果发现自己恨做生意甚于恨历史。他和哈瓦斯，爱尔达玛迪一样，从事埃及学是他们的第三选择，后来他才发现自己有学习古代语言的天赋。

有时候，埃及人对这个领域的观点几乎就像是局外人。这个国家跟自己上古历史的关系，就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矛盾。埃及一般民众引法老时代的历史为豪，但他们跟这段历史之间也有一种断裂，因为伊斯兰历史传统更强大，也更切身。埃及的货币设计精准捕捉到这个现象。每一种货币单位都采取一样的模式：钞票的一面是阿语，以及埃及某座知名清真寺的图案。另一面搭配的则是英语和某个法老的雕像或建物。个中的意涵相当明确：古人属于外国人，伊斯兰属于我们。

甚至连致力于埃及学的埃及人都能超然物外。有一回，我对爱尔达玛迪提到殖民主义遗留的影响，问他有这么多外国人在埃及进行发掘工作，他会不会觉得是个问题。我拿中国来对比，中国政府决不会让外人在定调本国历史时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爱尔达玛迪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这是全人类的遗产，”他说，“我们不能说这是只属于埃及人的遗产。”他接着说：“无论是谁，只要够资格都可以作相关工作。是外国人或是埃及人都一样。”

外国学者常常提到类似的说法，并且指出欧洲与美国学术机构对古代遗址的研究与保存有重大的贡献。但年轻一辈的埃及学家渐渐对这种情况感到不自在。先前在在阿拜多斯发掘出钱币与神像的布朗大学学者罗瑞儿．贝斯多克，甚至会质疑自己考古热情的出发点。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是小时候便激起了热情：自从读了几本关于埃及考古的奇幻小说之后，她就梦想前往撒哈拉。“我想，‘不去面对殖民主义’就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一环。”她说：“我们自己的兴趣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不是经过考虑的、成年人的那种关心，而是孩提时的魂牵梦萦。学术的兴趣就从这种魂牵梦萦中发展出来。我们很难理所当然说自己的兴趣是对的，毕竟那种意图本质上就很幼稚。”

说不定这反映了古埃及作为文化根本的特性。那失落的世界多么令人感到熟悉，其中又有多少观念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实在让人很难去思考所有权的问题。但贝斯多克愈来愈不自在，于是她不再到阿拜多斯工作。她不仅认为那个遗址受外国人掌控太多，对马修．亚当斯也抱持批判态度──亚当斯的发掘虽然彻底但鲜少发表，这意味着别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埃及人──无法得知他在阿拜多斯的细节发现。“马修是位了不起的现场考古学家，但你得把东西发表出来。”她说。

如今，贝斯多克发掘在苏丹的古埃及遗址。她说，自己虽然计划回埃及进一步研究，但研究的模式必须改变。“我不晓得我这一辈的学者有谁会立志像这样只待在一个遗址，大动作进行挖掘。”她说：“让外国人主管整个遗址的作法，跟从一开始就进行规模比较小、合作比较密切的计划，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

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勾勒我家女儿们跟埃及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层面上似乎非常根本，我也渐渐相信小小孩最接近古人所过的时间。对她们来说，事情以“循环”的步调重复着：游戏、学字、上床睡觉，日复一日。此外也有“永恒”的当下。我女儿对于我们家来埃及之前的生活没有概念，也不晓得在埃及的生活有一天会结束。她们从来不会问我们到底属于哪。革命年间，我常常感受到需要保护她们的压力，但她们那种一切如常的模样却也让我觉得放心。在娜塔莎为小学一年级写作课准备的日记里，停电只不过是“循环”的一环：

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停电的时候我正在看书。

十二月二十日──我去了金字塔，而且我们还进到里面。里面很黑。

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吃完早餐电灯就不亮了。

有一年，我们回了美国一趟，有个叔叔向爱丽儿问起她的宝贝猫咪。她讲猫咪的事讲了一会儿，接着她说：“还有另一个穆尔西，是人，不是猫。他以前是总统。”

叔叔问穆尔西如今何在。

“他在监狱里。”

“怎么了？”

“他派人杀了别人。”爱丽儿一副道出事实的模样。“现在有别的总统。我不知道他人好不好。不过他的名字叫塞西。”

经过这事之后，莱丝莉和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停止在女孩面前讨论政治。但她们似乎不受环境中负面的部分影响，还常常逢人就说自己是埃及人。先前有朋友从德国来访，他觉得这两个小小的华裔美国人一直说“我们好爱开罗！”实在很荒唐。她们学会了小小开罗人的肢体语言。如果是坚决的“不”，她们会说“la'a”，配上飒爽的摇头与挥手，同时发出埃及人人都会的啧啧声。每当扎伊尔德来我们家，她们都会热情喊他“'amu”──“叔叔”。他总是用她们的阿与小名Aro和Nush-nush称呼她们。在女孩们的所知范围内，下面这句知名埃及成语是准确无误的：这个国家是“um al-duniya”──“世界之母”。

但我却惊讶发现，随着女孩们愈长愈大，她们的阿语却渐渐丢失了。莱丝莉和我原本想像女孩们未来能流利使用阿语，况且她们还小的时候，学习字汇的速度就很快。可一旦她们到了进学校的年纪，就读的学校最看重的却是英语。外国人不可能念本地的公立学校，所以我们想找一间用阿语教学的私立学校。但这种学校并不存在，至少扎马莱克附近没有。

送小孩到法语或英语教学为主的学校念书，是开罗上层家庭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回溯到殖民时代，但日子一久，加上埃及教育体系日益恶化，连中层、下层家庭也开始送子弟到外语学校念书。经营我们院子隔壁那间“Ｈ自由”贩卖亭的人虽然没受什么教育，而且住在非法棚户区，但他却把孩子送去英语学校就读。你不难遇到把孩子送去读法语中学的计程车司机。有一刻，扎伊尔德也考虑让孩子念英语学校，但他最后觉得学费太贵了。

如果是办学品质不高的私校，老师的外语通常讲得很糟，孩子们学到的会是奇怪的口音与文法规则。通常这些孩子中学毕业后，无论是阿语或外语都无法流畅写作。就连好的私校有时也觉得没有方向。幼稚园来说，我们是把双胞胎送去开罗不列颠学校（Cairo British School），她们穿着小小件的不列颠式制服，左胸有个校徽。课堂上，她们就像英格兰小小孩一样，要写每日天气记录表。上面有一格让她们为每天的天气作分类：艳阳、下雨、多云或下雪。昨天艳阳，今天艳阳，明天艳阳──纪录永远不变。

隔年，开罗不列颠学校迁往其中一座沙漠城市，于是我们送女孩们去吉萨岸的开罗爱尔兰学校（Irish School Cairo）读一年级。不列颠、爱尔兰──有什么差别吗？在不列颠学校，她们没有不列颠同学；现在念爱尔兰学校，还是连一个爱尔兰学生都没有。每天早上，我开车过河，停在一栋以酢浆草装饰的建筑物前，送我这两个一半华人血统的爱国埃及小小孩跟她们的同学莎莉法（Sharifa）、胡赛因（Hussain）、哈姆札（Hamza）、穆哈美德与阿布杜瓦萨（Abdulwassa）一起开心上学。

双胞胎的阿语理解能力很好，但她们变得不太说这种语言。当阿缇雅对她们讲埃及阿语时，她们常常用英语回话。有时候她们也会这样对扎伊尔德叔叔。莱丝莉和我吓坏了；毕竟我们起先会来埃及，对阿语的兴趣正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小小孩对于“别人重视什么”却有强大的直觉。有时候两人在家里院子玩，还会假装自己在讲法语。

＊＊＊

一天早上，扎伊尔德整理蜘蛛网大楼的垃圾时，发现有个袋子装了一些女性衣物、一大堆笔记本和一支iPhone。他把手机连同吃掉半排的“夺久”──孟加拉的山寨版威而钢──拿到我们公寓。那些剩的“夺久”是从街上另一栋大楼的垃圾里找到的。这是好一阵子以来扎伊尔德捡宝最有收获的一天。

我拿我的充电器插进这支iPhone。一看桌面，我就知道这手机属于我朋友。她是美国人，在开罗当记者，不久前才换新工作前往伦敦。她不住在我们这条街上，但飞机起飞前，她曾经在楼上的公寓住过几晚。我寄了封电子邮件给她──如今，这已经成为我身为垃圾顾问的固定工作内容之一。我常常打电话给某些大使馆，不然就是拿着一本进了垃圾桶的护照到使馆拜访。

我朋友很快便回信。她确定那是她的旧手机；是因为出于匆忙，才把手机丢掉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连眼都不眨就把电子产品给扔了”）。她说手机可以留给扎伊尔德没关系。

“万赞归主，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助人。”扎伊尔德说。他解释说，当地有个管理员的儿子不久前出了严重意外，扎伊尔德和其他人捐了钱作为他的医药费。扎伊尔德付了五百镑，相当于平常一星期的收入。

他说：“在伊斯兰信仰中，助人是会有好报的。”他相信这就是自己发现手机的原因。他请我暂时帮他保管；他不想带着这么贵重的东西四处跑。另外，他也需要时间考虑该怎么把手机卖掉。“人家一知道就会嫉妒我，用邪眼诅咒我，”他说，“拜托不要告诉别人手机在你这里。”

我把手机放进书桌抽屉，发誓我一个字都不吐露。

＊＊＊

不到一天，附近送茶水的那个人便问我关于iPhone的事。他说，“阿布．伊斯玛仪！”扎伊尔德给我取这个绰号，向那个如今进了监狱的狂热萨拉菲传道者致敬。“那支手机多新啊？阿布．伊斯玛仪，我想看手机！”我尴尬告诉送茶人，手机不在我这里。

接下来，常在“Ｈ自由”出没的其中一个熟面孔提起那支iPhone，之后我开始从这条街上工作的停车收费员口中听到这件事。不久又有几个艾哈迈德．赫什马提街的管理员提起来。这些人是从扎伊尔德那里知道我的，因为我有时会在周四用黑色塑胶袋装几罐啤酒给他，让他跟朋友共享。现在他的友人都喊起“阿布．伊斯玛仪！阿布．伊斯玛仪！”，然后把想像的手机贴在自己耳朵边。

过几天，开始有访客来到我们公寓参观iPhone。晚上时，扎伊尔德会在双胞胎们上床睡觉后，陪同这些访客过来。来的人多半是管理员与停车收费员，他们就在我们家客厅坐下，围成庄严的圆圈。我觉得自己有沏茶的义务。他们慎重对待这支手机，每个人都仔细端详过才传给下一个人。不时有人提起价钱。等到他们离开，我再把手机放回抽屉。

一天晚上，一群人离开之后，莱丝莉问了：“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

我说我不知道，但感觉这事不会善了。

每逢参观期间，扎伊尔德便紧张动着嘴，仿佛嚼着什么吞不下去的东西，跟他在法庭攻防战时一模一样。他一直担心会有人骗他。但他自己又忍不住一直提起那支手机，偏偏此举只会增加遭人邪眼以对的风险，让他加倍担心。他到我公寓来看手机的次数，多到害我也发现自己像中了邪那样一直念着它。每次我拉开抽屉，我都希望那鬼东西消失。

最后，扎伊尔德跟一位名叫艾哈迈德的年轻停车收费员谈妥五百镑的价格，跟扎伊尔德捐给儿子受伤的那位管理员金额一样。这似乎让他安下心来──这个数字代表神的义。

成交后，扎伊尔德把手机交出去。艾哈迈德给他两百镑。

“另外三百呢？”扎伊尔德问。

“我现在没有，”艾哈迈德说，“也许之后会有。”但从他说话的方式来看，显然是不打算付尾款了。

＊＊＊

上阿语课时，我有时会对里法阿特提到扎伊尔德，于是有一周他就准备了一课谈札巴林人。我们谈起开罗许多区域缺少公营事业服务，也谈到自从猪只大屠杀以来垃圾堆积的情况。他厉声抱怨。“我不会只怪政府，”他说，“我也怪民众。但领导人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要是你把民众当畜牲对待，民众举止就会像畜生。这一切实在丑陋至极！”

现在他常常发出类似的不平之鸣。埃及医疗体系经常成为目标，因为他有脚痛的毛病。情况迟迟不见恢复，他擦了医生开的药膏之后反而还恶化了。于是里法阿特找了第二个医生，对方说第一个医生误诊。第三个医生则对前两个医生都不同意。或者是溃疡，或者皮肤癌，或者根本没病；似乎没人能做出明确的诊断。里法阿特第一次让莱丝莉和我看痛的地方时，大概是五分硬币大小，但已经痛到害他睡不好。在他为上课准备的对话中，人物似乎比以往更不开心，而年轻人对于以退为进、执着于要孩子结婚的双亲也更没耐心：

母：你姐姐今天带小孩过来。我希望哪天也能看到你的孩子，真主容许的话。

卡希姆（Qasem）：妈，这话题你说不腻啊？

课堂上，里法阿特喜欢找朋友或邻居过来，让我们有机会听不同的口音与词汇。而且我看得出他很享受拿我们炫耀给人看。无论莱丝莉或我都没法流利讲埃及阿语，但我们已经达到能从容以对的程度，这对我们这年纪的学生来说并不容易。此时我也写到第七本阿语笔记本了。纵使里法阿特提供的词汇愈来愈黑暗，但看着它们累积起来还是很让人满足：

白奴贸易　تجارة الرقيق األبيض

皮夹　محفظة

承诺　يوعد

处女　عذراء

保护　يدافع

家族名誉　شرف العيلة

一天早上，里法阿特介绍我们跟一位住在卡利玛学校同一栋楼的中年妇女认识。她衣着昂贵，我们聊的则是政治。过没多久，她开始抱怨那些抗议塞西的年轻人。她说：“他们该给他个机会处理问题啊！”并提到塞西上任还不到一年。里法阿特点头表示同意，但她却接着开始对穷人发牢骚。

“这种人什么都想要免费，”她说，“食物免费，电免费。难怪国家这么落后。”

里法阿特开始变脸──他的嘴闭得愈来愈紧，眼睛也眯起来。但这名女子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一直都有好好工作，这些问题又不是我们造成的，”她说，“他们就是希望给他们东西。我们打造了这个国家，如今他们正在摧毁它。”

每一次她说出“ehn”这个字──“我们”──里法阿特的脸色就多沉一分。她离开之后，他爆发了。

“Ehna, ehna, ehna!”他大声说。“我们、我们、我们！这就是她的想法──是我们跟他们的对抗。但就是这种人毁了一切！不是要求东西的穷人，是有钱人。有钱人在沙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之下攫取了一切！”她对走上解放广场街头的穷人与年轻人缺乏同理心，里阿法特为此七窍生烟。“我年轻时从来不喜欢这些有钱人，”他说，“我们想要受教育，想过舒服的生活，但我们不会理所当然认为一切都是我们的。”

莱丝莉和我常常揶揄里法阿特的怀旧心态，但那天早上他似乎过于心烦意乱。尽管我不同意他对纳瑟的崇拜，但他对埃及社会分化的看法是正确的。而那样的鸿沟──一边是无数的穷人，另一边是少数的富人──让夹在中间的人都很气馁。对于一个自视受过教育、世俗而坚贞的中间阶级来说，埃及已经成了一个孤独的国度。

＊＊＊

塞西担任总统的第一年时，他的重点建设是拓宽苏伊士运河。这项计划将花费超过八十亿美元，经费则来自卖给埃及民众的高利率银行定存单。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一个危机中的国家不该以此为首要之务。该国货币因为缺乏出口而遭受沉重压力，但如果将埃及镑贬值，并实施刺激制造业的政策，或许能吸引大幅外资，创造工作机会。只是塞西和其他军人心态的人，似乎都为大型建设魂牵梦萦──拓宽运河、全新的首都。

与此同时，政治镇压却远比穆巴拉克统治下发生过的一切更无情。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其中一个词是“国中之国”，民众用这个词来描述埃及的治安部队以更强大之姿重回舞台的情况。里法阿特不会说自己后悔投给塞西，但他确实很失望。在他看来，纳瑟虽然极权，但至少有愿景。“如果你当了独裁者，结果事情还是行不通，那何必呢？”他说。

课堂上，他偶尔会准备塞西的演讲与访谈录音，有一天我们听的是总统谈革命的事。他提到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变前不久，他曾经与兄弟会领导层会谈。塞西宣称这些弟兄在会议期间威胁要让埃及陷入动荡。他们警告他，如果让“起义”与其他示威团体攻击穆尔西，兄弟会便会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亚、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支持者带来埃及作为反制。

此时，这种“外部势力介入”的阴谋论已经成为定本。穆尔西等人的审判秀所主打的也是相同的看法，借此将塞西的镇压正当化。他的演说内容多半很模煳──他甚至没有提到据说与他会面的那些弟兄的名字。但他不断复诵当天的日期：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他一直这样讲，好让他的话听来真有其事，”我上课时说，“只要他把日期讲得够多遍，民众就会相信那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有个新闻主播说他们握有会议的录音档。”里法阿特说。

“那他们为什么不播出？”

“这倒是。”他说。

他重播演说，我们讨论起塞西运用埃及阿语，而非标准阿语的这种说话风格。“他不善辞令，”里法阿特说，“他的用语非常简单。但他很会沟通。他讲话的方式让埃及民众感觉非常熟悉。”

里法阿特喜欢用演讲与广播逐字稿当教材，因为很难找到有报纸引用政治人物的发言时，是以他们真实的埃及阿语说话方式来报导的。有一回，他带了份革命之前苏珊．穆巴拉克接受访问的报纸给我们看。记者问她吃什么当午餐（“我其实不吃午餐，就算吃，也只吃一小盘水果”）和晚餐（“我平常完全不吃晚餐，就算吃，也就喝个一杯果汁”）。对里法阿特来说，这堂课的重点是政治，他把自己搞得激动莫名：“这些人偷了几百万、几千万的钱，结果她就吃个水果！”

不过，去注意谁讲的话人家会以埃及阿语的形式引用，这也挺有意思。苏珊．穆巴拉克的公关说不定认为埃及阿语能让她看起来更贴近庶民，而她身为第一夫人的地位也让她能使用比较非正式的言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伊朗裔美国语言学家妮路法．海利（Niloofar Haeri）曾经为了分析这种公关操作而耙梳埃及的各家报纸。她提了几个例子：喜剧演员阿德．艾曼姆（Ade Imam）的言论完全以埃及阿语刊行，地位崇高的奥马．莎李夫（Omar Sharif）则是夹杂几句直接的引用，其他意见则转写成标准阿语。与此同时，穆巴拉克以埃及阿语进行的演说，隔天在国营的《金字塔报》刊登时则完全变成标准阿语。

这些改写常常会去掉政治人物发言时的赘字。塞西任总统之初曾参加一场圆桌会谈，会上有人问他关于政治改革可能性的问题。他讲的是埃及阿语，讲得磕磕绊绊：

你现在呼吁的这种理想型态，那种理想主义都是书上写的，但我们不能把你想的那些用纸笔写的东西照单全收，跟国家要求，不能，这不会发生……但我们已经走在道路上，走在这路上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成功。

在《金字塔报》见报时，引文已经变成标准阿语：

理想主义存在于书中，但我们走在成功的道路上，未来也将一天天走向成功。

＊＊＊

埃及人或多或少对他们雄浑的阿拉伯语感到自豪，而且从纳瑟到塞西，政治人物在演说时也能把阿语讲得很有效果。但人们向来并不情愿看到这些言谈化为文字。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是第一位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语作家。马哈福兹虽然以描绘开罗日常生活闻名，但却从未试图捕捉埃及人实际说话时所用的俚语和文法形式。他曾经将埃及阿语比作“贫穷与疾病”，而组成他小说中对话的标准阿语措辞，也是正港开罗人绝对不会吐出口的。甚至连最基本的埃及阿语用词──好、我要、你好吗？──都没有出现在马哈福兹的《宫间街》（Palace Walk）里。埃及阿语没有标准的正字法，因为没有人把它当成文学语言严肃以待。

妮路法．海利在她的《圣言微人》（Sacred Language, Ordinary People）一书中指出这些议题。我和海利聊天时，她提到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例如瑞士德语区──也采取这种双层语言（diglossia），亦即日常生活讲一种语言，书写与教育时用另一种语言。但差别在于瑞士德语和高地德语都是有人说的活语言。另一方面，标准阿语已经至少有一千年时间并未作为日常语言之用，而且事实上恐怕也未曾是任何人的母语。连阿语学者都不可能出于本能讲这种语言而不犯点错，因为文法实在很艰难。

“我真的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的孩子，会陷入大多数阿拉伯小孩所面临的这种处境。”海利说。她表示，只要某种语言从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过，其文法肯定会让人感到复杂，而且也更没有引进新词汇与观念的弹性。在埃及多年的研究期间，她注意到多数人跟标准阿语的关系都很消极：没有理解问题，但讲不出口。

海利相信，这种现象恐怕对文字表现和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她研究时，当时的埃及仍由穆巴拉克政权统治。过程中，她遇到一位成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工厂工人。这名工人想投稿有关劳工议题的文章给报纸与政治刊物，但他就是无法以他说话与想事情的方式下笔。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报名标准阿语课程。“你是在把你自己翻译成一种中介，但你对这种中介却距离精通甚远。”海利说。

多年来，一些埃及人也提出类似的论点。哈佛神学院教授蕾拉．艾哈迈德（Leila Ahmed）写了回忆录《过境》（A Border Passage），她在书中描述自己还是个一九五○年代的开罗女学生时，有多么痛恨标准阿语。“在整个埃及，都没有能让我以我的母语读书、写作的学校可以就读，”她写道，“埃及阿语为什么不能当成书面语言？这完全没有语言学上的理由，只有政治上的理由。”书中，艾哈迈德想起有个纳瑟派的阿语老师批评她标准阿语讲得很烂。“你是阿拉伯人！”老师大吼。“你不懂自己的语言！”艾哈迈德吼回去：“我不是阿拉伯人！我是埃及人！我们才不会这样讲话！”老师扇了她一耳光当作回答。

艾哈迈德遭到爱德华．扎伊尔德（Edward Said）严词批评，他认为这是一种对阿语的东方主义式理解。在一篇身后出版的文章中，扎伊尔德等于扇了艾哈迈德另一个耳光：“读艾哈迈德的没用批评，让人为她从不愿意学习自己的语言感到可悲。”这个议题在西方学术界非常敏感，任何对标准阿语的批评，都会被人当成殖民主义心态。可就连扎伊尔德尖酸刻薄的评论──“她自己的语言”──也会引来“语言究竟属于谁”的问题。我注意到，提倡多使用口语的学者多半是女性。证据显示女人不大会像男人那样把标准阿语的元素融入自己日常的言谈中。这也难怪，毕竟这种语言多半用于男人主导的环境中。男人恐怕也更容易认同纳瑟等人的泛阿拉伯理念。开罗大学阿拉伯语言学学者玛蒂哈．多斯（Madiha Doss）告诉我，当她在一九七○年代开始研究埃及阿语时，系上的那些男人都在批评她。她还记得：“他们说，‘你不该研究那种会分裂阿拉伯人的东西。’”

据多斯所见，试图保护阿拉伯文化的可悲之处，在于这种作法只会把埃及人推向其他语言。如今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受阿语教育相当于低级的标志”的地步了。“仿佛你是用阿语囚禁人。”她如是说。而标准阿语之艰涩，加上教学品质之低，便阻碍了文字表达能力。“大家都不写，因为有一种语言上的不安全感。”她说。

她自忖，要是埃及阿语能早点成为众所接受的书面语言，情况会不会有不同的发展。识字率想必会比现在更高。由于非正式的沟通主宰了简讯与网络，埃及人最近才开始更常我手写我口。多斯注意到自家大楼的管理员原本不识字，如今却能传简讯给家人与朋友。他甚至会用埃及阿语在多斯的脸书涂鸦墙留言。多斯认为，这一步虽然正面，但其实为时已晚，因为许许多多的埃及家庭与教育机构早已转变为以外语进行教学。

我观察到扎伊尔德的识字能力出现类似的转变。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才刚开始透过文字接口使用手机，而且还需要别人帮忙才能理解他太太与其他人传的简讯。但他的识字能力与时俱进，如今他已经可以读懂出现在他手机荧幕上的大多数文字了。这不是因为他专心致志，或是受了正式教育，抑或是报名识字教学。唯一的差别在于，只要文字采用他日常说话的方式，就更容易他理解。

＊＊＊

扎伊尔德卖掉那支iPhone之后，心里还是念兹在兹，因为对方没把钱付清。不公平的感受让他很不痛快，好几次他路过我家时都在讲这件事。“也许你可以跟艾哈迈德说，你朋友得把手机要回去。”有一晚他这么说。我告诉他我试试看，接着我脑海里便浮现一些阿语课上学到的词汇：国中之国、阴谋论、外国干预。

我们走去艾哈迈德工作的那栋大楼。他坐在大门口，旁边还有两名管理员。艾哈迈德二十多岁，是个卷发的英俊男子。我们这条街上的管理员和停车收费员多半是穿罩衫的上埃及人，但艾哈迈德穿的是牛仔裤与polo衫。他是开罗本地人，这是他目中无人的部分原因──他出身的社会阶级比扎伊尔德高。

艾哈迈德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互相讲了些场面话。接着我说扎伊尔德工作辛苦，人又诚实，要是没有拿到他这支手机该有的价格，实在很不公平。

“我付了两百，”艾哈迈德说，“那东西就值这个价。”

现在我说明那支手机原本是我朋友的，而她得把手机拿回去。我从皮夹里掏出两百镑。艾哈迈德看着钱。

“我没办法，”他说，“总之电话不在我这，在我朋友那边。”

这很聪明：我朋友，你朋友。现在只剩一张牌可打。

“我朋友是记者，”我说得很慢，“她常常访问美国大使馆。有些资料在手机上，美国大使馆的人需要那些资料。要是我们拿不回手机，美国大使馆会很麻烦。”

这就叫塞西修辞法：只要把“美国大使馆”重复够多次，听起来说不定就像真的。但艾哈迈德还是拒绝。

“那我恐怕得告诉美国大使馆，”我说，“我会把这边地址告诉他们，美国大使馆会想办法来处理。他们会跟埃及警方讲。”

他的脸闪过一阵紧张，但旋即恢复。他从坐着的椅子站直身子。两名管理员与扎伊尔德看着他。

“真主啊！”艾哈迈德大声说。“真主明鉴！我谁都不怕。我不怕美国大使馆。我不怕埃及政府。我不怕美国政府。我不怕欧巴马！我不怕塞西！”

他坚定地看着我。“我的畏惧是唯一的──”他手指夜空。“真主！”他说：“我只畏惧真主！真主啊！真主啊！真主啊！”

接着他坐下，悄声说，他朋友明天晚上会把手机带来。

我向他道谢，我们还握了手。扎伊尔德和我起身准备离开。

“还有一个条件。”艾哈迈德说。

我问他是什么条件。

“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三罐啤酒？”

＊＊＊

那支手机又回到抽屉了。我跟扎伊尔德说他只有一星期时间。这一回，我们家客厅再也没有iPhone巡礼团了。他低调洽谈，找到一个愿意付五百镑的买家──跟他捐给受伤男子的金额一样。正义实现，银货两讫，手机再见。真主啊！

Chapter 24

等到终于有东西，能够把阿拜多斯那面墙上空空如也的钉子盖起来的时候，原本的领导也已经调职了。日子过了很久──从穆巴拉克下台开始，接着是穆尔西当总统的那一年，然后进入后政变时代的初期阶段，地方官员的晋升都冻结了。等到塞西上任，官僚机器又开始动了起来。阿拜多斯的领导升官去了另一个比较大的聚落，新任的领导也到了阿拜多斯。塞西的肖像在钉子的顶端现形，身穿黑西装的他脸上挂着微笑。如今的埃及几乎一切到位──宪法、总统、内阁、地方官，该是时候选出新国会了。

在最近的历史当中，阿拜多斯地区最成功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名叫尤素夫．哈桑．尤素夫（Yusuf Hasan Yusuf）。革命前，也就是穆巴拉克的国家民主党依旧掌权时，尤素夫就击败了竞选当地席次的国家民主党候选人。革命后，也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势头正旺时，尤素夫又击败了兄弟会的候选人。这两次竞选，他都在没有加入政党的情况下得到选民青睐。他不演说，也不谈议题或立法。他从未做出任何竞选承诺。他拒绝举行造势──根据他的看法，这类活动“很假”。但他还是赢了两次，如今为了安排在二○一五年底的选举，尤素夫要再次出马角逐。有一次，我向对手候选人问起尤素夫如此强大的秘诀。

“尤素夫很幸运。”这位候选人口气多少有点嫉妒。“尤素夫是个单纯、善良的人，而且他很幸运。”

尤素夫的正字标记是一袭雪白色的罩衫。四十有五的他是个英俊高个，白罩衫跟他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那撇警察公发髭须被眼神中的友善解除了武装。他在自己任职的选区拜勒耶纳的闹区开珠宝店，另外在阿拜多斯附近有一座农场，种植小麦、玉米和甘蔗。他已经有九个孩子，还想要再生两个，真主容许的话。当我问到孩子们的情况时，他大笑说：“你有多少时间听我讲？”

他竞选向来顺利，但任职就没那么顺利了。二○一○年十二月，首度赢得国会席次的尤素夫前往开罗，加入新一届的国会。但解放运动在隔月爆发，国会也旋即遭到解散。后来，尤素夫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选举胜选后再度前往开罗，结果国会也再度遭到解散。“我都搞迷煳了，”他后来说，“但也只能随它去。我实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合法的法院命令还是其他原因所以解散。”

于是他低调返回上埃及，明明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但他立刻为下一次的国会选举展开竞选工作。“我一直在竞选──不会停的，”他说，“我不办造势大会。我会一个个拜票。”这个以拜勒耶纳市为中心的选区涵盖的范围很大：两座小城和三十三个村子，人口大约六十万。但尤素夫相信自己能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的赢，一家接着一家的赢，一位选民接着一位的赢。他到人家家里拜访，也会参加丧礼。这些职责称为“wegebat”，是每一位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辈都应该做的，因此尤素夫将之无缝纳入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我平均每个月要跑五十几场丧礼，”他说，“有时候一天三场。死神不停前进，我们也要跟上他。假如有部落问题，我会试着解决。只要有谁出意外，或是有供电供水问题，又或者想送儿子念特定的学校，他们都会找我谈。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

民众仍然用“ne'ib”一词──“代表”──来称呼尤素夫与其他曾在埃及各届国会中任职过的人，明明那些国会任期才持续不过几个月，而尤素夫等人几乎也没有多少时间能发挥正式国会议员的功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保留了这个头衔，而且也不停进行竞选活动，连穆尔西当总统的那个混乱之年也不例外──当时根本就没有宣布要进行国会选举。

新的竞选活动展开后，拜勒耶纳选区最有希望的四名候选人都以十足的把握谈论自己的愿景。其中一人是不久前退休的高阶警官，他相信经历这一切不稳定之后，民众如今会希望有个来自治安背景的代表。另外两位当地的红人曾经在后解放时期的选举中和尤素夫一同赢得席次，因此他们同样期待再度胜选。二○一二年，这个选区送了三名议员前往开罗，但新一次选举的席次却减少为两席。两个席次，四人有意，总有人得输。幸运尤素夫打包票输的不会是他。

＊＊＊

“阿拉伯之春”那几年，约瑟夫．维格纳和他的宾州大学团队经常把十二月与一月时间用来发掘辛沃斯瑞特三世的庞大陵墓。他们也挖掘靠近陵墓入口处的沙漠。各个小国王与贵族在此兴建墓穴与其他类型的墓葬结构，而这一区从未经过仔细研究。

其中一年，维格纳的团队发掘出一段狭长的结构，他相信是用来摆放辛沃斯瑞特三世的冥船之用。五十人的队伍组成人龙接力运沙，遭到掩埋的结构每天都会有三到五英呎重新显露出来。先是屋顶出现，接着是墙。随着沙子渐渐运走，灰泥墙面上也清楚浮现不知是谁所刻的数十艘尼罗河船只图案：有大船有小船，有的船有帆，有的船用桨。另外还有牛、瞪羚、鸭子等动物。

刻痕相当粗糙，并非王室工艺，看起来是在此工作的平民制作了这些图案。“相当独特。”维格纳说。某天早上，他带我进入结构中。“同一时期完全没有类似的壁画。感觉上是进来这个建物的工人所为，但他们为什么要在墙上画船就不得而知了。”

建筑物的入口朝北，而且早在古代的某个时间点，来自地中海往上游吹的风便已带来沙子将此掩埋。“这是阿拜多斯的其中一个奇妙之处，”维格纳说，“所有的风沙都会来来去去。但这里的沙子却会把东西填满，把东西藏起来。”

一天天过去，随着人龙不停的作业，愈来愈多的船只图案在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出现。团队终于清理到结构物的地板了：没有船。船可能在古代就已经被人偷走了。维格纳拍摄、测量墙面，之后人鍊再度开始作业。这一回，工人却是往反方向动作，将沙子往建筑物顶上倒，为现地保存而掩埋。等到我隔年回到那里时，地表已经看不出底下有任何东西的痕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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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特．穆哈美德．马哈茂德（Rafat Mohamed Mahmoud）不仅是尤素夫角逐国会席次的主要对手之一，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跟他截然不同。尤素夫亲切健谈，拉法特冷漠寡言。他有的不是运气，而是财富；他有的是一板一眼的仪态，而非随和的幽默。拉法特是个细木工，这一点也跟尤素夫不同。拉法特在革命前曾经加入国家民主党，该政党遭解散后，他改以独立身分参选，并且排在尤素夫身后，赢得当地的第二个席次。至于这次的新选举，拉法特的党籍又改变了。他加入自由埃及人党（Free Egyptians Party）──成立该党的人是国内最富裕家族的一个商人。

拉法特本人的出身，据说是拜勒耶纳行政区最富有的家族，人称阿布．凯尔（Abu'l Khair），而他们的崛起其实相当晚。一九八○年代与一九九○年代，一些阿布．凯尔族人靠着科威特的营建工程致富后，开始回故乡投资房地产。拉法特的哥哥希什马特（Hishmat）是阿布．凯尔家第一位赢得国会席次的人。希什马特在革命前过世，算是英年早逝，而今拉法特打算继承他的地位。

一天晚上，拉法特在阿拜多斯附近乡下拜票时，我也跟着去了。他的随员有十几个，分乘一辆賓士轿车、一辆吉普休旅和另外两辆车。我们从傍晚展开行程，沿着苜蓿田和小麦田间狭窄的沙子路前进。每到一站，一行人都会被请入埃及乡下人家传统的会客区。

如果是富裕的家庭，会客区会由大片露天的院子组成，族中的年轻人总会在拉法特和随员抵达前便列队站好。人家请我们入座，接着列队的年轻人会走过来一个个跟我们握手递烟。有时候人家会请我二十根烟，一根接着一根，我都用同一句话婉拒：“谢谢你，我不抽烟。”致意完之后，年轻人会上茶与其他饮料。会面期间他们会一直站着。族中的长辈连同拉法特的随员则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随员中，成员都有特定的竞选任务。四人负责开车，一人负责行程，还有一位年迈的教长会在每一站诵读祷词。拉法特有个亲戚名叫阿布．斯岱特（Abu Steit），专门负责结束拜会。阿布．斯岱特是个蓄着牙刷胡的矮胖男子，带了根木手杖，围头巾。每当年轻人用餐盘端着饮料来，阿布．斯岱特总会跋扈挥手大喊，“Halawa!”──“甜点！”。语毕，几个年轻人就会小跑步离开，去拿巧克力或饼干。

在上埃及，政治是属于深夜的活动。到了半夜，我已经搞不清楚阿布．斯岱特吃了多少甜点。我对他的着迷随着他的血糖而上升：这个蓄着希特勒胡的矮个儿身上有种吸引人的东西，他会把空的巧克力包装纸往脚边一扔，接着突然用手杖杵地，喊“Al-Fatiha! Al-Fatiha!”──“开端章！开端章”。“开端章”是《古兰经》的第一章，诵读这章是为了在拉法特离开时祈福。祈福有可能在我们抵达后一分钟就开始，也有可能是在半小时之后才开始；时机完全由阿布．斯岱特判断。

有好几场拜会时都出现一段尴尬的沉默。没有竞选演说，也没有正式的介绍，拉法特又不大开口。他人很高，穿着昂贵的细直条纹罩衫，通常都坐在尊位，盯着整个空间，盯到阿布．斯岱特大发慈悲叫人开始祈福为止。不会有人提起拉法特的国家民主党过往，或是他目前的政党关系。奠基于开罗的自由埃及人党在这里基本上没有意义；党支付拉法特的海报与其他竞选开销，但这里没有地方党部，也没有地方报纸能让候选人宣传自己的关怀与政策。

阿布．斯岱特似乎是根据家族的重要性，来决定每一回拜访的时间长度。看起来没那么富裕的人家，停留的时间就比较短，而这些人家也很少要求什么。富有的家族比较会要求帮忙或服务。即便如此，他们的要求也不大，通常都跟电力设施有关。这正是拉法特身为候选人的强项：直到不久前，他都是当地电力部门的员工。我的印象是，他就跟许多政府雇员一样，在任上服务有限，但他却因此获得关系。用电议题常常出现在客室的对话中。

“我们还缺三间房子和九盏路灯的用电许可。你来这里的路上也看到了──路上没有灯。”

“我们会试着帮忙。”

“我们一直都有受到你哥哥的帮忙。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他当代表时，我们告诉他缺什么，隔天就都有了。”

“没错，他是传奇人物。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

“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祝你当选，真主容许的话。”

“我们会马上送来四或五盏路灯，其余的稍后处理。”

“我们还需要灯泡，给桥上的灯用。”

“真主容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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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客室的会面经常会触及部族议题。这个地区有两大群体，一是尤素夫所属的侯瓦拉部族，一是拉法特所属的“阿拉伯人”部族。我刚开始造访阿拜多斯时，当地文化的这个面向让我非常困惑，因为我从没想过部族对埃及来说有这么重要。这类群体在沙漠地区举足轻重，尤其是波湾国家，但埃及的传统比较偏向农业。而阿拜多斯的各部族似乎一模一样。他们讲同一种埃及阿语，打扮一样，长得也像同一个族群的成员。他们全都是穆斯林，多数都是农民。但他们却声称自己是战士的后代，祖上是七世纪时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战士。

考古学家多半斥之为无稽之谈。马修．亚当斯指出，征服埃及的阿拉伯人人数极少──四千名士兵──而且他们不太可能跟南方有多少接触。“在我印象中，这些村子都是内婚制，”亚当斯说，“他们跟村里人通婚，而且很可能世代如此。”他笑着表示：“要是你看陵墓墙上的人物，你还会认出我们的工人！”

确实有一小股称为“侯瓦拉”的贝督因群体移居上埃及，但他们来自西北非，而非波斯湾。他们一直到中世纪才来到这里，跟当地人通婚。侯瓦拉人未曾维持某种隔绝内外的措施，自然不会造就独特的文化特色，而且他们的散布范围也不可能如今人所宣称之广。许多当地人自认为属于这个部族，但其实两者之间没有历史关联。

人称“阿拉伯人”的群体甚至是更时代更晚的发明。这个词在一九五○年代流行起来，是纳瑟泛阿拉伯主义的一环。“阿拉伯人”取代了带有负面意涵的“fellaheen”──“农民”或“农人”。阿拜多斯周遭的人挪用这个泛阿拉伯主义词汇，用来指称那些没有侯瓦拉部族认同的人。

日子一久，两个不同族群的概念愈来愈明显，因为这正好跟选举体系完美结合。穆巴拉克向来强调国会选举，主要是为了借此主张埃及为民主国家。在开罗与其他大城，投票通常都有人上下其手，但官员才懒得干预阿拜多斯这种偏远地方的选举。国家民主党通常会吸收那些胜选的人，毕竟候选人不会来自反对党，也没有明确的原则或意识形态。

在这种有选举竞争，却没有选举组织的环境中，当地人会发展出自己的政党替代品。丹麦人类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科什霍姆．尼尔森（Hans Christian Korsholm Nielsen）曾经观察埃及南方的选举。他告诉我：“他们有一套需要某种团体存在的选举制度，而部族就很方便。”尼尔森提到，迟至一九六○与七○年代，多数人都没有这种部族认同。但随着行礼如仪的选举开始生根，民众也开始为自己的出身创造新的故事。尼尔森曾经观察亚斯文附近的一位候选人，他跑行程时会带着一位当地文史工作者，借此把所谓的部族历史灌输给选民。他们偏好跟沙乌地穆斯林祖先的关联甚于法老的子民，毕竟后者在他们眼中是异教徒。

这就好比是政治上的非法棚户区。由于不存在任何影响选举的结构或制度，民众就自己构思出一套体系，体系的基础则诉诸于自己知之甚详的组织：家庭。他们会运用任何看似有用的历史或媒体。拉法特的竞选团队中有个名叫苏莱曼．阿布．凯尔（Souleiman Abu'l Khair）的亲戚，在开罗以演员为业。他五官轮廓很深，经常在连续剧和拉玛丹月电视特别节目中扮演上埃及的条子和罪犯。

深夜时，我们一行人停留在有钱地主札比特．杰布尔（Zabit Gebr）的客室。札比特告诉苏莱曼，说他们应该找个好的剧作家，帮他们部族写个好剧本。

“我们希望有一齣能呈现阿拉伯人的连续剧，”札比特说，“若得到代表（ne'ib）首肯，我们就该推动。”

“有个连续剧叫《白日判决》（The Judging of the Days），”苏莱曼说，“讲的是阿拉伯人内部的冲突。”

“我们才不要那个！”札比特说，其他长辈大笑。“我们要那个写连续剧《阿拉伯哈玛目教长》（Sheikh al-Arab Hamam）的家伙。但有个问题：他把某个侯瓦拉人描写成像阿拉伯人。”

札比特对各个出现上埃及人的电视连续剧展开漫长的分析。根据他的意见，这类节目常常把不同部族混为一谈，而他相信阿拉伯人必须在娱乐产业中创建明确的身分认同。他感谢苏莱曼以演员身分代表他们。“要一直让我们在全埃及人面前抬得起头啊，真主容许的话。”札比特说。

“你看过《哈拉夫．阿拉》（Khalaf Allah）吗？”苏莱曼问。

“我只看过两集。”

“你一定要看，因为我演了一个好角色。”

札比特抱怨说自己盯着手机看社群媒体的时间，让他很难有机会追剧。“脸书毁了我的视力，”他说，“害我眼睛愈来愈差，老乡。”

＊＊＊

穆巴拉克失势后，官员们一下子开始起害怕人数众多、大失所望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让年轻人参与政治，不要示威。假如这些官员有真正的远见，就会鼓励政党与其他组织的发展，以吸纳年轻人。但他们反而制定出一套非常原始的配额制度。后解放时期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有若干席次为“名单候选人”而保留。名单候选人以团体形式竞选，其团体则由个人结盟而成。名单中必须包括传统上缺乏代表为之喉舌的群体：女性、基督徒，以及三十五岁以下的人。

那年，全埃及赢得国会名单席次的最年轻候选人就来自拜勒耶纳。他是二十六岁的马哈茂德．哈姆蒂．艾哈迈德（Mahmoud Hamdy Ahmed），而且他也是阿布．凯尔家族的成员。马哈茂德跟拉法特同辈，但他不像拉法特──他是随着伊斯兰主义运动崛起的。马哈茂德加入萨拉菲派的光明党，而光明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赢得将近四分之一的席次。

如今掌权的是塞西，经过修改的选举规则让名单席次人数大幅缩水。这是一种化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方式，同时也意味着女性与年轻人的配额更少。在拜勒耶纳，马哈茂德的回应方式是放弃自己的光明党员资格，成为独立候选人──反正光明党已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还是保留了大胡子。在这场选战里，其他候选人的海报上都没有出现萨拉菲风格的胡须。

人人以不同方式诠释那落胡须。有人说马哈茂德真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其他人则宣称他只不过是见风转舵，利用这场宗教运动的投机分子。地方上的阴谋论就跟全国性的阴谋论一样猖獗，宣称那落胡须是家族精心策谋的一环。表面上，马哈茂德与拉法特不合，拉法特还告诉我他跟这堂亲是“彼此为敌”。但有人主张这只是障眼法。在他们看来，这对亲戚分据政治光谱的两端──一人跟国家民主党有一段历史，一人有伊斯兰主义者的过往──为的是转移当地人的注意力，不去注意两人都是阿布．凯尔家族的成员。

阿布．凯尔和许多南方的强大家族一样，遵循有时候看起来很前现代的作法。他们不喜欢生活在拜勒耶纳这种小城市里，家族成员反而各自到遥远的乡下兴建院落。这些家族会随着日渐富有而脱离社会，并严格限制族中女性。族内婚的情况相当密集。基本上，这跟第十八王朝等上古朝代以族内婚巩固财富与权力的做法一样。

在拜勒耶纳附近，大家都知道侯瓦拉部族拒绝让女儿跟任何非部族的人结婚。至于像阿布．凯尔这种有钱家族，他们的家族树更像是家族灌木丛。拉法特和演员苏莱曼是当地人说的那种“堂表亲”，父系母系双方都有共同血缘：两人的母亲是姐妹，父亲则是堂亲。拉法特和马哈茂德的亲属关系之盘根错节也不亚于此。有一回我跟另一位名叫阿德尔（Adl）的堂表亲谈话，请他解释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他最后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几张详细的图表。我得知阿德尔和马哈茂德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两人的曾曾曾祖父，此君也是拉法特的曾曾祖父。他们共同的祖先包括五个艾哈迈德、两个穆罕默德和两个马哈茂德。阿德尔家中的三名女子──两姐妹和一个姑姑──嫁给了拉法特和他的兄弟。阿德尔打算投给堂表亲拉法特，而非堂表亲马哈茂德，因为靠拉法特这边的家族灌木丛比较茂密。

当我走访马哈茂德的客室时，我见到的是一位蓄胡的瘦高男子，双眼折射出的敏锐与疑心不分轩轾。他受过药剂师的专业训练──对于埃及乡下来说，这个职业很能吸引聪明的学生。他的客室实在让人无从描绘起。大概有十几个人在此聚集，有人留着伊斯兰主义者的胡子却抽着水烟，这对真正的萨拉非派来说应该是教律禁止的。在场还有几名身材壮硕、戴着太阳眼镜的男子，看起来就像来自埃及国家安全情报局（State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Service）的干员。

马哈茂德谈话时讳莫如深。他不会解释自己何以脱离光明党，也坚持自己既非萨拉菲派，亦非伊斯兰主义者。“这里只有部族体系，”他说，“有侯瓦拉跟阿拉伯人，就这样。没别的了。没有伊斯兰主义者，也没有非伊斯兰主义者。”

为了跑活动，马哈茂德搭乘雇人代驾的賓士二○○轿车，在整个选区转。这辆车还挂着政府发给国会议员的特殊车牌，只不过那届国会早在三年多前便已经解散了。那辆賓士的后车窗写了竞选口号：“你我手牵手……共同为你我的孩子做建设。”这句阳光的口号搭配上官方的竞选标志──是门大炮。在拜勒耶纳，马哈茂德的支持者会在车水马龙的路口摆出木制的大炮，甚至安装在三轮的摩托计程车车顶，就像缩了水的骑兵在城里巡逻。

竞选标志在埃及各地都是强制规定要有的，因为不识字的选民实在太多。在每一个选区，选标志就像NBA梦幻选秀，是让候选人从一百六十个政府核准的标志里抽选。拜勒耶纳的状元签浪费在吊灯图案上，感觉就像先挑山姆．鲍威（Sam Bowie），而非麦可．乔丹（Michael Jordan）。＊尤素夫挑了一辆红色的车。拉法特则是一只老鹰。其他的图案涵义都很启人疑窦：小刀、步枪、救护车。你会选一只蝎子吗？一名男子在投票所外对我说：“我投给油灯和直升机。”另一个人说自己投给小船。他们通常都不记得候选人名字，因为家族长辈只告诉他们要选哪一个标志。

马哈茂德声明他之所以选大炮，是因为“其他都被别人挑走了”。这没有道理──他是第四顺位选。但我必须承认，在军事政变后的第一场选举蓄着萨拉菲派的胡须，用大炮当标志，这还挺有胆的。其他候选人更是厚颜无耻。有来自两个不同家族的长辈，他们打选战时主打自己跟年轻人所谓的关系，其中一人的官方口号是“年轻人的候选人”──此人六十五岁。许多志在成为国会议员的人，用至少二十年前拍的照片来当竞选照。拉法特有一些竞选旗帜上放的是他的亡兄希什马特的照片。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说不定是因为民众喜欢希什马特甚于喜欢拉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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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维格纳和他的团队在某一年的冬季考古行动中，发现了一位此前不为人知的法老，名叫塞纳比凯（Senebkay）。他的陵墓距离辛沃斯瑞特三世下葬地点的入口处不远。辛沃斯瑞特三世的陵墓据信是全埃及最长，但塞纳比凯的陵墓却大概只有衣帽间大小。“这很可能成为现存公认最小的法老陵墓。”维格纳让我看那狭小的空间。“我太太说这是历来发现最可爱的法老陵墓。”

塞纳比凯的统治时期为西元前十七世纪中叶，约比辛沃斯瑞特三世晚两百年。此时的埃及国家正进入一段严重衰颓期，今人称为第二中间期。过去，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国家在此时一分为二，称为希克索人的异族统治了北方，而埃及人的王朝则从底比斯控制南方。但文献向来扑朔迷离。现存最重要的国王世系表之一，是一张藏于意大利都灵（Turin）某博物馆的破碎纸莎草纸，而纸上涵盖这个时期的位置破了个洞。

维格纳的发现弥补了空白。他意识到塞纳比凯是第三批人，为了控制国家的中部而战，阿拜多斯则是他们的根据地。维格纳把这第三批人命名为“阿拜多斯王朝”，他们对中央权力崩溃的回应，就是创造自己版本的国家。他们将法老头衔赋予领导者，领导者则宣称自己是全埃及的统治者，但其实他们行使权力的范围肯定小得多。兴建陵墓时，这些法老会从更繁荣的时代所兴建的陵墓中挖取砖石使用。维格纳指出，塞纳比凯的墓室内有块大石头，原本是一名努比亚酋长刻文纪念自己到阿拜多斯朝圣时所留下的石碑。

“他们似乎找不到太多材料，”维格纳说，“这是经济衰颓的迹象。”

他认为，希克索人恐怕切断了跟北方的贸易路径。或许正因为如此，阿拜多斯王朝终究只能一战，结果显然不如塞纳比凯之意。这位国王经防腐处理的尸体上有十八至二十道的伤口，由至少三种不同类型的武器所造成。塞纳比凯的双手、双膝与两踝上的砍痕可能是短剑。他的背上有箭伤；也许国王试图逃离。若果真如此，他一定逃不远。三次战斧重击噼碎了他的头颅。综观埃及历史，这是法老战死沙场经证实最古老的例子。

等到那年考古季结束时，国王的遗骸已经装进木箱，摆进发掘屋了。团队计划在隔年再度开挖陵墓，继续他们的研究，但此时他们得先保护遗址。短短的人龙开始动作。不消多少时间，就能把埃及最小的法老陵墓重新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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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在位的那一年，我认识了几个住在拜勒耶纳行政区的穆斯林兄弟会弟兄。穆罕默德．瓦吉赫是位爽朗的药师，担任兄弟会在该选区的媒体公关负责人。他未婚，与父母和弟弟们同住，家里距离阿拜多斯不远。瓦吉赫用兄弟会的贴纸和标语布置家里的客室，包括一张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的海报，上面以阿语写着：“不要让耶路撒冷变成犹太人的”。

拉比亚大屠杀后，瓦吉赫逃往科威特，在当地找了一份药师工作。他的家人仍然住在阿拜多斯附近家中。有阵子他的弟弟们嚷嚷说要加入兄弟会，但随着镇压愈来愈严重，他们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塞西就任后，瓦吉赫的父亲把客室里所有的海报跟标语都清掉了。他重新粉刷墙壁，写上一句古兰经文：“我们只遇到真主所注定的胜败”。

国会竞选期开始时，瓦吉赫在大屠杀之后首度返家，为的是结婚。他的亲戚低调跟地方当局协商，确保他不会遭到逮捕。我趁瓦吉赫在城里时顺道拜访，他谈起二○一二年与二○一三年时出了什么问题。

“兄弟会以为自己能掌控国中之国。”他说。但他也认为组织有些战术错误。“他们先是宣称自己不打算竞选总统，然后又参选──这是错的。”他说：“我对兄弟会领袖非常生气。要是他们有听民众的心声，有回应，就不会发生政变。政变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思考方式使然。他们在穆巴拉克掌权时遭到严厉镇压，影响了他们的做法。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崇尚秘密。”

他说自己跟埃及政治已经玩完了。他预计返回科威特，妻子会在那边和他会合。他对返回阿拜多斯没有期待。

如果在开罗，你不可能跟任何与兄弟会有瓜葛的人见面，但阿拜多斯周边的镇压向来轻微。我拜访了艾曼．阿布杜勒．哈米德，这位医生原本是该行政区位置最高的弟兄。他说只有两名弟兄进了监狱，当局放了他与其他人一马，毕竟他们已经不再活动，而且他们的家族也护着他们。当地贫困的情况让警方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子本来就很难过了，他们也不想让日子更难过。”他说。他依旧经营自己的私人诊所，为许多低收入居民服务。

我向他提到，二○一三年春天时，他曾说这个行政区只有一百五十名弟兄。在当时，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有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似乎少得惊人。现在我再度问他这个数字是否正确。

“那只是兄弟会周围聚集的群众，不是真正的成员，”艾曼说，“我们夸大人数好吓唬其他政党。只是选战策略。”

我问他实际人数究竟多少。

“十个人，”他凄然一笑，“那是我们犯的其中两个错误。我们夸大成员人数吓唬别人。我们还允许某些人行动就像跟我们一伙，但其实他们不是。”

我问他是否仍有与他的兄弟会“一家人”小组会面，他摇摇头。“在我之上已经没有人了，”他说，“在我之下也没有人了。我就跟其他人一样──如今我们全都是一个个的个人。”眼下，他唯一的“一家人”就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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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我认识的人几乎都不在乎国会选举。扎伊尔德或马努都懒得投票，多数城里人似乎也回到穆巴拉特年间的政治冷感。但拜勒耶纳当地人对选举非常认真。胜选的候选人有可能影响若干政府建设，为自己的支持者提供资金，但在如此贫穷的地区，这类好处的金额恐怕也很少。主要的奖励似乎还是名声──人们在乎自己家族在竞争时的表现。

有四位候选人显然最为人看好，但另外还有十五人参选。在最年轻的候选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马哈茂德．阿布．莫哈色布（Mahmoud Abu Mohasseb）的律师，我曾经跟过他几次的拜会。他在先前几次选举中表现不错，但这一回经过第一轮投票之后，他却是十九人中的第十七名。之后他就不接我电话了。我到他公寓敲门时，听到他儿子模煳的声音：“爸爸不在家。”

他们村里的近亲也没见到他。“别人都在嘲笑我们，”候选人的堂亲卡利德．阿布．莫哈色布（Khaled Abu Mohasseb）说，“这结果太丢人。对不起家族的名号。”

卡利德曾经陪他的亲人跑过行程，但他却怪马哈茂德努力不够。这感觉不太公平；选前好几个月，这名候选人就开始把晚上的时间用来挨家挨户拜票了。但当我问卡利德对这位堂表亲是否有任何同情时，他摇了摇头。“我觉得更对不起我自己和整个家族。”他说。

在拜勒耶纳，想输到丢脸的地步感觉并不容易。第一轮选举之后，战场会缩小到四名人选，接着就是其他人无止境的指控与反控。有个失意人告诉我自己原本能赢，但对手贿赂他们家亲戚。另一位落选人在脸书上宣布自己要迁居开罗，因为“政治实在恶臭”。来自阿拉伯人部族、遭到淘汰的候选人穆罕默德．阿布．希勒利（Mohammed Abu Hilely）宣称同部族的拉法特和马哈茂德撒钱买票。希勒利和别人一样，在社群媒体上操纵他的部族政局──他在YouTube贴了一段影片，呼吁所有阿拉伯人跨越部族界线，在第二轮选举中投给尤素夫。

“陪葬”的边缘有间露天咖啡店，人们喜欢聚在那里聊当地政情。有一晚，我遇到艾哈迈德．迪亚比（Ahmed Diyab），这位儿童心理学家在阿拜多斯的小学工作。他预测希勒利的YouTube影片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报复心理的经典范例。希勒利要求部族中人支持尤素夫与侯瓦拉的做法，保证会让他们反其道而行。

据迪亚比说，他自己的心理学背景让他大有资格分析地方政治行为，因为候选人的举止时常就像他工作中应对的小孩子。“是同一回事，”他说，“小孩子或许会把尿在自己身上当成吸引注意力的方式。假如我有问题，但我无法自我表达，那我就用蛮力。”

受过教育的开罗民众常常提起“国中之国”、军方的触角，以及各式各样据说与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和兄弟会有关的阴谋论。政治既遥远又抽象。但阿拜多斯的政局简单得多──不过就是基本的人类行为。这多少令我印象深刻：当地人在没有任何指引的情况下发展出自己的选举传统，而且运作得相当良好。第一轮选举过后，进入决选的人正好一半一半，两人属于侯瓦拉部族，两人属于阿拉伯部族，票数最高的人跟第四名之间差距不到三千八百票。完全不可能预测谁会在第二轮胜出。我从来没报导过竞争如此激烈的民主选举。

但选举底下的空虚却让人感到可悲。如果运用这一切精力与功夫的是某个有条有理的组织，那将会有什么样的成就？人在埃及时，无论关注的是选举、非法棚户区、制造业，或是垃圾清运，我的感想常常都是一样的：这么有天分，却这么没组织。一场在拜勒耶纳的选举揭露了人类最最基本的行为，因为中间没有任何事物能调节驱力，或是改变本能的走向。这场竞争属于尿床的人跟耍孩子脾气的人；输家动手动脚，生气是常见的情绪，跟骄傲一样。老年人控制年轻人，男人控制女人。唯一确实存在的组织早在第一座王室陵墓在“陪葬”开挖之前，就已经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了。这个组织跟兄弟会、国家民主党、塞西，或是任何其他政治人物或团体都没有关系。对埃及人来说，家族才是国中之国。

＊＊＊

我从没看过有候选人跟妇女交流。会面仅限男性参加，而且重点摆在长辈身上，他们通常是决定整个大家族如何投票的人。一个人愈有钱、愈有权力，掌握的选票就愈多；我跟着拉法特一行人拜票时认识的札比特．杰布尔便自豪地告诉我，他能指挥六百个符合投票年龄的人。“只要我在投票日对他们下令，他们就会去投票所，”他说，“至于是非对错就不关他们的事。”这是长辈之所以如此热衷于选举的原因之一。选举让他们能对整个家族行使权力，他们显然很享受会面的仪式，喝斥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强迫他们送饮料或甜点。

长辈也能决定要不要让家族中的妇女前去投票。这是竞选资金的关键用途之一：富有的候选人租车与巴士来回接送妇女前往投票所，完全没有跟男人发生不合宜接触的风险。札比特．杰布尔对我说，他会叫族里人投给老鹰──拉法特的标志，但他不会让女人出门投票。“在我们家族，女人死也要死在家里，”他说，“她们可以出门看医生，不然就是进坟墓。就这样。”他比出埃及人那些生动的手势之一──他把手腕翻过来，像是把门锁起来。

就算是采访当地妇女，唯一的途径也只能靠关系。友人安排我与诺拉．阿布杜勒．穆罕默德（Nora Abdel Mohammed）会面，她是阿拜多斯附近少数出门工作的农村妇女之一。她在拜勒耶纳的政府办公室担任职员，她说自己之所以能工作，是因为她先生出奇开明。选举的惯例让她心灰意冷。“我很想亲自与候选人见面，听听他们会讲什么。”她说。就她看来，“阿拉伯之春”只有让情况更糟，因为民众害怕动荡，而这些民主仪式完全变成老人使唤女性与年轻人的另一个机会。诺拉认识的多数妇女被人彻底隔离在家族的宅院里。“需要有人去接触待在家里的女性。”她说。

整体而言，候选人几乎没有提到女性，因为人家会觉得这不庄重。在我所观察过的每一场拜会期间，我只有一次听到谈起女人。第二轮投票前一夜，我顺道经过排名第四的决选候选人──努尔．阿布．斯岱特（Nour Abu Steit）位于河畔的接待所。他是位长相不大好惹的矮小男子，才刚从警察工作退休。他属于侯瓦拉部族，对话刚开始就宣称阿布．凯尔家族的候选人花钱买票。接着他把自己的阴谋论转向美国。他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是以邪眼为基础，毕竟美国人嫉妒埃及。“我们拥有埃及主权已经七千年了，”他说，“你们因为我们的文明而迁怒我们！”

他背对尼罗河坐着，周围有十多个家族长辈。笑声如涟漪扩散一整群人。“美国正在创造一个个的政治实体，分裂阿拉伯世界。”他说。

我问美国人创造了哪些政治实体。

“伊斯兰国。”他说。

“所以是美国创造了伊斯兰国？”

“没错，”他说，“我希望真主让地震与火山爆发降临在你们身上！”

努尔恶狠狠盯着我，接着讲了个故事──一名美国女性外交官据说用性来操纵萨达姆．萨达姆（Saddam Hussein）。众男子再度大笑；眼下的接待所百分之百带有一种霸凌、关厕所的感觉。我时常自忖，埃及的政治失能──那些自豪、耻辱、愤怒、固执、暴力──有多少能归诸于权力中无止境的“阳性”。性别隔离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再怎么不济，像努尔这样的男人如果不时听到女人的声音说：“你差不多该闭嘴了”，说不定也对他有好处。

“是个有双美腿的女人！”努尔说。他还在描述那位美国外交官。“萨达姆跟她讲话时，她把自己裙子脱掉，给他开绿灯！”众男子大笑，努尔讲美国的阴谋讲得慷慨激昂。最后我问他关于埃及从美国手中接受大约每年十五亿美元援助一事，他是否反对。

“这个金额太低！”他说：“配不上埃及。”

我问合适的价格应该多少。

“至少八十亿美元。”他语带自豪。

＊＊＊

为了采访第二轮选举，我跟马努一起去了南方几趟。我们已经几年没有一起共事，而且我知道这一回恐怕是最后一次合作了。他稳定执行自己的计划。他正在处理把塞德港那间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公寓卖掉的事情，而且时不时就会到一些埃及人容易取得签证的国家短期旅游。去过赛普勒斯之后，他又去了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南非。

到了沙特阿拉伯之后，他参加了传统上前往麦加的小朝圣（'umrah）之行。对此我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身为一名希望从某个伊斯兰共和国逃离的男同志，这感觉是他最不会去做的事情。但马努希望在护照上多集几个章，而且他说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说不定能带来一点好处。毕竟在法律上，他的名字叫穆哈美德。

小朝圣（'umrah）不像更重要的朝觐（hajj），而是一年到头都可以进行的。马努非常享受前往麦加大清真寺之行，他自己也很意外。他进行两次称作“tawaf”、逆时针绕行天房（Kaaba）的传统仪式，这个方块状的建筑物代表的正是伊斯兰信仰最最神圣的圣地。另一天，马努回到大清真寺，在寺内的庭院从半夜待到黎明。无论是深夜的庭院令人感觉之轻松，还是白天时大批白衣朝圣者绕着黑色天房流动的景象与深夜之间的对比，他都喜欢。他还很喜欢看着天房──他对伊斯兰没有特别的兴趣，但他觉得那古老的建筑有某种力量。

抵达阿拜多斯后，马努和我待在城里唯一的旅馆，到了晚上再去参加接待所的聚会。在这一区行动还算容易，但情况似乎开始改变。当我到前阿拜多斯领导现在办公的地方拜访他时，他热情招呼我，但我们聊了半晌之后，他才告诉我说未来所有的会面都必须先得到他上级的允许。不用事先通知就出现在政府办公室的日子似乎到了尽头，至少对外国记者是如此。如今有更多的便衣警察在阿拜多斯的旅馆外头流连。

埃及的国安氛围向来不容易掌握，但情势确实愈来愈严峻。西方人听到“警察国家”一词时，多半想像的是一切都受到警察控制或监控。但警察国家通常只是一个有大批警察的国家。至于这些警察实际的作为，则是另一回事。

在阿拜多斯，警察会喝茶，在路障设置地点聊天，也会睡在停在我旅馆外的车子上睡觉。我人出来的时候，他们通常都醒不来。只要一进城，我一贯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这些条子，毕竟这能让他们比较放心，也能让他们只要手里有电话，就算坐着也能进行调查工作。我开车回开罗时，他们会一直打电话来。

“你人在哪？”

“我在沙漠公路上。”

“沙漠公路的哪里？”

“我不晓得。附近都没有城镇。这里‘什么都没有’（sahera）。”

打电话似乎就称得上是警力监控。有时候他们会在我开车时打来二十、三十次。有一次我人跟马努去阿拜多斯，他们坚持回首都时要派一辆警车护送我们。条子在车尾跟得太紧，紧到开了几英哩路，我就把车靠到路边，大喊要他保持距离。我驶过索哈杰机场之后，他亮警灯要我靠边。他人看起来很不高兴。

“我以为你要去开罗！”他说。

“是啊。”

“那你为什么要经过机场？”

“我是要开车去开罗。”我说。

“你是要开车？”

“你觉得我是要把车子开上飞机吗？”

坐在副驾驶座的马努爆出笑声。这名警官没有回答；他又跟着我的车开了几英哩，然后才放弃。我的电话在接下来的车程不停响起，我只能在撒哈拉沙漠中一直回答关于我目前位置的蠢问题。

我在共产中国工作过，曾经有过受专业人士监控的经验，这让我很难认真看待埃及条子。但我晓得这种态度很危险，毕竟埃及警察国家的精髓就在于不可预测性。如今附近条子愈来愈多，而且大多数缺乏经验与纪律，哪一个出个错、搞不清状况，或是误会什么的机会也随之大增。我知道，这场选举将是我在埃及所报导的最后一起政治事件──于我，“阿拉伯之春”即将结束。

＊＊＊

我希望尤素夫胜选。眼下埃及民主制度已然崩溃，对一位候选人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实在挺奇怪。但尤素夫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个天生的政治人。他的竞选对手糟到没有指望：努尔是个自吹自擂的仇外者；马哈茂德是个假伊斯兰主义投机分子；拉法特似乎代表了“有权但无能”的个中精华。上面每一个人都投射出一副严厉的形象，与随员一同乘坐有冷气的高级车轰隆隆穿过村子。但尤素夫会从他那台破旧的标志（Peugeot）打开车窗探出身来，对民众挥手喊话。他没有办政见发表会──没有人有办，但至少他热爱置身于公众之间，跟陌生人握手谈话。他慷慨之名在外，而且经常调停地方上的纷争，带来镇静的效果。基本上，所有我遇见的科普特人都打算投给他，因为他们相信他是正派人。科普特人占当地人口约百分之十，但多数候选人都无视他们，毕竟他们在部族体系之外。初选的十九名候选人中既没有基督徒，也没有女性。

投票日当晚投票所关闭后，我前往尤素夫位于拜勒耶纳市区的接待所等待。有些家族的长辈打着电话，试图跟进初步开票结果。外面有两三百名年轻人聚集。有些年轻人带了枪，多数人带的则是跳传统舞蹈“tahtib”时会用到的木头长棍，候选人胜选的话就会表演这种舞。一想到上埃及选举闹事的悠久传统，让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带着棍子跟枪在附近聚集实在是很可怕的主意。

四名候选人全数待在选举委员会总部，监督计票。大约午夜时，拉法特的接待所有人打给我，说支持者正在鸣枪庆祝。不久后，一名年轻人冲进尤素夫的总部大喊“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人人都跑到外头。马努和我发现我们身旁那位六十多岁的棉花农把手伸进自己的罩衫，掏出一把九厘米海尔温（Helwan）手枪，对空开了四枪。马努和我闪进一扇门里，站到头上有屋顶的地方。

没过几分钟，另一群激动的年轻人出现在街上，一面开枪，一面高唱努尔的名字。马哈茂德的大本营也发生一样的事情。那一刻，在这个选区的不同角落，所有四位候选人的支持者都在宣布胜选。

开罗一间名叫“生活”（Al Hayah）的电视台宣布尤素夫与努尔当选，庆祝活动因此更为热情。但不久后有传言说报导错误，接着到了凌晨两点，正式声明才出炉：电视台报导完全错误。阿布．凯尔家族堂表亲取得全部两席。

此时在尤素夫的接待所，一名长辈怒气冲冲跑到街上，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太早庆祝的年轻人身上。“你们没听到真正的结果吗？”他大吼：“谁还在给我庆祝？”乱哄哄的年轻人们站着不动，一脸震惊，手里还抓着他们的棍子和枪。

＊＊＊

就全国来看，最大的赢家是名为“为了埃及之爱”（For the Love of Egypt）的联盟，领导者是前军事将领萨梅赫．谢夫．亚札尔（Sameh Seif El-Yazal）。这个联盟不是正式的政党，不过亚札尔很可能在国会中创建占多数的派别。选后，我问亚札尔他跟塞西在政见上是否有任何重大差异，或者发生在开罗的屠杀与警察杀人是否令他不满。亚札尔说：“目前为止已经十七个月了，我还没看到他有犯任何一个错误。”

至于拜勒耶纳，最大的赢家是马哈茂德，另外三名候选人只分得不到五百票。胜选者公布后，马努和我驱车前往马哈茂德的接待所。附近的房子传来“啊勒勒勒勒”的喊声──一场庆祝正在高楼层、也就是女子离群索居之处进行着。

马哈茂德看起来筋疲力竭但开心。他敏锐而寡言的仪态，总让我想起纳吉布．马哈福兹曾经在某部小说中提到的伊斯兰主义者角色：“他拥有埃及人少见的能力──保密。”我问马哈茂德伊斯兰信仰是否应该获得更多政治空间，但他闪躲问题。（“我们现在有新的议题。”）当我提到穆斯林兄弟会时，他的回答也很类似。（“我不想谈以前的事情。”）我提到塞西，但他对残酷的镇压完全不置一词。（“他受人尊敬。”）

在接待所，几个蓄胡的年轻男子坐在不远处，还有几个流氓样、看起来像国安局干员的人。一名身形壮硕的光头男子问能不能跟我合照。他提出要求的粗鲁方式就好像跟外国人没什么好客气的，这只会让人感觉更不妙。马努退了开来；他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有纪录在案。光头男子用手臂环着我。当他把手机交给同事时，我看到主接口桌布是塞西的脸。

＊＊＊

努尔按照拜勒耶纳输家输不起的传统，一听到结果之后就高声喊着阴谋论，并且拒绝与支持者见面。我在想尤素夫会不会现身。马努和我在他的接待所外等到凌晨两点多，年轻的群众依旧在街上徘徊不去，手里拿着棍子和枪。尤素夫终于出现了。他孤身一人从选委会走路回来。

“你们该回家了，”他对年轻人说，“最好趁还没犯什么罪之前赶快回家。”

一名中年男子走向他，看起来心烦意乱。

“真主啊！你是出意外吗？”尤素夫说。他笑笑，亲吻那名男子的两颊。“去睡吧，”他说，“明天我们会展开新的生活，真主容许的话。真主会用好事补偿你们的！”

他在群众之间来回穿梭了十分钟。“下次，下次。”他说。他表情平静，甚至称得上愉快，而且他没有对其他候选人做出指控或抱怨。他跟民众致意、道谢，直到街上空无一人。接着他走进接待所，到后面找了个位子坐下。

等到只剩自己一人，尤素夫的表情突然变了。笑容消失，眼窝凹陷；他看来哀伤无以名状。马努和我坐在一旁，大家都不说话。所有的长辈都离开了。这是我看过最空虚的接待所。

过了半晌，我打破沉默。我说了类似“下次运气会更好”的话。

“没有下次了。”尤素夫说。

“你之后不选了吗？”

“不选了。”他说。“对我来说，政治已经结束了。”

他说他想把心思摆在种田和社区建设上。我问他为何选举会有这样的走向。

“选举跟服务或爱无关，”他说，“要是服务跟热情有影响的话，我就当选了。”他认为两位阿布．凯尔堂表亲在财力上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正当我们谈话时，有个小少年过来坐下，眼中噙满泪水。尤素夫起身进屋，中途还停下来安慰少年。我问尤素夫，这少年是不是他那九个孩子之一。

“不是。”尤素夫因为这问题轻轻笑了──这是他身为政治人物的最后一个举动。他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名少年。”

＊ 一九八四年六月，NBA举行一九八四／八五赛季的选秀活动。由于当时选秀偏好身材高壮的中锋球员，因此握有第一与第二顺位签的休士顿火箭队与波特兰拓荒者队分别选了中锋位置的新星哈基姆．阿布杜勒．欧拉朱旺（Hakeem Abdul Olajuwon）与山姆．鲍威，手持第三顺位签的芝加哥公牛队选了麦可．乔丹。但鲍威后来的运动生涯饱受伤病困扰，始终未能达到众人期望的高度，乔丹反而成为篮球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Chapter 25

整个秋天，里法阿特都在和脚上的痛处奋战。莱丝莉把我们认识的一位扎马莱克医生的电话给他，还提议陪他去看诊，但里法阿特没有接受。因为工作忙，这段期间我们没有去上阿语课，不过我时不时会打电话或写电子邮件，跟里法阿特问好。国会大选结束后不久，我打电话给他，而他谈到自己的医疗问题时，人沮丧到听起来仿佛快哭出来一样。这个一个小伤口实在没道理会如此折磨人，所以我以为他只是正好这一晚心情不好。那年秋天的新闻多半让人让人忧心忡忡：十月底，埃及遭遇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最严重的恐怖攻击。某个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在一架从南西奈起飞的美捷航空（Metrojet）班机上装炸弹，超过两百人丧生。我认识的受过教育的埃及人，多半对国内情势走向都非常担忧。

二○一六年一月，我们全家人最后一次长途开车去上埃及玩，穿越整个国家，到达靠近苏丹边境的阿布辛贝（Abu Simbel）。政府实施新的要求：亚斯文以南所有自驾者都必须接受警方护送，表面上是因为恐怖主义问题。每天早上十一点，护卫车会从名叫“未完成方尖碑”（Unfinished Obelisk）的遗址出发。未完成方尖碑是古埃及所雕凿出最大的方尖碑，命人制作这个岩石纪念碑的人，很可能是十八世纪的伟大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但建造者发现花岗岩上有些裂缝，因此被迫放弃。这个方尖碑至今仍躺在采石场。假如当年真的有立起来，可是会比伦敦塔还高。

只有三辆私家车出现组成车队，而且没有其他外国人。一辆尾灯坏掉的警车开在最前方，几名警察则乘坐一辆老雪佛兰卡车拖后。他们都携带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开了几英哩，警车便调头返回亚斯文。不久之后，那辆配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雪卡也以大约每小时一百英哩的时速咆哮而过。他们可能觉得无聊吧；基本上该国所有恐怖活动都发生在西奈，上埃及的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不消多久，那辆雪卡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私家车组成的小车队迅速解体，接下来三小时路上都只有我们。这里的沙漠比阿拜多斯周遭更多沙且平坦。我看到东边有不少明晃晃的蓝色水塘，还以为是纳瑟湖的湖湾。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水塘是海市蜃楼──它们一再出现，跟着我们一起前进。我从没看过如此逼真的自然幻觉；有些水塘中间还有岩石窜出，仿佛湖中的岛屿。

当天下午，我们是阿布辛贝唯一的游客。阿布辛贝神庙是拉美西斯大帝的宏伟建筑，从岩壁往内凿出四座国王的坐像。这些雕像原本位于尼罗河畔，但在纳瑟指示下兴建的亚斯文水坝会将遗址淹没。一九六○年代，埃及本国与外籍文物保存专家、工程师组成团队，将神庙与雕像成功移到高处，高于新人工湖的湖面。

我们一到遗址，双胞胎马上奔向雕像──这是她们对这些空无一人的空间所做出的反应。此时女孩们已经五岁半，而这么久以来我也已经在好多埃及南方的遗址帮她们照过相了：塞提一世神庙、大阿顿神庙、考姆翁布（Kom Ombo）、伊斯纳（Esna）、卡纳克（Karnak）。每张照片里都只有她们两人。我知道，有一天这些照片感觉也会像海市蜃楼──在阿拜多斯的双胞胎，在拉美西姆（Ramesseum）的双胞胎，在国王谷的双胞胎。平原上的两个粉红色小点，仰头凝视门农巨像。

＊＊＊

回到开罗之后，我试着拨电话给里法阿特，但电话没接通。我传简讯给他──没有回应。几天后，我寄了封电子邮件：

嗨，我一直试着打给你，但手机都是关机的。还好吗？身体有没有舒服点？我希望你已经康复了。……如果你有空堂，我想排星期二早上上课。这样你方便吗？我们课程进度落得太严重了。我的电话号码没变，有空打给我。

他没回应，这太不寻常，于是我打给他弟弟拉阿法特。我跟他打招呼之后，出现了一段很长的沉默。

“里法阿特，”他终于说，“逝世了（itwaffa）。”

这个字对我的打击实在太沉重，因为教我字义的人，就是里法阿特。

＊＊＊

莱丝莉和我驱车前往卡利玛学校。拉阿法特看起来很糟──不仅体重轻了，脸看起来也很憔悴。我们刚说起话，他就开始掉泪。过去这半年发生许多坏事，他哥哥的死就是其中之一。几个月前，拉阿法特的太太突然离他而去，而他也因为椎间盘滑脱而卧床好几星期。他家依然在开罗外的沙漠城市，但长途开车进开罗对他来说实在太痛苦。于是前一段时间他都住在语言学校里。反正在这多灾多难的一年里，学校也几乎没有学生。“一定有人用邪眼诅咒我。”他说。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害死了里法阿特。开罗的医生提出太多互相矛盾的诊断，里法阿特先前甚至一度趁着到伦敦短期旅游时看外国医生。这位不列颠大夫认为只不过是皮肤问题，于是把他转诊给皮肤科医生。

“医生给他另一种药膏擦，但没有比较好。”拉阿法特说：“我又因为背的关系很难下床，没办法想去看他就去看。你也晓得里法阿特这人──他喜欢自己一个。他不想麻烦任何人。”

拉阿法特虽然卧床，但还是请一位俄罗斯医生友人去看他哥哥的情况。医生因自己所见而大吃一惊。原本已经很瘦的里法阿特如今看来体重严重不足，而且还有呼吸急促的问题。他流汗流不停。白天他常常冲澡，把汗水冲掉。这位医生告诉他，温度的变化会让他身体吃不消，并叫他一定得去医院。但里法阿特拒绝。他表示自己已经开始好转了。

等到拉阿法特和另一位兄弟终于到他的公寓看他时，里法阿特已经快要无法呼吸，但他还是不想去急诊室，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脚得截肢。他的兄弟们坚持把他送去附近的医院，院方立刻把他送进加护病房。隔天早上，他就过世了。

正式死因写的是肺结核，但拉阿法特怀疑其正确性。就算他哥哥有照Ｘ光，片子上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不晓得要相信谁，”拉阿法特说，“他们说的都不一样。我甚至动用过关系，找了开罗大学的名医来看他。他去里法阿特家。但他没有提到任何肺部问题或结核病。我超气那个白痴。”

他认为那个开罗大学的医生，以及在里法阿特过世前看诊过的几个医生都不愿采取积极治疗，因为担心自己得负责。拉阿法特也责怪自己，要不是破碎的婚姻和背部问题缠住自己，他就能更留心注意自己的哥哥。莱丝莉和我也因为在这段没有上课的日子里，没能更密切注意里法阿特的近况而万分难过。但谁想得到事情会这样结束？

丧礼已经举行过了。我告诉拉阿法特，他哥哥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先前错过上课的那几个月，我们都很想他。

“他一直在说你们的课，”拉阿法特说，“他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一大堆新课文。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他都做足准备了。”

里法阿特在埃及“阿拉伯之春”满五周年的前四天过世。时局至此，已经没有人用充满希望的口吻谈论这场政治运动，政府对于异议人士的镇压也远甚以往。这是我头一年没有对周年纪念日做任何报导──连参加零星发生的小型示威都变得过于危险。这年春天，每当我载爱丽儿和娜塔莎上学，我都会听我的字汇录音。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革命初期情势乐观时的单字，我都怀念不已：

地方选举　إنتخابات المحليات

人民集会　مجلس الشعب

协商会议　مجلس الشورى

候选人　مرشح

潜力　محتمل

开罗的交通常常让人压力很大，但是听里法阿特念这些字汇却能平抚心情。对我来说，他的性格──易怒、矛盾、可爱──将永远跟埃及人所说的这种语言分不开。每天我都听着他的声音驶过尼罗河：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做的事。

我明天会跟你解释一切。

拜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要花一整天讨论这部蠢电影吗？

＊＊＊

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革命五周年当天，一名二十八岁的意大利籍研究生朱利欧．雷杰尼（Giulio Regeni）失踪了。雷杰尼就读于剑桥大学，到开罗为以劳工运动为题的博士论文做研究。他并未参与任何以革命周年为主轴的政治活动，但他的朋友因为找不到他而抓狂。失踪九天后，雷杰尼的尸体终于在开罗亚历山卓沙漠公路（Cairo-Alexandria Desert Road）路旁的排水沟中被人找到。

警方一开始宣称雷杰尼死于交通事故，但公诉检察官办公室披露他身上的骨折与瘀青不可能是车祸造成的。他的脸上满是香烟疤和小的穿刺伤。一名埃及法务官员估计他曾遭到虐待长达七天。

三月下旬，内政部宣称绑架雷杰尼的犯罪集团中，有四人在与警方驳火时身亡。官员展示雷杰尼的护照与其他所有物，表示是在帮派成员身上找到的。但是在埃及与外籍记者的调查下，这个故事很快就站不住脚，最后政府官员公开承认这些物件与据称的帮派没有明显关联。雷杰尼的研究课题不算太敏感，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能解释为何要虐待他。意大利召回驻埃及大使以示抗议。

事情一曝光，塞西便上电视对全国发表演说。他主张埃及是阴谋的受害者，还说：“不要听信我以外的任何人说的话。”他不仅批评示威者，还在一场军事数学节目中责怪埃及民众，对某个成立以缓和财政持续危机的基金所做的捐款不够。他说，“只要埃及九千万手机用户中的一千万人每天早上都捐一镑，我们每天都能得到一千万。”

上里法阿特的阿语课时，我们常常会看一些重要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影片，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坚决支持塞西。但如今却有少数几人公开批评他。“我认为总统已经不再跟人民沟通。”民营电视台ONTV主持人尤赛夫．胡西尼（Youssef Al-Hosiny）在节目中如此表示。胡西尼过去忠于塞西的程度，让塞希甚至要为他提供一份工作，但现在这位主持人面对镜头说：“阁下，你是不是对叫喊感到厌烦，而杀人或施虐却不会让你厌烦？”

我跟安华．沙达特（Anwar Sadat）提到这个案子──他是国会议员，也是前总统的侄子。沙达特在国际社群中备受尊重，而他的家族历史也让他能比大多数的埃及公众人物更加敢言。不久前他才接受任命，担任新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主席。“每天都有，不是只有雷杰尼。”沙达特说的是自从塞西掌权以来，成千上百消失的埃及公民。该国目前已有超过四万名政治犯。

沙达特说，在前政权底下绝对没有人能想像到会有外国人遭虐待致死。据他看来，指挥链一定有某些环节严重失灵。“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恐怕是因为有些年轻军官不够专业，”他说，“这是失误。不会是故意的。”

他见过塞西几次。“在我看来，他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接着说：“对，他很真挚，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这我很肯定。但纳瑟也很真挚诚实，却做了很可怕的事情。光是真挚诚实还不够。我妈也很真诚，但这不代表得让她当总统。”

他抱怨这个政府完全没有章法。沙达特是少数拥有真正幕僚团的国会议员，在我们会面之前，他的两名助理便已经跟我交流过。其中一人是律师，一人是经济学家，两人也一起参与我跟沙达特的对话，就像美国或欧洲的国会助理一样。沙达特知道，他之所以能拥有专业团队，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让他做好踏入政坛的准备，而他也有能力筹到钱。

但是，只要他回到尼罗河三角洲，回到自己所代表的选区，他就回到了真正的埃及。民众在他的办公室大排长龙，要求的事情就跟他们对任何地方官的要求一样。“他们以为人权委员会照顾的是‘所有的’权利，”沙达特说，“我前天在我的选区，有个结不了婚的人出现。他说，‘讨老婆是我的权利。你能为我做些什么？’”沙达特摇摇头。“这就是他们对人权的认识。”

尽管沙达特对塞西批评有加，但他不希望看到这位总统遭人推翻。“我认为，无论塞西是不是完美的人选，我们除了等别人继位之外也别无选择。”他说。“埃及经不起第三次革命。”

那些时候，我常听到年轻的政治积极人士发出类似的评论。很少人表现出对推翻政权的渴望，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接替塞西当总统的人。“他会当一任，也许两任，就这样。”沙达特说：“我其实不太关心他的问题。我更在乎这个国家的结构，这个国家的制度。这是我们得试着看看能做什么的地方。”

＊＊＊

雷杰尼的遗体寻获之后，官员试图对埃及媒体灌输各种理论，其中最早见诸报端的一种，就是说这意大利人是同志。我常常从想帮现政权找台阶下的埃及友人口中听到这种解释。说不定雷杰尼去了某个幽会地点，或是跟某个男的睡了，结果对方后来抓狂。

这个理论撑不久。雷杰尼并非同志，他人在埃及期间经常和人在乌克兰的女友联络。但这个理论却有其影响力，毕竟这是最早解释这起死亡事件的其中一次尝试。国家能因此脱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同性恋身上。而且这样就有一部分是雷杰尼的错：任何前往尼罗河宫殿大桥，或是其他寻芳地点的人，都在冒险。

这段期间马努开始恐慌症发作。他告诉我，自己后来必须停止读雷杰尼的报导，因为每读一次都会让他心脏跳到仿佛失去控制。如今他比较少为《卫报》工作，对于接不接兼职也非常小心。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远走高飞。

雷杰尼遭到杀害前不久曾参加一场劳工会议，注意到某个人用很刻意的方式拍摄他。这件事情困扰他的程度，让他决定跟友人提起这件事。我读到这个细节时，想起投票日那晚在拜勒耶纳，那个流氓样的人坚持跟我照相的一刻。那些照片去哪了？看照片的人会怎么诠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照片在治安部门的混乱与无能中消失了。毕竟，负责执行护卫任务的警察会以时速一百英哩轰隆隆开走，独留带着两名五岁孩童的一家人自己开车穿越沙的，正是同一个国家。

警察国家可以残暴，可以无能，可以懒散，甚或有点可笑。但在警察国家，你别无选择。你碰到什么就是什么。至于雷杰尼，虽然错完全不在他，但他碰上的却是最糟糕的可能下场。身为登记在案的外籍记者，我比一名年轻研究生拥有更多保障，跟埃及一般人经历过的威胁更是无法相提并论。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受到一丝马努的恐慌。无论莱丝莉和我为了工作前往何处，我们都开始频繁跟对方更新自己的所在位置。一直以来，我们都计划在埃及待个五、六年，如今我们自己也开始为离开做准备了。

＊＊＊

这整个春天，我跟拉阿法特见过几次面，谈他哥哥的事。药石罔效的回忆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莱丝莉和我。对于一位活力充沛的聪明人来说，这感觉实在是种毫无道理的死法。里法阿特的生命即将结束前，他弟弟把他脚上的伤口给拍了下来。照片中，那只脚肿胀成正常的两倍，而且整个正脚背都不见了。在原本位置上的，不是你无意识间会伸手去搔抓的、紧绷而脆弱的那种皮肤，而是一个网球大小的洞。洞的周围都是坏死的组织，有黑有棕有绿。

我把照片给几个在美国的医生看，希望能了解发生什么事。他们说，这很可能跟里法阿特十年前得到的淋巴瘤有关。病人即便成功战胜了癌症，免疫系统也会受到永久的伤害。众医生最有把握的猜想是，里法阿特遭到感染，情况蔓延失去控制，最终导致致命的败血性休克。但他们也不敢说死，毕竟他们从来没见过跟照片中一样严重的创口。

＊＊＊

一天早上，我前往舒布拉区，走访拉阿法特与里法阿特的父亲六十年前盖的公寓大楼。这栋楼盖得很好，天花板挑高，还有宽敞的中央楼梯，但建筑物本身却跟我们住的蜘蛛网大楼一样黯淡无光。半数的单位都租出去了。由于纳瑟统治时扩大的租金控管法律使然，他们每个月收到的房租总共才折合十二美元。

我和里阿法特的手足中至今还住在这里的两人──塔里克和瓦蒂雅见面。瓦蒂雅在六人中年纪最长，也是唯一的女儿。这几年我跟他们家的其他人见过面，而瓦蒂雅是其中最像里法阿特的人。每当我看着她，就会认出那锐利的眼神和骨感的脸，只不过看着这样的五官围在保守的黑色希贾布之中，感觉有点奇怪。她穿着一袭黑色长洋装。现在是拉玛丹月，这家人正在斋戒。他们出于礼貌端了茶给我，我也出于一样的原因婉拒了。这是里法阿特准备的其中一讲──绝不能在正在斋戒的人面前吃喝，就算他们坚持也不行。

瓦蒂雅比里法阿特大十三岁，也是照顾他长大的人。她说：“但其实他才是那个教训我、教育我的人。”她的正式学校教育在小学五年级结束，因为父母认为没必要投资女儿的教育。

瓦蒂雅和塔里克都说他们身为大人，对里法阿特的很多想法都不赞同。“有些女孩对教育有误解，”塔里克说，“我们有我们的传统。但有些女孩想要像外国人。”

“我认为情况应该有所节制，”瓦蒂雅说，“不要那么开放。里法阿特在这点上意见不同。”

“他觉得女人出门没什么关系，出国也可以。”塔里克说：“但我们不觉得。”

“我们不喜欢他的做法，”瓦蒂雅说，“但他比我们更优秀，真的。最近我们才晓得他说的都是对的。”

里法阿特常常对她教育孩子的方法提出建议。“他叫我不要管得太严、太多，”瓦蒂雅说，“给他们空间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有不要打他们──他很讨厌小孩挨打。”因为里法阿特的影响，她送自己的女儿们念大学，而她的儿子如今已成为一位阿语老师。

瓦蒂雅也是乌姆．库勒苏姆的歌迷，只是自从里阿法特过世之后，她就没办法听库勒苏姆唱歌，毕竟这位绝代女声会让她太动感情。她比以前更能体会弟弟的特立独行──拒绝吃肉，拒绝上清真寺。他坚持宗教要从你对待人的方式，而非你礼拜的方式中寻找。“他有他自己的意见，我也有我自己的意见。”他说：“他的意见是新的，我的是旧的。”她时不时提到自己弟弟的名字，每提到一次就向真主祈祷一次，我也嗫嚅着里法阿特几年前教我的回答。

“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

Chapter 26

我们住在蜘蛛网大楼时，我对这栋楼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房东太太不晓得蜘蛛网主题的重要性何在，也说自己手上没有初代业主的纪录。其他房客的年纪也都没有老到对这栋楼的兴建有记忆。高楼层显然是在原始结构上再加盖的，有如一层层的婚礼蛋糕。一九八○年代与九○年代时，扎马莱克的屋主常常用这种方式增加收入，毕竟有许多旧公寓都受到严格的租金控管法律限制。新盖的楼层就能以市场价格收租了。

我在一篇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所写的故事里，描述我和家人在开罗的生活，文中提到那些蜘蛛网、阳台，以及古老的电梯。一位读者捎来讯息：

根据你对建筑物的描述，那栋楼有可能是我从小一直住到一九五六年的同一栋楼。地址（在当时）是艾哈迈德．赫什马提．帕夏（Ahmed Hishmat Pasha）二号。……那栋楼原本属于我的祖父母。我可以把房子的照片寄给你。我很想知道会不会就是我出生长大的那栋楼。

先谢过了。

阿尔伯特．毕瓦斯博士（Dr. Albert Bivas）

加州帕罗奥图（Palo Alto, CA）

我回信告诉他地址一模一样，并附上几张照片。他回寄自己的照片，黑白的。其中一张照片里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小女孩，在一张铸铁蜘蛛网前玩耍。照片顶上写着年分：一九四六年。

＊＊＊

马努和我最后一次在埃及共饮，是在他称之为“守门人酒吧”的随兴地点。那是个宜人的夜，我们坐在两栋楼之间窄巷里摆的塑胶折叠椅上。黑色的金属逃生梯在我们头顶上螺旋而上。

马努隔天早上就要搭前往德国的班机离开了。柏林有个LGBT议题专门的人权团体邀请他参加圆桌会议，使馆核予签证了。他近来的海外旅游模式让德国人相信他不会有逾期停留的风险。为了这场会谈，他对当前塞西统治下埃及同志生活遭受的镇压做了研究。“可以说，每星期都有三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守门人酒吧。“通常是发生在同志聚会。有时候是邻居举报的。”

最近，他跟市区住的那栋楼里某个住户出了问题。这邻居就跟许许多多的开罗人一样：男性、年轻、没工作、教育程度低、单身、与家人同住。马努常常在闹区酒吧见到他酗酒。有一段时间两人还算友好，后来那年轻人不知怎的推敲出马努是同志。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破坏马努锁在大楼入口附近的脚踏车。他用小刀把坐埝割破，轮胎刺破。接着他向另一个邻居吹嘘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个跟马努要好的高中生，名叫卡里姆。年轻人警告卡里姆离那个死娘炮远一点。

马努完全没有对那个年轻人讲任何话；这个时候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起冲突。他就把那台脚踏车留在大楼入口不管。

接下来，那个年轻人开始提到警察。“别去这个死娘炮的公寓。”有一天，他这么对卡里姆说。“警察很会就会来了。公寓里那些人会带女人、带酒精跟男人，他们都会被警察抓起来。”

我们在守门人酒吧喝酒时，马努提了个购物袋，里面是他要送给卡里姆，充作临别礼物的一件毛衣。他们打算在跟大楼有段距离的地方碰面。“我不会在大楼那边跟他见面，”马努说，“我告诉他不要在公寓那边逗留。我不想惹麻烦。”

马努的室友打算在他飞机起飞前到公寓里为他送别，但我说服他千万别选那个地点。风险感觉太大了，他都准备了这么多，结果一通电话就能害他前功尽弃。于是马努与友人们改在餐厅相聚。他在埃及的最后几天，心里居然得担心某个行为像中学恶霸的成年男性，这感觉实在很不堪。

马努近来的心情感觉很反复无常。前往守门人酒吧之前，我们已经先在开罗的另一个区碰面，然后才一起搭计程车到扎马莱克。路上经过一处非法棚户区，马努突然激动起来。“真可悲，”他说，“店里卖的每样东西都很可悲。可悲的杯子，可悲的食物，可悲的民众做可悲的事情。看看这些建筑物──多难看啊。”那一刻，他让我想起数落着这座城市之衰败的里阿法特。但马努话锋一转，讲起他以后会多么想念开罗闹区。尽管跟邻居相处不愉快，马努的成年生活中以那间公寓为家的时间仍然比其他地方更久。

他在德国只有几个朋友，而且他从来没学过德语。没有人保证他一定能得到庇护。就算他申请成功，情况也很可能很困难，毕竟发生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争让难民正如潮水般涌入德国。他说自己很担心初到德国的日子，我则试着安抚他。我说他做的是对的，毕竟至少他在德国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不用担心警察或邻居。

“所以我才沮丧，”他说，“我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能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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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开罗机场护照查验处，官员拿了马努的文件。他看着德国签证。“欸，穆哈美德。”他唤了马努的本名说：“你为何要去德国？”

马努说自己要去演讲，接着把NGO的邀请信递过去。信上以德文称呼他是“LGBT议题专家。”官员看着信。马努确定他绝对看不懂。

“你在德国要讲什么题目？”官员终于问他。

“人权。”马努说。

这名官员把信还给他，挥手示意他通关。

到了柏林，马努出席了那场圆桌会议，接着准备资料，供自己寻求庇护的书面声明所用。他拜访一位处理同志寻求庇护者的专门律师，然后前往同志咨询组织（Schwulenberatung）──一个为LGBT社群提供各种服务的组织。自从“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同志咨询组织便为来到德国的难民成立新的专案。一位个案社工与马努晤谈，给了他一封信，证明他是难民人口中容易遭受伤害的次团体成员。

他并未前往柏林泰格尔机场（Tegel Airport）搭乘回开罗的班机，而是前往二○○八年停用的老机场滕珀尔霍夫（Tempelhof）。半个多世纪之前，滕珀尔霍夫是柏林封锁＊期间空运人力物资的地点，如今部分建筑物则改建成难民营与难民事务处理中心。二○一六年，也就是马努抵达的这一年，有超过一百五十万名外籍人士在德国申请受保护身分，其中有五十万人以上是在同一年来到德国的。

马努人出现在滕珀尔霍夫时，正好是人比较少的一天。跟他一样跑流程的人只有大概四十多人。一名官员问他为何在此。柏林的律师告诉马努必须声明两件事。

“我要申请庇护，”马努说，“还有，我是同志。”他这辈子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向一名政府官员描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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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试图尽快把初来乍到的人分发到全国各地的难民营。马努在系统中登记有案后，人家叫他立刻到明斯特（Münster）的难民营报到。一名官员给了他一张车程五小时的火车票。

明斯特难民营位于一处希特勒时代兴建的旧空军基地。马努在入口处得到一只写有身分字号的黄手环，行囊则由一位在营区工作的摩洛哥移民进行检查。马努从开罗离开时只带了两件行李，这就是他所有的世俗财产。他把一个包包留在柏林友人那里，摩洛哥人现在检查的是另一个包包。这人找到一个红酒开瓶器，非常生气。

“这是尖锐器具！”他大吼。“跟刀子一样锐利！你为什么要带这种东西？”

“只不过是用来开红酒。”马努说。

“你不能带这个进来！”

开瓶器被没收了。马努压力大到没有注意到此情此景之荒谬：一个摩洛哥人代表德国政府，因为一位名叫穆哈美德的埃及人拥有一只红酒开瓶器而冲着他吼。但马努表面镇定自若，出示易受伤害群体成员的证明信。因为这封信，他分配到一间个人房。当天晚上，他传给我一张自己手腕的照片：

他们给我的手戴了一只黄手环，上面有我的编号，感觉就像希特勒在此留下的遗产。这里不是同志营区，但他们让我自己住一间房；营区里还有六百名难民，但我到的时间很晚，还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人。现在我正式成为难民，感觉实在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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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特．毕瓦斯博士寄给我的照片里，最老的一张日期写着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正是他的祖父母为蜘蛛网大楼举行动土仪式的日子。照片中，贝蒂．巴珊（Betty Bassan）与里昂．巴珊（Léon Bassan）站在一块基石旁。里昂身穿双排扣西装，贝蒂则是一袭白领黑洋装。她拿着一把镘刀，正要把水泥抹在石头上。夫妻俩身边围了一群穿欧式衣服的人，还有一名穿罩衫的埃及男子帮忙处理水泥。

下一张照片来自楼房的落成典礼，几个人站在一楼阳台前。八十年后，阳台内就是我的办公室。照片中有几个标志，代表兴建过程中出过力的公司，像是营建公司──名字是意大利文──和装设电梯的德国公司。建筑本身堪称晚期法国装饰艺术设计的杰作。立面以优雅的垂直线条作装饰，阳台则融入通天塔型的设计。这些特色又跟其他风格混搭：受希腊影响的石柱、阶型窗框，以及伊斯兰建筑典型的掐丝方格。

阿尔伯特和家人住在格局外推开来的一楼，亦即我们后来住的这一间。他的外祖父母就住在楼上。一九四一年，阿尔伯特生于开罗，这家人还生了四个女儿。同卵双胞胎贝蒂（Betty）与丹妮儿（Danièle）生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与诺曼地空降同一年。照片中，还是小宝宝的漂亮双胞胎有着波浪卷和大眼睛，正在阳台上玩耍。画面中的细节──金属蜘蛛网、繁复的地砖──和我们家双胞胎在阳台上玩耍的照片里一模一样。

建筑物的其他部分，例如扎伊尔德收垃圾用的逃生梯，原本是有不同的用途：

我猜你厨房应该也有一道后门，通往佣人的铁梯。用这道楼梯的（只要我们没有在楼梯上玩的话）是佣人（每两个孩子有一个佣人照顾）、帮我妈妈做菜的厨师、负责打扫公寓和指挥其他人的管家，以及送牛奶或橄榄油的人等等。

阿尔伯特和我会互相寄电子邮件和照片，有时候我们会讲电话。我们各自描述公寓的格局，比较我们两家人怎么使用不同的房间，谈论我们前往开罗的相异道路。阿尔伯特的祖先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从地中海的另一头慢慢移居到埃及。他们是原居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在十五世纪末逃离异端审判。最后他们在君士坦丁堡落脚，当时这座城市相当欢迎犹太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开始有些犹太家庭迁居埃及。苏伊士运河甫开通，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新的生意机会。埃及仍然是鄂图曼帝国的领土，因此从君士坦丁堡搬到那里相对容易。而且开罗已经有相当活络的犹太社群──当地有些家庭已经住了几个世纪。他们自认是埃及人；二十世纪初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中，有些犹太裔积极人士表现非常突出。由于新移民的关系，犹太人口在一九四○年代末成长到约八万人之谱。

对于像阿尔伯特这样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身分认同是多面的。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一般都能通好几种语言，而阿尔伯特住在二楼的外祖父又热爱以法文写诗──他在埃及的几间学校教法文。外祖父母也会讲拉迪诺语（Ladino，亦即犹太西班牙语）──种融合希伯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与其他语言字汇的老式西班牙语。阿尔伯特的父母住在一楼，同样能说流利的拉迪诺语，不过却以法语为日常用语。阿尔伯特的父亲是证券经纪人兼工厂老板，在埃及出生，阿语讲得跟本地人一样好。

阿尔伯特在法律文件上的名字是易卜拉辛（Ibrahim），因为在他出生的时代，埃及政府要求就算是犹太人也得取阿拉伯名字──未来世事的细微预兆。但他孩提时的开罗通常是敞开双臂的。阿尔伯特参加的第一个圣诞派对是个穆斯林家庭办的，他们准备了装饰漂亮的圣诞树，邀请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友人参加。毕瓦斯一家是扎马莱克一间私人俱乐部的会员，阿尔伯特在此学游泳，双胞胎则上花式熘冰课。阿尔伯特就读蜘蛛网建筑物对街的法国学校（Lycée Français），是一所民营世俗学校。除了法语，学生还要学英语和标准阿语，只不过大家学的标准阿语都不多。阿尔伯特关于标准阿语课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老师叫孩子们安静，这样他才能趴在桌上好好睡觉。

孩子们在街头学会了埃及阿语。阿尔伯特会跟商店老板、佣人和穆罕默德──大楼的守门人、“我们的守护天使”──讲阿语。穆罕默德出现在几张照片里，他有上埃及人的深肤色，穿白罩衫，围头巾。他神气地与孩子们站在一起，牵着他们的手。

“在学校，我们有一堂法国历史课，还有另一堂讲埃及历史的课。”阿尔伯特回忆当年。“这些课的内容彼此矛盾──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高卢人还是法老！”他接着说：“在开罗过逾越节也是，我们会读犹太人在埃及如何受到奴役的故事。结果我们现在人就在埃及！但要是我们是奴隶，那怎么会有佣人？小时候我们都拿这种事情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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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妙的小小世界──尼罗河中的岛屿、混杂的语言，以及综合了装饰艺术、古典与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房子──似乎在一九四○年代晚期开始变得愈来愈脆弱。连小孩子都晓得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有一回，阿尔伯特和父亲进电影院看一部法国片，当时荧幕上出现了一个犹太人角色，结果剧院里的观众高喊“杀掉那犹太人！杀掉那犹太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文，呼吁将巴勒斯坦交给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分治时，民众群情激昂，占据了开罗市区。阿尔伯特一家人开着自家的雪铁龙轿车出城，父亲叫孩子们在位子上低下身，免得人家瞥见他们穿欧式服装。有一年，阿尔伯特的老师在埃及历史课第一天上课时，指示学生翻开全新的课本，把特定几页撕掉，因为他不想让学生看到自己国家的任何负面之处。

阿尔伯特的父亲在舒布拉区经营一间生意兴隆的纺织工厂。他按照阿尔伯特的名字，把工厂命名为阿尔伯纺织（Albitex），梦想将来有一天，他唯一的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阿尔伯特的父亲在开罗攻读法律，对政局也相当了解；一九五二年，针对君主制的抗议愈演愈烈，他感觉到山雨欲来的气氛，于是在那年夏天带着妻子与孩子前往法国。七月，也就是自由军官发动革命时，毕瓦斯一家人已经在巴黎生活。

不久后，阿尔伯特的母亲怀上了最后一个孩子，她希望回到开罗，在她认定的故乡生下孩子。到了十二月，阿尔伯特的父亲感觉情势已稳，因为新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med Naguib）以对犹太人友善闻名。一家人于是回到蜘蛛网大楼。但后革命时代的总统制国家戛然而止，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纳吉布便遭到罢黜。阿尔伯特的父亲知道纳瑟与纳吉布不同──阿以战争的经历坚定了纳瑟的泛阿拉伯思想。一九五六年，阿尔伯特的父亲再度护送家人前往法国。这一回他们尽可能多带一点行李。

这名父亲回到开罗处分自己的工厂。那年，纳瑟占领苏伊士运河，引发战争，战争中以色列与不列颠人并肩作战，也意味着埃及犹太人的末日到来。纳瑟政府逮捕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其他人则陷入恐慌；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一万名犹太人逃离这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前纳粹官员前往埃及寻求庇护，成为纳瑟政府的顾问，他们还协助埃及制定反闪法律。只要宣告任何人为“锡安主义者”──一个从未精确定义的词汇──就能剥夺其埃及国民身分。不久后，当局就限制犹太裔埃及人出境时只能带一件行李。只要被人发现携带大量现金出国，就会遭到逮捕。

阿尔伯特年迈的祖父母获准持单次使用的护照离境，但他们无法将蜘蛛网大楼脱手。至于在法国，阿尔伯特、他母亲，以及四个手足的埃及护照都在六个月后过期，但埃及大使馆驳回他们的展延。法国正式将他们划归为无国籍者。不到一年，他们就从祖产大楼中的富裕住户沦落为难民。

阿尔伯特的父亲人在开罗，进退维谷。政府拒绝发给他旅行的必要文件，并且将他软禁在家。一名守卫驻守在蜘蛛网大楼外，每天早上押送阿尔伯特的父亲去纺织厂。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父亲等于是以囚犯的身分经营工厂，只能写信跟家人联络。埃及犹太人根本不可能卖掉重要资产，毕竟买家深知自己可以等情势对卖家更不利再出手。最后，厂里的埃及领班以过分的低价买下了纺织厂，但这却为阿尔伯特的父亲带来新的问题。他不能携带现金离开埃及，也无法兑换，或是汇款。但他有别的点子。他买了两双熘冰鞋，把鞋子寄给双胞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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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抵达柏林，马努立刻感到一阵兴奋──新的自由，新的生活。他爱这城市的模样，爱那多云的天空，跟蔚蓝的埃及苍穹多么不同。他在一封电子邮件里说：

我真喜欢那灰色的天光，让我眼里的事物更清晰，颜色更强烈。相较于闪耀的开罗，这里更让我放松。

可是，当冬日降临后，他便常常受到忧郁情绪所苦。他从来没有在白昼如此短暂、阴暗的地方生活过。有时候，这种昏暗甚至反映在德国人的表情上：

上班日时，地铁里那些面孔看起来都很消沉。这真教人沮丧。“你们难过什么？你们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耶！”这实在没道理。埃及人遭逢世界上所有的灾难，但他们总是苦中作乐。要是发生什么惨事，一小时之后他们就开始拿事情开玩笑了。

人在埃及时，警察、邻居，甚至爱人──这么多人的不可预测性令他精疲力竭。但眼下德国生活的无法预测又是另一回事。他不会讲德语，也不了解这个体系。官僚机构似乎难以捉摸：他身为难民，人家遣他去哪，他就得去哪。他还在明斯特的难民营时，曾经有一位政府官员与他晤谈，作为他申请庇护的一环。伴随官员前来的是一位担任阿语通译的突尼斯男子。

但马努拒绝用阿语讲自己的故事，也拒绝透过一个男人来讲述。先前在柏林，一位在NGO工作的人告诉马努：他有权选择晤谈时使用的语言，甚至选择通译的性别。到了晤谈当下，马努请突尼斯人离开，坚持要求由有能力英德互译的女性担任通译。他认为恐同心态已经深植于阿拉伯文化中，甚至深植于阿语本身。而且，他向来觉得跟女性谈性向议题时比较自在。

代表德国政府的这名官员也是女性，这令他感到庆幸。晤谈后，马努写信给我：

时间花了大概三个半小时，但我很讶异她没有问我更多问题。有一刻，她还用英文对我说：“我相信你！”我想谈更多不久前发生的事，毕竟我先前都在讲旧的事件，但她说不需要再多说，因为从刚才听到的部分，她已经下了决定。

她没说决定的内容是什么。我告诉马努一定是正面的，不然她就不会用这种方式说话，但他还是很紧张。我先前写过一封详细的信以支持他的申请，对我所知他在开罗的生活作证言，但此时他已经返回明斯特难民营，彻夜描述晤谈时没有提到的经验。隔天早上，他把这份补充资料递交出去。很难说官方的决定何时宣布，毕竟整个政府都忙着处理洪水般的难民与庇护申请。

在明斯特待了十天之后，马努经重新分发，前往另一座小城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另一处营区，距离科隆不远。勒沃库森难民营是由一间能容纳数十人的大间主寝室组成的。一名官员带马努看他的床位，结果马上就爆发一场冲突。这张床原本属于一位摩洛哥难民，此人已经从营区消失三周了。离营前，他要求一位摩洛哥友人人确保别人不会占了他的床。

马努人一到，这名友人便开始与官员争执，不久后双方便开始比大声。房间里其他人也加入。最后马努把这名官员拉到一旁。

“我不能待在这里，”他说，“这样违法。”他出示那封证明他身为易受伤害群体成员的信。官员同意让马努待在营区外，马努也在科隆找到一处暂时的落脚处，睡在朋友的朋友的公寓。

因为那封信，马努得以申请转移到另一处据说设有同志友善设施的难民营。那座营区位于科隆外围，是不久前为因应难民危机新建的，由九十六个货柜改装成一处大型男舍区。在这九十六个货柜里，有三个货柜拼在一起，构成专供同志难民之用的区块。

这整个“同志货柜”──马努有时候会这么称呼──长二十英呎。里面有一间厨房与两间寝室。马努跟五名逃离战祸的伊拉克人共享这个空间，而全部六人当中只有一人来自乡下。但他几乎无法与他们相处。他们从来不清里厨房，还会偷冰箱里马努的食物。他们一直讲话。每到周末，他们就会邀请其他德国难民营的朋友过来；经常有七、八个伊拉克人待在货柜里。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马努时，他描述情况是什么样子。

“记得我们之前去拜勒耶纳吗？”他说：“我们会去某个接待所，里面全是男的，然后全都在闲扯淡？这里就像那样，只不过都是同志。简直就是同志拜勒耶纳。”

他花很多时间在附近的麦当劳用Wi-Fi。他从来不下厨，一来那些伊拉克人老是把厨房弄得一团糟，二来反正他也搞不懂当地的超市。马努靠Google来买东西，费力查找包装食品上的字。那年冬天，他一天会吃三次三明治。

唯一一种他能安心放在公用冰箱的食物是猪肉。伊拉克人拒绝碰猪肉──“不洁。”他们说。他们不上清真寺，还会喝酒，但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却怀抱着很大的罪恶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以同性恋的身分申请庇护，但他们仍然认为身为同志是不洁的。有一回，马努在试着入睡时无意间听到一段对话。

“我们总有一天得停止这么做，”其中一名伊拉克人说，“我们现在还能享受，但有一天得停止。”

另外一个人表示同意──“受到男人吸引”是可以避免的情况。他们谈到结婚，以及多么希望将来哪一天以同性恋身分得到庇护之后，能够找个新娘。

“至少我们还是穆斯林，万赞归主！”有人说。“我们能分辨对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但德国人却过着不知对错的生活。”

马努躺在自己的狭窄床位上一声不响，后来也未曾让人知道自己听到那段讨论。“我能怎么说？”他后来回忆道：“参与这种对话感觉很不聪明。”

他想过在科隆给自己找间公寓，但便宜的房子供不应求。他把继承来的塞德港公寓卖了，得到一些钱，但埃及货币之疲软意味着这笔钱也值不了多少。

有一天，一名黎巴嫩难民在这个货柜难民营的入口处威胁马努。马努和室友向来不太跟营区里的其他人交流，毕竟他们担心要是人家发现他们是同志，不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的货柜居住区虽然没有标示什么，但其他居民想必已经猜出这六个人为何不与人来往。

“你这个死娘炮！”黎巴嫩人对马努说。“不准你再看我！我看到你在看我！你再看我就杀了你。”他不停大吼：“干你妈埃及国旗！干你妈埃及人！”马努觉得这很诡异：他所逃离的那个国家的国旗遭到侮辱的话，他该感到受伤吗？终于有个警卫来劝那黎巴嫩人不要去烦马努。但只要在营区里看到，他都会瞪着马努。

马努晓得该是时候闪人了。如今，他对德国行政部门的了解，已经足以让体制为他所用。他在某个NGO的协助下向警方提出报告，证明在营区遭到恐同袭击。接着他前往科隆各地寻找住房。他已经上了几个月由政府出资的德语课程，德语已经堪用。他找到一间独立套房，谈成每个月不到七百欧元的租金。他向政府申请租屋补助，而且申请时还附上在营区攻击事件的文件──上面描述他是出于情势危急所以要迁移。文件几乎是立刻获准，政府同意补助马努房租，直到他找到工作为止。

套房所在的大楼位于科隆郊区，包围在林地与公园当中。套房本身位于十六楼，是个小套房，但有个很大的阳台。从阳台望出去，马努能看到知名的科隆大教堂尖顶，市区密集的建筑物，以及长长的莱茵河。搬进去的那天，是那个漫长冬季里他最开心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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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代末，埃及仍然是将近八万名犹太人的家，其中许多人事业有成，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多半得抛下大部分的财产，甚至是全部。阿尔伯特．毕瓦斯许许多多的埃及亲戚四散各地，不过还是以前往以色列或法国为大宗。阿尔伯特和母亲与四名姊妹住在巴黎附近的旅馆里。

他们正是住在这间旅馆时收到了熘冰鞋包裹，里面还附了一封信。阿尔伯特的父母在分隔两地前先想了一套暗语，因为他们知道从开罗寄出去的信都会遭到检查。他母亲看出信中字里行间隐藏的讯息：别动那些熘冰鞋。

阿尔伯特的父亲跟家人分别十五个月之后，才终于想到暗中弄到出国签证的方法。有个朋友帮他买了机票，他则在没有惊动守卫的情况下熘出了蜘蛛网大楼。他甚至连个手提箱都没带。到了法国与家人欣喜团聚之后，他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把熘冰鞋的轮子拆了。原本该是轴承的地方，放了颗钻石。

他在开罗买了那颗钻石，用的正是卖掉工厂所得到的钱。当时无论什么都所费不赀，那颗钻石的价值也根本比不上他的事业，但毕竟聊胜于无。阿尔伯特的父亲卖了钻石，把大部分的所得给了原本是纺织公司股东的兄弟。他在法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工作，一家人过了几年贫穷的生活。但他最终在史特拉斯堡找到一份不错的银行工作，靠着辛勤的工作开创新的事业。

这家人时常聊起原本在开罗的生活，但只是怀怀旧。他们不可能回埃及了。阿尔伯特的父母再也没有赚回在埃及时所享受的财富，但他们似乎不难过。“我猜我爸妈有个底线，”阿尔伯特说，“我们从来不会越过那条底线，去想原本能够拥有什么。”这种态度无疑受到先前的历史所影响。双胞胎之一的贝蒂．凯恩（Betty Kane）在电子邮件上对我说：“比起当年生活在欧洲却遭到杀害的上百万犹太人（包括我们的家庭成员）来说，我们已经很好了。”

事实证明，他们虽然没办法把家里的财富带出开罗，但这家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却可以带着走。五个孩子在学校全都名列前茅，也都就读法国大学。两个双胞胎都读法律，另一个妹妹攻读政治学与新闻学，么妹则成为医生。阿尔伯特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研究物理学家的身分享受着悠久的职业生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从研究生涯退休，兼职当高中法语和物理老师，因为他喜欢这两门科目。他再也没有回到埃及。

那间纺织厂还在，只是现在迁厂到沙达特市，公司名称也不叫阿尔伯纺织。那位买下纺织厂的前领班把公司交给自己的儿子，这正是阿尔伯特的父亲原本打算做的事。

二○一六年，埃及犹太社群的精神领袖宣布只有六名犹太人还留在那个国家，六人全是六十五岁以上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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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在二○一七年初春获得庇护。后来我和一些他曾经咨询过的德国人谈话时，他们说马努的情况出奇有利。柏林的律师迪尔克．齐格菲（Dirk Siegfried）自一九八八年德国接受同性恋倾向为庇护合法理由开始，便一直与同志难民合作。齐格菲获得一笔经费，协助马努申请庇护，并陪同他接受面谈。但齐格菲与马努见了面，听过他讲话之后，他便建议马努自己处理申请工作。他们可以把经费省下来，让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志难民使用。

“我很少对任何人建议不找律师就开始申请。”齐格菲对我说。但在特定个案中，他相信只要当事人有能力为自己发声，那么让当事人独自完成反而会更有力。“身为寻求庇护的人，你多少会感到无助，但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你可以影响的。”他说。而口条相当重要──这正是马努与众不同之处。“他有能力讲自己的经历，”齐格菲说，“他很有自觉。”

菲利克斯．科隆（Felix Coeln）是一名住院医生，与名叫“彩虹难民”（Rainbow Refugees）的支持团体合作。他说，来自中东的患者通常都因为战祸和对同志的极端偏见而严重受创。“马努也受到创伤，”他说，“但他能设法把该做的事情完成。”科隆说，马努其实在他还没想出某些问题该怎么做之前，就已经想出解决方法了──例如迁出勒沃库森难民营一事。“他一直有个目标，”他说，“能够成功安顿自己、处理自己事情的那些难民，通常也比较少心理问题。”但科隆表示这很罕见。他提到一名伊拉克患者曾在难民营两度遭受恐同攻击，下手的是其他阿拉伯人。这名患者曾经三度试图自己搬出去住，但每一次他都会回到难民营，因为他在外界非常无助。“他好比是失去温度的火苗，”科隆说，“再也没有生命力了。他在这里已经三年，而他几乎不会说德语。”

马努在新的住处安顿下来之后，他避免跟其他阿拉伯人社交。科隆有个经常聚会的阿拉伯同志团体，但马努去过一次就再也不去了。有时候，他会开玩笑说自己打算加入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强烈反移民的德国极右派团体。“只要身边有阿拉伯人，我就浑身不自在，”马努说，“这算是种创伤。”他觉得自己需要一段时间的分隔，希望未来自己的情绪能渐渐稳定。

但他很担心那些初到德国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还记得那天晚上在货柜屋里，无意听到伊拉克人说将来要怎么不作同志的事。“那段对话多可怕，”他说，“我只希望在德国的这些年能改变这种行为。”

他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国家怎么会对这么多如此不同的人──包括他自己──敞开大门？与难民合作的德国人经常把这件事情说得像民族责任──有时候，这几乎像某种形式的赎罪。逼得难民逃出伊拉克的那场战争当然不是他们开始的，而他们对“阿拉伯之春”的混乱局面也没有特别的责任。但德国过去对其他的战争与罪行确有责任，或许德国人对此的记忆也比美国人持续得更长久。连年轻人也如此。刚从大学毕业的马琳．法勒（Marlen Vahle）与NGO“科隆难民顾问”（Kölner Flüchtlingsrat）合作，为难民提供服务。她曾协助马努处理部分的申请工作。有一次，我问法勒认为德国为什么要承担这项重任。

“因为历史。”她说。她表示，过去的各个时代曾经发生许多恐怖的事件，迫使人们离乡背井，有时却无人伸出援手。“我们的历史上出了希勒特，还有对犹太人民的迫害，”她说，“你总是可以把情况拿来比较，当时是犹太人，现在则是伊斯兰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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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栋楼，有个问题是阿尔伯特．毕瓦斯也无法解答的。当我问起那些蜘蛛网时，他联络了自己的姊妹和其他亲戚，但无人晓得这个图案的重要性。艺术史家告诉我，那些蜘蛛网呈现的夹角型态是经典的装饰艺术风格，但蜘蛛网并非某种标准的符号。这种特别蜘蛛网的真正意涵，随着兴建大楼的那一代人而消失了。

阿尔伯特的祖父里昂．巴珊曾经在一九五九年短暂回到开罗。他获准卖掉蜘蛛网大楼。同年五月，他在准备最后一次离开埃及时，以这个他打造的地方为题，用法文写了一首告别诗：

再会了，我的老房子，我孩子温暖的巢。

看着他们的摇篮，我可怜的心都碎了。

我颤抖着将他们孩提时的照片带走，

心里一直忆起他们的嬉戏

再会了，装饰我起居室的美丽柱廊

再会了，我的黄金之梦。

超过半世纪时间，阿尔伯特都不知道那栋楼卖给了谁，或是以多少的价格售出。但在其他细节上，他的记忆和孩提时一样清楚。他记得那位烫衣服的邻人，也记得那人在口中含水，一面使着磙烫的熨斗，一面对衣服喷水的样子。他记得在扎马莱克看露天电影，也记得特写镜头中的蜥蜴近距离爬过童星的脸时，孩子们发出的激动尖叫声。他记得家里那辆雪铁龙有十一匹马力，也记得乘这辆车去过好几座金字塔。他记得有个当地孩子会跟游客讨一枚硬币，接着他会赤脚爬上大金字塔，在石块间跳来跳去，沿着某条秘密路径爬上倾颓的结构，最后以凯旋的姿态在塔顶挥手。

阿尔伯特偶尔还会梦到埃及博物馆。“我很爱那个地方，”他说，“后来我得到一本关于埃及博物馆的书，时间是在我们离开埃及之后。我去罗浮宫的时候感觉很失望。我去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期待能看到一样的东西。但看到真品摆在正确的地方──那才特别──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印记。”

他的双胞胎姊妹住在美国东岸的不同城市，照片中的女子仍然难以分别谁是谁。种种巧合让我们惊讶不已──黑白照片中小女孩的姿势与爱丽儿和娜塔莎照片中样子。在那间格局外推的公寓里，阿尔伯特的父母假如有事情不想让孩子知道，便用拉迪诺语说，就像莱丝莉和我私下用中文交谈一样。阿尔伯特的妻子名叫娜塔莉（Natalie），但人人都唤她娜塔莎；两人的独生女叫爱丽儿（Arielle）。这赔率有多高？但或许这就是蜘蛛网的意义。蜘蛛网把一切连了起来：一次次的革命与一个个的难民，不合时宜的事件和出人意料的语言。蜘蛛网包裹着这栋楼，这座岛，绵延整条大河，甚至及于更远之处。蜘蛛网起于人称“世界之母”（um al-duniya）的这个地方，遍布各地。

＊ 二战结束后，英美法苏分区占领德国与德国首都柏林。由于苏联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于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封锁占领区内通往柏林的交通，切断物资供应。英美等则以空运方式将物资运进柏林。苏联的封锁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结束。⤴

Chapter 27

我告诉扎伊尔德我们要搬回美国时，他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接着他说：“我很‘z'alen’。”口吻很轻。“z'alen”这个字通常会翻译成“生气”，但意思的范围也包括“难受”。他问我们为什么得走，我说我的工作结束了。但这其实并不精确。原本就没有人要求我来埃及，也没有人要求我离开。我离开之后，《纽约客》也不会派别人来接替我。

跟扎伊尔德讲真话太难：我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我对于待在一个生活如此困难的地方能待多久，还是有限度的。我担心工作的风险，而这几年我不断操烦假如有人──我太太，我小孩──需要紧急医疗照顾的话该怎么办，为此心烦意乱。如果要我实话实说，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我“累了”。阿语中的“t'aben”意思是“累了”，但也是“病了”，从医生诊断的疾病到全面的耗竭状态，都囊括在这个字里面。有些描述感受的阿语词汇，似乎不像英语说得那么明确。或许就是这种模棱两可，让字词更好用──模煳的情绪搭配模煳的意义。离开某个生活了五年的地方绝非易事，而在埃及的这五年更是漫长得不寻常。

最后这六个月，终于有些朋友来埃及拜访我们。生活中经历一场革命自有其孤独处──亲友都倾向离得远远的。直到最后才有一连串客人来到开罗，莱丝莉和我会陪他们每一个人去埃及博物馆与金字塔。

长居埃及的外国人有时会提到他们对于带人去金字塔有多厌烦：环状公路上忙乱的行车，吉萨高地的炽热与沙尘，成群结队的纪念品小贩。但是，来拜访我们的人不多，所以能拿这些景点献宝还是挺兴奋的。我带客人去过金字塔和博物馆五、六回，也去过卢克索。我开车载两位来访的友人去阿玛纳，花了一整天走访那座倾颓的城市与弃置的陵墓。如今我才意识到，这些古代遗址多么能帮助我在革命期间保持内心的一点平静。它们让我对过去与现在，对时间的流动有一种不同的关照：“neheh”的“循环”，“djet”的“永恒”。我在埃及的这几年说起来很久，却又短暂已极；时间是可以同时具备两种特性的。从解放运动到其余波，期间所有的紧张情势都已经开始褪色。有一天，这种紧张将会跟沙子底下的城市和陵墓一样遥远。

＊＊＊

二○一六年三月，我父母第一次来埃及。我们去了卢克索和开罗，金字塔和博物馆，有一晚还到扎伊尔德与瓦希芭家里吃晚餐。吃饭前，扎伊尔德和儿子们带我们走路穿越非法棚户区，经过各式各样的回收设施。瓦希芭和她母亲则准备了丰盛的烤鸡、牛肉、土豆和葡萄叶饭卷。这一顿饭是我父母此行的亮点；他们对于自己居然能走进这个杂乱无章的街区，却发现置身于一间整洁的房子，孩子如此有教养而惊讶无比。齐祖与尤素夫把自己的教科书拿给我们看，对我们之前去的地点好奇地问着问题。扎伊尔德一家没人去过金字塔或博物馆，明明他们的住处距离这两个地点还不到五英哩。

我父母来访之后，我告诉扎伊尔德，说想带他们家去埃及博物馆。一开始他婉拒了。“我不觉得人家准我们进去。”他说。

我说他们当然可以进馆，就跟每一个埃及人和外国人一样，我还提议开车来接他们。几天后他告诉我，他和孩子可以去，但瓦希芭不能。“他说她是围尼卡布的女性，不能进博物馆，”他说，“而且她担心要是有人看到一个围尼卡布的人跟一个美国人一起出现，会认为她是穆斯林兄弟会的。”

就算想反对这种阴谋论，你也没有施力点；基本上所有埃及人如今都认为是美国人让兄弟会壮大，在后面撑腰。但我跟扎伊尔德保证，围尼卡布的女性可以进博物馆，我还明确表示我会带着自己的埃及记者证，作为证明政府同意我出现在这个国家的方式。这似乎让他放松了点，于是某个周五早上，我便开车到利瓦区接他们。

那一带在后解放年间迅速变化不止。第一条非法的匝道盖好之后，其他人也依样画葫芦，如今我在一段五英哩的环状公路沿线，就数到八个不同的出口。有几个匝道是以夯土方式急就章做成的，但其他的都用水泥盖得结结实实。此外，利瓦区的住宅工程依旧蓬勃进行。扎伊尔德与瓦希芭许多邻居一样，在自家房子上增建楼层。将来，那层楼将在齐祖婚后成为他的公寓，之后他们还会帮尤素夫加盖一层。他们按照钱进来的情况慢慢进行，同时在盖了一半的屋顶养鸡。

他们一家人全都为了这趟博物馆之旅特别打扮。齐祖和尤素夫围着跟衬衫般配的新围巾，瓦希芭则穿了一件颇有分量的连身洋装，上面以珠子拼成的鲜艳花纹做装饰。我开车跨过十月六日大桥，抵达解放广场下方新建的公共停车场入口。停车场几乎没有车，我把车停在靠近一位穿蓝色连身裤的服务员附近。瓦希芭从车子里喊他：“在这里可以围尼卡布吗？”

服务员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但他说没问题。我们搭电梯上到广场。等到我们靠近博物馆前门，警察、观光巴士都挤在这个地方，瓦希芭和扎伊尔德变得踌躇，动作缓慢。他们怔在入口的金属探测门前，这个复杂的装置让他们摸不着头绪。我教扎伊尔德怎么走过去，齐祖则告诉他妈妈怎么把皮包放在输送带上。我告诉他们在博物馆大厅等我，我去买票。他们焦虑地看着四周。

“哪都别去，”我说，“要是有人说要当你们的导游，就说你们已经有了。我五分钟就回来。”

排队买票的人不多。但我还没到售票窗口前，一转头就看到扎伊尔德被一名魁武的男子带到一边。瓦希芭和孩子则跟在后头。我跑向他们，拍拍那男子的肩膀。

“谢谢你，但他们是跟我一起的。”我说：“他们今天不需要导游。”

“我不是导游。”那男子说。他稍微把外套拉开，亮出臀部位置的东西：配枪。我心一沉。“警察。”他说。他牢牢抓着扎伊尔德的手臂。“我有些问题得问他。”

＊＊＊

我最后一次前往阿拜多斯，当作离开前的部分准备工作。约瑟夫．维格纳和他的团队依旧在辛沃斯瑞特三世的陵墓作业，他们已经清理到将近三年前我爬过去的那个地方了。电灯和风扇的线也跟着拉长，现在我们可以直着身子走过这条漫长、弯曲的隧道。维格纳指出墙上某些地方写着红色的象形文字：“nefr”。

“意思是‘好’。”他说。据他说，古代的监工会检查工程品质，留下象形文字。隧道中途则有以烛火烫出的字，写在天花板上。写的人是查尔斯．嘉瑞利，也就是伦敦的埃及考察基金会（Egypt Exploration Fund）派来的那位加拿大考古学家。一个多世纪之后，字迹依旧清晰：

C. T. CURRELLY

1902

E. E. F.

我第一次造访时，维格纳原本认为我爬去的那个地方很可能是墓室。等到这么多碎石清出来之后，如今这条信道似乎继续往基岩深处延伸。但这也很难说，毕竟罗马时代的盗墓者凿了许许多多的侧道与探坑。“很可能花了一年又一年的时间，”维格纳说的是盗墓，“我还挺想看看那是什么样的场面。肯定需要几十个工人。他们只有油灯，没有通风设施。我无法想像是什么感觉──今天有电灯跟风扇都已经够糟了。”

温度很高，我们都在滴汗。在山体的深处，此情此景看起来有点疯狂。盗墓者在某些地方挖进基岩十或二十英呎，留下成堆的尘土和巨大的碎石块。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这场古代探勘又是如何结束？“我猜他们被碎石埋在底下。”维格纳说。

他的团队在隧道中途发现一具破碎的石棺。盗墓者似乎是把石棺拉出来到一半，之后放弃。维格纳认为墓中不太可能有人类遗体。如今整个队伍已经深入山中六百英呎，他不确定自己还会想追寻这些盗墓者追多远。“我想再一两年吧！”他说。但他几年前也说过一样的话。

＊＊＊

出来到“陪葬”这边，艾哈迈德依旧掌管发掘小屋。他不久前开创副业，在前往拜勒耶纳的道路上开了间家具店。从打造假APC到制作家具，再到跟批发商批货，这是他木工兴趣之集大成。艾哈迈德说生意不错，因为在“阿拉伯之春”没人管的时候，许多当地人非法兴建住房，现在需要家具来布置新家。

有一晚，我沿路开车去找尤素夫道别──就是输掉去年国会选举的那位候选人。他在拜勒耶纳市区的家门口跟我打招呼，穿着他那正字标记的白罩衫。我们在他家吃晚餐，尤素夫态度依然坚决，表示不会再度竞选公职。他也叫自己的九个孩子照做。

“我告诉他们‘不准’（mamnouh），”他说，“他们可以当医生，当律师，当药剂师，就是不准从政。在这里从政不是好事。人们凭部族出身评断彼此──这不是真正的政治。政治应该以个人为出发点。”

他报名了开罗大学的法律课。年轻时，他没能上大学，但现在他想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准。他让我看看自己办公室里一大堆的课本；下个月他要开车去开罗参加考试。他不确定自己要如何运用这个法律学位，但他希望能用在某些公共服务上。

我问起那两个成为当地国会代表的阿布．凯尔堂表亲，尤素夫边笑边摇头。马哈茂德──曾经加入萨拉菲政党的大胡子伊斯兰主义者，现在办造势支持塞西。新国会甚至比穆巴拉克年代的国会更没有制衡力。

里法阿特．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从纳瑟时代便在国会大厦工作的擦鞋老人，至今还在那边。四年前，我曾听他一边批评上一届国会，一边准备帮兄弟会领导人之一──索比意．萨勒赫擦鞋子。如今萨勒赫身陷囹圄，里法阿特则像个干练的历史学家，回忆着又一届遭到解散的国会。“兄弟会的经验非常沉重而苦涩。”当《埃及今日》报社问他有什么高见时，他是这么说的。“他们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才刚出狱。”尽管如此，他对一些自己曾替他们擦过鞋子的人还是不出恶言。“萨阿德．卡塔特尼和索比意．萨勒赫令人尊敬，”里法阿特说，“我看得出他们是因为别人的过错而受罪。”

＊＊＊

在埃及博物馆，便衣警察在入口旁边审问扎伊尔德。我和瓦希芭与孩子们在旁边等待。我觉得很恐怖，不过瓦希芭跟扎伊尔德看起来都不感意外。毕竟每个埃及人都能看出他们来自一个鲜少参观博物馆的社会阶级。

最后，那名警察示意要我过去。我出示我的护照与埃及记者证。“他们是我的朋友，只是要进博物馆，跟大家一样。”我说：“我正要帮他们买票。没什么好担心。”

但警官挥手要我把证件拿开。“他是做卫生的（nadafa），”他指着扎伊尔德说，“为这座城市服务的，应该让他免费入馆！”

我说不出话。这下子我才第一次好好看着这位警官的脸──他那公式化的髭须下有着亲切的微笑。就算是警察国家，也一定会有好警察。他带着扎伊尔德和他的家人走进博物馆大门，警卫让他们家五个人全部免费入馆。警官大声对扎伊尔德说：“感谢你的付出！”

＊＊＊

这家人会从博物馆得到什么收获，对此我完全没有想法。几年下来，这里成为我在城里最喜欢的地点之一，说不定来过四、五十次了。我的记者证让我可以免费进馆，而且要是我到解放广场附近访问，或是与人有约，我也常常顺道进馆待个半小时。

博物馆的展品在阿尔伯特．毕瓦斯这类曾经的埃及居民记忆中依旧生动浮现，这并不教人意外。这座博物馆在一九○二年开幕，看起来就像一座占地广大的宫殿，有着大面的窗户与天窗。保护措施之松散令人吃惊。多数的雕像都没有东西隔着，警卫人数也很少，游客有时候会直接碰触文物。我曾经跟一位住在中国的朋友一起参观，他表示你绝不会在北京或上海看到这种展览，因为除非以物理手段防止民众用手碰每一样东西，不然他们一定会动手。

在埃及博物馆，一些更为重要的文物会存放手工木箱里，而这些箱子本身已经古老到堪称文物了；甚至连无价的图坦卡门陪葬品，也有不少是摆在玻璃柜里，用一家名叫“三环”的中国公司生产的迷你老式挂锁锁着。我上网查了三环的锁──一个才美金两块钱。我完全不知道这些锁原本为了锁什么而设计的，但绝对不是四千年历史的宝藏；连娜塔莎的脚踏车，我都不会用这种东西来锁。馆内许多文物都没有说明标签。就算有，也常常等于没有：

一套护身符，学者尚不明了其寓意。

但这一切还是对气氛有所贡献。这座老建筑物传达出一种“阁楼塞满东西”的奇妙感受，而且完全不会让人感觉到殖民罪恶感，以及世界各地大博物馆里常见的那种强迫症行为模式。你不可能在展览文字中迷失，因为几乎没有展览文字存在；也没有人觉得非得以井然有序的方式靠近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没有秩序。我很少买导览手册。平常我就是穿过几间房间，任我的思绪徜徉。

政府正兴建新的博物馆，用来存放最重要的文物，馆址坐落在金字塔外不远处，预计将花费十亿美元经费。此举或许是种进步；在适当的照明下观看文物感觉想必不错。但我很开心能在古老而古怪的博物馆什么都装的年代生活在开罗，感觉就像我出门时常常经过的社区公园。

我担心扎伊尔德一家人会不会觉得压力太大或是很无聊。长子齐祖就读于以耶路撒冷为名的非法棚户区学校，即将念完小学四年级，我向来对于该区的教育品质感到好奇。但齐祖书读得很好，而且常常向他们人满为患的班级的导师阿里先生请教。瓦希芭付钱请阿里先生晚上来给儿子当家教。

博物馆的阿玛纳间有一尊吸睛的雕像，是以有如孕妇肚子的模样来呈现阿肯那顿。这是尊神奇的人像──学界认为其年代应该属于这位国王试图调和男女二元性的阶段。后来他似乎借由提高娜芙蒂蒂地位的方式达到目标，这尊雕像罕见的描摹方式也遭到放弃，和同一时期的许多文物一样。考古学家是在阿肯那顿本人位于卡纳克的神庙废墟下找到这尊雕像的，国王等于是把这个版本的自己给埋了。

齐祖一下子就认出这尊雕像。“阿肯那顿打开了一场宗教革命，”他说，“他是最早信仰一神的人。而且他崇拜的是太阳。”到了吉萨金字塔出土文物展示柜前，这男孩提到有专家认为古埃及人在地面上倒油，让庞大的石块容易滑动。等到我们看到辛沃斯瑞特三世之名，我问齐祖有没有听过这个国王。“他开凿了红海与尼罗河之间的运河，”男孩说，“他是中王国时期的国王。”

“你从哪里学到这些的？”我问。

“跟阿里先生学的。”

我心想，真主保佑阿里先生。

我带他们进二楼放王族木乃伊的房间。进去要另外买票，门口还站了个女保全，扎伊尔德和瓦希芭为此一阵紧张。

“我围尼卡布，可以进去吗？”瓦希芭问保全。

“当然可以！”女子说。“只要有票，当然可以。”

“我原本不晓得能不能。”瓦希芭说。

“你看起来非常‘chic’。”保全口气很亲切，用了埃及阿语里常见的法文字，是优雅别致的意思。“洋装很漂亮，不是那种超大件的黑衣服。我们不喜欢妇女穿那种衣服，毕竟里面可能藏了什么。”

瓦希芭向她道谢，面纱后的双眼闪着笑意。扎伊尔德站在房间入口附近，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

“我闻得出来。”他说。

他指指展示柜中成排的木乃伊。我说，我认为过了几千年，不会有味道了，但他摇摇头。“闻起来很糟。”他说。我原本以为处理垃圾会让一个人嗅觉麻木，但似乎正好相反──我还没见过有谁鼻子比他更灵。有时候扎伊尔德会敲我们家的门，跟我说我们那天晚上煮了什么当晚餐，因为香气还在外面的金属逃生梯上久久不散。

他一面细看木乃伊，一面掩住鼻子。他依序经过一个个的神王：图特摩斯二世、阿蒙霍特二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大帝。曾几何时，人们都会用一系列王家头衔称呼这每一位法老：荷鲁斯、金色荷鲁斯、属于两女神的他、属于莎草与蜜蜂的他。“见识我伟业，汝之强大，亦要折服！”如今他们的脸庞黑而萎缩，黄牙从开开的嘴中突出，仿佛正承受痛苦。他们躺在肮脏的玻璃底下，尸体的味道让垃圾工人感到不悦。这间屋子里的标签跟博物馆其他地方不同，值得一读：

今人已知这具木乃伊属于十八王朝的伟大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是一具过度肥胖、牙齿健康不佳的女性木乃伊，死亡年龄介于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

拉美西斯大帝统治埃及约六十七年。他晚年为许多健康问题所苦：他有多处齿龈脓肿、髋关节严重发炎，以及动脉硬化。他丝亮的白发可能是因为防腐化学物质而变黄。

＊＊＊

其他造访博物馆的游客大多是中国人。这一点放在卢克索的许多遗迹也同样成立；二○一四年至二○一六年，前往埃及的中国观光客人数成长了三倍。中国人来自一个遍地古迹，四处人满为患的国度，一眼就能看穿便宜货。每当我前往卢克索的西岸，心里都想着──中国人谷。

此时，许多我见过的中国女性内衣商人正准备离开这个国家。敏亚的那些人已经回去浙江，一些在开罗做生意的人也是，琪琪与约翰也决定离开。琪琪的父母仍然经营那间在艾斯尤特的回收厂，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经营女性内衣零售，毕竟埃及货币面临极大的压力，利润正在下跌，汇兑也愈来愈困难。我在开罗已经不再使用提款机或信用卡了。我从一个专户提领美金现钞，跟作地下汇兑的人换钱，他们付的钱是公定汇率的两倍。将近二○一六年底，政府终于放弃支撑货币，埃及镑于是贬值。我们刚搬来埃及时，美元对埃及镑汇率还不到一比六，如今已经超过一比十八。

一切都有助于观光业降价，北京话也成为我在博物馆内听见的大宗语言。中国旅行团无一不是由具备民族语言天分的埃及导游来带团的。在我去过的国家里，固定交由中文流利的当地人带中国团的国家就只有埃及。许多埃及导游此前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这个场面让扎伊尔德一家人看得出神，他们紧跟着其中一团人，纯粹是为了听埃及人讲那种奇特的语言。接着等到我们走出阿玛纳间，瓦希芭问我，“那些中国人可以那样做吗？”

展厅另一端，有五、六个中国人在知名的大腹便便阿肯那顿像前围成环形。他们手牵着手，环形两端的人则伸手碰触那尊红色石英雕像，仿佛这位法老是失落的环节。这几个中国人挺年轻，似乎是中上阶层的城里人。

我走近他们，其中一人介绍自己是一行人的导师。他们到这里是为了某种灵性的原因；这位导师在西安一所道教学校教书。他不晓得阿肯那顿是何许人也，对埃及史也一无所知，毕竟馆内没有任何中文标签。“这尊雕像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想跟它接近。”他解释道，“我们只是想贴近这些东西。”

我告诉他不能碰这些雕像，但稍后我又看到一楼有一群人对哈特谢普苏特作一模一样的事。这种仪式仿佛跟中国传统的“气”──认为能量会流经所有生命的观念有模煳的关联。但神秘玄妙的新世纪（New Age）概念在中国雅痞间人气也愈来愈高。一切似乎无法避免：现在轮到中国人来埃及，参观阿肯那顿等人的雕像，看自己想看的一切。两年后的二○一八年秋天，中国资金赞助的考古学家在历史上首度在埃及进行发掘工作。

我跟扎伊尔德一家人出博物馆时，顺道在礼品店里停了一下。孩子们很爱那些展品，我想找点什么送他们，但店里只有一本童书。书名叫《这就是埃及：七千年文明》（Here Is Egypt: 7000 Years of Civilization）。有好几种不同语言的版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就是没有阿语。

＊＊＊

人在科隆的马努有本记德语词汇的笔记本：

我想（礼貌的说法）　Ich möchte

我很想　Ich möchte gerne

思念某人　Ich vermisse

他在自己公寓的墙上贴着德文字句：

求学时代，学生会找实习。

多数学生一毕业就开始应征工作。

同时

事后

事前

我在二○一八年夏天拜访他，此时他已经在这间屋子住了一年多了。德国有一套语言检定制度，新住民必须通过才能就业，而马努已经通过第一级的测验，在满分一百六十六分中得到一百六十五分。如今有另一段课程是一天得上四小时，帮助他准备下一级的考试。

政党　Partei

投票程序　Wahl Programme

私人／秘密　Geheime

独裁政权　Die Diktatur

独裁者　Die Dictator

住进这间公寓之后，他人已经比之前开心许多，但有些日子他会非常想念埃及。“我想念‘熟识一切’的感觉，”他说，“认识那个地方。对一个地方有把握。我在这里没有那种感觉。我很犹豫、没把握。”这种感受之深令他惊讶──无论“身为埃及人”意味着什么，都远远超越逻辑或理性的范畴。那样的链接向来是埃及最强大的力量，也是埃及的弱点，毕竟人们很难改变某种感觉如此基础的东西。即便如今马努已经逃出了自己的祖国，他还是能感受到牵扯。“你会忘记坏事，记得好事，”他说，“你会想念开罗。”

但多数时候他在自己的新家还是挺开心的。他的外貌改变在小细节、微妙处，但加总起来就有重要的意义。他戴上大圈耳环，身材极为精实，他强迫自己上健身房。他的举止也有些改变。他说一位开罗同志友人不久前来访时表示，“马努，你看起来gay多了！”当我们在二○一一年初识时，我还对他小心翼翼的程度感到惊讶。如今那种警惕不见了──仿佛内在有什么放松下来了。

他说，尽管思乡病一阵阵侵袭，但能来到德国他还是非常兴奋。有一晚，我们在科隆市区转转，他指着几个正在等行人红灯的德国人，明明路上没有任何车子。“这我超爱，”他说，“埃及总有许多事情让我抓狂，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秩序。我向来期待秩序。但拥有的都是混乱。在这里，你过马路都不用看车，看信号灯就好。”

身为得到庇护的人，他仍然有资格能从政府那得到相当的奥援。他的公寓有补助，德文课也不用钱，每个月还能得到四百欧元作为生活费。但她不久前应征到柏林一处就业中心工作，十月就要开始受训。阿语和德语他都会用到，因为就业中心会处理许多难民。“我想做点贡献，”他说，“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考虑未来。”

一旦他开始工作，补助就会减少，他家墙上之所以贴某些句子也就说得通了：“多数学生一毕业就开始应征工作”。马努说课堂教材都会灌输如何找工作，如何在面试进退应对，以及如何适应工作等观念。

“所有课文背后都有隐藏的讯息，”他说，“我喜欢这种学习方式。”他给我看自己的公发教科书。其中一段课文附了一张有两个男人微笑的照片：

凯斯特纳（Kästner）先生参加运动俱乐部已经三年。不久前，凯斯特纳先生跟伴侣搬进共享公寓，因此大家都知道他是同志。结果俱乐部董事会为此想将他除名。

马努喜欢观察班上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回应德文教材中这种微妙的宣传方式。当大家谈起这对同志伴侣时，有个土耳其男子嘲笑起两个男人在一起的想法。但其他学生驳斥他的恐同心态。另一回则是关于女性自由的课文，有个大胡子叙利亚人用德文说，自己绝不会容忍妻子把希贾布取下。一位伊朗女子与他针锋相对。“这里是德国，”她说，“你不喜欢的话，可以走人。”

一天下午，我跟马努一起去上课。老师是个年轻有活力的德国人，一头金发绑成马尾。她带领学生细读一篇一页篇幅的文章。他们正在为考试作准备，考试时他们必须阅读一篇文章，然后跟考官讨论内容。今天的课文谈的是“Müllsünder”。

“你们晓得‘Sünder’的意思吗？”老师用德文问。

坐在马努隔壁的叙利亚女子一楞：“Shu──sunder?”

“‘Muznib’，”马努用阿语对她耳语，“作坏事的人。”

“啊！”叙利亚女子说。

“意思是‘禁止’（haraam），违反教律。”老师说。用了这个阿语字之后，她又切回德语。“讲的是乱丢垃圾的人。‘Müllsünder’就是把垃圾丢在垃圾桶外的人。”她念了一段课文：

在法兰克福市区乱丢垃圾的人预料将遭到重罚。在路上丢烟蒂的人罚二十欧元。乱吐口香糖者得付三十五欧元。不清狗便的代价是七十五欧元，而喂鸽子则是一百欧元。

“有什么论点能支持这些罚款？”老师问。

其中一名叙利亚男人念出课文：“一旦罚金制度创建，城市就会更干净。”

“也就是说有效果。”伊朗女子说。

老师在黑板上用大写字母写着：“罚钱有效”。

“要是没有垃圾桶怎么办？”一名俄罗斯女子问。

“丢你自己的口袋。”另一个叙利亚人说。

“你们觉得这可不可以当作反对这项制度的理由？”老师问。

“可以，毕竟垃圾桶不够多。”伊朗女子说。

“我觉得这种论点不对，”马努说，“跟埃及比的话，这里到处都是垃圾桶。”

课堂上有来自十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每个人都热烈参与讨论。这让我想到扎伊尔德向来都是对的──到头来，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进垃圾堆。

“有些罚金实在是有点高。”伊朗女子说。

“我觉得口香糖罚三十五欧元不贵，”马努说，“口香糖会在街上黏很多年。”

“对环境也不好，”一名法国女子表示同意，“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她停下来思索要用的字。

“花很多时间才能‘融入’。”老师说。她用笑容让大家知道这是个玩笑，每一位学生都笑了。

＊＊＊

离开埃及之前，我带了扎伊尔德和他的家人去金字塔群。当我们站在大金字塔的入口处时，有个年轻美国女子试图攀爬金字塔的东面。她爬了大约五十英呎，才有一名警卫注意到她。他大喊，其他警卫跑过来；他们在女子的下风处呈扇形一字排开。女子会爬过一两块岩块，警卫则喊叫并开始追逐，接着她会停下。他们终于说服她下来。这整段对峙期间，扎伊尔德和家人看得目不转睛。

直到和扎伊尔德一家人一起参观古迹之后，我才彻底体会到众多观光客在埃及做的事情有多么荒唐。外国人占据了他们一半的注意力；在博物馆时，他们看那些触碰古文物的中国人看得入迷，现在到了金字塔，举止失当的西方人也让他们乐不可支。爬到金字塔上面一处知名的远眺处之后，我们看到一位高挑的美国女子穿着我在埃及看过最短的短裤。她身后跟了十多个埃及男人，他们全都拿起手机装忙，一面紧紧跟着这个衣着不恰当的美国人。其中几人还是顾骆驼的人，把自己的牲口丢在沙漠里不顾。当这个小小的队伍经过我们时，瓦希芭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了这名女子一张照片。瓦希芭的脸因为憋笑而涨红。

搭车过来的路上，她和扎伊尔德曾讨论她是否该围尼卡布。瓦希芭确信保全人员会错把她当成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打算把金字塔炸掉，于是她把面纱留在车上。这面纱围是不围？个中的考虑和商量之多，总令我印象深刻。尼卡布绝非理所当然的衣着：瓦希芭会不停衡量尼卡布的重要性，因为在城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涵义。

根据我的想像，在埃及身为女性应该跟尼卡布的情况也很类似，必须不断投入、思考和调整；身为女性，光是为自己界定出某些基本的身分认同，仍不足以让人心安。她反而得接受她身边男人的判断，根据这些男人的身分──丈夫、近亲、远亲、丈夫的朋友、邻居、街上的男人──而改变自己的衣着与行为。当然，美国与欧洲文化同样对女性有不公平的要求，但那完全无法与埃及的情况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这是革命最严重的失败之一。即便经历了这一切动荡，大多数埃及人却从未被迫重新思考女性与年轻人在自己社会中的角色。

不过，至少他们有进步所需的材料了──各式各样的天分与人格力量。我喜欢跟扎伊尔德和瓦希芭相处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是我认识的埃及夫妻中唯一有所改变的。我从未假装那些争吵、愤怒的简讯、官司就代表解决之道。我也知道个人虽然能令人钦佩和获得启发，但制度与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如何，这仍然是小小的好事──毕竟，这些人展现出转变的可能性。经历这一切冲突后，他们以更妥善的方式分担家务，孩子们显然也发展得很好。瓦希芭常常提起，等到孩子们大些之后，她想找份工作，而如今的扎伊尔德也答应了──真主容许的话。

＊＊＊

我们走访的最后一处位于吉萨高地的遗迹，是人面狮身像。人面狮身像前方有个神庙建筑，内部有个洞，是当年考古学家挖出知名的卡夫拉王（King Khafre）雕像的位置。这尊雕像以黑色闪长岩精工制作，在埃及博物馆有崇高的地位，而雕像的脸也妆点着埃及十镑钞票的其中一面。另一面的主角则是开罗的里法伊清真寺（Al-Rifa'i Mosque）。

不知怎的，游客往人面狮身像前的这个洞丢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所有外国人与有钱埃及人在金字塔群所作的各种怪事当中，就属这个仪式最让扎伊尔德一家人难以忘怀。他们站在那边将近一刻钟，看别人丢钱。洞底覆了一层钱币的虹彩──埃及镑、欧元、美元、日圆、人民币。

扎伊尔德和瓦希芭问我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做，我告诉他们是为了祈求好运。但我看得出他们不太能理解。最后，我们离开那个坑，走访人面狮身像。我们在巨像前只站了几分钟。游客通常会从侧边的出入口处离开，但瓦希芭坚持我们原路回去。她跟那个洞还有未了之事。

她在那里一直等，等到她看到来了一对似乎挺友善的中产阶级埃及夫妇。瓦希芭走近他们，问为什么大家要把自己的钱丢掉。

“为了求好运。”女子说。

“什么样的好运？”

“比方说，假如你想结婚的话。你结婚了吗？”

瓦希芭说是。

“有小孩吗？”

“有。”

“这样啊，”女子说，“那还想多生几个吗？”

我从来没听过扎伊尔德与瓦希芭讨论这个问题，而我怎么样也想像不到当我一年多之后重游埃及时会看到什么：一个刚满月、名叫莉梅丝（Rimess）的小女婴，双耳挂了迷你的掌形金耳环，用来抵挡邪眼。自豪的母亲，快乐的父亲。但从瓦希芭在人面狮身像前给这名女子的回答，或许她也想像不到这样一幕。

“不。”她说。

“那也可以求别的，”女子说，“许什么愿都行。”

瓦希芭向她道谢，这对中产阶级夫妻继续往人面狮身像走去。瓦希芭在那站了一会儿。接着，慢慢地，她手伸进皮包，掏出一枚一镑硬币，然后投进洞中。

谢辞

对于“搬去开罗”这个计划来说，连最一开始的一小步，我都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二○一一年，埃及“阿拉伯之春”开始后，莱丝莉与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认真上过阿语初阶课程就前往当地，可是相当鲁莽。我们有幸得到凯萨琳．戴维斯和平奖助金（Kathryn Davis Fellowships for Peace），从而就读米德尔堡学院的夏季阿语密集学程。阿语学程的主管马哈茂德．阿布达拉博士（Dr. Mahmoud Abdalla）非常好心也很有弹性，确保我们住的宿舍适合有一岁双胞胎的家庭。学程的教师与职员以非凡的方式，帮助我们准备好切换成开罗生活。

我待在埃及这五年间，得到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的支持，基金会的慷慨让我在进行长时间研究计划时，仍能继续学习埃及阿语。

莱丝莉和我真是万幸，在卡利玛语言与文化中心（Kalimat Language and Cultural Centre）与杰出的老师们相遇：谢里夫．哈比比（Sherif El-Habibi）、萨米．法拉吉（Sami Farag）、拉阿法特．阿敏（Raafat Amin），当然还有里法阿特．阿敏（Rifaat Amin）。关于这种语言，四位老师教导我们甚多，而且是以埃及人独有的幽默与生活来教会我们。

我很幸运能跟不少机敏的研究人员与翻译共事。我在埃及的第一个春天，马加迪．撒马安（Magdy Samaan）安排让我与各个穆斯林兄弟会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访问。示巴．哈比布（Heba Habib）陪我前往兄弟会在苏伊士、伊斯梅利亚与开罗的造势场合。从二○一二年底到二○一五年，我和哈桑．艾纳格尔（Hassan ElNaggar）合作，他的同步翻译功夫实在到家。他驱车于开罗道路的技术简直让人难以忘怀，也是他协助我做好在城里开车的准备。哈桑与我在一段压力沉重，情势不时激烈的期间一同工作，我很庆幸有他的勇气。

我在埃及的时间即将结束前，曾经与梅尔娜．托马斯（Merna Thomas）合作，她对塞西解密（Sisileaks）以及新政权诸多方面的挖掘弥足珍贵。

许多埃及学家慷慨付出他们的时间与专业，我非常感谢。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阿拜多斯现场主管马修．亚当斯是第一个欢迎我前往该遗址的人，他对于考古发掘工作及其历史的讲解易懂，惠我良多。之后，约瑟夫．温格让我在辛沃斯瑞特三世陵墓内与周边，观察宾州大学考古发掘工作。连续三年走访温格的计划尤其有帮助，让我多少感受到一流发掘工作所需的耐心、细心与长期规划。每次前往阿拜多斯，我都很乐于和基夫特的领导易卜拉欣．穆罕默德．阿里见面，他的威严和坚忍不拔让我了解到，这种考古遗址何以能在埃及全国政局反复的摆荡中保存下来。

关于布朗大学团队在解放广场示威爆发前的发掘工作，罗瑞儿．贝斯多克提供了详尽的背景资料。感谢阿拜多斯发掘屋经理艾哈迈德．拉札布，他直爽描述了那段极其艰困的期间里发生的事件。艾哈迈德尽可能保护阿拜多斯的文化遗产，像他这样的人，正是埃及“阿拉伯之春”的英雄。

在开罗与阿玛纳时，贝瑞．肯普与安娜．史蒂芬斯大方介绍阿玛纳计划（Amarna Project）进行中的工作。计划的生物考古学家团队先后由阿肯色─费耶特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Fayetteville）的杰瑞．罗斯（Jerry Rose）与南伊利诺伊伊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葛雷茜．达布斯（Gretchen Dabbs）带领，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知识。

整个上埃及我最喜欢的几个地点之一就是芝加哥公馆（Chicago House），一部分是因为环境与装饰艺术建筑之美，但主要还是因为雷蒙．约翰逊与杰伊．海德（Jay Heidel）的好客。雷蒙对于阿玛纳时期艺术与思想的热情，以及他拼凑复原破碎文物的投入，都令人感佩。我也非常感谢他应允审定本书手稿中的相关部分。

埃及古文物部的官员在政治上与财政上同时承受极大压力，但他们对于我的采访和进入遗址的请求皆认真以对。当我走访卢克索时，曼杜．爱尔达玛迪协助尤其不可或缺。

书中的叙述有几个线头来自为《纽约客》所写的报导，总编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与我的责编威灵．戴维森（Willing Davidson）的指点让我获益良多。他们对于非传统报导的兴趣，我铭感五内。我很感谢《纽约客》团队，帮助我查核阿语与中文资料：娜娜．阿斯福（Nana Asfour）、萨米恩．高哈（Sameen Gauhar）、雅思敏．萨雅德（Yasmine Al-Sayyad）与樊嘉扬（Jiayang Fan）。

我对于考古学的调查泰半得到《国家地理杂志》的帮助，与我对口的责编是奥利佛．潘恩（Oliver Payne）与格伦．于兰（Glenn Oeland）。在国王谷各陵墓中调查的漫漫长夜里，我有幸与泰瑞．加西亚（Terry Garcia）与弗雷德里克．希伯特（Fredrik Hiebert）共事。

二十年来，威廉．克拉布布克（William Clark）都代表我，我非常谢谢他努力为这本书找到最好的归属。企鹅出版社（Penguin Press）的史考特．莫耶斯（Scott Moyers）从一开始就对本书的计划怀抱信心，读完初稿之后，他也提供最是关键的鼓励与批评。在漫长的编辑与事实查核过程中，有赖米雅．康索（Mia Council）帮助我们组织一切。

我相当感谢阿尔伯特．毕瓦斯，他一从文章中我的描述认出蜘蛛网大楼之后，马上就联络我。在那间公寓住了几年之后，终于能对最早的住户有点认识，这让我非常兴奋。我也要深深感谢阿尔伯特的姊妹们：维琪．毕瓦斯─德沃斯（Vicky Bivas-Devos）、贝蒂．凯恩、丹妮儿．柯恩．葛罗斯曼（Danièle Cohen Grossman）以及蜜雪儿．埃尔金斯（Michèle Elkins）。毕瓦斯家的手足们耐心不倦，不仅回答我关于建筑物和他们家族历史的问题，还用心寻找老照片和佚失的回忆。谢谢他们允许我一窥他们失落的开罗世界，并记录下来。

要是少了伊莉莎白．肯尼迪（Elisabeth Kennedy）与达瑞尔．肯尼迪（Darryl Kennedy）夫妇的鼓励，莱丝莉和我说不定就不会搬去开罗了。住在开罗那几年，他们的友谊与支持（以及他们在红海的招待）令我们十分感激。我想谢谢达瑞尔多次与我讨论埃及文化与宗教信仰，以及审视本书的草稿。两位人在中国的友人张彦（Ian Johnson）与梅英东（Michael Meyer）向来是我五本书的忠实读者，他们的建议也让初稿大大改进。

我的姐姐安杰拉．海斯勒（Angela Hessler），想法绝妙，将蜘蛛网设计融入她制作的历史年表中。她画的地图既详尽又美丽──谢谢你捕捉到埃及令人惊叹的地形，掌握了尼罗河的赠礼。

＊＊＊

对任何非虚构作家来说，有许多事情得等待机运。你有可能在十年蓬勃发展的期间都留在中国，也有可能碰巧在五年的政治动荡中前往埃及。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短暂篇章都会成为你的世界。时机就是一切，偶然的相遇也是。不过，人与人的关系却会随着时间而醇厚，个人的故事也会从发生的当下无尽延伸，这些关系与故事比时机与偶遇更能依靠。

若是少了扎伊尔德，我们家在扎马莱克的生活就绝对不是这样。几年来，他的到访让我们家更有生气，他的爽朗、幽默与深刻见解总让我感到十分快意。每当我前去利瓦区，瓦希芭和她母亲都会慷慨招待我，我特别感谢她们欢迎我的父母。扎伊尔德与瓦希芭一同反映出埃及人最好的若干特质：机敏、乐观与纯粹的人格力量。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希望能有机会拿某个阿语字汇，或是埃及社会某些方面的问题，向里法阿特．阿敏请教。过去这三年，莱丝莉和我对他的逝去感受很深，我也从他教过的其他学生那里听到一样的感受。感谢拉法阿特、瓦蒂雅和塔里克与我分享他们的回忆，我希望他们知道有多少人为他们这位兄弟的热情、付出与智慧而感动。

马努属于那些不期而遇的人之一──我们初次合作时，我并没有向他深入介绍自己。在埃及的第一年，我们一同经历几次危险，他的冷静与勇气令我印象深刻。日子一久，我才更了解这些勇气从何而来。希望有一天，像马努这样的埃及人能在家乡自由自在地生活。

人家都说小孩长大就像飞一样。但是，如果你在革命的第一年带着两个小小孩搬到开罗的话，事情就不是这样了。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年过得奇慢，因为一边是跟进报导政治事件的挑战，一边是家里面小小革命分子的挑战。学跑跳，学讲话，学思考。我很感激有莱丝莉与我一同分享这个经验，以及阿语课的每一刻。里阿法特说过：“”。

二十多年前我完成《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的草稿时，第一个读的人是密苏里大学的道格．亨特。从此之后，无论阴晴圆缺，他都是我最诚恳也最可靠的读者。这本书献给他。

科罗拉多州里奇威（Ridgway）

二○一九年一月

注释

书中描述的事件有两种类型：我亲身观察或直接与主要人物谈到的事件，以及我从其他出处引用的事件。我把出处罗列于后，与书中出现的各种事实与统计数据参考资料并列。如果是我访问官员、学者或政治人物的情况，我会注明访问日期。

关于马努的个人经历，有些事件我亲身目睹，之后我们在二○一六年至二○一八年间进行一系列面对面访谈以及电话对话，地点在埃及与德国都有。我们家在二○一一年末搬到开罗，此后我就经常与扎伊尔德见面，直到二○一六年夏天我们家搬离开罗为止，后来我在二○一七年与二○一八年故地重游。我通常是自己一人与扎伊尔德及其家人见面，但部时我也会安排比较正式的访问，带着翻译，以澄清我不了解的事情。我在上阿语课时得知里法阿特的若干家族史和个人背景，但在里阿法特死后，我得仰赖与他的手足拉阿法特、塔里克与瓦蒂雅的会晤，时间是二○一六年到二○一七年。

我没有更动任何事件的顺序，除了少数例外，我也都使用真名。马努友人“塔里克”的名字是化名，毕竟他跟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在政治上相当敏感。在扎伊尔德妹妹的要求下，我把她的名字改为“蕾拉”，女儿的名字也是化名。最后则是第八章，我描述自己跟着扎伊尔德走他在扎马莱克的垃圾路线时，把我们收垃圾的那些公寓住户的名字都改了。

＊＊＊

卷首图：〈阿肯那顿与娜芙蒂蒂打赏〉（Akhenaten and Nefertiti distributing rewards）：这张图是以诺曼．德．加里．戴维斯的素描为底，他曾经在埃及探索基金（Egypt Exploration Fund）的挹注下到阿玛纳与其他遗址工作，见N. de G. Davies, The Rock Tombs of El Amarna: Part III──The Tombs of Huya and Ahmes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Limited, 1905), plate XVI.

历史年表：关于古代史的年表，我们用的资料是Ian Shaw,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至于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到现代，我们则使用Jason Thompson,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第一部：总统

“由衷崇拜国王”：Toby Wilkin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from 3000 BC to Cleopatra (London: Bloomsbury, 2011), 169.

Chapter 1

来自布朗大学的考古队：我是在二○一八年十月与十一月时，与罗瑞儿．贝斯多克面谈或通信的。更多关于发掘行动的细节，见Laurel Bestock, “Brown University Abydos Project: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Two Seas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48 (2012): 35–79.

“陪葬”：Al-Madfuna是al-Araba al-Madfuna的缩写，意为“陪葬的阿拉巴（Araba）”，这是附近其中一个村子的完整名字。这个名字指的可能是古代跟着陪葬于地下的送葬队伍。

最古老的、尚未颓倾的泥砖建筑：托比．威尔金森指出，葡萄干仓库是两座最古老的同类型建筑之一，而两者都是由卡塞凯姆威所兴建。Toby Wilkinson, The Nile: Travelling Downriver Through Egypt'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5), 170.

“某种警察局”：David O'Connor, Abydos: Egypt's First Pharaohs and the Cult of Osiris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9), 160.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David Batty and Alex Olorenshaw, “Egypt Protests──as They Happened,” Guardian, Jan. 29, 2011,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jan/29/egypt-protests-government-live-blog.

有人袭击钠谷监狱……释放成千上百名的罪犯：囚犯突破钠谷监狱一事发生在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逃脱的人包括穆尔西与其他三十多名兄弟会领袖。Ben Hubbard, “Egypt Calls for New Look at Morsi Prison Escape in 2011,” 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3, www.nytimes.com/2013/07/12/world/middleeast/egypt-christians.html.

已知最早的书写文字：O'Connor, Abydos, 143.

“陪葬”是舞台：出自二○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我访问亚当斯的过程。

艾哈迈德……打造了个方型的大木箱子：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拉札布在与我会面时描述了打造APC，以及在遗址间巡逻的事。

“Neheh”是循环的时间：关于谈djet与neheh的资料，见W. Raymond Johnson, “The Setting: History, Religion, and Art,” in Pharaohs of the Sun: Akhenaten, Nefertiti, Tutankhamun, ed. Rita E. Freed, Yvonne J. Markowitz, and Sue H. D'Auria (London: Thames &amp; Hudson, 1999), 38–40.

这世界是座岛：Erik Hornung, Conceptions of God in Ancient Egypt: The One and the Many, trans. John Bain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3.

“视正常的时间为循环”：Johnson, “Setting,” 38.

对南方地貌的本能反应：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约翰逊在跟我对话时提到自己把沙漠跟djet，河谷跟neheh链接的想法。

对革命进行了一番考古研究：二○一三年二月与三月时，我拜访亚当斯和他的团队，当时他们正在发掘二○一一年遭到盗掘的坑洞。并见Matthew Douglas Adams, “In the Footsteps of Looters: Assessing the Damage from the 2011 Looting in the North Cemetery at Abyd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51 (2015): 5–63.

Chapter 3

埃及第三军被以色列人包围：Charles Mohr, “Trapped Egyptian Force Seen at Root of Problem,” New York Times, Oct. 26, 1973, www.nytimes.com/1973/10/26/archives/trapped-egyptian-force-seen-at-root-of-problem-egyptian-forge-held.html.

小偷被逮个正着：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在乌玛．马克罕清真寺看到那个小偷的。

超过二十人以上身亡：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埃及卫生部（Egyptian Health Ministry）声明至少有二十三人被杀。David D. Kirkpatrick and Liam Stack, “Egypt's Civilian Government Submits Offer to Resign,” New York Times, Nov. 21, 2011.

丧礼是由一波音浪带起的……：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我在乌玛．马克罕清真寺旁观这场丧礼。

盖水泥墙，架铁丝网：艾资哈尔的教士数度试图协商休战。见David D. Kirkpatrick and Anthony Shadid, “Military Moves to End Clashes in Egyptian Square,” New York Times, Nov. 23, 2011. 休战终于在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早上成真，军方开始兴建工事。见Heba Afify and Lindsey Parietti, “Protestors Evacuate Mohamed Mahmoud Street as Some Confront Military at Barricade,” Al-Masry al-Youm, Nov. 24, 2011.

“我们要……公民民主国家”：马札哈．沙欣教长比较完整的言论内容，见David D. Kirkpatrick, “Egyptian Islamists Rally to Protest Military Rule,” New York Times, Nov. 18, 2011.

到处都看不到他人影：我在关于抗议的报导中，曾提到伊玛目人不在的事情。见Peter Hessler, “The Mosque on the Square,” New Yorker, Dec. 19 &amp; 26, 2011, 46–57. 文章编辑过程中，一位事实查核员曾联络马札哈．沙欣教长的助理，对方声称教长一如法律所要求，每天从晨礼至宵礼之间的时间人都在清真寺里。这一点跟马努我在抗议期间的观察相冲突。马札哈教长否认后，我告诉他我们可以隔天再谈，在清真寺里谈，就在晨礼至宵礼之间的时间谈。马努和我回到清真寺赴约，但伊玛目再度缺席了。

合格选民中有半数：“Muslim Brotherhood Tops Egyptian Poll Results,” Al-Jazeera, Jan. 22, 2012, 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2/01/2012121125958580264.html.

穆斯林兄弟会赢得全国各地百分之四十七的席次：David D. Kirkpatrick, “Islamists Win 70% of Seats in the Egyptian Parliament,” New York Times, Jan. 21, 2012, www.nytimes.com/2012/01/22/world/middleeast/muslim-brotherhood-wins-47-of-egypt-assembly-seats.html.

没有任何左派政党赢得……：在二○一一年至二○一二年国会选举中，表现最亮眼的非伊斯兰主义政党是瓦夫德党（Wafd Party），赢得百分之八的席次。见Jeffrey Martini and Stephen M. Worman, “Voting Patterns in Post-Mubarak Egypt,” Rand Corporation, 2013, 6.

“我同意其他兄弟会领袖所说”：我跟穆罕默德．贝尔塔吉是在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见面的。

估计有四十七人丧生：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街抗议中的死亡人数，最常见的数字是四十七人，但仍无法确定。国营的《金字塔报》文字是“约四十七人”。见“Police Warn Against ‘Aggression’ on Mohamed Mahmoud Clashes Anniversary,” Ahram Online, Nov. 17, 2013, 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86683/Egypt/Politics-/Police-warn-against-aggression-on-Mohamed-Mahmoud-.aspx.

瓦利德犯的罪：乌玛．马克罕清真寺多名志工，以及其中一名受害者（手机和前被偷的少年）的母亲证实寺内的这起窃案。

Chapter 4

由十二艘船组成的船队：O'Connor, Abydos, 183–94.

“飞毛腿”：这个译名出自君特．德莱尔（Günter Dreyer）的手笔。二○一三年三月十四日，他在阿拜多斯对我描述了这只陪葬的狗。

四千五百公升的葡萄酒： O'Connor, Abydos, 143.

青金石护身符：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马修．亚当斯在我访问时描述发现到的这种护身符。

皮特里打开陵寝时，还能闻嗅到香膏的气味：O'Connor, Abydos, 148.

一群人有共同的认同：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10.

“他远征异地”：Barry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46.

超过四十名侍从：这个数字包括各个国王的王陵与仪式场地出现的陪葬者。阿哈王的仪式场地有十二人，王陵有三十人。哲尔王的仪式场地有两百六十人，另外三百五十人在他的陵墓。这些数字来自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对马修．亚当斯的访问。

未满二十五岁的人：出自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我对君特．德莱尔的访问。

美索布达比亚建筑有些也有类似的手法：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44.

装饰艺术风格中明快的垂直线条：我是在二○一八年九月时与建筑评论家马丁．费勒（Martin Filler）与其妻，建筑史家萝丝玛莉．哈格．布列特（Rosemarie Haag Bletter）通电子邮件时，他们证实了中东建筑的这种垂直线条根装饰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布列特对于装饰艺术有大量的探讨。

再过四千三百多年：根据《古埃及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的作者托比．威尔金森所说，第一座已知确定超越大金字塔高度的建筑物，是漢堡包包的圣尼可莱教堂（St. Nikolai Church，一八七四年完工），高过两英呎（四百八十三英呎队四百八十一英呎）。一三一一年完工的英格兰林肯座堂（Lincoln Cathedral）据说更高，但其高度并未经过第三方核实，而且中央尖塔已在一五三九年崩塌。资料来自二○一八年十一月时，我与威尔金森的电邮往返。

过了数世纪之后才开始使用轮子：来自二○一四年四月我与贝瑞．肯普的访谈。肯普提到，轮子出现在埃及古王国晚期的艺术中，有图像出现附有轮子的梯子，用于围城战。

象形文字形貌出奇地固定：Kemp, Ancient Egypt, 26.

“他们只构思出适用于地方的逻辑”：Barry Kemp, The City of Akhenaten and Nefertiti: Amarna and Its People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2), 26.

两百三十万块人工切割的岩块：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72.

都用以“一”为分子的分数来表示：Kemp, Ancient Egypt, 116–17.

“他们肯定有抽象思考能力”：出自二○一六年十二月一日对开罗大学数学教授哈尼．艾尔─胡赛尼的访谈。

“近年来，考古学家……”：Ibid., 235.

“他们堪为各文化普遍特性的范例”：Ibid., 117.

发明王冠与权杖：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44–45.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Wilkinson, Nile, 174.

老式的住房钥匙：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访谈时，约瑟夫．温格提到发现查尔斯．嘉瑞利家里的钥匙、遭谋杀的女孩，以及雷击的痕迹。

Chapter 5

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埃及女人：“Keeping It in the Family,” Economist, Feb. 27, 2016.

说明跟点头之交打招呼的得体方式：Mustafa Mughazy, Dardasha Egyptian Arabic: Elementary Level (Madison, Wis.: NALRC Press, 2004), 14.

“给我们说说黄河”：Helen T. Lin, Speaking Chinese About China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inting House, 1995), 1.

第一张单字表：Mughazy, Dardasha Egyptian Arabic, 12.

“你应该有注意到”：Ibid., 49.

经过几次奉茶：Ibid., 92.

另一章则谈到“邪眼”：Ibid., 71.

“他工作很认真”：Lin, Speaking Chinese About China, 88.

“人人工作认真”：Ibid., 145.

“我们已经体悟到”：Ibid., 185.

“中国领导人们”：Ibid., 100.

“我是工程师”：Mughazy, Dardasha Egyptian Arabic, 182.

“嗨！古玛阿先生在吗？”：Ibid., 152.

“你在大学认识的朋友呢”：Ibid., 183.

“你应该已经从对话中注意到”：Ibid., 224.

“今天午餐吃什么？”：Ibid., 135.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天天打电话来”：Ibid., 162.

“你跟朋友在五点钟有约会”：Ibid., 152.

Chapter 6

新国会的会期进行还不到两个月：我是在二○一二年三月十八日，前往国晃大厦与索比意．萨勒赫谈话的。

最后一位自称法老的埃及本地人：安克温纳夫（Ankwennefer）是最后一名自称法老的埃及人。见Wilkinson, Nile, 35.

不列颠人不过只是购买该国的国债而已：Zachary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264.

“我们厌倦了这种羞辱而受限的生活”：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他常用nizam这个词：Ibid., 234–35.

这个词从来没在《古兰经》出现过：John Calvert, Sayyid Qutb 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Islam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0.

用“时代错置”来形容班纳运用这个概念的方式：

哈佛大学比较宗教学教授韦尔弗雷德．坎特维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把这种称伊斯兰为nizam的主张视为某种“现代观念（而且大有疑问）”。见ibid.

“无论是班纳还是这场运动”：Mitchell,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327.

就有三十万至六十万的成员：Ibid., 328.

从四十万到超过两百万都有：这些数字都来自我在二○一二年三月时，访问兄弟会领袖或发言人得到的结果。三月十五日，自由与正义党发言人阿里．艾扎伊尔德告诉我，兄弟会有超过七十万会员。三月二十六日，指导局成员拉夏德．巴育米表示可能有多达两百万弟兄。三月二十六日，自由与正义党的另一位发言人纳迪尔．奥姆兰（Nader Omran）告诉我，在埃及只有四十万弟兄。

“我们要向所有人传达‘我们不愿独自掌权’的讯息”：艾扎伊尔德是在二○一二年三月十五日做出这些声明的。

“我们已有耳闻”：二○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我对国会的观察。

“很多人都说”：二○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我在国会直拨看到的。

“有只黑手伸进了……”：二○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我在国会直拨看到的。

“我们埃及有八千万人民”：二○一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在国会直拨看到的。

只有百分之二的议员为女性：“Egypt's New Parliament Holds First Session──in Pictures,” Guardian, Jan. 23, 2012, www.theguardian.com/world/gallery/2012/jan/23/egypt-parliament-first-session-pictures.

“把直播停掉吧”：二○一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在国会直拨看到的。

“你们知道这个政府……”：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国会直拨看到的。

一八六○年代，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特勒迪：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242–43.

“khawwal”指的是变装男舞者：Joseph A. Boone, The Homoerotics of Orien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8.

庆祝跟兄弟会成员的家人有关的三对婚姻：二○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伊斯梅利亚旁观穆尔西造势大会时看到的。

只有百分之三点六的受访者：“Poll: Moussa Lead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with 41.1%, Morsy Last at 3.6%,” Egypt Independent, April 30, 2012, www.egyptindependent.com/poll-moussa-leads-presidential-runners-411-news1hold/.

他的原话是，自己是来自传统南方的“流亡者”：Calvert, Sayyid Qutb 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Islamism, 66.

“任何特定的社会都是一套体系”：Ibid., 90.

可能一辈子守贞：Ibid., 110.

“我担心，当生命之轮转动”：Ibid., 153.

穆罕默德．穆尔西很推崇库特布的作品：Eric Trager, Arab Fall: How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on and Lost Egypt in 891 Day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6), 78.

其中十五人是工程师、医生或科学家：Peter Hessler, “Brothers Keepers,” New Yorker, Dec. 24 &amp; 31, 2012.

“内部有事情发生”：关于穆尔西对九一一攻击事件的阴谋论说法，见Shadi Hamid, “Brother Number One,” Foreign Policy, June 7, 2012, foreignpolicy.com/2012/06/07/brother-number-one/.

“杀手和吸血鬼”：关于穆尔西对以色列，以及限制埃及总统资格为穆斯林男性的说法，见David D. Kirkpatrick, “The New Islamists,”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2012.

“成功来自信仰”：Richard Stengel, Bobby Ghosh, and Karl Vick, “Time's Interview with Egyptian President Mohamed Morsi,” Time, Nov. 28, 2012, world.time.com/2012/11/28/transcript-times-interview-with-egyptian-president-mohamed-morsi/.

“楷模”：David D. Kirkpatrick, “Egyptian Is Counting on Worries of Elite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12, www.newyorktimes.com/2012/05/28/world/middleeast/ahmed-shafik-counting-on-egyptian-elites-fears.html.

“我们非常担心”：我在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访问努塞芭．阿希拉夫博士。

第二部：政变

“如今我应与何人语？”：这首诗又名〈男子与其巴的对话〉（“Dialogue of a Man and His Ba”）。我用的是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翻译。见Self, Soul, and Body in Religious Experience, ed. Albert I. Baumgarten, Jan Assmann, and Guy G. Stroumsa (Boston: Brill, 1998), 395.

Chapter 7

大约一千人聚集：多数关于阿拜多斯示威的资料，皆来自我对居民与官员的访问。YouTube上也有一小段示威的影片： www.youtube.com/watch?v=kOJE16hJIIs.

“这不是我们的历史”：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对亚当斯的访问。

埃及法老国一共延续了三千年时间：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10.

“事实偏偏证明”：Kemp, Ancient Egypt, 5.

“我给饥者面包：Shaw,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118.

“证据显示当地社会……”：出自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与马修．亚当斯的对话。

亚瑟．韦格尔在一九一○年提到：Arthur Weigall, The Life and Times of Akhnaton: Pharaoh of Egypt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2), 36–37.

Chapter 8

“示巴夫人”：扎伊尔德收垃圾时谈到的这些住户，我把名字都改过了。

来自达克拉布布的移民抵达开罗：Wael Fahmi and Keith Sutton, “Cairo's Contested Garbage: Sustainable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the Zabaleen's Right to the City,” Sustainability 2, no. 6 (2010): 1767–68.

一九五○年，大开罗地区人口：关于大开罗地区的范围，我是以大卫．西姆斯的研究为基础，而他则是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所界定的研究地区为主。该定义包括吉萨、舒布拉海迈（Shoubra al-Khayma）与首都周边的沙漠城市。关于一九五○年代的人口与后续成长，见David Sims, Understanding Cairo: The Logic of a City out of Control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2), 45.

“在五十年内”：Wael Salah Fahmi and Keith Sutton, “Cairo's Zabaleen Garbage Recyclers: Multi-nationals' Takeover and State Relocation Plan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0, no. 4 (2006): 820.

扑杀全埃及的猪只：Fahmi and Sutton, “Cairo's Contested Garbage,” 1773.

“清洁来自信仰”：穆尔西是在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接受广播电台“Al-Bernamag al-'Am”访问时表示这些看法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1G-m80jF8A.

在埃及有五十亿锭的曲马多：Peter Schwartzstein, “Egypt's New Drug Addiction,” Daily Beast, July 18, 2015, www.thedailybeast.com/egypts-new-drug-addiction.

大开罗地区三分之二人口的家：Sims, Understanding Cairo, 3.

“象征性的出走沙漠”：Ibid., 74–75.

只有八十万人在开罗的沙漠城镇中落户：Ibid., 83.

“开罗透过灰色经济活动……”：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我跟大卫．西姆斯在扎马莱克见面。

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开罗居民：Ibid., 228.

“说起来，政府的规划师似乎……”：Ibid., 89.

Chapter 9

“道地的埃及妇女”：Yasser Rizk, “Al-Sisi fi al-Goz' al-Thany min Hewaroh: Enfagart fi al-Shater ‘Entom’ Ayzeen ya Tohkomuna ya Timawwituna,” Al-Masry al-Youm, Oct. 8, 2013, www.almasryalyoum.com/news/details/326660.

要求他的妻子在西方时必须拿下她的希贾布：Shima' Galhoun, “Al-Watan fi Masqat Ra's al-Sisi . . . Hona al-Gamaleyyah Masna' al-Rigal,” Al-Watan, Aug. 24, 2013, www.elwatannews.com/news/details/278834.

〈民主国家在中东〉：Brigadier General Abdelfattah Said ElSisi,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U.S Army War College, March 15, 2006, 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1173610-sisi.html.

黑奴的外孙：Lawrence Wright, Thirteen Days in September (London: Oneworld, 2014), 10.

“我打从心底钦佩您”：Ibid., 13.

美国情报界：Ibid., 20.

他逮捕了许多贪腐的纳瑟友人：Ibid.

因为在阴谋攻击中扮演的角色而下狱：William E. Farrell, “5 in Sadat Trial Sentenced to Die; 17 Others Convicted and 2 Cleared,” 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82, www.nytimes.com/1982/03/07/world/5-in-sadat-trial-sentenced-to-die-17-other-convicted-and-2-cleared.html.

提供可以实际使用的武器：Ahmed al-Khateeb, “Efrag Amni 'an awwal Kiyadi fi Tanzeem al-Gehad ba'd Eghlak Malaff al-Gama'ah al-Islamiyyah,” Al-Masry al-Youm, Nov. 12, 2006, today.almasryalyoum.com/article2.aspx?ArticleID=40540.

另一位埃及记者：记者阿布杜．莫能（Abdou Monem）被关在托拉监狱，在狱中见过巴育米。莫能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叙述巴育米以及他原定在政变后担任的脚踏车信使角色。Abdou Monem, “Ba'd 25 Sana Sign . . . Al-Efrag 'an Abu Basira,” Dec. 11, 2006, afkarmonem.blogspot.com/2006/12/25.html.

达到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穆尔西赢得八十八万两千七百五十一票。假如警察与军人可以投票，且反对他的比例达百分之七十三，他就会以超过三万七千票以上的差距落败。关于当时估计的军警人数，见Peter Hessler, “Big Brothers,” New Yorker, Jan. 14, 2013, 28.

拘留无辜的旁观者：David D. Kirkpatrick, “Morsi's Opponents Describe Abuse by President's Allies,” New York Times, Dec. 11, 2012.

兄弟会的一位领袖阿姆尔．达拉格告诉我：我跟瓦利德．贝德利的交谈是在二○一二年十二月九日，跟阿姆尔．达拉格则是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离开兄弟会总部之后，我去了总统府：我在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晚上旁观这些事件。

“会议搁置背后的原因”：“Brotherhood Refused Meeting with Defense Minister, Sources Say,” Al-Masry al-Youm, Dec. 14, 2012, www.egyptindependent.com/brotherhood-refused-meeting-defense-minister-sources-say/.

“新宪法为专制提供了宽阔的空间”：我在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与加伯．加德．纳瑟会面。

Chapter 10

“埃及人避免跟随希腊风俗”：Ahmed Abdel-Hamid Youssef, From Pharaoh's Lips: Ancient Egyptian Language in the Arabic of Today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3), 5.

“语言成为凝聚伊斯兰帝国的因素”：Kees Versteegh, The Arabic Langua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93.

行政语言就已经换成阿语了：Thompson, History of Egypt, 169.

名叫塞维鲁（Severus）的主教：Versteegh, Arabic Language, 95.

自称为“阿拉伯学者”：Ibid., 2.

“视网膜”与“角膜”：Ibid., 228.

第一部阿语词汇与文法的西欧式分析：Ibid., 2.

他们找上贝督因人：Ibid., 50.

有些贝督因人甚至到城外扎营：Marie Andrée Gouttenoire, “Représentations et écritures du voyage au désert des lexicographes et grammairiens en langue arabe de l'espace iraqien des II/VIIIe et III/IXe siècl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 2010).

“他们说话时遵循其沙漠天性”：Versteegh, Arabic Language, 63.

“齐头并进”：Charles A. Ferguson, “The Arabic Koine,” Language 35, no. 4 (Oct.–Dec. 1959): 616.

“不消多久”：Niloofar Haeri, Sacred Language, Ordinary People: Dilemmas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Egyp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83.

运用传统的字根来创造新词：Versteegh, Arabic Language, 180–83.

每当这位总统公开演说时：Haeri, Sacred Language, Ordinary People, 93.

他和其他军事要人一同密会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关于纳瑟与兄弟会的关系，见Calvert, Sayyid Qutb 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Islamism, 180–95.

开罗城内有住人的单位中……：关于大开罗地区的租金控管本身，见Sims, Understanding Cairo, 147.

纳瑟加强了这项政策：Ibid., 146.

Chapter 11

时间是二○一三年四月底：我观察拜勒耶纳行政区办公室的时间是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我合作过最会出乱子的人”：关于皮特里对基夫特人的看法，见Wilkinson, Nile, 147–48.

耶西亚．阿布杜勒─阿齐姆．穆克海默：我在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与这位穆尔西指派的索哈杰省长会面。

“一路下到邻里层级都能看到我们”：我在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到索哈杰的自由与正义党党部访问尤赛夫．沙里夫。

艾曼．阿布杜勒．哈米德：我拜访拜勒耶纳的穆斯林兄弟会办公室，与哈米德谈到兄弟会成员人数，时间是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当天，哈米德说有一百五十名弟兄。加入自由与正义党的人有七百个（但不一定加入兄弟会）。

“国家首席喉舌”：Christina Hanus, “Before and After Amarna: The Beginning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Cult of the Aten,” in In the Light of Amarna: 100 Years of the Nefertiti Discovery, ed. Friederike Seyfried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12), 37.

“掌玺官”：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112.

名叫肯提卡的宰相：Ibid., 99.

超过八十个头衔：这位官员名叫杰纳姆（Qenamun），侍奉阿蒙霍特二世。见ibid., 251.

“若你希望见我安康”：所有引文皆出自Vincent A. Tobin, “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ed. William Kelly Simpson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3), 25–44.

我们一起拜访……麦可．琼斯：我跟亚当斯、琼斯是在二○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相见。

Chapter 12

七月二十六日大街的酒类专卖店：我是二○一二年十二月九日晚上，在酒类专卖店“酒客”（Drinkies）看到这一幕的。

“由于此时扎马莱克浓重的催泪瓦斯味”：学校在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寄电子邮件来。

调暗开罗机场的灯：“Cairo Airport Turns Lights Down, Airlines Change Schedules,” Egypt Independent, April 3, 2013, www.egyptindependent.com/cairo-airport-turns-lights-down-airlines-change-schedules/.

“起义”全国总部：我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走访。

穆尔西办了一场电视演说：所有引文皆引自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翻译的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穆尔西全国演说文：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translation-president-mohamed-morsi-s-address-to-the-nation.

“弟兄们，我们一致同意”：David D. Kirkpatrick, “Egypt, Its Streets a Tinderbox, Braces for a Spark,”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13, www.nytimes.com/2013/06/30/world/middleeast/egypt-its-streets-a-tinderbox-braces-for-a-spark.html.

“‘政治制度化’赶不上‘政治参与’”：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每一种社会力量”：Ibid., 88.

穆哈美德．卡德里．扎伊尔德：我与这位退役少将在二○一三年七月二日见面。

军方的间谍已经渗透了这个组织：关于“起义”行动的外部支持，见Neil Ketchley, “How Egypt's Generals Used Street Protests to Stage a Coup,”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7,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7/07/03/how-egypts-generals-used-street-protests-to-stage-a-coup/?utm_term=.96e17643c64b.

“民众……授权给我”：David D. Kirkpatrick and Ben Hubbard, “Morsi Defies Egypt Army's Ultimatum to Bend to Protest,”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3.

恐怖分子的假炸弹：“Improvised Bomb Defused in Cairo's Zamalek,” Ahram Online, Jan. 21, 2014.

“我们非常有默契”：我在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访问查克．海格。

“我只能说”：我在二○一六年三月八日与巴内塔通电话。

“‘穆斯林兄弟会’这个词”：Kessler, “Truth About Egypt's Revolution.”

“利比亚国内派系分化的程度”：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2016,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Chapter 13

扎伊尔德的妹妹蕾拉：扎伊尔德的妹妹请我不要使用她的真名。我也改了她女儿的名字。

埃及女性有百分之九十：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 “Egypt Health Issues Survey 2015,” Oct. 2015, dhsprogram.com/pubs/pdf/FR313/FR313.pdf.

割阴原本是非洲部落习俗：Geneive Abdo, No God but God: Egypt and the Triumph of Isl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59.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Sims, Understanding Cairo, 29.

全体劳工中也有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Ibid., 218.

Chapter 14

超过一千人死亡：“All According to Plan: The Rab'a Massacre and Mass Killings of Protesters in Egypt,” Human Rights Watch, Aug. 12, 2014, www.hrw.org/report/2014/08/12/all-according-plan/raba-massacre-and-mass-killings-protesters-egypt.

一群员警在惊慌下对一辆载有两名埃及记者的车开枪：三角洲那起枪击记者的事件是发生在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的布海拉省（Beheira）。见Aya Batrawy, “Egyptian Reporter Killed at Checkpoint,” Associated Press, Aug. 20, 2013, www.apnews.com/b72146ca863344808fe5d3270a07676b.

他曾警告塞西必须控制情势：我在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与海格会面。

指控美国与兄弟会密谋分裂埃及：Jonathan S. Landay, “In Egypt, the Press Turns Yellow as It Takes on Opponents of Military Takeover,” McClatchy, Aug. 30, 2013, www.mcclatchydc.com/news/nation-world/national/article24755116.html.

“都是因为欧巴马”：我在二○一四年四月十日与省长札亚达会面。

小城马腊威：我在二○一四年三月二十日首次前往马腊威博物馆。

第三部：总统

“人言一回事”：Hornung, Conceptions of God in Ancient Egypt, 211.

Chapter 15

“星期一──走六小时”：Sahar Abdel-Hakim and Deborah Manley, eds., Traveling Through the Deserts of Egypt: From 450 BC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9), 10.

“一段时间过后”：Ibid.

“在这些炙热平原的寂静与孤独中”：Ibid., 1.

“你会有一种看着如此鲜明的地方”：Ibid., 18.

“沙漠是世界呼吸的空间”：Ibid., 212.

底比斯的保罗成了基督教的第一位隐士：Shaw,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431.

“看啊，是一位法老”：Dominic Montserrat, Akhenaten: History, Fantasy, and Ancient Egypt (London: Routledge, 2003), 19.

“这很能说明”：Wilkinson, Nile, 197.

“大地展现其工”：所有〈阿顿神颂〉的引文皆来自William Kelly Simpson, “The Hymn to the Aten,” in Simpson,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278–83.

“处理这个遗址的工作”：Montserrat, Akhenaten, 68.

“身为绝对统治者的风险”：Kemp, City of Akhenaten and Nefertiti, 121.

贝瑞．肯普……发现阿肯那顿雕像的破片：肯普在二○一四年四月六日发现雕像破片。

“人类史上的第一个个人”：Montserrat, Akhenaten, 3. 这一段里所有对阿肯那顿的诠释，出处都是蒙特塞拉特的书。

“假如我是大富翁”：Ibid., 94.

“一个符号，而非一个人”：Ibid., 1.

敌人的关键创新：Peter Hessler, “Meet King Tut's Father, Egypt's First Revolutionary,” National Geographic, May 2017,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7/05/akhenaten-revolutionary-egypt-king/.

接连三代：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222.

“我要将王权授予你”：Shaw,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247.

“凭什么非得让我的使者”：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297.

“他试图尽可能复古”：我跟拜尔是在二○一四年六月十日于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见面的。

“在敬神的历史上”：Kemp, City of Akhenaten and Nefertiti, 17.

“阿肯那顿的王权”：Kemp, Ancient Egypt, 217.

自觉受边缘化的群体：Montserrat, Akhenaten, 2.

“它们相距四千英哩远”：出自我在二○一四年四月二日对约翰逊的访问。

“有时挺伤人的诚实”：W. Raymond Johnson, “Amenhotep III and Amarna: Some New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82 (1996): 78.

“这种全神贯注于当下”：Johnson, “Setting,” 47.

“每个人多少都会喜欢革命分子”：二○一四年四月六日，我和玛莎．希尔在阿玛纳会面。

“历史行进途中暂时扎的营”：Montserrat, Akhenaten, 49.

“阿玛纳仿佛跟都市计划完全对立”：Kemp, City of Akhenaten and Nefertiti, 161.

“都市村”：Ibid., 299.

“这种模煳座标格式的规划”：Ibid., 168.

“观察现代贫民区的时候”：我在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与艾瑞克森通电话。

“这个建筑本身”：我在二○一四年六月十日与翟弗里交谈。

Chapter 16

“我是那种一直会作预知梦的人”：这份塞西对亚西尔．利泽克说话的录音是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贴在网络上的，可以在此找到： www.youtube.com/watch?v=ryTnDOGWEbQ.

正好满四个月又一天：我在二○一三年十一月四日旁听穆尔西的第一次审判。见Peter Hessler, “Morsi's Chaotic Day in Court,” New Yorker, Nov. 6, 2013, 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morsis-chaotic-day-in-court.

“假如我参选”：David D. Kirkpatrick, “Presidential Run Likely for Egypt's Top General,” New York Times, Jan. 11, 2014, www.nytimes.com/2014/01/12/world/middleeast/egypt.html.

“埃及是尼罗河献给埃及人的礼物”：关于二○一四年宪法，见www.sis.gov.eg/Newvr/Dustor-en001.pdf.

“永恒的尼罗河”：关于二○一二年宪法，见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91655/106411/F-196699313/Egypt.pdf.

选民有百分之九十七点七支持新宪法：Peter Hessler, “If Everyone Votes Yes, Is It Democracy?,” New Yorker, Jan. 17, 2014, 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if-everyone-votes-yes-is-it-democracy.

超过六十人在这个周年纪念日身亡：Sarah Saleeb, “January 25, 2014: A Recap,” Atlantic Council, Jan. 27, 2014, 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january-25-2014-a-recap.

穆尔西的第二次出庭：我在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旁听穆尔西的第二次出庭。

“任何将国会化为橡皮图章的尝试”：我在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与贝尔塔吉见面。

事发过程如同革命中许多悲剧性的公众事件：阿丝玛．贝尔塔吉遭射杀的影片，见www.youtube.com/watch?v=r8ZHxy7kfs8.

阿丝玛死在拉比亚临时医护站的手术台上：Peter Hessler, “The Revolution on Trial,” New Yorker, March 10, 2014, 28.

“我们在地下运作了八十年”：我在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访问曼苏尔。

我趁萨勒赫在国会大厦……和他会面：我在二○一二年三月十八日访问萨勒赫。

我差点认不出：我在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访问巴育米。

“没错，我们要掌握一切”：我在二○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晚间，于伊斯梅利亚的穆尔西总统竞选造势大会上看到赫札吉。

八百名哈玛斯与真主党的成员：关于越狱的指控细节，以及贝尔塔吉在法庭中的发言，见Hessler, “Revolution on Trial,” 29.

Chapter 17

运用法律的非正统方式：Christine Hegel-Cantarella, “Kin-to-Be: Betrothals, Legal Documents, and Reconfiguring Relational Obligations in Egypt,”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7, no. 3 (2011): 1–17.

Chapter 18

中埃商会：我在二○一五三月二十二日与陈建南会面。

有一年情人节：我在二○一五二月十四日到这家艾斯尤特店家观察销售。

“他们是夫妇”：Peter Hessler,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1), 152.

Chapter 20

“你说你想要秩序”：夏伯拉的歌，见www.youtube.com/watch?v=TRXQvxa6UBs.

“人们老是像这样在街上转”：塞西在二○一三年十月二日对手机使用发表意见的影片，见www.youtube.com/watch?v=mrZuGj2KySY.

“你们要像那种老大哥”：来自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流出的音档： www.youtube.com/watch?v=snbNniTSqrQ.

“你们准备好忍受”：来自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流出的音档：www.youtube.com/watch?v=0uVKra-pzxU.

“我们这里不会有”：我在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到哈里里市场拜访哈玛玛与塞西家族的店面。

金斯利的文章揭露：Patrick Kingsley, “How Did 37 Prisoners Come to Die at Cairo Prison Abu Zaabal?,” Guardian, Feb. 22, 2014,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feb/22/cairo-prison-abu-zabaal-deaths-37-prisoners.

超过百分之九十五：Patrick Kingsley, “Egypt's Tourism Revenues Fall After Political Upheavals,” Guardian, Aug. 29, 2014,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ug/29/egypt-tourism-revenue-falls-95-percent.

“埃及在您强壮的臂膀中多么欢喜”：Wilkinson,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174.

维格纳已经发掘了九年：我在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次拜访维格纳的发掘现场。

“它是一道鬼火”：“Background: South Tombs Cemetery,” Amarna Project website, amarnaproject.com/pages/recent_projects/excavation/south_tombs_cemetery/.

我在总统选举的春天到访时：我在二○一四年三月、四月与五月拜访在阿玛纳的发掘与分析团队。

至少属于四百四十名阿玛纳居民：Hessler, “Meet King Tut's Father.” 这个数据是二○一八年十一月时与肯普用电子邮件联络时更新的。

发掘出的一百三十五具遗骸中：Ibid.

走访投票所：我在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走访敏亚各投票所。

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七：Peter Hessler, “Living-Room Democracy,” New Yorker, March 7, 2016, 32.

“关于你提到的人口年龄轮廓”：肯普在二○一六年三月五日把数据用电子邮件寄给我。

Chapter 21

十一次试图渡过地中海：Patrick Kingsley, “Desperate Syrian Refugees Risk All in Bid to Reach Europe,” Guardian, Sept. 18, 2014, 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4/sep/18/desperate-syrian-refugees-europe-mediterranean.

埃及小学……第一百四十一名：Klaus Schwab,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World Economic Forum, 452.

“埃及的天气”：埃及的社会课本由教育部发行，分为两册。这里提到的内容都来自第一册。Yehya Teyyah Soleiman, Magdy Abdel Hamid al-Sersy, Salah al-Din Arafa Mahmoud, and Samier Mostafa Soleiman, Balady Masr: al-darasat al-igtma'yah, 1 (Cairo: Wizarat al-Tarbiyah w' al-Ta'lim, 2015–2016), 11.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古迹位于卢克索”：Ibid., 12.

“非法棚户区显然不在政府规划之内”：Ibid., 27.

“跟你的老师讨论”：Ibid., 5.

“你知道人称战争与和平英雄的……”：这段的出处来自第二册。Yehya Teyyah Soleiman, Magdy Abdel Hamid al-Sersy, Salah al-Din Arafa Mahmoud, and Samier Mostafa Soleiman, Balady Masr: al-darasat al-igtma'yah, 2 (Cairo: Wizarat al-Tarbiyah w' al-Ta'lim, 2015–2016), 32.

Chapter 22

新敏亚的领导：我在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走访新敏亚。

新都会社区局：我在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走访NUCA与卡利德．马哈茂德．阿拔斯。

已经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Egypt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2014, 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 43–45, egypt.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0e0409a0-7af6-46d5-a346-7a7d9aeb12c6.pdf.

塞西的新首都：Shady Bushra and Yara Bayoumy, “Egypt's New Capital: President al-Sisi's $300 Billion Plan to Beat Cairo Traffic,” Independent, March 19, 2015,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egypts-new-capital-president-al-sisis-300-billion-plan-to-beat-cairo-traffic-10120211.html.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二○一三年至二○一六年间，我多次走访中资开发区。见Peter Hessler, “Learning to Speak Lingerie,” New Yorker, Aug. 10 &amp; 17, 2015, 56–65.

前来非洲的中国人或许有百万之谱：Howard W.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5), 13.

来年春天的某个周末：我在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参加泰达主题乐园的试营运。

Chapter 23

“这是全人类的遗产”：我在二○一八年二月三日到卢克索访问爱尔达玛迪。

“我想……我们文化遗产中的一环”：我在二○一八年十一月七日与贝斯多克通电话。

喜剧演员阿德．艾曼姆：有关海利对于谁能在文字媒体上以埃及阿语发言的分析，见她的Sacred Language, Ordinary People, 99–103.

“你现在呼吁的……”：塞西在二○一六年四月十三日的总统府圆桌会议中发言。见www.youtube.com/watch?v=V-zbojIGRc8&amp;t=1s.

“理想主义存在于书中”：Ahmed Samy Metwally and Shady Abdallah Zalatah, “Fi Liqa' ma' Momatheleyy mokhtalaf Fe'at al-Mogtama'a,” Al--Ahram, April 14, 2016, http://www.ahram.org.eg/News/151874/136/497857/متابعات/فى-لقاء-مع-ممثلى-مختلف-فئات-المجتمعالسيسى-لم-أخذلك.aspx.

“我真的想不到”：我透过电话，在二○一七年二月六日访问海利。

“在整个埃及”：Leila Ahmed, A Border Passage: From Cairo to America──a Woman's Journey (New York: Penguin, 2000), 282–83.

“你是阿拉伯人”：Ibid., 243.

“读艾哈迈德的没用批评”：Edward Said, “Living in Arabic,” Al-Ahram Weekly, Feb. 12–18, 2004.

证据显示女人不大会像男人那样：女性阿语使用者讲标准阿语少于男性的相关探讨，见Reem Bassiouney, “Identity and Code-Choice in the Speech of Educated Women and Men in Egypt: Evidence from Talk Shows,” in Arabic and the Media: Linguistic Analyses and Applications, ed. Reem Bassiouney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0), 97–99.

“他们说，‘你不该研究那种……’”：我在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扎马莱克访问多斯。

Chapter 24

“你有多少时间听我讲？”：来自我在二○一四年六月二日与尤素夫的对话。

维格纳的团队发掘出一段狭长的结构：我在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与六月四日从旁观察维格纳团队的发掘工作。

尼罗河船只图案：有关维格纳发掘成果的资料，见Josef Wegner, “A Royal Boat Burial and Watercraft Tableau of Egypt's 12th Dynasty (c. 1850 BCE) at South Abydo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46, no. 1 (2017): 5–30.

拉法特在阿拜多斯附近乡下拜票时：我在二○一五年十月三日晚上观察拉法特的竞选活动。

“他们有一套……选举制度”：我与尼尔森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会面。关于尼尔森亚斯文相关研究的背景，见Hans Christian Korsholm Nielsen, “Adapting to Change: Tribal Influence on the 2011–2012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Aswan Governorat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Egyptian Republic, ed. Nicholas S. Hopkins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5), 112–33.

当我走访马哈茂德的客室时：我在二○一五年十月四日第一次走访马哈茂德的客室。

不为人知的法老，名叫塞纳比凯：维格纳的团队在二○一四年一月发现塞纳比凯。见Nick Romeo, “Pharaoh of ‘Lost Dynasty’ Died Brutal Death, Forensic Study Reveals,” National Geographic, March 3, 2015, 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5/03/150303-pharaoh-senebkay-forensic-skeleton-abydos-egypt-archaeology/.

“这很可能成为现存公认……”：我在二○一六年一月四日，于维格纳的陪伴下走访塞纳比凯的陵墓。

“兄弟会以为自己能掌控国中之国”：我在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与瓦吉赫碰面。

“那只是兄弟会周围聚集的群众”：哈米德在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与我对谈，并就当地兄弟会成员人数提供更精确的数字。

发展出自己的选举传统：Hessler, “Living-Room Democracy,” 30–35.

“我很想亲自与候选人见面”：我在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访问诺拉．阿布杜勒．穆罕默德。

“我们拥有埃及主权已经七千年了”：我在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到斯岱特的接待所访问他。

投票日当晚投票所关闭后：

拜勒耶纳的选举在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举行。二十八日晚上，我在尤素夫的接待所观察。

“目前为止已经十七个月了”：我在二○一五年十一月四日与亚札尔会面。

“他拥有埃及人少见的能力”：Calvert, Sayyid Qutb 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Islamism, 115.

Chapter 25

失踪九天后……被人找到：关于雷杰尼身亡的详细报导，见Alexander Stille, “Who Murdered Giulio Regeni?,” Guardian, Oct. 4, 2016,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oct/04/egypt-murder-giulio-regeni.

“不要听信我以外的任何人说的话”：塞西的演说日期为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见Peter Hessler, “The Shadow General,” New Yorker, Jan. 2, 2017, 52.

“我认为总统已经不再跟人民沟通”：Ibid.

“每天都有，不是只有雷杰尼”：我在二○一六年五月三日与沙达特会面。同年八月，沙达特表示缺乏政府方面的合作，因而辞去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一职。

这意大利人是同志：关于雷杰尼是同志的错误理论，见Stille, “Who Murdered Giulio Regeni?”

Chapter 26

“根据你对建筑物的描述”：我在二○一八年五月六日收到毕瓦斯的第一封信。接下来到二○一八年底，我们多次透过电子邮件与电话交谈。

超过一百五十万名外籍人士：取自德国政府统计数字，见www.destatis.de/EN/FactsFigures/SocietyState/Population/MigrationIntegration/Tables_ProtectionSeekers/TablesMigrationStructureDemographicDataPersonsSeekingProtectionYear.html;jsessionid=01FAC3B96BD23B0D07693896FFAF4A1D.InternetLive1.

有些前纳粹官员前往埃及寻求庇护：“The Plight of the Jews in Egypt,”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March 1957, 6–12.

只有六名犹太人：“Egypt's Jewish Community Diminished to 6 Women After Death of Lucy Saul,” Egypt Independent, July 30, 2016.

马努在二○一七年初春获得庇护：马努在二○一七年三月七日获得庇护。

柏林的律师迪尔克．齐格菲：我在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与齐格菲会面。

菲利克斯．科隆是一名住院医生：我在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与科隆会面。

刚从大学毕业的马琳．法勒：我在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与法勒会面。

“再会了，我的老房子”：里昂．巴珊这首未发表的诗写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的扎马莱克。阿尔伯特．毕瓦斯将原本的法文翻译出来。

Chapter 27

辛沃斯瑞特三世的陵墓：我在二○一六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最后一次拜访维格纳的考古行动。

“兄弟会的经验非常沉重而苦涩”：国会的擦鞋匠里法阿特．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主角身分出现在一篇谈新国会的文章里。见Ahmed Ahly, “‘Am Rifaat’ maseh ahdhyat al-Barlaman: Atef Sedky bayan al-Hokumah hafyan bsaby,” Al-Masry al-Youm, Oct. 4, 2016, -ةيذحأ-حسام-تعفر-م-ع-/ 947545 / 4/ 10 /www.masrawy.com/news/news_reports/details/2016.-راوح-يببسب-ا-يفاح-ةموكحلا-نايب-ىقلأ-يقدص-فطاع-ناملربلا

中国观光客人数：“Tourism Revives as More Chinese Tourists Flock to Egypt,” Xinhua, April 19, 2016, 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4/19/content_24659851.htm.

中国资金赞助的考古学家：Nevine El-Aref, “China Signs Its First MoU with Egypt in the Archaeology Field,” Al-Ahram, Oct. 28, 2018, 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9/40/315261/Heritage/Ancient-Egypt/China-signs-its-first-MoU-with-Egypt-in-the-archae.aspx.

“凯斯特纳先生参加运动俱乐部”：Joachim Becker, ed., Orientierungskurs: Grundwissen Politik,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Berlin: Cornelsen, 2017), 13.

目录

1. 封面

2. 年表

3. 第一部　总统

1. Chapter 1

2. Chapter 2

3. Chapter 3

4. Chapter 4

5. Chapter 5

6. Chapter 6

4. 第二部　政变

1. Chapter 7

2. Chapter 8

3. Chapter 9

4. Chapter 10

5. Chapter 11

6. Chapter 12

7. Chapter 13

8. Chapter 14

5. 第三部　总统

1. Chapter 15

2. Chapter 16

3. Chapter 17

4. Chapter 18

5. Chapter 19

6. Chapter 20

7. Chapter 21

8. Chapter 22

9. Chapter 23

10. Chapter 24

11. Chapter 25

12. Chapter 26

13. Chapter 27

6. 谢辞

7. 注释

8. 版权页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年表

第一部　总统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第二部　政变

Chapter 7

Chapter 8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第三部　总统

Chapter 15

Chapter 16

Chapter 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Chapter 20

Chapter 21

Chapter 22

Chapter 23

Chapter 24

Chapter 25

Chapter 26

Chapter 27

谢辞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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