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指南 ——五百要籍简介 马子华 温功义 编著 重庆出版社 1988年·重庆 责任编辑：赖云琪 封面设计：王文康 马子华 温功义 编著 读古指南——五百要籍简介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南充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421千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66-0047-X/C.2 定价：4.25 前言 1979年春，云南新华书店邀我向部分职工讲解“古籍常识”；当时我正在云南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同时还在省图书馆协助整理古籍。为了帮助一些青年解决想读古籍而不知从何着手的问题，我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编写了一本《古书简释》，交云大中文系油印使用。 试用期间，这书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许，认为给了他们很多方便；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见有刻印错误较多，文字较为古板，内容有些差错等，希望能作进一步的修改、充实和提高，再正式印行。 这些意见提得非常中肯，我很乐于照办，只因年老多病，精力不济，虽经勉力改动，仍不理想。后来想到老朋友温功义先生，便请他全面增删修订，完成此书。 温功义先生是个极认真的人，昔年在新闻界工作，便以精勤著称。他虽年近七旬，但精神体力都比我强得多，而且他多年来以读书为乐，所录各书，很多他都仔细读过，加以简释，自然得心应手。他允予完成此事之后，虽然不久便家中事繁、爱人患病，但仍不辞辛劳，昼夜从事，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将全部旧稿作了改写，并增补了大量内容，使简介的书从原来的四百十一部达到五百零二部之多。这书能有今天的规模，主要出自他的努力。 如同许多同类著述一样，由于我们年龄、时间的关系，书成以后，仍多纰谬，承蒙王春杰先生和韩子渝同志的细心雠校，删修整理，作了大量的工作，方得付梓。 关于本书，还有如下几点说明。 一、一般介绍文史古籍的专业工具书，往往侧重于目录学、版本学知识的简介，对版本源流、出版情况谈得多，至于作者身世和时代背景往往语焉不详，甚至略而不述。我们觉得，这样的编写知识面窄，可读性不强。因此在编著本书时，尽量避免为“书”说“书”，弄成目录学浅谈，而是注意了在简介书籍版本知识的同时，从时代社会背景上来介绍作者和他的著述。作者轶事，人书趣闻，见诸野正，多有择录。这种因“书”及“人”，以“人”说“书”的尝试，如果能给读者学习中国文学史，了解古代作家作品以一点小小的帮助，我们也就感到欣慰了。这也正是我们名为《读古指南》的意思。 二、一般古籍简介，多选名人名作，本书则力求选择面宽一些，勿论作者的出身职业和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的著作有可取之处，我们都予以收选、简介。譬如吴嘉纪是明清之际的盐场工人，王冕、陶宗仪是元代耕读不仕的农民，玄奘、董说分属唐、明时代的僧侣，李冶是唐代的尼姑，鱼玄机是唐代的女道士，顾横波是明代的名妓······这些人的著作都选入了。这样，既拓展了读者的视野，也适应了读者选择的需要。 三、本书简介、指说古籍，注意突出“简”、“指”的特点。对于那些应予详读，但已为人详知的书，或纵有深论，读者要得深知，仍须一读原作的书，我们多不详论。简介文字或突出后世棺盖之说，或罗列褒贬评价，或引述能反映人书面貌的生动传闻。总之，略述其概，也就罢了。 四、关于本书的编排体例，我们原来设想，一仍古籍简介旧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实际做来，多寡有欠平衡：简释的经、史、子部合计也才一百多部书，与集部的三百多部不能为比。有鉴于此，我们将经、子两部合而为一，将集部按类别和时代稍加划分，全书定为十编。这样，分编稍见平衡，查阅较为方便。在各编开首，我们列一“概说”，对本编排次缘由略加说明。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书的改进完稿，实是由于朋友们群力相助才取得的。在这里，我谨向他们深致谢意。 马子华 目录 第一编 经书和子书 概说（1） 诗经（2）尚书（5）易经（6）周礼（8）礼记（9）仪礼（10）春秋经传（12）论语（14）孝经（15）家语（16）孔子集语（17）大学（19）中庸（20）老子（20）墨子（22）孟子（23）庄子（25） 关尹子（26）荀子（27）列子（28）管子（29）韩非子（30）晏子春秋（31）商君书（32）慎子（34）公孙龙子（35）孙子（36）吴子（37）六韬（38）吕氏春秋（40）淮南子（41）贾谊新书（43）扬子法言（44）素书（45）新语（46）申鉴（47）中论（48）傅子（49）文子缵义（50）郁离子（51） 第二编 正史和杂史 概说（52） 史记（55）汉书（59）后汉书（61）三国志（62）晋书（64）宋书（66）南齐书（67）梁书（68）陈书（69）魏书（70）北齐书（73）周书（73）隋书（75）南史（77）北史（78）旧唐书（79）新唐书（80）旧五代史（82）新五代史（84）宋史（86）辽史（88）金史（89）元史（90）明史（91）新元史（96）清史稿（98） 国语（102）战国策（104）吴越春秋（105）竹书纪年（106）新序（108）说苑（109）列女传（110）前汉纪（111）后汉纪（113）华阳国志（115）高士传（116）十六国春秋（117）十国春秋（119）畴人传（120）宋元学案（123）明儒学案（125）汉学师承记（129）宋学渊源记（130）清学案小识（131）史通（133）通典（134）通志（136）资治通鉴（137）续资治通鉴（141）通鉴纪事本末（142）文献通考（144） 绎史（146）廿二史札记（147）文史通义（149） 第三编 总集和选集 概说（152） 楚辞（153）乐府诗集（155）玉台新咏（156）古诗选（157）古诗源（159）古诗笺（162）古谣谚（163）全唐诗（164）唐诗三百首（164）十八家诗钞（165）宋诗钞（167）千家诗（168）全金诗（169）元诗选（171）明诗综（172）晚晴簃清诗汇（173）花间集（174）词综（175）宋六十名家词（175）宋四家词选（176） 明词综（177）国朝词综（178）元曲选（179）缀白裘（180）昭明文选（181）六朝文絜（182）骈体文钞（183）文苑英华（184）全唐文（185）唐宋八大家文（186）辽文汇（187）金文最（188）元文类（188）说郛（189）古文观止（190）明文海（191）古文辞类纂（192）续古文辞类纂（194）经史百家杂钞（195） 第四编 述学之作 概说（197） 尔雅（198）说文解字（199）盐铁论（201）潜夫论（202） 论衡（203）文心雕龙（205）颜氏家训（206）初学记（208）二程全书（209）朱子大全（210）象山全集（211）困学纪闻（212）阳明全集（213）津逮秘书（214）明夷待访录（215）日知录（216）娥术编（218）述学（219）癸巳类稿（221）东塾读书记（222）闲情偶记（223）艺概（224）楹联丛话（226）新学伪经考（227）国故论衡（228）章氏丛书（229）观堂集林（230）诗品（231）历代诗话（233）随园诗话（233） 瓯北诗话（235）清诗话（236）词律（237）白香词谱（239）白雨斋词话（240）人间词话（241）山海经（242）博物志（243）水经注（244）洛阳伽兰记（245）大唐西域记（247）太平寰宇记（248）徐霞客游记（249） 第五编 诗文集（一） 概说（251） 蔡中郎集（252）曹子建集（253）嵇中散集（255）陆士衡集（256）陆士龙集（257）陶渊明集（258）鲍参军集（259）谢宣城集（260）江文通集（261）何水部集（262） 庾子山集（263）徐孝穆集（264）王子安集（265）杨炯文集（267）卢照邻文集（268）骆宾王集（269）陈伯玉集（270）曲江集（272）宋之问集（273）王右丞集（274）孟襄阳集（275）李太白集（276）杜工部集（278）高常侍集（280）岑嘉州集（281）元次山集（282）颜鲁公集（283）刘随州集（284）韦苏州集（285）翰苑集（286）韩昌黎全集（287）柳河东集（289）孟东野集（290）刘宾客集（291）长江集（293）李长吉歌诗（294） 张司业集（295）王司马集（296）皇甫持正文集（297）元氏长庆集（298）白香山诗集（299）薛涛、李冶诗集（301）樊川诗文集（302）玉谿生诗笺注（304）樊南文集详注（305）温飞卿集笺注（306）罗昭谏集（308）皮子文薮（309）莆里集（310）唐风集（311）鱼玄机诗（312）司空表圣文集（314）浣花集（315） 第六编 诗文集（二） 概说（317） 小畜集（318）和靖诗集（319）骑省集（320）西昆酬唱集（321）范文正公集（322）安陆集（324） 包拯集（325）宛陵集（326）苏学士集（327）司马文正集（328）元丰类稿（329）宋景文集（330）欧阳文忠集（332）嘉祐集（333）东坡全集（334）栾城集（336）山谷集（337）临川集（338）后山集（340）建康集（341）简斋集（342）岳忠武王文集（343）于湖居士文集（345）石湖诗集（349）剑南诗稿（347）诚斋诗集（348）水心集（350）梁溪遗稿（351）东莱集（352）龙川文集（353）后村大全集（354）文山集（355） 元遗山诗集（356）二妙集（357）湛然居士集（358）滏水集（359）滹南遗老集（360）陵川集（361）秋润集（362）桐江集（363）疏斋集（364）牧庵文集（365）静修集（366）松雪斋集（367）清容居士集（368）归田类稿（369）待制集（371）道园学古录（372）揭文安公全集（373）蜕庵集（373）雁门集（375）东维子文集（375）竹斋集（377） 第七编 诗文集（三） 概说 （379） 宋文宪集（381）诚意伯文集（382） 眉庵集（383）高太史大全集（384）逊志斋集（385）于忠肃集（387）怀麓堂集（389）石淙类稿（391）怀星堂集（392）六如居士全（393）甫田集（394）空同集（395）华泉集（396）迪功集（397）大复集（398）升庵集（399）常评事集（400）四溟集（401）闲居集（402）荆川集（403）震川文集（404）焚书（405）初潭集（406）遵岩集崇（407）沧溟集（408）杨忠愍集（409）弇州山人四部稿（410）宗子相集（412） 林石逸兴（413）白榆集（414）味蘖斋文集（415）少室山房类稿（416）宝颜堂秘籍（417）袁中郎全集（419）隐秀轩集（420）徐光启集（421）祁彪佳集（422）归庄集（423）琅环文集（424）陈忠裕公集（425）张苍水集（426）夏完淳集（427）道援堂集（428）霜红龛集（429）清芬阁集（430）白耷山人集（431）浮山集（431）巢民诗文集（432）初学集（434）梅村家藏稿（435）壮悔堂集（436） 第八编 诗文集（四） 概说（438） 南雷文定（439）亭林诗文集（441）船山遗书（442）安雅堂集（443）定山堂集（444）柳花阁集（445）西堂全集（447）变雅堂诗文集（447）赖古堂集（448）陋轩诗集（449）学余堂文集（450）西河文集（451）魏叔子集（452）吕晚村集（453）钝翁类稿（454）陈迦陵全集（455）曝书亭集（457）秋笳集（458）独漉堂集（459）带经堂集（460）遂初堂集（461）湖海集（463）闲止书堂集钞（465）冬心先生集（466）敬业堂集（467）南山集（468） 楝亭诗钞（469）饴山堂集（470）望溪全集（471）樊榭山房集（473）郑板桥集（474）道古堂诗文集（476）海峰文集（477）鲒埼亭集（479）小仓山房集（480）瓯北诗集（481）忠雅堂集（482）抱经堂文集（484）春融堂诗文集（485）惜抱轩全集（486）经训堂诗文集（487）复初斋集（488）高兰墅集（490）纪文达公遗集（491）洪北江全集（492）两当轩集（494）大云山房文稿（495）茗柯文编（496）揅经室集（497）林文忠公政书（498）柏枧山房集（499）定庵全集（500） 古微堂文集（502）东洲草堂诗文集（503）春在堂全集（504）越缦堂日记（505）湘绮楼全集（506）庸庵全集（508）人境庐诗草（509）谭嗣同全集（510）俞懋堂诗集（511）畏庐诗文集（513）石遗室诗集（514）饮冰室全集（515）陈天华集（516）秋瑾集（517）刘申叔先生遗书（518） 第九编 词、曲与戏剧 概说（520） 南唐二主词（520）阳春集（524）乐章集（525）珠玉词（528）淮海集（529）晁氏琴趣外篇（531）片玉集（532）漱玉词（534） 断肠词（536）稼轩长短句（538）龙洲词（539）白石道人歌曲（540）梦窗词集（541）须溪词（543）蘋洲渔笛谱（544）山中白云（545）花外集（546）贞居词（548）海浮山堂词稿（549）珂雪词（550）弹指词（551）纳兰词（552）半塘定稿（553）梦符散曲（554）小山乐府（555）滑稽余韵（556）笠翁十种曲（557）西厢记诸宫调（559）西厢记（560）墙头马上（61）汉宫秋（562）倩女离魂（563）幽闺记（565）琵琶记（566） 白兔记（567）浣纱记（568）鸣凤记（569）牡丹亭（570）玉簪记（572）东郭记（573）彩楼记（574）清忠谱（575）长生殿（577）桃花扇（578） 第十编 笔记与小说 概说（581） 搜神记（582）世说新语（583）续世说（583）剧谈录（584）云溪友议（585）北梦琐言（585）梦溪笔谈（586）老学庵笔记（587）文昌杂录（588）能改斋漫录（589）苕溪渔隐丛话（590）大宋宣和遗事（591）唐诗纪事（592） 词林纪事（593）辍耕录（593）七修类稿（594）玉堂丛语（595）野获编（596）五杂俎（597）涌幢小品（598）虞初志（599）虞初新志（600）茶余客话（601）履园丛话（602）阅微草堂笔记（603）水浒传（604）三国演义（605）平妖传（606）西游记（607）西游补（608）四游记（609）三言（610）二拍（611）今古奇观（613）隋唐演义（614）说唐（615）说岳（616）钟馗传（618）好逑传（619） 镜花缘（620）三侠五义（622）聊斋志异（623）儒林外史（625）野叟曝言（627）红楼梦（629）浮生六记（631）再生缘（633）荡寇志（634）老残游记（636）官场现形记（637）负曝闲谈（638）市声（639）痛史（64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641）九命奇冤（642）恨海（643）孽海花（644） 第一编 经书和子书 概说 如按传统的分法，应该分经、史、子、集四大类。以次列而言，经书和子书，中间还隔着个史部，原本合不到一处。但这种分类法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那就是在数量上太不均衡，经部、子部数量较少，而史部尤其是集部，则又太多，实在太不匀称。再则，经书与子书，以内容而言，可说是大致相若，所述都不过是各家的哲思和治国经邦的要求。因此，为了在数量上使各编稍见平衡，我们便把经书、子书合为一编，以免各编在多寡轻重之间相差过远。实际说来，这也并不是由我们首创。独尊经书，起于尊孔，所以便把凡属与孔子有些关涉的书，都目之为“经”，列在首位。这种做法，原是强把同类的书分之为二，某些为“经”，某些入“子”，在分法上，既很勉强，也不科学。所以倡言“经子合一”者，很早便已有人，而到明清之际，力主此说者更大有人在。现在我们之以经书和子书合为一编，实际上，也不过是承袭了一些前人的旧说而已。 把经书子书合为一编是为了在每编的容量上不致轻重失宜，但不免会出现原被列为经书，因内容有异，又被我们辑入另编的情况。譬如《尔雅》，由于它的首篇《释诂》据说是周公所作，而以下各篇又都是成于孔子之手，于是书以人重，便被列为经书，有人甚至还把书名加上了一字，称之为《尔雅经》。但究其实际，《尔雅》只不过是一部解释名物的字书，和经、子诸书并列并不适宜，倒是列入“述学之作”一编里却还名实相符。因此我们便把它从经、子之部中取出，归入了另编。 说到子书，一般人总常想到“先秦诸子”，因此也就有人主张，子书应有个时限，时在先秦的各书，照例应被目为子书，秦汉以来的诸书，纵或性质极为相近，列入子书，似乎亦非所宜。这种主张有嫌过于偏执，持不然之见者，历代都有。我们是主张以类为归的，自然更不会囿于此说，所以秦后诸书也都已被采入。《孔子集语》，虽是清代人孙星衍所撰，时代显然靠后，但因书的内容所关，我们还是把它列入经、子一类。 在各书的排列次序上，自本编以至以下各编，我们也都是以类相从，并不以时间的先后为序。但是在同类的书中，我们还是尽量想做到以时间的先后为序。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有各类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在它尚未被定名为《诗经》以前，便有《诗三百》之称，或者就称之为《诗》。在《论语》中，这两个名称便都被提到过，这三百多篇诗大致都是从西周初年初至春秋中期所存有的大量诗歌中精选出来的。商颂中的《玄鸟》篇，歌颂了武汤，有人认为从时代上讲，或者应该更推前一些。 删定这些诗歌，一向都认为是出于孔子之手，因为一直便有孔子“删诗书，订礼仪”的说法。但也不断有人认为《诗三百》的选定应在孔子出生之前，那时的诸侯互访，常以诵诗言志，所诵的篇目便都已是包含在《诗经》的篇目之内的了。两说何者为是，现在还在争论之中，我们暂且不必管它，只知有此两说，也就是了。 《诗经》遭到秦火以后，书简都已毁灭、后代以记诵相传，到汉代又得到一些遗简。当时传诗者共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毛亨一家最为周备，后来东汉的郑玄又为之作笺，在流行上便压倒了齐、鲁、韩三家。至今三家几全散佚，通行的本子只有毛氏一家了，所以很久以来《诗经》便也称为《毛诗》，二者几于混而难分了。 《诗经》以体例而言，被分为风、雅、颂三类，以作法而言，又有赋、比、兴三法，二者相合，风、雅、颂、赋、比、兴，又称为“诗之六义”。风又称为“国风”，是依地区来分列的，所选都是各国歌谣，最具地方色彩，共有《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鄜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风》七篇，共一六〇篇。在《诗经》中，《国风》实是最主要的部分，它不但篇章最多，已超过了半数，且所反映的方面也最广阔，十五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欢乐、痛苦，以至男女相爱、离恨别思，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咏到了。 《雅》又分为《大雅》、《小雅》两个部分，其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这些诗歌大都是用于宴乐之作，所以音乐性较强，有人甚至以为所以分为“小雅”、“大雅”，是根据音乐来划分的。这些雅歌，大概多数都是出于统治阶级的人物之手，所以虽然诗句典雅，而反映的生活情趣却并不多，不过也还有些篇章道出了一些民间疾苦。另外《生民》、《公刘》等章叙述了周初的历史，内容也极切实。 《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这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章，也是配有音乐，边舞边唱的。清代的经学家阮元曾说：“颂者，容也。”所谓“容”，就是综观通场的全貌，我们常说军容、阵容等等，用的也是这个意思。颂诗主要是为祭祖、酬神之用，所以内容都较单调。 《诗经》不独是我国诗歌的最早总集，而且一向被历代的人奉为习诗的根本方法，历来的诗人无一不是从此入手，其影响之大是极深广的。唯其如此，所以加以论述之作可以说是代不乏人，其中卓有成就，对于研究《诗经》极多启发的论著，当以《诗集传》、《诗经通论》、《诗义会通》诸书为最著。 《诗集传》书，是人所习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所著，初为二十卷，后人合并为八卷。这书是朱熹兼采《毛诗》、《郑笺》和齐、鲁、韩三家诗义，并就己意加以综合取舍而成的。朱熹是个道学家，所论自不免时有局限于封建观念的迂腐之说，但在探求诗旨、综合诸家方面，多有阐发，对于想要研究《诗经》的人，仍有不少可供参考之处。 《诗经通论》是清人姚际恒所著。姚是清初的学人，著述颇多，向以能独抒己见而不依傍古人旧说见称。这部《诗经通论》也是这样，读后令人对于“为学贵在自寻蹊径”颇多启发。 《诗义会通》也是清人著作，作者吴闿生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在训诂、考证、辑佚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全书对于读者颇有以博见约，博约互济之益。 研究《诗经》而成书于上举三书之前的，还有唐人孔颖达所著的《诗经疏证》，共四十卷，《诗经》有很多本子都把它分别列入注疏之中，所以不多说了。 在前举三书之后清末的学人王兑谦又有一部《诗三家义集疏》，辑注也颇精当。 尚书 《尚书》原是古称，汉代尊经以后，便也称为《书经》。“尚”与“上”通，书者，便是古人所谓“书以道政事”之义，书名很清楚地道出了它的内容。《尚书》实际便是辑存下来的唐、虞、夏、商、周五代的文件和文告。它里面包括“典、谟，制、诰”几类形式的文字。是我国研究上古史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里面除了讲述政治、法律、革命行动等等与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以外，特别重要的一篇历史纪录名《禹贡》，是叙述夏禹疏导和治理黄河的经过。这一篇文章中，对中国的山川地理有详细的说明，基本上还与目前的山川形势相合。它充分的指出了黄河在当时给人民带来的灾害。又说明他是如何把中国的疆土划为九州的。这可说是古人治理黄河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研究黄河还会起到作用。 《尚书》至今共有“古文”、“今文”两种本子。古文共有三十一篇，那是西汉中期，鲁恭王为修宫室，毁坏了孔子的旧居，在那里的夹墙里所发现的。因为文句都是用当时已无人用的蝌蚪文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在那里，同时还得到书有《礼记》、《孝经》、《论语》等书的竹简。时人推断，那大约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孔子的后人为了逃避藏书之禁，把它们藏在那里的。 《今文尚书》却出现在《古文尚书》之前，那是汉初的儒生伏生，凭着自己的记忆，把全书口授给晁错，由他抄写出来的。因为写时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所以叫做“今文”。《今文尚书》共有二十八篇，篇数较古文为少，文句也颇有异，因此宗古文的便被称为“古文派”，宗今文的便称“今文派”。这今、古两派自始便各持一说，彼此相攻，都想争胜，至今谁是谁非都还没有解决。 把《古文尚书》用今文写出的是孔安国，他还奉敕为《尚书》作了传。 易经 《易经》又称《周易》，据说是伏羲氏所著。书中说：“宓戏（即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的就是这个。其实伏羲氏不过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很多事情都是后人加以附会的，著《易》之说也不例外。又说周文王作了易中的“爻辞”，孔子曾作“十翼”，也带有很大的传说成分。也正因为如此，伏羲文王、孔子便成了历来传称的“易历三圣”。 《易经》，一般人都说它是上古时代“卜筮之书”，即卜卦的书。实际上，它是上古人民群众的作品。从它的文字说明看来，这书不仅是占卜，而且反映了古代，特别是渔猎社会的生活，这个结论是郭沫若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这部书，首先说到“太极”。认为太极是地和天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太极分为“两仪”（把这个球面分为两半），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太阴）。“两仪”又变为“四象”即四面八方和不同的环境，即客观世界的一切表象 ，最终由四象形成八卦。八卦是一种简单的原始文字或符号，每一个卦分别代表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和物质。它们之间交错而产生种种物质物体的变化。八卦是： 乾 乾三连 天 坤 坤六断 地 震 震仰盂 雷 艮 艮覆盌 山 离 离中虚 火 坎 坎中满 水 兑 兑上缺 泽 巽 巽下断 风 据说，周文王在羑里的监牢里，把八卦错综地演列成六十四卦，就是两个卦拼在一起，成为各自1加1／7的关系。然后，又变化一个卦中的一爻，就成为384爻。每一爻的变化，都说明一种现象，称为“爻象”。每一卦和爻的说明文字，称为“系辞”，又称为“传”或“系传”。这据说是孔子作的。其实，孔子读过是真，创作呢，那就很难说了。后代人们用易经的六十四卦占卜，求得自己的疑难解答和精神安慰。 据说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这部书因为是占古的书，得以保全，未被焚毁。到了后汉，郑玄为它作注，但已散佚不存。到了三国时，王弼又作注释。到了唐朝，孔颖达曾为之疏证。一个叫李鼎祚的曾作集解。李是搜集了子夏、孟喜等三十五家的论说以补郑玄注解的不足。到了清代，孙星衍又为《易经》作了集解，他是用李鼎祚的集解加上王弼的注，又采唐以后各家学说集于一处，这终于成了一个极为完备的本子。 易经分上、下二篇及十翼，故有十二篇。古代传“易经”的有三家，即施孟、梁丘、京房三家。这三家在汉代都列入了学官。民间则有费、高两家，只有费氏的经与古文相同。 《易经》这部书除了有社会学的历史价值，还具有高度的哲学思想价值。“易”这个字，含有“宇宙万物，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意义，有朴素的辩证的思想。其中的文字多与政治、经济和生产、生活有关，是很值得后世学者加以研究的。 周礼 礼在我国古代是最被看重的，都认为礼是治国经邦的要政之一，有它才能使得上下有序，尊卑有别，一切都能有条不紊地继续下去；失去了它，便会发生乱事。礼是这样重要，所以在经籍中，与礼有关的便有《周礼》、《礼记》、《仪礼》，这是被后世学者称为“三礼”的三本经书， 《周礼》，是一部讲官制的书，据说是周公旦在辅佐周成王时所制定的。书中所言，都是周公自己的理想，但书写成后，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周礼》书中，共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 秦始皇焚书后，《周礼》也几乎无存。到了西汉，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心喜儒术，所学甚精，那时山东的儒者多半与之交往。河间献王于研究儒术之际，还一力收书，他收集到的先秦古文书籍已有很多，后来他又在山岩上的一处屋壁中，寻见了一部《周礼》。他寻到的这部《周礼》并不齐全，其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都有，唯独缺了最后的一篇《冬官》。当时为了集成全书，曾多方尽力搜求，后来朝廷并曾悬赏千金，征求那篇遗失了的《冬官》。但是始终没能得到，最后只好将《考工记》补入，凑成六篇。这就是一直流传至今的《周礼》。 为《周礼》作注的是后汉的郑玄，他辑集各家之说，作成《周礼注释》一书。到了唐朝，贾公彦又为《周礼》作出疏文。这样《周礼》集合了郑注和贾疏，便成为共有四十二卷的一部经书。 礼记 《礼记》，可以说是孔夫子于制礼定乐之时，为他的弟子们讲述上古礼乐之学所作的讲义，是由他口述，弟子们各自为记，后来整理写成的一部书。书中有些篇章，初成书时却还没有，而是后来增入的。如其中的《中庸》一章，便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龙子所作，《月令》则是出于秦时的吕不韦之手，《王制》一篇就更晚些，大概已是汉初儒学诸博士中人的手笔了。 最初的《礼记》，据说共有一百三十一篇，历经秦火，大多散佚，到汉初戴德来传记时，已只选定八十五篇了，这个八十五篇的本子，便被称为《大戴礼》，或者是《大戴礼记》。这个本子后来又经散失，余下的不及半数，只有三十九篇了，这便是今日通行的《大戴礼记》。 在《大戴礼》之外，还有一部叫《小戴记》的《礼记》，通常只称《礼记》时，所指的就是它，而不是什么别的。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礼记》共有二十卷，四十九篇，是汉儒戴圣传述的。但是这见于《艺文志》的《礼记》，也还不全是如今所通行的《礼记》。如今所通行的这个本子，与《艺文志》所说的又稍有不同，它是汉儒马融、虞梅以《小戴记》为基础，又略有增益而成书的，共有四十九篇。 仪礼 《仪礼》一书是记载同代社会上的诸般礼节及其仪式的。《仪礼》，戴德、戴胜也都有所传述，但是二者却都已经残缺。如今所通行的本子则是刘向在天禄阁校书时所抄集的《别录本》。这个本子共有十七篇，分载于五十卷。现将这十七篇略释如下： 士冠礼——年到二十岁谓之成人，要加冠服，规定给他为“士”的种种礼节。 士昏礼——即婚姻成家的礼仪。 士相见礼——与人交接、相见，对待的方式。“五伦”之间的关系。 乡饮酒礼——乡“士大夫”在乡党之间，宴饮、集会的礼仪。 乡射礼——春秋两季，人民集会，射于州序。射是一种“投壶”的竞赛游戏。射箭的比赛，这也要规定一种礼法秩序的。 燕礼——朝廷或诸侯，欢庆或纪念、集会、宴饮的一种礼节规定。“燕”就是宴会的意思。这当中，一切进退举止，都有严格的规定。 大射——这是诸侯在举行祭祀以前，举行的一种礼仪。就是集合群臣作射箭的比赛。射而中的的，得参加祭祀，射而不中的的，就不得参加祭祀。 聘礼——聘是朝聘或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节，就是派人到其他诸侯国去聘问的规矩。 公食大夫礼——这是国君以一种礼节，招待来聘的大夫的礼仪。 觐礼——诸侯国君见天子的礼节。“觐”就是朝见的意思。周时，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过。春夏冬三季的朝见礼都遗失了，只留下了秋见礼。 丧服——这是自天子以下死丧的礼制、包括丧服、丧期等等。这里面更加体现了人与人之间，阶级之间的严格划分。 士丧礼——“士”这个阶层丧其父母，从死到殡葬的礼法。 既夕礼——这是士丧礼的下篇，是讲人死后，祭奠哀悼方式。包括灵堂陈设及送殡，下葬等等的方法。 士虞礼——父母死后，祭祀、尸祝的方法。虞、安也。 特牲馈食礼——是诸侯之士，祭祖先的规矩礼制。特牲是牛。 少牢馈食礼——卿大夫祭他们的祖宗于家庙的礼节。少牢是羊和猪的名称。诸侯可以用牛、卿大夫只能用猪和羊。 有司——这是少牢馈食礼的下篇，讲卿大夫祭祀以后的一些措施，主要是对待羊和猪处理的问题。 上列的十七则，便是《仪礼》的篇目和内容的概略，由于所记都是古代的礼仪，至今如非专门研究，已别无所用。所以在此也只略为一述，读者得知其概也就够了。 春秋经传 《春秋》是周代鲁国国史的名称。自来是认定孔子编成的。 周天子所在的中央，本来有编撰史书的官员，称为“左史”，它是负责记载国家大事的。当时国家有什么大事，也都分别通报其所属的诸侯国，诸侯国也有它自己的史官，也把这些“赴告”登记在史册上，按照时间次序编列。“春秋”这个名称，就意味着春、夏、秋、冬的一整年时序。在周代，春、秋两季又是农业、狩猎祭祀和军事行动的季节。把这些属于人民和朝廷的大事录为国史，以“春秋”名之，显然是用这两字概括“一年之间的国家大事”的意思，涵义是既深且明的。 孔子对鲁国的这些史料，进行了辛勤的整理编辑。他用“编年体”，依鲁国的正朔来编写，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历时二百四十二年，记录了鲁国一十二公在位时通国各处的大事。 孔子编定《春秋》，用辞极约，一件大事，常是只用一两句话，便已首尾毕具了。他的用字特为精确，肯定、否定、褒扬、谴责，辄以一字出之，而情意俱在，无可更易，所以人们说他是“寓褒贬于一字”。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当时确曾起过有如此类的影响。 由于孔子用辞极简，历时稍远的人，不知其事，需要加以阐述才能明白，所以又有人著书，对《春秋》作些解释工作。这样的书共有三家，即《左传》、《谷梁传》、《公羊传》。 《左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一书，作者是与孔子同时而稍后一些的鲁国太史左丘明。左丘明之·释《春秋》是详列事实，使人自见经义。它虽也与《春秋》一样，用的也是编年体，但因叙事常要追源穷流，也略有似于纪事本末体。 《左传》不仅是用史实以映见《春秋》之中的微言大义，其本身也以“君子曰”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或者补充一些可与正文相互衬映的材料。这种作法，在后来的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中都承继下来了。 《左传》基本上都是与《春秋》一一相应的，总是经后继之以传，以传来释经。但有些地方，也许是由于残缺，却又不尽如此，有的是有经无传，有的又是有传无经。起迄上，二者也略有不同，《春秋》是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止于鲁悼公四年，比《春秋》多了十七年。 《谷梁传》作者是鲁人谷梁赤。时代上他比左丘明稍后一些，他是孔子的门人子夏的弟子。《公羊传》作者是齐人公羊高，他也是子夏的弟子，与谷梁赤是同时、同门的人。 《谷梁》、《公羊》两书都以释意为主，对于史实并不措意，即或偶有涉及也常是一笔带过，并不详述。两书都是以相互问答来深究《春秋》的“微言大义”的，读着有时会感到枯燥，但其问答有如螺旋，却又极能发人深思。 论语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和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的著作。这部书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年代相去不止于三、五十年的一群人。其中不但有孔子的不同学生，而且有他不同的再传弟子。而最后的编定者，自唐人柳宗元以来，不少人都认为应该是曾参的学生。这样，《论语》的编辑年代也可以说：著笔当始于春秋末期，成书则在战国初年。 《论语》不仅是伟大学者孔子的言行实录，而且是古代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文献。通过它，不但可以获得分析春秋时期社会性质的重要资料，而且可以得到研究古代前期儒家思想的丰富材料。正因为如此，《论语》在封建社会被历代王朝视为要籍，甚至有人以“半部《论语》安天下” 来夸誉它。不少人为它作集解、校订、注疏工作。到了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为“四书”，做了集注，后来的科考便都以朱子集注为宗，出题为文，都要围着它来。 《论语》一书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全书共492章，二十卷。卷次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 孝经 《孝经》在四库编目中被列入经部，其实，从所谓“经”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不够格的。一向的传说，这书也是出于孔子府邸的壁中，因而也有今文、古文之分。但历经考证，很多人都认为不论古文或今文的《孝经》均非先秦所有，而是出于汉儒的伪作。 如书名所示，《孝经》便是专讲孝道的。子女孝敬父母本属无可非议，但《孝经》所讲的孝却又太偏重了，父母对于子女，几乎可以任性而为，子女对于父母则只有唯命是听。因此，今天我们从此书中，是可以看出孝之一道是如何被历代帝王加以宣扬和利用的。 自汉代宣称“天子以孝治天下”以后，历代无不遵循这个口号，所以《孝经》也就成了学童的启蒙书之一。全书很短，约两千字，《今文孝经》共十八章，古文则为二十二章。两书都称，书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著，内容用的也是曾子问，孔子答的问答体。宋人邢昺也为《孝经》作过注疏。 家语 《家语》又称《孔子家语》。这是一本记载孔子逸事和孔子解释若干经籍问题的书。是由王肃辑集而成。王肃（195-256）字子雍，三国时郯人，兰陵侯王郎之子。他们父子都以有学见称，共有论著百余篇，都由明令置于学宫。 王肃辑集《左传》、《国语》、《荀子》、《孟子》等书中有关孔子的事情编合而成《孔子家语》。全书共十卷，四十四篇，其分卷是： 一卷：《相鲁》、《始诛》、《王言解》、《大婚解》《儒行解》、《问礼》、《五仪解》七篇。 二卷：《致思》、《三恕》、《好生》三篇。 三卷：《观周》、《弟子行》、《贤君》、《辩政》四篇。 四卷：《辨物》、《六本》、《哀公问政》三篇。 五卷：《颜回》、《子路》、《初见》、《在厄》、《入官》、《困誓》、《五帝德》七篇。 六卷：《五帝执辔》、《本命解》、《论礼》三篇。 七卷：《观乡》、《郊问》、《五刑解》、《刑政》、《礼运》五篇。 八卷：《观颂解》、《庙制解》、《辨乐》、《问玉》、 《屈节解》五篇。 九卷：《七十二弟子解》、《本性解》、《终记解》、《正论解》四篇。 十卷：《曲礼子贡问》、《曲礼子夏问》、《曲礼公西赤问》三篇。 王肃于书并不具名，注则直书“王肃注”。他在注中也颇为有所发挥。 孔子集语 《孔子集语》一书，是清人孙星衍所撰，照说不应列于本编之内，但因其所撰集都是孔子之言，所以自成书后，便被列入诸子之林，次于《老子》，位居第二。这里本于习惯，且也权衡所宜，就仍把它列在子书之中。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阳湖（江苏常州）人，早年与同里的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都以诗名。袁枚很称赞孙星衍的诗，认为是“天下奇才”！但孙星衍却不愿仅以诗名，他努力为学，潜心于经史音训之学，更旁及诸子百家，都能深通其义。他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十五岁时得成进士，中的是一甲第二名，便是俗所谓的“榜眼”。那一科的状元是史致光，探花是董教增，在文章和学术方面都远不及孙星衍。 孙星衍因中在一甲二名，例应授为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乾隆五十四年大考，在所为《励志赋》里，用了史记中的“匔匔如畏”一句，主试的大学士和珅是个不学无术之徒，他认不得这个“匔”字，认为是写了别字，遂把他置于三等，应改入六部任用，不能再居于清贵之地的翰林院了。其实这匔字原是躳字异体。“躳”，《唐韵》：居崇切；《集韵》、《韵会》都是居雄切。其音都如弓字，音义都与“躬”字同，可以释为：“身也”。孙星衍是个饱学之士，为文惯用古体字、异体字，随便惯了，不想他却忘了，不仅和珅这个以巧言获宠的大学士读书不多，认不得他的那个“匔”字，就是换个真正是翰林出身的大学士为主考官，在识字辨音上也未必能及得上受试的孙星衍，他写这个“匔”字，仍然有被认为别字的危险。 孙星衍博极群书，著作很多，为官时便已以时著书，引退后用力益勤，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夏小正传校正》、《明堂考》、《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诂训韵编》、《魏三体石经残字考》、《晏子春秋音义》、《史记天官书考证》、《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续古文苑》等多卷。《孔子集语》十七卷也是他引退后所撰，与他交好的学者严可均曾为之作序，把他要著此书的本意说得很清楚。序中说，“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论语》十卷皆不存。见存杨简《先圣大训》十卷、薛据《孔子集语》二卷、潘士达《论语外篇》二十卷，而薛书最显，不免挂漏。近人曹廷栋又为《孔子逸语》十卷，援稽失实，不足论。嘉庆辛未，观察引疾归田，惜儒书之阙失，乃博搜群籍，综核异同，增多薛书六七倍，而仍名之为《孔子集语》者，识所缘起也。”这把孙星衍著书的动机、时间，和仍以《孔子集语》为名的缘故，都说到了。 《孔子集语》共有劝学、孝本、五性、六艺、主德、臣术、交道、论人、论政、博物、事谱、杂事、遗谶、寓言等十四篇，其中六艺、事谱、寓言都分为上下两卷，所以卷数达十七卷。 这书是广集群书，予以摘引而成，但也有些书则是立意不予採录的。不录的书，有些是因那已是“举世所习诵”，如《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孟子》等书。有些则是已有单本行世，如《家语》、《孔丛子》等书便是。《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诸弟子传，也没有录，因为那极便于检阅，别的一些群经传注，诸史诸子，以及唐、宋类书，则去穷加检搜，并一一注明出处，才得集成此书，篇目虽只一十有四，而搜阅之广却是很惊人的。 大学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章，它之单独成为一书，是由朱熹把它抽了出来，成为所谓“四书”的一个部分而开始的。《大学》的内容，简言之，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解释大学之道的十项内容：一、明明德，二、新民，三、止于至善，四、本末，五、格物致知，六、诚意，七、正心修身，八、齐家，九、治国，十、平天下。 《大学》自被订入“四书”后，明、清以来便成了学童启蒙书之一，大概学童读过三、百、千后，便即开始读《大学》了。略过三、百、千而在一开始便读《大学》的人，为数也不在少。 中庸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章（第三十一章），也是被朱熹从其中抽出，把它编入了“四书”的。 《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是七十子后学者和汉代学者所记。《中庸》是他嫡孙子思所写。这部《中庸》，也可以说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只以篇名而言，就概括了儒家视为根本的“执两用中”的想法。在解释“中庸”时，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说的也是这个。 《中庸》在塾童的诵读顺序上是紧接着《大学》的，大概《大》、《中》、《论》、《孟》读完后，便该接着读《诗经》了。 老子 《老子》在子书中一向总是排列在第一，这因为它是撰著最早的一部子书。《老子》的作者李耳，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年岁稍大一些。关于李耳，传说颇多，还很有些类于神话的地方。仅以他的名字居里而言，说法也颇不一，《史记》说他名聃，是仁里人，又说他是“陈国相人也”，生地便不一致。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则说，老子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楛）县厉乡人。 《老子》又名《道德经》，这原是它的本名。改称《老子》，是由于汉武帝尊儒，儒家被定为一尊，所以只有儒家所传几种要籍才得称经，别家的便都被贬为“子”了。其实“经者常也”，以前称常用的，已成定本的书，便都谓之为经。《老子》是道家所尊奉的定本，所以道家便称之为道德经，后来一直还是这样。 关于《道德经》的成书，各书所记大略都是说老子曾为周之柱下史，因见周已渐形衰乱，便想西行隐居，在出函谷关时，为关令尹喜所留，老子乃为其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全文共约五千字）而去。这是一篇崇尚虚无无为的哲学之作，全文分上下两篇，后经河上公为之订章句，分为四卷。河上公不知其名，他的注释本已经无传，目前所通行的则是三国时王弼的注本。 《老子》是一部古代的哲学书。所谓“道”，就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和法则；所谓“德”，就是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准则。“道德”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老子主张的“道德”中，“清静自正，无为自化”“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表现了他立身处世的态度。他提出的“有”生于“无”以及祸福相倚，动极必静，上极必下，曜极必晦的思想，揭示了矛盾和发展变化的客观现象，是朴素的辩证法。 到战国时，尊奉李耳及其所著的《道德经》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学木流派，那便是九派中被称为道家的一派。后来张天师打着道家的旗号，已使老子有些神化。唐玄宗因老子姓李，对之越加崇奉，至尊之为“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那就更加神化了。 墨子 《墨子》一书为墨翟所撰。墨翟一说是鲁人，一说是宋人，约生于周定王初年，卒于周安王二十六年，活了约八九十岁，时间正在从孔子至孟子之间。 墨子是个讲实干的人，少年之时也曾学儒，“受孔子之术”，后来他感到儒家礼法烦琐，不是有利于民，因此弃儒而自己创立起一个学派。其学说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等为尚。 墨子这个学派，在他生前便已形成并且壮大起来，追随在他身边的弟子也已很多，与公输般较量攻守之技时，随之为守者，便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余人，可见其从学者之众。所以孟子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墨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里所记是七十一篇，后来有些亡失，现存则有五十三篇，分为一十五卷。他反对儒家的“仁”和那种由亲到疏，由近至远的说法，而主张“兼爱”，就是凡属人类，皆在爱之之列。其次是他主张“非攻”，具有浓厚的和平思想。他提出“非乐”与“薄葬”，是主张节约，生产、自食其力，劳动，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些言行，引起了儒家，尤其是孟子之徒的排斥与反对。但却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流传二千年而不衰。 《墨子》比较古奥难读。清代孙贻让写了一部《墨子间诂》予以注释。孙贻让，字仲容，清同治举人。官刑部主事，因病致仕回家。穷经著书至四十年之久。光绪年间，吏部尚书张百熙、两湖总督张之洞推荐他出仕，均不应。著作甚多，为一代的名儒学者。 孟子 《孟子》是被儒家尊为亚圣的孟子的思想和言论的结集，是由他的门人跟随他时做下笔记，并据此整理成书的。孟子名轲，字子舆，生于战国时期，是鲁国境内的邹县人。孟子幼时丧父，他的母亲对他教育极为重视，为了使他不致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曾迁居三次，这事到后来就成为“孟母三迁”的美谈。 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刻苦力学，不但很好地接受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且又加以发扬光大，所以后人将他尊为“亚圣”，认为他是可以直继孔子的传人。 在政治思想方面，孟子不像孔子那样，恪守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却首先提出了以民为重的一种想法，他说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在后世一直被奉为名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重民，所以他又有“尊王抑霸”的主张，所谓“王”有时也称为“王道”，就是“居仁由义”，使民安乐并有恒产等等的和顺之道。但他虽有“民为贵，君为轻”之说，仍不过是“民为邦本”的一种加重语气的说法而已，绝没有一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想法，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把人民看作是应被统治的阶层。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很明白地显示了他的这种主张。 所谓“霸”，便是与王道相反的一种治国之道，对内不以裕民为务，对外则要攻城略地，肆行侵略。孟子对这种霸道或者霸业，是极轻视和反对的，但他的反霸的方法却流于“空想”。他认为，只要你真能实行“王道”，使境内的人都能安居乐业，别的未行“王道”之处的人民，必然都乐于来归顺你，“如水之就下，沛然莫能御之。”“行霸道的国家如来寻衅，行王道者真可不战而屈其兵。”他还说过，“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说的也是这种想法。 孟子还是儒家之中的一个极英勇的卫道者，他与当时也在盛为流行的荀、墨等派学说，展开了激烈的驳辩，《孟子》一书中存录了很多这一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都极精辟锋利，又善于取譬，或以巧妙的寓言，以生动的形象为说理的工具。所以《孟子》的文章艺术性很高，历代人中，以《孟子》的篇章作为文章规范来读的实也很多。 《孟子》一书，大致都是成于他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之手。全书共有《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每篇都又分为上、下两章，共十四章。 《孟子》自始原与《庄子》、《荀子》等书一样，被列为子书，认为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上与《诗》、《书》、《易》、《礼》、《春秋》一样称为经书的。它之得与上述五经并列，被视为经书，则是始于宋代的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为“四书”才开始的。这“四书”经朱熹集注之后，不独成为学塾的必读之书，而且后来士子赖以出身的科考制义，题目也都出在“五经”、“四书”之中，所以就更被看得极为重要了。 庄子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道家的代表著作，作者庄周（前369-286），战国时蒙（河南商丘）人。史称庄周曾为蒙地的漆园吏，是个下层的小官。大约生活并不很充裕，时处困难中，因此史书上还有庄周向监河侯借粟的记载。但他虽自清苦，却颇能洁身自好。据说楚威王曾派人聘请他去做官，他却不肯应命。 庄周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又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是无法究论其终始的，这都是一些唯心主义的看法。 庄周的文章写得很好，为文诡奇多变、气象万千，特别善于譬喻。书中的寓言很多，都写得波翻云起，变幻多端，最是令人喜爱。所以自古以来便把左、史、庄、骚，视为文章的极致。 《庄子》，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五十二篇，但现存却只有三十三篇了。这三十三篇，又被归为内篇、外篇、杂篇三类。其全部的篇目是：《逍遥游》第一、《齐物论》第二、《养生主》第三、《人间世》第四、《德充符》第五、《大宗师》第六、《应帝王》第七、《骈拇》第八、《马蹄》第九、《胠箧》第十、《在宥》第十一。以上十一篇，是为内篇。《天地》第十二、《天道》第十三、《天运》第十四、《刻意》第十五、《缮性》第十六、《秋水》第十七、《至乐》第十八、《达生》第十九、《山木》第二十、《田子方》第二十一、《知北游》第二十二。以上又十一篇，是为外篇。《庚桑楚》第二十三、《徐无鬼》第二十四、《则阳》第二十五、《外物》第二十六、《寓言》第二十七、《让王》第二十八、《盗跖》第二十九、《说剑》第三十、《渔父》第三十一、《列御寇》第三十二、《天下》第三十三。最后这十一篇，是为杂篇。有的本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分法，不是像这样三一三十一地机械划分的，而是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海》十五篇为外篇；最后的十一篇，则仍为杂篇。所以要这样分，那是因为只有被称为内篇的七篇，才真正是出于庄子之手，其余的二十六篇则都是他的弟子和后学所作。因为以前七篇和后二十六篇相比，前者的思想境界更高，文章也更为雄奇恣肆。这种说法也有人认为不合，因为从文章和内容上来看，三十三篇基本上是一致的，文章的或为雄奇、或.为瑰丽，或为奔放，虽在人，也与要写的内容有关。庄子是个能文的人，文章变幻自然更多，但从基调上看，应该说三十三篇还是出诸一人之手，或者散佚残破之余，有些篇章不免经过补缀，因此留下一些痕迹倒也是难免的。 关尹子 《关尹子》的作者，便是老子出关之时把《道德经》五千言留给他的那个关令尹喜。这位关喜在得到老子的著作后，自己也有所作，作成的便是这部《关尹子》。 《关尹子》也是一部谈道性的书，书共一卷，分为九篇，各有所述。那九篇是：一宇：宇者，道也。二柱：柱者，建天地也。三极：极者，尊圣人也。四符：符者，精神魂魄也。五鑑：鑑者，心也。六匕：匕者，食也，食者，形也。七釜：釜者，化也。八筹：筹者，物也。九药：药者，杂治也。 《关尹子》纯然是部道书，晋葛洪曾为之序，在序中亟言其体味之间，真有若蹑飞叶而游乎天地之间的感受。 荀子 《荀子》的作者是战国时的赵人荀况，他的生卒年已难确定。他一生到处游学，东至齐、鲁，西入秦陇，北及燕赵，南达楚、汉，可谓足迹已遍天下。他在齐国居住时间最长，后因被谗，才南入于楚，为兰陵令，最后死在那里，葬于兰陵。荀况极受时人尊重，呼为“荀卿”。入汉后，因汉宣帝名叫刘询，人们为了避讳，把“荀”字改为“孙”字，呼为“孙卿”。 《荀子》共三十二篇，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思想。他反对阴阳五行相生尅的说法。主张“伪”即“人为”的作用。人定胜天，有民则战必胜，打击了复古派的理论。认为社会除了教育还要以刑法为辅，对于治法、行为，深为看重。他的两个有名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都是以习法著称的，所以后来竟也有人把荀子归入了法家。《荀子》篇目为：《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仲尼》、《儒效》、《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天论》、《正论》、《礼论》、《御论》、《解蔽》、《正名》、《性恶》、《君子》、《成相》、《赋》、《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这都是由汉刘向整理校勘过的，题曰《荀子新书》。唐朝杨倞（虢州弘农人）为之作注，并重分为二十卷，更名《荀子》，这就是现在流传的本子了。近人王先谦著有《荀子集解》一书，把杨倞注也包括在内，是较全面的。 列子 《列子》也是由刘向校书所辑出的一本子书。 《列子》的作者列御寇，是战国时郑人。据刘向说，他是郑穆公时人；而柳宗元则以为，列子与庄周应是同时人，《庄子》里谈到过列御寇，是以并时人的口气来说的。还有些人则以为，列子其人，除去在《庄子》一书中被提到过外，在同时代的其他各书中都未提及，事迹少到这样，所以推断，也许此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列子》一书，也并非全出诸列子本人之手，很可能是出于他的弟子的传述，或是后人的追记。因为书中所记的好些是列子死后多年才有的事。 《列子》全书共八卷，计有《天瑞》一卷、《黄帝》一卷、《周穆王》一卷、《仲尼》一卷、《汤问》一卷、《力命》一卷、《杨朱》一卷、《说符》一卷。全书经刘向校阅后，至晋，又有张湛再校阅了一次，并为之注释，还作了序。张湛自称王弼是他的从舅，他奉母到外家去时，才得见《列子》这书。张湛在为《列子》所作的序文中说：“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减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作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乎肆任；顺性则所知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所不照，此其旨也。”他概括地道出了《列子》那种有类道家的虚无之旨。宋人叶梦得曾说《列子》里面还有些佛教思想。 唐朝当涂丞殷敬顺撰有《列子释文》二卷。宋朝徽宗时，因为崇信道教，封列御寇为冲虚真人。宋景德中，又加称此书为《冲虚至德真经》。现在流传的版本，基本上是张湛注的。但其中也渗杂有殷敬顺的注。究竟哪些是谁注的，也无从分别了。张湛说它“词旨简远，不尚繁词”，这倒是真的。后代很多著作里都引用过它的内容，其中片段也曾录为学校的教材。 管子 《管子》，春秋时齐人管仲撰。管子的生卒年和家世都已无考。《史记》中的《管晏列传》记载也很简略，只说管仲少时家贫，曾与鲍叔牙为友，并引管仲的话来说，鲍叔牙如何是他的知己，两人合伙做生意，分财利，他要多分点，鲍叔牙不以他为贪，因为知道他太贫穷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至今仍然有人以“管鲍之交”作为知己之交的代称。 齐桓公小白在位之时，管仲和鲍叔一同辅政，管仲身为丞相。在他们的努力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成为霸主，几乎取代周室而完成统一大业。说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一点也不过誉。管仲是个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极重法治和生产、开发的实务。但在精神方面也不偏废。他曾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精神的作用提得很高。《管子》这部书，就是他的政治工作的记录和总结。其中有些是记载的他死后的事情，显然是后人写了合编在一起的。但可以肯定，十之六七是出于管仲之手，十之二三是后人根据他的言行加入的。 《管子》原为八十六篇，后来佚失了十篇，现存七十六篇。这书原是刘向校书时辑出的，传到唐代，又有残缺，经房玄龄予以校注，又稍复旧观。有人说房不过是挂有校注之名，实际着手校注的是贺知章。房玄龄是宰相，例有领众撰修诸书的任务，书成自然由他具名进上，这倒是极平常的事。到清代，戴望又对《管子》做过一次校证，这便是目前通行的本子了。 韩非子 《韩非子》的作者韩非，是韩国的贵族，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他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因性喜刑名之学，所以在这方面最有成就。他患口吃，不能与人舌辩，只有以发为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韩国时，因见韩国积弱是由法制不良，便极力著为文说，针砭时政。他认为时政之弊，端在“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力主变法，要明事功，重赏罚，除去那些危害社会的“五蠹”。他的主张，韩王并不能用，当时的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却很感兴趣。竟加兵于韩，索求韩非。韩王为了解围，便派了韩非入秦游说。 韩非入秦后，很引起了他的同学李斯和另一个大夫姚贾的嫉妒，他们交相进谗，竟把韩非陷入狱中。在狱中，韩非几次求见秦王，都不可得。到秦王想要见到他时，韩非却已自杀而死。 《韩非子》全书五十五篇，约十余万字，全书充满重法思想，主张施政治世，最要励行刑法，很鄙薄儒家的那一套以仁义礼乐治世的方法。他文章的论点辞旨，和商鞅、李斯治秦的办法相一致，而且凌驾于他们之上。他的这类论文在入秦前写成不少，因此投合了秦王政的口味。另有一些是作于入秦之后，有些可能是狱中所作，还有一小部分是未竣之稿和后人之作。《韩非子》的一些篇章，如像《说难》、《五蠹》、《孤愤》、《显学》、《和氏》等篇，譬喻生动，词锋锐利，说理透彻，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既是很好的论辩文，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后世传诵，至今不衰。 这书旧有尹知章注，已佚亡。元人又称旧有李瓒注。因为“鄙陋无取，尽为削去”。到了清代顾广圻（元和人，字千里，号涧庆，嘉庆诸生。）加以考异、校勘与正定。到光绪二十一年，长沙王先谦集合各家注释，辑为《韩非子集解》一书，可说是较为完备的本子，近年坊间通行的便是王注的这一种。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一部问题很多的书，它旧称《晏子》，属于子部，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旧列子部，今移史部。”在《四库全书》里，它是被当作“传记之祖”，列入史部了。但很久以来，不少人还是把它列入子部之中。 晏婴字平仲，是春秋时与管仲齐名的齐国政治家，他重节俭，讲实干，善说辞，对于内政、外交都很有一套。《晏子春秋》一书就是记述他的这些事迹和言谈的，而且记得很为生动、有趣。 《晏子春秋》一书出于何人之手，历来说法不一。说是晏婴自己所作的人为数极少，但终也是说法之一。说是墨子的门徒假托，也是人数不多的一派。说是六朝人的伪作，则是数量上占优的一个说法。 《晏子春秋》全书共七卷，计内篇六卷、外篇一卷。这书评注本很多，杨慎、归有光等都有过评本。孙星衍也著有《晏子春秋音义校记》两卷。 商君书 《商君书》系战国时卫国商鞅所撰。商鞅，原是卫国的贵族公子，本姓为公孙氏，其祖为姬姓。少好刑名之学，初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死，鞅遂入秦。因宠宦景监以求见秦孝公，终以强国之术说君，而得大用为。鞅欲实行变法，他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说明他是一个反对儒家、意在革新的人物。孝公遂以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他的办法是“令民为什伍， 而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迎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立，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贪者，举以为奴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各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官无所芬华。”从他的这些政治措施，充分说明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所有制，削弱奴隶主及贵族皇族的权利，企图统一，奖励生产劳动，主张严刑峻法的。这在当时，确是非常进步的思想和行动。这个法令推行了十年，秦国大治。秦国的人民非常高兴满意。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后来卫鞅既破魏回国，以有功，封给商於十五邑，故号为“商君”，或呼为“商鞅”。 终秦孝公之世，商鞅都很受信任，主持国事。秦孝公死后，嗣君继之，反对商鞅新法的公子虔等人，便诬告商鞅谋反，派人前去拿他。商君虽曾逃往自己的领地商於，但仍被捉获，嗣立的秦惠王便把他车裂以徇。 《商君书》，《隋书·经籍志》称为《商子》，《汉书·艺文志》说它有二十九篇，后略有佚失，现存本分为五卷，共二十六篇（内又佚二篇），计为：《更法》第一、《垦令》第二、《农战》第三、《去强》第四、《说民》第五、《算地》第六、《开塞》第七、《壹言》第八、《错法》第九、《战法》第十、《立本》第十一、《兵守》第十二、《靳令》第十三、《修权》第十四、《徕民》第十五、《刑约》第十六（亡佚）、《赏刑》第十七、《画策》第十八、《竟内》第十九、《弱民》第二十、口口第二十一（亡佚）、《外内》第二十二、《君臣》第二十三、《禁使》第二十四、《慎法》第二十五、《定分》第二十六。 这一部书的内容，肯定是商鞅政治策略与措施的详略记录，但并不是他亲自著述的。从种种文字篇章可以证明，是法家之徒，根据他们的材料编辑成书的。 现代流传的本子，是严万里（清代吴人，字叔卿）和严可均（清乌程人，字景文，号铁桥，嘉庆举人）的校注本。 慎子 《慎子》一书，相传为战国时人慎到所撰。慎到的生卒年已无可考，就连他是哪里人也所说非一。有人说他是赵人，有人说他是楚人。据说，慎到习黄、老之术著有《慎子》数卷，共四十二篇。这书佚亡很多，至今只余五篇了。 慎到这人，申不害和韩非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曾提到过，可见不但确有其人，而且他的著作或有些与法家相通的地方。看残书的内容，确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例如他说“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财，不忧人之贪也。”表明了对自然资源和人类的关系的认识。又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这又表示了他的反对家天下，反对以天下国家为帝王私物的民主思想。他又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法制礼籍，即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爱不得犯法，贵不得踰规。”这些法制思想，我们看起来还是进步合理的。所以过去把它列入法家，也是对的。《四库全书》把它列入杂家，又是因有释家和道家的思想杂揉在里面的缘故。 《慎子》现今流传的本子是清人钱熙祚的校注本。 公孙龙子 《公孙龙子》讲的是被列为九流之一的“名家”的学说。作者公孙龙，据说曾在平原君赵胜门下为客。《史记》中对此也有记载，说是“赵有公孙龙，为坚白异同之辩”。《吕氏春秋》又说他是魏人。两者之异，大概《史记》所称是他当时所在之处，《吕氏春秋》是言其出生之所。《列子·释文》中说，公孙龙字子秉，而同时另有一说，则称他字子肃。关于他的生年，传说也多异处。如以公孙龙曾为平原君门客而言，则已应是战国后期的人了，而司马贞又说，“（公孙）龙系仲尼弟子”，在时间上可就对不上号了。所以如此，实因公孙龙的事迹不多，所著也只有《公孙龙子》这一部书的缘故。 《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记为共十四篇，但流传中佚失很多，到宋时《崇文总目》所录仅止八篇，至今，所存则更只有《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等六篇了。 这书的内容，即所谓“坚白异同之辩”是什么呢？大致是战国时代，公孙龙不满于“名器乖实”，用一些事物，来混淆是非真象。他借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得出“物我等同”的错误结论，希望当时的国君有所觉悟，纠正名不符实的问题。《杨子法言》说“公孙龙诡辞数万，益其持论雄瞻，实是以耸动天地。”故当时庄、列、荀卿都引载他的话。虽然后世批评为：“核其实，而理究不足。人相胜，言愈辩，而名实不符。”这些评论实在有些过偏。无论如何，公孙龙总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在辩论术上的贡献，是创建了我国最早的论理学（即逻辑学）。 《公孙龙子》在早有陈嗣古注和贾士隐注，二者今已无存，目前流行的本子，是宋陈希深所注，但注者识见殊浅，未能究其深意。 孙子 《孙子》的作者孙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出生在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地区）。孙武的先祖是陈国公子完。公元前672年，陈完逃避本国内乱，来到齐国，改陈姓为田姓。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在齐为将，因讨伐莒国有功，受齐景公赐封乐安和“赐姓孙氏”。他便是孙武的祖父。孙武出身在这样一个军事世家中，得以学习和掌握先辈们丰富的军事知识，这为后来撰写《孙子兵法》准备了条件。后来，齐国发生田鲍四族之乱，孙武为了避祸，逃奔到长江下游的吴国定居下来，并受伍子胥引荐，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从此，他协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终于使吴国取得了显名诸侯的地位。 《孙子》这部书，见解精确，文字湛炼，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述。在我国，它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日本推崇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典”。1973年出版的美国约翰·柯林斯《大战略》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 《孙子》一书收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十三篇。全书不到六千字，始终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许多带有普遍规律的作战原则。 关于这书的作者，历来有所争论。多把作者附会在孙膑身上，或认为是春秋战国间无名氏所作，后由孙膑编整成书的。从长沙马王堆楚轶侯墓葬得到的简片证实，孙膑另著有《孙膑兵法》。孙膑是孙武后代，他出生时，已是孙武死后一百多年的战国中期了。 后代注释《孙子》的人甚多，不胜枚举。最早的是曹操。清代孙星衍以道藏所刊宋吉、天保十家注本，详加校勘补正，称为“曹操等十家注”。现在流传的就是这个本子。 吴子 《吴子》两卷，是战国时名将吴起的论兵之作。吴起是卫人，曾就学于管仲。他最初仕于鲁，并不得意。闻听得魏文侯贤，能任人，便赴魏往投。魏文侯任之为西河守，颇有治绩。但为魏相公叔所忌，不安于位，乃奔亡投楚。楚悼王用以为相，吴起为之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强秦，所战克捷。当时诸侯都以楚之陡然而强为忧。吴起于国有功，为人却颇招怨。楚悼王死，楚国很多怨恨吴起的贵族大臣纷纷起来攻杀吴起。吴起逃往楚悼王停尸之处，伏于王尸之上，但仍未能免祸，还是被砍杀了。但王尸亦因此而有所伤。后来追寻祸始，很多砍杀吴起的人都一一得罪。因此有些论者说吴起不愧是位兵家，毕命之际，仍多余智，使致他于死命者仍难逃出他的报复之手。 《吴子》这部书份量很少，仅二卷。据司马迁称：“吴起兵法世多有”，而不言篇数。《汉书·艺文志》载吴起书四十八篇，而《隋志》作一卷，贾诩注孙镐注也均为一卷，却也都称有四十八篇的一种。 吴起杀妻求将，王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而他曾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还属正道。如他对王武侯说：“在德不在险。”论治国治军，则说：“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为将之道，则说：“所慎在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这些观点都是可以称道的。《吴子》的六篇是：《图国》、《料敌》、《治兵》、《讨将》、《应变》、《励士》。这六篇都是问答体，内中除《图国》一篇是与魏文侯为问答外，其余五篇都，是和魏武侯的问答。 六韬 《六韬》也是一部兵家之书，它的作者是周文王所访到的姜太公吕望。全书也是以问答为体，前十六篇问的都是文王，以后便都改为“武王问太公”了。 所说“六韬”，是全书共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文韬》讲的都是兵家的根本原则，共有《文师》、《盈虚》、《国务》、《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武·韬》讲的是实际攻战的策略，计有《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五篇。《龙韬》讲的是择将、用人，以及熟悉军心的各种方法和道理，计有《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十三篇。《虎韬》是讲军中的武备和实际攻战的各种情况，以及因事制宜之道，计有《军用》、《阵第》、《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粮》、《略地》、《火战》、《虚垒》等十二篇。《豹韬》讲的是实战的各种情况，把各类地形和众寡之间所应有的诸般变化都作为要点加以突出。内容共有：《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犬韬》讲的是选士和练兵之道，计有：《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十篇。 《六韬》虽然称为太公望所撰，但实际上恐怕并非真的就出于太公之手，成于后人追记，抑或假托的可能极多。不过书中所说的法度变化，既实际又合用，给人启发，所以还是被后来的兵家视为根本的教材。 吕氏春秋 又名《吕览》，是秦相吕不韦集其门客共同编写的。《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这是由于这书的内容既以儒、道为主，又兼有法、墨、名、农等家之言的缘故。 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巨商，在赵都邯郸遇着了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异人其时处境困窘，吕不韦私下高兴地认为：“此奇货，可居也！”于是尽心与之相交，助异人摆脱困境，并把自己的一个业已有孕的姬人，送给了异人，还帮他回到秦国，继承王位，自己也随之入秦为官。那姬人所怀的孩子，生下来后便是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在嬴政为皇帝后，他的母亲成了太后，吕不韦则为秦相。太后与吕不韦原本便有关系，他们之间的性爱总没有断过。这事为始皇所知，非常羞恼，吕不韦惧罪，便自杀了。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其门下宾客共同写成的，因为成于多人之手，所以不仅内容很杂，各家之言都有一些，即以文章而言，也是花样繁多，各尽其妙，其中有很多故事，写得极有风趣，艺术性很高。书成，据说吕不韦非常满意，曾悬书于国门，说：“有能易一字者，予千金！”其得意之状可见。 《吕氏春秋》自成书以来，毁誉颇为不一，直至清季中叶，毕沅仍以其内容太杂，不能成一家言，作为攻击的口实。实际上，《吕氏春秋》以纪、览、论编目，也创立了它的体例。况且《吕氏春秋》中引述了很多先秦的典籍，其中很多书后来都佚亡了，全赖《吕氏春秋》加以引用，才得保全下来了一些。单只这一点，《吕氏春秋》的功绩便也很足述了。 《吕氏春秋》十二纪、八览、六论的篇目及卷数大致如下： 十二纪的篇目是：《孟春纪》五篇为卷一、《仲春纪》五篇为卷二、《季春纪》五篇为卷三、《孟夏纪》五篇为卷四。《仲夏纪》五篇为卷五、《季夏纪》五篇为卷六、《孟秋纪》五篇为卷七、《仲秋纪》五篇为卷八、《季秋纪》五篇为卷九、《孟冬纪》五篇为卷十、《仲冬纪》五篇为卷十一、《季冬纪》五篇为卷十二。 八览的篇目是：《有始览》七篇为卷十三、《孝行览》八篇为卷十四、《慎大览》八篇为卷十五、《先识览》八篇为卷十六、《审分览》八篇为卷十七、《审应览》八篇为卷十八、《离俗览》八篇为卷十九、《恃君览》八篇为卷二十。 六论的篇目是：《开春论》六篇为卷二十一、《慎行论》六篇为卷二十二、《贵直论》六篇为卷二十三、《不苟论》六篇为卷二十四、《似顺论》六篇为卷二十五、《士容论》六篇为卷二十六。 《吕氏春秋》最早有汉高诱注，清毕沅为之校正。 淮南子 《淮南子》的作者一向称为刘安。这刘安是淮南励王刘长的长子，亦即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刘恒的侄子。 刘安很为汉文帝所重，时常加以召见。曾下诏命他作一篇《离骚赋》，至午文成，颇得赞赏。 刘安自袭位为王后，很是好客，很多文人和术士都投至他的门下，最知名的有苏彪、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易等八人。还有诸儒大山、小山等人，也是其门下之客。刘安日常每与宾客们讲论道德，阐述仁义。《淮南·子》便是在日常谈论中，由这些人共同写成的。这些人所学不同，生活各异，为文自也如此，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所以历来《淮南子》便都被列入杂家。但从各章的主要内容看来，还是近于道家思想。汉人高诱说：“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者大也，烈者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因为高诱这一番说明，后世称此书为《淮南鸿烈传》。 《淮南子》原有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共五十四卷。但因很早便散佚了很多，所以现存的高诱注本则只有二十一卷。这些存留下来的是：《原道》一卷、《俶真》一卷、《天文》一卷、《坠形》一卷、《时则》一卷、《览冥》一卷、《精神》一卷、《本经》一卷、《主术》一卷、《缪称》一卷、《齐俗》一卷、《道应》一卷、《汜论》一卷、《诠言》一卷、《兵略》一卷、《说山》一卷、《说林》一卷、《人间》一卷、《修务》一卷、《泰族》一卷、《要略》一卷，共二十一卷。 贾谊新书 《贾谊新书》又名为《新书》，是汉贾谊的一部陈说当时政治形势的论文集。贾谊生于公元前二〇一年，卒于公元前一六八年，一共才活了三十三岁。贾谊是洛阳人，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家和辞赋家，人极聪慧能文。据说，他年仅十八，便以能文见称于郡中，年二十余，汉文帝任贾谊为博士，随即又任为太中大夫。 贾谊眼光敏锐，文帝时还是所谓太平盛世，但他已经看出了很多隐伏着的危机。他多次上书说明他的看法，文帝也有些为之所动，想要委以公卿之职，使得展其抱负。但因为周勃、灌婴等人反对，不但没能大用，反被放出为长沙王太傅，后又改为梁怀王太傅。贾谊因有此行，所以后人常以贾长沙或贾太傅为称。 《贾谊新书》共十卷，有文五十八篇，他的有名文章，如《过秦论》等都在其中。在这些文章里，贾谊充分发挥出了他对于国政的见解，指出那时汉代的形势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已治已安”，却有如“抢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他认为祸患之来，在于人民负担过重，耕之者寡，食之者众。他还说到，作为人君，如果是“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故失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还说到致富强的作用：“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政远，何招而不致？”这里，他更好地发挥了孟子所主张的重农而行仁政，则民之归之，犹水之就下的说法。 贾谊的赋也很有名，《汉书·艺文志》录有七篇，但都不在《新书》之内。 扬子法言 《扬子法言》又简称《法言》，为西汉末扬雄所著。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好学博览，无所不读，而不为章句训诂之学，却好为深湛之思。他患口吃，不能以言辩见长，但为文则极浑丽。尤长于赋，曾仿司马相如，为《甘泉》《河东》《长扬》等赋奏上。王莽篡汉，扬雄降仕于莽，在天禄阁校书，以此很为后人所轻，朱熹在他所著的《紫阳纲目》中，竟以“莽大夫”称之。他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书，文集则有《扬子云集》。 《扬子法言》讲儒家礼法之言，是模仿《论语》的方式写成的。文中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谈“王道”，纯是汉时儒家之言，因此后世又称为《扬子》。书共有十三卷，计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 过去为这书作注的人不少。自汉代以来，有侯芭注六卷、宋衷注十三卷、李轨解一卷、辛德源注二十三卷。柳宗元、咸广、吴秘之皆有注。司马光合这几家的注，增加了他自己的意思而成四家注。现在流传的是晋时李轨的注解本和司马光的集注本。 李轨，字弘范，东晋尚书郎，都亭侯。他的注称为《法言音注》。 素书 辅佐刘邦得天下的张良，有个圯桥进履，得黄石公授以《素书》的故事，这里所讲的《素书》，据说便是黄石公所著，用以授与张良的那书。当然，这是很靠不住的，这必然出于后人的伪托。不过书成于何时，伪托者究为何人，都已无从考查了。 全书很短，共只有六章。第一章《原始》，讲的是“道不可以元始”。第二章《正道》，讲的是“道不可以非正”。第三章《求人之志》，讲的是“志不可以妄求”。第四章《本德宗道》，讲的是“本宗不可以离道德”。第五章《遵义》，讲的是“遵而行之者义也”。第六章《安体》，讲的是“安而履之之谓礼”。六章之中，以末两章略长，其他四章则都较短。 《素书》所讲的都是些为人和立身之道，如“以明示下者闇”，“有过不知者蔽”之类，是以儒、道二家为本，来陈说它的哲理的。 新语 《新语》出于曾经辅佐汉高祖刘邦的陆贾之手。陆贾是楚人，在刘邦尚未称帝时便跟着他打天下了。天下既定，占据着广东一带的南越王赵佗还没有臣服，汉高祖便派陆贾到南越去顺说，劝赵佗臣服，并带有颁给赵佗的南越王印。陆贾以其能言善道之利，果然说服了赵佗，回朝后，晋位为太中大夫。 《新语》之作，据说也是出于汉高祖之命。汉高祖虽也很重用张良、陈平这些读书人，但实际上却总以为自己的天下是打出来的。所谓“以马上得天下”，对儒生很不礼貌，不仅常加笑骂，甚至还常夺下他们头上的儒冠，在其中小便。陆贾为此曾多次劝冻，有一次汉高祖冒了火，喊着：“老子的天下是从马上得来的，要儒生何用？”陆贾狠狠地把汉高祖顶了回去。“马上得来的，不错。”他说，“可是你能以马上治天下么？”汉高祖给顶得醒悟了过来，于是深自谢过，并且要求陆贾先为他写本书，说说秦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兴。陆贾应承了下来，于是便写出了《新语》这部书。 《新语》分上下两卷，共十二篇。上卷的六篇是《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和《慎微》。下卷的六篇是《资执》、《至德》、《怀虑》、《本行》、《明诚》和《思务》。 《新语》的卷数，《史记》和《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不一。《史记》中说“陆贾为高帝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卷数与今本正合。《汉书·艺文志》所记，则为二十三卷，比今本多了几至一倍。然而《隋书·经籍志》和《崇文总目》所记的都只有两卷，与今本合。 司马迁撰写《史记》，对于陆贾是深为称许的。称他是“纵横家”之类的辩士，知重儒术。又列此书于儒家。称赞他身名俱荣，秦汉的辩士，识见议论都不及他。这部书所论述的很多道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仍然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四库提要》说：“此书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皆引孔子为宗。”但又主张“崇俭”，“尚静”。这对于大乱始定，民困财尽的汉初政权的稳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申鉴 《申鉴》一书的作者就是曾为汉献帝修《汉纪》的荀悦，这是他与孔融等人随侍汉帝时的所作。全书共五卷：卷一题为《政体》、卷二题为《时事》、卷三题为《俗嫌》、卷四是《杂言上》、卷五是《杂言下》。 这书，王鏊于明正德间曾为之校印，并著有小序。王鏊在序中把荀悦所以撰著此书，和立言之微细，都作了扼要的叙述。 他先说到此书是荀悦和其弟荀彧及孔融一同侍讲禁中时所作。“每有献替而意未尽”，便又书而为奏，遂成此书。 荀悦侍讲禁中，这个差使实在是很难当的。献帝虽说尚居帝位，但实权早已落入曹操之手，魏武多疑，对接近献帝的人防查很严，稍一不慎，便有身祸。孔融、荀或所以都没得到善终，确系露出了一些心倾汉室的迹象所致。荀悦立论很是小心，《申鉴》所论虽然是讲为治之道，但在为君者应如何总揽机务，使权力不致下移这点上，却很谨慎地避开了，一点也没谈到。他之得以优游以终，得力便在此处。王鏊在《申鉴序》中对此颇表不满，他认为“总揽机务，使权不下移”是当时莫大之事，因而责问荀悦，为何曾无一言及之。但他又以扬雄为比，觉得荀悦并无赞美曹操之处，和曲意赞美王莽的扬雄一比，可又强多了。 《申鉴》的内容不多，流传不广，现今尚可见到的有南丰吴道传校本，别的本子则极少见了。 中论 《中论》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所著。徐幹字伟长，与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都交游有素。曹丕称赞他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说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魏文帝与吴质书》）提到《中论》的文字，当以此为最早。 建安七子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与曹氏兄弟交游，所论者也多是文章之事。但徐幹的这部《中论》，所论的却与文事无关，而是讲到“治心养性”，偏重于道德和立身之本的事，魏文说他“怀文抱质”，便是由于这个。 《中论》魏文说它有二十余篇，但目前所存的却只有二十篇了，如唐太宗在他的《贞观政要》中所称的《复三年丧篇》，现本却并没有，可知已亡失了。但亡失者并不算多，则是可以肯定的。 现存《中论》分上下两卷，上卷有《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贵言》、《艺纪》。《核辨》、《智行》、《爵禄》等十篇。下卷有《考伪》、《谴交》、《历数》、《论天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等十篇。 傅子 《傅子》一书是晋司隶校尉傅元所撰，原书为一百二十卷，《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所载卷数都是如此，可见此书在隋、唐时尚然完整。但到宋时，却是全书多已亡失，据《崇文总目》所载，则已只有二十三卷，亡失的将及百卷。宋后，亡失更多，迨及元明，全书已近灭绝，如今所传的《傅子》，则是纪昀、陆锡熊等人在《永乐大典》中辑存而得的。 现在辑出的《傅子》，共有文句完具的十二篇，那是：《正心篇》、《仁论篇》、《义信篇》、《通志篇》、《举贤篇》、《重爵禄篇》、《礼乐篇》、《贵教篇》、《检商贾篇》、《校王篇》、《戒言篇》、《假言篇》。文义未完的也有十二篇，那是：《问政篇》、《治体篇》、《授职篇》、《官人篇》、《典制篇》、《信直篇》、《矫违篇》、《问刑篇》、《安民篇》、《法刑篇》、《平役赋篇》、《镜总叙篇》。最后还辑有附录四十八条。 纪昀等在《上傅子表》中，曾引晋司空王沈论此书的话说，这书是“存重儒教，足以塞扬墨之流”。论其实质，确乎如此。 文子缵义 《文子》一书也是曾经刘向辑出，后来却又佚失了的。刘向辑出的《文子》，据称只有九篇，而北魏李暹注《文子》，则又以十二篇为称，不过这个本子也已亡失，是否有人增益，也无从考查了。如今想要知道《文子》究为何书，只有从《文子缵义》中，稍得见其面目。 《文子缵义》为杜道坚所撰。杜道坚字南谷，大约生活在南宋之末，宋理宗时曾在浙江武康计筹山升元观为道士。计筹山有文子的故迹，所以杜道坚便有了把已经散佚的《文子》重新辑出的可能。自李暹以来，注《文子》的，还有徐灵府和朱元两家，三家虽都大半佚失，但徐灵府一家却所存稍多。杜道坚便是搜寻三家旧注，积成十二卷，使得合于旧说的卷数的。其中所引各家之说，都不具名，只题为“旧注”，而其自出其意以为之说者，则题作“缵义”，以为区别，所以书成也就名为《文子缵义》。 《文子》原书讲的就是计财之事，便是以范蠡之师计然之说为根本的一书。计然又是老子的弟子，所以书中引用《老子》之处独多。计然其人，见于《史记》，颜师古以为他大概应是与孔子同时的人。理财之术，前已有之，但理财之臣却往往得祸，不能自全。范蠡得计然之术，用之于越，十年生聚，成效大著。成功之后又能飘然远引，不遭毒手，便是因为计然术中多有老子之说，才能功成不居，合于道家之学。杜道坚是个道士，于道家之言，自然更为笃奉，所以《文子缵义》每有所说，几乎无一不是以“老子曰”为其发端。 《文子缵义》自成书以来，流传不广，后来又已亡佚，目今流行的本子，则是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出的。全书仍为十二卷，其篇目是：《道原》、《精诚》、《十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 郁离子 《郁离子》是一本小书，全书仅十六节，一千余字。它的作者据说是明代辅佐明太祖取得天下的刘伯温。全书各节，或以问答体，或者便直以“郁离子曰”作为开头。这郁离子自然便是作者的化名。 　刘伯温，名基（1311-1375），浙江青田人，元末的进士。后佐明太祖定天下，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他与当政的胡惟庸议多不合，退归林下，后竟为胡惟庸所害。《郁离子》便是他退隐时所著，原为三卷十八章，后则仅存一卷。书中多以寓言以见其意，写得明白生动，又极有趣。 第二编 正史和杂史 概说 第二编所讲的是史书方面的旧籍。最先讲到的是自《史记》以至《明史》的二十四史。这也就是通常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部史书。所谓正史，指的是遵循创自司马迁的纪传体并经官家修撰的史书。这一体例，由于纪、传、表、志诸体俱全，便于记载各方面史事的全貌，而为历代设局修史者所采用；又由于早在《隋书·经籍志》里已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书称为“正史”，所以后来便都习惯地把这一类的史书称为“正史”了。 以体例而言，《新元史》和《清史稿》也仍属于此类，所以本编把它们和二十四史列在一起，成为“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昔人尚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之叹；现在加为廿六史，自然解说更见困难了。这里所用的简释办法，只是略叙各书的特点。各书虽全是纪传体的正史，但体例总不免有些小小的变异，简释便着重于这些去处，以见其间的差异。叙述还采取了习见则言简、不习见则语详的办法，以补旧说之不足。如被称为“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流通较广，所以便只说说它们之间的承续衍变之处，余不多及。而记北魏时事的《魏书》，则以读者知之较少，便略多说一些。《魏书》的作者魏收，因未能满足那些祖上曾在北魏为官的世家子弟们替其祖上立传的要求，不但人被诋毁，谓为无行，书也被诬为“秽书”，以致有些无知之徒，但凭耳食，竟称书中“颇多色情之笔”，所以顺便也为之略加说明，以辨其诬。 纪传体虽称正史体例，却并非最先见的著史方法。我国最早的史书，如《春秋》和《左传》，所用的则是编年体。这一体也一直流传下来，撰有多部史书。由于《春秋》和《左传》，都已被列入第一编内，这里所讲到的便只有《前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几部流传稍广的书了。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中的一部大书，它的流传之广足与《史记》并列。不仅如此，由于宋人袁枢为了便于阅读，竟将通鉴所记大事分别抄集，使其首尾毕具，又创建了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这种体例一出，仿效的人极多，如《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共达四、五十种，本编只举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种，略予解说。 通行的史书之中，还有一种所谓典志体的书。这类书创自杜佑的《通典》，是专记各类典章制度的通史。这一体也已盛行，本编只选了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书为例，略予叙说。 《国语》、《战国策》等书都是辑言、辑事的史书，纪时虽稍松散，但每事各自成篇，亦极风趣；而且文笔极佳，历来都有很多篇被采作范文，为人们所熟知。本编除采用了《国语》、《国策》二书而外，还把刘向所辑的《新序》、《说苑》两书列入，作为范例。 史书中的分国史也是其中的一体。严格说来，《三国志》也该属于此体，但它已被列入正史，姑不赘论。这里所讲到的《华阳国志》是巴、蜀一带的通史，《吴越春秋》所记是吴、越两国之间的事，都有些地方史的样子。《十六国春秋》和《十国春秋》两书，一是分国记叙北魏立国前五胡十六国的扰攘局面的；一是把梁、唐、晋、汉、周五个占据中原称为“五代”的五国除外，而将同时并列的吴、南唐、前蜀、后蜀诸国分国为纪的，所以把这两书也都列入本编。 以类传人的史书也有很多，这里只采入了《列女传》、《高士传》、《畴人传》三书。 在学术史方面，自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最著名，这里采用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学案小识》五书加以说明。《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的未竟之作，由全祖望为之补足成书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都出于清儒江藩之手。《清学案小识》则为唐鉴所著。江藩和唐鉴，一个是汉学家，一个是宋学家，两人在著作中各有所偏重，但如能合起来看，却又可以看出自清初以至嘉庆年间，汉学、宋学两派对立的全貌，所以后来便有人把三书合刊，并称之为《清儒学案》。 列在史书中最后一类的，是论史之作。这类的书，最早的作者是唐人刘知几。他所著的《史通》是一部极具盛名的书，书中既论史事，也论史书，而其侧重之点，则在比较各类史书而论其得失。继刘知几而为史评之书的，还有宋吕夏卿、吴镇、元苏天爵等人，而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取材最广，议论最精。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是一部论史之作，他是个认为“六经皆史也”的人，所以他的书中不仅所论有史，连诗、书、易、礼也都有所论及。 史记 《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它的作者便是为历代的人所崇敬的常以太史公称之而不名的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他的生卒年都不能确知。生年一向便有两说，一说是他生于公元前145年，另一说则认为他的生年应在公元前135年。这两说各执一辞，一直争论不已。不过以司马迁的经历而言，似以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较妥。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的家庭中，他的父亲司马谈便是以著史为职的太史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司马迁很早便能诵读古书，后又向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等人学习，所学更为精博。在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出游，遍涉国内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他曾说，为人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话他是身体力行了的。 司马迁是在其父死后约三年，便继任为太史令。那时司马迁学已有成，早已是个学博才优的良史之材了。他的父亲曾想如孔子著《春秋》那样，也把古往今来的事修成一部史书，但仅仅做了些准备工作便已病逝，只在临终前把修书的愿望寄托给了司马迁。所以司马迁得为史官后极为尽力，在《报任安书》里曾提到那时的情况，说他自己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他这样努力工作，最后得到的却是凌虐耻辱的打击。那是由于李陵在塞外兵败，降于匈奴，汉武帝要重治其罪，司马迁却同情李陵是寡不敌众，力竭而降，为之上书求情，因而触怒了武帝所导致的。司马迁是于天汉三年被捕入狱，到太始元年才遇赦得出，不但坐了三年牢（公元前98-前96），还曾被处以腐刑（所谓腐刑，即是把人像牲畜一样，加以阉割）。受刑之后，人的形态、声音都要发生变异，成为在宫廷服役的阉寺那样的人。体貌形同宦者，自然便极为人贱视，司马迁对此，更觉痛苦万分。他出狱后，想到义不受辱，很想自杀以明己志，但是想到著述未成，父志未完，又不得不暂且忍辱偷生，完成他的著作。他这种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情况，在《报任安书》和列于《史记》之末的《太史公自叙》中都说到过。他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这里，司马迁以古人为比，沉痛地抒发了他愤而修书的至意。《史记》一书，大约在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便已基本完成，此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有人认为，以司马迁的高标亮节，书已修成，决不会再隐忍偷生，必是已然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这事却又史无明文，终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而已。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在这一百三十篇中，共记述了上自黄帝、下迄当世的汉武帝首尾共达三千年左右的史事。“本纪”是用以纪年的，所以各纪都以历代诸帝为主，如《五帝本纪》、《汉高祖本纪》等等即是。但项羽并未建立帝业，《史记》中却也有《项羽本纪》一篇，俨然以帝王目之，这突出地表现出司马迁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卓越见解。这种气概和卓识，在后来的二十三史中便不见了。“表”是以年为序，分列各类大事，以便查检的。“书”是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如《礼书》、《乐书》、《天官书》等都是。“世家”是记载各国诸侯和辅汉元勋的事迹的，如《齐世家》、《留侯世家》等即是。“世家”之中，又有《陈涉世家》一篇，把起义最后失败了的陈涉也视同世家，也与项羽之得列入本纪一样，既以见作者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卓识，也表现出了作者对于最先举行起义者的认识和同情。还有，孔子也是被列入世家之中的，那是出于司马迁对孔子的尊重，并也表明了孔子对人民的影响之大，足以抵得上一个大国的诸侯。“列传”是记述历代官自大夫以下，以及农民、商人、隐士、刺客等类人士的事迹的，人自为类，写得都很生动。 这种以纪、传、书、表为体，使诸事分见合成的记事方法，是由司马迁所首创的，被称为“纪传体”。这种方法，其影响既广且远，二十四史中，后来的廿三史，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修成的，其间虽也各有一些小小的改易，但都不过是枝节上的增益变革，在整体上可以说没有一部正史是能越出了《史记》的藩篱的。因此，清人赵翼在他的《廿二史答记》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说是“极则”，未免太过，但单就所谓正史的情况而言，倒也是句实话。 司马迁的文笔极为精炼，叙事简洁，层次井然，刻画人物，生动活泼，情态逼真，对话中还大量地采用了许多口语、土语，不仅生动，又充分地刻画出各人的出身经历、内在的感情。因此合起来看固是一部史传，分开来看，却又是·很多篇艺术性极高的散文，有的实竟似一篇极为生动的小说。即以《项羽本纪》中的“鸿门之宴”一段为例，这一段的字数并不算多，但对项羽、范增、刘邦、张良以及樊哙等人，却都描绘得活灵活现，把他们的神态、动作、思想、感情都写到了。其中项庄舞剑、樊哙闯帐更是写得紧张、逼真，令人有如目睹。《史记》中的许多篇章，历代都被作为习为文章的范本，其故也就在此。 在流传下来的《史记》中，并非都是司马迁本人所著，据《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身后，《史记》一百三十篇中共缺十篇，张晏在注中并且指明所缺的篇目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这些都为褚少孙所补。（褚为颖川人，汉元帝、成帝间博士、寓居沛，师事大儒王式。） 历代研究《史记》的著作很多，常与《史记》同刻并行的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记集解》等书。《史记索隐》三十卷，系唐人司马贞所著，他在开元时曾为宏文馆学士。《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作者张守节也是唐人。《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则是宋人裴骃所著。这三书常附于《史记》正文之后，与之并行。由于版本不同，所附各异，有只附有其中之一的，有附有三者之二的，也有三者都附的版本。 汉书 《汉书》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二部，却又是我国断代史的第一部。它的作者最主要的是班固。与司马迁同称“班、马”的，就指的是他。但汉书的作者又不仅是班固一人，在他之前，有他的父亲班彪；在他之后，则又有他的妹妹班昭和马融的哥哥马续等人。 《汉书》所记仅限于西汉一代，起自公元前206年西汉建国，讫于公元24年王莽被诛，为时共二百二十九年。这种起讫一代勒为一书的体例，很为后来的史家所称便，故又称之为“汉书体。”二十四史自《汉书》以下的各史，除《南史》、《北史》和《五代史》等书外，差不多都也是自起讫于一代的。这种综述前代，撰为一代之史的方法，有很多方便，首先是事已隔代，功过易明，论断起来较为方便。其次是论述前代触忌之处较少，写作之时要轻松、自由得多。再次是所记所论都非时人，也免除了得罪人的危险。 《汉书》之所由起，最初是由班固的父亲班彪。因见《史记》终于汉武帝太始年间，西汉一代事绩未全，多人尚无纪、传，曾拟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但未竟而卒。班固在家整理其父的遗稿，却因被人告发，以“私撰国史”罪名被捕下狱。后得其弟班超“诣阙上书”，才得无罪，并被任为兰台令史，得有编写国史之命。班固著为《汉书》用力很多，前后达三十年，直到他陷入窦宪案中，死在狱里， 书还没能完成。其中八表和《天文志》都是其妹班昭和马续等人代为足成的。但也有人说，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汉书百篇已经写成，班固死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前后相距将及十年，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大概应是班固入狱，《汉书》手稿多有散佚，所以才有“《汉书》初出多未能通者”之说；班昭受诏，率领马融等人加以校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大概八表及天文志散佚特多，才不得不由班昭等人代为足成。持此说者，历来颇不乏人，当代史家范文澜也是持此说的。 《汉书》虽是首创的一部断代史，但其体例大致也还是依照着《史记》的纪传体例，不过是易“书”为“志”，把世家并入了列传而已。 《汉书》共一百篇，计为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纪、传中凡属《史记》原有的，大多仍依《史记》的原文。因此有人讥诮说，“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郑樵《通志总序》）但这是不公平的，却是赵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记》中所说的“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剪裁”，倒还有些道理。在《志》中，《汉书》的《食货志》是本诸《平准书》而更为完密的，以后诸史，大多也都有此一门。《艺文志》和《地理志》则全属创建，这二者后人也都多有遵循。 以文章而言，《汉书》自为的纪传，虽不像《史记》奇伟雄肆，对话也没有《史记》那样鲜明活泼，但它简练周密，富厚详实，也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后汉书 《后汉书》在廿四史中列居第三，为南朝刘宋时范晔所撰，是东汉一代的断代史，记的是从东汉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汉献帝改元建康逊位时（公元220年）为止一百九十六年间的史事。自东汉以迄刘宋，各家编著的记载后汉史实的史书很多，共约二十种，卷数达一千有余，范晔的《后汉书》，便是以班固、卢植所撰的《东观汉记》为主要底本，又参照了各家著作加以增删修改而著成的。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湖北省光化县）人，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以谋叛被诛，死时年才四十八岁。他出身于世家，父亲范泰官至车骑将军，所以他的宦途也很顺利，从宣城太守一直做到左卫将军、太子詹事。那时便以密谋拥立宋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发被诛。 《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是成于范晔之手，由唐李贤（即章怀太子）为之作注的。《志》的那一部分，范晔虽然早经计划，并已着手撰写，但是尚余十志未能完成便被杀了。目前通行的后汉书中的《志》三十卷，则是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病其无《志》，把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中《志》的部分抽了出来，并也为之作注，补成全书的。 范晔精音乐，善为文，写《后汉书》，出入于诸家著述之中，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实很费了一番心力。刘知几评之为“简而且周，疏而不漏”，是很确切的赞语。范晔在体例方面也还有些增益，他创建了一些称为《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的新列传，给后来的史家在以人归类这一方面留下了很多方便。特别是《列女传》的创建，为后来诸史立下了规范，显现了范蔚宗的卓识。 刘昭注补的《志》三十卷，原是将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里的志书八卷改写，以补足一百二十卷之数的。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著有《庄子注》、《九洲春秋》、《续汉书》等书。《续汉书》八十卷早已亡失，独“志”八卷以得附于《后汉书》而获存，不可谓非刘昭之功。 三国志 《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列居第四，而其成书却在列居第三的《后汉书》之前很多。它的作者陈寿，是三国时蜀人，生于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死时年六十有五。陈寿在蜀，受学于蜀儒谯周，蜀亡后入晋，很受张华的赏识。他曾编成《蜀相诸葛亮集》一书，颇著时誉，因此而诱致起他修《三国志》的动机。 陈寿之修《三国志》有类于私人修史，所以体例难于具备，没有表、志，只有本纪和列传两类，而志则用于分国。全书共六十五卷，其中《魏志》三十卷，中有《帝纪》四卷，《列传》二十六卷。《吴志》二十卷，《蜀志》十五卷，都只有列传，没有《帝纪》。其中魏志的卷数独多，又有《本纪》，看来像是以魏为正统一样，为此受到后世不明真象又执着于正统观念的人的非议。这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魏志》卷数独多，那是由于曹魏地广人众，又据有中原，人多事多，卷数自然也就多了。独有《帝纪》，那一是由于魏是代汉而立，直承帝统，晋又代魏，也以直承汉统自许，陈寿入晋是个降臣，如何敢于独异，自取祸咎呢。《蜀志》独少，也有它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由于魏、吴都已先有史书，魏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吴有韦昭的《吴书》，材料都较现成，用着自然方便。陈寿虽是蜀人，但蜀中却少官书，材料都要他自己来搜集，又在亡国之后，困难便更多了。其实陈寿最先著手的还是《蜀志》，其次则是《魏志》，吴因灭国在后，所以动手也自较晚。 《三国志》是以魏、吴、蜀分立，各以其立国以至国灭自为起讫的。它对三国的创始人物，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在其立国之前的诸般活动以至战争都已述及；对在后汉书中有传的人物，如董卓、刘表、袁绍、袁术以及吕布等人也都曾为立传。所记史实，实始于汉灵帝末年（188），以讫吴灭（280），共约九十余年，已超过三国形成的始讫年代。 陈寿颇具史才，叙事剪裁极为精当。但全史出于一人之手，有很多事未免难于周备。这一缺陷，幸而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不但为之作了弥补，而且使它显得格外出色。 裴松之（372-451）之为《三国志》作注，是在他的晚年刘宋已代晋而兴时，奉宋文帝之命，开始著作的。宋文帝是病《三国志》为文过简，有很多事都被略过，所以想让裴松之以注的方式来加以补充。裴松之对他的这份工作是极尽力的，他几乎参照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逸史，选择它们的材料，“其寿所不载，事宜存録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检寻《三国志注》中所引用的书名，共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字数约为陈志的三倍。裴注受到历代读者的看重，并非偶然。 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实已超乎注释以外，并带有一些为之增补的性质了。这种注体，在他创始之后，很有些人加以仿行，遂竟成为注的一体。 晋书 《晋书》是唐代名相房玄龄率领褚遂良、许敬宗等多人所纂修的。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曾在“晋宣”、“晋武”两纪，“陆机”和“王羲之”两传之后各写过一篇以“制日”为称的史论，所以有些本子又题有“唐太宗文皇帝御撰”等字样。唐太宗确是极为关心修撰前代史籍的，他把史馆隶属于门下省，明令定出诸史概由宰相领衔监修，很多学士、词臣分列其下，各以所长，分别撰著，所以功效大增。此后历代便都遵循这一制度，既修前朝旧史，又为本朝保存和整理材料。正史俱由后来一代根据前朝所留资料，修为断代史书，也是至此才得成为定局的。 自两汉以来，私家著史，蔚然成风。晋在统一之后，不久便经变乱，偏安江左，成为东晋，把北方诸地置于外来各族争夺之场，所以撰成的私史也就更多。据说成书的共有二十六家，著名的也有十八家之多。这十八家都没能使唐太宗满意，曾经下诏，一一指出它们的缺点，决定要由房玄龄领衔，加以重修。房玄龄等人把书修得很快，他们兴修于贞观十八年（644），到贞观二十年（646），才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全书便修成了。所以能如此之快，实也有很多原因。首先是他们修书的人选多，可以独立工作的史家、学者便有二十余人。他们各尽所长，分头编写，速度自然就快。其次是资料丰富，可供选择。十八家《晋书》、《晋史》等等，虽说都不被唐太宗称许，但所存史料则极丰富，省去了搜寻史料的麻烦。而且各家弊病，唐太宗都已指出，更可避重就轻，加以运用。还有那个被唐太宗称为“烦而寡要”的减荣绪的一百一十卷的《晋书》，虽也有些残缺，但在十八家中却是最完整的。“寡要”固是一短，“烦多”却又是一长，“去烦取要”，总是比较容易的。 《晋书》记有从晋武帝代魏为帝的泰始元年（265）到晋恭帝永和二年（419）逊位于刘裕为止，包括了东、西两晋共一百五十五年的史事。但在《晋宣纪》中，所记的都是三国时事，对晋前的一段时期也有所涉及。 《晋书》共一百三十卷，其中包有《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载记》是《晋书》独创的一个门类，它记载了晋代偏安江左后入居中原的五胡十六国间的一些事件。这段历史，头绪繁多，记载起来很不容易，《晋史》把这一时期各国之间和、战、兴、衰都理得很有条理，工夫是很艰巨的。 但是，《晋书》终由成书太速，出于多人之手，没有得到充分的裁剪，因此纪、传之间，传、志之间，不免尚有未能尽合之处。还有，由于佛教东渐，至晋影响已深，入唐此风未泯，《晋书》中过多地引录了一些神怪、迷信的传说，也不能不说是一大缺点。 《晋书》修于唐初，六代藻丽的文风尚有余势，所以纪、传等等尚多骈俪之文，亦为历来讲究辞章的人们所称许。 宋书 东晋偏安江左，形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汉人的名门望族纷纷迁往江南定居，北方却成了外族入侵、彼此纷争的舞台。这一时期，不但国别有分，南有宋、齐、梁、陈，北有北魏、北齐、北周，连史书也是这样分开了的。史书的部数不少，若连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合并计算，共有九部之多，占了廿四史的三分之一还强。在这里略为说明之后，下面先谈《宋书》。 在二十四史中排列第六的《宋书》，所记为自公元四二零年刘裕受禅于晋恭帝，至公元四七九年宋亡，共五十九年间江左一带局部的史实。它的作者是有名的诗人和音韵学家沈约。沈约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他身历宋、齐、梁三代，在刘宋朝中生活了三十九年，有很多事都曾身历，以他来撰《宋书》，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沈约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奉敕撰《宋书》的，次年二月便已毕功，撰成了计有《帝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合一百卷的一部大书。成书如此之速。实有很多原因：一是沈约笔下快，治事勤，又早有记述前朝文物人事之心。二是他的父亲沈璞原就是个史学家，生前便著有一些记载宋代史实的文章。第三，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有关刘宋一代的史书，已有时人撰出多部，最著的有何承天、徐爱等人的书，这些书给沈约提供了不少方便。 《宋书》的突出特色是八志的内容特详，且不限于刘宋一代，很多都是自始至终的历述，所以最为读者称道。《宋书》中还保留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不独有保存文献之功，而且读者如求进一步的探索，也可免去了很多寻求资料的麻烦。 沈约的《宋书》传到后来的北宋时，已有很多散失，至今流传着的《宋书》一百卷中，有些是采取了李延寿所著的《南史》中的材料予以补足的。 南齐书 《南齐书》的作者是萧子显，书中记述了南齐萧道成于公元四七九年继宋为帝，至公元五〇二年国入于梁的二十四年间的史实。全书原共六十卷，但其附于书后的《自序》一篇，入唐时即已散失，一直未能补足，所以后来的通行本便都只有五十九卷。这五十九卷是：本纪八卷、志十-卷、列传四十卷。 《南齐书》中的各篇文章都极具六朝特色，极见藻丽工整。在其十一志中，有八志是根据江淹《齐史》十志而编写的。江淹《齐史》今已亡失，萧子显能在他的《南齐书》中保全了江淹十志的一部分，也是极可嘉的。 萧子显（488-537）字景阳，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他生于南齐而卒于梁武帝时，所著书除《南齐书》外，还有《后汉书》一百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梁书》是记南朝梁武帝肖衍到梁敬帝肖方智（503-557）五十五年间的历史，共五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这部书是唐代名臣姚思廉于贞观三年奉唐太宗御诏撰编的。 姚思廉的父亲姚察，是个史学家，在南朝的陈国为吏部尚书时，便曾编撰过《梁书》，但未能成书，姚思廉的《梁书》，是在其父的旧稿基础上完成的。过去称此书的编纂是奉诏与魏征同撰，那是由于史馆修书，每以宰臣总领的定例，所以如此。其实，魏征不过是“参订其论赞”而已。 这部书因为叙事简明，材料翔实，持论也多平允，编列的次第也很顺适，所以向为后世史家所称道。 清代乾隆帝主编《四库全书》时，曾由原任詹事陈浩、陆宗楷、孙人龙、杨茂迁等人对《梁书》进行过校刊。 姚思廉（？-637）字简之，京兆万年人，卒于唐贞观十一年，年在七十以上。寡于嗜欲，人极好学，在陈时官为会稽王主簿，入隋官为代王侍读。唐高祖定京师，府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还呆在那里。到唐太宗时，官至弘文馆学士。他为人正直，父子两代都很有学识，当时受到朝野的尊重。 《陈书》也是姚思廉奉诏撰纂的。全书所记为自陈武帝继梁为帝，至陈后主为隋所灭的三十三年间的历史（557-589）。《陈书》共三十六卷，内有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 姚思廉之得以奉敕修《梁书》和《陈书》，是由于他家学渊源，是个知名的史家。他的父亲姚察，做过梁、陈两代的史官，对两代的史事都极熟悉。入隋之后，隋文帝很看重姚察，常以梁、陈间的诸事向他询问。姚察为人恭谨，文帝每有所询，他总是把自己曾有所记，或有所述评的文章，重新写过，用以上奏。隋文帝很欣赏他的这些文章，曾派虞世基传谕给他，要他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只是书还没能写成，姚察便已病故。姚察临终时，曾嘱其子思廉将遗作整理成书，因此姚思廉对于修史实已早有准备。 关于《梁书》和《陈书》，早在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便以“自魏以来二百多年，朝代更易不少，而史事未加叙述整理”，命姚思廉加以纂修，但历经十年，还没能完成。贞观三年（629）史馆设立，命魏征领衔率众修史时， 《梁书》、《陈书》的修撰工作，还是落在了姚思廉的身上。他又历经十年，才得将书修成奏上。这两部史书可说是历经父子两人之手，用了几十年的工夫才完成的，其用力之勤，可以想见。 《陈书》和《梁书》虽经修成，但并未广为流传于世，世人能见到的很少，久存内府，日久不免残缺，直到北宋嘉祐六年（1061）八月，有诏加以校勘刻印，才得流通于世。 《陈书》叙事很有条理，但纪、传之间的年月，却间或有矛盾之处，不能不说是个缺点。但历代史书似此者很多，实也不足深怪。还有，书中的避忌太多，常多不敢直书之处，也是它的一大缺点。 魏书 《魏书》是记北朝史事的第一部史书，所记为东晋南迁后，在北方建国的拓跋魏一朝的史事。拓跋魏自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珪建国，到公元五四九年东魏灭亡，前后共有一十六帝，历时一百六十四年。但《魏书》所记却不止是这一百六十余年的人和事，它追溯到拓跋魏的始兴，《帝纪》十四卷中，列在拓跋珪以前的就有二十七人。《魏书》于《帝纪》外，还有《志》二十卷、《列传》九十六卷，共计一百三十卷。 拓跋珪于建国之初便设有史官，延揽汉人为之修史，所以《魏书》的史料储备是极充足的。《魏书》最后成于魏收之手。魏收是河北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506）， 死于公元五七二年，这时东魏已亡，已经是北齐后主武平三年了。魏收很早便为史官，（公元531年，北魏节闵帝普泰元年，时年二十六岁。）后来步入东魏，又入北齐，官位虽有不同，却一直兼理史事。他颇具史才，人也正直，但当时名声却极不好，成于其手的《魏书》也被称为“秽史”。所以被称秽史，主要是传说他很贪财，如想能于书中立传，总得送些钱财才行；如想得个佳传，礼数更得加重。还有说他为人轻佻，趋炎附势。其实这些都是那些希望魏收能为他们祖上隐恶扬善的人，或者是名位不足，又无功业，又想史中有传，得以名垂后世的人，因所求未遂，怀恨在心，而散布的诽谤之言，并无事实作为依据。这种情况也已流行很久了，譬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便也有人给他造过一些有如此类的谣言。当然，对于史家造出这类流言，也并非全无根由。那是自东汉以来，私家著史者日多，其中常有借以牟利，索取货财，为人做个佳传的事。东汉以来各家私史不下百家，而流传久远的却并不多，原因固然很多，但用以牟利，轻率而为，以致质量不高，不能不说也是其不能永传的原因之一。《三国志》和《魏书》都是至今尚在流传的，我们加以检验，陈寿索贿之事，可以证明之处实在极少，魏收则更可证明他不但不会有索贿之事，而且与所传相反，应该是个正直的史臣。北魏以汉人为史官，立意固在拉拢汉人，对史官的尊重却远不若在汉人统治之下的史官，他们常常轻辱史官，魏太武帝甚至把史官崔浩杀了。魏收得为史官，正值北魏多事之秋，他受到的凌辱比在他以前的人们更甚，入东魏后，高欢更多次威胁他说：“我身后的名声在你手里，别以为我不晓得！”高欢之在东魏，有如曹操之在汉室，司马昭之在曹魏一样，魏收如果真是个趋炎附势的人，高欢定会被他哄得喜笑颜开，何以还会时加威胁？高欢所以时常加以威胁，正由魏收并不趋奉他，并且常说愿以东观直笔，做个正直的史臣。高欢所最怕的，正是这种直笔。 《魏书》于修成后经过三度修改，就更可证明魏收的原书定多直笔，由于他不肯以曲笔美化那些子孙在北齐仍居高官的人们，所以人们要攻击他，要称那书为“秽史”，使之免于流传。三次修改，也是为了要把事情安抚下来。这种为了满足有些人的自私愿望而加以修改的史书，自然会是越改越坏。后来的史家很多人都曾说过。范文澜在他的《正史考略》中，也这么说过。《魏书》初出之时，还有这么一件事也颇足记，那是北齐文宣帝高洋，信了一些人抱怨魏收为他们的先人所立的传不符实际要求改修的话，命魏收在尚书省与诸家的子孙一百余人相互辩论，以明是非。魏收在那里一一驳倒了众人，使许多人都以谤史获罪，有些人并受了鞭刑，甚至有致死的。 《魏书》虽经三次修改，仍旧受到阻扰，没能通行于世，以致传到北宋时，一百三十卷中竟有三十九卷都有残阙，却无法找到别本加以补足。在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加以校定时，只好采用隋魏澹的《魏书》，唐李延寿的《北史》，张太素的《后魏书》等予以补足。 《魏书》诸志，大致都与它以前的诸史差不多，它创立《释老志》一门，记载了佛教、道教等有关宗教信仰的史实，而且探源究始，记得很是清楚。 北齐书 《北齐书》是唐李百药奉诏所撰，开始于贞观三年（629），历时七年，至贞观十年（636）修成，记的是继东魏而立的北齐一代的史事。北齐自高洋称帝（公元550年）至为北周所灭（公元577年），虽仅二十八年，但李百药的《北齐书》为了溯始追源，却是从高洋的父亲高欢写起，并把他列为帝纪之首，称《神武本纪》。高洋的哥哥高澄也被列入本纪，称《文襄本纪》。这样，《北齐书》记事的时间就远较北齐立国的时间要长得多，共达八十余年（496-577）了。这与《三国志》的《魏志》是以曹操为始，《晋书》把司马懿、司马昭都列入帝纪是一样的。 《北齐书》的记载虽然历时八十年，但为书卷数却并不多，只有《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这是由于高欢虽是汉人，却已鲜卑化了。只以攻战为能，对各项制度都少兴革，加以立国日浅，臣僚中杰出之士也少，所以可写入史书的也就不多了。 周书 《周书》为唐令狐德棻所撰，记的是北魏自公元五三三年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后，高欢在东魏主政，宇文泰则在西魏擅权。宇文泰的后人宇文觉继西魏恭帝拓跋廓为帝， 改朝曰周，后人因它与北齐一样，居于北方一隅，所以也称为“北周”。北周自宇文觉立国以至为隋所代，共历五帝，二十四年，但《周书》与《北齐书》一样，为了穷本溯源，还是从北周的创业人宇文泰的经历写起，记事开始于公元505年（北魏正始二年），首尾共达七十七年。宇文泰也以文帝为称，被列于《帝纪》之首，数量上也占有八卷中的两卷。 《周书》的篇目也与《北齐书》相同，内有《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卷数虽同，从内容来看，《周书》却要好些，这一则由于宇文泰等虽然是鲜卑人，但生于贵族世家，早已汉化，在文化上却比高欢、高洋等鲜卑化了的汉人要高，且西魏基础较稳，战争也要少些，所以在制度建设和人物成就上都较北齐为优。其次则是令狐德棻比之李百药，在文笔和史才上也较卓越。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隋开皇二年（582）生，早年曾从唐高祖李渊为记室，后事唐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曾任弘文馆学士、国子祭酒等职。卒于唐乾封元年（666），年八十有五。令狐德棻博学能文，关心史事，唐代设馆修史便是出于他之所请。他曾奉敕率众撰修梁、陈、齐、周、隋等史，就中他于《周书》出力最多，几乎可说《周书》乃是成于他一人之手。 《周书》传至北宋，也多残佚，也是以李延寿的《北史》予以校补的。经手校补的有梁焘、王安国、林希等人，他们没有注明校补的篇目，遂与令狐的原文混淆莫辨，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周书》的最大特点乃是它的记叙全面。北周虽然局处一隅，但由隋是继周而得统一天下的，所以令狐德棻在记事方面也就放眼全局，以全史的目光加以处理，不仅于北方的东魏、西魏、北齐都有所记，就连南方的梁、陈史事，也常连带加以统叙，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极为方便。尤可贵者，是他为肖祭立传，对于夹在南北之间的一个小国后梁，也作了足够的叙述。萧祭是梁武帝的孙子，他为梁元帝萧绎所迫，于公元555年，（即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于襄阳自立为帝，建号后梁。后梁占地极寡，最初依附于西魏，后又依附于北周，但它亡得却比北周还要晚些，直到隋开皇七年（587）才为隋所灭，共达三十三年。后梁由于国微土寡，姚思廉修《梁书》竟没有为它另立一篇，不能说不是个大大的漏笔。《周书》为萧祭立了传，并将其下的二十六人附在传后，便补足了那一段的史事。 隋书 《隋书》是唐代设馆修史后，所修的五史中，最后修成的一部。它所记的年代极短，只有从隋文帝立国的开皇元年（581），至隋亡的义宁二年（618），这三十八年的时间。隋代历年虽短，然而它却又是自东晋南迁（公元317年），南：北分裂，至开皇九年（589），南下灭陈，结束了历经二百七十二年的分裂局面，重又统一起来的一个帝国，所以它的诸般兴建又都为后来史家所重视。加以隋代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为人极为勤俭，而且厉精图治，于政治、经济等等方面都颇有所兴革，足资为记的事物实也很多，所以《隋书》的内容却并不少，卷数达八十五卷之多。 唐是继隋而有天下的，它对修史原已很为看重，到修《隋书》，意在取鉴前朝，就更为郑重从事。唐修《隋书》，是以房玄龄为总监，以魏征为领修，招集了很多专家、学者，各就其所长，分别撰述，积年修成的。其修撰时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贞观三年（629）至贞观十年（636）。在这几年里，所修的是帝纪和列传的那一部分，共修成《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合计五十五卷。这一部分的撰写人有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多人，其中所有的序和论，都成于魏征之手，其他部分，则由颜师古等人分写。 第二阶段是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撰写志的部分，前后历时十年之久。这一部分是《隋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所在，因为它不仅历时颇久，资料完备，而且各志都请到了学有专长的名人、学者来主持，所以内容都极精到周详。 《隋书》志的部分共三十卷，分为十志。这时作为总监的已不是房玄龄，而换了太尉长孙无忌。领修的除魏征外，还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令狐德棻、褚遂良等人。魏征自己也参加了撰写，十志中的《经籍志》便是由他撰写的。撰写《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的是李淳风，他是当时极有名的天文学家，所以这三志和《经籍志》就更是十志中最为人称道的部分。 十志全部修完后，《隋书》才算大功告成，综计从开修至奏进，历时共达二十二年，即只计实际撰写的时间，也已历时十八年了。由于奏进这书时的总监是长孙无忌，所以奏进时便由他来具名，因而书前便有“长孙无忌等撰”的字样。 由于撰写认真，作者又多是名家，在二十四史中，《隋书》是很受人称道的。清人赵翼在他的《陔佘丛考》中说：“《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隋书》纪、传之部固然写得简练、谨严，但最精粹处，还在十志，而其中尤以《经籍》、《律历》、《天文》三志更为精到，特别是《经籍志》，更是历来都为学人所盛道，认为不仅可与《汉书·艺文志》媲美，而在书目的分类上还有所改进，一直为后来的目录学家所谨遵。 南史 《南史》是唐李延寿所撰的一部私史，所记自南朝刘裕称帝（420）起，至陈后主国灭（589）为止，这长达一百七十年间的历史。全书有帝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 李延寿精于史学，文笔简捷洁美，在《隋书》十志的撰作者中也就有他一个。他撰写《南史》和《北史》两部通史，是继承其父李大师的遗志，并以其所留遗稿为基础而写成的。 当然，《南史》不可避免地要参照沈约的《宋书》、肖子显的《南齐书》和姚思廉的《梁书》与《陈书》，加以删削和编写。他的这份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把宋、齐、梁、陈四部，计共二百四十六卷的史书，并为一部只有八十卷的《南史》，史事不但并没减少，而且还增加了很多极其有趣的琐闻轶事，人物生动，事件鲜明，不断受到后入的赞许。司马光称之为佳史，清人梁章钜甚至以为《南》、《北》二史出，而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俱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人之所以称许《南史》、《北史》，是因为上.述八书多有缺残，而八书残缺部分，又多由后人以《南史》、《北史》的资料加以补足的缘故。 但是反对这种说法，以为《南史》、《北史》欠缺颇多者也不乏其人。如《四库全书提要》说它“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增益，又缘饰为多。”又说：“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这些说法虽不免稍偏，却也代表了一些人的意见。 北史 　《北史》也是唐李延寿所撰，是他就其父李大师搜集的部分材料，自己又搜寻了一些，益以《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删削、增益而成，所记为自魏迄于隋末（386-618），共二百三十二年的史事。全书计有《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 《北史》成书，后于《南史》，加以李本人世居北方，于北事见闻较多，所以《北史》的质量尤在《南史》之上。 李延寿所编的这两部通史，是有使其互为补充，得见全貌的意思的，所以二史之间，颇有些相互重出之处。后代论者，有的认为这是二史中的缺点；有的则又认为这倒正是二史的特点和优点，因为合则可以互通，分则都能独立，稍有重出是很必要的。 南、北二史还有一个特点，便是本纪都以朝代名篇，而不以帝王个人分立，如《南史》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北史》有《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等等。二史又都无志，这是由于《隋书》十志才经修成，内容精详，包容极广，各志都贯串了南、北八朝各项典章、制度；李延寿本人又是参加编撰十志的人中之一，对此知之甚悉，所以就不多重复了。 旧唐书 唐书和五代史都有新、旧之分，这全都由于先已有书修成在前，但都未能令人满意，所以另修一部，想着即以取代。然而新修的书并未全能尽去旧书之失，或且另有别的缺点，不能完全取代旧的，结果二者同列于正史之中，所以就冠以“新”、“旧”，以为屈分。 《旧唐书》是五代时后晋一朝修的，题为“后晋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昫撰”。所以题名为刘昫，乃因最后率领诸人修撰的是他，书修成在他手上，又是他奏上的缘故。其实他于此书出力并不为多，只以率领修撰，搜集材料而言，刘昫主持此事不过一年多些，而在他之前的赵莹，则自后晋天福六年（941）二月，到天福八年（943）三月，监修了两年有多，出的力比他也要多些。《旧唐书》实际上的修撰人还有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十人，其中尤以张昭远出力最多。 《旧唐书》记的是唐朝一代的事，起自唐高祖李渊称帝的武德元年（618），终于唐哀帝李柷天佑四年（907），共计二百九十年正。全书二百卷，内分：《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全书于天福六年二月兴修，到开远元年（944）八月修成，历时共约三年半。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竟修成一部二百卷的大书，并且又是在史料累经变乱，极难搜寻的时候，其修撰人的刻苦努力是可以想见的。 史料的充足与贫乏，反映在《旧唐书》中是很显然的，这大概可以长庆（唐穆宗的年号）作为分界，在长庆前，由于史料都还充分，无论纪、传都能以大事为主线，写得简明有体，颇具佳史的面貌；长庆以后，则以材料不足，不过是勉强拼凑起来的，不独显得杂乱，甚至还把一些无足轻重的“狱词”、“诗话”之类也塞进里面，用来充数了。 新唐书 在已经有了《唐书》之后所以还要另外修一部《新唐书》，主要是由于宋仁宗对刘昫的那部《唐书》不满，立意命人另修之故。这原由，在《新唐书》脱稿奏进之后，仁宗说得非常明白。他说：“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贤相，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 宋仁宗早在庆历初年便曾命王尧臣与张方平另修唐书，但只做了些准备工作，迄未开修。庆历五年（1045），又命宋祁、欧阳修等修撰，才真地动起手来。书成在嘉祐六年（1061），是由提举编修的曾公亮领衔奏上的。《新唐书》 内有：《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另外还附有《唐书释音义》二十卷。 《新唐书》是为了要取代《旧唐书》而兴修的，所以用力极勤，用的时间也多，第一次诏修姑且不计，仅第二次兴修，前后历时已达十七年之久，是《旧唐书》所用的时间的五倍了。据说宋祁奉诏修唐书后，十余年间，出入卧内都常携稿自随。其辛勤可见。 在搜集材料方面，新、旧两书的修撰者也大不相侔。后晋的石敬瑭父子是局促于中原一带的小皇帝，可供搜寻的范围很窄，时限又紧，所以史料不足的弱点无法避免。宋祁、欧阳修则是在宋代建国已及百年，正当繁荣昌盛的时候，很多旧籍都已出现，搜求史料自然容易得多，这是赵莹、刘昫等人无法与之相比的。 时间、资料，二者相去如此之远，《新唐书》之应优于《旧唐书》，当然也就自不待言。 《新唐书》最见优越的地方是在它的《表》和《志》这两方面。《旧唐书》是无《表》的，只有十一志共三十卷，新书则有表十五卷，十三志共五十卷，详略之势，也极显然。新书多的是《兵志》和《选举志》，这二者，一为文事，一是武功，都是《新唐书》所创建，并且因其切要，已都成为后来诸史例所应有的篇目。在列传中，《新唐书》也颇有所创建，它立有《公主》、《藩镇》、《奸臣》三类列传，在分类上又增加了一些方便。藩镇以唐代为盛，非后来诸史所能尽有，《公主》、《奸臣》两类则都已为后来诸史所通用了。 《新唐书》虽有很多长处，但想要完全取代《旧唐书》却又很难。这是由于旧书虽说资料不足，修撰时间过于匆促，却也有它的长处，新书与之相比，却也显出了不少缺点。《新唐书》的最大缺点在于《本纪》文字太简，以致时日前后未见清晰，这是由于删节过多，把很多见于《列传》中的事，都由《本纪》中删去之故。在《旧唐书》中二十一帝纪共二十卷，《新唐书》则把它压在十卷之内，遂有此失。赵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记》便责备说：“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司马光所修著的《资治通鉴》，只采旧书，不用新书，也是由于这个。《列传》中由于新的资料搜集得很多，却也出了不少差误，有人著书纠谬，指摘出的竟有四百余条之多。从《列传》的文字上来说，《旧唐书》由于有些地方是全录旧文的，有些列传全是出于前代名家之手，文笔的精洁，有些颇出诸《新唐书》的所有列传之上。赵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记》中颇有所论及，最后还说，“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洁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大概多年来治史者有这么个共同的认识，便是新、旧《唐书》各有所长，不容偏废，合则各有补益，分则皆现偏枯。二者并存于二十四史中，其故就在于此。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与《旧唐书》一样，也是由于后来又有了一部《新五代史》，所以才在它的书名上冠以一个“旧” 字，以资识别的。 《旧五代史》是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四月，命参政薛居正监修，率领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七人共同兴修的。至次年闰十月而书成，历时仅只一年有半，成书之速，仅次于沈约所撰的《宋书》。但《宋书》仅只一百卷，而《旧五代史》则为一百五十卷。以卷数而言，每卷成书之速应还在《宋书》之上。《旧五代史》所以成书如此之速，那是由于宋以前的五代（梁、唐、晋、汉、周）所有《实录》都未散失，又有宋初昭文馆大学士范质的《五代通录》作为蓝本，资料既足，取径又便之故。 《旧五代史》，是以分朝断代的方法，用来记叙从唐末至宋初（907-960）这一时期的史事的。它所修成的一百五十卷书中，共有： 一、《梁书》二十四卷： 1.本纪十卷 2.列传十四卷 二、《唐书》五十卷： 1.本纪二十四卷 2.列传二十六卷 三、《晋书》二十四卷： 1.本纪十一卷 2.列传十三卷 四、《汉书》十一卷 1.本纪五卷 2.列传六卷 五、《周书》二十二卷： 1.本纪十一卷 2.列传十一卷 六、杂传七卷： 七、志十二卷 以上所列各书都是自为起讫，贯串本代，如有某事涉及非止一代，则以“事见某书”，或“某人某书有传”，加以注明。志十二卷，其间《天文》、《五行》等十志，则是综述五代的。杂传七卷则是兼及当时与梁、唐、晋、汉、周分据并立的前蜀、后蜀、南唐、吴越等十国以及域外各邦的史事。《旧五代史》成书虽速，所记还是很全面的。正由于此，所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对五代时事也是只据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而不用欧阳修的新史。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独自所撰的私史，大约在他修《新唐书》时便开始收集材料，着手编修，到熙宁五年（1072）他去世后，才由他的家人把书献上宋神宗，到熙宁十年（1077）始得雕印成书，藏诸秘阁。 欧阳修之所以要另修一部五代史，是有鉴于薛史的繁猥失实，同时他也很想以此成一家言，效法春秋和史记，寓褒贬于一字，使乱臣贼子无所逃于史家的斧钺。 为了病旧史之繁猥，所以欧的新史便力求简洁，《旧五代史》全书一百五十卷，欧的新史全书则只有七十四卷，比旧书的一半还少一卷。然而卷数虽少，所记的事则非但不少，却还更多。欧阳永叔本人也很以有此特点而自豪，每以新、旧两书为比，他常有“字则简半，事则倍增”的豪语。但是有时太过求简了，也极易出些毛病，有时是叙事含混，难于确知；有时是张冠李戴，误甲为乙；有时甚至是颠倒了主从。这种弊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已有所论列。 由于学《春秋》的书法，不仅记叙过简，史料的采择也似过苛，很多事情都认为与微言大义无关而舍去了，以致很有些事显得头绪不清，或者事太单简。这些后人也多有所论，如宋代王安石便说：“臣方读数卷，其文辞多不合义理。”清人王鸣盛在他的《十七史商榷》中也说：“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人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且意主褒贬，将事实一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证。”这些批评，确实也正打中了要害。 体例仿效《史记》，在《新五代史》中，倒运用得颇著成效。它一变薛史的那种分列断代体，犹如《史记》那样，把五代五十三年间的史事写成了通史，并且也是本纪、世家、表、志、列传。五色俱全。把吴、南唐、前蜀、后蜀等十国的国君各自载入《世家》之中，而不以僭伪视之，既以见欧公的卓识，也更合《史记》的体例。 欧阳修修《新五代史》，并没有存心想取代旧史，却倒有很长一段时期竟完全取代了它。由于欧史的简洁，初由国子监刊行，便较薛史流行得更广，进入南宋，薛史的流行益微，在北方由金统治的地区，更有金章宗以诏命要学官只用欧史，薛史就更微了。进入明代，薛史已唯内府尚有，民间已少习者，可说已然趋于湮灭。清代学风转向朴实，考据、辑佚之风渐兴，对于内容较丰的薛史渐感兴趣，可是那时外间已无传本、幸而《永乐大典》里面载有薛史的大部，不过却已割裂混乱，面目全非了。 重新辑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才开始的，最初先从《永乐大典》中所引薛史，依次排列，又由陆锡熊、纪昀、邵晋涵三人从引有薛史的百余种书中，又逐条辑出，加以排列，才逐渐恢复了《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的大致面目。当然，这不过是大致而已，想要得如薛氏原书，已经全无可能，因为到了明代，薛史已经绝版，只有尽力辑佚，才得重又问世了。 《旧五代史》经清代辑佚成书后，遂被列入二十四史中，与《新五代史》并行。书名各以“新”、“旧”为别，也是至此才有的。 宋史 《宋史》是元代翰林国史院设局修撰的史书之一，元代国史院设局修撰的史书共有三部，《宋史》之外还有《辽史》和《金史》。 这三史的成书都极迅速，且都是在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才开始兴修的。这三史的成书次序是《辽史》最先成书，它于至正三年四月兴修，到次年三月，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便修成了。成书稍后些的是《金史》，它于至正三年三月兴修，至次年十一月修成，为时不过一年半稍多一点。成书最后的是《宋史》，它于至正三年三月兴修，到至正五年十月才始修成，共用了两年另八个月的时间。《宋史》的成书时间在三史中虽说历时最久，但如以每月写成的卷数为计，却又是三史中修得最快的。《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以月计之，每月成书在十五卷以上，而《辽史》每月只能修成十卷，《金史》则是每月只可修成六卷半的样子。以月为计，《宋史》在二十四史中也可说是成书最的，以成书极迅著名的《宋书》和《旧五代史》，也远远比不上它。 宋、辽金三代史书都成书很快却也并非偶然，实在有很多因素。首先是元代国史院集中了大批人力用来修史，如《宋史》参加修撰者共有阿鲁图、贺惟一、欧阳玄等三十八人，《辽史》则有十一人，《金史》共有十七人，人手都是很够的。其次则是宋、辽、金三朝诸帝的实录，史臣所撰的史书，以及各项典籍等等都没有受到毁坏，所以资料很足，易于寻检。人手、资料都极充足，成书自然便很快了。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在廿四史中，是卷数最多的一部史书，其所记为自北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至南宋末帝赵昺的祥兴二年（1279），共三百二十年间的史事，在断代史中，也是历时最久的一部史书。在这四百九十六卷书中，计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 《宋史》最大的特点是十五志特为精详。这十五志，共一百六十二卷，为数已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把有宋一代的政治结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以及军事、文化等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叙述，读后都能一目了然，有个清楚的印象，这是较之以前诸史最见突出的地方。 《宋史》的列传共有二十二门，列入传中的人数达二千余人，收录之多，也为诸史之冠。由于宋代以程、朱为首的道学家们已自形成派系，所以《宋史》便也把“儒林”与“道学”二者分开，专讲旧时儒学的仍自归于儒林，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部分理论，讲究天道性命的儒家，便把他们归入道学那一类了。这倒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正由于此，《宋史》谈道学的处所便有很多，纪、传之中更多散见。《宋史》还把《世家》六卷也系于列传之末，而在《周三臣列传》之前，令人不解其故。《四库全书提要》对此已有疑问。《周三臣列传》记的是韩通、李筠、李重进三人，他们都是忠于北周，换代之际执节仗义而死的人，列在列传之末，仅居《外国列传》和《蛮夷列传》之前，倒是很恰当的。 辽史 《辽史》是元国史院所修三史中最先成书的一部。它的成书之速是因在前已有金代所修的两部《辽史》可以借鉴，辽代的实录也还有一些，取材并不见得特别困难。有人因惑于宋人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所说到的，“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又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曾说过：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于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尽失，澌灭无遗。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其实辽的载籍散失无传，并没有如此之甚，除了元代得到的那些实录、史书等外，契丹的很多情况，在过去的史书中都有所记载，可供采择。 《辽史》共一百一十六卷，内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附录《国语解》一卷。所记起于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的“夷离堇”（主　帅），至公元1125年宋金联合灭辽。所记的时间比辽的实际　建国，要向前延伸了十五年。 《辽史》的《本纪》记述极详，很多事都记入了那里面，因此，共只九帝，《本纪》却多达三十卷。其次是表多而详，八表分为八卷，把世系、皇子、公主、皇族、外戚等等都纳入表中，所以简而得要，《列传》之部便可省去笔墨不少。最后那一卷《国语解》也是极重要的，因为书中有不少的契丹语，没有此卷为之作释，很多事情，特别是官职名称，便弄不清楚。如参知政事称为“夷离毕”称掌文书的为“林牙”等等都是。 金史 《金史》也是元国史院设局所修，它与《宋史》、《辽史》都于同时兴修，并都是由脱脱为总裁监修的，所以三史成书后都题有“元中书右丞相总裁脱脱等修”的字样。 《金史》所载的是从公元1115年女真族的阿骨打（即金太祖）称帝起，至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为止，共一百二十年的史事。《金史》自兴修至成书为时仅一年另八月，成书如此之速，也是由于金的实录、史书等项大致都未散失，极便选材，而且在元顺帝至正三年设局修史之前，《金史》请修、试修并征集材料已历多次，在各种经营的基础上开始兴修，所以成书就快了。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内计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最后也有《金国语解》一篇作为附录，其作用则与《辽史》的《国语解》相同。 与《宋史》、《辽史》一样，《金史》中志的部分数量也极显著，《天文》等十四志，共得三十九卷，数量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也是由于资料充足的缘故。 元史 《元史》是明初设局开修的一部史书，在二十四史中，它排在第二十三位，再加上一部《明史》，便凑成了习惯所称的二十四史了。元史兴修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洪武二年（1369）二月，以左丞相李善长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并征聘了汪克宽、胡翰、宋僖等十六人为纂修，共同集事的。这一次由于所得史料不多，只有元代的《十三朝实录》，而元顺帝改元元统（1333）后的三十余年的史料则告阙如。为此，元史修至洪武二年八月，成书一五九卷后便暂告停止，事实上是停工待料。 第二次开修是洪武三年二月，那时因已派人前往北平、山东等地搜寻到了所要的材料，所以立即兴工。这一次又征聘有四方学士朱右、贝琼、朱廉等十三人参加助修，修撰人数前后共有三十人。这一次是到同年七月便已把书全部修成，计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共计二百一十卷。所记的史事是从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即元太祖铁木真称成吉思汉那年，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元顺帝去世共达一百六十五年，这比蒙古人建号称元，要上延五十四年，若以1279年南宋灭亡，元代入主中国算起，则更上延了七十三年。以下限而言，也延长了两年。以惯例而言，我们讲述元代，总是从南宋灭亡算起，到元顺帝于1368年退归蒙古为止。说元代入主中国实际上连头带尾才只九十年。 《元史》兴修虽分两次，但前后相隔不过半年，实际修撰的时间奇短，两次合计所用时间不过只有一年，以二百一十卷为计，每月成书要足二十卷才成，这种速度，在二十四史中，真是无与伦比。由于修得过于匆促，又和所要记的很多事件相距太近（如《元史》的成书和它所记的元顺帝之死就同在洪武三年），所以修《元史》的人手虽不算少，而错误不足之处，自然难免；加以修撰诸人都不通蒙文，人名、地名唯以译音是赖，所以闹出不少笑话，甚至由于译名不一，竟连一人分列两传的事都也有了。 究实说来，《元史》舛误虽多，但能贯串蒙人入主中国的前后诸事，并集有很多原始史料，好处还是很多。其中志的一部分都很详密，可以说是元史的最佳之处。 明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的一部史书，它修成于乾隆四年（1739），是由领衔监修的张廷玉进上的，所以书前的题名也是“总裁官、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修撰” 对于修建《明史》，清代是极注重的，其隆重与规模都远逾以往各代。清代于其入关之始，顺治二年（1645）便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人纂修《明史》。这当然有如宋仁宗所说的“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也”的缘故。并且清之继明，与宋之承周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个原始落后的民族入居中国的，要想在比他先进得多的地区建立起统治权来，当然更要师法前人的统治之道。而历史又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清人一入关就积极铺开修史。此外，促成清代急于修史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清人是异族入关，汉人激烈的抵抗经久不已，饱学之士，亦多隐居山林，不肯出仕。清廷遂想以修《明史》作为号召，诱其出山，以为己用。因为修前朝之史事，足以追怀故国，冀有所托。这样做对这些山林之士吸引力是很大的，清廷便可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清代第一次修《明史》，择人不可谓不重，用力不可谓不至，但延续了顺治一朝，却只搜集了一些史料，没有做出什么成果。 第二次修《明史》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那时除以大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张玉书等为总裁，并由卢君琦等十六人分任其事外，又命从“博学鸿词科”里罗致到的彭孙遹、陈维嵩、朱彝尊、尤侗、毛奇龄、潘耒等五十余人也参预了纂修的工作。在这些人之外，还请了很多未被罗致在内的名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也来参加这一工作，随他们或来史馆、或是送来著作，或是提出个人意见，都可分别接纳。譬如《明史》的义例，便是经由和顾、黄二人商讨，才订定出来的。 第二次修《明史》，历时共达三十五年，总裁由最初的徐元文，也历经了张玉书、张廷敬、汤斌、徐乾学、张英、王鸿绪等多人，才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王鸿绪奏上已修成的列传二百零二卷。到雍正元年（1723），又奏上本纪和表、志等一百零八卷。《明史》大体上算是初具规模了。 由张廷玉为总裁官领修的《明史》，是第三次修史，那是第二次修成的三百一十卷《明史》进上之后，清世宗觉得还不满意，所以特谕大学士说：“有明一代之史，屡经修纂，尚未成书······朕思岁月愈久，考据愈难，目今相去明季，将及百年，幸简编之记载犹存，故老之传闻未远，应令文学大臣，董率其事，慎选儒臣，以任分修。再访山林绩学之士，忠厚淹通者，一同编辑。俾得各展所长，取舍折衷，归于尽善。庶成一代信史，足以昭示于无穷。”这一次的纂修，用人也不为少，监修官便有隆科多、王顼龄二员，总裁官除张廷玉外也还有徐元萝、朱轼等人，做修撰工作的则有孙家淦等二十五人。这次修纂又继续了十七年，到乾隆四年（1739），又修成了有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外加目录四卷，共达三百三十六卷的一部《明史》。 《明史》经历了三次兴修，历时将及百年，参预编修的前后共达两、三百人，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可以说是自设馆修史以来未曾有的，所以明史的体例一致，叙述有节，一事即或分见于纪和几篇列传之中，也是详略有别，只是相互补充，而却少重复之处。这些都是由于《明史》的资料充裕、时间从容，参与修撰者又多是史学名家或能文之士之故。但是即令如此，却还没有归于妥定，最后还经历了一次“订正”，才得顺利刊行。 这最后一次的订正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那时为了整理所有各书中的违碍事例而开设的四库全书馆历时已近五年。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清高宗乾隆皇帝觉得《明史》还不免会有些这类的违碍字句，因此他谕令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人，“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已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行刊行，用昭传信。”在最初的三次修史里，可以说是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有增益，务期去伪存真，但这最后一次的订正却正相反，它不是有所增益，而是使有缺损，很多地方，反而订正得虚伪失实了。然而《明史》的根基终究是很好的，虽然遭到了一些损害，但其整个面貌的整齐洁静，仍然不失其良史的风范。 《明史》所记的史事并不是纯以朱明皇朝的建立为始终，它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比其在1368在南京称帝上延了二十六年。终结却倒是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而南明四王：福王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唐王聿键即位于福建，改元隆武；桂王由榔即位于肇庆，改元永历；鲁王以海即位于绍兴，并未称帝，只称监国。则都没有专纪载列，只略附载于诸王传中，如福王由崧附载于《福王常洵传》中，桂王由榔附载于《桂王常瀛传》中，唐王聿键附于《唐王柽传》中，鲁王以海则附于《鲁王檀传》中。南明四王以永历帝持续最久，直至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才最后失败，为吴三桂所害。他使明代的纪年又延长了一十八年。《明史》于这些事所以颇多简略，那是由于修史、成史都在清季，南明四王是一直与清军争抗的，自然有些避忌，不便多书，只有使他们略见于四位前王的传中，稍稍透出一点消息，便也觉得够了。 列传之中，《明史》列有《阉党》、《流贼》、《土司》三类，是《明史》反映当时实况而有的创建、明代自王振至魏忠贤，权阉专横，代不乏人，而权阉之能肆虐，赖有阉党为之羽翼，所以把他们归为一类列于《宦官列传》之后，是既醒目又方便的。《流贼》所记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以“流贼”二字为篇目，是由于明代的一些史籍都这么称呼他们，清代的统治者们也一致继续使用明代留下来的这个称呼。《明史》修成于史馆，非比个人自撰的史书，纵然有人目光足继司马子长，想以陈胜、吴广来比李自成和张献忠，但一人之见难抵众意，继比之为，自不能行。《流贼列传》的欠缺，实还不在篇名，欠缺处是它失之太简，还有很多史料都被摒诸史外，这倒是很可惜的。《土司列传》之设，是因明季南疆入于版图，尽力经营，使很多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结果。传中对于明室假土司以爵禄，宠之以名号的羁縻政策，以及各土司邀名号以利统摄，彼此之间。相互勾结的情况，倒也颇能历述。 从《史记》以至《明史》，共得二十四部都是以纪传体记叙历代史事的史书，这就是人们习称的“二十四史”了。但由于二十四史中的《元史》舛讹极多，有人便把于民国九年明令公布，列为正史的《新元史》也并入数内，合称为二十五史。后来设在北京的国史馆又于1929年印出了他们所编纂的《清史稿》。有人又因《清史稿》不但也与其他列为正史的史书一样，也是纪传体的史书，而且有了它，自上古以迄于清王朝的，整个民国以前的史书便完备了，于是便把这《清史稿》也并入数内，称“二十六史”。 下面，我们便也将《新元史》与《清史稿》简略谈谈，以足正史之数。 新元史 在二十四史之中，以《元史》修得最为急促马虎，所以舛错也以它为最多。它不仅编次混乱，先后颠倒，元顺帝元统以后的三十余年并无实录，只凭派人出外搜寻到了点滴材料便即开修，很多事情都漏掉了，而且由于修撰者不懂蒙文，很多材料只靠译文而极少加以对照考查，再加上译者非一，地名、尤其是人名译音歧出舛错，如“速不台”与“雪不台”，“完者都”与“完者拔都”，“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等，都是一人而有两传，成为人们的笑谈。 由于《元史》有上述那些缺点，同名的人物又极众多，所以非常难读。初修成时便引起了人们的不少非议，纷纷著书，予以纠正或补缺。自明初以至清末，治《元史》竟成了为学的热门。《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也是自清末至民国间治《元史》的一人，而且是条件优越，得总其成的一人。 柯劭忞，从张尔田为他所作的墓志，可知他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光绪十二年（1886）得中进士，入翰林院，做过翰林院侍讲、贵州提学使、学部左丞、资政院议员、典礼院学士、国史馆纂修等官。入民国后，他被任为清史馆总纂，后且代理馆长。他是于1933年去世的，死时年为八十六岁。 柯劭忞很早就在研究《元史》了，他且是以治《元史》闻名于世而得入为国史馆纂修的。他入史馆后，阅读了大量有关元代的史料，几乎全部掌握了中外学者对元代史事研究的成果。由他来另编一部《元史》，用以补足那错讹极多的旧史，当然是最合适的。 柯劭忞编这部《新元史》，共历时三十余年才得成书，在民国九年被以明令公布，列为正史，又过了两年，到1922年便印行于世。 《新元史》全书二百五十七卷，其中计为：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由于它是柯劭忞积三十余年之功，汇集中外学者对元代历史研究的成果，所以以质量言，当然远在明代所修的《元史》之上。它不但一一改正了旧书的各种讹错，且还做了不少的补充。首先是它根据《元秘史》的底本，被称为《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的各类译本，补足了在元世祖忽必烈以前的一些蒙古史事。那书名是蒙语的音译，“忙豁仑”便是蒙古，“纽察”是秘密，“脱必赤颜”是总籍的意思，合起来则是《蒙古秘史》。最后在元顺帝的那三十多年的记载里，本是《元史》的最薄弱环节，但在《新元史》里，柯劭忞也根据前人的补证，做了不少的补充。在列传中，《新元史》增添了不少新传，特别是元初拒不降元的英雄志士，和惨遭杀害的节妇义女等人。元末雄据一方的韩林儿、张士诚、徐寿辉、明玉珍、方国珍等也都增列了列传，这都补得很好。最为使人称赏的是，《新元史》还特为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夏贵补立了一传。这个夏贵，原是南宋末年主持一方，并在前线抗拒元军南侵的将领，他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也就是元世祖的至元十三年，在淮西地方，突以由他管辖的三府、六州、三十六县的地方投降了元军。那时战事正紧，他这一降，牵一发而动全身，致使全军溃败，首都临安很快也被攻陷。他的这种无耻的叛卖行为，换得的官位并不算高，不过是个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的位置（大约相当于一个省长）他年岁已及八十，不久死去。他一生主要是在南宋为官，元代所修的《宋史》，却因他是个降元的人，未予著录。明修《元史》，又因他虽降元，但不久即死，并无史实可录，也放过了他。直到柯劭忞修《新元史》时，这个夏贵的罪行才被彻底揭发，与秦桧等人同受到后人的斥责。 《新元史》的显著缺点，最为人所公认的是在十三志中，却无《艺文志》，其实在这方面，在他之前的人，著作并不为少，他是不该疏忽至此的。其次的缺点则是《新元史》每篇之后所有的史论，都是以“史臣曰”三字开端。《新元史》成书之时已在民国九年，封建王朝灭亡已将十载，这“史臣”二字，究竟从何说起呢！ 清史稿 《清史稿》也是以纪传体来记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史事的最后一部史书。它是由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为总统时所设立的清史馆开修，历时十余年而修成的。 如以拥有的资料之丰足齐备而言，我国历代设局修史，任何一次也没有能和清史馆相比的。因为从清季进入民国是以和平逊位的方式过渡的，没有经过兵燹，所以清代收存的史书、实录以及国史馆所保有的专稿等等，都完好无缺。清代诸帝的《实录》，为数之多，内容之广，也是历代都难与为比的。清代专门设有实录院，每有新君即位，去世皇帝的实录院便即开设，直至修完一朝实录后才行撤消。清代诸帝的《实录》，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起，连同入关后的十帝，都存有修成的文卷，为数计共四千三百七十四卷。就中以起首的清太祖为最少，只有一十三卷。最后的宣统是次少的，他的实录称为《宣统政纪》，共四十三卷。卷数最多的是乾隆，他的《高宗实录》为数竟达一千五百卷，占总卷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些， 在清代的翰林院中，还设有国史馆，由入选的翰林，依时按照国史体例，从事编撰。这些积累起来的纪、传、表、志，为数计达七、八百卷之多，也全部都在，并无散失。还有，清代诏令之类，保存下来的也有很多，这些以《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上谕内阁》、《硃批谕旨》等为名的史料，共达一千六百余卷。清代还有所修的各种志书，种类、卷数都多，约达五千卷。其他类如各类史书以及私人传记、年谱等等，也有很多，并也易于寻见。 在具有如此丰厚的资料的状况下来修清史，照说其内容的扎实周详，网罗广远，是应远逾以往诸史的。但实际上《清史稿》却远没能达到此种要求，甚至还颇有疵议，这是环境、人力都有些不足的缘故。 清史馆是在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做总统时所设立的，那时袁世凯已经有帝制自为的野心，所以由他选进清史馆的人，多少都带有一些遗老的气息。当时他以赵尔巽为馆长，以缪荃孙、柯劭忞为总纂，其他参与修撰工作的还有夏孙桐、金兆蕃、张尔田等人，其他任职各样事务的，还有一百余人。 清史馆设立之初，经费、人手虽不能说充足，但总算还看得过去。但成立未久，便赶上了袁世凯称帝失败，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的局面。那些军阀，你来我往，争权夺利，把什么都弄成了一团糟，哪里还顾得上这个清史馆？多年来，这个被人漠视的地方，一直便在经费无着，人员星散的状况之下拖着，任事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还有些人自来便是挂个虚名，不来办事的，经常到馆办事的人，常常少到只有十几个人。在这种财力、人力两皆不足的情况下，修成的书，其质量不高，自然也就无足深论。 《清史稿》，最先总领其事的是缪荃孙，民国八年（1919），缪死之后，则由柯劭忞总绾编务。柯劭忞是总领其事，直至成书的人。他最后还代理了馆长的职务。 《清史稿》编成于1927年，1928年付印，1929年初次发行。全书共五百三十六卷，是纪传体史书中，卷数最多的一部。它的纪事，始于公元1616年，亦即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的天命元年。终于清代末帝的宣统三年（1911），共计二百九十六年，比起在习惯上以顺治元年（1644）为始，至宣统三年为止，这二百六十八年作为清代的算法，要多出二十八年。这五百三十六卷的《清史稿》中，计有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 《清史稿》印行未久，当时任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便认为其内容不妥之处极多，于是呈请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请求明令禁止发行。易培基所列举的应予禁止的理由共十九项，那是：1.反革命，2.蔑视先烈，3.不奉民国正朔，4.列书伪谥，5.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6.反对汉疾，7.为满清讳，8.体例不合，9.体例不一致，10.人名先后不一致，11.一人两传，12.目录与书不合，13.纪表传志互不相合，14.有日无月，15.人名错误，16.事迹之年月不详载，17.泥古不化，18.簡陋，19.忽略。 易培基所举的十九条，有很多都确是事实，但也有颇为空洞笼统，令人难于索解的地方，如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条便都是的。其中最切要的，则在3、4、5等条。本来，修的是清史，事在清季的。用清代的年号自无不合，但《清史稿》中清末诸人的《列传》，很有些事是已进入民国了的，于此便应以民国纪年标明时代，而《清史稿》却总是含混带过，或者竟以事变后若干、若干年为言，这就不合史例，完全显出了作者依恋前朝的遗老面目。说它“不奉民国正朔”，是极确的。“列书伪谥”，也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在清代未亡，大臣死后予谥，自然也是正格，国已云亡，何有于谥？竟然予谥，当然便是伪谥了。作为史书，竟连这些伪谥也堂而皇之地书在传末，是极不合理的。然而这在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颇为怪异的事实。那实际是清廷在宣统三年结束它的统治，是和袁世凯在暗中做过一笔交易，，其条件是清廷把政权交出，由袁世凯去办理善后事宜，袁世凯则承认清室永居大内并据有其宗庙，在其领有范围之内，一切都可自为，并且每年给予皇室经费四百万两，永世不替。这皇室经费虽然只给了几年便没有了，可是宣统盘踞在紫禁城内，关起门来做皇帝却还做了十几年，直到冯玉祥将军把他从宫内赶出，才算完结。在他关起门来做皇帝的这些年里，这位皇帝和他的那些遗老、遗少们、像做戏一样，倒还搞得很是热闹，不但逢年过节例有朝贺，而且很多人还在不断地升着官，升为殿、阁大学士的便很有几个。既然升官、受赏一切如常，死予后谥，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这种演戏式的小朝廷既属确有其事，修史把它带上一笔，并且书名某人、某人还在这种情形之下得过某种类谥，不但应该，而且也见史才。但如《清史稿》那样，以笼统出之，竟直与正式的无异，可就太不合宜了。这与撰修诸人的以遗老自居，做的是民国史官，却当做是为清帝修史不无关系，推论开来，纪、传中每称皇帝为“上”，对为清室效其愚忠者便加褒扬，柯劭忞更在他修的《新元史》中，每有所论，必冠以“史臣曰”三字，道理也正在这里。 国语 《国语》一书，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提到过，班固在《汉书》里，也说到过它，《汉书·艺文志》也有录存。说到它的作者，彼此也都一致，都认为它是左丘明所著，并说那是左丘明在作成《左传》之余，以多余的材料分国而记的。这种说法并无不合之处，所以一直并无别论。不过自入宋以来，却有人（如吕大圭、朱熹等人）因为前代的班、马以及韦昭等提及《国语》的作者时，或称“左氏”，或曰“左丘”，或者称为“左丘明”，称谓有三种之多，于是便认为三者决非一人，甚至认为绝非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因为考诸《左传》，《国语》所记颇有相异之处，书出一手，岂容两岐？所以此论一出，从者倒也不少，竟有是非难定之势。不过司马迁的时代去春秋时尚不在远，他所说的，想必有据，宋人以时而论，相去已经很远，以所持有的那点论据，想要推翻前人的成说，实在太薄弱了点儿。况且称谓虽说有三，却都同有一个“左”字，无论全称如何，简称左氏都合惯例。左丘明之可称为左丘，也决无可非议之处，如太史公司马迁，人们也常称之为“史迁”或者“马迁”，看到的人，谁都可以知道被提到的是为何人了。至于所载史事，两书或有不同，也无足深怪，由于先后所得的材料有些不同，一个人说来有些出入，实在也很常见。在这一点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便多持平之见，它说：“《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以汉人所说左丘明为近，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讫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同。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抵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 《国语》至今尚在流行的本子，共二十一卷，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卷数相同，足证流传至今没有什么散佚。全书计分为：《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由于是分国为记，自为起讫，各国所占时间长短不一。总地算来，则应说是起于周穆王征犬戎，止于韩赵、魏共灭智伯，前后共有五百余年的史事。《国语》所记史事，内容为与《左传》所共有者，共达六十余事，彼此互有详略，可以互为补充，因此有人遂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在这彼此共有的六十余事中，情节上有所抵牾者，只有八事，只占总数八分之一。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疑以存疑”之说实很平允。 《国语》由于史事是分国记载，有人曾把它与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等书并列，认为都是分国史。但实际上《国语》与上述诸书不同之处很多，所同者只是分国为记而。 战国策 《战国策》一书，所载皆战国时事，作者大概也都是战国时人，但把这些篇章集为一书，并把书名定为《战国策》的，却是生在西汉之末的刘向。那是刘向奉命检校宫中的藏书，在那里看到了记有这些史事的简策，他便把它们集而成书，并以《战国策》为名的。他曾记叙此事说：“中（中者，宫中秘室之谓，或称‘中秘’）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刘向以为这些都是战国时各国游士所为的“策说”，因而命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经刘向辑出的共三十三卷，计为《西周策》一卷、《东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但这些篇目实是由宋人曾巩辑佚补阙，又经元人吴师道依曾本再加订定的，卷目虽具如刘向所辑古本，内容则恐断难完全一致。 《战国策》的文章善于铺陈，描绘人物极为生动，书中所记以辩士为多，所记言谈尤极明快恣肆。很多篇章，如《荆轲刺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等，一直都被作为文章范例，为学习为文者的习诵读物。 《战国策》最早有东汉高诱注本，元吴师道又曾加以校注。目前通行各本，大多还是以高注为称。 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记的是吴、越两国的史事，它的作者是后汉人赵晔。 赵晔，《后汉书·儒林传》有他的小传，生卒年未予详记，仅知他是浙江绍兴人（当时称会稽山阴），曾为县吏，后往蜀中从杜抚学《韩诗》，达二十余年，杜抚去世后才返回家里。生平著述有《吴越春秋》十二卷、《韩诗谐》三卷、《诗细历神渊》一卷，等等。 《吴越春秋》记吴是自太伯以至夫差，记越则是自无余以至勾践，而特着重于吴、越争霸的史事。这书，《隋书·经籍志》所载还是十二卷，而《宋史·艺文志》所录使只有十卷了，这十卷的篇目是： 1.《吴太伯传》 2.《吴王寿梦传》 3.《王僚及公子光传》 4.《阖闾内传》 5.《夫差内传》 6.《越王无余外传》 7.《勾践入臣外传》 8.《勾践归国外传》 9.《勾践阴谋外传》 10.《勾践伐吴外传》 《吴越春秋》是集抄古史中有关吴、越的记载加以贯串而成书的，很有些事可以补《左传》、《史记》、《国语》等书的不足。清人朱彝尊说得最为详切，他说：“《吴越春秋》作于东汉赵晔，后世补亡之书耳，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其大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而所编传，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矣。所载孔子、子贡事不可据，而其谋则在当时游说之至高者也。若胥之忠，蠡之智，仲之谋，包胥的论策，孙武之论兵，越女之论剑，陈音之论弩，勾践臣吴之别辞，伐吴之戒语，五大夫（计仉、扶同、向垣、苦城、曳庸）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赵晔是绍兴人，在古属于越地，东汉去吴、越争霸时隔还不太远，所以朱彝尊才有“附以所传闻者”之说。朱也是浙人，传闻自也较外人为多。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把一些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代竹简，加以整理而成书的。据说，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从魏襄王的坟墓里，发掘出数十车竹简，其中很多朽坏了，只有《竹书纪年》这一部分还属完好。经过排比、整理、发觉乃是一部纪年体的史书，所记始于太昊庖羲氏，终于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也就是魏襄王二十年。有人认为，这些竹简埋藏于秦始皇焚书之前，未经秦火，所记自然可靠，可以用来检证后来所传诸书，特别在纪年上最起作用。但也有人认为那是出于后人的伪托之作，以汲冢古简作为掩护而已。 汲郡人发掘魏襄王墓穴得到古简，是确有之事，杜预在其《左氏传集解后序》中便说，“汲郡汲县有发旧冢者，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是时仲尼造之于鲁，而未播之于远国也。”《隋书·经籍志》也说，“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使之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勗、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惟《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 《竹书纪年》经荀勗、和峤整理成书后，并未受到什么重视，过了约二百多年，到梁天监中，沈约才开始为之作注，但也只是对于其中多有符瑞的记载感到兴趣而已。传到清代乾隆初年，当塗人徐文靖才又为之详注，此后流行稍稍广阔了些。 《竹书纪年》全书共十二卷，卷一之前还有卷首一卷，既载有历代各家对《竹书纪年》的评论，又载有庖羲氏和神农氏的一些事绩。正编则以黄帝轩辕氏为始，卷一即载有自黄帝以至帝喾高辛氏等几位上古帝王的纪事。但所记极简，常常两事之间，相隔总有十几年或几十年。卷二所记是自尧至舜，自舜又以至禹。卷三、卷四所记的都是夏代。卷五、卷六所记的则是商代。卷七所记是周武王、成王。卷八所记则是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卷九所记为宣王、幽王。卷十所记的是平王、桓王、庄王、釐王、惠王。卷十一所记的是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卷十二记的是显王、慎靓王、隐王。周隐王（赧王）十六年，适为魏襄王二十年，《纪年》至此而止，所以它的最后一句是“今王终二十年。”所谓今王者，依和峤的注来说，便是魏惠成王之子，也就是魏襄王。 《竹书纪年》自来颇不为学者所重，因为即使以之较正史书纪年，也有颇多未合之处。其间又有一些记载，如“后启杀益”，“太甲诛伊尹”，“周文王杀季历”，“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等，都与史书的记载大异，把很多大圣、大贤之人都说得很糟糕。然而有此一面之说，倒也是它的非常之处。 新序 《新序》是刘向领校中秘书时的副产品之一，可谓是他在校书时择要抄辑的一本史书。书中所述都是古代的历史故事。《新序》，《隋书·经籍志》有录，卷数记为三十卷，大概在流传中颇多散失，到北宋时所余似已只有全书的三分之一，《崇文总目》和《郡斋读书志》所记、便都只有十卷了。所存的十卷书计有《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一卷、《义勇》一卷、《善谋》二卷（上、下）。全书以散佚过多，全部内容，无由确知，据所存十卷看来，所记大概正如《崇文总目》所说，是采载战国、秦、汉间事。 新序的著者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生历昭、宣、元、成四朝，居官于宣、元、成三朝，共三十余年。他和他的儿子刘歆都曾校书中秘，整理校正了很多古籍，所著有《新序》、《说苑》、《别录》、《世说》、 《高士传》、《列女传》等书。其中以《说苑》和《列女传》最为知名、流行也广。 说苑 《说苑》和《新序》一样，也是刘向在领校中秘书时辑出的一部历史故事书。全书原共二十篇，但到曾巩领编《崇文总目》时，存有的官本只剩了五篇了，是曾巩向各方搜求，才又得成为与原书相符的二十篇的，所以曾巩在他的《说苑校序》中便说，“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五篇，与旧为二十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这二十篇的篇目是1.《君道》，2.《臣术》，3.《建本》，4.《立节》，5. 《贵德》，6.《复恩》，7.《政理》，8.《尊贤》，9.《正谏》，10.《敬慎》，11.《善说》，12.《奉使》；13.《权谋》，14.《至公》，15.《指武》，16.《丛谈》，17.《杂言》，18.《辨物》，19.《修文》，20.《反质》。 从上面所列的篇目来看，可知《说苑》是采集古书，以类相从，编为一书的。《崇文总目》便道出了此点。宋高似孙在他的《子略》中说：“先秦古籍，甫脱烬劫，一入向手，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兹《说苑》、《新序》之旨也。”这不仅说到刘向存录了一部分先秦古籍，且也说到了刘向著为《说苑》、《新序》等书的本意。 列女传 《列女传》也是刘向在其校书之余所编撰的一书，它不独是专记历代妇女的嘉言懿行的第一部书，并在史书中也首创了专以某些人物为其记载内容的范例。 刘向辑出的《列女传》原本只有七篇，加上《颂》篇，也仅得八篇。后来班固的妹妹，曹大家班昭为之作注，并把七篇分为十四篇，所以《隋书·经籍志》便把《列女传》著录为十五篇。原书七篇各以类分，标名是《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辩通》、《孽嬖》。每篇各十五传，记有事迹足传的妇女一百零五人。后来班昭又增入二十人，则共有一百二十五人。 刘向以历代妇女的史迹辑为专书，影响力可说极大。旧时重男轻女，在史书中尤可显见，史记一百三十卷虽有《吕后本纪》，那是由于吕后曾经一度握有政权，此外则连个后妃专传也都无有。《汉书》虽然有了《元后列传》，未得成为后、妃的妇女却仍无传。直到范晔所修的《后汉书》，才在《后纪》以外又增有《列女传》一卷，此后《列女传》这一篇目遂为很多正史所共有。《后汉书》成书在《列女传》之后，可以说是受到了它的影响之故。 前汉纪 我国的所谓“正史”，从《史记》以至《清史稿》，都是包有纪、传、表、志等门类的所谓纪传体。这种体例创自史记的作者司马子长，而为后世设局修史的官书所遵奉，因此便称为正史。这一体虽也创立得很早，但还不是最先的一种，我国最早的史书还是象《春秋》、《左传》那样的编年体。 编年体与纪传体，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编年体的长处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叙事简便明白，每事的演变之迹易于了然。但它的缺点是一代的典章文物，历史人物的活动细节，很难都有所纪。纪传体虽可补足编年体的缺失，能把典章文物，人事关系等等都详为记入，但事件又常是分见多处，层见互出，要想把每种事件有个全貌的了解，很要费些功夫。正由于彼此互有得失，所以纪传体虽称正史，而编年体仍未全废，还是不断有人加以运用，甚至以半官书的形式呈现。荀悦的《前汉纪》便是奉了汉献帝之命加以编著，并在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的协助下来编成的。 荀悦（147-209）是颍阴（河南许昌）人，初时在镇东将军曹操的幕中做事，后为黄门侍郎、秘书监，和他的族弟荀或与孔融等都忠于汉室，作汉献帝的文学待从。葡悦之撰写《前汉纪》，是因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文繁难省，所以特令荀悦依《左氏传》予以改编。 荀悦奉命后，把一百卷的《汉书》，在三年内改编成了三十卷的《前汉纪》，把全书约有八十万字的《汉书》，绪减到了只有八万二千四百多字，其用力之精勤可见。 《前汉纪》三十卷共分十二帝纪，把《汉书》中起自刘邦称帝（公元前206年），至王莽灭亡（公元2.4年）二百三十年的各种事件都分列于这十二帝纪之中。这十二帝纪的名目和卷数是：《高祖纪》四卷，《惠帝纪》一卷，《高后纪》一卷，《文帝纪》二卷，《景帝纪》一卷，《武帝纪》六卷，《昭帝纪》一卷，《宣帝纪》》四卷，《元帝纪》三卷，《成帝纪》四卷，《哀帝纪》二卷，《平帝纪》一卷。 荀悦把《汉书》改编为《前汉纪》，并不是单纯的改编，他也很用了一番心力，表现出了他的历史见解和他的重点所在。他订出了五志、十六例。用他的说法，五志是：“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宣，灿然显著，罔不能备矣。”那十六例是：“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这里的所谓“志”，便是他为书所抱的目的之所在；所谓“例”，便是他所记事物的分类。 荀悦的《前汉纪》的编著，确实是很成功的，他不仅使汉书变为精简易读，而且发展和丰富了以编年体修史的方法。后来孙盛、干宝、裴子野等人纷起编写编年史，就都是受到了荀悦的影响。 后汉纪 《后汉纪》也是一部以帝纪为纲的编年体史书，它是依照荀悦《前汉纪》的体例而撰述的，书名也依而分为前后，但其著书的原因和撰著时致力的所在，却又很为不同。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是陈留阳夏（河南太康）人，曾做过大司马桓温的记室，又经谢安荐充东阳太守。他生当东晋中期，那时私人著史之风已盛，《后汉书》已有多种面世，袁宏是因这些《后汉书》都使他极不满意，才立意自己来撰述这部《后汉纪》的。在《后汉纪·自序》中，袁宏便提到过他著述的原因和当时的那些《后汉书》。他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撰，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纪》、《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阚略，多不次序，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季，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他的这段叙述，详细说明了他著书的动机，用去的时间和参照过的书目等等，把他的著书情况给人以清楚的印象。 袁宏之修《后汉纪》，与荀悦修《前汉纪》的最大不同处是，荀悦之修《前汉纪》，是把班固的《汉书》奉为圭臬，很少有所更张，不过是单纯的改编而已。袁宏撰《后汉纪》则不然，他不但要参照很多书，而且还要去伪存真，加以辨别选择，比荀悦可要难得多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后汉纪》时便说：“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悦矣。”不但难易上有这些不同，而且荀悦是奉命修书，可以专一修书，不理他事，而且虎贲给书吏，抄写又复有人，所以三十卷书，只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便告成了。袁宏著《后汉纪》则是“聊以暇日”为之，又没有荀悦的那些方便，所以所修卷数虽然也只有三十卷，所用的时间却超过了两倍，经营了八年还没有完成，最后见到张璠的《后汉纪》，加以比对参照，才得成书。 《后汉纪》全书也是三十卷，分为十一帝纪，把自公元二十五年刘秀称帝，至公元二二〇年，曹丕废了汉献帝时为止的一百九十五年的史事，都按年编在于这十一帝纪中。其中帝纪的卷数是这样分配的： 《光武帝纪》八卷 《明帝纪》二卷 《章帝纪》二卷 《和帝纪》二卷 《殇帝纪》一卷 《安帝纪》二卷 《顺帝纪》二卷 《质帝纪》一卷 《桓帝纪》二卷 《灵帝纪》三卷 《献帝纪》五卷 袁宏的《后汉纪》在论史方面也比荀悦较为重视，他在称赞荀悦的才智之余，却又说他于“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这也是《后汉纪》与《前汉纪》有所不同的地方。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是一部记载古代生活在巴、蜀地方的民族以及立国于巴、蜀一带的人的史书。它的作者常璩，原在据立蜀中称为成汉的李氏朝中为官，公元347年（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成汉归降东晋，常璩便随国主李势东下，以后就住在建康。 《华阳国志》实在应说是巴蜀地方的一部通史，大概是常璩迁居建康后，把他在成汉为官时所著的史书《汉之书》（又称《蜀李书》）加以扩展而成的。《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华阳国志》十二卷，后稍有残缺，南宋李型据《汉书》、《后汉书》和陈寿的《益都耆旧传》为之补足，使又成为十二卷，便是后来所通行的本子。这十二卷书，计有《巴志》一卷，《汉中志》一卷，《蜀志》一卷，《南中志》一卷，《公孙述、刘二牧志》一卷，《刘先主志》一卷，《刘后主志》一卷，《大同志》一卷，《李特、李雄、李寿、李势志》一卷，《汉中士女》一卷，《后贤志》一卷，《序志》一卷。 《华阳国志》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特别是巴人和蜀人自西周以至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率兵入蜀之间的史事，后来人们述及巴、蜀情况时常常引用。对于都江堰《华阳国志·蜀志》也有很详尽的记载，对于李冰的工程技术也多有述及。还有蜀中的盐井，在它的《巴志》和《蜀志》中，都有记载。由于《华阳国志》所载止于一隅，记得比较详细， 蜀中人物，特别是正史失记的人物留有许多记载，因此它能补正史的不足。 高士传 《高士传》的作者是晋人皇甫谧，书中所记都是洁身自好的隐逸之士，或者是服食修仙的道家以至颇多幻术的“神仙”。 皇甫谧，晋安定郡人，字士安，自号元晏先生。他是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年二十余才就学，生活贫寒，亲自进行农业劳动，并带着书籍到田里阅读。他博综经典百家学识，为人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晋武帝时，曾被举为孝廉，他不应征聘，却向武帝上表借书。武帝送一车书给他。他所著诗、赋、颂、论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甲乙经》、《玄晏春秋》等书。后患疾仍手不释卷，读书不辍。 据说皇甫谧的《高士传》，原是仿刘向的《列仙传》来写的。刘的《列仙传》共计行有仙风的七十二人，所以皇甫谧的《高士传》最初便也只有七十二人。但后来他又加写了二十四人，人数便达九十六人。后来又有一种本子，人数共只八十七人，少掉了九人。 《高士传》共分上、中、下三卷，各以类别，分述各人的才能、学识，以及洁身自好的行谊。这些人都是不求功名，淡于利禄，或躬耕畎亩之间，或隐于市井之内，或者更远离人境，寄身岩穴，以求自洁。不慕荣利，以隐居不仕为高。西晋武帝末年，表面上虽然平静安和，其实乱源却已暗伏，退隐已渐转盛。皇甫谧《高士传》之作，却也如静中的微风，预兆着暴雨狂风之将至，作者对将要到来的祸患，想已预有所感了。 十六国春秋 《十六国春秋》，记的是西晋南迁，北魏尚未兴起，五胡十六国此起彼伏所形成的极其混乱的局面的一段时间的史事。 《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是北魏时东清河郡鄃（山东平原）人，他的伯父崔光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官至司徒侍中、国子祭酒，兼领国史著作，这对崔鸿之著《十六国春秋》自然有很多方便。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却并非官书，而是他自己私下撰修的。他作这书，用的是分国编年体，搜集到各国旧有的国书，再分别编写而成。他把各国的国书通谓之曰“录”，如《前赵录》、《后赵录》等等。他用力很勤，搜寻甚力。他叙述著书的经过时曾说，他是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就开始了他的编著工作，直到孝明帝正光三年（522）设法买到了常璩所著的《蜀李书》，他的工作才算最后得成。 《十六国春秋》原为一百卷，加上《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共是一百另二卷，但在北宋时，原书已佚，明万历时经屠乔孙和项琳之两人从《晋书》、《北史》、《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辑成为一百卷本的《十六国春秋》。清汤球也有《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两书都无赞、序、表，所以都只有百卷。《十六国春秋》把五胡十六国时，凡曾建国称王的人，都各为立传，分列于诸录中，现将各录的卷数、传名分列于下： 　1.《前赵录》十卷，列传：刘渊、刘聪、刘曜。 　2.《后赵录》十二卷，列传：石勒、石宏、石虎、冉闵。 　3.《前燕录》十卷，列传：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 　4.《前秦录》十卷，列传：苻洪、苻健、苻生、苻坚、苻丕、苻登。 　5.《后秦录》十卷，列传：姚弋仲、姚襄、姚苌、姚兴、姚泓。 　6.《蜀录》十卷，列传：李特、李流、李雄、李期、李寿、李势。 　7.《前凉录》三卷，列传：张轨、张寔、张骏、张重华、张祚、张元靖、张天锡。 　8.《西凉录》三卷，列传：李暠、李歆。 　9.《北凉录》三卷，列传：沮渠蒙逊。 　10.《后凉录》三卷，列传：吕光、吕纂、吕隆。 　11.《后燕录》十卷，列传：慕容垂、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慕容云。 　12.《南凉录》三卷，列传：秃发乌孤、利鹿孤、傉擅利。 　13.《南燕录》三卷，列传：慕容德、慕容超。 　14.《西秦录》三卷，列传：乞伏国仁、乞伏前归、乞伏炽盘、乞伏慕末。 15.《北燕录》三卷，列传：冯跋、冯宏。 16.《夏录》四卷，列传：赫连勃勃、赫连昌、赫连定。 《十六国春秋》由于并非官书，所以态度较为持平公正，不像南北朝时的南北官书那样，彼此斥辱，各以贱名来称对方。《十六国春秋》则是以纯属分国志的态度来看待各国的，它排除了官书正史中的正统观念的干扰。此外，五胡十六国这一段时间，在我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各族纷争最为频繁，此兴彼灭，最为淆乱的一个时期。正史中不仅记载嫌少，且以头绪太多，不易理清。《十六国春秋》以分国通史为之，不仅眉目清楚，叙述完整，而且也保存下了分属各国的很多史料。 十国春秋 与《十六国春秋》一样，《十国春秋》也是以分国史的体例来分述五代十国时，除去占据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而外，所有同时分列，建号称国的十个国家的史事的。和五胡十六国时一样，五代十国，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乱多事的一个时期。正史中，虽然先后有新、旧两部《五代史》，但着重之点，却都放在五代之间的存亡兴替上了，对于同时并存的各国虽也都有纪，但都不免失之过略，而且眉目不很清楚。为了补上这些欠缺，所以吴任臣便有《十国春秋》之作。 吴任臣，浙江仁和县人，其生卒年未详。他是康熙十八年（1679）所举行的博学宏词科所录选的五十人之一，他是第二等的第二十一名。他编《十国春秋》，参照了很多有关的史书，编成了这部既是分国，又是纪、传、表、志俱全的，有似正史。 《十国春秋》，全书一百一十四卷，其中计有《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纪元表》一卷，《世系表》一卷，《地理表》二卷，《藩镇表》一卷，《百官表》一卷。 吴任臣学识丰厚，取材极广，自正史以至各类杂史，小说家言，凡有可存者，无不为之著录，如有异闻，本文不足具载，则以注文加以附载，所以《十国春秋》的内容很是详实，对十国的社会情况有足够的反映。它的列传部分，载有一千二百八十二人，超出于正史所记者实也很多。 在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之后，仿照他的做法而为正史补足者，一时颇有些人，如陈音占的《续唐书》、梁廷柟的《南汉书》、洪亮吉的《西夏国志》等都是。 畴人传 《畴人传》也是一部“以类传人”的书，它记载了远自上古，旁及外国，所有在我国的天文、律历、数学、工技方面卓有成绩的人和事迹。因此，这书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部科学史，是历代科学家的传记的集录。 最后成为定本的《畴人传》，先后成于阮元、罗士琳和诸可宝三人之手。最初是由阮元和他的一些幕僚李锐、周治平、钱大昕、凌廷堪、谈泰、焦循等人所同修。罗士琳也是阮元的一位幕宾，他除了助成阮著《畴人传》外，还自己著有《续畴人传》，补足了阮著的遗漏，并增添了人数。诸可宝略后于阮元，他还在幼童时阮元便去世了。他著有《畴人传三编》，对阮、罗二书又有所增补。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在二十六岁时（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中进士。他中在二甲第三名，科名很高，因此获选为庶吉士，散馆时考试第一，次年大考，乾隆又亲自擢取为第一，并超授为少詹事。召对之时，乾隆很喜欢他，还说：“不想我年过八十，又得到了个人才！” 阮元由于极为清高宗赞赏，所以升迁极快，历任山东、浙江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嘉庆四年（1799）外调，历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召拜为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道光二十九年（1849）去世，卒时年八十六岁。 阮元工于骈文，是个经学家，由于官运顺通，所以很有余暇研究学术。他聘请了很多在学术上颇有成就的人做他的幕僚，每日多与谈论学术上的各种问题。他历官所至，还大力提倡文教事业，在浙江立有“诂经精舍”，在粤设有“学海堂”，都能聘请名流以为教授，招选高才入内肄业。他编集的书很多，为人熟知的有《十三经校勘记》，全文附在他所印行的《十三经注疏》里面。还有《经籍纂古》、《皇清经解》等书。《畴人传》也是他撰述的著作之一，全书共四十六卷，其中前四十二卷是自太古以至清嘉庆年间的二百四十三人的列传，后四卷则是外国来到我国的科学家们的列传，共三十七人，合计中外，共得二百八十人。 罗士琳是江苏江都人，与仪征接壤，因此早就为阮元所知，并得进入他的幕中。罗士琳爱好数学，不喜应试入仕的八股、帖括之学，所以至死仍只是个以幕僚为业的文生。他的生年失考，死时则在咸丰三年（1853），略后于阮元。罗士琳耽于数学，在这方面的著作极多，他之得入阮元幕中，也是以天文、历数方面的成就为阮所重的。阮元长于骈文和经术，对于天文等学并无所长，《畴人传》实是在他的幕僚们的通力协助下才得有成的，罗士琳无疑定是个出力极多的人。他的《续畴人传》共六卷，计补阮著漏列者十七人，增入者又有二十七人，共四十四人。 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共七卷，计补阮、罗两书漏列的五十一人，续增者七十七人，计共一百二十八人。 后来通行的《畴人传》，是合并阮、罗、诸三书而成的计共五十九卷，列传得四百五十二人，除去外藉的五十三人，下余的便都是我国历代优秀的天算学家，记下了他们的发明和创造。 《畴人传》的最可称道之处，不仅在于它是我国的第一部讲述天文、律历、技艺等方面的科学家彼此继承和发展的史书，而尤在于著书时选择材料的科学态度。这些，阮元在他的《畴人传序》中，都有所说明。他说：“综算氏之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的艺林，以念来学。俾知数术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有志乎通天地人者，幸详而览焉。”他还说：“是编著录，专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吉凶，及太一、壬通、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这样，便使这部《畴人传》的内容与历代史书中的那些《天文志》、《五行志》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它去掉了那些符瑞迷信，星象卜筮之类的东西，而具有作为一部早期科学史的风貌了。 宋元学案 《宋元学案》常也题为黄宗羲著，其实由黄本人所著的，尚不足全书的五分之一，下余的则是由他的儿子黄百家和全祖望来完成的，特别是全祖望，由他撰述的，约为全书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全祖望用力极勤，修足这一百卷《宋元学案》，他下了十年的工夫，书成不久，他就去世了。 全祖望（1705-1755）字绍农，鄞县人，十六岁能为古文，雍正七年（1729），被督学王兰生选中，得为贡生入京，在国子监读书。乾隆元年（1736）成进士，选为庶吉士，受知于户部侍郎李绂。当时的大学士张廷玉与李绂不协，全祖望登第后又未如例往谒张廷玉，所以张也憎恶全祖望。次年散馆，全祖望被列入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全祖望不愿为繁琐的州、县官，遂回到浙江蕺山、端溪等书院讲学。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有一。 全祖望生平极为佩服黄宗羲，继黄而修《宋元学案》，极为尽心力。他用功极勤，尝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并为答弟子问，著有《经史问答》十卷。仪征阮元常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便足传世，而全祖望却是个三者俱全的人。 《宋元学案》，全书一百卷，共录学派九十有一，经叙述到的学者至二千余人。由于学派及所录人数过多，这里就不一一具列了。这里要略提到的是，由于黄宗羲已曾写出了《宋元学案》的《序录》所以全祖望之足成此书，全是依照黄宗羲的体例，但在某些方面还有改进。梁启超曾以《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互为比较，他觉得：“拿这书和《明儒学案》比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并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者绝少作评语以乱人耳目。第三，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举其师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的关系多所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相互的影响。以上三端，可以说是《宋元学案》比《明儒学案》更进化了。”于其独到之处，全祖望自己也说：“予续南雷《宋元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余表而出之者。” 但是《宋元学案》修成不久，全祖望便即下世，所以印行成书却又很过了些年，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才由鄞县王梓材、慈溪冯云濛，把黄氏父子和全祖望的书稿都整理了一番，遇有缺残，则以全祖望的《鲒埼亭内外集》中有关学案的材料予以补进，并经道州何绍基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北京加以校刻，这部先后历时达一百七十年的《宋元学案》，才得书成问世。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是明末的爱国学者黄宗羲在清初开始着手撰写成，详述有明一代学术渊源的一部史书。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浙江余姚南雷里人，故又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极富气节的东林党人，因与权阉魏忠贤斗争，陷入诏狱，冤死在狱中。那时黄宗羲才十九岁，进京为父讼冤，继续与阉党斗争，也历经艰险，几遭杀害。清人入关，清军南下，黄宗羲在家乡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在浙江四明山一带进行抵抗，浙江全境都被清兵占领后，黄宗羲才回乡隐居，以著书讲学来教育、激励青年。《明儒学案》，也就是他心存故国，要把有明一代各处学者的行谊流派，师承所自，都详为叙述，借使后人得见故国学术渊源之广博深远，而兴起自奋自励之志的一部力作。 黄宗羲博学能文，生平著书很多，《明儒学案》而外，还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南雷文定》十一卷，《南雷文约》四卷，《四明山志》九卷，《易学象数论》六卷，《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明夷待访录》二十篇。此外他还著历法、数学等类的书多种，并辑有《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存录了明代很多文人的文章。 黄宗羲与和他同时的顾炎武、王夫之同是极为人所尊敬的学术大师，因为他们不但学识渊博，且都很有气节，明亡后，清廷几次迫使他们入仕为官，都遭到了拒绝。 《明儒学案》是以地域分划学派，然后再叙明其师法何人，渊源所自的。全书立学案十九，分六十二卷记有二百另六人，加上附记的二人，共二百零八人，而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都已大致叙述清楚了。这十九派所占的卷数和人物，大致如下： 1.《崇仁学案》四卷，记有吴与弼、胡居仁、娄谅、谢复、郑伉、胡九韶、魏校、余祐、夏尚朴、潘润等十人。 2.《白沙学案》二卷，记有陈献章、李承箕、张诩、贺钦、邹智、陈茂烈、林光、陈庸、李孔修、谢祐、何廷矩、史桂芳等十二人。 3.《河东学案》二卷，记有薛瑄、闫禹锡、张鼎、段坚、张杰、王鸿儒、周蕙、薛敬之、李锦、吕柟、吕潜、张节、李挺、郭郛、杨应诏等十五人4.《三原学案》一卷、记有王恕、王承裕、马理、韩帮奇、杨爵、秦之士等六人。 5.《姚江学案》一卷，记有王守仁、许璋、王文辕等三人。 6.《浙中王门学案》五卷，记有徐爱、蔡宗兗、朱节、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董芸、陆澄、顾顺祥、黄宗明、张元冲、程文德、徐用检、万表、王宗沐、张元汴、胡瀚等十八人。 《江右王门学案》九卷，记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刘文敏、刘帮采、刘阳、刘晓、刘魁、黄宏纲、何廷仁、陈九川、魏良弼、魏良器、王时槐、邓以瓒、陈嘉谟、刘元卿、万廷言、胡直、邹元标、罗大纮、宋仪望、邓元锡、章潢、冯应京等二十七人。 8.《南中王门学案》三卷，记有黄省曾、周冲、朱得之、周怡、薛应旂、薛甲、查铎、唐顺之、唐鹤征、徐阶、杨豫孙等十一人。 9.《楚中王门学案》一卷，记有蒋信、冀元亨二人。 10.《北方王门学案》一卷，记有穆孔晖、张后觉、孟秋、尤时熙、孟化鲤、杨东明、南大吉等七人。 11.《粤闽王门学案》一卷，记有薛侃、周坦二人。 12.《止修学案》一卷，仅只李材一人。 13.《泰州学案》五卷，记有王艮、王襞、朱恕、韩乐吾、夏叟、徐樾、王栋、林春、赵大洲、罗汝芳、杨起元、耿定向、耿定理、焦竑、潘士藻、方学渐、向祥、祝世禄、周汝登、陶望龄、刘塙等二十一人。 14.《甘泉学案》六卷，记有湛若水、吕怀、何迁、洪垣、唐枢、蔡汝楠、许学远、冯从吾、唐伯元、杨时乔、王道等十一人。 15.《诸儒学案上》四卷，记有方孝孺、赵谦、曹端、黄润玉、罗伦、章懋、庄昶、张元桢、陈选、陈真晟、张吉、周瑛、蔡清、潘府、罗侨等十五人。 16.《诸儒学案中》六卷，记有罗钦顺、汪俊、崔锐、何塘、王廷相、黄佐、张邦奇、张岳、徐问、李经纶等十人。 17.《诸儒学案下》五卷，记有李中、霍韬、薛蕙、舒芬、来知德、颜鲸、卢宁中、吕坤、鹿善继、曹于汴、吕维琪、郝敬、吴执卿、黄道周、金铉、金声、朱天麟、孙奇逢等十八人。 18.《东林学案》四卷，记有顾宪成、高攀龙、钱本、孙慎行、顾允成、史孟麟、刘永澄、薛敷教、叶茂才、徐世卿、耿橘、刘元珍、黄尊素、吴钟峦、华允成、陈龙正等十六人。 19。《蕺山学案》一卷，仅记刘宗周一人。 《明儒学案》所录史实，学派广泛，叙述公平，无所偏护，一改以往儒家学者排斥异己，定于一尊的作法。梁启超对此书的评价很有见地：“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梁启超对《明儒学案》，评述得可谓切当，黄宗羲于梁启超所说的四点，是做到了的。此外，他也颇能破除等级观念，如对有些出身厨夫、樵夫、陶匠等类的人，也能一视同仁，予以传写。这一点看着虽似当然，其实却极不然，有些出身于世家的学者，平常说着“有教无类”，人人都可成为圣哲，但一经论诸实际，都又很不为然了。 也有人认为，《明儒学案》中，深有影响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没有被列入是一个缺点。这说明，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虽很表现出了一些他所具有的民主思想，但遇到比他更开放的李贽，便又不以为然，不把他列为一个学派了。这话诚然也是，但李贽在当时的从者并不为多，不似刘从周那样，举一人以概全派也能足为一卷。如把李贽附在某派中，似乎又都未见其可。这些或许是黄宗羲把李贽漏列的原因之一。 汉学师承记 儒学至清而始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所谓汉学，便是重在考证文物，讲究文字训诂为治学方法的一派。宋学又称为理学，后来且称为道学，创始于宋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而由朱熹集其大成。 汉学渊源自汉人贾逵、服虚、郑玄、马融、许慎等人，源远流长，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五代、宋、明一直都有人在承续。自宋学兴而至明末，汉学虽然时见衰微，却总持续不绝。他们讲的是“通经以致用”。 宋学是因创自宋人而得名的，他们并不以“通经致用”为主，却是以谈心性、谈义理，对孔、孟之道在哲理上加以体会，后来渐至把佛、道两教内的东西也引入进来。 入清，汉、宋两派所以划分得更清，那是由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感到宋学发展到王守仁的心学，与经学相距已远，所以提倡为学以穷经为始，因而汉、宋两派截然分开，形成对立，并且各有师承。《汉学师承记》，便是记载自清初至嘉庆初年的汉学渊源的。 《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是江藩（1761-1831），他是江苏扬州人，幼年就学于吴县余萧客和元和江声，余、江二人都是汉学大师惠栋的弟子，所以江藩对于汉学的源流和成就自也了然于心，于是集其所学，而有《汉学师承记》一书。 《汉学师承记》共八卷，印行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全书所记的汉学家，始于黄宗羲和顾炎武，终于李钟泗和凌廷堪，共五十七人，为时前后约达一百五十年。八卷所载人物，分列如下： 卷一：阎若璩、张弨、吴玉搢、宋鉴、胡渭、黄仪、顾祖禹，张尔岐、马骕、王尔膂。 卷二：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沈彤、余萧客、江声、褚寅亮。 卷三：王鸣盛、金曰追、钱大昕、钱塘、钱坫。 卷四：王昶、袁廷梼、朱筠、武亿、洪亮吉、臧琳。 卷五：江永、金榜、戴震。 卷六：卢文弨、纪昀、郡晋涵、任大椿、洪榜、汪元亮、孔广森、李文藻、桂馥。 卷七：陈厚耀、程晋芳、贾田祖、李惇、江德量、汪中、顾九苞、顾凤毛、刘台拱、钟褱、徐复、汪光爔、李钟泗、凌廷堪。 卷八：黄宗羲、顾炎武。 附：《经师经义目录》 江藩本人便是汉学家，师传有自，所以他的《汉学师承记》，记、论都极切实。 宋学渊源记 《宋学渊源记》的作者也是江藩。江藩虽是汉学家，但因汉学家是讲实际，务广博的，所以他对于当时宋学家们情况，也很有所了解。还有，便是他在两广总督阮元的幕中为幕僚时，同事中有个方东树，这人是个宋学家，为反对汉学而著有《汉学商兑》一书。江藩和方东树作为同事而居于对立的两派，彼此接谈，对于对方的情况自也了解得更多。江藩的《宋学渊源记》，所记并非自清初以来的所有的宋学家，凡是官位显达，自有可传的，他都不录，所录的都是些名微位卑，不甚为人所知的人。他在《宋学渊源记》的卷首便说：“藩所录者，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江藩的存心是极可称道的《宋学渊源记》全书只有两卷，所录共三十九人。卷上所录为孙奇逢、刁包、李中孚、李因笃、孙若群、张沐、窦克勤、刘原禄、姜国霖、孙景烈十人，都是北方的学者；卷下录有刘汋、韩孔当、郡曾可、张履祥、朱用纯、沈昀、谢文游、应㧑谦、吴慎、施璜、张夏，彭珑、高愈、顾培、钱民、劳史、朱泽云、向璿、黄商衡、任德成、邓元昌等二十一人，他们都是南方的学者。附录另有八人，那是：沈国模、史孝咸、王朝式、薛起凤、罗有高，汪缙、彭绍升和程在仁。 清学案小识 江藩虽说有《宋学渊源记》之作，但因他是汉学家，谈谈宋学不过其余事，所录叙的人也太少，很难见出宋学的全貌，唐鉴有鉴于此，所以继之而有《清学案小识》之作，意在有所补足。 唐鉴（1776-1861）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三十四岁时，成进士入翰林院为检讨，官至贵州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太常寺正卿。咸丰三年（1853）归居湖南宁乡。 咸丰十一年（1861）去世，卒年八十有六。唐鉴是宋学家，所以他的《清学案小识》着重是在宋学，从人数上看，汉、宋之间虽然相去不远，而详略之间，差别却又大了。 《清学案小识》全书共十五卷，叙有二百六十一人，其篇目及所叙人数大致如下： 1.《传道学案》二卷，叙四人。 2.《翼道学案》三卷，叙十九人。 3.《守道学案》四卷，叙四十五人；《待访录》二卷，叙六十八人，共一百一十三人。 4.《经学学案》三卷，叙一百零八人；《待访录》叙八人，共一百一十六人。 5.《心宗学案》一卷，叙三人；《待访录》叙六人，共九人。 《清学案小识》十五卷中，讲汉学的只有《经学学案》三卷，以卷数言，仅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其余各卷所讲、所记都是宋学，其重点所在，于此更见显然。 由于《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清学案小识》都各有所偏重，不足以见自清初以至嘉庆间学术界的全貌，所以后来有人把这三书合刊，名曰《清儒学案》。三书合计，共记有三百五十七人，去其重出，还有三百人左右。这样，倒是可以反映出清季前半约一百五十年间的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全貌了。 史通 《史通》也是我国史书中的要籍之一，它是论史之作，对我国的各类史书都有所论列，指出它们的得失所在，从这大量的评比论述中，作者也多方面地发挥了他在史学各个方面的理论和见解。 刘知几（661-721），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才二十一岁便得中进士，所以很早便得入仕，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崇文阁学士等职，常兼任修国史的工作，因与同僚对修史的意见多有未合，不能得展他的怀抱，所以愤而著此《史通》一书，一则评论历来诸史的得失，使治史者有所借鉴；一则也正借此抒发自己的史学见解。为史须有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便是由他所提出的。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史通》是刘知几在参加史馆工作之时，参考群书自行撰著的。他在《史通》的序中说：“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编而次之。”就指明了他撰成此书的地点和时间。《史通》全书原为五十二篇，在流传中佚失了三篇，至今所存的只有四十九篇了。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原为三十九篇，失去了《体统》《纰缪》、《弛张》三篇，现存只三十六篇，外篇原十三篇，至今都全，并无佚失。 内篇三十六篇的篇目是：《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 外篇十三篇的篇目是：《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 从现存内、外篇的篇目，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史书的各个方面，刘知几差不多都论到了。 通典 我国史书四大体例之一的典志体，始于唐杜佑所著的《通典》。杜佑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卒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至七十九岁。他出身于官僚世家，所以以荫得官，一直做到司徒同平章事，达到了宰相的地位。 杜佑编著《通典》一书，起于唐代宗大历（766年）之始，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始得成书进上：历时将及三十六年。成书之艰，于此已可想见。 《通典》全书共二百卷，其中计有：《食货典》十二卷，《选举典》六卷，《官职典》二十二卷，《礼典》一百卷，《乐典》七卷，《兵典》十五卷，《刑典》八卷，《州郡典》十四卷，《边防典》十六卷。这二百卷书，可以说是把唐代以前诸史在典志方面的所有内容都包括在内了。 杜佑编著《通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前代诸史都以断代为纪的诸志，全都一气贯通，使之成为通史。读者对田制、赋税、钱币、选举、官制、礼仪、音乐、兵制、兵法、刑律、地理以至边防等等方面，历经所由的所有演变，可以一目了然，识其全貌。另一方面，则是杜佑在把断代的诸志编为通史的这一方面取得了经验，提供了很多方法，使后人依据他的方法更有所进，编出了很多的这类书籍，使得典志体终于成为史书的一种体裁。 杜佑编著《通典》用力极勤，阅书极多，他自己便曾说过“图籍实多，事目非少”的话。他的参考书中，刘秩所著的《政典》，无疑是最主要的，也许杜佑之著《通典》，正由《政典》一书得到了启示。《旧唐书·杜佑传》便说：“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识，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务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刘秩是唐代的杰出史学家，《史通》的作者刘知几的儿子，所以他的史才也很杰出。 通志 《通志》是南宋人郑樵所著的一部上起三皇，下至于隋，旁及五胡、四夷，源远流长，范围极广的史书。依体例言，它是一部纪、传、表、志、世家、载记，门门俱全的通史。但是很有些人却把它和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为一处，合称之为“三通”，致使不知其详的人，或竟误认为它和《通典》一样，也是一部典志体的史书。不过他之竟和《通典》合在一处，却也并非无故，这一则是书名都以“通”字为始，下面分为“典”、“志”二字，不但貌极相似，而且典、志二字，又正与典志体的“典志”二字相合，所以便被归为一处了。还有，便是《通志》的最精粹处在其共占五十二卷的二十略，读者遗貌取神，不觉竟也把它与《通典》视为一类了。 郑樵（1102-1161）生于北宋之末，长于南宋之初，虽只活了五十九岁，却是个读书极多（有人说他读到多达五万卷），著书也极夥的人。《通志》是郑樵的主要著作之一，其内容极为广博，也全见郑樵的阅览之富。 《通志》与《通典》一样，全书也共为二百卷，内中计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零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郑樵之为此书，用意至为深广，从纵的方面来说，他是想“通古今之变”；在横的方面，则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因此，它的本纪便是自三皇、五帝以迄于隋；列传则是从周至隋；载记和四夷传，不但遍及国中，而且远达域外；二十略则更是自古以迄于宋地来研究、记叙它所列的那些内容了。《通志》所称的“略”，便是诸史之所谓“志”的，包含着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许多方面的内容。郑樵改“志”为“略”，自有他的想法，他说：“志者古史之名，今改曰略。略者，举其大纲。”诸史的志，大都不过十志、八志，《通志》的“略”门类却多得多，从天文、地理、乃至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都被列为一个门类。郑樵对他书中的“略”，极为重视，用力也最勤，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通志》时便说：“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中极富盛名的一部大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记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时的后周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 这书的作者是北宋时的名臣司马光。他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得寿六十八岁。司马光精于史学，早年便曾著《通志》八卷（也就是《资治通鉴》的前身），献给当时在位的宋英宗。英宗读后觉得很好，便命他就照这样，把历代君臣的事迹续写下去。英宗还为他提供了很多方便，不仅为他设书局子崇文院，由他自选助手，并且准许他借阅秘阁藏书。英宗去世后，继位的宋神宗又把司马光正修着的书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 在神宗朝中，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便辞去了枢密副使之职，自请为西京御史台，以书局自随，避居洛阳，一心修书。他在那里努力工作了十五年（1070-1084），才把这一巨著全部完成，从他初为《通志》时算起，历时已达二十余年。他奏上这书时，在表上曾说，“臣之精力，毕于是书”，实非虚语。而且书成之后，只有两年他便去世了。 司马光著史的目的，自始便有以历代君臣所作的有关盛衰兴亡的大事，加以陈述论议，使皇帝得以史为鉴，明于治国之道的意思。宋神宗很理解他的用意，所以才赐名为《资治通鉴》，并在序文中就“以人为鉴”、“以史为鉴”发了一通议论。《资治通鉴》一书，把司马光的这种意念也表现得极为鲜明。它之所以特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为一部大书的开始，是由于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在那一年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正式任命他们三家都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所作的极为有伤国体，导致王室衰微的事，所以才特意将此事作为书的开端，发挥它的棒喝作用。他简单地述明韩、赵、魏三家得为诸侯一事后，紧接着便以“臣光曰”三字为首，大大发表了一通“政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的议论。认为韩、赵、魏三家分晋，以下犯上虽然足为“乱阶”，但为害之大还远不及周天子公然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虽然他们实际上已与诸侯无异，但未经天子加以明命，他们的以下犯上的形象将始终昭示在人们的耳目之中，“名不正则言不顺”，总有为人讨除的一天。既经天子明命，他们便成了合法的了。不但对他们无由讨除，而且如果此后各国大夫群起效尤，便将难以阻遏。“职为乱阶”，实在莫此为甚！这篇议论，充分表现了司马光所尊奉的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其全书的重点所在，最少也显露了一端。司马光自请为西京御史台，乃是政见与当政者不合，愤而避开著书的，所以他把自己的见解与为政之道，都尽量在书中加以发挥，要害之处，便都以“臣光曰”三字发端，陈述见解，希望能引起皇帝的鉴戒。 司马光在西京（洛阳）是以书局自随的，不但带有书籍文物，就是他所选定的几个主要助手，也随同他来到了洛阳。他的主要助手共有范祖禹、刘恕、刘攽和他自己的儿子司马康等几个人。他们所用的是分段合编的办法，先由助手分段按年编成长编，然后交由司马光来加以审阅，删繁去芜，再由各段助手写成书稿，交由司马光最后审定，并加入他的评论，才成定稿。他们的具体分工，是由刘攽负责自周、秦以迄两汉之间的一段；刘恕则担任自三国、两晋、经南北朝而至隋的那一段；范祖禹则是担任最后的，自唐以至五代之末的那一段；司马康所任的工作是通体的文字上的检阅。总理其成，最后予以定稿并加评论，则由司马光一人负责。他们几人都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又都一心著书，务期完美，所以采用、审阅过的书籍数量很多，编成的长编为数也极大。据说，《资治通鉴》编撰成书以后，光是用过剩余下来的长编，就堆满了两大间屋子。其用力之勤，由此也可概见。在正史外，他们所涉及的范围，司马康曾约略说到过一些。他说：“唐以来稗言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他们工作的精勤，司马光在他的《进资治通鉴表》中，也说到了一些。他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正是这样昼夜不怠，才得博采约取地成就了这样一部博大精详的编年史书。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以朝代为纪，共分为《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十六个部分。其中以唐纪的卷数最多，共达八十一卷，秦纪的卷数最少，只有三卷。其中，《魏纪》包容了蜀、吴两国，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诸纪，则把北方的魏、齐、周和同时并存的十国尽都包容在内。三国时以魏为纪，而不取汉室之后的蜀，一是由于魏、晋直接相承，衔接紧密，二则是魏的地广人多，可记的事也就较多，以它为主，记着自然较便。但是，就在这里，竟成为后来的正统论者攻击此书的口实，认为尊魏抑刘，是个极大的缺点。其实，《资治通鉴》的真正缺点却并不在这里，而是太过着眼于古今盛衰之迹，把君王的为治之道看得太重，却把事实上与治、乱相关至切，表面上却又相关连不多的文艺之事看得太轻了。例如《唐纪》八十一卷，连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等人都曾大书特书，把他们的相互嘲弄都有所描述，而对被尊为唐代诗圣的诗人杜甫，却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一次，这倒不能不说是《资治通鉴》的一大缺点。 历来通行的《资治通鉴》，一向都是把胡三省的《通鉴音注》和《考异》三十卷，以小注的形式分行夹列在正文之间通行的，这对《通鉴》一书起到了很大的补足作用。 胡三省是浙江天台人，字身之，号梅涧，生于南宋之末，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得中进士，生卒年月则已无考，大约入元之后他还活了些年，但未出仕。他注释《资治通鉴》，工作极勤，对《通鉴》所涉及的名物、制度、地理、字音，以及史实间的同异等项，都有详尽的注释，其中尤以地理与字音方面最为突出。他对《通鉴》所作出的补益，有人比之以裴松之之于《三国志》。 续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成书后，由于取材精当，首尾贯通，真有如马端临所说的那样，是“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记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因此，《资治通鉴》自始便即广为流行，而且有了很多的续编。这些续编之中，有续前的，也有续后，共有两类。所以有续前的，大都是由于《资治通鉴》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有些突兀，所以想要补足，便从上古直叙到《通鉴》开端之前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如作为司马光修《通鉴》的助手刘恕所作的《通鉴外纪》十五卷，和金履祥著的《资治通鉴前编》，便都属于此类。 续《资治通鉴》之后的书，则比续前的为多，自宋以至明、清都有人著过这样的书。有仅续宋代的，也有续至元末的。其中续至元末的书较多，明代的王宗沐和薛应旂，清代的徐乾学和毕沅都修成过这样的续书。其中以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流行较广，清末有几家书局，都曾把它和《资治通鉴》印成一套用来发行。 毕沅字𬙋蘅、号秋帆，江南镇洋（今江苏镇江）人。他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的状元。他中了状元，例授修撰之职，但他在翰林院的时间并不很长，乾隆三十一年（1766）便转往外任，一直在陕、甘、湖广等地为官，曾为陕甘总督和湖广总督多年。毕沅为人好大喜功，很会弄钱，也极肯延揽文人名士，无论识与不识，有困难者都肯慷慨援助，因此门下宾客云集，能人颇多。《续资治通鉴》，便是毕沅在他的众多宾客相帮之下修成的。 《续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二十卷，记有自宋初至元末的四百零九年的史事，编法、纪事以至议论都仿效《资治通鉴》，但在博审精详，论议宏肆方面有逊于温公之书。其中也颇有些极为风趣的记载，如记程颐于欢宴后，以“子是日哭，则不歌”为借口，拒不往吊友人之丧；苏轼却以孔子并没有说过“是日歌，则不哭”来讥笑他，便是很生动有趣地描绘出了道学家程颐的迂腐、拘执。 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中季的袁枢所修的、以历史上的每件大事自为起讫的一部史书。我国的史书，最先出现的体裁是编年体，孔子著《春秋》，左丘明释《春秋》而成的《左传》，以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都属于此类。继编年体而兴的是纪传体，这一体创始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以后所有被称为正史的从《汉书》以至《清史稿》，用的便都是这个体裁。到了唐代，杜佑以事类为目，著为通史，被后人称为典志体，成为第三类（这一类，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第四，便是这种纪事本末体了。从编年体到纪事本末体这四大类，成为我国旧时编著史书的四种体例，所有旧史，非此即彼，大约都不会越出这四体的范围之外。 袁枢是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时年七十有五。袁枢好读《通鉴》，但也感到它太浩博，大事常是分列数卷，费人寻绎，于是他将《通鉴》中所记的各项大事分别归类，辑成各具首尾的独立篇章，积少成多，以至把《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中的主要事件都已辑出，便成了这部后来也与《资治通鉴》一并留传着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共四十二卷，载有二百三十九个首尾俱全的章节，每节都有标题，说明所记内容。大约每卷各有四、五个以至八、九个章节，最多的是第十八卷，共有“冯跋灭后燕”、“蒙逊灭西凉”、“乞伏灭南凉”等十一个章节。最少的则是第十二卷，全卷只是“西晋之乱”那么一节。 《通鉴纪事本末》仅是就《通鉴》而辑文，其纪事自然不会越出原书，偶有所论，也无非是重述原书，没有什么创见。它之所以为后人所重者，乃是他的方法为后人读史提供了不少方便，对于初学者效益更极显然。为此，《通鉴纪事本末》自成书后，不但迅即通行，而且很快便有很多人来仿效，一时如《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四藩始末》、《绥寇纪略》等，属于这类性质的书出得实很不少。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为元代人马端临所著，是仿效杜佑的《通典》，在门类上有所扩展，年限则延至宋宁宗嘉定末年的一部大书。马端临虽著有这么一部卷数多达三百四十八卷的史籍，但是明代所修的《元史》，却没有为他立传。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把他和为《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合为一传，也极简略，以至他的生卒之年都无由得知，只知道他是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是宋度宗时曾为参知政事的马廷鸾的次子而已。 《文献通考》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等二十四门类。其中有十九类是杜佑《通典》所有的，马端临不过是更把它们加以补充，细分门类，并补入自唐天宝以后，直至宋宁宗嘉定末年这一段的事迹而已。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类，则是马端临自己所创立的，从上古以至嘉定末年，都是由他所撰。 马端临之所以要著《文献通考》和其编撰的方法，他在他的《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得都很明白。说到著书的本意他说：“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天宝以后，则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在这里，他把想能效法史迁，以补《通鉴》、《通典》之所不足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是清楚。至于著书所根据的三点，他在序中说得也很明白。他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注己意，附其后焉。”这里，他不仅说得详尽，且也是处处都认真在做着的。他这种文、献、注三者合而为用的方法，不但使《文献通考》质量卓异，且也为后人所效，成为治史的一种良法。 继《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之后，清代乾隆年间又敕修了《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等六书，连前 “三通”，称为“九通”；加上民初由刘锦藻所著的记有自乾隆至宣统的事迹的《清朝续文献通考》，遂又有“十通”之称。《十通》合计共有二千七百一十六卷。 绎史 《绎史》也是被人归入本末体之列的一部史书。它的作者马骕（1621-1673）是明末清初之间的人，考中进士则在顺治十六年（1659），那时他已三十九岁，所中又不太高（中在二甲六十四名），所以没能进入翰林院，只做了十几年的外官，最后死在安徽灵璧县的任上。 马骕的《绎史》，全书共一百六十卷，计为太古十卷，记的是传说中的太古诸帝以至唐尧和虞舜；三代二十卷，记的是夏、商、周三代；春秋七十卷，记的是春秋间事；战国五十卷，记的是战国间事。另外还有外录十卷，则是志的性质，中有《天官书》、《律吕通考》、《月令》等十篇。由于绎史所记也是篇各有名，而且原原本本各具首尾，所以人们便也把它算在“纪事本末”这一类的史书里。 《绎史》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作者马骕在编写上的扎实和忠实。全书一百六十卷，其中每段的材料出于何书，都一一予以标明，既足征信，对于想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读者，也指出了查阅的途径，可以省力不少。 它的第二特点是去取精慎，所引诸书，必别其真伪，妥予摘取。在这上面，他很做了些考证上的工夫。 第三则是《绎史》中很多史论，也都能独抒己见，极少依附前人，对人也有很多启发。 还有，《绎史》本来还是附有很多图表的，地理、天象、古代文字等等，都绘有图像，使人得以直观，为益更是极大。 廿二史札记 《廿二史札记》是一部读书笔记式的、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演易，历史人物以至史书记载得失的作品。说是廿二史札记，实际却可说是把二十四史全都包容在内了，所以称为廿二史，是由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辑出的时间较晚，作者开始抄集材料时尚未问世，后来作者于新、旧五代史虽也多有论列，仍只统称为《五代史》、把两书看作一书。其次是，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通常也称《南北史》，作者也把这二者视为一书。因此二十四史一经合并，便只有二十二史了。 《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1727-1814）字耘松，阳湖（江苏武进）人，生而颖悟，十二岁便能为文，据说一日之中曾成文七篇，以此为人称奇。乾隆二十六年（1761）成进士。殿试后，赵翼原被拟为一甲一名，但因清高宗乾隆想到陕西一省自入清以来还没出过一个状元，于是把原来名列第三的陕西人王杰和赵翼的名次互换，赵遂反而成了一甲三名的探花。 赵翼能诗，与同时的袁枚和蒋士铨齐名，被人称为乾隆间的三大诗人。赵翼勤于为学，读书极多、特别深于史学，他的著述，除《廿二史札记》外，还著有《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簷曝杂记》、《瓯北诗集》、《瓯北诗话》等书。《廿二史札记》大概是赵翼以归养为名，在家居住时开始的，他辞官回家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贵州做贵西兵备道的时候。到乾隆六十年（1795）书成，前后历时共达二十余年。 《廿二史札记》共三十六卷，内分为五百四十四条。其中《史记》、《汉书》共占三卷，得五十九条，《后汉书》二卷，二十五条；《三国志》、《晋书》共三卷，三十五条；《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和《南书》四卷，四十八条；《魏、齐、周、隋书》和《北史》三卷，五十一条；《新、旧唐书》五卷，六十四条；五代史二卷，二十七条；《宋、辽、金史》六卷，一百零八条；元史二卷，五十四条；明史六卷，七十三条。 《廿二史札记》最大的好处是，对于后学者读史，尤其是读所谓正史的廿四史，有很多有益的指示。由于作者对这些书都很熟，又颇肯深思，所以常以各书相互比较，对于二十四史的修撰者，修书所用的时间，以及某书于何处见长，何处是其所短等等，都常有论及，这使后人再读这些书时可以得到很多提示，省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次是作者常以历代间各类相似的情况，综合起来加以论述和比较，从此更可看出各类事务、制度等等演变的迹象。第三，清季考据之学极盛，赵翼也习于此风，对二十四史的史料来源，真伪之辨，也很有一些考证。 《廿二史札记》虽是一部读书笔记式的著作，但因作者每于论述之间以示自己的识见，也略显出了一些“有长才而未得用”的微意。他自己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便说：“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维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其实上比顾宁人正是他的意愿所在，“则吾岂敢”不过是个谦词而已。 赵翼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十六岁时便退归林下的，从此直至他在嘉庆十九年（1814）去世大都在家以著书自娱，中间只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跟随李侍尧赴闽治军，嘉庆十五年（1810）重赴鹿鸣宴又入北京，出去过两次。 文史通义 《文史通议》略有类于《史通》，也是一部评议史书的著作，不过它的内容并不只限于评论史书，有关《诗》、《书》、《易》、《礼》、以及浙东学术，朱、陆之分等等，也都有所论及，所以书名便称《文史通议》。 《文史通议》的作者章学诚（1738-1801）是浙江绍兴人，一生很不得意，从小便跟随父亲章镳到处作幕。他中试很晚，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已四十一岁时才得中进士，中在二甲五十一名。那一科二甲所取的人数不多，只五十一人，所以章学诚也可说是中在二甲末名了。由于科名不高，只能归部铨选，候了一阵，终未得官， 还是没能改变他的那种东投西奔，到处依人做嫁的幕僚生活。 章学诚的《文史通议》，都是在依人为幕，于公余之暇所撰述的，所以内容都是可以单独成篇，比较短的论文。这大概起始于他在朱筠的安徽学政署中为幕宾的时候。朱筠是顺天府大兴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的进士。章学诚曾师事朱筠。那时同在朱幕中的还有史学家邵晋涵、洪亮吉和文学家黄仲则等人，学术空气较浓厚，所以引起章学诚意绪，著手撰写此书。 《文史通义》全书共九卷，分为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各有论史的文章多篇。章学诚在史学上颇有些创见，于此他自己也是很自负的。对于著有《通志》的郑樵，校辑史书多种的曾巩，他觉得他们都各有其不足之处，对于有人把他和刘知几相比，也觉得很不谓然。他在自叙中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自负。他所谓的史意，便是索求诸史作者著史的本意和其取得的效果，所以他说他所议者是一家的著述。 章学诚还是个“六经皆史”的积极主张者。“六经皆史”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明王守仁和李贽都明白提出过。章学诚则更在他的《文史通义·易教上》里有所说明。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又说：“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他还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他在《报孙渊如书》中，说得更为明白。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他是个求实的人，对于那些徒讬空言的宋学家们颇多不满，所以常常要刺着他们。 章学诚还有些与《文史通义》颇有所关的著作，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经吴兴刘承幹编成《章氏遗书》五十卷印行，其中《校雠通义》内、外篇，《方志略例》等都与《文史通义》有些关联，如能合读，对了解章氏的史学见解更为有益。 第三编 总集和选集 概说 在一、二两编里，我们已将经、子、史三部的要籍，择要地作了些叙说。在这以下，按照四部分类来说，便是属于集的部分了。依照四部分类、集的这一部分，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比其他三部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些。为了免去畸轻畸重的缺点，我们把这一部分又略加分别，归为几类，既便于查考，编写也方便一些。 这一编，我们把诗歌的总集《楚辞》作为押卷之作，分量上，也比较重。严格说来，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应该是《诗经》，但因它已被列入经部，《楚辞》自然便当膺为首选了。至于《楚辞》中的《离骚》，前人也常把它列入经部，被称为《离骚经》。不过，《离骚》既已被我们纳入《楚辞》，所以也就只好作为这一总集的一部分了。 在本编中，我们的选释是以选集为主，在部数的比例上，在选释的说明上，都偏重在选集方面。在总集中，《楚辞》是学习古典文学的必读之书，但部头不大，我们只略述其全貌，释述它的篇幅并不为多。另外的总集，为《全唐诗》、《全唐文》、《全金史》、《明文海》之类部头都已偏大，且如非专门研究者，一般都只是用为寻检查考之用，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书的释述也就从简，只是说明某一时期的诗文中有这样一部总集而已，如果想要找寻较为生僻的诗文或其作者，就得查考原著。 所有的选集都是有其用意，并且是择优入选的。对于这些，我们在释述时，说得便比大部头的总集稍稍详细一些，并将选集者的用意所在，见解如何，也都就其所选内容稍加说明，以为读者参考，其中《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等，都是以前用为童蒙学诗之用的，至今仍还习见而易得，所以释述之时，也就从简。 楚辞 《楚辞》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辞赋总集，也可说是一切总集中最早的一部，它是由西汉末刘向所辑。刘向把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和宋玉、景差等人的作品以及汉代诗人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严恳等人的作品集纳起来成为一书，由于所集的作品都是自屈原以后便极盛行了的楚声，所以刘向便把他集辑的书定名为《楚辞》。 《楚辞》的各类本子很多，较早的本子的主要篇章大都相同，较后的一些本子便各有差异，最早为《楚辞》出书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后来又有了宋人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等等，注释《楚辞》的人实在很多，在早便有“七十二家”之说，这还不包括晚近诸家所作的注释在内。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共十七卷，朱熹的《楚辞集注》则分为十五卷。它们的前十一卷所选的篇目都是相同的，以后则稍有不同，由于朱熹的《楚辞集注》流行较广，这里仅就那十五卷的篇目略加解说，《楚辞集注》的一至七卷的篇目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共七题二十五篇，曾被认为都是屈原所作，所谓“离骚二十五”是也。但其中《渔父》一篇，很早便有人认为那是后人怀念屈原之作，并不是他的手笔。八、九两题是《九辩》和《大招》，都是宋玉的作品，第十《大招》为景差所作。第十一、十二、十三的《惜誓》、《吊屈原》、《鹏鸟赋》都出于贾谊之手。第十四《哀时命》为庄忌所作，最后的《招隐士》则是淮南小山的作品。 《楚辞》全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余的作品都是继承屈原辞赋的形式而作的。屈原由于他高度的文学修养，采用了楚地民歌与方言声韵，使其诗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与人民性，成为古代南方文学的特有形式。故后世称之为“骚体”。所谓“骚体”，自然是本自《离骚》而来。“离骚”二字，释者很多，大都以意为释，各有所主。大约以“离”为抒发、排遣，“骚”为烦恼、愁苦为解，故“离骚者，排解忧烦之谓也”一说，较为恰当。 屈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人。与楚王同族，相传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子孙遂以屈为氏。屈原生于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0年），大约活了五十四年左右。屈原目光宏远，料事明晰，他深以楚王畏惧强秦，听从左右庸人之见，想要“媚秦以自全”为忧，主张联齐以抗秦。他的主张虽好，却不为楚王和其左右所容，多次遭到贬谪。到楚顷襄王时，也被放逐于外，长期在沅、湘流域一带流浪。后来楚国形势垂危，屈原更为悲愤，遂于农历五月五日，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中。 宋玉，是后于屈原的一位楚国诗人，生平事迹不可考。依据他自己的作品《招魂》及《九辩》来推测，也仅可以推知他约生于周赧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0年），约卒于楚亡之年（公元前223年）左右。从前都以为他是屈原的弟子，曾事楚威王、怀王和襄王，且与襄王游云梦、高唐、兰台等处。但这些都是后人的想象臆说，事实并不可能。因为宋玉是在楚考烈王时才得入仕，做了一个小官，上距屈原之死已有三十余年，不可能成为屈原的弟子。传说中的宋玉的那些经历也不可靠，宋玉从来没有那么得意过。他实在只是个乡间贫士，虽曾一度得官，但不久却又去职，长期过着潦倒飘泊的生活。他的忧都和流浪有似于屈原。受屈原著作的感染，因而他的辞赋也极出色。相传他有辞赋十六篇，现存者连散文才十四篇，而且真伪难辨。只有《楚辞》所载的《九辩》和《招魂》两篇，才是宋玉所作。《招魂》是为招屈原之魂而作的。是古代诗坛长篇中，纯以白描手法出之的杰作。 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并非集辑乐府诗章之书，而是对历代乐府的穷本探源之作。 本书的作者郭茂倩的生卒年不详，仅知他是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士，是宋侍读学士郭褒之孙，郭源中之子而已。 郭茂倩的这部《乐府诗集》，搜采极广，鉴别极精，历代乐府，上自陶唐，下迄五代，莫不一一为之考核、论述。他征引浩博，审量精细，每个乐府曲调，都以古词居前，拟作随后，使人一望而知其演变之迹和每一曲调的各类变格。由于其搜集之全，分别之细，所以这部《乐府诗集》自成书之后，便成为历代研究乐府诗的人的不可或缺的要籍。书中还可以知道何者为“侧”，何者为“趋”，何者为“艳”，哪些是“增字”，哪些是“减字”。或有声词训诂难明的，也都在题下注明。它还可以矫摹拟聱牙之弊，实在是乐府中第一部善本书。 《乐府诗集》共一百卷，今本卷目共有：《郊庙歌辞》十二卷，《燕射歌辞》三卷，《鼓吹曲辞》五卷，《横吹曲辞》五卷，《相和歌辞》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舞曲歌辞》五卷，《琴曲歌辞》四卷，《杂曲歌辞》十八卷，《近代曲辞》四卷，《杂歌谣辞》七卷，《新乐府辞》十一卷。 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一部关于男女情爱的诗选，编选者是活动于南朝梁、陈间的徐陵。唐人刘肃，在他的《大唐新语》里提到过《玉台新咏》的缘起。他说：“梁简文帝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以刘肃的说法来看，《玉台新咏》在梁时已经着手编选了。但通行的《玉台新咏》题名却是“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孝穆撰，可见刊印成书不在梁时，而是陈后主在位的时候了。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郑（今山东郯城）人，幼时颖悟异常。有位法号宝誌的和尚，曾摸着他的头说：“此天上玉石麒麟也”。徐陵是六朝之末的有名诗人，与庾信齐名，后人称为“徐庾”。他为诗，见长于“宫体诗”和“艳诗”，所以简文帝才特选中了他来编这个集子。 《玉台新咏》共十卷，前八卷是自汉至梁时的五言诗，第九卷是歌行，第十卷则是有如绝句的五言二韻诗。本书意在张大艳诗，使趋于正，所以即属艳诗，也务期其出于雅正。但总的说来，仍以“宫怨”和闺情之类的诗为多，像《羽林郎》和《孔雀东南飞》那一类的诗则嫌少了一点。对此，徐陵在他的序中原就说得明白，他说：“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既终；朱鸟窗前，新粧已竟。方当开此缥帙，散此绦绳。永对玩于书帏，长循环于纖手”。他心目中的读者，如今已没有了，但他存录下来的诗篇，有许多还是富有认识价值的。 古诗选 《古诗选》是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所选编的一部汉至唐代的诗集。他本名士禛，后人为避雍正的名讳，改称士祯或士正。他是济南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他于顺治十五年中进士。次年，授扬州推官。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等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内升礼部主事，历充经筵讲官、国史副总裁，官至刑部尚书，卒谥文简。王士祯为一代诗宗，与朱彝尊并称“朱王”，善古文，兼工词。其幹济风节，多有可传，皆为诗名所掩。著述丰富，有《古懽录》、《南来志》《池北偶谈》、《香祖笔记》、《渔洋诗集》《渔洋文略》等书并行于世。 《古诗选》共三十二卷，其中五言诗十七卷，七言诗十五卷。五言所选多为汉、魏以至六朝诸人的作品，唐代的诗人，只选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和柳宗元五人的作品。七言有《古诗逸》一卷，汉魏六朝诗一卷，唐李峤、宋之问、张说、张翰四人作品一卷。王维、李颀、高适、岑参、李白作品一卷。而王昌龄、崔颢二人的作品则列入“附录”中。五卷以下则为唐杜甫、韩愈、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说之、晁补之、陆游，金元好问、虞集、吴莱等十三人的作品。而李商隐、苏辙等四人的作品也被列入附录。 王士祯论诗主“神韵说”，他在其所著的《渔洋诗话》中说：“律句有神韵天然不可凑泊者，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程孟阳‘瓜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是也。余登燕子矶有句云：‘吴楚青苍分报浦，江山平远入新秋。’或亦庶几尔”。这里所说的便是他所标榜的“神韵”，也就是说诗要轻描淡抹，意境闲远，才是佳作。他又说，古人咏息夫人的诗，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两句最佳，真是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其意也是认为诗总要以精炼的描绘，曲传其意，而一点也不带有作者的情感才好。赵执信在他所著的《谈龙录》里，专一攻击王士祯，曾说他“诗中无人”，实在说到了节骨眼儿上了。所谓“无人”，便是没有作者自己。这在阮亭诗里，实在又是个极显著的缺点。 王士祯的偏执也显示在他的《古诗选》里，譬如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都有些偏于浅露，不合王士祯的口味，他便一篇也没有选。这当然很不恰当。 古诗源 《古诗源》是清季诗人沈德潜用来表示他的诗学见解的一部选集，沈德潜（1673-1769）字石高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他受学于以论诗著名的吴江叶燮，由于师承有自，很早便有诗名。他虽是个饱学之士，但却困于场屋，累试不售，乾隆元年（1736）被荐举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试，也没有被选中。 乾隆皇帝在未即位前便已经很赞赏沈德潜的诗了，得知他应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后，很觉得遗憾，次年丁已恩科，沈德潜乡试仍未得中，没有入试的资格。乾隆四年（1739）是沈德潜的得第之年，他会试得中，并参加了殿试。乾隆帝极想一见他所欣赏的诗人的风貌，在与试者还在殿庑之下潜心书写之时，便已使人为他指出了沈德潜所在之处，并且暗暗在他周围默看了多次。那时沈德潜年已六十有七，人已老了，侷促在考箱上书写，动作很慢，天将入暮仍自未能完卷。依例，殿试不容带灯，暮色将临，便要强行收卷，没有写完的人便难登弟了。但沈德潜是皇帝极关心的人，乾隆因此传命暂缓收卷，并且传谕赐烛，别人只各给一烛，唯独沈德潜处却命给予双烛，左右各一，以利书写。乾隆立在沈德潜的身后，一心看他写着，一时情不自禁，竟自抚着沈德潜的肩道：“卿是江南老名士，为何笔下甚慢”，经他这一抚，后来沈德潜便在他的马褂上，于被抚处绣了一只龙爪，这些情节，很多小说笔记都有所叙，看来自为确有其事。乾隆对沈德潜的擢拔优待，确实极为显然。他后来竟成了乾隆的诗友，不但相与论诗，而且乾隆每有所作，都要他来赓和，有些乾隆御制诗，其实是由沈德潜代拟的。这样，沈德潜的升迁自然很快，不数年间便已陛到礼部侍郎，仍在上书房行走，并连其上世三代都给予了封典。乾隆大概也感到他待沈德潜太优厚了，恐防引起议论，还特谕诸臣说：“沈德潜诚实谥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他最后的一句话实在是欲盖而弥张，待之特厚，实在并不全在相与论诗、和诗，更由于他曾代拟过一些比乾隆本人所作要好得多的“御诗”，沈德潜不但在职时连连升官，就是致仕后也还在不断升官，直升到礼部尚书，死后并被赠为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为文懿，乾隆还为之作了挽诗，至此沈德潜的兴荣达于极点，但过了十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却开始衰败下来。那是由于沈德潜在徐述夔的《一柱楼集》中，曾为徐述夔作传，称道徐的人品文章皆可为法。而徐的诗中却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类的悖逆语言，乾隆因而大怒，交大学士和九卿等予以议处。结果夺去了沈德潜的赠官太子太师，撤去贤良祠的从祀，把谥号也削夺了，墓碑也推倒了。但这些处分还没有达于极致，乾隆到底还在想着这个曾被他欢喜过的诗人，在他的怀旧诗中泳及五词臣时，也还有一首泳及沈德潜的不过名次已排为五词臣之末了。乾隆死后，到嘉庆中，又有人论及沈德潜，说他的诗中也有“悖逆语”，嘉庆把沈德潜的《归愚集》调来，亲自检阅，发现他在集中竟收有很多首与乾隆御集中的诗完全一样的，只在题目上书有“奉敕恭拟”等字而已，嘉庆认为这简直是暴露其父之短，可谓大逆不道，于是立命追夺所有官称，并剖棺戮户，还把沈德潜的全家也都拿问治罪，至此清廷的暴虐面目才显露无遗，而沈德潜及其一家也就倒楣透顶了。 沈德潜论诗是主张“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他的《古诗源》所选，也都以此为依归，凡属有些剑拔弩张之作，都不予收录。他在书中所收，极为广远，全书上起唐虞，下迄隋代的古诗和歌谣，凡三百篇。楚辞而外，自郊庙乐章，迄童谣里谚无不备采。每篇均为疏释大义，并附评语圈点。自谓“古诗之雅者，已尽于此，足为学诗者导其源”。《听松庐诗话》说：“自好高爱奇者观之，或有嫌甚近乎熟者，抑知好高爱奇或出于独嗜而失之偏，或暂足警人而不能久。究不若德潜所选为出于中正和平，使学者有轨辙可寻。而流弊尚少。”他选诗多注意政治盛衰和人民疾苦的反映，在艺术上也反对雕琢堆砌，因此所选多优秀作品，流传较广。全书共十四卷，计有古逸诗一卷，汉诗三卷，魏诗二卷，晋诗三卷，宋诗二卷，齐诗一卷，梁诗一卷，陈诗一卷。由于沈德潜是个极有成就的诗人，所评所选都极精当，所以后来学诗者都认为这书是极适为初学诗者的必备之书。 古诗笺 《古诗笺》一书并非成自一人之手，它的选辑者是王士祯，笺注者是闻人倓。 王士祯是清初的诗坛领袖，也是当时极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对于诗，他以“神韵说”为标榜，承袭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的所谓“妙悟”、“兴趣”等说法，以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便是诗的最高境界。他之所以提倡这些，意在补救元诗的直率粗疏和明代的摹古仿古给诗带来的积病。这原是有效办法之一，但由于他身居高位，一呼而天下景从，且单只片面追求的“神韵”，也使诗境陷于单弱狭小的偏向，又出现了新的弊病。 王士祯的《古诗选》，可分为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两大部分，其中五言部分选择较严，两汉之作选得最多，魏、晋而下以次渐减，入唐则只选了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七言古诗，王士祯则认为“去三百篇已远，可以极作者之才思，义不主于一格”，因此所选的范围较广。大致说来，入选诸作倒也还能反映出我国五、七言古诗的发展情况。 闻人倓字讷甫，江苏松江人，他对《古诗选》的笺注工作可说是用力极勤，搜集钩求，加以修订；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费尽了毕生的精力才得完成的，他于各首诗的时代背景以及本事，大都加以阐述，对于诗中难解之处，几乎都有扼要的解释，笺注工作是很周全的。他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则是有些典故的解释稍欠考究，有些引证也不很切贴。 古谣谚 《古谣谚》是清代词人杜文澜着意搜集的一部书，集纳了从上古以至明代所能见到的歌谣和谚语。杜文澜字小舫，浙江秀水人，生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卒于清光绪七年（1881），卒时年六十七，他并非科甲出身，而是很早便即入仕，从州、县底层小官慢慢磨练起来的，因此少台阁气，而于世事颇为精练。他之能独具只眼，想到要把历来歌谣与谚语集成一书，原因也正在此。 杜文澜一直在两江总督管辖的江苏、江西、安徽等省中为官，人极干练，很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所称许。他官至道员一级，历任江苏诸道，并曾被署为两淮盐运使。他性喜填词，著有《采香句》、《曼陀罗华阁琐记》、《词律校勘记》等书。他搜集歌谣、谚语，用力很勤，翻检了很多古籍，凡是载有歌谣或谚语的，都一一为之著录，并按时代先后予以编排，很多地方还都各自加以解说。他认为歌谣与谚语是每个时代的真切表现，从这方面便足以看出各个时代的真实面目，自帝王的贤愚、生活的苦乐，世风的趋向，等等，无一不在此中见其一斑。他认为谚语是人们在生活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总结下来的经验最集中的表达，“格言”便是其中的一类。 他的这番见解是极中肯又有远见的，只可惜历来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往往见不及此，颇为轻视谣谚，以至历代谣谚失传的极多。杜文澜成为广泛搜集谣谚的第一人，在他固是幸事，就全局来看，却又是个很可叹息的憾事。 全唐诗 《全唐诗》成书远在《全唐文》之前，它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便已钦定成书了。是由彭定求等人所编。此书共九百卷，收有唐、五代这一时期的诗共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共达二千二百余人，每人都按时代先后加以排列，并附以小传。所收各诗，较难处略加注释，如有传闻异词，则也略加考订。书后附有唐、五代词，其编选体例亦与诗相同。《全唐诗》成书在前，实也因其编制成书则较《全唐文》要省力得多，因为在此之前，明胡震亨已有《唐诗统鉴》之作，所收已自不少。清初季振宜又已有《全唐诗》之辑，所收自更加全。这九百卷的《全唐诗》，以这两部书为其底本，一切都很现成，所以就省力得多了。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一样，也是一部家喻户晓、人人旨知的书，而且其普及的程度尤远踰于《古文观止》。很久以来便有这么一句口头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其中的“唐诗三百首”，指的便是这本书。 这书编成于乾隆年间，是蘅塘退士孙洙所编。全书共六卷（有的版本为八卷），选有五、七言绝句和五、七言律诗共三百一十首。本书后来又有了所谓四藤吟社本，增选入了杜工部的七律三首，所收诗增加到了三百一十三首。全书卷目是：卷一，五言古诗，五言乐府。卷二，七言古诗，七言乐府。卷三，五言律诗。卷四，七言律诗，乐府。卷五，五言绝句，乐府。卷六，七言绝句，乐府。附录：（一）作者小传，（二）原序。 所有入选的诗，着眼三点：一是声调和协，并无拗句；易于上口习诵。二是各诗务求言近旨远，明白易懂，富有情趣，耐人寻味。三是诗句不求艳丽华繻，力求明快清丽，句意警醒，易于感人。由于注意到了上述三点，书成之后，不但教授童蒙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学诗教本；而且成人也都很愿手备一册，随时诵读吟哦。 十八家诗钞 《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抄》一样，都是曾国藩自己选定的选集。《经史百家杂抄》用来表示他对于历代文章的见解，《十八家诗钞》则表明了他所钦佩的诗人都是何人。 他所选抄的十八个人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元晖、李太白、杜工部、韩昌黎、白香山、苏东坡、黄山谷、王右丞、孟襄阳、李义山、杜牧之、陆放翁和元遗山。从时间上说，这十八家便把魏、晋、六朝、唐、宋以至金，都包括在内了。 以诗而言，《十八家诗钞》则是分体后，再依时代先后来排列的。大致是五古居先，继之以七古、五律、七律，结尾则是七绝。五言绝句他却没有选入。全书共二十八卷，卷一至卷九都是选入的五古诗，计有曹子建五十五首，阮嗣宗八十二首，陶渊明一百一十四首，谢康乐六十五首，鲍明远一百三十一首，谢元晖一百一十八首，李太白五百六十首，杜工部二百六十三首，韩昌黎一百四十二首。卷十至卷十六为七古，计有李太白一百五十七首，杜工部一百四十六首，韩昌黎七十八首，白香山一百一十四首，苏东坡三百二十八首，黄山谷一百六十五首。卷十七至卷十九是五律，计有王右丞一百零四首，孟襄阳一百三十八首，李太白一百首，杜工部六百零一首。卷二十五为七律，计有杜工部一百五十首，李义山一百一十七首，杜牧之五十五首，苏东坡五百四十首，黄山谷二百八十六首，陆放翁五百五十四首，元遗山一百六十二首，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是七绝，计有李太白七十九首，杜工部一百零五首，苏东坡四百三十八首，陆放翁六百五十二首。总计古近体诗，共计六千五百九十九首。 书里每类中人名的排列是依时代先后的，从所选的数量上则可看出本人此类作品的数量，和在此类中是否站在最主要的地位。譬如李白，他在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各类中，除七律外，各类中都有他在。这一则表明，李太白诸体俱工，而且数量不少，只有七律，在太白集中，所占的数量较少，而太白实亦不以此为工。在五古中，李太白的作品所占的数量是很突出的，在总计为一千五百三十首五古中，李太白一人便有五百六十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这确切地表明了太白诗中以五古为最多，其最工处也正在此体。七古中以苏东坡的数量为最多，说明东坡于此体所作较多，成就虽说较难上比李、杜，但在入选数量上显得占了优势，看出在曾国藩的眼目中，苏东坡之于七古也是颇堪法尚的一人。在五律中，杜工部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在所选全部九百四十三首中，他一人即占六百零一首，几占全数的三分之二。老杜原以五律为最多最工，历来便推他为独步，《十八家诗钞》在选录的比例上，很确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七律是苏东坡和陆放翁平分秋色的局面，东坡有五百四十首，放翁则有五百五十四首，放翁的数量虽多了十四首，但从各人全集里七律的总量而言，陆比苏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从这种比例上来看曾更偏重于苏也就不言而喻了。七绝.也是苏、陆二人的天下，其情况与七律也正相同。 宋诗钞 《宋诗钞》是清人吴之振、吴自牧和吕留良三人共同编选的。全书共一百零六卷，目录列有宋代诗人一百位，而实际上只选有八十四家。入选各家都附有小传。 明代的“前七子”和“后七子”论诗都尊唐抑宋，认有“有宋一代，可谓无诗”。世人中其所说，对于宋诗，不免也都加以轻视。吴之振等便是为了破除此说，才开始加以编选的。有此创编，不但宋诗声名为之稍振，而且使宋诗得以留传。 《宋诗钞》以吴之振出力为最多，他很下了一番搜辑的工夫。后来管庭芬、蒋光煦二人又辑有《宋诗钞补》一书，为之补入了许多。合此两书，宋时稍有名气的诗人，便都有了诗作入选。这样，既可以见到宋诗的一个较为完全的面貌。也填补了“宋诗无总集”的这一缺陷。 吴之振，字孟举，浙江石门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七十八岁。他是康熙时的贡生，入仕，为中书科中书，家有园曰“黄叶村庄”，因自号“黄叶村农”。他勇于为善，乡人多称之。他的诗近宋人，尤工七言，著有《黄叶村庄集》行于世，所作《深蚕词》十六首，推为绝唱。 千家诗 《千家诗》有《新镌五言千家诗》与《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所选都是七言，题谢枋得选，王相注。 王相，字懋卿，号介塘，鄞县人，其生年不详，卒于明嘉靖三年（1524）。他是正德十六年进士，官翰林编修。嘉靖初，因争大礼受廷杖，创重而卒。著有《介塘文略》一卷传于世。 谢枋得，字君直，号迭山，信州弋阳人，生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卒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人豪爽直言，以忠义自任。他是宝祐间进士，对策时因贬斥丞相与宦官，被取为乙科。后应吴潜辟，团结民兵以卫饶、信。后来应试建康，语侵贾似道，乃诬他居乡不法，谪居兴国军。咸淳中赦归。德祐初，知信州。元兵陷信州后，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宋亡，居闽中，福建参政强之北行，至都，不食而亡。门人私谥为“文节”，世称叠山先生。著有《叠山集》五卷及《文章轨范》、《批点檀弓》、《碧湖杂记》等书行于世。 从上述作者的生平看来，《千家诗》是否由这两人分别选注，很成问题，许是伪托。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王选在谢选之后，是以全选五言，作为谢选七言的补充或矫正。两选都是各分绝句与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宋作品，注尤荒陋。但入选诸诗，大部浅近易解。很长一段时期，和《唐诗三百首》一样，成为训业或民间通俗读物，流行颇广，影响极大。我们把它著录下来，作为“古书”予以介绍。 全金诗 《全金诗》又名《全金诗增补中州集》，那是由于本书原是在金诗人元好问所编选的《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成书的。 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最为著名的诗人，幼年便极聪慧，七岁已能作诗，后来又从学于陵川郝天挺，学过六年，诗学更进。他的《箕山》、《琴台》等诗，传播广远，深受赞美，时人赵秉文以为近代无此佳作，因此名震京师。金兴定三年登进士第，仕至右司都事员外郎，入翰林知制诰。金亡后，不出仕，筑亭于家，从事著述。又就顺天张万户家，取金源《历代实录》，朝夕钞集，想修成一代信史，已写有百余万言，未成而卒。元好问生长北方，天禀多豪侠之气，又怀亡国隐痛，故诗歌多慷慨悲凉，所作有《遗山诗集》二十卷、《续夷坚志》四卷、《壬辰杂编》若干卷。所作曲殊少，《太和正音谱》评之为“如孤松绝壑”。元好问的《中州集》共十卷，另附乐府一卷，选有金诗人二百四十九位的诗作，由于这些人大都是中州（今河南境内）一带人士，所以取名为《中州集》。集中在每一作家的诗后，都附有小传一篇，所载有关历史的材料很多，因为元好问本来就有个“以诗存史”的意思。金至后期文化始开，但国势却又已衰，所以《中州集》中所选颇多忧时伤怀之作。由于集中不选当时在世诗人的诗作，所以元好问虽于金亡后仍然存活，全书所录却仍不全。 郭元釪的《全金诗》，便是有感于《中州集》的不全，因而从事这项补足工作的。郭元釪上距元好问很远，已是清康熙年间的人了，他的补足工作，是从《归潜志》、《金史》和金代各文人的文集中辑录出来的。他搜寻的书很多，把一部连附录才十一卷的《中州集》竞扩展成了共达七十四卷的一部《全金诗》。 《全金诗》在辑补时曾陆续奏进康熙帝阅读审定，所以又称《御定全金诗》。郭元釪在增补的人选之后，也各附以小传，采录了不少史事。他是“以史证诗”，与元好问的用意正好相反。 元诗选 《元诗选》，清代顾嗣立编选。嗣立，字侠君，长洲（今苏州）人，生于清康熙八年（1669）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五十四岁。他性嗜书，耽咏吟，弟兄六人，皆名满京国，而以顾嗣立最为著名。他们生于富室，兄弟们都筑有美好的庭园，顾嗣立所辟名“秀野园”，其中水木亭台之胜，甲于吴中。 顾嗣立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乡试中式，成为举人。其时康熙南巡，以有人推荐，得将其所撰《元诗选》奏进，康熙看了，很是称赞。不久，康熙再次南巡，当时与王士祯齐名的诗人宋犖又以顾嗣立为荐。这次他被召试于行在，并被选送京师，命其选辑《宋金元明四代诗选》，同时还得参与编撰《皇舆全览》一书的工作。书成后，他被授内阁中书之职。康熙五十一年（1712）成进士，被选为庶吉土，入翰林院述事。大考散馆，以知任用，顾嗣立无心任为外官，便称病回乡，在家居住。他性极豪放，轻财仗义，甚有良誉。他的酒量极大，自称一生没有遇到过对手，在乡因有“酒帝”之称。 《元诗选》共有四辑，是分期编选而成的。书中自元遗山（好问）以下，共选有三百家，合计一千二百卷，又以天干为序，分为十集，其中最后一集的癸集，则并未完成。 《元诗选》搜罗宏富，所选各家，都是选自其人的本集，并于各家之后附有小传，加有评语，对读者极有方便， 那没有完成的癸集，是直至嘉庆时期，由席世臣增选补刻，才算最后完成的。 明诗综 《明诗综》是总括明诗的一部选集。明诗成就不高，但作者却极众多，要想综其一代，把各个流派都能评选恰当，并把每个作者的来龙去脉都叙述清楚，实在并非易事，但是由朱彝尊来做这件事，却又真是个再恰当不过的好手。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晚年又自称“小长庐钓鱼师”。他是浙江秀水人，生于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活了八十一岁，朱彝尊自幼好学，博极群书，并有能文之名，特别在词这方面，他不但是个极为精美的作者，并且还是对词无所不知的一位词学专家，此外对于金铭之事的鉴别，也有很高的造诣。 明亡之时，朱彝尊才十六岁，那时他已颇有文名，却不愿去应试，在乡中一心读书。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已经年逾五十，却被推荐去应博学宏词科之试，结果取在一等，以布衣即被授为翰林院检讨，除参加修撰《明史》的工作外，还要入直南书房，以备谘询。朱彝尊不仅工于词，诗的成就也很高，一时与北方的王士祯齐名，称为南北两大诗宗。 以朱彝尊这样一个人来做选辑明诗的工作，自然是无出其右者了。 《明诗综》全书共一百卷，选有有明一代三千四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入选的作品，作者是既依时代，又能顾及流派，综合着加以安排的。读者依次阅读，对于各人的源流派别便自能有了很清晰的印象。在入选的每人之后，还都述及作家的生平，以及当日诗坛诸人对其所作的评论。这种小传式的评介，用字不多，而语语扼要，真称得上是不易之作。尤其需要一提的是，朱彝尊对明末殉国诸臣的诗作收的极多，使其得到保存和流传，也是件值得称赞的事。作者在书后还附有他所著的《静志居诗话》，既有利于读者对书中很多诗的理解，也由此得知作者论诗的依倚。 除了这部书以外，选辑明代诗歌的还有一部《明诗别裁》。是清代沈德潜、周准编选的。选录了明诗一千多首。皆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其入选标准。去取虽谨严，但内容就不能如《明诗综》的广博了。 晚晴簃清诗汇 《晚晴簃清诗汇》是收集清代诗人之作的辑集，其辑者为徐世昌。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的进士，入民国后，曾继袁世凯、冯国璋而为第三任总统。 徐世昌也颇能诗，在同光体的诗人中也还算得一个角色。他这部书共收有清代诗人六千一百余人的诗约二万七千余首。他是按照清代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作品顺序加以辑集的，意在显出各个时代，以及各派诗人的风貌，还特别注意收集外间流传较为稀少的作品，对于保存有清一代的诗作，应该说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因他是同光体的诗人，目光所限，留意于后于台阁体的诗作者较多，对于那些反映阶级矛盾和和清末有关反帝斗争的诗作，则留意得较少，在反映清诗的全貌上，是有一定缺陷的。 花间集 这是一部词的选集，选编者是五代后蜀人赵崇祚。赵崇祚字宏基，在后蜀主孟昶时，曾官居卫尉少卿，其里贯生年等不详。 《花间集》所选的词都是唐、五代人之作，因而词调也几乎全是小令。有人以为《花间集》所选的都是艳词，不是这一类的，虽佳不录，并举出集子中无李后主及冯延巳等人的作品为据。其实此说不见得正确，《花间集》里没有李后主等人的词，那是由于地域分隔，往来较少之故，且集子中入选作品不属艳词的实也不少。 《花间集》收了十八位词人的词，“凡五百首”。编排大体是按作者生年先后及词的字数多寡为序，字少居先，字多列后。也有人说，此集是以温、韦为主，因为温庭筠不但被排在首位，而且入选的词也以他为最多，韦庄则在排列与词数上都仅居于次。细看全书，此说并不确切，还是依时而列之说较为正确。 《花间集》分为十卷，每卷大约有词五十首，十卷共计四百九十八首，说是“五百”，盖约数也。此书前有蜀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欧阳炯的序，作于孟昶之广政三年。后有宋陆游的跋。 词综 《词综》是清初有名词人朱彝尊辑录的一部词集，由于辑者意在辑佚，所以辑选诸家常有日常所未经见的人和词。 本书所辑诸词，共有唐、五代、宋、金、元各代六百五十九家，辑者除选于各家专集及选本中所见到的以外，还就各种野史以及稗官小说等书中凡有片词只曲有足录者，都一一予以收录。由于选辑者既是词家，又是学者，读书之多，远非常人可比，所以选录的广博，也是很可观的。全书共三十六卷，二千二百五十三首（重复了一首）。 由于选辑者的学识精博，本书除了选辑精当而外，还有一些特色：一是对于词中许多变调，凡属词句有所变异之处，辑者都一一予以指明，有时还有解说；即使是别的词集在这些地方有误，也都予以指出。二是词的作者，凡属见于他书时姓名爵里或者有误，也能加以改正，使读者知其真象。因为有这些好处，所以很多读者都一致认为，本书的立论之确，选择之精，实非《花间集》或《草堂词集》等书所可企及。 宋六十名家词 《宋六十名家词》是汲古阁主人毛晋收集宋词六十一家合刻而成的一部汇集。有人称之为宋词的总集，是很不切当的。毛晋既无汇刻总集之志，所收人数距总集也差得太远，所以称之为总集是太过于夸大了。 毛晋是明清之交的人，籍在江苏常熟，原名凤苞，字子晋，号潜在，后改名为晋。他家富藏书，后又以刻印古书为业。他的藏书处名汲古阁，自耕楼，常请名士将所藏善本校勘精印，供应海内，称“汲古阁本”。毛晋原出富家，他成了大书商和出版家，印书出售，获利更多，因而如遇荒年，他颇肯赈济，所以有人赠诗曰：“行野渔樵皆谢赈，入门僮仆尽抄书”。这说的都是实话。汲古阁印书所用的纸，是从江西特制的。厚的一种叫“毛边”，薄的一种则名“毛太”，直到如今，这两种纸还在沿用着这个名字。 《宋六十名家词》共分六集，自晏殊《珠玉词》到卢炳《哄堂词》计六十一家。每家之后附有跋语，次序以得词付刻时间先后为定，并非依照词作年代安排。由于随到随刻，因而产生一些缺陷：一是词家时序混乱，不见继承之迹；二是鉴别不严，缺漏较多；三是全无词人小传，注释也嫌过少。尽管有这些缺陷，但仍有一点值得推崇，就是毛晋把这么多的宋词编辑成书，为后人的阅读寻索提供了方便。 宋四家词选 《宋四家词选》是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家周济为表现他的词说而刻的一部选集。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又字介存，号止庵，江苏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嘉庆十年（1805），二十五岁时得中进士，他是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著有《介存斋论词杂著》一书，阐述了他对词学的一些见解。《宋四家词选》，也是表现他的词学见解的一部著作。 《宋四家词选》虽标明为“四家”，其实选入的家数有五十一家之多。不过四家为名都自有其故。周济是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为主，而把其他四十七家则都分隶于这四家之下，所以才有了四家之说，周济论词和张惠言大致相同，也是要求“意内言外”，蕴蓄雅正，他认为周邦彦是词中的集大成者，要求人们问途碧山，取经吴、辛、以达到周邦彦的“浑化”。在这四人中，周、吴、王三人词风是相近的，问途于王，取经于吴，然后及周倒还自然，中间又夹上了个词风豪放的辛弃疾，似乎倒有点不合适了。因此，很有些人认为并不妥当。但也有人却认为这正是周济的独到之处，因为周邦彦的词局面比吴、王都大，学经王、吴之后，再经历了辛的壮阔，局面一开，便可有如清真了。这种说法却也不无道理。 还有一点，也是人们对于《宋四家词选》意见最多的地方，那便是他把苏东坡隶属于辛弃疾之下，很多人都深以为不然。因为词中之有豪放一派，实在始自东坡，把苏隶于辛下，倒像是有点“数典忘祖”了。 明词综 这是依《词综》的体例，选录明代词作的一部集子。原来也是朱彝尊想要把它编印成书的，朱在《词综》成书后便着手来辑此书，只惜尚未辑成便已去世。直到清嘉庆年间，才由江苏青浦人王昶续予编成。 王昶字德甫，号述庵，又称兰泉先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进士。他原致力于明词的搜集和研究，后来在汪小海家又得到了朱氏的遗书。于是合上他自己辑录的，便完成了朱彝尊的未竟之志，终于辑成《明词综》，保存了有明代词人的词作。 《明词综》共录有明代词人三百九十家，分见于十二卷中，计为第一卷二十一家，第二卷三十八家，第三卷三十一家，第四卷三十五家，第五卷四十三家，第六卷二十九家，第七卷三十家，第八卷二十六家，第九卷二十一家，第十卷三十二家，第十一卷四十家，第十二卷四十四家。 国朝词综 所谓《国朝词综》，其实应该称为“清词综”才对，这书也是王昶所辑，辑有自清初到嘉庆初年为止的，七百多位词人的词，是他在辑出了《明词综》以后，继之而有的成果。 王昶之辑本书，基本上以朱彝尊的体例是从，按入选词家的轻重取舍。朱氏以姜白石为词家正宗，凡是宗姜的词人作品入选者就多，不然便要差些。王昶还是很能照顾全局，非宗姜的词人也并未全被偏废，他用力很勤，搜索也很全面。很多作品极罕、极易湮天的词人，都因入选，而人与词俱获保全。《国朝词综》原成四十八卷，但辑者继续辑存，又成《国朝词综二集》八卷，共五十六卷，王昶所辑的清词也就至此而止了。 继王昶而辑清词者，又有道光间的黄燮清，黄燮清是靖海人，道光间的举人，做过松滋县的知县，颇能诗，又善填词，著有《倚琴楼集》、《拙宜园词》等书。他略后于王昶，因见王昶之后又有一些词家，便继之而著《国朝词综续编》，专辑从嘉庆至道光间，所有王昶无法辑入的词家，全书共辑有五百八十余家，当然，以云“清词”，仍是未竟之作。《国朝词综续编》，如照《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所说，这书原是黄霁青所辑，业已成书，黄燮清不过是就着黄霁青的原稿又增添了一些而已。 元曲选 《元曲选》可说是元代杂剧的一部总集，为明人臧懋循所编。臧懋循（？-1621）字晋叔，号顾渚，湖州长兴（今浙江长兴）人。他是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与同郡吴稼澄，茅维、吴梦旸并称为“四子”。 元代曲最盛行，分为散曲、套曲，后又发展而为杂剧，用来演唱。杂剧作者很多，但因无总集收录，入明以后，逐年丧失，臧懋循从山东王氏、湖北刘氏、福建杨氏和家藏杂剧中选出一百个作品，加以修订，辑成《元曲选》。 《元曲选》最早的是明万历刻本，九十一卷，七十六册。包括了当时剧作家马致远、乔吉、关汉卿、张国宾、吴昌龄、秦简夫、李文蔚、杨显之、白朴、李行道、贾仲明等三十六人的作品。研究中国元曲，这是极重要的资料。 臧懋循还著有《负苞堂稿》九卷，内容则多为词曲之类的序引。又选辑古诗和唐诗，名为《古诗所》、《唐诗所》，均曾印行。 缀白裘 《缀白裘》是一部戏剧选集，所选的都是乾隆年间在舞台上时常上演的剧目，且多为上演的脚本，对于原作多多少少都有些改动。所选各种传奇，也都并无全本，只是其中受观众欢迎的单出，如《白兔记》则选有《磨房产子》、《出猎回猎》，《牡丹亭》选有《拾画叫画》、《游园惊梦》，《玉簪记》则选了《琴挑》等等。由于所选都为各剧中的精华部分，以之集为一书，所以便以《缀白裘》名之。这是因为白狐裘是裘中上品，而要缀而成裘，需集许多狐皮，择其美处加以拼凑才行，所以才为它取了这个名字。 《缀白裘》有初选、续选两辑，初选者署名为玩花主人，续选的则是钱德苍。初、续两辑共十二集，每集又各有四卷，共四十八卷。所选辑的大都为昆曲，全书四百八十九出中，昆曲便占四百三十出，乱弹和梆子合计只得五十九出。由于它是当时上演诸剧的总集，所以自来便很风行，版本也就很多，最早的是乾隆间的刻本，后来则铅印本、石本都有过很多。集中各剧多为上演方便，有所增减，如与原本对照，则对演出实际需要与当时的社会风气都能有所领会。 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也是极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它包罗得要比《楚辞》广泛，种类繁多，数量也大。《昭明文选》是由南北朝时南梁昭明太子肖统选编的。 这个选本选录了从先秦到南朝宋、齐、梁的各种文体的作品，分为三十八类。它的卷目是：赋十八卷，赋诗一卷，诗十一卷，骚二卷，诏、册二卷，令、教、文一卷，表二卷、书启一卷，弹事，笺奏、记一卷，书三卷，檄一卷，对问、议论、辞、序一卷，序一卷、颂赞一卷，符命一卷，史论、史述赞二卷，论五卷，箴、铭、诔一卷、哀诔一卷，碑文一卷，行状吊文、祭文一卷，共六十卷。附考异十卷。 这部选集中，六经和诸子都不在选编之列。史书也只选论赞，并严格地把诗和文区分为“文”与“笔”。“文”就是讲究辞藻形式的美丽和音调的优美。“笔”是指文章的内容。这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倾向和作风。 文选初为三十卷，到唐显庆年间，李善为之注释，扩大为六十卷。唐开元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为之合注，与李善注合而称为“六臣注”。在各种版本中，以清代胡克家刻本为最好，世称“胡刻文选”。 肖统（501-531），南朝梁的文学家，他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梁武帝长子，字德施，小字维摩。肖统生而聪睿，五岁即遍读五经。天监元年，他被立为太子。在东宫有书三万卷，引纳贤士，相与商榷，一时名才并集，卒时年三十一，谥昭明。他的著作除《文选》外，尚有《文章英华》等书。 李善（约公元630-689），唐代学者，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李善学识渊博，淹贯五经，人有雅行，但不善作文，故人称之为“书麓”。显庆中，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后，因事曾流放姚州。后遇赦还，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昭明文选》为业。学生多自远方而来，传授其业者号为“文选学”。卒时年约六十岁。 六朝文絜 《六朝文絜》是一部六朝时的文章选集。文至六朝，在文体上起了不小的变化，各类文章都在章句字面上越来越见雕饰，句子不但讲究对偶，用字要求华丽，而且还要讲求声律，读起来声调要显得铿锵，还要不时有韵，已把散文诗赋化了。这类文章，由于最讲对偶，所以便被算为“骈文”。骈者，偶也，正道出了此类文章的特色。《六朝文絜》是专选六朝文的，其所选自然也全是这类文章，所以也可说这是一部骈文选集。 《六朝文絜》是清人许梿所辑。许梿，浙江海宁人，字叔夏，号珊林，于道光十三年（1833）得中进士，后来居官，做到江苏粮储道。他为人精谨好学，识音律，善书法，著有《说文解字统笺》、《识字略》、《古均阁遗著》等书。 许梿选辑这部《六朝文絜》极为谨严，凡是文词涉于淫靡的，他不选；用事繁冗琐细的，也不选；南齐文学诸臣被萧子显在《南齐书》论赞中有所指论的，也一律不选。意存精谨，所以书名便称“文絜”。不过选得过严了，又反成了缺点，全书一共只选了七十多篇文章，实在太少，想要反映六朝文章的全貌，实在太嫌不够了。 许梿对于选入的文章，每篇都有评议，指出其源流所自，对初学者颇多启发，特别是对于各篇精妙之处都有指陈，更能令人得益。 骈体文钞 《骈体文钞》，顾名思义，自然便可以知道这必然也是一本骈文的辑集了。这书的辑集者是清代阳湖（江苏武进）人李兆洛。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自小便聪慧过人，九岁时学为制义文，很快便能成篇。他在嘉庆十年（1805）三十七岁时才成进士。中的二甲第二名，通榜合计是第五名，仅只在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四人之后。他得中后，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以知县调用，得授徽州凤台县知县。他的政绩很好，很受人称颂。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例应丁忧回乡，他就此便不再出来为官，而在江阴书院主讲达二十年，造就了很多人才。他工于诗文，尤深于考证之学。他著书很多，计有《养一斋文集》二十卷、《皇朝文典》七十卷、《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地理韵编》二十一卷，还有《旧闻集》初编、次编、广编等多卷。 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与许梿的《六朝文絜》正好相反，他选得很多，也很广泛。他是个“骈散合一源始论”者，所以在他的书里，竟将太史公的《报任安书》和诸葛亮的《出师表》这样的文章也选入了。 《骈体文钞》分上、中、下三编，共二十一卷。其上编计有：铭刻一卷，颂一卷，杂文颂一卷，箴一卷、谥、诔、哀词一卷，诏书一卷，策命一卷，告祭一卷，教会一卷，策对一卷，奏事一卷，驳议一卷，劝进一卷，荐达一卷，陈谢一卷，檄移一卷，弹劾一卷，共十七卷；中编计有：书一卷，论一卷，序一卷，杂颂、赞、箴铭一卷，碑记一卷，墓碑一卷，志状一卷，诔记一卷，共八卷；下编计有：辞一卷，文一卷，连珠一卷，笺牍一卷，杂文一卷，共六卷。 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清代谭廷献批校的，谭是清代浙江仁和人，后更名献，字仲修，号复堂。同治举人，官安徽含山知县。著有《复堂类稿》。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是宋初仿《昭明文选》来编辑的一部文章总集。最初是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敕使李昉、宋白等人着手来编，李昉任主编。后来又加派苏易简、王祜华等人参修，历时六年，至雍熙四年（987），才修成了卷数达一千卷的一部大书，也就是宋代“四大部书”之一。 《文苑英华》的选材也是承接着《昭明文选》的，《文选》所选止于梁初，《文苑英华》便紧接其后，选材起于梁末，历陈、隋而至唐末。《文苑英华》的文章分类，也一以《文选》为准，大体与之相同，只是门类分得更细一些而已，这自然也是由于文体至唐已经续有增多，旧的门类已经难于容纳了。 《文苑英华》名实并不很符，它以“英华”为名，所选都失之于滥，选得有点勉强。但它保存了自梁至唐的大量诗文，使后人可以见到很多全归湮灭的文章，它的短处，却又成了它的一个长处了。 由于编辑之时意在多收，所以《文苑英华》全书的质量并不算高，有很多的重复和舛误。在这一点上，南宋的彭叔夏曾加以补救，他著有《文苑英华辨证》十卷，纠正了书中的很多失误，但他的工作也不够细，还很有些错失没有理会指出。 全唐文 《全唐文》成书于清中叶，是董诰等人在嘉庆十九年（1814）奉敕编辑的。材料的来源是依靠清内府原就藏有的大量“唐文”钞本，这是董诰他们辑集的基础，不过，这些唐文的整理和考定，是比较费力的。另外，《永乐大典》也是一个材料的来源，他们也从那里面辑出了不少文章。还有一些已辑出的选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也留有大量的材料。 董诰，浙江富阳人，字雅伦，一字西京，号蔗林，他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的二甲一名进士；为人和雅，能诗善画，在画上尤精鉴识，乾隆四十四年（1779），董诰以户部左侍郎入军机处行走，适与和珅共事。那时和珅挟宠自恣，专以排斥异己打击正人为事。董诰周旋于冲突之间，以其冲和之性，颇使诸事略可缓和，但到嘉庆初间还是被和珅挤出了军机。 董诰奉敕编《全唐文》是在他已乡居多年后，重又应命来做的。他虽已入暮年，但用力仍极勤勉，督促手下诸人，于数年间便集成了共有一千卷，收有唐、五代作家三千余人，文章一万八千四百余篇的一部大书。《全唐文》在所收录的每个作家之后，都还附有小传，以备读者查检。但是这部《全唐文》，收录虽已不少，但以“全”为名，事实上是远有未足的，后来的陆心源，在其所刻的《潜园总集》中，便又有《唐文拾遗》七十二卷，后又有《续拾遗》十六卷，作为补遗之用。但即便如此，搜索遗文的工作，仍然还是大有可为的事。 唐宋八大家文钞 《唐宋八大家文钞》是明代人茅坤的一个古文选本。 茅坤（1512-1601）是明代归安人，字顺甫，别号鹿门，因此人称鹿门先生。他于嘉靖十七年（1538）成进士，中在三甲一百七十七名，科名很低，因没能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为词臣。他工于为古文，又好谈兵，很为蓟辽总督杨博所称许，曾荐之于朝，但为忌者所中，竟落职而归。此时茅坤也颇淡于仕进，遂在乡中把心思用在治生之业，竟然家道大起，成为富室。他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才去世的，卒年已至九十。 茅坤论文最心折于和他同时而稍前的唐顺之，唐是嘉靖八年（1529）的二甲一名进士，于时最有文名，论文素以雄肆超举为尚，茅坤选的这部《唐宋八大家文钞》，便是依从唐顺之的观点来选的，那八大家也就是唐顺之素所推崇的，唐人韩愈、柳宗元，宋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认为这八人所为的古文，才称得上是古文的正宗。 古文有唐宋八大家之说，便是由此书而缘起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四卷。茅坤自己还著有《白华楼藏稿》、《王芝山房稿》等书。 辽文汇 《辽文汇》是近人陈述所辑，专收属于和宋代对立的辽邦人物的文章。 辑集一代文人的文章，以免日后散佚，自是极好的事，但如想辑为全集却也极为不易。尤其时间较长，文人众多的时代，如唐、宋、明等，自然难办。然而如为时并不太久，文人也不算多，辑起来，困难也仍不少，辽自辽太祖于公元907年建国，至公元1125年国灭，为时并不算短，而因他是个落后的部族，能文者少，文献又缺，搜辑起来，却更困难。 对于辽文的辑存，在陈述稍前，还有缪荃孙和王仁俊，缪辑有《辽文存》，王辑有《辽文萃》。这三人中，只有缪荃孙是著名的史学家，他是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的进士，清季在翰林院曾任编修等职，入民国后，又入清史馆工作。但就以他这个久居翰苑，多所涉猎，对目录学又极有研究的人，他的《辽文存》所辑的也不很全。 陈述的《辽文汇》共十二卷，其特点是以时为序，打破了分类归属的老例，但由于文献不足，又急于求成，所收遗漏仍多，而又伤于杂滥。 金文最 《金文最》是清代张金吾编，金吾，字慎旃，别字月霄，江苏常熟人，道光时诸生。他好藏书，多至八万余卷，并刊行有《资治通鉴长编》和《爱日精庐藏书志》等书。 《金文最》一百二十卷，收录了金代各个时期的骈、散文章，把它们共分为四十二卷，分类较其以前的总集要稍细些。这书不录诗词，所录诸文来源广泛，它不仅从金时各家文士的专集中选录，还从正史、杂史、各处地志以及佛藏、道藏、高丽史等类书籍中搜集。内容充实、完备、是一大特点。但也有人认为，全书意在求多，收集不免杂滥，而又以“最”为名，似乎名实不副，然而单就保存了大量文章，使其免于佚失，且有利于金时文章的研究工作来看，到底还是应予肯定的。 元文类 《元文类》是元代各家诗文的一部选集，选辑的人是元末著名文人苏天爵，因其选于元代，所以原名《国朝文类》，后改为今名。 苏天爵（1294-1352）死时距明代建国还有十五、六年，所以仍有元末作品未能入选，他字伯修，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苏天爵幼年受学于安熙，颇有成就又曾在国子监读书，后以国子生，直接被授为蓟州判官，入了仕途。他为人精明干练，因而升迁尚速，后来做到吏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已经是个职在中枢的重要官员了。那时，已届元末，政局多故，事务极为紊乱，天爵在职，日夜操劳，须发皆为之白。他又曾充任京畿宣抚，这是个有类于首都警察总监的职务，又是极为繁剧的，他在这个职务上，干得也很认真，因此有人把他与包拯媲美。他家近滋溪，所以人们称他为“滋溪”或滋溪先生。苏天爵长于为文，尤以记事述说为最，有文集三十卷，集名《滋溪文稿》，他还著有《元朝名臣事略》、《治世龟鉴》等书。 《元文类》共七十卷，所选诗文共分为四十三类，由于选者长于为文，所以选入的作品也都精当，为此，后人便以他的这部《元文类》与姚铉的《唐文萃》和吕祖谦的《宋文鉴》相比，认为都是选择精严的选本。 说郛 《说郛》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历来便人各有辞，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是经、史、传记以及地志等类的辑集，可是它所录的那些书，都只是摘录，因而又有人认为它是读书的笔记。倒是杨维桢对它作了实际的概括，他说，“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传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江；其订古语，可为殷契；其穷谚设，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他的这些话，对于理解此书，倒是极有用的。 到了明代，陶埏又编了一部《续说郛》，增入了一些直到元代的条目，但在很多地方不免有错，不及《说郛》的质量高。 《说郛》共一百卷，计有各类摘录，考证，论述等一万多条，它是元末《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所辑成的。陶宗仪以耕读为生，家贫而好学，他读书极多，由于很多书都是向别人借来的，所以养成了善于强记，多为笔录的习性，《说郛》之作，便是他为学的产物。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在以前与“四书”、“五经”一样，是初入学塾的学童，还没接触过它，便已耳熟能详，常常提起的书。这是一部古文选编，上起先秦，下迄明代，共选文章二百二十二篇，分为一十二卷。 选编这书的是清吴楚材、吴调候父子。他们父子是想选择一些足资典范的文章，用以使学习为文者通过诵读，了然各类文章的要点所在，进而可以依而学步的。所以他们的选文是以散文为主，只收有极少量的骈文，他们对所选的文章，每篇都有简要的评注，说得简净明白，径入要点，使人易于领悟。它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历三百年而不衰，便是因为有这些切合实用之处的缘故。 这书编好之后，是由吴楚材的伯父，做过八闽巡抚的吴兴祚出钱为他们开雕印行的，书才一出，便很盛行，直至清末以及民初，依然还是读书人案头上的常备之书。 《古文观止》在清末时，又由金熙章增辑进了一些清文，并重加审定，瞿西华和孙德余又为之析疑辨正，使这一部“正养蒙而裨后学”的书显得更全面了有人认为《古文观止》的特点是“少而精”，它的选文不多，但却代表了历代的文章特色，使人能略略见到文章演变之迹，又因所选各文都是名篇，对于学为古文实也很有帮助。 明文海 《明文海》，顾名思义，便知它是一部大量录存明文的集子，是生于明清之间的著名学者黄宗羲辑存的。原书共六百卷，但未刊行。《四库全书》内收有此书，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只有四百八十二卷，那是由于对在晚明的很多文章，在清代颇多忌讳，所以便把载有那一段时期的文章一百一十八卷书删去了的缘故。黄宗羲之编选《明文海》原在心念故国，尤在设法保全明代抵抗外族入侵的史事，所以结尾部分，约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所选诸文，讲的都是与此有关的事，经《四库全书》这一删除，黄宗羲的心意都已完全化为乌有，从这里也可见到清廷之修《四库全书》的用心所在了。 《明文海》以外，还有一部名为《赖古堂文选》的书，也选有一些明文，特别是明末的文章，正好补救了《明文海》被删除后所留下的缺陷。 《赖古堂文选》是周亮工所选，周也是生活在明、清之际的人，他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进士，在明曾为御史，又至江南为官。多铎（清王子之一，南下清军的统帅）下江南时，周亮工降了清朝，官至江南江安粮道。他这部《赖古堂文选》，也颇有心存故国之意。其中所选的明末之作，尤其是陈弘绪、艾南英、钱谦益等人的作品，保存下了不少的有关明末的历史资料。 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是一部集选古代散文的选集，所选的作品包容极广，为时也长，自两汉以至明末，几乎各类文章都有选录。 本书的集选者是清人姚鼐。姚鼐（1731-1815）安徽桐城人，字姬传，一字梦存，他是最后桐城派古文确立并且发展起来的人。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是桐城人方苞（1668-1749），他努力学习古文，并且很有文名，后来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把“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而为一，并还主张为文也应与作诗一样，得留意于声调。一定要读起来句句响亮，方为上乘之作。他的文章和议论得到一些人的称赞，向他就学为文的人很多，他的同乡人更是踊跃。弟子之中，最受方苞称赏的便是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80）也是桐城人，他是得到了方苞的真传的。姚鼐是他的学生，他又把他从方苞那里学到的为文的精谛传授给了姚鼐。 方苞是反对“时文”（即八股文）的，他认为学时文有害于学为“古文”。这一点，到了刘大櫆的时候已经冲淡了很多，他认为：“谈古文者多蔑视时文，不知此亦可为古文之一体。”再到了姚鼐，竟已说古文、时文同是一理，没有什么区别了，但由于方苞，刘大櫆和姚鼐都是桐城人，又都以能为“古文”名世，所以他们的这一文派逐被称为“桐城派”。 姚鼐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的进士，他中在二甲三十五名，当时是三十三岁。他对时文也很有些研究，所以便把古文、时文视同一列了。 姚鼐入仕后，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仅做到刑部郎中而已。他用在教学上的时间更多一些。他历长江宁、扬州等书院，为时达四十年。《古文辞类纂》便是他在书院授读时所选。由于他在书院任职多年，所以影响特大，门生也多。桐城派至姚鼐而益张，并不是偶然的。 《古文辞类纂》文章选得很多，算得是部大书。全书共七十五卷，分为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合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辞赋类等十三类，每类各有序目，对于文体源流，叙述得很是清楚，因此极为后来学者所称道。 续古文辞类纂 《续古文辞类纂》，顾名思义，其内容可知。这书的集辑者是清代贵州遵义人黎庶昌，黎字纯斋，未应进士试，仅是个廪贡生。他于同治间曾向清廷上万言书，切论国事，因此得以具令发往两江候用。在两江，他得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中，佐其理事。后又两度出使日本。在日本时，黎庶昌对我国旧籍之在国内已成绝迹，而日本却尚有流传的书，极为用心。他曾加意搜寻，辑有《古逸丛书》，携之而归。他的文集名为《拙尊园丛稿》。 黎庶昌自幼习为古文，原也遵循桐城派的路子，后来得近曾国藩，又很受到曾国藩的一些影响。他的这部《续古文辞类纂》，便是综合姚鼐和曾国藩两人论文的见解而成书的。他认为，为文有四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四者俱全才能称为佳作。他编著此书，便是想以此来显示他的主张，对上述四点遵奉极严。虽有佳文，素为世人所称，但如四者缺一，他也不予採录。四者俱全的文章，虽然文章的作者尚在，他也破例收入。 《续古文辞类纂》全书上、下编共二十八卷，仍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诏令、传记、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叙记、典志这十三类。续纂编排和姚鼎的原书出入之处并不为多，这不但因为他原本学的便是桐城派古文，而且就以曾国藩来说，他虽极想自成一家，但所受的桐城派的影响，也极难摆脱。所以后人论文常常把曾国藩算入桐城派中，也都由于这些原因所致。 经史百家杂抄 《经史百家杂抄》是有类于姚鼎的《古文辞类纂》的古文辑集。这是曾国藩为要表示他所主张的为文之道的一个样品。 曾国藩（1811-1872）是个以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著名的人，清廷誉之为中兴名臣，认为他无论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他自己也是个颇能自我表现的人，对他自己的武功，他在自己的奏疏中，以主动委宛的笔致，说得很是详尽。即使屡吃败仗，狼狈不堪，也能表现得极有余勇可贾，颇具生气。“最典型的便是改动幕僚为他起草的一篇奏文。那是在他连吃败仗之后，叙述战情，并请求增给饷、械。幕僚在叙述战情时，写的是“屡战屡败”，说的确是实情，可是实在显得太灰溜溜的，曾国藩把这话略一调动，改成“屡败屡战”，说的不是实情，面孔却大为改观，显得勇气勃勃，不畏强劲了。只略一调动，而变化为此之大，所以一时传为美谈。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农家出身，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家道渐宽，才开始想要子弟们读书。他的父亲曾麟书，是他家的第一代读书人，成就不大，到死还只是个“童生”。到曾国藩这一代，他家才开始进仕，不只是个农家了。 曾国藩在家中是个长子，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他的科名并不高，中在三甲四十二名， 但考选庶吉士时，却考得不差，仍得进入翰林院。他有志于学，在京时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治义理之学，并同在太常寺正卿唐鉴的门下，听他讲学。同时，他还与梅曾亮、邵懿辰、刘传瑩等人相交，和他们一道研究词章、考据之学。在各方面他都想能自成一家，有以自见。 由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不选方经之言，史传之作选得也都偏少，曾国藩觉得姚书选得过偏，对实用有所未足，因此特选经史百家之言，编为一书，以救其弊；另一方面也为表明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者所以经世致用，应该力求切实，免于泛浮。他在《经史百家杂抄》中，把文章分为气势、识度、情韻、趣味四大类，分别予以评述。 《经史百家杂抄》计有论著之属二卷、辞赋之属五卷、序跋之属二卷、诏令之属一卷、奏议之属三卷、书牍之属二卷，哀祭之属一卷、传志之属五卷、叙记之属一卷、典志之属三卷，杂记之属一卷，共十一类，二十六卷。 从篇目上看来，曾书与姚书相去似不甚远，但一个是用以学习为文，一个则在用以经世，不但着眼点有所不同，其取譬之意也自有异，而选取范围自有广、狭之分，也就无足为异了。 第四编 述学之作 概说 归纳在这一编里的一些古籍，我们称之为述学之作。在历代的专集里，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即书中的所述偏重于学术的研究或陈述，有的侧重于哲理，有的专注于某一特定的内容。我们把有类于这样的一些旧籍集中在这里，摆在“总集和选集”之后，而居于各家的诗文集之前。 这一编，我们以《尔雅》居首，而继之以《说文解字》。《尔雅》，在旧时的四部分类中，是被列于经部的，因为它的首篇《释诂》，据说是周公所作，而其以下各篇，则又被说成是出于孔子或子夏之手。它牵涉到了这么多儒家所尊奉的大人物，被列入经部，自是无容置疑的了。但是，究其实际，仍应是属于论述文字、名物的一本专书，把它列在首篇，想来还是恰当的。以次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述文字的专著，因此和《尔雅》并居于本编之前。 继上述二书之后，自《盐铁论》以至《章氏丛书》、内容都有所专注，或者专就某项学术有所发挥，或者阐述各家哲理，列入本编，也是各具其义的。至于诗话、词话诸书。 有人以为附入诗文集中，也许更为切近。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也都是各申己见，有所阐述，列入此编，性质倒也相合，所以便不更行分属。 另外，《山海经》、《水经注》，以至《大唐西域记》、《太平寰宇记》等，都是有关地理、地誌的专书，我们把它列入此编，自然也就更是合乎实际了。 尔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字书，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字书，它并不讲字的形、音、义等等，只就各类名词，或是综合其类，加以比较，或是述其形状，兼及异名。人们一向说，读《尔雅》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确是不错的。全书共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十九类。其中一至三，《释诂》至《释训》，其实应归为一类，都是集同义诸字于一处，彼此互训，意义自明；不过三者词类却各不同，约略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三者而已。自此以下，各以一字为类，如《释亲》是讲宗族称谓的，如“父为考，母为妣”之类；《释宫》是讲居室的，如“东西墙谓之序”之类；《释器》所讲的是食器与祭器，如“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之类。以下各类，可以类推，最后三类，《释鸟》、《释兽》、《释畜》，有些混乱，须略为说明。原来，所谓鸟和兽，指的都是野生的飞禽走兽，家禽、家畜却不在其内。第十九类的《释畜》才提到马、牛、羊，鸡鸭、鹅等类。《尔雅注》曰：“畜，《说文》云：‘兽也。人之畜养者也。’”便指明了这一点。 《尔雅》由于是训诂书，所以它在古代是一入小学便应首先诵读的书。《尔雅》成书于何时，已难考知。有人说首篇《释诂》是周公所作，以下各篇则出于孔子、子夏之手，似不足信。《四库提要》说，“今观其文，大抵採诸书训诂名物之异同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并未指实作者。清代则有人认为本书应是汉儒伪托古人之作，最重要的人物则是刘歆。 《尔雅》文字亦极简略，如无疏注，很难透彻理解。如今通行的都是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的疏注本，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官至弦农太守。《晋书》中有传。清人邵晋涵，著有《尔雅正义》二十卷，在前人疏注的基础上又颇有发挥，对研究《尔雅》的人助益极大。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一部讲求字学的书，它成书晚于《尔雅》，但体例谨严则在《尔雅》之上。全书共十五篇，每篇又分上、下，共计为三十卷。 《说文解字》的作者是后汉人许慎。许慎字叔重，河南郾城人，曾受学于汉儒贾逵，博通经籍，很有成就，时人赞为“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著作颇富，《说文解字》而外，还著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但只有《说文解字》一书传了下来，别的都已散佚无传。 许慎作《说文解字》可说是奠定了后世字典等类字书的雏形，他是把所收的字各自为说，都就其形、音、义分别加以解说的。他作此书历时很久，创始于汉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100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九月脱稿，历时共达二十二年，其辛勤艰巨，可以概见。 许慎之作此书，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由于三代古籍大都是以古代篆、籀字体所书，到了后汉，认识那些字体的人已经日见其少，所以他便想著成一书，以为人们识字之用。他逐字为释，总结出了历来造字的规律，创始了“六书”之说。所谓“六书”，简单说来就是：一、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说文成书之后，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写，又经唐朝李阳冰的窜改，以致错误遗脱很大。到了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又命徐铉等校定后雕版流传于世。徐铉弟锴是《说文》专家，曾作《说文系传》，故世称徐铉所校定的为“大徐本”，《系传》为“小徐本”。（徐铉，字鼎臣，原是南唐旧臣，国亡降宋，官至左散骑常侍。） 《说文解字》流行的本子很多，孙星衍于嘉庆十四年（1809）依宋本《说文解字》复刻的本子是较好的。同治十二年（1873），粤人陈昌治又据孙本改刻，如今还通行着的，大都是据陈本缩印或影印的。 盐铁论 《盐铁论》是前汉后期人桓宽所撰。桓宽字次公，汝南人。他博学多问，能言善辩，于经专治《公羊春秋》，属于今文学派。他早岁即被举为郎，后官至庐江太守。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论民间疾苦。当时的丞相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会诸臣合议，讨论人民一直在要求着的免除盐铁榷酤征税的事。讨论的结果，是桑弘羊所主张的榷酤免征而盐铁依旧之论取得了胜利。桓宽是主张全免的，盐铁依旧，他很不以为然，事后便把他的看法逐条写出，达数万字，名之曰《盐铁论》，在汉宣帝即位后公诸于世，希望再次能够得到讨论。 前汉到了昭帝和宣帝在位之时，国家经济已很凋蔽，府库极为空虚，人民生活困苦，户口已经减半。桓宽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主张免征盐铁榷酤诸税，以求有利于生产，倒也确是很有魄力和见地的，所以他的《盐铁论》后来一直被一些主张兴利的施政者引为论据。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先王之道”和“六经之言”，因而过去曾把他的这书列为儒家之作，直到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成书后，才把这书归入史部食货类中。 《盐铁论》全书共十卷，有论说文章六十篇。第一卷有《本议》等六篇，第二卷有《非鞅》等六篇，第三卷有《园池》等三篇，第四卷有《地广》等四篇，第五卷有《相刺》等九篇，第六卷有《散不足》等八篇，第七卷有《崇礼》等六篇，第八卷有《结合》等六篇，第九卷有《繇役》等六篇，第十卷有《刑德》等六篇。 明人张之象曾对《盐铁论》予以注释，刊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但有人说他“卷第割裂，字句舛谬”，很为不满。到了清代的嘉庆十二年（1807），元和顾广圻又刊出明宏治十四年（1501）的旧本，张敦仁又据而详加考证，才改正了张之象的一些谬误。 潜夫论 《潜夫论》，后汉王符撰。王符字节信，临泾人，生卒年已难确考，但知他与马融、张衡等相友善 则可知他大概也是生于东汉初年的人了。东汉至光武后，为官渐重引荐，而王符却耿介不同于俗，因而总是位居下僚。他心蕴不平，乃隐居著书，为文二十余篇，以论时政得失，因係潜居所为，故即名为《潜夫论》。他在书里，对当时的内政、外交以至军事等等所存在的弊病都曾加以指论，一时颇见影响，因而范哗在他的《后汉书》里，把他和王充、仲长统列入同一传里，韩愈也把他们三人称为后汉三贤、作有《后汉三贤赞》。直到后世，人们也总是把他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仲长统的《昌言》相提并论。 《潜夫论》共有十卷，篇目则有《赞学》、《务本》、《遏利》、《论荣》、《贤难》、《明阇》、《考绩》、《思贤》、《本政》、《潜叹》、《忠贵》、《浮侈》、《慎微》、《实贡》、《班禄》、《述赦》、《三式》、《爱日》、《断讼》、《衰制》、《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卜列》、《巫列》、《相列》、《梦列》、《释难》、《交际》、《明忠》、《本训》、《德化》、《五德志》、《志氏姓》、《叙录》等三十六篇。 这书有元刻本及明代程荣，何镗刻本。到了清嘉庆十九年，汪继培采集诸本为之勘校注释。他说，“是正文字、疏证事辞，依采经书，为之笺注，”他在序言里又说“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之可行，实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高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然符以边隅一缝掖，闵俗陵替，发愤增叹，未能涉大廷与论议以感动人主，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独篙大道，讬之空言，斯贾生所为太息，次公以之略视者已。”对这本书作了简要的论述和评价。 论衡 《论衡》为东汉初人王充所撰，王充（公元27一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是东汉杰出的思想家。他出身寒门，早年丧父，一生很不得意。他曾到洛阳求学，师事班彪。由于家贫，得书很难，所以常到书肆中就读，因而养成一种过目成诵的能力，并且喜欢博览各家著作，而不斤斤计较于章句。他曾做过功曹一类的小官，后来还是因事去官家居。他因有感于俗儒论事为文常失其真，为救其弊，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入吴，得此书，恒秘玩以为谈助。 王充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辩证法唯物论者，是有进步思想的科学家，是反对儒家思想的学者。他这部《论衡》就是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思想的理论著作。例如，儒者说“天地故生人”，他却说“此言妄也，天地合气，人偶然自生也”。他对自然界束缚人类，表示怀疑态度，主张人要制服大自然。对《尚书》也提出了若干怀疑。又如他说：“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还也，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民亦将谓之日中。”他的这种说法已与地圆之说暗合，可说是精思辨物的结果。关于这些，他说到的很多。 《论衡》更为主要的一点在于要人不但应该知古，而更重要的还在知今。他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王充还强调事应从真，在文章之道上，尤其如此。关于这点，他指出了根本的原因，他说：“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这些正确的论述，在《论衡》中，比比皆是。 《论衡》一书，流通于世的有分为十五卷和三十卷的两种本子，但二者卷数虽有不同，文章却又都是八十五篇，其中第四十四篇《招致》，只有篇名而缺正文，实际只得八十四篇。这一点，说明二者来源同一，只是分卷有别而已。现将三十卷本的篇目列下：（一）《逢遇》等四篇，（二）《幸遇》等五篇，（三）《偶会》等六篇，（四）《书虚》等二篇，（五）《变虚》等二篇，（六）《福虚》等四篇，（七）《道虚》等二篇，（八）《儒增》等二篇，（九）《问孔》一篇，（十）《非韩》等二篇，（十一）《谈天》等三篇，（十二）《程材》等三篇，（十三）《效力》等三篇，（十四）《状留》等三篇，（十五）《变动》等四篇，（十六）《乱龙》等四篇，（十七）《指瑞》等三篇，（十八）《自然》等三篇，（十九）《宣汉》等三篇，（二十）《须颂》等三篇，（二十一）《死伪》一篇，（二十二）《纪妖》等二篇，（二十三）《言毒》等四篇，（二十四）《讥日》等四篇，（二十五）《诘术》等四篇，（二十六）《实知》等三篇，（二十七）《定贤》一篇，（二十八）《正说》等二篇，（二十九）《案书》等二篇，（三十）《自纪》一篇。 从上述篇目中，已可看到王充《论衡》一书涉及方面之广，差不多把政治、哲学、文化、宗教都谈到了。《问孔》《非韩》等篇，更可见出王充的独立不倚的精神。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作者是南北朝时的梁人刘勰。刘勰（生卒年不详）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他早年丧父，贫寒不能婚娶，至依沙门僧佑生活。他笃志好学，十余年后，遂博通经论。天监中，官为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很受昭明太子肖统赏爱。晚年出家为沙门僧，改名慧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文心雕龙》共十卷，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二十五篇。第一卷有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第二卷有明诗，乐府、铨赋、颂赞、祝盟五篇；第三卷有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五篇；第四卷有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五篇；第五卷有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五篇；第六卷有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五篇；第七卷有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词五篇；第八卷有比兴、夸饰、事类、炼字、隐秀五篇；第九卷有指瑕、养气、附会、总术、时序五篇；第十卷有物色、才略、知音、识器、序志五篇。 全书指出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论述了各种文体流变的过程，阐述了文章作法、作家修养和文学批评等问题，并对重要作家、作品作了扼要评价。在全文篇目中，第一卷的五篇是综论，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序文，其他各篇则是各讲一类具体问题，如《明诗》一篇，便是讲的与诗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比兴》、《炼字》等篇则更具体到为文的实际运用了。《文心雕龙》体大思精，颇多创见，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很大。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颜之推（531-591）为教导自己家中的子弟而作的一部书，所以便以“家训”名书。但话虽如此，其实书的内容颇杂，包罗的方面很多，说它是述学之作也未尝不可。 颜之推原本名介，后以字行。他原是南人，生于梁武帝时的中大通三年（531），曾在梁元帝萧绎未为帝时，作他的记室，后来萧绎得立、颜之推便被任为散骑侍郎。他后来在江陵为官，北国攻破江陵时，他携带全家投奔北齐，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早知其名，一见大喜，立除为黄门侍郎，做了接近宫廷的官。北齐亡后，颜之推入周为官，后入隋又得任为学士，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去世。 颜之推家学渊源，博览群书，为文典丽，尤精于《周官》与《左氏》之学。他赋性旷达，好酒而不修边幅。在《颜氏家训》一书里，他所说到的范围很广，从立身治家，渐至于针砭时俗，议论朝政，品藻人物，述评文事，说到的实在很多，后人论及《颜氏家训》时，说它“破疑遣惑，在《广雅》之右；镜贤烛愚，出《世说》之左。”而《四库提要》又说，“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为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证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言，故特退之杂家。”这些说法都很恰当，《颜氏家训》内容确实有些庞杂。 《颜氏家训》全书共七卷，一卷是《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五篇，二卷是《风操》《慕贤》二篇，三卷是《勉学》一篇，四卷是《文章》、《名实》、《涉务》三篇，五卷是《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五篇，六卷是《书证》一篇，七卷是《音辞》、《杂艺》、《终制》三篇，共二十篇。 颜之推另外还著有《冤魂志》、《集灵记》等书、这些则都是以志怪为主要内容的书了。 初学记 《初学记》是唐人徐坚、韦述等奉敕撰辑的一部解释名物的书。最初原由张说等编有一部《类集事要》的书，教导皇室诸王，但书卷较多，颇感不便。开元十三年（725），又命徐坚和韦述等人另加编次，将《类集事要》删繁取要，辑为一书，以教诸王。他们所辑成的，便是这部《初学记》。 《初学记》和其母本《类集事要》相似，也是一部解释名物的书，但却简明得多，所举各类事物，各以骈文、散文为之解说，并列举有关掌故，以便查阅，初学者极为方便，所以称为《初学记》。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其中又可分为《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郡部》、《帝王部》、《储宫部》、《帝戚部》、《职官部》、《礼部》、《乐部》、《人部》、《政理部》、《文部》、《武部》、《道释部》、《居处部》、《器物部》、《宝器部》、《果木部》、《兽部》、《鸟部》等二十多个类部，在这些类部之下，又分有三百一十三个子目，检查起来颇为方便。 徐坚实是《初学记》的主要的编辑者，他是湖州人，生于唐显庆四年（659），卒于开元十七年（729），享年七十一岁。他博学能文，自万年县主簿至为集贤院学士，封东海郡公。他熟于掌故，为修史曾七入秘府。《初学记》之博约得要，多半出于他的识见有定。 二程全书 《二程全书》，是宋代儒学大家程颢程颐兄弟所撰。他们是宋明理学创始人之一，世尊之为“程子”。程颢，洛阳人，字伯淳，生于宋明道元年（1032），卒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十四岁。他举进士后，调鄠县主簿。熙宁初，因吕公著推荐，任为太子中允。宋神宗素知其名，屡次召见，他前后进说，务以诚意感悟，后与王安石主张的新法意见不合，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命知扶沟县，后又罢归。宋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赐谥纯正。程颢资性过人，尤善涵养，和粹之气，盎于面背。后人评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之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由这几句评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儒家源流中，居于怎样承先启后的地位。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 程颐，字正叔，程颢之弟。生于宋明道二年（1033），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七十五岁。他与程颢同受学于周敦颐。年十八，游太学，著《颜子好学论》。胡瑗很常识他，延见，授以学职。元祐间，擢为崇正殿说书。每进讲，容貌端庄，语带讽谏。出为西京国子监，久之，加直秘阁，后被谗去官。徽宗即位，曾复其职，不久又夺职。卒后赐谥正公。世称“伊川先生”。 《二程全书》是程氏弟兄的著作合集。由后人及门人编集成书的。全书共六十七卷，计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 外书十二卷，《明道先生文集》五卷，《伊川先生文集》八卷，附录二卷，《周易传》四卷，《经说》八卷，《粹言》二卷。全书内容几乎全都是阐发六经微意和发扬儒家思想的文章。孔子之被尊为至圣先师，至此而益见其固。这书对宋明理学说来，可算是创立伊始的宝典，保存着重要的资料。 朱子大全 《朱子大全》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全集。宋代理学，创始于二程子，即程颢和程颐。朱熹是二程子的门生，他不仅继承了二程的全部学说，并且有所增益发扬。宋代理学到朱熹的时候，才算真正奠立起来了。因此，宋代理学也被称为“程朱理学”。 由于朱熹是程朱理学的最后奠立者，所以他的坚持和宣扬实在是专心致志，分毫不懈的。他的学说以正心诚意为主，可以说是念兹在兹不使须臾有离，即在作诗之时，常也混有理学。譬如他有一首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诗的起两句写景，本来很好，但后两句一转可就把全诗都染上了道学气，平板而无生气了。 《朱子大全》原称一百卷，后来屡有增益，卷数又有变易。至清康熙时，长洲蔡方炳的校注本，是把续集、别集并合刊刻的，计有词赋琴操诗一卷，诗八卷，乐府诗一卷，封事二卷，奏札二卷，讲义、议状、札子一卷，奏状四卷，申请二卷，辞免二卷，书四十卷，杂著十九卷，序二卷，记四卷，跋四卷，铭、箴、赞、表、疏，启、婚书、上梁文一卷，祝文一卷，祭文一卷，碑二卷，墓表一卷，墓志铭四卷，行状三卷，行传、事实、年谱一卷，公移二卷。 象山全集 《象山全集》，宋陆九渊撰。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金谿人。他自幼举止一切便都有异于常儿。他和他的哥哥陆九龄一同读书，相互切磋，互为师友，极早便有名于外，被人称为“二陆”。乾道八年，他得中进士，调为靖安县主簿，在县颇有作为。他年幼时，每逢听到人们议论靖康之间金兵入侵之事，便慨然有复仇之意，既得为官，便交接勇士，和他们共议恢复的大略。于是上书陈论对阵五事。那时仍然是主和派得势，他的论议遂为给事中王信所驳，并调他去主管台州崇道观。陆九渊于失意之余，遂弃官回乡，在贵溪象山地方居住讲学，自称为“象山翁”。他识多学广，一时从学者云集，共称之为“象山先生”。他曾与朱熹会讲于鹅湖，两人所见多有不合，时相论辩。朱熹主道问学，陆九渊则主尊德性。朱熹好注经，陆九渊则认为“学为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样一来，宋代的理学遂分为朱陆两派。绍熙初年，朱光宗以陆九渊知荆门军务，在那里，他以德化民，风俗为之一变。不久，他在那里去世，被谥为“文安”。 《象山全集》系合《象山集》二十八卷与外集四卷而成的，集后并附有《语录》。四部备要本《象山全集》则共为三十六卷，其中有书十七卷，奏表一卷，记一卷，序谱一卷，杂著四卷，诗一卷，杂文一卷，行状一卷，志铭一卷，程文三卷，拾遗一卷，文安谥议，复谥，象山先生行状一卷，语录一卷，年谱一卷，附《学则辩》一卷。 困学纪闻 《困学纪闻》，宋王应麟撰。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府人。他幼即颖异，九岁时已通六经，终其身以广博见称。淳祐元年（1241）他十九岁，便已成为进士。宝祐四年（1256），宋理宗在集英殿亲阅廷试各卷，以王应麟等人助理试事。时理宗有意把第七卷易为首卷，召应麟等加以复议。王应麟读过首卷后，顿首道：“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为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议定首选。及唱名，首卷即文天祥也。 宋度宗时，王应麟已官为礼部尚书，由于多次上书都不见用，便辞官归里，乡居约二十年后才去世。那时宋室已亡，已是元成宗时的元贞二年了。 王应麟是宋元之际的一位饱学之士，他不仅娴于经术，而尤精于天文和地理。他的著述很多，有《深宁集》、《玉堂类稿》、《掖垣类稿》、《诗地理考》、《诗考》、《汉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小学绀珠》、《词学指南》、《词学趣苑》、《笔海》等等。《困学纪闻》可以说是他在读书时所做的一些札记和考证，由于他的阅读广泛，所以这书的内容也包罗很广，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九流百家，无所不有。也因为它的广博和切实而为后人所重视。 《困学纪闻》共二十卷，其中所论到的红籍便很广，从《易经》、《书经》、《诗经》、《三礼》、《三传》《乐记》、《论语》、《孟子》、《孝经》，差不多都有所论及。另外对于小学的研究，群经的旨趣，历代的文评诗评，以及各项诗文杂说，也都有所论及。 《困学纪闻》一书，清代的三位学者，闫若璩、何焯、全祖望都曾评注过，但乾隆时的解元圻却觉得这三家都只是“略举大意，引而未发”，所以他又博采群书，重加补注，他的注本比那三家就更完备了。 阳明全集 《阳明全集》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总集。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王华，字德辉，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的状元，但无论是学术、文章、其成就都不及王守仁远甚。 王守仁是明中叶极有名的人物，他几于无所不能，既是很渊博的学者，又是出色的思想家，王派哲学的创始人。在政治上，他是个能吏，同时又是一等的军事家，常能以少胜多，指挥若定。他是弘治十二年（1499）已未科的进士，中在二甲第六名，得在京为官。正德元年（1506），刘瑾将南京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逮入京中，王守仁抗疏论救，触怒了刘瑾，被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伏诛后，王守仁才得重出。在为南赣巡抚时，适值宁王宸濠谋反，王守仁以较少的兵力进击，很快便平定了祸乱。明世宗即位后，王守仁被封为新建伯，并总督两广军务。在那里，他又镇压了断藤峡的起义军。此后不久即去世。卒后被谥为“文成”。 王守仁天资异敏，好学而能深思，十七岁时便往上饶去见当时的理学家娄谅，和他共论朱子格物致知的大指。后又筑室于阳明洞中，潜心向学，人遂呼为“阳明先生”，王守仁便也以此自号。被谪为龙场驿丞后，穷荒无书，只能默诵旧闻，久思之余，忽然顿悟，以为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于是喟然叹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并建立起了“阳明学说”。那学说的主旨认为，宋代理学，自周敦颐及二程子之后，惟有陆象山最简易直捷，可以直接孟子之后，而朱熹的集注和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尚当有进。此说一出，学者翕然从之，有些应是他的父辈的人，也都诚心向他求教，由此遂竟成为理学家中的一大流派。但他的学说是唯心论的，而且混有释家之说，因此入清之后也颇多非议。 《阳明全书》也称《王文成公全书》，共三十八卷，其中共有《语录》三卷，《文录》五卷，《别录》九卷，外集六卷，续编六卷，附录七卷，杂著二卷。 津逮秘书 《津逮秘书》，是汲古阁主人毛晋所编的一部记载他所藏有的珍秘旧本的数类、版式等等情况的书。 毛晋是明代的一个极负盛名的大书商，他既会经营，又会宣传，在经济上也很兜得转。他在家里，建有“汲古阁” 和“自耕楼”，作为藏书之用。在那里，他的藏书达八万四千册之多。这藏书之富的情况，就又成为很好的宣传资料。他又延请了很多名士，对他所藏的书予以校订精印，这也是一直作为盛事流传于人口的。他用来印书的纸，都是在江西定制的，厚的称为“毛边”，薄的则名“毛太”。这个名目，至今仍在沿用。 毛晋的著作也颇不少，不过内容多少总和书籍有些关系，譬如他编的《和古今人诗》、《野外诗题跋》、《虞乡杂记》、《隐湖小志》、《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宋词选》、《明诗纪事》、《辞苑英华》、《僧宏秀集》、《隐秀集》、《汲古阁书目》等书，便都是的。 《津逮秘书》共印有十五集，都是宋、元及其以前的旧籍，由毛晋请人校勘集刻的，很保存了一些将行散佚的旧籍，在保存资料和学术研究上，都有不小的贡献。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是著有《明儒学案》的黄宗羲的又一著作。 黄宗羲是黄尊素的儿子，他的父亲死于魏忠贤的党徒许显纯的酷刑之下。崇祯即位后，黄宗羲即入都为父讼冤。其时魏忠贤势败已死，他又具疏请诛阉党曹钦程和李实。在廷审许显纯、崔应元的时候，黄宗羲被传往对质。他以暗藏在身的铁锥猛刺许显纯，使之血流被体，又痛殴崔应元，拔了崔的胡须，在黄尊素的神主前设祭。他还杀死了狱卒叶咨和颜文仲，因为这两个人便是在狱中谋杀黄尊素的主凶。案结之后，黄宗羲又集结被阉党所害诸人的子第设祭于狱门，各人痛哭，哭声竟至达于禁中。崇祯听了，也不禁叹道：“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从京里回到家中，黄宗羲努力向学，尽读了家中的藏书，还向各处去借了书来抄读。后来更受业于刘宗周，学问益有所进。 明亡后，黄宗羲参加了抗清的活动，陆上失败后，仍坚持在海上。海上亦全部倾复，他才潜回家中侍奉老母。 黄宗羲学极渊博，天官地志，九流百家，无不精研。他的著作也极多，《明夷待访录》仅是其中的一种。在这书里，他提出了他的政见和治法，其中已有很多地方显出了民主主义的意念。 《明夷待访录》不分卷，其中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什》、《胥吏》、《阉宦》等二十一篇。 顾炎武对《明夷待访录-》的评价很高，他说，“三代之治可复矣”。这在那时，实在是极高的评语。 日知录 《日知录》，清顾炎武撰。顾炎武本名绎，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傭”，江南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十岁。他生而双瞳，子白边黑，读书一日十行，年十四即已补诸生。性耿介绝俗，与同里归庄友好，有“归奇顾怪”之誉。他因见明季多故，弃举业，讲求经世之学。明亡，母不食而卒，遗命勿事二姓。鲁王时，与归庄共同起兵，官兵部职方郎中，叛仆陆恩，见其家中落，欲首告炎武通海寇事，顾炎武沉之于水。仆婿复讼之，系于奴家，事危甚急，幸路泽农救之得免。顾遂去而之关东，垦田长白山下。复北历关塞，垦田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以备有事时之需。后客淮安，往返河北，最后至华阴，置田五十亩，因定居焉。清廷屡欲招致，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词科。次年大臣又争荐修《明史》，均以死力辞不赴。晚年卜居华阴，以布衣终。 顾炎武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马载书两箱而行。遇边塞亭障，即与守卫兵卒闲话，讯问曲折，遇有与平日所闻有异之处，便立即取书对勘，以定其是。到了晚年，顾炎武益精于考证之学，开始清代朴学风气之先导。 顾炎武是个在治学和生活上都讲求实事求是的人。在政治上，他心怀民族大义，一心以抗清复明为念；在生活上，他则关心人民疾苦，一意力图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能使人民的生活能有所改进。《日知录》便是他切实求学，日有所得的记载，名为《日知录》是很合乎实际的。 《日知录》全书共三十二卷，是顾炎武于三十多年中积累而成的。其间共有《论经义》七卷，《论政事》五卷，《论世风》一卷，《论礼制》二卷，《论科举》二卷，《论文艺》四卷，《杂论名义》三卷，《论古事其妄》一卷，《论史法》一卷，《论注书》一卷，《论杂事》一卷， 《论兵及外国事》一卷，《论天象术数》一卷，《论地理》一卷，《为杂考证》（附刊误及续刊误）一卷， 《日知录》有道光时人黄汝成所作注本，黄汝成字庸玉，号潜夫，江苏嘉定人，廪贡生。 娥术编 《娥术编》，清王鸣盛撰。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又号西沚，江苏嘉定人。他幼年便从名诗家沈德潜学诗，后又从文字学家、经学家惠栋学习经义，因而对汉学也学有根底。他是乾隆十九年（1754）一甲二名进士，即俗所谓的“榜眼”，依例应授为翰林院编修。大考翰詹时，王鸣盛又考居第一，遂被擢为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不久又升任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原是个一心务学的人，对于官场的拉拢逢迎很不在行，而又以升迁很顺为人所忌，所以不久忽以滥支驿马的罪名被降职为光禄寺卿，这时恰好他以母表丁忧回家，于是他就借机家居，不再去仕。 王鸣盛人很俭素，家居时一如寒士，仍是安坐读书，别无他好。他的著述很多，有《尚书后案》三十卷，专述郑康成之学，兼采马、王等注补之，自谓成就不在惠栋的《周易述》之下。又有《周礼军赋说》四卷，也是发扬郑氏之说的。他还著有《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把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稽考以见其是。他还有诗文集四十卷，他的文章师法欧曾，但多为述学之作，仍不外乎发扬许、郑之学。 他的诗也是这样，学究之气很浓。 《蛾术编》是王鸣盛想要仿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和顾炎武的《日知录》而作的一部笔记。这书的刊本共八十卷，分为《说录》、《说字》、《说地》、《说人》、《说物》、《说制》、《说集》、《说通》八部。但据说这书的原稿还多《说刻》、《说系》两部共二十卷，实在原稿共一百卷。这书的取名，是由《礼记·学记》里的“蛾子时术之”一语而来的，以见治学需长期辛劳积累，如蛾（通蚁）之衔土一样。从全书的类目来看，己足见其包罗之广，可以说是学术气息颇重的一部笔记。 述学 《述学》一书为清儒汪中所作。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七岁而无父，家贫，不能入学读书，是他的母亲邹氏亲自教他识字和读书的。年岁稍长，在一个书商那里做了个卖书的店员。他在售书之余，便把店里的经史百家之书，尽量地读。他记忆过人，几能过目成诵，因而不久便得成为通人。他曾与杭世骏相遇，两人相互论学，汪中竟使杭世骏大为折服。 汪中因为要谋生养母，没有多少时间用于应考，年已二十，才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十几年，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已三十四岁时才被选为拔贡，取得了可以入京会试的资格。但他仍以母老，无法远行，不能去赴朝考，只好仍旧株守家园，绝意仕进。他早就以曾致书求援结识了毕沅，后来毕沅做了湖广总督，便把他聘为幕宾，办理文墨。在那里，他应毕沅之请，写了《琴台铭》、《黄鹤楼记》、《哀盐船文》等几篇文章，写得精奇秀逸，极为动人，一时好事者争先传诵，遂使汪中文名更加轰动。 汪中富有文才，诗文并茂。他的诗是质朴一派，气韵内敛，不假雕饰。文是骈文更优于散文，他的散文不从韩、欧等家，而是径从汉魏六朝入手。他还精于史学，饱读先秦图籍，探讨历代学制，颇有创见。曾作《墨子序》，对已成绝响的墨学推崇备至，认为墨学是当世的显学，墨子为救世之仁人。又作《荀卿子通论》，肯定“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说“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并提孔、荀而不以孔孟并提，否定了宋儒的“道统”之说。 他为墨子、荀子翻案，在当时被认为异端，被视为“名教之罪人”。但他并没有屈服，信心反而更加坚定。他说“欲摧我以求胜，其卒归乎毁；方以媚于世，是适足以发吾之激昂耳”。其对理学和封建权威的挑战，是清初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述学》是汪中的论学之作，书中记述了他读书的心得。计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别录》一卷，还另附有《春秋述义》一篇。这是汪中的儿子汪孟慈所编。汪孟慈还辑有《客甫先生遗诗》五卷，诗都是按照年次先后编定的，卷末还附有《补遗》及《诸家酬赠诗》一卷。 癸巳类稿 《癸巳类稿》，清俞正燮撰。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他勤于治学，读书很多，经史百家无不贯通，尤长于考据。他著有《黟县志》、《西湖通志》《四养斋诗稿》、《说文部次楷纬》、《校补海国纪闻》、《宋会要辑本》等书。《癸巳类稿》是俞正燮为学心得的汇录，由于辑成于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其中文章又是以类相从，所以定名为《癸巳类稿》。另没有辑入《癸巳类稿》的文章，和后来的所作，又辑成一书，则名为《癸巳存稿》。 《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各都有十五卷，内容包罗很广，对于经义、文学、史学、诸子、医学以及名人事迹的考证等等，都有所述及。他是已经有些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的人，书中如《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等文，都表现了他的这些进步想法。当然，他在这一点上并不会很全面，如李清照再嫁张汝舟一事，他便在《易安居士事辑》一文里竭力为之辩护，认为此事断不会有，他之所以热心于此，以至无视事实，其根源还是女子再嫁是一种失德行为的思想在那里作祟，不能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 东塾读书记 《东塾读书记》清陈澧撰。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他是清末有名的学者，幼时即以聪慧见称。据说在九岁时颇能诗文，年稍长，与杨荣绪、桂文耀等人为友，又问诗于张维屏，问经学于侯康。道光十二年（1832），他乡试中式，成了举人，即得任为河源县训导，做了小小的学官。陈澧读书很多，经籍而外，举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等书无所不读。为文也称广博，古文、骈文、作诗、填词都很精到。在书法上，他的能事也多，篆籀行楷也都极精。他先后曾在学海堂及菊坡精舍主讲，来从学者极众，共称之为“东塾先生”。 陈澧的著作颇富，计有《东塾集》、《说文声表》、《水经注提纲》、《琴律谱》、《东塾读书记》等十一种，其中尤以《东塾读书记》最为有名，为后来治学者所称道。 《东塾读书记》是陈澧读书时的笔记与心得交汇而成的。它的特点是，打破了一向存在于经学之间的汉学、宋学之间的畛域。他说：“郑玄经学，中正无弊，胜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字。魏晋以后，天下大乱，圣人之道不绝，惟郑氏之学是赖。”他又说：“清代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因取语类文集之说中足以相互印证的，予以证明。对于周卡勺者子百家，他也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得突现。所以陈澧的这部《东塾读书记》已成为清代研究经史的重要著作。梁启超论及此书时曾说，“书中论郑学，论朱学，论诸子，论三国诸卷，最为精善。”这评语是很切贴的。 《东塾读书记》是陈澧积十余年的专力著成的，其中包罗颇广，论经则有《孝经》、《论语》、《孟子》，《诗》、《书》、《易》和《三礼》、《三传》；论及子书的，则对诸子也都各有所论；论史则自西汉以迄清代，都曾一一论及。另外对于“小学”，也有所论。 据闻，最近曾发现了陈澧的手稿，现藏在云南省图书馆里，这对于研究此书更为有益。 闲情偶记 《闲情偶记》是清李渔著。正如书名所示，书中所记是夹杂零散的，好像日常谈天，想起了什么就说点什么。 书的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谈戏剧，李渔对戏剧的主张和见解大致都收在这部书里了。另一类是谈日常的生活，譬如房间的布置，冬日如何取暖，夏日如何乘凉，还有如何烹茶，如何做些精美的面食之类，也都有所涉及。李笠翁是个极讲生活风趣，做事又极精巧的人，对这些生活小事，他也很有些独到的创见。但是，他主要的还是一个戏剧家，所以在《闲情偶记》里，谈戏的一些文章比较多，也是比较吸引人的。 论戏，李渔首先说到唱词，他把这个看得很重，他认为，“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戏曲是传声的文学，即使是文盲，也可以受到曲文的影响，所以比史传诗文更易传播，足为“寿世之方”，“弭災之具”。 关于戏的写法，他提出了“减头绪”、“密针线”两点。所谓“减头绪”，便是应把一切都围绕着剧中的主脑人物、主脑事件来写，删减无端插入的一些另外的事件。所谓“密针线”便是一切的来龙去脉都要设法交待清楚，剧中决不许有一个没有来由的人，也不许有任何无头之事。 在选材上，他主张“脱窠臼”，不要蹈袭前人的旧套。又说选材要奇，但“不当索诸见闻之外”，要从“家常日用之事”中去寻求。他认为，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有许多“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这些都是深合文学原则的见解。 对于戏中的语言，李渔认为宜浅而不宜深。这当然也是极对的。他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作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而不贵深。”并说：“能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他还主张少用方言，说白要合乎剧中人的身份。关于插科打诨，他认为倒是必不可少的，但认为这些都要“戒淫邪”、“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 这些都是李渔历来坚持着的主张，所以在《闲情偶记》里也不断又重复提到。 艺概 《艺概》，清刘熙载撰。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则在上海龙门书院主讲。 刘熙载一生虽以治经为主，但也颇多旁通，对于子史、诗、赋、词曲、书法等等也无不通晓。《艺概》一书，亦足可见其兼学之广。 《艺概》是刘氏论艺的集汇，全书共分《文概》、《诗概》、《赋概》、《词典概》、《书概》、《经义概》等六个部分。所谓“概”，作者在他的《自叙》中曾概乎言之，他说：“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这里他说明了，所谓“概”者，不过是以一例百，见其大概而已；同时也说明了他平日论艺，所言也不过是些概说，这本书里也正.是一些概说式的文章。 《文概》，顾名思义，自然是论文的，它从左氏论起，直论到韩柳苏曾等人，每条所论，长亦不过百字，短的则仅廿字左右。如曰：“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文虽仅廿一字，但既有主旨，又有人事为例，倒是很充实的。 《诗概》则从诗经直谈到近体绝、律，其中谈到平声韵相通与不相通一条，文虽最长，但也仍不到二百字。 《赋概》是六部分中较短的一部分，仅比《经义概》略长一些，所论以屈、贾为主，左思、渊明，略有触及而已。 《词曲概》兼论词、曲，词以太白为始，下及元遗山、萨元锡等，颇多警句，如云：“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都是度人金针之处。 《书概》是讲书法的，《经艺概》则讲制艺。书法所讲颇多，可见其书学之富。制艺至今已无用处，所幸它是六部中最短的一章。 楹联丛话 楹联即通常所谓的“门联”，或者也称之为门对。这也是我国使用汉字，一字一义，逐渐发展而成的产物。由于方块字具有一字一义的特点，作文、作诗，易于形成偶句，再发展到作为厅堂、大门、二门等处的装饰之物时，便有了楹联。自来相传，都说楹联创自蜀后主孟昶，据说孟昶想把悬在门上用来驱邪的桃符添点花样，便命他的文臣们在桃板上题字，然后再来悬挂。文臣们各有拟作，但孟昶都觉得很不合意，便自己题道：“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十字是一对偶句，极为人称赏，因而引起效尤，大家都在桃符上题上一些对句，便形成了门联。后来更形发展起来不但大门、二门有联，客厅、书房以至深闺绣阁，渐至“无门不联”，并且还发展到用于很多的人事上，如生日有寿联，结婚、生子有喜联，死了还更兴送挽联。联句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竟是越来越大了。 对联虽然发展至此，但专门纪述或是研究它的书一直没有，到了清季梁章钜的《楹联丛话》问世后，才补足了这个“空门”。梁章钜（1775-1849）字茞邻（一作茞林），又字闳中，号退菴，嘉庆七年成进士，官至江苏巡抚，署西江总督。他的《楹联丛话》，并不是一部单纯的集联之作，而是像一些诗话或词话那样，把每条联语的所在地点，撰作前后，以及与胜赜、名人有何关联，或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等等，都加以叙述。他的笔致干净，知识丰博，几乎每则读来都很有趣。全书共十二卷，又有续录四卷，共计十六卷，内容计分：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蹟、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等十门，把联语的应用，大致都已包括在内了，很多人在读后常作一叹，曰：“好，但恨其少耳！”少么？在数量上看也已不算少了。只以其趣味引人，所以有“恨少”之叹耳。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清康有为撰。康有为（1858-1627）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在他伙同张勋搞复辟活动失败后，又改号为更甡。他是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运动，便是由他领导着干起来的。 康有为自幼读的原也只是老一套的所谓“圣人之书”，借此以求举业。到他十九岁时曾到同县理学名儒朱次琦那里去学习，学的也还是封建社会的那些济人经世之学。又过了几年，到他二十二岁的时候，通过张鼎华，接触到已经开始兴起的改良主义思潮。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赴京应试，开始向光绪皇帝上书，说到图治应须变法。七年后，他又借上京应试的机会，联合了各省入京应试的举人六百零三人，联名上书，提出改良派的救国意见，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又曾接连不断地上书达七次之多，终于使光绪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有了“百日维新”的事实。他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很快便为慈禧太后所扼杀，结果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往国外，谭嗣同、林旭、杨锐、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等六人则都被杀。这六人当时被人称为“六君子”。 康有为在经学上是个今文学派，《新学伪经考》，便是他利用今文经学，提倡“托古改制”所制定的理论根据。在书里，他把《公羊》三世之说，和《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主张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并用它来和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斗争。 康有为在写这本《新学伪经考》时，还可以说是站在进步方面的，但逃出北京后，在日本竟变成了保皇派，1917年，他更赞助张勋复辟，则已变得更为反动了。 国故论衡 《国故论衡》是近人章炳麟所著。章的生平，已在《章氏丛书》中作了简介，这里不再赘述。章氏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后，所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讨满洲檄》诸文，以种族观点鼓吹反清革命，慷慨陈辞，气势磅礴，颇能获得宣传效果。他作诗苍劲浑厚，也有供宣传之用的通俗作品。治经宗汉学，曾从俞樾受业，又问学于黄以周。好《左氏春秋》，尤精小学，对古汉语的研究，尤其是在古音韵方面，创见最多。平生著作，前期以鼓吹排满革命者为多，后期则多有关学术著作，这些文章，大部都收在《章氏丛书》中。晚年，太炎先生息影苏州讲学，很收了一些徒众，成为一方宗师。昔年章在日本也常公开讲学，鲁迅先生也常往听讲。鲁迅先生在逝世前著有《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谈到昔年的受学和先生的无畏气概，对太炎先生的品德极为称扬。 《国故论衡》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收文十一篇，大致都是上穷语源，下及流变，来研讨语言、声韵.等类问题的。中卷是论文学的，共收文七篇，讨论文学界说及历代散文、诗赋的得失。诗文尊魏晋而薄唐宋。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流变。“原道”“辨性”尤为详尽。全书论证详賅，文字清峻。其中议论虽有偏颇之处，但多独到见解，为近代学术界重要著作之一。 章氏丛书 《章氏丛书》是把章太炎先生的所有著作集印在一处的一部丛书，全书共十三种，四十八卷，是浙江图书馆于民国八年（1919）所刊行的。 章太炎先生（1869-1936）初时名学乘，字枚叔，后来改名为绎，又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是近代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早年曾任《时务报》的主笔，因参加维新运动曾被迫流亡日本。1903年，因《驳康有为革命书》被捕入狱。1904年发起成立光复会。一九〇六年赴日本，遂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参加护法政府，任秘书长。1924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晚年则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章氏丛书》，差不多包罗了章太炎的所有著作，内中计有：《春秋左传读叙录》、《文始》、《新方言》、《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初编》、《菿汉微言》等书。此外，又有《章氏丛书续编》，于1933年刊于北平，其中又有《广论语骈枝》、《古文尚书拾遗》、《菿汉昌言》等书。 观堂集林 《观堂集林》是王国维自己编选的一部学术论文集。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是清末和民初间的有名的学者、诗人和甲骨文研究者。他旧学精深，外文的造诣也极高。少年时，便正赶上变法图强，于是他便首先学习日文，又兼习英、法、德、意诸国文字。后东渡求学，又曾到过欧洲诸国，所以他更精通多国文字，有人曾说他可通达的外文，竟达六、七种之多。但他最大的成就，到底还是在国学这一方面。《清史稿》中说：“辛亥后携家东渡，乃专研国学，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变本加厉，横流不返。’遂专以反经信古为己任。著作甚多，撷其精华为《观堂集林》二十卷。” 从《清史稿》的叙述中看，已可知《观堂集林》的成书和其内容的大要了。 王国维的学问渊博，所涉及的方面很广，印行的著作还有《观堂金文考释》、《五代两宋监本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书。这些著作都被收集在他身后辑成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连本文所述的《观堂集林》也包括在内。 诗品 《诗品》一书，南北朝时梁钟嵘所撰，故亦称《钟嵘诗品》。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可确知，大约生于南齐建元二年（480），卒于梁天正、承圣等纷乱之顷，大约活了七十多岁。钟嵘在南齐时曾入国子监为国子生，深得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入梁后，先后曾为晋安王、衡阳王等人的记室。 《诗品》在《梁书》中称为《诗评》，《隋书·经籍志》里也兼有《诗评》之称。而钟嵘终以《诗品》名书，可见它既是一部评诗之作，同时又有把一时的作者拿来互比，定出品级，分别高下的意思。 本书所论诗人，是自汉魏以来的一百零三位。书中对每人，各就其诗，论其优劣，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等。各品之前，都冠以小序，总论其中所有人物。这些小序都做得很好，不仅洞中文理，而其取喻之妙，也极为人称叹。《诗品》对诗学渊源也极注意，除品第评论之外，更指出前后作家间的继承关系，建立了历史上特殊的品评方法。他论诗主张自然，强调风力，反对当时以沈约为首的追求音律，滥用典故和趋向玄理的风气，对形式主义作了有力的批评。但由于过分强调了继承关系，忽视了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决定作用，在论述作家源流时，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评论作家的优劣，也未能完全摆脱形式主义的影响，故品第之间也有未尽恰当之处。譬如对曹氏父子兄弟三人之间的品评，便很让人感到不能同意，钟嵘对曹子建最为称赏，把他列为上品，人们倒还同意，但把其兄曹子桓列为中品，特别是把其父魏武置于下品，则令人难于信服。 《钟嵘诗品》之外，唐代司空图也有过一部薄薄的只有一卷的《诗品》。他是就诗的境界加以论述和区分的。他把这些境界分为二十四类，所以他的《诗品》，有时又被人们称作《二十四诗品》。他所分的这二十四品，各以两字为称，即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这二十四种称谓。每类之后，各以四言韵语十二句加以描叙。这些地方，颇多启发之笔，所以对于后世学诗很起到了一些作用。 清人袁枚（子才）又有《续诗品》之作。他说：“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他的续作，形式一如《司空诗品》。品目是崇意、精思、博习、相题、选材，用笔、理气、布格、择韵、尚识、振采、结响、取经、知难、葆真、安雅、空行、固存、辨微、澄滓、斋心、矜严、藏拙、神悟、即景、勇改、著我、戒备、割忍、求友、拢萃、灭迹等三十二个，比司空图又多了八个。 历代诗话 《历代诗话》，吴景旭撰。吴景旭字旦生，号仁山，浙江吴兴人。他的生卒年不能详知，但只知道他是明末诸生（秀才），入清尚在而已。 这部《历代诗话》共八十卷，又以天干分为十集。关于这书的内容和其得失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最为恰当，它说：“是书前后无序跋，而中有涂乙之处，盖犹初定之稿。······其体例仿陈耀文《学林就正》，每条各立标题，先引旧说于前，后杂采诸书以相考证。或辨其是非，或参其异同，或引伸其未竟，或补缀其所遗，皆下一格书之。有旧说所无，而景旭自立论者，则惟列本诗于前，而以己意发挥之。虽皆采自《诗话》、《说部》，不尽根抵于原书。又嗜博贪多，往往借题曼衍，失于芟薙。然取材繁富，能以众说互相钩贯，以参考其得失。于杂家之言，亦可谓淹贯者矣。较以古人，固不失《苕溪渔隐丛话》之亚也。”这话说得极为切当，作者之著此书，其模仿《苕溪渔隐丛话》之处，实在灼然可见，但其取材之富，却又远在《丛话》之上。 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袁枚以诗话的形式评诗、论诗的一部书，在这部诗话里，他灵活地大量地抒发了他的“性灵说”。他说到了很多诗人和他们的名诗或佳句。这些人里，有古人，有和他同辈的人，更还有些则是当时还很年轻，属于他的后辈的诗人。诗话的每一条都不很长，短的不过百把个字，长的最多也只是二、三百字而已。书中对每个初次提到的人，常常要略略谈点他的身世和诗的特点，然后再谈到他的名作或名句，再略就己意加以评说。在论及前人时，袁枚当然总要尽量发挥他的性灵说，并以所举的诗作为范例。在论及他的同辈和后辈时，则除了上述的作用外，还有向别人介绍其人的作用。由于袁枚的名声越来越大，得到他的评价，是会使人声誉雀起的，因而好名之士趋之若鹜，纷纷以自己的诗送给他看，希望能够在他的诗话中得占一席之地。更有很多人投入他的门下，希望他能收为弟子，既能受到指点，被采录到诗话里去的机会也就更多。袁枚收纳下的男、女弟子每年都有很多。 袁枚的家境早年颇为清苦，所读的书、很多都是从人家那里借来的，急忙诵读抄写，赶着读了又再去借。后来他曾说过，买书不如借书，借书要赶着读，效率很高；买来的书，是自己的了，倒常放在书架上，经年都还没动。他这话说的倒是经验之谈，很多人都会有同感的。他成名之后，生活日裕，买下了随园后，生活更极奢侈，车马衣服，吃的用的，都很讲究，即便是曾为封疆大吏的人，讲究的程度，也不过尔尔。而他实在不过是做过几任知县，何以竟能如此呢？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颇为不解，猜度起来，大致都认为他的《随园诗话》，一集二集，三集四集，不断刊出，很是个生财之道。有些人甚至传说，他的收入并非只靠贽敬，其实格外还有花头。据说《随园诗话》中所举的诗句，很有些并不是出诸那被谈到的人，而是袁枚一手代拟的。那时如果有人想要获得一个诗人的称呼，不管你会不会做诗，都可以唾手而得。只要你花够了钱，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里便会为你写上一段，用他为你代拟的诗，着实把你称赞一番。同时他称赞的程度，拟句的多寡，都以你付出的银数而定，价高的货自也好，付价少些，货也较差，实在非常公平。还有些人更说，特别是随园女弟子的诗，被引入《随园诗话》中的，不是出诸己手的就为数更多。这类说法，在当时和后来的笔记，小说之类的书中，都曾被人隐约提到，不过提得都很含混，并没有指实，只是让你可以隐约猜到而已。实则这都不过是些猜测之词，是由于一个退职县令居然富埒王侯所引起的一些游谈而已。 瓯北诗话 《瓯北诗话》是清赵翼发表他对诗的见解和议论的一部书。书中主要论及的诗人有李青莲、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苏东坡、陆放翁、元遗山、高青邱、吴梅村、查初白十人，所以最初名为《唐宋十家诗话》。但在它的卷十一中，题名论及的便又有韦苏州、杜牧、皮日休、苏子美、梅圣俞、欧阳修、王荆公、黄山谷等八人，实已不止十家，而且自李青莲以达查初白，实已历有唐、宋、元、明、清几代，也非唐宋之称可尽，所以后来便改为《瓯北诗话》来刊行了。 赵翼精于史学，所以论诗也特别注意诗的发展、进化。 他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又说“李杜诗篇方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的就是这种意思。他把清初的查初白也列入十家之中，让他得与李、杜、韩、白诸家并列，更突出地表明了他的这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想法。他在《瓯北诗话》中论及查初白时说，“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而闻者已掩口胡卢。不知诗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其中“荣古虐今”一语，确实道出了历代论诗者的通病。 《瓯北诗话》共十二卷，前十卷是论“十家”，大抵是每人各占一卷，只有陆游是一人占了两卷，卷六论及其诗，卷七则是他的年谱。另外，元遗山和高青邱，则是两人合占一卷，所以十人仍只占了十卷。卷十一则是杂论各家，卷十二则说到了诗中各体以及“诗病”等等。最后他谈到古今诗互有优劣，文虽不多，所举的例子却极可证一般“今难及古”论者之非。 清诗话 《清诗话》系近人丁福保所辑。丁福保所辑印的诗话共有三种：一是翻印何文焕汇刻的《历代诗话》；二是他自编的《历代诗话续集》；三是《清诗话》，这也是他自编的。 《清诗话》收有清人论诗的著作，自王夫之的《薑斋诗话》以至袁枚的《续诗品》，共四十三种。严格说来，这四十三种作品，并不都是诗话，譬如，其中张泰来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便是讲江西诗派诸人间的从属源流的。翁方纲的《王文简古诗平仄论》、《赵秋谷所传声调谱》、《五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平仄举隅》，赵执信的《声调谱》等，便都是研究诗的平仄音调的。沈德潜的《说诗晬语》和叶燮的《原诗》，则都是讲诗学的。 关于《清诗话》，郭绍虞在他为这书所作的《前言》里说得很详细透彻。在论到《清诗话》时，他说，他既以《清诗话》为名，至少应注意两点：一、能在所选的诗话中反映清代的学术风气；二、所选的是清人诗话中的代表作品。这两方面，丁氏也未尝不注意到，但总觉不够。这原因，可能由于他急于成书，未及多方搜罗；也可能由于他只求品种之多，于是有些繁重的著作也就只能放弃了。他收翁方纲的《小石帆亭著录》而不收《石洲诗话》，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郭绍虞的这个说法很合实际，《清诗话》确因意在牟利，版本选得不精，校勘疏忽之处也多。但1963年整理重印时，郭绍虞对所收各书，每种都作了提要，在校勘方面也得到了补救。 词律 《词律》是一部讲述词牌声律的专著，有似于词谱，但又不像词谱那样，在所举范词的词句之旁，并没有注出每字应有的声，而只在一些被认为平仄皆可通用的字之下，注明可平、可仄等等字样。凡是没有注有可平、可仄等字样的字，便须依其本声照填，不可移易。如《南歌子》一调，第一体所选范词是温庭筠的词。首二句，“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都不注一字，便是说平仄都须一依原句。第三句，“偷眼暗形相”，唯“偷”字注可仄，第四句“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亦唯“不”字注可平。全词便只有两字可以平仄随用，别的便只好照填。除此而外，词间还把分句、起韻、叶韻也都注出，还以温庭筠的《南歌子》为例，首句在“鹉”字下注一“句”字，那是表明这里应为一句，但尚未起韻，第二句，在末一字“凰”下注一“韻”字，即谓于此已起韻了。第三句末一字与全词末一字都注有“叶”字，那是说明，在那些地方，都要叶韵。此外如换韻，换平韻，换仄韻等也都有注，如为叠句，还要注一“叠”字。 《词律》系清初人万树所撰。万树是江苏宜兴人，字红友、又字花农、又字红龙，号山翁。他的红友一字最为人习称，比他的名字还要通行，所以他的《词律》，有人又称为《红友词律》。 万红友之为《词律》时，词的可歌时期已然湮绝极久，所以他的定声并没有什么切实的音律根据，而是比照着昔人的词，相互比类，从而得出某些字可以平仄互通，某些字，必以某声为是的。周帮彦是大晟乐正，最精音律，所以《清真词》遂被奉为圭臬，方千里的《和清真词》常是四声无误，更被他认为要证，所以论起字音、声调之类时，常很显得拘执。《词律》在每调之后，对其声调的关键所在，多有论述。对于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论得最多，对于“啸余”诸谱，尤极尽其笑骂之能事。这些论得切当的地方自然很多，但太过愚执的处所也很不少。 《词律》共二十卷，列有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体，比之《钦定词谱》之列调八百二十六，二千三百零六体，相差还是不少。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德清徐诚庵又有《词律拾遗》之作，为之补入一百六十五调，为体一百七十九体，再加上补入万氏漏去的三百一十六体，两书合计，共得八百二十五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词的调数与体数，至此而渐及完美。后来有人又把二书合印，这样词律也就显得更完善了。 白香词谱 《白香词谱》是一部为初学填词者说明词牌声调要点的小书，系清代靖安人舒梦兰所编。据说那是舒梦兰有鉴于时人学习填词，不明声调，弄出来的东西，驴唇马嘴很不像样，所以做成这么一个小小词谱，使初学者多少知道一点声律的讲究，依照他所选録的范词，照式填出，稍合规范。 《白香词谱》共选了一百个常用的词牌，每个词牌录有一词以为范例，如《虞美人》一词所选的范词便是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那一首。词牌的序列，是以每调的字数为定，字少者居前，字多者居后。范词的词句，在每字之旁都附有平仄的符号，平声为“O”，仄声为“·”。有了这种符号在旁的字，都是必须依声而用，不可变换的。如遇可平可仄的字，则用“O”一号为记，遇到它时，便可不拘平仄，随意用字了。这种方法，果然极为方便，对初学填词者实在帮助不少。但如再想深入一步，它便不够了，第一便是有些词牌，变调很多，这里只有一例，不但无以示其全貌，而且很有被误为某调只应依照其中的一式，其他都是作者弄错了的危险。其次则是词句中字仅以平仄为分是远远不够的，有些词牌的词句，在上、去之间都要有清楚地划分。这种简单的小谱，便难做到这等地步了。 《白香词谱》之外，还有《白香词谱笺》一书，那是由谢朝征（韦菴）就《白香词谱》所选的一百首词删去声谱，一一为之笺注而成的一书。由于词少，所以易见功夫，把各词的有关资料，安排得极为恰宜，因此也很受人欢迎，有似于学诗者之于《唐诗三百首》。 白雨斋词话 《白雨斋词话》，清陈廷焯撰。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江苏丹徒人，是清末的词人和词的理论家，《白雨，斋词话》便是他用来发表他的词说的作品。 陈廷焯可以说是发扬常州词派理论的殿军。在《白雨斋词话》里，他集中发挥了自张惠言建立常州词派以来的所有说法，并进一步还发挥了他自己的一些理论。他于词风特主“沉郁”，更特别强调了“比兴”说，也就是“兴有所感，咏有所寄”。 常州词派于词特尊温庭筠，认为温词全袒离骚。到了陈廷焯时这种观点也仍不变，他也说这就是温飞卿之所以独绝千古之故。对宋人则特别推尊周美成。陈廷焯和常州派诸人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他比别人更突出之处却在特别推崇王沂孙（碧山），简直把他推上了绝顶，连温飞卿、周帮彦都像是难于为比了。他在兼论周美成，姜白石和王沂孙时曾说：“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也。”然而他却又说，“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其他有类如此的比衬说法还有很多。他单评碧山时，则说，“碧山词观其全体固自高绝，即于一字一句间求之，亦无不工雅，琼枝寸寸玉，旃檀片片香。吾于词见碧山矣，于诗则未有所遇也。”这简直把王碧山捧到了凌越千古的地步了。 《白雨斋词话》为八卷（自序为十卷，不知何故），除对唐五代以迄同光间的词人都有所评述外，对历代的词选。词论等也都有所评论，有很多意见对人却也很有启发。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近人王国维撰。王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是近代著名学者。他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学习哲学、文学，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影响。1903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师，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很有成绩。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他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对戏曲史研究的风气，在封建文人中，起了进步和启蒙的作用，对文化界有很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在完成《宋元戏曲考》后。即转而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订和研究。对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工作，做出了光辉不朽的贡献。他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证纸上史料，对史学界和地下发掘工作影响极深。其论文在1921年编成《观堂集林》。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并从事蒙古史料的整理。这些都有相当成绩。1927年以心怀抑郁，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杀。身后著作，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人间词话》原为一卷，在《遗书》中则为二卷。其下卷为赵万里所辑，徐调孚校注。后又辑成《补遗》一卷。作者论词，重在境界，也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形象特点。又提出“造境”、“写境”两说，也已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与联系问题，较之以前的诗话、词话之类，有了新的发展。王静安本人能词，又且学贯中西，所以评词论人每多独到之处。但他的学院气终嫌稍浓，所论常在纯艺术的灵慧纤弱方面，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很古老的地理书，在《列子》这部书里便曾提到过它，说是“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说到过它，他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王充在他的《论衡》里也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照王充的这个说法，《山海经》似乎该说是伯益所作，但别无旁证，似难确言。由于《山海经》所记颇多怪异，所以有些人说，屈原之作《天问》似多采用于此，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 　《山海经》传到清代，有郝懿行笺疏，毕沅校注本。全书计有《南山经》一卷，《西山经》一卷，《北山经》一卷，《东山经》一卷，《中山经》一卷，《海外南经》一卷，《海外西经》一卷，《海外北经》一卷，《海外东经》一卷，《海内南经》一卷，《海内西经》一卷，《海内北经》一卷，《海内东经》一卷，《大荒东经》一卷，《大荒西经》一卷，《大荒北经》一卷，《海内经》一卷，附《图赞订伪》一卷，共十八卷。 博物志 《博物志》旧本题晋张华撰。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生于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卒于晋永康元年（300），年六十九岁。他少孤贫，自牧羊，而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瞻多通。著有《鹪鹩赋》，阮籍见之，以为有玉佐之才。魏初，举太常博士，入晋为中书令，拜黄门侍郎。时将伐吴，论者多疑，只有张华以为必克。于是用为度支尚书，量计漕运，决定庙算。吴平，封广武侯。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赵王伦之变，为孙秀所害，夷三族。卒之日，家无余资，惟有文书溢箱箧。有《张茂先集》十卷。 张华不但作有很多有名的“赋”，也善于作五言诗，长于言儿女之情。他在生时就有“博物治文”之称。通图懺，多览方技书，能识灾祥异物。他采录天下遗闻，从有书契开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传说，写作了《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武帝诏问说：“你才综万代，博识无人可及。但是记事采言，比较浮妄芜杂。可以删节去冗，分为十卷就行了。”由此可证这书是作于晋武帝时的。但其中也记有武帝以后的事。 这是我国古代的一本地理书，也是一本无所不包的“杂感集”。内中记有民间传说，虽然大部分荒诞不经，毫无科学根据，但也还有它的参考价值，故能流传至今。书共十卷，过去列入“杂家”。清嘉庆九年，黄丕烈曾据影宋本校刻的，就是现在流传的本子。 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着重于“注”，以“注”为人所看重的书。在所有的书中，它的这一特点该说是独一无二的。《水经》一书，原说是汉人桑钦所著，但后来却又有很多人认为，《水经》并非桑钦所作。《水经》原是一部记载古代水系的书，但因过于简略，用词又多含混，所以需要注解方才易读。相传注过《水经》的共有两人，一个是晋人郭璞，另一个则是北魏人郦道元。但是郭璞注实际很早便已无存，后世通行的实只有郦道元一家之注。 郦道元之注《水经》，确实用了很多工夫。凡属《水经》所载诸水流经的地方，他都曾亲自到过，实际地予以考察。此外他还博采前人著作，加以注释，而且还把凡是与那些地方有关的名胜、异产、人物史迹等等，也都一一采入注中。他的文笔极佳，描绘山河，记叙人物，无不语言精妙，读来恍若身在其间，因此他的注文深受人爱，远远超过了正文，使它不仅成为不朽的地理名著，而且同时也自成为一时的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水经注》所载水道原本有一百三十七条，每水各成一篇，今本则已只有一百二十三篇，别的则已散失。目今通行的本子还是清末时经王先谦以宋刊善本加以钩稽校勘印行的。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466-527）字善长，涿鹿（今河北涿县）人。太和中，他为荆州刺史，治事务以威猛，因此被人控以残暴而罢官，后又为河南尹、安南将军。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已露，侍中阳城王徽素恨道元，特荐以为关右大使，郦道元在萧宝夤反时被执，遂死。 洛阳伽兰记 《洛阳伽兰记》，顾名思义便能知道它是一部讲寺庙的，而且是专讲在洛阳的寺庙的书。 洛阳曾是历代国都，寺庙原已很多，后来北魏定都于此，佛教盛行，所以洛阳的寺庙那时也就更多。《洛阳伽兰记》便是详细记载了北魏四十年间洛阳佛教塔寺的状况的。 《洛阳伽兰记》的作者杨衒之，史书无传，生卒年自也难考，就是他的姓也颇难定，杨有时作阳或作羊。在《洛阳伽兰记》卷首所署的作者的姓名和官衔，则是“北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关于作者的自述，则有“永安中，衒之时为奉朝请”以及“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等语。以他所提到的年号而言，永安是北魏的年号，而武定则已是东魏的年号，武定五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则已有十多年了。这时的洛阳，自永熙之乱后，又曾累经兵燹，城廓市廛无復当年的繁华气象是很自然的，所以有些人说杨衒之之作此书是追怀旧日之繁华，以慨目前之衰废。以那时洛阳的连经战乱而言，这个说法倒也不无道理。但是在《广弘明集》中的《叙列代王臣滞感篇》里，都又说杨衒之是：“见寺宇壮丽，捐费金碧，王公相竟，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兰记》，言不恤众庶也。”这里所说的，又是另外的一番作意了。 《洛阳伽兰记》之所以长期流传而有盛名，实在因它并不单单是一部只记载寺庙的书，更主要的是它在记述诸庙之跡之余，不但已使洛阳的方位街道都历历如绘，而且还把当时风俗人情，时局变乱，以及一些风云人物，都灵巧从容地融合在景物的叙述之中。他的文笔极佳，有些历史事件，如尔米荣的变乱，都写得栩栩如生，有如一篇优美的小说，所以人们常把《洛阳伽兰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相提并论，说它们都不只是一部地理书，而同时也都是一部史书，一部极佳的文学作品。 《洛阳伽兰记》由于流传很广，所以版本也就很多，即以明清两代的版本而言，就有嘉靖年间的如隐堂本，万历间吴琯的《古今逸史》本，毛晋的《津逮秘书》本，王漠辑校的《汉魏丛书》本，张海鹏的《学津讨源》本，吴自忠《真意堂丛书》的活字本，吴若淮的《洛阳伽兰记集证》本等。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记载唐时西域地方（即现在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的地理、历史和社会风俗的书。这书的作者玄奘法师，就是俗所谓的“唐僧”。 玄奘（602-664）是唐初的高僧，人称三藏法师。他俗家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到五天竺去求佛经，亲身经历了一百一十个国家，在唐贞观十九年（645）带着取来的佛经和佛像，谒帝于洛阳，唐太宗命玄奘将他所经历过的地方以及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都修撰成书。玄奘奉命，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次年七月修撰成书，便是这部《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其内容相当广博，除记有玄奘亲身经历过的一百一十个国家的山川、城色、物产、习俗等项外，对他虽未身临，但却相当了解的另二十八个国家的各种状况也都作了详细的记载。由于玄奘学识渊博，所记之处又多曾亲历，所以通过这部《大唐西域记》，对古代印度的历史、风物等等都可以得到很具体的了解，可以说是研究印度等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自十九世纪以来，英，法、日本等国也都纷纷译出此书，作为研究印度诸国历史的参考资料。 玄奘是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他的文笔既佳，又精梵文，对于译事又庄敬谨慎，所以译出的佛经质量很高。他共译出了经、论七十五部，卷数计达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之多。他的佛学自然也是极其精深，也是佛教中“唯识言”那一派的创始人之一。 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宋乐史撰。乐史字子正，宜黄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在宋太宗时上书言事而得官的。最初，官为著作佐郎，后曾出知陵州，后又内召，任为秘阁编修。雍熙中（984-987）他曾以自己所著的书进献，据说达四百余卷。最后他做到太常博士、直史馆。 乐史所献的书，都被藏入秘阁之中，究竟都有些什么，却未得其详，《太平寰宇记》是否在其中，也不得而知。不过以书的取名而言，似应是为了进献才起了这样一个书名的。 《太平寰宇记》可以说是当时宋室所属版图的一份详细的“地理志”，它是先从东京开始，然后才向四面八方，写到京外州县以至边远地方的。由于著者是个精研地理的人，又得入秘阁，可以见到大量图籍，所以书中采有的材料极为繁富详实，每个地方，除去对它的广狭形势、风俗、物产等都有所记外，对各地历朝所出的著名人物，他们曾有某些事绩，以及各地的名胜、古蹟，有何题咏等等，也都有所述及。书中的所有记载都极详实，所作的各项考据也都很精当，所以这部《太平寰宇记》不但在当时是全国版图的综述，即在以后，对于研究地理的人，也是很有价值的参考用书。 《太平寰宇记》原来共有一百九十三卷，传流之中，已有些残缺，但残缺的部分并不太多。书的每卷之末都附有校正一页，把本卷的讹误之处一一列举，很为详尽。校正者并未署名，书中也没有提到，所以不能知道是何人所作。 乐史还著有《洞仙集》和《广卓异记》等书。《洞仙集》是他自己的诗文集，《广卓异记》则是仿《卓异记》而作的记叙奇人之作。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我国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所著。徐名宏祖，字霞客，江苏江阴人。他自幼耽于诵读有关地理的书籍，三十岁后离家远游，立志徒步旅行全国各地，要以实践来对证书中的记载是否如实。他带着简单行李，首先，遍历东南山水，而后由吴越到福建，从两江转至北方，走遍了齐、鲁、燕、冀、嵩、雒，登华山而归。后来又从福建到广西、广东、又由终南背走峨眉访恒山。又南渡大渡河至黎雅寻金沙江，从澜沧北寻盘龙江，复出石门关数千里，穷星宿海而回。 他每经一地，都逐日写成游记。记载详实，描写生动。许多地区的地理人情，都是前人所未及见，或未加记载的。他的独特经历和勤勉写作，使得这部游记成为我国史地的重要文献与资料。他死后，手稿大部分散失。后由其友人求访才又得到，但散失未获者仍属不少。宜兴的史氏有一部分抄本，错误更多。现在流行的是杨名时重加编订的。第一卷是自天台雁荡山以及五台、恒山、华山。第二卷以下，都是西南各省的游记，共二十五篇。另为浙江、江西一篇，湖广一篇，广西六篇，贵州一篇，云南十六篇。所缺仅一篇而已。徐霞客既有旅游癖好，不畏艰难险阻，困苦辛劳，又锐意搜求，精于描摹，耳目所及，见闻确实。滇黔边荒，舆志记载极其稀少，而他对这些地区的山川脉络，渊源甚明，剖析详切，因此，此书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第五编 诗文集（一） 概说 在集部中，诗文集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如辑为一编，篇幅实在过多。为保持一个合宜的比例，我们以时代为序，把诗文集这一类，分为（一）、（二）、（三）、（四）四编。 本编是诗文集的第一编。以时代而言，它包含了自汉魏六朝以至唐、五代所有重要文人的诗文专集，即起自东汉之末的《蔡中郎集》，以至五代之际的韦庄的《浣花集》。 由于这些都是各人的诗文专集，所以关于作者生平行谊的介绍便成了必具的内容，因为诗文之所由形成，无不发端于作者的感兴和识见，能对作者略有所知，理解他的诗文当然会受不少启发。对于作者行谊的介绍，我们也还是本着熟知者略之、生疏者详之的作法加以剪裁的。譬如曹子建、李白、杜甫等人，有关他们的材料比较易得，可谈的地方也自不少，但由于他们都是人们所习知的大诗人，所以我们的介绍只是择要谈谈；至于不少为人所知的人，如何水部、元次山等人，有关他们的材料较少，搜集不易，我们的介绍则力求充实，务期能给读者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些旧籍，多数都曾有人为之做过整理和注释，有的集子（如杜工部的诗集）为之作注的还很多。这些注家有的成就是很突出的。对这样的注释者，我们在释述时，也略略做了一些介绍。 蔡中郎集 《蔡中郎集》，东汉蔡邕作。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生于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六十一岁。 蔡邕少好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及天文，既妙识音律，又善鼓琴。他闲居玩世，不好交游。建宁间，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后迁议郎。蔡邕因六经文字多谬，熹平四年，奏定六经文字，自己书丹镌碑立于太学门外。碑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每日达千余辆。元和元年，因灾异上书得祸，髠钳徙远方。遇赦得还，亡命江海。后董卓专政，慕蔡邕名，强征为官，任侍御史，拜中郎将，封高阳乡侯，世人以蔡中郎称之。董卓虽暴虐，对蔡邕却极优厚。后董卓被诛，蔡邕在司徒王允座，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王允怒，收付廷尉。蔡邕乞黥首刖足，续成《汉史》，不许。士大夫多相矜救，也不能得，终竟死于狱中。 蔡邕曾撰集汉事，补列传等数十篇，因李確之乱，湮没多不存，今只存《独断》二卷，为考订典制之书。 《蔡中郎集》，《隋书》载《后汉左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注四卷。梁有二十卷，录一卷。则此集至隋已非完本。《唐志》仍作二十卷，当由官书佚脱，而民间传本没有丧失，故又重新出现的缘故。《宋志》著录又只十卷，那是又经散亡，更非旧本了。现在流传的是清雍正中陈留所刊，文与诗共得九十四篇，其卷目是碑铭二卷、碑铭、颂诔三卷，议、疏、表、状、祝词三卷，月令、论、问答、外纪、颂、疏、赋、诗释、外集一卷，碑铭、颂赞、疏、议论、书、赋、诗三卷，独断、传、表一卷，共十三卷。 曹子建集 《曹子建集》是曹植的诗文集。曹植（192-232）字子建，谯（今安徽亳县）人。他是曹操的第三子，他与他的父亲曹操和二哥曹丕都工诗能文，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三曹”。如以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说，曹植又都超过了他的父兄。谢灵运说：“天下文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 曹操在其晚年，身为汉相，又是魏王，代汉而有天下的形势已定。但是他的长子曹昂已死于宛城之役，所以立谁为世子作为他的继承者则还未定。依长幼而论，应该轮到曹丕，而老三子建却更能赢得曹操的欢心。曹植不但文才过人，口才实也很好，他的左右还有杨修、丁仪、丁廙等人为他出谋划策，加深他已经获得的好印象。杨修连曹操在看什么书都悄悄通知曹子建，要他准备着，以便谈起那书来可以对答如流。曹丕当然也不会闲着，总得针锋相对地争一番。他的谋士虽只有贾诩一个人，其实却比杨修等人都更厉害些。贾诩叫曹丕只装出一副拙诚的外相，用以打动曹操，自己在暗中却又随时拆穿曹植的谋士们那些巧招的假象。这一招数确实很有用，结果弄得杨修为教曹植而丧了命，曹子建也失了宠，曹丕的继承人的位置终于到手了。 虽然是弟兄，争夺权位却又是各不相让的对手。那个得了胜的，当然还要力加防范败者会再起。所以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于诸弟和曹植都管得很严，把他们都分封各地，平时连见面都难。特别对曹植，防范和压制得更严。这种孤危的环境，使得曹子建只能从诗上来表达他的愤愠和不平，他的内容深刻的一些诗，大部分都是他在争立失败后才写出的。他们兄弟的寿算都不长，曹丕只活了四十岁，曹植也只活到了四十一岁就去世了。 曹子建的诗约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诗作大都词采绚丽，才华外露，耀人眼目，所以当时很有些人称之为“绣虎”。后期则转为沉郁，光华尽敛，而劲气内充，读来反更使人感动。 《曹子建集》一向很为人们喜爱和传颂，所以流传的版本很多。这些版本大都把全书共分为十卷，其中有赋四卷，诗一卷，歌词一卷，颂、赞、铭一卷，表一卷，文启、咏、序、书、诔辞一卷，论说一卷。清人丁晏又刊有《曹集铨评》一书，在十卷外，另附有逸文一卷，在搜集遗文和校勘方面都很为尽力。近人黄节，又有《曹子建诗注》二卷，在真伪辨订和注释方面又很有创见。 嵇中散集 《嵇中散集》是三国时魏国著名文人嵇康的全集。嵇康（223-262）字叔夜，铚（今安徽宿县）人。他是魏国极有名的人物，不但能文，在哲学和音乐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与阮籍齐名，又与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成、刘伶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极有时誉。 嵇康曾与魏室通婚，他的妻便是曹操的曾孙女。但那时魏室已衰，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嵇康与魏室的婚姻关系，倒给他带来很多不便，后来竟遭到杀身之祸。为了缓和他的危机，山涛曾想荐他到司马氏手下去为官。但嵇康鄙视司马氏的那个腐败的统治集团，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一信，拒绝了山涛的推荐。在那信里，他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些话都是被人们认为狂傲不逊，悖逆天道的。加以曾被他多次轻侮的钟会又是司马氏的能臣，借机对他加以构陷，终于使他不能免祸。 嵇康入狱后，多少人都想努力搭救，三千太学生还上书请求愿以嵇康为师，使之获救，但是这些救援都无作用。嵇康临刑时，神色自若，还命人将他的琴取来，抚了《广陵散》一曲。抚毕又说：“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而不与。《广陵散》从此绝矣！”嵇康的音乐修养极深，他不但琴抚得好，还作有《琴赋》和《声无哀乐论》等文，对乐理加以阐发。 嵇康生前曾官至中散大夫，因而他也被人称为嵇中散，他的文集也就被名为《嵇中散集》。这个集子，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共十五卷。但在陈振孙的《书录题解》中，只记为十卷。陈在书中并说，嵇康所作文论六、七万言，其存于世者仅如此。这已说明了到宋时他所见到的，已无完本了。稍后，王楙曾说，他得有毗陵贺方回家藏的《嵇康集》，是手抄本，也只有十卷，其中的诗，共六十八首。明嘉靖间，吴县黄省也曾重辑过《嵇康集》，杨慎还参与过那书的考核工作。鲁迅先生曾尽力搜集过嵇康的作品，并辑有精校本的《嵇康集》，其卷数也还是十卷，其卷目是：诗一卷，赋、书一卷，集录、论一卷，论六卷，箴、跋一卷。 陆士衡集 《陆士衡集》，是晋人陆机的文集。陆机（261-303）吴郡华亭人，他是吴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晋书》于传中说他“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陆机二十岁时，吴已灭亡，他于是闭门读书，约有十年。太康末，他年将三十的时候，和他的弟弟陆云一道，同往洛中，寻求机遇。入洛之后，往见太常张华。张华久闻其名，一见如故，还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陆机在洛，初从吴王晏，为郎中令，后为赵王伦相国参军。赵王伦死，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义，那时陆机为平原内史，被颖任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及兵败，孟玫等谮机有异志，颖使人收机。机被收，叹曰：“华亭鹤唳，可复闻乎？” 遂被颖所杀害。 《隋书·经籍志》载《陆士衡集》为十四卷，《唐书·艺文志》说是十五卷，《宋史·艺文志》则曰十卷，宋庆元庚申，奉议郎知华亭县事信安徐民瞻，曾合刻《二陆文集》，取张华之语名书《晋俊文集》。《二陆文集》合计有赋二十五篇为四卷，诗五十八首为二卷，乐府十首、百年歌十首为一卷，演连珠一首、七征一首为一卷，颂、箴、赞、笺、表、文、诔、哀词共十五篇为一卷，议论、碑五首为一卷。现在流传的本子即徐氏誊刻本影刻的，共十卷。其卷目为赋四卷，诗一卷，拟古暨乐府一卷，乐府一卷，杂著一卷，颂、箴、赞、笺、表、文、诔词一卷，议论、碑铭一卷。 陆士龙集 《陆士龙集》是陆机的弟弟陆云所撰。陆云比陆机只小一岁，死却与陆机同时遇害的。陆云也极能文，少年时即与其兄陆机齐名，被人称为“二陆”。 陆云与陆机同时入洛，遇害也在同时，后来论者都以为他们不能以文为隐，自甘寂寞，却反随波逐流，以求显达，同蹈祸机。唐太宗在《晋书》中论及他们兄弟时也说：“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已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诫于前；华亭之鹤，方悔于后。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陆士龙集》，原作十二卷，录有诗文三百四十九篇。到唐时已有亡失，《唐书·艺文志》所录已仅作十卷了。到南宋时，则连十卷本也不全了。宋宁宗庆元时（1195-1200）信安徐民瞻在秘书省得到这书，乃与陆机的《陆士衡集》同刻，流行于世，现在最流行的，还是这个合刻的本子。 《陆士龙集》全书现共为十卷，计有赋、箴一卷，诗三卷，诔一卷，颂一卷，骚一卷，与平原书一卷，启一卷，书集一卷。 陶渊明集 陶渊明是我国有名的田园诗人，出身于极为著名的世家。他的曾祖是做过大司马的陶侃，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曾官为太守。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但也有人说他原名潜，字渊明。他早年也曾出仕为官，陆陆续续做过一些如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之类的小官。在他为彭泽令时，有督邮来县，县吏告诉陶渊明说，督邮到来，照例应该官服整齐，束带往见。陶渊明听说后，叹道：“吾安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耶！”遂愤然去职，并著有《归去来辞》以见志。归家后，以躬耕为业，朝廷后以著作郎征辟，他也不去。由于从事耕读，所以他在诗中写下了不少自然风光与力耕之乐，也颇能以农人之忧为忧，以农人之喜为喜，但他又颇有一些儒家的恬退之思，老庄无为之想，所以在他的诗中，不免也常常流露出一些乐天知命的消极情绪，形成创作思想中的矛盾。 陶诗的艺术特色是能以雄健的笔力，造平淡的意境。语言朴质自然，又极精炼，悠然意远，显见其竟境的冲和平淡。而有些忧时之作，则又感情深厚，劲气内敛。陶诗对后世的影响是极深的，晋、宋以来的历代诗人，几无人不受有他的影响。北宋诗人苏东坡是极崇敬他的，《东坡集》中和陶之作很多。陶渊明死后，里人私谥为“靖节先生”，所以他的集名有时也被称为《陶靖节集》。 鲍参军集 《鲍参军集》，是六朝刘宋时诗人鲍照的专集。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人。他出身寒微，所以虽曾入仕，却始终很不得意。 鲍照能文善赋，而尤以诗闻名。后来有人把他和与他同时在世的谢灵运、颜延年合称为元嘉三大家；实际上鲍的成就还在谢、颜之上。临川王刘义庆在江陵时，把远近能文之士，都延揽入幕，鲍照、袁淑、陆展、何长瑜等都在，并以能文为称。元嘉中，河济俱清，一时以为祥瑞。鲍照即就其事写了一篇《河清颂》，前面有序，极工。鲍照为中书舍人时，正值宋孝武帝刘骏在位，这位孝武帝也好为文章，又常自称他的文才人莫能及。鲍照微悟其意，在职时为文便多鄙言累句，当时有人遂说鲍照实已才尽，文章已经写不好了。其实没有想到，鲍照是怕让孝武帝感到不悦，才这么做的。鲍照后又出为临淄王子顼的参军，后人遂以鲍参军称之。子顼后来起兵败亡，鲍照也被乱军所杀。 鲍照为诗，长于乐府、歌行。《拟行路难》十八首，描写社会不平现象，抒发贫士失意之悲愤，风格清俊飘逸。故杜甫诗称之为“俊逸鲍参军”。他有些诗多用七言，使七言歌行得到新的发展。这对唐代诗人李白、岑参等影响颇大。《鲍参军集》十卷，计为赋二卷，诗六卷，表、启、疏、书一卷，铭、揭一卷。 谢宣城集 《谢宣城集》的作者是南齐人谢朓（464-499），他字玄晖，夏阳（今河南太康）人。他是贵族出身，人极聪慧能文，文章清丽生动，自少便有美名。对他的诗，沈约称叹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他十九岁便为豫章王太尉行参军，后又出为宣城太守，“谢宣城”之称，便是由此而得的。最后，谢朓在南齐东昏侯肖宝卷时的变乱中，被收入狱而死。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谢朓的诗清丽而有格律，属南齐永明年间所形成的“永明体”。他是谢灵运的堂侄，人们常称他们两人为“二谢”，玄晖有时又被称为“小谢”。他的诗也是以描绘风光景物的山水诗为多，但与谢灵运的富丽精工，时著重色者不同，他是以轻描淡写，抓住其间最能表达景物之美的要点来写的，使人读了宛如目睹。如他的最为人所称道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复春洲，杂英满芳甸”， 一直为后人所盛赞。李太白对此也极为称扬，曾有“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之句。 《谢宣城集》原有十卷，现存者则只有五卷，系据宋绍兴二十八年楼炤刻本所印。谢朓诗因重音律，已开唐代“新体诗”之渐，集中有很多首对仗工稳，声韻协调，甚至竟有“全篇似唐人者”，所以他对唐代诗人的影响可说极大。 江文通集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他在宋武帝时入仕，得任南徐州从事，历经宋、齐、梁三代，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 江文通少年时便极好学，而并未以能诗为称。据说他曾有一梦，梦中有人授给他五色笔一支，他怀笔而醒，从此便文思大进，为诗为赋都极精美，遂以才美见称。多年以后，夜宿亭间，忽又梦见一人，自称他是郭璞，向他说道：“吾笔在卿处多年，可见还。”江淹探取怀中，果然五色笔还在，便以还之。自此以后，文思忽然钝极，为诗为文，再无佳句。时人因此谓之“才尽”。所谓“江郎才尽”一语的出处即此而起。 以上这个传说，活灵活现，倒是个很美的小故事，但于事实自不足信。江淹前巧后拙，是个事实，但以之归为“五色笔”的得而复失，都只能供为谈资，巧拙之易，都当另有其故。江淹早年，仕途坎坷，自然敏于见事，慷慨也多，而且接触面广，见闻也富，所以为诗为赋，自然易工。后来日渐通显，心满意足，感觉日钝，而且所接触的都只是些达官贵人，比之以前窄了很多，写不出什么来，原是很自然的。如以“五色笔”作为生活和思想上的得失，那倒是个很好的比喻。 《江文通集》，《隋书·经籍志》作前后两集，前集九卷，后集十卷。注则不分前后，称共二十卷。但《隋志》所称的《江文通集》都已早佚，不可得见了。现今所传的，则为清人梁宾所辑，共有四卷。 江淹诗歌，风格清丽，多拟古之作，尤以赋为一时之秀。《恨赋》、《别赋》刻画感情、极为工致，向来为人所传诵。 何水部集 《何水部集》，南朝梁何逊撰。何逊字仲言，东海剡人，其生年不详，约卒于梁天监十六年（517）。 何逊以少慧著称，据说年八岁便已能诗，十余岁便在州中举为秀才。他的文章与刘孝绰并为人称，一时称为“何刘”。当时已极有名的范云，看到何逊的对策时，大为称赏，因与结为忘年之交，从此相互唱和，遂无虚日。沈约也很欢喜他的文章，曾对他说：“我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得已。”这种深得其味的感觉，说得真是透彻。何逊极爱梅花，后人咏梅，每常及于何逊，便是以此之故。他在扬州之日，廨宇有梅盛开，何逊吟咏于其下，每每乐而忘返。后居洛阳，那里梅花极少，何逊思梅不得，因请再往扬州。重返扬州之日，又值梅花盛开，何逊便大开车阁，邀延文士，共同吟咏其下，笑傲终日。在梁天监年间，何逊曾为建安王的记室，也就是得任秘书之职。建安王也是个爱好文学，愿交文学之士的人，得到了何逊，日日与之饮宴谈论，极为欢快。何逊在被任为安成王参军事时，曾兼职为尚书水部郎，后来世称何逊为何水部者，以此。 《何水部集》最初是由王僧儒所集，容有诗文共八卷。但王辑的《何水部集》实已散佚，现在通行的本子，已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张纮所刊行的了。张纮所辑的共有诗九十五首，并附载范云、刘孝绰所作拟古二首，联句十三首。 何逊的诗，善于写景抒情，辞意隽秀，审音炼字，甚见苦心，对近体诗的发展，也颇有影响。 庾子山集 《庾子山集》：庾信撰。庾信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人，为庾肩吾之子。他生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时年六十九岁。庾信幼而俊迈，聪明绝伦，博览群书，尤精《春秋左氏传》。他文章艳丽，与徐陵齐名，时称“徐庾体”。 庾信初入仕时为湘东王国属常侍，后转为安南府参军。那时，他的父亲庾肩吾在宫中为梁太子中庶子，掌记室事，庾信便也被引入宫中，为抄撰学士。父子二人，同在东宫出入，恩礼之盛，无人能与之比。 庾信盛有文才，为文极为绮丽，每有一文，都下诸人莫不争相传诵。他在梁，官至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梁末，庾信出使西魏，魏帝也颇好文学，待庾信极尽恩礼，后竟久留不遣。庾信在北国，历仕西魏、西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信又有“庾开府”之称，便是这个缘故。后来陈、周通好，彼此各许放还流寓于南北两地之士，但庾信却仍被留不遣，他久居北国虽位望通显，极被尊礼，乡国之恩却终难免，因有《哀江南赋》之作。这篇赋文情并茂，多年来被人称诵，最为驰名。 《庾子山集》现在的通行本有清初仉璠的《庾子山集注》本，该书共十六卷，计分为赋二卷，诗二卷，乐府二卷，歌辞一卷，表一卷，书启一卷，连珠一卷，讃一卷，教、文、序、传一卷，铭一卷，碑二卷，志、铭一卷。 徐孝穆集 《徐孝穆集》的作者便是辑有《玉台新泳》一书的徐陵，他是梁、陈之间的文人，与庾信齐名，当时被人称为“徐庾”，他们的诗一时颇多为人仿效，称“徐庾体”。 徐陵不但能诗，为文实也极好，入陈之后，为中书监，很多重要文书，如《受禅诏》及《加九锡文》等，都出于其手。他又很有口才，纵横辩驳，能与之为敌者很少。他很早便好老庄之学，梁简文帝在东宫时，自己撰有《长春殿义记》，曾命徐陵在前为序，又曾命他把体会《庄子》的所得制为《庄子义》。 徐陵为文，不法一家，颇善改变旧体，自成新制。他的文章轻灵巧密，读来极为流畅。他的诗则多偏于艳体，为当时宫体诗的重要作家之一。 《徐孝穆集》原为三十卷，但几经变乱，散佚已多，现存者为清人吴兆宜所辑，计共六卷，计为：赋、诗、表、文、启一卷，书二卷，序、碑一卷，碑、颂、铭、志一卷，诏文、书一卷。 王子安集 《王子安集》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的诗文集。王勃（650-677）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人极早慧，据说年方六岁便已能文，他一生虽极短促，年仅二十八岁便因往交趾探父，溺水而死，但留传下来的诗文却已不少。杨炯在《王子安集》的序中也说，麟德初年，太常伯刘祥道巡行关内，见而异之，曰：“此神童也。”可为一证。王勃的哥哥王勔、王剧也很有才，诗、文颇佳。他父亲的朋友杜易简常夸他们说：“此王氏三珠树也。”王勃十五、六岁时便已应举及第。他又作有《宸遊东狱颂》和《乾元殿颂》进上。沛王李贤早闻其名，把他召为王府修撰。在那里，王勃因英王、沛王相约斗鸡，戏为《檄英王鸡》一文。唐高宗认为文中很有些话是挑拨皇室关系，因而发怒，命将王勃斥革出府。 《王子安集》係由明代闽人张燮所集，共十六卷，计为赋二卷、诗一卷，文十三卷。另附录一卷。清人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则分为二十卷，并增有注释。近人罗振玉又辑有《王子安佚文》一卷，附录一卷，还有校记一卷。 王勃的诗文常多直抒胸臆，以至情感人之作。如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便最以真挚感人。那诗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其中，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最为人所称颂。常有并不知王子安其人，而这两句诗都反能脱口而出者。 在《王子安集》中，赋也为数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那篇为人熟知的《滕王阁序》了。那是他去交趾省父，道经洪州，在被约宴的席间的即时之作。主人都督闫公，为重修滕王阁而排宴，并且为了要向众人显示他的女婿的才华，事前已做成一篇序文，要在当场假为即时之作，获得声誉。开宴后，闫公谈到“盛会如斯，不可无文以纪”时，命人捧出纸笔，先请众宾撰写。众宾早知内情，纸笔送至，便都辞谢了。只有王勃，一则少年好胜，二则不知细情，纸笔送来，便即欣然应命。这一来，破坏了闫公的好事，因而极为不满，便在暗中命人看他到底写些什么，随时都来报知。听了开头的“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几句。闫公轻轻一笑，只说不过是平常的老生常谈，并无所异，听过一阵，稍见动容。等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才大为称叹，说，“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其实这不过是王勃点化庾信《马射赋》的成句；“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旂一色”而已。不过他套用得极好，景色更为实际自然，所以竟成为千古习诵的名句，反远远超过原句了。还有“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天地”，也是套用了王屮的《头陀寺碑》“层轩延袤，上出云霓，飞阁逶迤，下临天地”。这里借用之处更多，但较原句也好得更多。王勃点化旧句，使更佳妙，这在才华艳发的人，也是常有的事。如秦少游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之出于隋炀帝的诗句，也正属于此类。 杨炯文集 杨炯也是初唐四杰之一，他的生卒年都已无考，只知他是华阴人，显庆之末曾被举为神童而已。显庆末，当在660年，那一年王勃年十一岁，大概他们两人的年岁相差不多。 杨炯与王勃有很多相似处，都极早慧，称为神童，是其一，都生性直率，恃才傲物，很惹过些事，此其二。杨炯在朝曾为崇文馆学士，后来又迁为詹事司直，这些都属于接近宫廷的翰墨之臣。杨炯恃才自傲，现于辞色，他很看不上有些朝士腹中无物而又装模作样，便称之为“麒麟楦”。有人不解其意，问他取意何在。杨炯道：“那些要弄麒麟戏的，都要做个像是麒麟的外壳，套在驴的身上，耍起来，俨然像是个灵物。耍完，脱去了外壳，其实还不是个蠢驴！”他的想法已苛，说得又极刻薄，所以听到的人都很愤怒，给杨炯自己招来了很多不利。 在武则天称帝时，杨炯以族弟犯逆，被外贬为梓州司法参军，后又为盈川令。如意元年（692）中元节，宫中以盂兰盆分送佛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极为铺陈，词很雅丽，希望以此能调回京中，但未如愿。 杨炯为人，外儒雅而内狠毒，他被贬在外，又怀了一肚子气，竟把怨气都发洩在碰在他手里的黎民百姓身上，先后多有榜杀，被人以酷史称。他于诗颇以气势取胜，但又未能尽脱齐、梁间的缛靡之气。他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王、杨、卢、骆”被称为唐初“四杰”，杨炯对此常说，“我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杨炯的文集原称《盈川集》，共三十卷，名为“盈川”是因他曾为盈川令的缘故。 卢照邻文集 王、杨、卢、骆四杰，卢照邻排在第三，但他却是其中年纪最长的一个。他字昇之，号幽忧子，是幽州范阳人。大约生在贞观十五年（641），死于唐高宗时的永隆元年（680），死时年四十岁。 卢照邻幼习儒业，十岁时又曾从曹宪、王义方学习《尔雅》。他以贫入仕，只做过几任小官。初时曾在邓王府为典签，后又转为新都尉。卢照邻体弱多病，终于因病去官。后来又因服丹中毒，变得手足痉挛，动转不灵，很是痛苦。由于贫苦病废，所以卢照邻的集中多愁苦哀伤之作，其中以《五悲文》最为感人。这是卢照邻以自己的不遇的五种情状发为哀叹，并借以显出社会间的黑暗和不平的。其大意是，在唐高宗时，重用史家，而他却是个儒者，不能够投合；在武后时，以法家为尊，而他却有黄、老无为之思，又赶不上趟，封嵩山后，屡聘贤士，他却又病废了······由于病废、愁苦，对人民的疾苦，感触自也较深，集中便有一些较真切地反映社会积病之作，如《长安古意》等篇，揭露了一些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成为他集中的有力之作。 《卢照邻集》原为十卷，经久颇有散佚，到明代张燮辑集时，已经只得七卷，其中赋、诗、骚共占五卷，文二卷。另附录一卷，其中有他的小传和一些遗事。 骆宾王集 骆宾王也是初唐四杰之一，他的生卒年也已难考，但大约总是和其他三杰是同时人，年岁也相差不远。他是婺州义乌人，字已不详，大约生在唐太宗贞观十四、五年间，卒年则因人们就连他是被杀或已逃掉了都不能确知，所以也弄不清了。 四杰多数都是神童，骆宾王也不例外，也是很早便以能文为称。他尤长于五言诗，曾以《帝京篇》哄传都下，被人称为“绝唱”。他最初曾为道王府属，道王曾命他自言所能，但骆宾王耻于自矜，一直拒而不答。武后时，官为侍御史，以多次上书讽谏，被贬为临海尉，他意极怏怏，结果弃官而去。 武则天称帝后，徐敬业起兵声讨，骆宾王因在徐的幕中，为徐作有《讨武曌檄》一文，传檄天下，声讨武后之罪，辞锋极为犀利、痛切。武则天得到此文，初读时，不甚介意。后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才矍然而惊，问左右道：“谁为之？”左右以骆宾王为对，武后不禁叹息道：”宰相安得失此人！”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的结果有两说：一说他已亡去，不知所之。《旧唐书》则说是：“敬业败，伏诛。” 骆宾王人是生死难定，所为文也大致都散失了，那时武后因重其文，曾遣使出外寻求，结果集成十卷，计赋一卷，诗四卷，文五卷，称《骆丞集》，到清季陈熙晋又有《骆临海集笺注》十卷。 在四杰中，骆宾王是最有抱负的一个，诗中亦较多具有忧时悲愤之辞。他的《在狱泳蝉》、《易水送人》，意在言外，尤极感人。 陈伯玉集 《陈伯玉集》亦名《陈子昂集》，唐诗人陈子昂所作。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出身于富厚之家，使气任侠，年十八，尚未甚知书，后入乡校，才折节苦读。据卢藏用在他的《陈氏别传》中说，那时他“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攻坟典。数年之间，经史巨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 陈子昂最初曾为感遇诗三十首，时人王适一见便道：“此子必为天下文宗！”自此而稍有名，乃入京师，以开眼界。初到时，知道他的人很少，局面很难开展。却巧有个卖胡琴的，有琴一把，索价百万，很多豪贵彼此传观，都不解何以价高至此。这时陈子昂直笑而前，即照价买下了它，看的人都惊问这琴的好处。陈子昂说，他精于此道，并与众人相约，到明天可以在宣场里听他的演奏，至期来者毕至，陈子昂设有酒肴，与众人共饮，并捧琴向众人宣说道：“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物，豈直留心！”说罢把琴摔碎，而将带入京中的文章遍赠诸人，于是一日之内，声誉扬谥于都中。文明元年（684）陈子昂成进士，曾一再上书论事，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授为麟台正字，又擢为右拾遗。但他终以言过切直，不为武三思等所喜，两次从军，又与武攸宜不协，终于以父老为词，解官回里。回里后又因射洪县令段简受武三恩的指使，把他投入狱中害死，时年仅四十二岁。 陈子昂性偏急，不能容物，但又轻财好义，很得人心。唐初诗、文，还留有徐、庾余风，竞尚靡丽，至子昂始有意趋于雅正，提倡魏晋风骨，要求作品要有思想内容。所作《感遇》、《登幽州台歌》等诗，指斥时弊，抒写悲愤，内容充实，风格高峻，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对唐诗发展影响很大。但作品也表现出人生无常，向往神仙、隐逸的消极思想。 《陈伯玉集》又名《陈拾遗集》为清人杨春所辑，共十卷，分为前、后两集各五卷。解放后，重加整理，名《陈子昂集》，仍为十卷，计为诗、赋二卷，文八卷。另有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并附有年谱。 曲江集 《曲江集》是开元宰相张九龄的诗文集。张九龄（673-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的文集以曲江为名，就是由此而起。 张九龄生而颖异，七岁时已经能文。唐中宗景龙初年，他中了进士，迁右拾遗，很为当时的诗人张说所爱重。到开元中期，他得拜同平章事中书令，为政很得人心，称为贤相。唐玄宗的生日，百官争献珍异，张九龄却只以《千秋金鉴录》为进，在其中具陈历来兴废盛衰之道，很使唐玄宗赞赏。 在以李林甫为相这个问题上，张九龄和唐玄宗有了分歧。唐玄宗事先倒是也和张九龄商量过，但张九龄认为李林甫的正气不够，“恐异日为社稷忧”，唐玄宗却又没有听取。 李林甫果然入相后便开始排挤这个不肯为他美言的张九龄。他引入了牛仙客为自己的助手，不但使张九龄被罢了相，还把他贬为荆州刺史。张九龄过后不久便死了，被谥为“文献”。 张九龄不但文章冠一时，而且仪容翩翩，行止飘逸，又沉重端凝，有大臣风，一时曾为人所争羡，并称之为“曲江风度”。在先安禄山讨契丹兵败，张九龄曾请诛以正法。并说，“苟不诛，后必为患”。当时唐玄宗也没有听从他。后来安禄山果然造反，唐玄宗仓皇入蜀，到这时他才想到张九龄可真是确有先见，不觉为之涕下，并即派人到曲江去祭他。 在为政中，张九龄以平易近人为能，不喜炫奇争异。他的文章也有类于此，所撰制草，明白切当，多得正言之体。他的诗，早年偏于华艳，被贬后，风格也为之一变。那时他作：有《感遇诗》十二首，以比兴手法抒写政治抱负及被贬后的感慨，情调深沉，最能使人感动。 《曲江集》，《唐书》、《宋史》的《艺文志》都说是二十卷，而明刻本则已只有十二卷了。清代有张世伟刻的《唐丞相曲江张文献集》，也是十二卷。《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曲江集》也是十二卷，但另外却还有《千秋金鉴录》一卷，又《附录》一卷。 宋之问集 《宋之问集》，唐宋之问撰。宋之问一名少连，字延清，虢州弘农人，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先天中（713）年左右）。他伟仪貌，善答辩，尤擅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年甫冠，上元举进士，除考功员外郎。武后召与杨炯分值习艺馆。张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之。又谄事太平公主。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中宗置修文馆学士，之问首膺其选。睿宗即位，配贬钦州，赐死于徙所。宋之问再被窜谪，经江过岭，所有篇詠，传播远近。友人武平一为之纂集成十卷。现流传者为两卷本，第一卷为赋、五言、七言古诗，第二卷为五言、七言近体诗。又有影印明刻本。其诗与沈佺期齐名，人称“沈宋”，但多歌功颂德之作；放逐途中诸诗，则较优秀。他的诗律体谨严，唐代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便是由他和沈佺期两人倡导力行，因渐形成的。 王右丞集 《王右丞集》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著，王官至尚书右丞，故被人称为“王右丞”，并以此名集。 王维（699-759）字摩诘，原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人，后隋父迁居于蒲（今山西永济县），遂为河东人。他早岁知书，与其弟王缙都负盛名。安禄山之乱，唐玄宗入蜀，王缙从往，王维都没能逃出，并为安禄山所得，授以伪官。乱平以后，降伪者例应治罪，但因王维的弟弟王缙愿以己官易兄维之罪，又因王维闻得安禄山等在凝碧池上作乐，曾为凝碧池一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絃”，诗中深有衷思，非甘心从逆者可比，因而只贬官为太子中允，不究其罪。王维活到唐肃宗乾元二年去世，事后，肃宗索阅其诗，由其弟王缙辑成以进。 王维的诗，平淡雅洁，格调最美；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关心世事，颇见抱负，所以还很有些歌咏从军、边塞等类之作，颇见豪迈之气。后期则世情转淡，多是些追慕隐逸，带有皈依佛教的色彩。他又是个成就很高的画家，对于描摹景物，最见特色，因此有人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尝画有“雪里巴蕉”一图，为现实所无，却又是想象所可有。诗里却也常有这样的夺妙之处。在这些地方，王维于后人最有影响和启发。梅尧臣说王维能“状难描之物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真是说得恰到好处。 《王右丞集》以清赵殿成集注本最称完善，全书二十八卷，计有古诗六卷，近体诗八卷，外编一卷，赋、表一卷，表一卷，状文、书记一卷，序一卷，文赞一卷，碑一卷，碑、铭二卷，誌铭一卷，哀辞、祭文，连珠，判一卷。卷末附有诗评和王维的年谱。 孟襄阳集 《孟襄阳集》是唐孟浩然撰。孟浩然（一作名浩）以名为字，襄州襄阳人。生于唐武后永昌元年（689），卒于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五十二岁。他少好节义，隐鹿门山年四十，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叹服。与张九龄、王维为忘年交。王维私邀之入内署，适唐玄宗至，浩然匿床下而为玄宗所觉，因问。王维具以实告，玄宗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之。”乃召出，令诵所为诗。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句时，玄宗不悦，说：“卿自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而放其自还，未加任用。 采访使韩朝宗亦知其才，约孟至京，想荐他入朝，又因与旧友欢饮大醉而误了约。韩朝宗为此而怒，不再荐他。孟浩然却也并不在意。 孟浩然一生颇不得意，历游东南各地，写了很多山水诗，被人认为可与王维齐名，称为“王孟”。 孟诗以写景见长，清新生动，引人入胜，也还有些诗是发抒怀才不遇之感。集中所作，大半类此，因而有人认为孟诗题材略狭。 《孟襄阳集》原有王士源编三卷本。士源，元临汾人，字拙庵，自号具川道人，延祐进士，官至崇文少监，有《拙庵集》。 《孟襄阳集》三卷本，凡诗二百十八首。现存有影印宋本。又有明刻四卷本，编次与宋本不同，收诗较多。但有些是羼入的作品，它的卷目是五言古诗一卷，七言古诗一卷，五言律诗一卷，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一卷。 李太白集 《李太白集》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文集。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他的先代在隋时以罪徙西域，李白就生在那里，到五岁时、才跟随其父李客迁居绵州昌明县（今四川江彰县）居住，由于在那里住在一个叫青莲乡的地方，所以后来李白便又有青莲居士之称。 李白自幼聪明非凡，他自己就说过，“五岁通六甲，七岁观百家”。七岁而已读百家之书，自然是带有夸张性的说法，但已很读了点书，则都是可推知的。长到十岁时，过人之处更为显见。在益州，长史苏颋见到他，颇感惊异地说：“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长到十五、六岁时，李白爱上了剑术，志气越见宏放，惯于行侠，飘然有超世之心。 后来又尝客居任城，与孔巢父等人为友，住在徂徕山间，每日欢饮，常至沉醉，被人称为“竹溪六逸”。后更离乡远游，辗转来到长安。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诗文，极为叹赏，说：“子谪仙人也。”遂与道士吴筠共荐，李白遂得供奉翰林。他的诗才也很为唐玄宗所欣赏，几次想要用他，都又为人所阻。这是由于李白倨傲自负，蔑视权贵，曾于醉后使高力士为之脱靴，所以才屡被中伤，不能得用。曾有这样一说，说是李白于醉后被召往沉香亭，见到唐玄宗与杨贵妃曾应命赋《清平乐》三章，以牡丹与贵妃相比，极得玄宗称赞；杨贵妃也很高兴，常常独自吟味，高力士因怀恨李白，便于贵妃正在吟哦之顷说道：“娘娘真并不恨李学士么？”杨贵妃不解，问故，高力士道：“可怜飞燕倚新妆，以娘娘和赵飞燕相比，而又以轻薄之语出之，不可恨么！”杨贵妃被高力士打动了，也转怒李白，玄宗几次欲用都被阻挠，这也是原因之一。这些传说未必可靠，但李白的疏傲权贵，可以想见。 李白终于在天宝三年（744）被谗去官，又开始到各地游观。他在洛阳遇到了比他小十岁的杜甫，两位大诗人一见如故，开始结下深厚情谊。安史乱后，李白受永王李璘之聘，成为幕僚，很想由此申达自己的治国安邦之志。但永王璘颇有图谋帝位的野心，和唐肃宗发生了冲突，兵败后，连李白也受到了牵连，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中途遇赦，才始得归。这时他年已五十九岁。此后，李白仍是到处飘流，六十二岁时死在当涂。 李白由于天才横溢，想象力最为丰富，他又行侠任气，遍游国中，接触到的人物和事件极多，发而为诗，自然雄奇灿烂，光芒四射，被人们尊为“诗仙”。他的诗大约可分为三大类。集中最多的诗是吐露他的壮志难酬，抑郁不平之气。在这些诗里，他尽力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对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无限的同情。第二类是游仙诗，在这里见出了他的心胸和抱负，也描绘了祖国山川的雄伟壮丽，但仍也吐露了很多世事难为，飘然自去的感情。第三类是纵酒寄情之作，这一类的诗所表现的情绪很多，有自适其意的乐境，也有怀人念故的深情，更多的是忧乐交融不可自已的表白。他的诗风雄奇豪迈，感情炽热，想象丰富，形象鲜明，语言自然奔放，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 由于李白的诗一向极为人所爱，所以历代都有《李太白集》印行，流传较广的有南宗杨齐贤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元代肖士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清王琦注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王注《李太白文集》属《四部备要》本，最称完善。 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是唐代与李白齐称的伟大诗人杜甫的全集，当然其中主要的是诗。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后迁居河南巩县，是诗人杜审言之孙，自幼便深具为诗的传统和素质，他曾有“七岁书大字，开言泳凤凰”之句，可见其能诗之早。 杜甫于二十岁时开始出外漫游，到过吴、越、齐、赵等地。在漫游中，他浏览了很多的名胜古蹟，观赏了无限的壮丽河山。他在三十五岁到达长安，应进士试不中，生活很困顿，天宝末，以献《三大礼赋》被授为右卫率府胄参军之职，安史乱起，天子出奔，他也逃出长安，奔随车驾。在途中曾为乱军所俘，幸得逃出，继续追赶。在凤翔，杜甫终于赶上了车驾，授官为左拾遗之职。不久，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此后杜甫始终飘泊无定，难得安身，仅在四川严武幕中，生活略为安定。严武曾表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常称杜甫为杜工部，就是因为这个。又因杜甫曾在长安附近的少陵住过，曾自称为“少陵野老”，所以又常被人称为“杜少陵”。杜甫曾在成都西南浣花溪时筑有草堂，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出蜀。 杜甫由于忠君爱国，又深入民间，所以诗的表达方面极广，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上及朝廷，下至民间都曾有深刻的反映，因此被人称为“诗史”。他在诗中所反映的情况是极深远的，不但反映出了战争的惨烈，也深刻地反映出了在战争中所出现的阶级矛盾。最著名“三吏”和“三别”，便成为传诵千古的不朽名作，他不但于这些重大的题材都写得很好，而于诗中一般的题材，如怀旧、赠别、咏物等等，也都各尽其妙。关键之所在是，他的感情真挚、深厚，对于一切题材无不尽力而为，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所从才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 《杜工部集》原为六十卷，早已散佚，北宋王洙编为二十卷，附补遗一卷，遂成定本。历代注释杜诗者极多，所以有“杜诗千家注”之称，近来最通行的则有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和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等本。其中仇注最为得宜，钱注详于史事，而在稍觉浅易之处则略而未注了。 高常侍集 《高常侍集》，唐高适撰。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沧州渤海人。生平不详。卒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他少性拓落，不事生业，家贫潦倒失意。后客于梁宋间，以求丐取给。天宝中，士人求进，已以诗歌当先，那时高适年岁已过三十，为求仕进也开始留意于诗。他天分很高，经历又多，所以一学即二，很快便已成了能诗之人。他的诗以气质自高，被人称许，每成一篇，好事者便争相传诵，因而益为有名。在汴州时，曾与李白、杜甫等人相会，彼此欢聚纵饮，很为投契，每至酒酣，高适常登台悲歌，临风怀古。他又曾往长安求仕，但仍不遇。后经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举有道科，才得任为封丘县尉。但那种县尉的生活，在他来说，都是“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使人悲”的，很难使他忍受，终于弃官而去。后来，他遇到关右节度使哥舒翰，很被器重，延至幕中，任兵曹参军、掌书记。安史乱后，以军功历任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官至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因此遂有“高常侍”之称。 高适由于出身贫困，接近人民，后又长在军中，所以诗作尤以边塞诗见长，在诗中反映了战争的艰苦，人民的苦难，特别是成边士兵的诸般生活。他的诗是很充实的。 现今所传的《高常侍集》共十卷，有诗八卷，文二卷。 另有一种八卷本，则有诗七卷，赋一卷。 他的诗意境雄浑，情调苍凉。《燕歌行》尤为杰出。部分诗描写了农民的悲惨境遇。因和岑参同以边塞诗著名，风格也接近，所以世人便常以他与岑参并称，谓为“高岑”。 岑嘉州集 《岑嘉州集》，唐诗人岑参所撰。岑参（714-770）南阳人，他也是早年丧父，少年时极为贫苦。他为人极好学，天宝三年（744）成进士，年仅三十一岁。他入仕后，多历军职，曾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中任职，为掌书记。中间，他曾一度回京，后又重任军职，做过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伊西、北庭节度副使。后又回京，任右补阙，最后出为嘉州刺史，死在蜀中，人此遂以“岑嘉州”称之。 岑参由于久在戎幕，在鞍马烽烟间生活了多年，于关塞形胜、战争疾苦都深有体会。他善于描绘，对塞上风光，战争变化，都有独到的描写，使人有若身临，恍如目睹。其诗气势豪迈，色彩浓烈，语言变化多端，独具风格。他和高适均以边塞诗著称，故世称“高岑”。其诗如《白雪歌》，《走马川行》，《火山云歌》诸诗，最有特色。他善于写作七言歌行体。又善七言绝句，如《逢入京使》，《碛中作》等诗，情致宛转，通俗自然，可以看出他受乐府民歌的影响很深。 岑参有诗集十卷，但《全唐诗》则作八卷（此从《新唐书》及《唐才子传》所载），清《四库全书》则只有书目，而未有收录。 元次山集 《元次山集》，唐元结撰。元结字次山，号漫郎，又号聱叟，因曾在猗玗洞避难，又自号猗玗子，还又自称为浪士，他原是鲜卑族人，世居河南洛阳。他的生年有两说，一说他生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卒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死时年五十有四；另一说则说他生于开元十一年（723），卒年则相同，那样他便只活了五十岁了。他少年时为人不羁，到十七岁时才开始向学，师事元德秀。他于二十九岁到长安应试，不第，过了六年，才得成为进士，但仍未被录用。史思明进攻河阳时，元结上书三篇，切论时事，唐肃宗看了，很为欣赏，擢升为右金吾兵书参军，摄监察御史，佐荆南节度使共拒安禄山。在军中，元结屡立战功，后官至道州刺史，卒时却在京师。 元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由于早年贫困，生活上的磨练较多，所以诗文都能反映人民的疾苦。集中的文体很多，诗、赋、颂、铭，箴以及各类形式的散文都有。他的诗平直朴素，爱憎分明，以言出肺腑而感人，不弄什么花样。如《贼退示官吏》一诗中，曾说，“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一语破的，道出了官吏比盗贼还恶。杜甫对此便极为称赞。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敢于直言，不同流俗，集中也有些论文、论诗之作，见解也颇高明，很注意到作品要有政治意义和教育作用。前人评其文曰：”文章戛戛自异，变排偶绮靡之习。” 《元次山集》共十卷，首三卷是诗，其余则全为文。 颜鲁公集 《颜鲁公集》，唐颜真卿所撰。颜真卿（709-784）瑯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为人博学工书，能属文，尤善于辞令。开元中，成进士，调醴泉尉，再迁为监察御史，以鲠直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在那里，他预料到安禄山必将为乱，遂暗作准备。后安禄山果然谋叛，河朔一带俱见骚然，只有平原一地以预有所备，独称完好。他以守土有功，拜户部侍郎，加河北招讨使。颜真卿于是更召募工兵，与他的从兄颜杲卿一道起兵讨贼，转战于河朔诸郡，并被推为盟主。时贼势极盛，河北诸郡多陷。颜真卿辗转来到凤翔谒见唐肃宗，肃宗授以宪部尚书，又迁为御史大夫。时朝廷草昧不暇治。真卿强治如平日。后出为冯翊太守，又坐谗屡贬。代宗时，再迁至尚书右丞，封鲁郡公。德宗立，卢杞深恶之。改太子太师。时值李希烈反，卢杞建言遣真卿往谕。颜真卿奉命而往，李希烈却不受命，反迫令颜真卿降他。颜真卿不为所屈，李希烈恫之以死。真卿道：“死生分也，何多为？”李希烈乃置颜真卿于土窖，仍想强他投降。颜真卿示以必死，乃作遗表、墓志、和祭文等，张贴寝壁，说：“此吾殡所也。”李希烈无奈，遂缢杀之。卒后被谥为“文忠”。 颜真卿文词刚劲，最善草书，著有《吴兴集》十卷， 《卢州集》十卷，《临川集》十卷，共三十卷，均已散佚。现传本则为清人黄本骥所编订。计有赋、表一卷，奏、疏、传、议一卷，仪注一卷，判牒、书帖一卷，序、记、述一卷，赞颂辩、题名、碑铭一卷，碑铭一卷，神道碑铭三卷，表、墓碑铭、墓誌铭、墓碣铭、碑铭一卷，祭文、残碑逸文存目一卷，古近体诗、逸诗存目一卷，外集八卷，诗评十卷，附世系表，年谱，补遗等。 刘随州集 《刘随州集》亦称《刘随州诗集》，唐刘长卿撰。刘长卿（709-780）字文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为转运使判官，知淮南鄂岳转运留后。由于性情孤傲，与人多忤，后竟为吴仲儒诬陷，以非罪系狱于姑苏，贬为播州南巴尉。后有人为之辩诬，酌移睦州司马，最后官为随州刺史，后人因遂称为“刘随州”。 刘长卿的诗以描写自然景物，田园风光见长，继承了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他以五言诗最为出色，《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一诗：“荒村带反照，落叶乱纷纷。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野桥经两断，涧水向田分。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写得荒若凄静，却又极具静美，而以此亦益见来访者的盛意之可感、五律区区四十字，而写得如此深厚完美，实不愧有“五言长城”之称（权德舆语）。其实他的七言诗中，实也不乏佳作。 《刘随州集》有明正德影印本与清王灏刻本，均为十卷，另外集一卷。又清光绪间有《刘随州集》十一卷，计为诗十卷，文一卷。 韦苏州集 《韦苏州集》唐诗人韦应物作。韦应物（737-789）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玄宗时，在宫廷任三卫郎，倚依帝恩，放浪自为，任侠使气。安史乱后，失去依倚，乃折节读书，性情也转为安静和雅，韦应物做过多任州县小官，由洛阳丞而京兆府功曹，而栎阳令，而比部员外郎，又为滁州刺史、江州刺史，最后任为苏州刺史，因而人称韦苏州。他在苏州多惠政，极为人称颂，性情也益为和易。所到之处，常扫地焚香两坐。 《韦苏州集》收录诗歌五百多首，分为古赋，杂拟、燕集、寄赠、送别、酬答，怀思、登眺、杂兴、歌行等十类、集前有宋王钦臣所作的序。 韦应物由于生活基础较宽，所见者多，又做过很多亲民的小官，所以作品中的生活气息较浓，也颇多关心人民疾苦之处。在他写到安史之乱时，也更多地道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到晚年，他的诗又稍有变化，渐渐转为景物的描述和心情的陶写。这一则由于安史之乱已定，社会稍得平复；二则也是作者年事渐高，且常与僧、道交游，所到之处常要焚香静坐。他在后期的诗，由于吟咏山水田园者渐多因此有人甚至把他也算在田园诗一派的诗人里面了。他的诗，如《始至郡》、《采玉行》等，深为人所称诵，有人以为他的诗“七言不如五言，近体不如古体”，却不免有些偏颇。 《韦苏州集》流传世间者，一为康熙时项细所刻，他那是根据宋时王钦臣的校订本刊刻的，全书共十卷，有诗五百七十一篇，另外还有一种影印明嘉靖年间的华云刻本，其书于十卷外，增有附录一卷。 翰苑集 《翰苑集》是唐代陆宣公的文集。陆宣公名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人。他登第很早，年十八已成进士，后又得中宏词科。他先曾为外官，做过郑州尉，唐德宗在位时，内调为翰林学士，极见亲任。德宗对陆贽几乎是言听计从。外面虽有宰相主持大议，内里的决策人则是他，因此时人称之为内相。泾源兵变后，德宗逃出长安，往幸奉天，一时军书猥集，裁夺批奏，全由陆贽加以主持。陆贽为文明白晓畅，立论精详，极具说服力，他的奏议也是如此。《陆宣公奏议》一向便被单独成书，通行于世。他佐德宗度过了朱泚之难，官位做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真的成为宰相了。但功高招忌，在暗中攻评他的人便多起来，终于为裴延龄所谗，罢相后被贬为忠州别驾，有人劝他，贬后事务清闲，不妨从事著述，把他的从政得失如实写出，传诸后世。但陆贽觉得，如果那样，将更会招谤，因而没有听从。忠州地方贫瘠，山地起伏，颇多瘴疠，陆贽却开始了收集验方的工作，结果把很多实有应验的药方集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散给乡人，受到人们的感念。 陆贽的一生，可以说与唐德宗相始终的，德宗即位未久，他便成为翰林学士，一直在德宗身边，为他筹划一切，只有后来被贬，才分开了几年。德宗于贞元20年（804）去世，次年陆贽竟也死了。他死后被谥为“宣”，所以后来被人称为“陆宣公”。 《陆宣公奏议》在封建时代一直是一部极畅行的书，宋人郎晔并为之作注。《翰苑集》的内容也是以奏议为主，还包括有他所代批的一些制诰。《翰苑集》共二十四卷，有清人张佩芳的注释，并附有年谱一卷。 韩昌黎全集 《韩昌黎全集》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文集。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由于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他自幼丧父，由兄、嫂抚养，刻苦力学，日读常数千言，极早便能通六经百家之言。贞元间，他中了进士，初为董晋推官，后调为四门博士，又迁监察御史。他奏事迂直，不知避讳，被贬为山阳令。他的宦途是很坎坷的，一生常在内调和贬外中过活。在朝，他做过国子祭酒，刑部、兵部、吏部侍郎等官；在外，他也在潮州、袁州等地做过刺史。他死于唐穆宗时的长庆四年，因死后被谥为“文”，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为人耿直谦和，而又颇自负，他尊崇儒术，常以继承孔孟，力排佛志为己任，同时极重视教育和提携后进。儒道是尊王的，因而韩愈对当时的藩镇割据尤为痛心，做过很多有利于振兴帝室的工作，最突出的便是他竟不畏艰险，招降了叛臣王廷凑。这种宣抚叛臣的工作，实在是很危险的，譬如颜真卿，便是因去宣抚李希烈而竟被杀害了的。 在文学方面，韩愈是个反对六朝以来的靡丽文风的人，他反对骈文，力主复兴汉、魏以前的散文的章法。他大声疾呼，并身自力行，终于使文风有了改变。人们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便是由此而起的。他的文章，上承秦、汉，雄劲简敏，在章法上很有些创新之处。为后人所称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他被列在首位，实在不是偶然的。在诗上，他极推崇李、杜，称他们的诗是“光芒万丈长”。他的诗也是务去陈言，力求新异，由于时常以文入诗，又好用僻字、险韻，有时实不免显得有些险怪。在哲理方面，韩愈完全以儒家为依归，并极注意其一脉相承的道统。还认为，人在品德和智慧方面，可以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也承认，“人非生而知之者”。由于重儒道，所以韩愈认为，师道最要紧的便是“传道而授业”。他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在当时却是颇有新意的说法。 《韩昌黎全集》共四十卷，是由他的门人李汉编定的。宋时的廖莹中辑注本，则除文三十卷，诗、赋十卷外，还另有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昌黎先生集传》一卷。明代徐时的泰东雅堂本，是全照着廖本刊刻的，卷数，也都相同，近代有些其他的版本，卷数大致也都是这样。 柳河东集 《柳河东集》，唐柳宗元撰。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自幼便极精敏，为文卓伟峭拔，对于诗骚尤有研究。他已登进士第后，又应博学宏词试，也已得中。入仕后，初为兰田尉，后迁监察御史。唐顺帝时，王叔文当政，柳宗元与刘禹锡等人，都参加了王叔文的主张革新政治的集团。不久，他们的改革失败，柳宗元也与王叔文、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即所谓被逐八司马者是也。 柳宗元原已极善为文，经贬为永州司马之后更善。既遭斥逐，又入蛮荒，积其忧郁之情，发而为文，就益见精锐而易于感人。他在永州过了很久，才得转为柳州刺史，情况稍有所进。在柳州，柳宗元对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是一视同仁，因而颇多善政。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最后竟病死在那里，柳州的人民很怀念他，并设有祀奉他的专祠，世人因而就也把柳宗元称为“柳柳州”。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是提倡古文运动的主将，人们也把他们并称为“韩柳”。柳宗元的文章峭拔矫健，与韩文的汹涌雄混有别。他善于剖析，在《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等文里，揭露阶级矛盾，批判黑暗现实，写得都极深刻。他还写了不少寓言，短小精悍，发人深醒，最为有味。他们遊记是最有名的，所到之处，常常只以寥寥数语，便能将一个地方的形势、景色、光泽、气候，描绘到纸上，令人有如目睹一样，这种技巧，一直被人学习，仿效。柳诗风格清峭，《江雪》、《渔翁》等篇，最为世人称道。在哲学方面，他也颇多研究，他认为“元气”便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否认在元气之上还有什么更高的主宰。他还提出了“天人各行，互不相预”的观点，打击了当时盛为流行的因果极应的说法。但他并不反佛，且有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 《柳河东集》有通行的四十五卷本，那是由刘禹锡所编，而由宋人廖莹中所刊刻的。其中计有：雅诗歌曲一卷，赋一卷，文三十九卷，诗二卷，《非国语》二卷。另还附有外集二卷，末并有《外集补遗》和《年谱》等。 孟东野集 《孟东野集》，唐孟郊撰，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武康县）人，性情孤介，落落寡合，早年屡试皆不第，隐于嵩山，一意致力为诗，年四十六时始得成进士，五十岁时才得出任漂阳尉。 孟郊的诗，由于他是半生都在贫苦不第之中，所以诗中多为寒素穷愁之作。他又习于苦吟，诗句便显得“瘦硬”。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等句，都切实地表达出了他的清苦生活。正由于此，他又很有些泳叹贫富之间、苦乐相去绝远的不平。他《寒地百姓吟》一诗里便说：“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劳。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华膏隔仙罗，虚绕千万遭。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遨。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这诗思路奇峭，“寒者愿为蛾”真想到了绝处，但即便为蛾也还是不能得暖，只有落地死，为遊遨者所踏，结句“君子为郁陶”，悲愤之情可见。但他虽贫苦，自有气节，“虽裘褐悬结，未赏俛眉为可怜之色。”这气节都从他的为诗“瘦硬”上，表而出之。他又是位感情极为深厚的诗人，他的为千古称诵的《游子吟》一诗，使人皆与心合。 唐人，特别是韩愈，对孟郊的诗是评价极高的，且称之为“苦吟诗人”。至宋，声价便稍不同，如苏东坡对孟郊诗便有“空螯”、“小鱼”之讥，金人元好问在他的论诗绝句里则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也只说到了孟诗的“穷愁”一面。 《孟东野集》，以宋人宋敏求所编，搜集最备，计共十卷，有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怀寄、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等十四类，末附赞一篇、书一篇。 刘宾客集 《刘宾客集》唐刘禹锡撰。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贞元八年（792）他二十一岁时得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最初在杜佑幕中掌书记，后入为监察御史。永贞元年（805），他和柳宗元等都是辅佐王叔文进行改革的人物，他们的改革只持续了一百四十多天，便为内监和保守势力给挫败了，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很久后，被召还，却又以所作《游玄都观诗》，讽刺了那些倖进的人们，再度又被排出，安置到边远的地方，作了播州刺史。但这样仍不能使他属服，在《再游玄都观》一诗里，还是尽量地嘲笑了那些软弱无节，追求瞬息富贵的人，在前诗里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予以嘲骂，在后诗中又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更以自己的不屈态度蔑视他们。最后他终于得入为郎中，迁集贤院学士，太子宾客。他的“刘宾客”之称，便是由此而得。会昌中，刘禹锡故去，被加为检校礼部尚书。 刘禹锡人极坚执，被贬在外多年，专以文章自适。为诗极生动明快，常能单刀直入，一语破的。由于较为接近人民，他的竹枝词，很为人们欢迎传诵，富有民歌色彩。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晴叶情，至今仍在民间传唱。由于多年被贬，他还作了很多讽刺诗，既嘲笑了封建王朝的黑白颠倒，也一吐自己的不平之气。他与白居易和韩愈都极友好，其中甚多彼此酬唱之作，但他不似白、韩的惯于铺张，总是写得极为简练。他还写过三篇《天论》与柳宗元的《天说》相似，也发挥了无神论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的职能在于“生万物”，而人的职能在于“治万物”很有些合乎唯物论之处。 《刘宾客集》原本四十卷，今存三十卷。计有诗、乐府十卷，赋、文二十卷。宋代宋敏求辑遗诗四百零七首，杂文二十篇，为外集十卷。 长江集 《长江集》，唐贾岛撰，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他是个与孟郊齐名的“苦吟诗人”。他早年曾出家为僧，法名无本。后入京得识韩愈，并得到了韩愈的誉扬，诗名大起，乃还俗而应进士试，后得中，曾任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职。由于他曾任长江主簿，所以被人称为“贾长江”，并以名集。 贾岛真可称得上是“苦吟诗人”，他啄磨起诗来，便把什么都忘了。一次他在路上得句曰“落叶满长安”自觉很好，但对句却苦思而不得，他吟咏着，盘算着，把什么都不顾了，不想却因此冲撞了京兆尹刘棲楚仪仗，被拘絷了一夜才得放出。不久，他又几乎是同样的冲撞了韩愈。这一次贾岛是骑在驴上苦吟，他得句曰：“岛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句里的这个“推”字，他觉得如果换个“敲”字似乎也好，他捉摸不定，到底是用哪一个字好些，于是一路念念有词，并作推敲之式，希望得到解决。这样便又冲撞了韩愈的前导，被拿到韩愈的马前，韩愈仔细问过了他，很高兴他的这种研究精神，遂与之并辔而行，相与讲论诗学。韩愈并说，推敲二字，似以“敲”字为佳，这里便是“推敲”一语的出典了。 贾岛的经历与苦吟都与孟郊相似，诗的风格也都属于寒苦一流，所以后来人们便把他们二人并称，并以“郊寒岛瘦”为他们的略评。其实认真说来贾岛却远非孟郊之比，孟会把他的心都呕出来！”其父名晋肃，“晋”、“进”音同，李贺便不肯去应进士试。又有一说则是主考者故意以此来刁难他，使不得应试。为此，韩愈曾作一文曰《讳辨》，意在为之解。他仅在唐宪宗时一度做过一个称为“协律郎”的小官。他大概是个肺病患者，所以常常呕血、卧病。 李贺的诗，想象奇特。他善于熔铸词采，运用神话传说，所以诗中常出瑰丽奇境，富有浪漫气息，乐府歌行更是如此。他也有部分诗歌通过曲折笔法，讽刺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荒淫。还有的则反映了民生疾苦，如《老夫采玉歌》等。他写诗非常严肃，但失于太过雕饰，故理不胜词之处，所在可见。 《李长吉歌诗》注本较多，共达十余种。太都为四卷本，以王琦所注的《李长吉歌诗汇解》，博采众家之说，最为周全。 张司业集 《张司业集》，唐张籍撰。张籍字文昌，生卒年不能确悉，大约生于公元768年，卒于830年。他的原籍是吴郡，少时即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他于唐德宗贞元年间中进士，曾任国子司业、水部员外郎等职，因此被人称为“张司业”，有时也称为“张水部”。 张籍出于韩愈的门下，因此韩愈于他有师授之恩，但他性情耿介，对韩愈也颇多责讽。他与当时的朝野名士都有交游，和贾岛、孟郊时有唱和，交谊极厚。白居易稍后于他， 也曾有诗相赠。张籍有很重的眼疾，视力不佳，故孟郊戏称之为“穷瞎张太祝”。 张籍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其精神与白居易相近，其乐府诗对当时社会矛盾作了较广泛的揭露，对封建压迫下妇女的悲惨处境，也寄予同情。 《张司业集》为南唐张洎选编。序中说：“自丙午至乙丑，相次缀辑，得四百余篇。”他搜集编成，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诗集原名《木铎集》，凡二十卷。清人汤中改为《张司业集》，合为八卷。明万历中和州又有与张孝祥的《于湖集》合刊的本子，其中共有诗四百四十九首，并录《与韩昌黎书》二首，订为八卷。这几种版本所录张籍的诗数，大体都相去不远。 王司马集 《王司马集》，唐诗人王建所撰。王建字仲初，颖川（今河南许昌）人。他的生年，迄无定论。一说生于大历元年（766），一说是大历三年（768），另一说是天宝十年（751），卒年则都认为是唐文宗太和四年（830）。他何时得中进士，也无定说。 王建出身寒微，一生极不得意，只在元和年间（806-820）做过昭应县尉，长庆间（821-824）被授校书郎，太和间（827-836）又复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他之被称为“王司马”，便是为此。由于出身寒微，他对民间疾苦感受很深，常以乐府诗的形式，发而为诗，以见己意。因此他以长于乐府诗见称于时，白居易之有“新乐府”之作，无疑受到了他的影响。 王建的诗，反映了战乱之际人民和士兵的疾苦，也时以田家、蚕妇、织女、水夫为题材，从各方面表现了劳动大民的艰苦生活。他的诗言语通俗，描写真实，极多优秀之作。他还作有宫词百首，流传很广。这些宫词在技巧上颇多新异之处，但对宫廷妇女的苦闷和幽怨涉及较少，写得过于轻巧。 《王司马集》原十卷，第一至三卷为乐府，第四卷为古风，第五至九卷为律诗，第十卷为宫词。明毛晋、清胡介祉又都刻有八卷本。 皇甫持正文集 《皇甫持正文集》，唐皇甫湜撰，皇甫湜字持正，唐睦州新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宪宗元和中（777-830）前后在世。元和元年登进士第，官至工部郎中。与李翱、张籍齐名。 他为人性急好酒，酒后常任性使气。裴度闻其名，曾召往幕下，为东都判官。裴度那时在修福先寺，将修成时，很想将白居易请来，为文纪事。皇甫湜得知此事，不由发怒道：“我近在目前而不请我，却要远远地去请白居易，我只有就此告辞了。”裴度赶紧谢过，请他来作。皇甫湜先取酒痛饮，待酒酣性发，才取过纸笔，一挥而就，果然写得极为精采。裴度得文后很是高兴，急忙送去许多缯綵，以为酬谢。皇甫湜看了，颇为不快，说：“我自从为《顾况集》作序后，从未替人轻于动笔。碑文字约三千，以一字三缣而言，何止此数。待我不太薄了么？”裴度听后笑道：“真不羁之才也！”便又加倍酬谢了他。 皇甫湜与韩愈交好，从韩学为古文，才思极为敏捷。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他也极力协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文章崛奇锋利，但有时不免偏于险奥。他的诗也极富功力，但传至后世者，却只有三首。 《皇甫持正文集》共六卷，但旧本已佚，今本为宋人重编，共收入赋、策、论、序、碑、记等文三十九篇，有明毛晋刻本及影印宋刻本。 元氏长庆集 《元氏长庆集》是晚唐诗人元稹的诗文集。因结集于唐穆宗的长庆年间，所以称为《元氏长庆集》。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人极早慧，九岁时便已工于为文，十五岁已以明经及第。贞元间成进士，补校书郎，迁左拾遗，以言事为当政者及宦官所恶，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任通州司马。元和末，入为膳部员外郎，承旨学士，并由工部侍郎入考大政，已居于相位。他因与裴度不和，罢为同州刺史，后又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 元稹极早便有诗名，他与白居易极为友善，彼此唱和， 往来不绝，被人称为“元白”，称其诗为“元和体”。据说唐穆宗还在东宫为太子时，便已极知其名。妃嫔近侍乐诵其诗，称他为“元才子”。长庆时，元稹便是以进诗得登相位的。正由于此，他被人认为进之不以其道，因而为人所轻。 元稹早期的文学观点，和白居易相同。其《乐府古题序》一文，阐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是新乐府运动的支持者。其“古讽”用乐府形式，讽刺了当时的一些黑暗现象。 　伤悼诗”也颇能表现出真实感情。他的诗在反映现实深度，以及语言的通俗流畅方面，都不及白居易。唐人李肇指出元稹的诗有些不免失于“淫靡”。近人陈寅恪也有所论及，他觉得元诗常多一题数意，因而不甚清切，给予读者的印象也不够深，其次是造句遣辞，常或失之雕琢，有些晦涩，不及白居易来得明白。但元诗中佳作仍然不少，白居易把他视为“文友诗敌”，绝非出于偏爱。 《元氏长庆集》原为一百卷，但在宋时已有缺佚，现在的通行本则为六十卷，计有诗、赋二十七卷，文三十三卷。又集外文两篇。《四部丛刊》本亦为六十卷，另集外文一卷。 白香山诗集 《白香山诗集》，唐白居易撰。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他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原籍太原，家居韩城，后又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少年时代，曾避乱江南。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年二十九岁时，中了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触怒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时，累迁杭苏二州刺史，颇著政绩。文宗立，迁刑部侍郎。二李党事兴，白居易耻于缘党晋升，乃称病分司东都，以太子少傅进冯翊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有香火社，自号香山居士。会昌六年卒，大中初谥为“文”。 白居易的文学思想，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他早期所作的一百多篇“讽谕诗”如《秦中吟》等，大胆揭发封建政治黑暗现象，同情被残酷剥削的穷苦人民，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丰富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内容。白居易在牛李党争和黑暗混乱的政治环境中，意志逐渐消沉，特别是晚年，思想变化更加明显，他的创作丧失了前期的锋芒。但总的说来，他的作品政治倾向强烈，艺术形象鲜明，语言通俗，平易近人。他追求的是“老妪都解”的艺术效果，也确实达到了“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瑟琶篇”的地步。代表作《长恨歌》、《瑟琶行》流传千载，是文学领域中常被引说的作品。他与元稹交情笃厚，且与齐名，并称“元白”。又与刘禹锡齐名，又号“刘白”。有《白氏长庆集》六帙行于世。 《白香山集》是清人汪立编注的。汪立编注此书，考证编排极为精密。书成于康熙壬午，朱彝尊、宋犖皆为之序。全书四十卷，计为：《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六卷，别集一卷，补遗上下二卷，年谱一卷。 薛涛、李冶诗集 《薛涛、李冶诗集》唐薛涛、李冶合撰。薛涛（768-831）字洪度（一作弘度）长安人，她的父亲叫薛郧，因在蜀中为官，遂流寓于蜀。薛涛人早慧，年八、九岁便已能诗。一日，其父指着天井中的一株梧桐，吟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吟时望见薛涛，便命她将诗续足。薛涛便续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后人觉得她的续诗兆头实在不佳。 薛涛在她的父亲去世时，年才及笄，因以诗名流传于外，又善于修饰，描眉弄脂，极为昳丽，所以一时知名之士都极乐与之游。韦皋镇蜀之时，常召她来侍酒赋诗，并想加以奏请，任她为校书郎。但以护军坚持以为不可，没能实现，然而从此薛涛一直出入于川西节度使的幕中，前后来镇者共十一人，她都以诗名受知。她与元稹往来最密，元稹离蜀后，二人一直仍有唱和往来，音书不断。和她以诗唱和的，还有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张佑等多人，这些人也都是诗中的健者。薛涛早年卜居于浣花溪上，利用溪水，善造“松花纸”及“深红小綵笺”，世称为“薛涛笺”。晚年薛涛住在碧鸡坊，在那里建了“吟诗楼”，自己便在楼上居住，她的诗以赠人之作为多，极善抒情，也常流露出一些身世飘零之感。她死后，段文昌为她撰有墓志铭，称她为唐代驰名的女诗人。 李冶是和薛涛同时而略前的一位女诗人（约生于756年左右），两人的身世也有些相似。李冶字季兰，（一作秀兰）吴兴人，生得很美，神情潇洒，既留心于翰墨，又善弹.琴，她也颇为能诗，五六岁时，作《泳蔷薇诗》，有句曰：“经时未架都，心绪乱纵横。”父其见之，深感口兆不佳，恐其将为失行之妇，后竟果然。李冶后来做了女道士，颇与能文之士交游，她性情浪漫，好作雅谑，时时往来于剡中，与《茶经》的作者陆羽及上人皎然，相交尤厚，唐玄宗后闻其名，诏命赴阙。李冶时在广陵，应命北上，在宫中住了月余，赐给甚优。安禄山之乱，陷于贼中，竟不知所终。 李冶诗存留者不多，昔人评其入宫之事曰：“上比班姬则不如，下比韩兰英则有余，不以迟暮，亦一俊娼。”《宋史·艺文志》录有《李冶诗》一卷，与薛涛诗合刻则是后来的事。《薛涛、李冶诗集》共亦二卷。 樊川诗文集 《樊川诗文集》，唐杜牧撰。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卒于宣宗大中六年（852），卒时年五十岁。 杜牧出身于世家，他是宰相杜佑的孙子，太和二年，二十五岁时，便已成为进士。但他为人刚直，不愿利用自己独具的优厚条件，所以并未致身通显，最后也仅官至中书舍人。杜牧有别墅在樊川，所以被人称为“杜樊川”，并以此名集。 杜牧登进士第后，又举贤良方正科，因被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巡官。牛僧孺为淮南节度时，又表杜牧为掌书记。杜牧是个容貌昳丽、能歌善舞、又颇好作狭邪游的人，他曾有句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曰：“觉来十载繁华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都是老实的自道。为此，有关他这方面的传闻也较多。在他身为监察御史，分司洛阳时，那时司徒李愿已在家居，李愿家中名妓不少，在当时被称为第一。因杜牧身为御史之官，李愿常行宴会也不敢请他。直到杜牧使人事先致意，李愿才敢约请。杜牧才到李家，便索见李家家妓紫云，他说：“闻有紫云者，妙歌舞，愿一见。”既见之后，立即为紫云赋诗，简直旁若无人。李愿看出杜牧心意，便将紫云赠给了他。太和末年，杜牧游湖州，又看中了一个小女孩，因为当时年齿尚稚，便以金币为定，约以十年后来为郡守，那时再行纳娶。此后杜牧浮沉宦海，一直没能如约来长湖州，直到他的知友周穉为相，才得乞长湖州。抵郡之日，相去定约之时已达十四年，而那个女孩也已于三年前便已出嫁，且已生有两个孩子了。杜牧闻知此事，不胜怅怅，乃吟成一首七言绝句曰：“自是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殷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杜牧最以诗名，后人为了把他与杜甫加以区别，称之为“小杜”，称杜甫为“老杜”。杜牧还颇以知兵自负，熟习由曹孟德所订定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并为之作注。他感于那时的边疆多事和藩镇跋扈，在诗文中也多有论时论兵之作。集中，文如《阿房宫赋》，诗如《泊秦淮》等，借古讽今，寓意深远。他的写景抒情小诗，也极清丽明快，令人欢喜。另一些以纵酒狎妓为题材的诗，则不免有些流于轻薄，是集中的较弱之处了。 清人冯集梧曾为樊川诗作注，书名《樊川诗集注》。冯是浙江桐乡人，字轩圃，号鹭庭，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官编修，著有《贮云居集》。他注杜牧的诗，第铨事实，以相参检，而对古人作诗意义，略而不道，无牵合附会之弊。其卷目为诗集四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另附本传。 玉谿生诗笺注 《玉谿生诗》，唐李商隐撰。李商隐字义山，又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卒于宣宗大中八年（858），卒时年四十六岁。他幼而能文，积为令狐楚所赏识，命诸子与之同游。开成二年，借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力，得登进士第。后来令狐楚的政敌王茂之镇河阳，亦爱其才，辟李商隐为掌书记，妻之以女。于是令狐绹憾其负恩变节，很看他不起。王茂之死后，李多时竟无调官之望。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亚后坐李德裕被贬，李商隐也随他到了岭表。三年后，李商隐入朝，为京兆椽曹，典笺奏。令狐绹入相后，李屡起陈情，却都毫无效果。柳仲郢镇东蜀，辟为东川节度使判官。柳被罢，他亦失职，遂客榮阳，后病死。 李商隐最长于律诗和绝句，能于短小篇章之内，迭现波澜。古风也颇多力作。宋人王安石论之曰：“唐人学老杜而能入其藩篱者，惟商隐一人。”此论确有见地。李的诗作颇多无题诗，由于读来艳丽迷离，可作多方解说，所以一时多起附会，说是艳诗。并传李与女道士宋华阳姊妹及宫女卢飞鸾、卢轻凤姊妹都曾相恋，这些诗都是为这些怕为人知的恋情而作的，所以写得特别隐讳。其实这不过都是些揣测之辞。李诗中有艳诗是事实，但无题诗绝非全是艳诗。李为诗有所指论，又不愿直诉，写得宛转曲折，所以费人解猜。 李商隐与温庭筠是同时人，诗采也颇相近，被人称为“温李”，说他二人齐名。其实就诗而论，李是高出于温一筹的。后来杨亿等人专学“温李”诗的华词艳采，称“西昆体”，却是取法于其弱处，所以“西昆体”者始终没能弄出什么名堂来。 《玉谿生诗笺注》，系由清人冯浩所注。大致本自清朱鹤龄、程梦星等人的注本，又多补正其缺误。他所编的《李商隐年谱》，对李诗的出处事迹征引颇详，最能称胜。共有编年诗四卷，诗前有发凡、文史、年谱、赠诗、诗话、目录等二卷。共六卷。 樊南文集详注 《樊南文集》是李商隐的文集，由于李的诗和文是分别结集的，所以诗集文集都各有名。 李商隐工于骈文，集中所收大半都是他在王茂之、郑亚、柳仲郢等人幕中所作，另有一些则为上令狐父子的笺、表之类，大都是自己陈述，望能得到谅解。李商隐的文章颇多华采，与温庭筠、段成式齐名，当时号为“三十六体”。 《樊南文集》也是由清人冯浩所注。冯浩字养吾，号孟亭，浙江桐乡人，乾隆十三年进士。他精研李义山的诗文，所注诗集，称为《玉谿生诗笺注》，文集则曰《樊南文集详注》，计有表一卷，状一卷，启一卷，祝文一卷，祭文一卷，序一卷，书箴、传、碑铭、赋、杂记一卷，附录一卷，共八卷。又《补编》十二卷，计有表一卷，状五卷，状启一卷，牒一卷，碑铭一卷，行状、黄箓、斋文、祝文一卷，祭文一卷。末附补遗附录。 温飞卿集笺注 《温飞卿集》，唐温庭筠撰。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山西太原人。他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卒于唐懿宗咸通七年（866）。他是晚唐时期的颇著盛名的诗人和词人。他极有捷才，为诗为文以至为词，无不可着手立成，在试场为诗，也是叉手一次即得一韻，凡八叉而八韻立成，故被人呼为“温八叉”。他虽捷于为文，但又极少自行应试，多是入场为人代作，以此历时极久，仍未得成为进士。由于他精于音律，能在酒宴之间立为侧艳之词，以供歌唱，所以歌妓娼女都和他极熟，并且很欢迎他。一般贵族子弟，如裴诚、令狐滈等人也把他奉为才俊，相与昼夜饮博，闹得昏天黑地。一次温庭筠醉中夜行，为逻卒捶辱，弄得折齿破面，狼狈不堪。他本来生得很丑，这一来更难看了，但虽如此，他却仍为娼户所欢迎，一直奉为上客，他因与令狐滈交厚，遂得出入于宰相令狐绹之门。那时的唐宣宗，极好吟唱《菩萨蛮》词，而作这词正是温庭筠的拿手好戏，一时无人可与相比。 令狐绹为了讨好宣宗，特请温庭筠作些新词为进。事后，曾嘱咐他，千万不要洩露，将来自有他的好处。但温庭筠大而化之，竟还是洩露出去了，因此惹得令狐绹很是恨他。后来又因令狐绹竟不知“玉条脱”一词的出处，温庭筠脱口便说：“这词出于《南华经》，并不是什么僻书，相公何竟不知。”一时弄得令狐绹很为狼狈，因而更加恨他。温庭筠也看不起令狐绹，曾讥笑他是“中书省内坐将军”，由是关系搞得更坏。后来温庭筠终于自试及第，得成进士，但因人缘已坏，也不得意。唐宣宗颇好微行，一次偶然与温庭筠相遇，交谈之后，由于温太傲慢，也不为唐宣宗所喜，终于被贬为方城尉。临行，纪唐文为之送行，赠他的诗句有曰：“凤凰诏下虽霑命，鹦鹉才高却累身。”说的倒是实情。 温庭庭的诗词都以色彩浓艳，辞藻华丽见称，时人称他能与李义山齐名，谓为“温李”，实则在诗上，他都不及李的深厚宏大。但在词上却一直都为人推崇，不但《花间集》中奉之为首，而且声誉越来越高，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诸人时，温词竟被尊奉至极端，几欲与《离骚》同列，屈原并驾了。 温庭筠的著作颇多，为人知者计有《汉南真稿》十卷，《握兰集》三卷，《金奁集》十卷，《诗集》五卷；传于世的又有《学海》三十卷，《採茶录》一卷，《乾撰子》一卷。他的词六十多首，几乎全为赵崇祚的《花间集》所采录。 《温飞卿集笺注》成于三人之手。最初为明人曾益所注，后来又由顾予咸加以补注，顾予咸的儿子顾嗣立又重加审定，最后才得成书。注中不署名的，是曾益的原注。署补字的，则是顾予咸的补注，署“嗣立案”的，则是顾嗣立的补笔了。 曾益字予谦，浙江山阴人。顾予咸字小阮，江苏长洲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顾嗣立字侠君，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中书舍人。 《温飞卿集笺注》共九卷，计诗七卷，别集一卷，集外诗一卷。 罗昭谏集 《罗昭谏集》，唐罗隐撰。罗隐（833-909）原名横，字昭谏，浙江余杭人。罗隐能诗，极早便已有名，但恃才傲物，好讥讽公卿，以此见怒于当道，致使十次应试都不得中。罗隐也极愤恨，所以才更名为隐，以示其意。广明中，因乱归乡里，曾为钱塘令，政绩颇佳。后依附钱镠，官至谏议大夫。 罗隐生当末世，正当群雄并起，互争天下之时，他本性好讥讽，时势更着重地把他引向这一方面，所以他的成就也以这一方面最为卓著。他把他的讽刺小品，收为一书，名曰《谗书》。鲁迅先生对他评价颇高，他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笔和愤激之谈”。如他在《英雄之言》一文里，便以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也”的两句话发为议论，证明各类“英雄”所谓救生民于涂炭，不过是骗人的谎言，自己想取得富贵以至帝业，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罗隐的诗也极富于讽刺性，虽然比之他的那些讽刺小品，在激烈和犀利上要差一些。 《罗昭谏集》乃清人张瓒所辑，共八卷，除诗文外，还收录有《两同书》等。 据说罗隐生得很丑，前人记有他与唐相郑畋之女的一段趣事，现附记于此。听说郑畋有女颇能知诗，曾读到罗隐的诗数首，大为赞赏，讽诵不已。郑畋原已很看重罗隐，至此而益为重视。一日，罗隐来到郑畋家里，郑女心慕其人，特隐于簾后窥探。不想一见之下，大失所望，此后便不再吟诵罗隐的诗了。 皮子文薮 《皮子文薮》，唐皮日休撰。皮日休（约834-883）字逸少，后改袭美，湖北襄阳人。他出身寒门，性颇傲诞，早年隐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嗜酒癖诗，更号“醉吟先生”、“醉士”。 皮日休以文章自负，尤善箴铭。与陆龟蒙交拟金兰，日相赠和。咸通八年登进士第，后入朝，为著作郎，迁太常博士。乾符中，东出关，为毘陵副使。后参加黄巢起义军，黄巢爱其才，得入咸阳，授以翰林学士。后来黄巢命他仿为谶文以见天命。皮日休写道：“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黄巢疑他讥讽自己，便把他杀了。但也另有一说，黄巢兵败后，皮日休是被唐室所害。 皮日休的诗文与江湖散人陆龟蒙齐名，人称“皮陆”。 皮强调文学应以抒写政事为主，因而写下许多揭露阶级矛盾的诗歌，散文和辞赋也大都借古讽今，抒写愤慨，文笔锋利。 皮日休能从黄巢起义，攻打李唐王朝，可算是一位极具反抗性的诗人。他的诗采泽不丰，但却多同情民生疾苦、愤于官吏虐民之作。他的乐府诗，继承了白居易和元稹的传统。 《皮子文薮》是皮日休自编的文集，共收诗文二百余篇，分为十卷。 莆里集 《莆里集》是唐末诗人陆龟蒙的诗文集。陆龟蒙字鲁望，原是吴郡人（一说长兴人），后来隐居在松江莆里，自善“江湖散人”，“莆里先生”，又自号为“天随子”。 陆龟蒙出身在一个败落了的世家，自幼读书，能通六经大义，而尤精于《春秋》。他也去应过进士试，但一试未中，便没有再试了。他一生只有很短一个时期，曾在湖州和苏州的刺史幕中做过一阵幕僚，别的时候则都是隐居在他莆里的家中。 陆龟蒙与皮日休相类，也以爱写、惯写讽刺小文见称于世，类如《记稻鼠》、《野庙碑》、《招野龙对》等等都是。这类文章在他的文集中，为数不少，而且实也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 《莆里集》乃宋人叶茵所辑，集中包容了陆龟蒙的全部作品，连他所编的《笠泽丛书》都已包括在内了。《笠泽从书》是陆龟蒙在笠泽居住时所编，全书未分类次，故名“丛书”，共有甲、乙、丙、丁四卷。《莆里集》全书计共二十卷，其中诗、文、杂著等共十九卷，另附录一卷。 陆龟蒙诗，除讽刺和揭露之外，写景咏物者也不少。他与皮日休颇多往来，时有唱和。在诗中，他颇好用典，以致显得枯燥呆板，佳作很少。 唐风集 《唐风集》是唐末诗人杜荀鹤自编的诗集。杜荀鹤（864-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人。他出身寒素，又屡试不第，所以早年生活甚苦。但他颇有抱负，并不以生活艰苦为意。他四十六岁时得中进士，仍未得官。他曾往谒尚未称帝的朱温，是时天忽无云而雨，这种现象，时人谓之“天哭”，认为极是不祥。朱温也为“天哭”感到烦恼，当即以此为题，要杜荀鹤作诗。杜欣然应命，诗有两句道：“若教阴翳却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工。”诗意极佳，朱温很觉快意，烦恼立除，由此对杜荀鹤独具青眼，后来竟让杜荀鹤担任了他的翰林学士。只是杜荀鹤任职不久，忽又得病去世了。 杜荀鹤以诗有名，他的诗反映了黄巢起义失败后，在晚唐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人民所遭受的惨痛处境，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他的诗语言通俗，多以口语入诗，并采用近体诗形式，打破了前人常用乐府古体写民间生活的传统。 《唐风集》一说是杜荀鹤自己所编，共收诗三百余首。也有人说是杜荀鹤的友人顾云所编。顾云字垂象，池州人，与杜荀鹤、殷文圭同在九华山读书，彼此极为交好。 鱼玄机诗 《鱼玄机诗》是唐代女道士鱼玄机所遗留的诗作的小集。诗并不多，大都为五、七言绝、律。清代有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藏有宋刻本《鱼玄机诗》，他在题记中说到书页之少，“才七页耳”。 鱼玄机虽能诗，而生时却并不以诗名，哄传于人口者，倒还是她的一些艳迹。她自己在《观新进士题名感赋》一诗中，曾有“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之句，就说明了这个情况。 所谓女道士，是一种带发出家的女人，这类人在唐代独多，后来才渐渐的少了。唐代的女道士，由于是带发修行，所以在外貌上仍保存着女人的特色，而且由于是道家打扮，头戴道冠，身穿道袍，有时还更具有一种出尘逸俗的形象，分外引人注目。同时，作为一个出家人，在行动上也比养在深闺的少女或少妇要自由得多，与施主们应酬往来，不会受到什么限制。有这两项条件，所以唐代的女道士中，很有些人竟过着有如“交际花”一样的生活，特别是能歌善舞，工于诗画的人，置身于舞宴歌坛，诗酒之会，更能艳名驰传，引人追逐。这种情况形成之后，一些失意的贵族少妇，或是巨室的下堂之妾，就更愿为女道士，既得悔过净修之名，又得放纵自遂之实。与薛涛有过合集的李冶，便是其中的一个，而鱼玄机则又是其中的一员。 鱼玄机原来也是补阙李亿的一名小妾，因不见容于正室，才出家到咸宣观里，做了女道士。因她年轻貌美，且又能诗，所以自为女道士后，常与很多文人往来。李郢和她住在同巷，所以往来最多，集中存有的酬合之作也不止一见。和她有诗唱往来的最有名的诗人，则是那个能为浓艳之词的温庭筠。鱼玄机相与的人虽多，生活上也近似放荡，但她还是向往追求着一个情投意合的人，以为终身之托。她在诗中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之句，很坦白地道出了她自己心意。她是个热切追求却又累受挫折的人，感情愈趋愈烈，终至做出了以妒杀婢，身罹死刑的悲剧。这一悲剧的男主角究竟是谁，已不可知，大概此人是鱼玄机暗已心许的人，而这个人却又勾引上了她的贴身侍婢绿翘，鱼玄机由怒生恨，顿起杀机，竟将绿翘活活痛打至死。 杀婢案发之后，鱼玄机被捕入狱，曾引起了很多文士奔走营救，但以人命关天，最后终于被当时的京兆尹温玮判了斩罪。关于此事，另外还有一些传说，其中有一说是，以主杀婢，原可罪不至死，倒是营救她的主人，奔走过切，显得声势过于大了，所以鱼玄机被认为是个祸国妖姬，势在必须除去之列了，另一说则是，爱之者为之奔走营救，但爱之而又无所获者，则又因妒生恨，必欲杀之而后快。两相斗争的结果是欲杀之者得了胜利，所以鱼玄机终于没能逃过“杀人者死”的律条。 《鱼玄机诗》的宋版为黄丕烈所得后，黄曾置酒高会， 约有多人为之题诗、填词，吟咏其事。近年中华书局曾就黄氏藏本，并其所有题识，收入《四部备要》仿宋本中，为之出版。卷首并绘有鱼玄机道装小像一帧。 司空表圣文集 《司空表圣文集》，唐司空图撰。司空图（837-908），字表圣，虞乡（今山西虞乡县）人。他已生当唐世末季，因而无心仕进，得中进士后，曾居官至中书舍人，后遂退隐，一意以著述为事。他努力为诗，曾有句曰：“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可见其意。但他实际并未能以诗名，倒是在诗旨、诗趣等各项理论上，很被人推许。他的《二十四诗品》之作，集中地表现了他对诗的主要看法。 司空图的这部文集，分量不多，且大部都是他居官时奉敕所为之作，很有些像是“代人立言”的味道，足以表现出他本人的意志的作品并不多。全书共八卷，大都题为“杂著”只卷五、卷六题名曰碑，实则他卷也有碑文之作。但也有人认为，卷五、卷六所收的碑文乃是司空表圣自为之作，见于别卷的则都是奉敕而为的作品，二者到底是要有些区别的。 浣花集 《浣花集》的作者是韦庄，他的生年一直未能确定，但以认为他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的人为最多。他的卒年则并无争论，他死在公元910年则是人所共知的，那时朱温已经即位称帝，时在梁开平四年了。 韦庄字端已，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也有人说他是诗人韦应物的四世孙。他早年也是累试不第，至乾宁元年（894），他已五十九岁时，才得成为进士。他在朝曾任右补阙，后以使蜀，被王建留为掌书记。唐亡，王建也在蜀称帝，国号蜀，韦庄即被任为蜀相，一切礼仪、诏令，尽皆出于韦庄之手。他在蜀，访得杜甫昔年所居的浣花溪草堂旧址，时已仅存屋基而已。韦庄便于其处建屋，所以他的诗集、词集便都以“浣花”为名。 韦庄的诗和词都极有名，而词名尤过于诗名。他的诗大抵都是以咏叹昔日太平之时繁华盛况，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为题。集中《秦妇吟》一诗，长达一千六百六十余字，为我国叙事诗中的最长的一首。他这诗写得沈郁顿挫，极为人所传诵，甚至很有些人把此诗绣成幛子，用来悬挂，称“秦妇吟幛子”。 韦庄的词与温庭筠齐名，称为“温韦”。在《花间集》中，他紧居于温庭筠之后，入选词的首数也仅次于温词。最初人们对于“温韦”的评价是不相上下的，大致都认为温词浓艳昳丽，韦词则清丽疏朗，比来不相上下。也还有人认为韦应是“花间群贤，殆少其匹”。但是越到后来，赞美温庭筠的声势越大，到了清末的常州词派，温庭筠已被奉首选，韦庄可就难于为比了。近人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已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同以“秀”为评，但“句”、“骨”、“神”，差别却又不小。 《浣花集》共十卷，所录皆古、近体诗，乃韦庄之弟韦蔼所辑，末附有补遗一卷。汲古阁《浣花集》，则另附有《浣花词》一卷。 第六编诗文集（二） 概说 本编所包括的是两宋以至金、元这一时期的诗文别集，起自北宋初期作者王禹偁的《小畜集》，终于元人王冕的《竹斋集》。 在这里应该特别说说的是在本编中所提到的《西昆酬唱集》，这是“西昆体”的创立者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三人的合集。有人认为它既非一人之作，又代表着一个派别，有类似于《楚辞》，应该算作总集才是。但我们认为，《西昆酬唱集》虽是合集并开创了一个派别，不过它的影响不大，只在宋初哄动过一时，以后各代虽然也有人加以仿效，但其影响终是日趋微弱的，所以我们认为把它列入宋人诗文集中略予介绍，似乎比较合宜。 时入宋代，被人称为倚声的词已然盛兴，有些人由于词的成就特著，一直只被目为词人，对于他在诗文上的成就则已少为人知，譬如宋初的词人张子野，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张子野的词集《子野词》，是流行较广，为人习知的。然而词在他的文集——《安陆集》中，所占的比重却实在很小。 我们在这一编里介绍了他的《安陆集》，是作为诗文集来归类的，虽说在读到集中的内容时，分量占得较少的词还是谈及的主要之点。 与《安陆集》相反，辛弃疾虽然也以词名，诗文却极为精致，但他的诗文多已散佚，一直广为流传的却只是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后来虽然有人把它的诗文搜集起来，和词一并刊行，称为《辛弃疾集》或者《稼轩集》，但诗文在集中所占的比重实仍甚微，所以我们在介绍他的集子时，便选用了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他的诗文也就归入以后的第八编来介绍了。 小畜集 《小畜集》是宋人王禹偁的诗文集。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济宁县）人。他出身农家，早岁颇为贫寒，在三十岁时得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历官大理评事、右拾遗等官，后经杜镐推荐校三史书，又因赋诗称旨，被擢为左司谏、知制诰，宋太宗去世后，他又在咸平初年预修《太宗实录》，后因与宰相张齐贤、李沆意见不和，被谪往黄州齐安（今湖北黄岗县）。在那里他作有《黄岗竹楼记》一文，说到自己的坎坷；又作有《三黜赋》以见志。在最后一章里，他说：“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折而何亏？”表现出了自己的刚劲自持。不久，他又被徙往蕲州，竟死在那里，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 王禹偁是宋初最有成就的文学之士，他的诗文都为一时之冠。他有见于宋初文章的虚靡，一直大力提倡为文应学韩愈、柳宗元，为诗当学杜甫、白居易，成为宋时诗文革新运动的一个倡导者。 《小畜集》是作者自编的诗文集，原为三十卷，内诗十三卷，文十七卷；又有《小畜外集》二十卷，是他的曾孙王汾所编。所以命名为《小畜集》，那是因为编成后，他以《易》筮之，欲得一名。结果得到了乾卦中的小畜卦，因而即以“小畜”为名。 和靖诗集 《和靖诗集》，宋林逋撰。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生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卒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卒时年六十二岁。他少孤力学，恬淡好古，虽衣食不足，毫不介意。后来，他结庐于西湖的孤山，积二十年而不入城市。宋真宗听到人们称道他，赐粟帛，诏长史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也常与他清谈终日。他又自为墓于庐侧。临终时，作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示其清高，不作颂德之诗也。及卒，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林逋不娶无子，所居植梅畜鹤，人们因而说他是“妻梅子鹤”。林逋擅长行书，喜作诗，他的诗风格淡远，大都是反映个人的恬静生活和淡泊心情。他的诗，常多奇句，但脱稿后，往往又随手丢掉。他有诗集三卷，《西湖记逸》一卷。《和靖诗集》是当时好事者窃记下来的，只有三百多首。其他逸句，散见于说部及真迹中。刘克庄《后村诗话》说：“逋一生苦吟，自摘出五言十三联，但而今惟有‘隐非唐甲子，病有晋春秋’、‘水天云黑白，霜野树青红’、‘风回时带溜，烟远忽藏村’等五联见于集中，余皆不见。” 《和靖诗集》，前有梅尧臣所作的序，序是皇祐五年（1053）所作，集中计有五言律诗一卷，五、七言绝句及拾遗、诗话等为又一卷，共四卷。 骑省集 《骑省集》是徐铉的诗文集。徐铉原在南唐为官，后随南唐李后主降宋，遂为宋臣。《骑省集》一书，晁公武的《读书志》和陈振荪的《书录题解》都说是共三十卷，陈振荪并说，其中前二十卷是他在南唐时所作，后十卷则是归宋后所作。所说的都与后来的流通本相合。 这部《骑省集》据说原是徐铉的女婿吴椒所编，并未进上。到宋真宗末年时，都官员外郎胡克顺在陈彭年家里看到了它，加以刊刻后奏进，才得流通于世。 徐铉精于小学，他所校的许氏《说文》，一直被认为是质量很高的。他也极善为文，由于学极渊博，所以文章也为一时之冠。据《读书志》载称，徐铉为文，素来不喜预知，有人求他撰写什么，及时来请，反更令他欣然。到来之后，即刻动笔，成效反而更快更好。他常说：“为文贵速，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他为诗也是如此，所以他的诗以言流畅则有余，以言深刻警策则又不足，但如《临汉隐居诗话》所称：《李少保卜邻诗》“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之句，亦未尝不具有思致。因其才高而学博，所以振笔而成，也仍时出名隽。翟耆年《籀史》称：“太平兴国中，李煜薨，诏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伤铉者，奏曰：‘吴王事，莫若徐铉为详。’遂召铉撰。铉请存故主之义，太宗许之。铉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其警句曰：‘东邻构祸，南箕扇疑，投杼致慈亲之感，乞火无邻妇之词。始劳困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太宗览之，称叹不已。” 《骑省集》共三十卷。 西昆酬唱集 《西昆酬唱集》是几个人相互酬唱的合集，其主要的作者是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三人。他们都是宋初时的翰林学士，亦即所谓的词臣，这些是他们在为皇帝做草诏诰等类工作之余，彼此相互唱和的作品。杨亿在这书的序里便说：“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文，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因以历览遗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在这里，杨亿说得很明白，他们这个集子，不过是“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而互为唱和而已。由于都是内廷侍臣，因而所咏的也无非都是侍臣们的优游生活而已，所以诗题也不过是些《直夜》、《夜宴》、《别墅》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则是咏物诗，如《蝉》、《鹤》、《荷花》、《泪》之类。全书一共收有这类的诗二百四十八篇。他们的诗自称是效法温庭筠和李义山，但因内容空洞，语中无物，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虽说如此，由于他们身在内廷， 为各方所瞩目，所以《西昆酬唱集》一出，竟至人人争效，甚至被人称为“西昆体”流传了很久，欧阳修在他的《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有人认为欧阳修的话说得有点夸大了，其实却也未必，因为从此便有了个所谓“西昆体”，总是不能抹煞的事实。所谓“西昆体”，最显著的特色便是堆砌典故，玩弄词藻，以至滥加套用前人旧句，弄到不成形体。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原是李商隐传诵千古的名句，他们却胡乱拉用，变作“曲房蚕嫩不成丝”和“蜡炬风高翠箔寒”这样的句子，他们的诗，由于用典太多，除了题目本身的典故而外，有时别无一物，看去简直竟像是要人猜谜。王夫之曾以“谜子”称之，实在很不为过。 杨亿又颇以骈文出名，他还著有《武夷新集》、《括苍集》、《颖阴集》、《韩城集》、《退居集》、《汝阳集》、《蓬山集》、《冠鳌集》等，文集可谓不少。 范文正公集 《范文正公集》，宋范仲淹撰。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人。据说，他二岁丧父，其母嫁长山东朱姓，范也曾从姓朱。他极小便有志操，稍长，便拜别其母，往依亲戚家中，在那里他苦读不辍，大中祥符年间，他得成进士，才又改还姓名。他先曾任广德府司理参军，后以晏殊荐，得为秘阁校理。他每与同僚议论天下事，常极激昂慷慨，很有奋不顾身的气慨，一时士人为之激励，气节也见昂扬。宋仁宗时，迁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以忤吕夷简意，罢去，出知饶州。西夏之昊反，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作为夏竦的副手经略陕西军事。他守边数年，以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见称，羌人呼之为“龙图老子”。西夏人也相戒不敢轻犯，他们称之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自后，得拜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一时中外景从，俱都想能望见他的功业。但因裁削倖滥，考核官吏，使侥倖者们不悦，把他挤出中枢，作为河单西宣抚使后徙青州，转颍州，未至，卒。 范仲淹是宋代勇于实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为人正直而又有理想，在他的诗文中，时时有以自见，尤以他在所作《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语，表现得最为透切，因而传诵至今，仍能见其影响。他的诗也极质朴，常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他的词不多，其中《渔家傲》一词写到边塞军事生活，声调激越，情词并茂，也是一直都为人所传诵。 《范文正公集》四十八卷。包括文集、别集，政府奏议及年谱等。后附其子范纯仁（谥忠宣）的《范忠宣公集》二十五卷。其中包括文集、奏议、附录等。有清范时崇刻本。范时崇，字自牧，导苍崖，由荫生授知州。康熙间，屡迁广东巡抚，兼理盐政。因积弊悉除，擢闽浙总督，又内迁兵部尚书。 安陆集 《安陆集》是宋人张先的文集。张先（990-1678）字子野，乌程人。他早年即往遊京师，交际颇广。天圣八年（1030）始成进士。 晏殊曾辟张先为通判，又曾为吴江县知县，后官至都官郎中。他的词最有名，时有名句为人传唱，故有“桃李嫁东风郎中”及“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之名。又因“娇柔嫩起，簾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之句和前为人称的“云破月来花弄影”，被人呼为“张三影”，这在当时都是极受人爱的显现。 张先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一生也无非是到处依人，做个闲曹而已，晚年，他退居乡中，以垂钓自适，至今吴江还有一处名为“钓鱼湾”的地方，据说那便是张先当年垂钓之处。他乐天知命，优遊自适，所以寿算不小，死时已是八十九岁了。他被葬于弁山之下。 相传，张先的著作颇多，文集达一百卷，另有诗集二十卷，词一卷。但流传下来的《安陆集》及所附词，却远不及相传的卷数之多。 张先的词，语言清新工巧，喜为长调，对词的形式发挥过作用，但内容大都描写诗酒生活和男女艳情。他的词的抄本，是鲍廷博得之于“绿斐轩”的。这个抄本所收的词，并不全备，后从侯文灿的《十名家词集》中辑得六十三首，次为补遗二卷，又于诸家选本中辑得十六首，全集有词已达二百首，于是张子野词大致可算齐备了。近人朱祖谋为校辑子野词颇多致力，并写有校记。 包拯集 《包拯集》就是在小说或戏剧中被称为包公的那个人的文集。包拯（999-1062）字希文，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是宋仁宗天圣年间的进士，为人清廉刚毅，关心人民，不畏权贵，生时便被人称为“关节不到，有闫罗、包老。”这也就是小说中他铁面无私，“昼断阳而夜断阴”的来由。 《包拯集》的内容几全是奏议，全书除奏议外仅有《家训》一篇和诗一首，因此旧时的《包拯集》便也称为《包拯奏议》·在政治上，包拯是力求抑制宦官、贵戚等人的特权的。对内他要求“废绝内降曲恩，不用苛细矫激之辈，严惩贪残之吏”，对外他反对屈辱求和，要求整顿军旅，精选将吏，招募健勇，裁汰老弱，务使各军都能成为精兵，足以保境安民，不畏侵略；对于宦官，他务求一切都要认真对待，以免他们倚势欺人。他的这些做法都是深合民心的，因此后代对他的事蹟越传越多，越传越神，终至成了个兼管阴阳的神话人物。 《包拯集》在宋时就已经有了两个本子：一个本子是包拯的门人张田所编，是按照奏议的性质，分门别类而编成的，另一个本子则是汪应辰所编，是把张田的本子改成为依岁月之先后而编排的。他说：“考其岁月，系于每章之下，而·记其履历于后，若其岁月可见于章中者，不复重出，与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以阙也。”可惜汪本后来却已失传，所有《包拯集》的刻本竟都是依照张田本印行的了。不过明永栗十四年（1416）所修的《历代名臣奏议》，在所收的包拯奏议上都写有岁月和官衔，似乎那时汪应辰本还在流传着。 宛陵集 《宛陵集》宋诗人梅尧臣所撰。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安徽宣城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人恒以“梅宛陵”称之，他也以宛陵作为集名。 梅圣俞工诗，以深远古淡为意，欧阳修见之，自以为不及。 梅尧臣最初是以父荫得官，历为河南主簿，镇安判官等职。那时他已以诗名，宋仁宗闻知，召来应试，赐以进士出身，任为国子监讲官，再迁而为都员外郎。那时他已与苏轼的父亲苏洵相识。苏洵家里有个“老人泉”，所以洵自号“老泉”，梅尧臣去到那里，曾为诗以纪。宋仁宗每有事郊庙，梅尧臣都得与祭，并且每次都有诗献上，很得仁宗赞赏。他还曾预修《唐书》，但书成，尚未奏进，他便已去世了。他的诗最为人所称道，认为可与苏舜钦媲美，被称为“苏梅”。但苏子美却似并不称意，竟说，“不幸被人比以梅尧臣”。晏殊却很赏识他的诗，对其“寒鱼犹着底，白鹭已飞前”等句，尤为称赏。梅尧臣著有《唐载记》、《毛诗小传》、《宛陵集》等书。他的一些诗作能较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对宋诗的革新，起有重要作用，但有时由于过于拘执，不免有嫌古板。 《宛陵集》初为宋人谢景彻所辑，仅十卷。欧阳修得其遗稿而增并之，亦止十五卷。后来增至五十九卷，又有其他文赋一卷，共六十卷，未详系何人所编。今传之本为明姜奇芳所刊，其卷目为西京诗三卷，池州后诗、汝州后诗三卷，汝州后诗、湖州后诗二卷，湖州后诗三卷，记、序、赋一卷、一共只得十二卷。 苏学士集 《苏学士集》，宋诗人苏舜钦所撰。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县）人，但从他的曾祖时起，便已移居开封了。他于景祐元年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七岁，得中后，历任蒙城、长垣等处县令、集贤殿校理等职，由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改革，因此为朝中的保守派所恶，对之加以诬陷、打击，结果削职为民。他于削职后，闲居苏州，置有沧浪亭，读书其间，自得其乐。 苏舜钦体貌魁伟，性格豪放，酒酣为诗，极具气象。他又善为草书，篇章落笔更自惊人。他的诗与梅尧臣齐名，世称“苏梅”。他又与欧阳修、石曼卿等人友善，极力反对当时已经流行的“西昆体”，力求自来本于诗骚的诗学正统，能在诗中有以自见。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苏舜钦实在是个积极倡导的重要作家。 《苏学士集》最初是由欧阳修为之辑集的，欧在苏的岳父杜衍家，得到了他的遗稿，结果编成了《苏学士集》十五卷。晁公武的《读书志》和陈振荪的《书录题解》所著录的卷数也相同。后来又有一种十六卷本，则是由于后人所增改之故。十六卷的《苏学士集》，卷目计为：古诗五卷，律诗三卷，书二卷、上书、疏、状一卷，启、表一卷，记序、杂文一卷，志铭二卷，行状、哀词、祭文一卷。 司马文正集 《司马文正集》是死后被谥为“文正”的司马光的文集。司马光（1019-1086）最显著的业绩便是他曾历时多年率众修成了在我国的编年史中容量最大、记事详尽、议论切至的《资治通鉴》。在宋哲宗即位时的元祐年间，司马光得任为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也就是当权的宰相之职。但他为相的时间并不久，便因病去世了。 司马光勤于为学，文章也极精炼周详。但他留下来的文章并不算多，因为他的精力大都用在编写《资治通鉴》上了。他自己在说到《资治通鉴》时也说，“毕生精力，尽瘁于是”。但从最初的传说来看，司马光留有的文章也并不能说是太少。据说《司马文正集》共有八十卷，其中文占六十五卷，诗十四卷，另有《风赋》一卷。这里所说的卷数，与后来流行的本子，在数量上相去很远，似乎并不可靠。 辑有司马光的文章的习见的本子，是《司马温公文集》，这书是清恪公张伯行刊行的，共十四卷，其中的文章，乃是从各类选本中，择其精要者而辑成的。后来这书的书板为赵省葊所得，赵又从《宋史》和朱熹的《名臣言行录》等书中，将有关司马光的事迹辑出，成为《温公事略》一文，刊在卷首，仍名《司马文正集》。这部书的内容计有：表一卷，章奏七卷，书启二卷，序、祭文一卷，赋、诗、颂、赞一卷，论、议、记、传、跋一卷。 元丰类稿 《元丰类稿》，宋曾巩撰。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他自幼敏慧，读书过目即可成诵。十二岁时试为史论，援笔立成，文极警策。其文后为欧阳修所见，大为惊奇，遂与相识，并时予援引。曾巩少年时便与王安石相识，且极友善。王安石声誉未振时，识者绝少，曾巩把他也介绍给欧阳修，王也得到欧的赏识。曾、王早期虽相友善，但到后来则各异其趣，友谊反疏。 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成进士，曾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后入为集贤校理，并为实录检讨官，历知齐、襄、洪、福、明、亳、沧诸州。所至，多著治迹。后又内转，入为中书舍人。学者称之为“南丰先生”。卒后，谥曰：“文定”。 曾巩性孝友，名闻四方，其为文，风格朴实，原本六经而出入于司马子长与韩愈之间，文笔简洁锋利，后被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也淳厚可诵，其作品中，如探讨水利兴废的《越州鉴湖图序》，在社会和生产上都极有意义。 《元丰类稿》五十卷，因编于宋神宗元丰年间，故名。流通本，有一种系据明成化六年刊本校刊。前有元丰八年王震序，后有大德甲辰东平丁思敬序。洵属善本。唯卷首原有年谱序二篇，后已无年谱。由于宋本已佚，实以无从补辑。另有一版本为清代彭期重重编的《曾文定集》五十卷，内容没有《元丰类稿》完备，其卷目为古诗五卷，律诗三卷，论一卷，序四卷，书二卷，记三卷，制诰三卷，制诰、拟词一卷，制诰二卷，制诰诏、策一卷，表二卷，疏、劄子一卷，劄子三卷，奏状三卷，启状二卷，祭文三卷，祭文、哀词一卷，志、铭五卷、碑一卷，传一卷，本朝政要策一卷，金石录、跋尾、又附行状、墓志一卷。 宋景文集 《宋景文集》是宋人宋祁的诗文集。宋祁字子京，湖北安陆人，与其兄宋庠同于宋仁宗天圣初年举进士，宋祁原本名列第一，而宋庠则位在第三。当时章献太后认为弟而居先并不大好，便把庠拔为第一，而以宋祁居于第十。这样不独使得宋庠代弟而为状元，而且与在他之前的王曾和在他之后的冯京，成为北宋时期仅有的建中三元的三人中的一个，宋祁与其兄宋庠都以能文名，被人称为“大小宋”，或称为“二宋”。但在二宋中，小宋实在是比较强的一个，无论古文、诗、词，成就都在乃兄之上，他的词以《木兰花》一首为最有名，其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尤为千古名句。宋子京是在去世后被谥为“景文”的，辑其集者，因而也就以“景文”作为集名。 《宋景文集》原称共六十二卷，另有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晁公武在他的《读书志》里曾说，宋子京诗，句中喜著“奇”字，颇觉难读，并举东坡诗，“字句渊源皆有考，确有奇险或难句”之语为证。宋祁在诗词中颇有炫才、炫学之处，是其一短，但还不至如晁说之甚。宋祁也是属于那种自己的文章既颇珍视，却又总是觉得颇多不足之处的人，所以自论其文，常多矛盾。他自己曾说：“年至六十，见少时所作，皆欲烧弃。”但这仅只是说说而已，实则一篇也没有烧过。他还说，“年二十五，即见奇于宰相夏公，试礼部。又见称于龙图刘公，盖少作未尝不工，特晚岁弥为进境耳”。这里又见沾沾自喜之态可掬了。他在临终时叮嘱其子的《治戒》中也说：“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在先他也曾戒其子，不要为他编辑文集，他说：“无妄编缀作集，使后世嗤笑。”其实这些也只随口一说而已，其实他自己却早已编有不少的集子了。 原来的《宋景文集》，实已早佚，如今所存的则是后人从《永乐大典》、《北宋小集》、《文翰类选》等书中所辑出的，并也辑成了六十二卷，另补遗二卷，与原称的卷数一样。 欧阳文忠集 《欧阳文忠集》又名《欧阳永叔集》，是号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全集。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称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成进士，年仅二十四岁。他得中后，历官中外，直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官。他对当时的朝政不满，主张改革，早年就曾站在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一边。但他的改革却又是颇有限度的，到了王安石以变法求革新时，欧阳修却又站在保守派一边，力加反对王安石的变革了。他是因反对王安石不胜，而以太子少师致仕的。他死后被谥为“文忠”，所以他的文集也被称为《欧阳文忠集》或《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著述很多，除文集中所收的诸作外，还著有《新五代史》，以及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和后人为之编次的《诗本义》等书。 《欧阳文忠集》共一百五十三卷，另附录五卷。全书共有《居士集》、《易童子问》、《外制集》、《内制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等共一百一十四卷。另《归田集》、《六一诗话》、《长短句集》等又有十九卷。还有《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附录五卷分列前后，前有年谱，后则附有行状、墓志、传文等。集中《集古录跋尾》是欧阳修对他见到的金石古物的鉴定，因他实在又是个极有研究的金石家。文集中的《居士集》，据说是欧阳修自编的，其余则多成于后人，其中辑集最精的，当属南宋时宰相周必大。周必大也是庐陵人，绍兴时进士，他所编定的《欧阳文忠公集》以当时通行的诸本为据而校其异同，广为搜集，一字一句，必加考究。有两本重见而删其复出者；有他年所无，而旁采附入者；有别本所载，而不为滥取者。其鉴别最为详允精密，因而成为后来刊印《欧集》共同采为依据的定本。 嘉祐集 《嘉祐集》宋苏洵撰。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五十八岁。他二十七始发奋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归而悉焚所为文。闭户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学，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嘉祐间，与二子苏轼苏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以为贾谊、刘向不能过也。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校书郎，历迁陈州项城令，与姚闢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方成而卒。 苏洵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被人称为“三苏”，又称他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父子三人，都在为后人所称的“唐宋八大家”的数中，古文八大家，他们一家就居其三，占了一小半了。《四部备要》称“（苏洵）所为文，古劲简质，其炼字锻句处，二子犹有不及。曾教学者读《檀弓》、《庄子》。曾子固谓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他的散文，笔力雄健，文中常对当时政治、军事提出改革主张，并也反对土地兼并和对辽、夏的退让政策，见解极为精辟。 东坡全集 《东坡全集》是宋人苏轼的诗文集。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他是到中年才发愤读书的苏洵（苏老泉）的长子。年幼时，他的父亲时常出外游学，是由他的母亲程氏为之授书启蒙的。苏轼读书最能得其要点，读史论事更能洞悉其中，谈出成败利钝和得失原因。嘉祐二年（1057），苏轼入应礼部试，主考欧阳修把他安置在第二，并且说：“我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在对策时，苏轼被列在三等，所以出为签书凤翔府判官。但是后来，他终得被召入，入直于史馆。熙宁间，王安石励行新法，苏轼的议论与王安石不能相合，又上书论新法不便，惹恼了王安石，一力想把他排挤出去。王安石嗾使御史谢景温论奏苏轼的过失，用尽了方法，却工效不大，只得借苏轼不耐被攻，请求外调时，把他调为杭州通判，后又改知湖州。但是那些受了王安石的嗾使的言官们一直没有放松寻觅苏轼的过失。他们终于从苏的诗里找出了一些可以被认为“是谤讪朝廷”的句子，于是参倒了他，把他逮入台狱，要把苏轼置于死地。可是折磨了很久，终难以构成死罪，最后只得把苏轼贬官为团练副使，安置在黄州。在那里苏轼在山的东坡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子，遂自号“东坡居士”，因此他也就常被人称为“苏东坡”。 宋哲宗即位后，苏轼又被召入，渐渐做到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位。但不久，他又被外放，以龙图阁直学士去知杭州。在杭州，苏轼颇有所营建，他在西湖中从南至北修了一条长有三十里的长堤，对水利和人们的在来交通都有很多方便，杭州人感戴他，便称那堤为“苏公堤”。 知杭州后，苏轼不久又被召回做了翰林学士承旨，成为侍读学士和端明殿学士，后来又被出知惠州。绍圣中，党争又起，苏轼又累经贬谪，后来被贬为琼州别驾。最后又遇赦得还，提举玉扃观，复为朝奉郎。最终，苏轼是在江苏常州去世的，死后被谥为“文忠”。 苏轼的文章，在宋人中极为突出，一直被人称道。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被后人称诵的古文名家，在唐宋八大家中，他们一门，便占去了三个席位。在政治上，苏轼自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他略偏于保守，但也不惟旧党的观念是从。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政，但元祐间司马光入相，尽废王安石所行的新政时，苏轼又觉得，有些行之已有微效的新法，似也不必尽废。他是这样不偏不倚，我行我素，所以新旧两派对他都有不满，在他们任何一派当国时，苏轼都不免会受到些意外的打击。 苏轼的文章一向以雄奇恣肆被人称道，人们把他和韩愈并称，说是韩文有如潮涌，苏文浩如大海，因而有了“苏海韩潮”一语。无论是论事说理，或者是写景描情，他都能像是自然纯成，自己毫不费力，显出他的气势和才华。有人称赞他说，“苏文如水银泻地，真个是无孔不入”。其实何独为文，他的诗和词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工诗词，词尤胜于诗。 在字画上苏轼的成就也是很高。他的书法取法于颜真卿、杨凝式两家而又能自出新意，可以说是行、楷俱精，用笔丰腴跌宕，极有天趣。在书上苏轼每与黄庭坚、蔡襄、米芾并称大家，所谓“苏、黄、米、蔡”四大书家，指的便是他们四人。 在画一方面，苏轼是主神似说的，他最爱画枯木、怪石、竹、树之属，其中画竹尤为出名，把写字的笔法运用于画竹之中，是苏轼画竹的一大特色。 《东坡全集》亦称《东坡七集》以明成化四年（1468）重刻宋本与嘉靖十三年（1534）重刊本为最佳。在光绪末年，端方曾以江南图书馆所藏的成化刻本，嘱缪荃荪氏为之校刻。那个藏本原已有些缺卷缺页之处了，缪却把他自己所藏的钱求赤所校的宋残本和嘉靖本，将成化本的缺处都补足后，又行刻出，最后写了校勘记附于书末。 《东坡全集》虽是以“全”为称，实则却并不全，它并未把苏词收集在内，所以苏词一向便都是以《东坡词》为称，另外单行的。 栾城集 《栾城集》，宋苏辙撰。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人，他是苏洵之子，苏轼之弟，也以能文知名，与父洵，兄轼同称“三苏”，是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辙登仕极早，他十九岁时，便与哥哥苏轼同登进士，又同策制举。因直言中忌，被授为商州军推官。神宗时，王安石执政，把苏辙招为他的属下。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等法，苏辙以为不可，直言力谏，触怒了王安石，把他调出为河南推官。哲宗即位后，又被召入为司谏。那时蔡確、韩缜、章惇都在朝，苏辙察得他们的得失，一一加以论列，三人都为他论至去职。他在朝，累迁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并进为门下侍郎。绍圣初，以言事落职，出知汝州，再谪为雷州安置，后移至循州。徽宗时，徙永州、岳州，后得复为大中大夫而致仕。苏辙致仕后，筑室于许州，号“颖宾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然而坐，如是者十年卒。谥文定。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应诏集》、《诗集传》、《春秋集解》、《孟子解》、《论语拾遗》、《古史》、《龙川略志》等，并传于世。 《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共八十四卷，苏辙所有的诗赋文章以及论学、论事之作都包括在内了。 山谷集 《山谷集》，宋黄庭坚撰。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又自号山谷道人，那是当他初游灊皖山谷寺时，爱其泉石之胜，因而自取此号的。后来他被谪，居于涪州，因又自号涪翁。他自幼警悟，读书数过便能成诵。他成进士后，调为叶县尉，苏轼见到他的诗文，大为称赏，认为他是“超越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人无此作”。经此一赞，黄庭坚才名声大著，而他也就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了。熙宁初，他曾为国子监教授，哲宗即位后，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又迁为著作佐郎，《神宗实录》修成后，援例擢为起居舍人。绍圣中，知鄂州，后又以修实录不实，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又徙戎州。宋徽宗即位之初，起知太平州，后又谪至宜州，更徙永州，徙永州之命还未到达，他便已去世了。他死后，门人私谥为“文节先生”。 黄庭坚鲠直好学，一生频遭贬斥，但仍能抗节不屈。他也是北宋末年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当时与大苏齐名，人称“苏黄”。在诗上，黄庭坚一时似声誉还出于苏轼之上，他被尊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称为该派之祖。他们的诗，在形式上力求模拟杜甫，提倡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处”以及“点铁成金”等等理论，这些说法对后来起了很大的影响，但因太过重视形式，遂使所谓江西诗派的诗都不免有奇拗硬涩、言之无物的弊病。 山谷的词，也极有名，曾被认为可与秦少游为比肩，称为“秦七、黄九”，但其名实之不相符尤有过于其诗。他在词中，好用俚词、俚句，有很多是被目为“恶札”的作品，他的字倒是真能与苏轼为敌的，字体劲猷挺拔，多为后世书家取法。 《山谷集》共七十卷，内分为《内集》、《外集》、《别集》等编，并附有词和书牍、年谱等项。 临川集 《临川集》，宋王安石撰。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他出身在小官僚家庭，自幼随从父亲宦游各地，于世务多所见闻，又极喜读书，因而自幼便有经世之志。他入仕极早，二十二岁得中进士后，做着亲民理事的地方官，长达十数年之久，这样他对当时的各项利弊，所感自深。他在嘉祐三年（1058）时曾问宋仁宗上过万言书，申述自己的改革意见，但未被重视。神宗即位后，他的意见得到重视，熙宁二年（1069），他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遂得为相主政。宋神宗对他深为倚赖，于是王安石遂得施行他筹划已久的变法诸事，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保甲、保马等法。但由于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自己又用人不当，变法终于失败，罢相而去，晚年他退居江宁，封荆国公，卒后被谥为“文”。 王安石好学深思，读书很多，因而很有些深切实际，合乎唯物论的想法，因而在保守派攻击他，说熙宁七年的旱灾是因为他推行新政触怒上天之时，他用“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用来驳斥他们。他又说事物之内，由于“有耦”（矛盾对立的两方面），才会引起变化，而且“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这些想法在当时都是极为先进，而难于为很多人所接受的。 他的诗文险峭奇拔，自成一家，写成政论最为有力。他的各类小文，也都颇有深意存焉。他的诗，除少数描写山川景色外，大都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他的词不多，其中《桂枝香》一首最为人所传诵。 　《临川集》共一百卷，是由南宋詹大和所校定的，计有诗、赋、集句等三十八卷，文六十二卷。为他的诗作注的，在南宋便有李璧，书名为《王荆文公诗笺注》。为他的文作注的，则有清人沈钦韩，并补正了李注和王诗中的一些阙误。有沈注的文集，题曰：《王荆公文集》。 后山集 《后山集》是江西诗派中的重要作家陈师道的诗文集。陈师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无已，江苏徐州人。他自幼勤于攻读，十六岁时，曾以自己的文章请曾巩鉴阅，曾巩很赏识他的文章的韻度。很快，王安石便得到了宋神宗的亲任，推行新法，连试士也全以王氏的经学为宗。陈师道很不以这种做法为然，竟绝意进取，不再应试。元祐时，王安石的新法失败，苏轼、傅尧俞等人才以陈师道学博行洁，荐他为徐州教授，后又入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等官。 陈师道安贫乐道，耿介有节，据说傅尧俞曾想赠银以济其贫，但见面后，却慑于他的言谈气慨，始终没敢把藏在怀中的银子取出。 为文，陈师道以曾子固为宗，论诗则推重黄庭坚，成为江西诗派中重要的一员，他也是刻意学杜的一人，在形式上力求简古，而在内容上则以咏味个人生活的为多，远不及杜诗的深远宏大。 陈师道由于一直寒素，衣物都极敝旧，参与郊祀时，天气极冷，实在难以御寒。赵挺之想借给他一件皮衣，但陈师道却素薄赵挺之的为人，却而不受，结果中寒得病，竟至不起。 陈师道也是“苏门六学士”中的一员，著述也颇不少。 他的著作计有：《谈丛》一卷、《理究》一卷、《诗话》一卷、《长短句》二卷、《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 最初行世的《后山集》是陈师道的门人魏衍所辑，计收有诗四百六十五首，文一百四十篇，共二十卷。宋人任渊又有《后山诗注》十二卷，至今实已不传。后来流行的《后山集》则是明人马暾辑集，而由松江赵鸿烈刊行的。那书共有诗八卷，七百六十五首；文九卷，一百七十一篇；《谈丛》四卷，《诗话》、《理究》、《长短句》各一卷，共二十四卷。近人冒广生又有《后山集笺注》十二卷和《后山逸诗笺》二卷，对任渊所注陈诗，多有补正之处。 建康集 《建康集》，宋叶梦得撰。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原苏州吴人，后则移居乌程。他也可说是介乎北宋与南宋之间的人。他是绍圣四年（1097）得中进士的，当时他才二十一岁。他好学而能深思，宋徽宗时，便多次上书言事，极论内多隐忧，要当励精图治，力谋自强。但宋徽宗并不能用。宋高宗驻跸扬州时，叶梦得被任为户部尚书，又曾上书陈待敌之策，从形、势、气三方面立论，并请南巡，阻江为险，以备不虞。在绍兴初年，他被任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在职：颇致力于防务及军饷供应。后上章请老，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 叶梦得勤于为学，极为博洽，能诗文，而尤工于词，著有《建康集》、《石林集》、《石林诗话》、《石林燕语》 等书。 《建康集》又称《石林居士建康集》，现存本共八卷，但陈振荪在他的《书录解题》中则称叶梦得总集共达百卷，又说还有《审是集》八卷。并称《建康集》共为十卷，乃于绍兴八年再知建康时所为。陈振荪所提到的书，除《建康集》外，别的都无传了，就是《建康集》，在卷数上现存的也少两卷，不知是被省并了，还是有所佚失。 《石材集》一卷。卷首有关注序，称其兄圣功，元符中为镇江椽，而梦得为丹徒尉，故得其小词为多。味其词，婉丽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之致。 简斋集 《简斋集》，宋陈与义撰。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他为人天资卓越，儿时便已能文，驰誉于外。他是宋徽宗政和时的进士，南渡后历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官。 陈与义原极工诗，因经过金人入侵，汴京沦陷的变乱，目击到金人的残暴，民众的流离，所以他虽于早年便很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为诗在字句琢磨上下的工夫太多，却仍能做出很多忧国忧民的好诗。陈与义容貌修伟，律己以严，作为参知政事，他惟以进德修业，振纪纲，固民心为本。他也很尽心于荐贤、用人，但他总是在暗中保荐，无论朝内朝外，从不轻以语人。 陈与义为诗，力举老杜，对苏轼、黄庭坚也极推崇。他因年辈稍晚，故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中不列其名。但靖康以后，北宋诗人凋零殆尽，唯与义为文章宿老，岿然独存。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道上，思力沉挚，故能卓然自辟蹊径。 《简斋集》共十六卷，首卷为赋、铭等文，二至十五卷都是古、今体诗，末卷则为词，共十八首。在阮元所著《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载有南宋胡稚的注本，《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据称该书共三十卷，附《元任词》（与义词集名）一卷。卷首有楼钥和胡稚的序，卷末还附有胡稚所编的年谱和正误。楼钥在序中说：“稚的居立学，日进不已，随事标注，遂以成编。贯串百家，出入释志。”其实胡注是较粗简的，但于变乱事实尚多有所钩稽，都还差强人意。 岳忠武王文集 《岳忠武王文集》是集民族英雄岳飞的诗文而编成的文集。岳飞（1103-1141）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是南北宋之际，奋勇抗敌，并取得多次胜利的爱国将军。他早年丧父，是由母亲教养成人的。他自幼读书，便极爱读兵书，好读《左传》和《孙子》。宣和中，应募为敢战士，隶于留守宗泽的军中，自始便极露头角。绍兴初又曾隶为张浚的部属，因多立战功，授武安军承宣使，宋高宗并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赐给了他。金兵南侵，岳飞率领着他的部下奋勇抗击，渐渐成了抗金的主力，得授少保，官至河南北路招讨使职。岳飞勇敢善战，精于练兵，又能与士卒同甘苦，所以屡破金兵，使金人闻风丧胆。他在偃城打败了金人的四太子兀术后，便进兵朱仙镇，指日即将渡河，收复失地。那时当政的是卖国求和的秦桧。他已与金人约定，要召回岳飞，尽弃淮北诸地，以成和议，于是一日之间，连降十二道金牌把岳飞召回，并将他诬陷入狱，加以暗害。至宋孝宗时，岳飞的冤诬才得辨明，并复其官爵，谥为“武穆”，后又改谥为“忠武”。嘉定中，更追封岳飞为鄂王。 岳飞的文集，初名《岳武穆集》，乃后人搜集岳飞生平所写各类文字而付印的。陈振荪的《书录解题》便载有“《岳武穆集》十卷。”但此书后已不传，现今所存留的，则是明季华亭宰相徐阶所辑，题为《岳武穆遗文》。全书仅一卷，内容计有上书一篇，剳十六篇，奏文二篇，状二篇，表一篇，檄一篇，跋一篇，盟文一篇，题识三篇，诗四首，词二首。除徐本外，清乾隆间又有黄邦宁的校刊本，较徐本所收略多，共八卷，除奏疏、书启、诗词外，还附有年谱、遗事等。 岳飞的诗词中，以《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首最为人所熟知，其词激昂慷慨，每届抗拒外侮之时，最能激励人心，使人奋起。 岳飞有孙名岳珂，字肃之，号倦翁，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置制使，晚年居于嘉兴金陀坊，著有《金陀粹编》、《吁天辩诬集》、《天定录》等书上之朝廷，为岳飞辩冤，其中也收有岳飞的一些逸文。 于湖居士文集 《于湖居士文集》，宋张孝祥撰。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他是绍兴二十四年的状元，那时他才二十三岁，由于文笔精炼，宋高宗在廷试时亲自擢拔他为进士第一人。因他是个爱国者，一直便都是积极的主战派，所以与当权的主和派的秦桧常有抵触。他曾为秦桧所陷入狱，但仍不改初衷，不但在朝议上一力主战，而且在诗文中也都极力发挥着他的主张，要求整肃朝纲，加强边防：上下同心，一致对敌。他曾做过建康留守的要职，最后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 张孝祥的诗文一向被人称为足为当时之冠。他的文章，明丽流畅，既善于说理，又长于叙事，意有所至，笔力也即随之。他的诗，豪迈奔放，最善表达他那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他的词也是极好的，他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关塞莽然······”一首，最是为人传诵。 《于湖居士文集》共四十卷，收有张孝祥的诗、文和词。最早刊于宋乾道年间，但仅见于《宋书·艺文志》和陈振荪的《直斋书录新题》，而传本则极少见。后来又有《四部丛刊》本，卷数则与所传宋本相同，亦为四十卷。 石湖诗集 《石湖诗集》，宋范成大撰。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郡（今苏州市）人。他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进士，时年二十九岁。他初被授为户曹，后官礼部员外郎，兼有崇政殿说书的职务。又以资政殿大学士充国信使，入使金邦。在递国书时，范成大辞气慷慨，不辱君命，归国后转为中书舍人，权吏部尚书后并拜为参知政事。在任参知政事时，以事为言者所论辞去。后又起知明州，除端明殿学士，后加大学士。卒时年六十八，谥曰“文穆”。 范成大一生常在官中，政务颇繁，但他性爱诗文，曾在使金之时也不废吟咏。使金途中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充满爱国热情，感事伤时，无愧史笔。其田园诗能从多方面反映农村生活面貌，有些作品，描写农民所受的压迫，深刻真实，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诗中也存在一些消极虚无思想。他与姜白石相交极厚，帅蜀日，陆游也在他的幕中，宾主之间，酬唱颇多，每一篇出，人以先睹为快。 范成大有《石湖全集》一百三十六卷，见于《宋史·艺文志》。《石湖诗集》是从全集中，将诗作摘出单独刊行的。乃长洲顾嗣立等所为。诗集之前亦有杨万里与陆游二人的序，但这序原本都是为《石湖全集》而作的。 范成大的其他著作还多，计有《骖鸾录》、《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范村菊谱》、《范村梅谱》等。 剑南诗稿 《剑南诗稿》，南宋陆游撰。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卒于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卒年八十六岁。年十二便能诗文。他以荫补登仕郎，举试荐送，累居礼部前列。但为秦桧所嫉。桧死，始为宁德主簿。孝宗称其“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除枢密院编修，后知夔严二州，皆有建白。与范成大为文字交，成大曾荐他为参议官。他为人不拘礼法，人讽其颓放，因而自号为“放翁”。他幼时正当金兵南侵，随家逃难，深受流亡之苦，遂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中年曾至川陕一带，参加军旅生活，前后共达九年，更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对他的创作尤有重要影响。由于他坚决主张抗战，政治上经常受到投降集团的压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报国信念始终不渝。陆游有勇力，曾于雪中搏虎。他又富于笃情，夫人唐氏，和他本为中表，以不为陆母所喜，始而分居，终乃离婚。唐氏再嫁后，与陆游再遇于“沈园”。她告知后夫赵士程，乃遣致酒肴。陆游并为题《钗头凤》词，唐氏和之。不久，唐氏即怏怏而卒。这种遗恨一直到陆游晚年，仍不断在他的诗中流露出来。 陆游可说是南宋时的一位多产作家，身后留存下来的诗，共达九千余首。他在诗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始终都洋溢着爱国的热情，并愿到战场上去，与敌人搏斗。这种念头是他时刻难忘的，即在临终之时，他留下来的《示儿》一诗，结句还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真是不复中原，死不瞑目。 作品对人民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作了大量的反映，这也是陆游诗的另一显著特色。这类诗作，如《秋获歌》、《农家叹》等，都写得很出色。 除上述两点之外，陆游在诗中还大量地描绘了祖国的壮丽河山，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些写得雄伟壮丽，有的又很轻巧深至，令人一读便自难忘。如“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不仅情景如见，而且对仗工稳，都已成为千古名句。他虽壮心未已，但终其一生，仍是“壮志未酬”，所以诗中颇多慨然之句，类如“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亦休”等句，虽因对仗工稳而为人习诵，但也流露出了他的消极情绪。 他的词介乎纤丽与豪放之间，前人评为“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极为中肯。 《剑南诗稿》共八十五卷，是他的儿子陆虞所编，另有《放翁逸稿》二卷，则为明汲古阁主人毛晋所补。陆虞在《剑南诗稿》的跋语中说，陆游归后“心未尝忘蜀，是以题其生平所为诗卷曰《剑南诗稿》”。 诚斋诗集 《诚斋诗集》，南宋诗人杨万里所撰。杨万里（1127 -1206）字廷秀，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他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三十一岁时得中进士，初被授为赣州司户，后又调为永州零陵丞。那时张浚适谪居永州，杨万里因而请见，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终身服其教。乃以“诚斋”名其书室。孝宗即位，张浚入相，荐杨万里为临安教授，后又召入为国子博士，历升至秘书监。宁宗时，韩侂胄当政，杨万里心恶其人，告老致仕。家居时，闻韩侂胄专恣日甚，更忧愤成疾，又听其族子说到韩侂胄用兵事，因知其必败，不觉痛哭，并奋力书写韩的罪状。最后又书有十四字与妻子留别，乃掷笔而逝。死后得谥为“文节”，学者称“诚斋先生”。 杨万里的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大家。他初学江西诗派，后崇晚唐，风格转变。其诗在当时称为“杨诚斋体”，不堆砌古典，语言平易自然，很有特色。描写景物也极清新活泼。他关心人民生活和国家命运，于诗中时有表现。但他的诗在深度上，不如陆游和范成大。一生作诗二万多首，传世者仅属其一部份。 《诚斋集》四十二卷，系清代乾隆年间，其裔孙杨振麟所重刻。集中江湖、南海、江东、退休四种卷数，与四库所著录的略有增减，大约据当时原本加以重订、省并而编成的。其卷目为《江湖集》八卷，《荆溪集》五卷，《西归集》二卷，《南海集》五卷，《朝天集》六卷，《江西道院集》二卷，《朝天续集》四卷，《退休集》六卷，共三十八卷。 杨万里还另著有《诚斋易传》，《诚斋诗话》等书传世。 水心集 《水心集》，宋叶适撰。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人，淳熙五年（1178）的进士。他中在进士第二名，所以即被召为太学正，又迁为国子博士。他于课士之际，极能识人，先后保荐了陈傅良等三十四人，都很得用，因而号为得人。宋宁宗时，叶适官至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那时正是韩侂胄主政之时，韩以叶适议论激烈，曾有“大仇未报”之语，且又极负人望，所以很看重他。迨到韩侂胄极欲轻启兵衅之时，更想引有叶适以自重。叶适虽也颇以恢复为怀，但也看出轻启兵端必将致败，因又屡以事当审慎为言。韩侂胄事败被诛后，御史中丞雷孝友并劾叶适附从韩侂胄，因而亦被夺职。去官后，叶适即杜门著述，不拟再出。卒后，谥为“忠定”，学者称为“水心先生”。 《水心集》二十九卷。为明正统中，处州推官黎谅所编，前有自识称：“少读适策场标准，慕其文。乃访求八年，得札、状、奏议八百余篇，因裒辑汇次，合为一编。”盖已非宋本之旧，惟赵汝铛原序尚存而已。其卷目为：奏札一卷，表、状一卷，奏议三卷，古诗、五言律诗二卷，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一卷，记三卷，序一卷，墓志铭十三卷，行状、谥议、铭、词、疏文一卷，书启一卷，祭文一卷，杂著一卷。 叶适所为文，藻思英发，自成一家，为文极为谨严，以此为世所称。 梁溪遗稿 《梁溪遗稿》，宋尤袤撰。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尤袤早慧，幼时即以能文知名，被人称为奇童。后入太学，即以词赋为诸人冠。绍兴十八年（1148）成进士，年仅二十有二。得中后，历任泰兴令、江东令等官，皆有美政，渐官至太常少卿。宋光宗即位后，言官指为周必大党，遂落职而归。绍熙初，起知婺州，后改太平州，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当时国家多故，尤袤以忧劳致疾，遂卒。谥为“文简”。 尤袤诗与范成大、陆游、杨万里齐名，称为“南宋四大家”。其作品多已散失。但知其所为《淮民谣》，反映人民生活困苦，描写真实，极为优秀。 宋史袤本传载所著《遂初小稿》，共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陈振荪《书录解题》载《梁谿集》五十卷，今并失佚。清康熙中，翰林院侍讲长州尤侗。自以为是尤袤的后代，因搜辑遗诗，编为《梁溪遗稿》，所存不过是百分之一二而已。厉鹗作《宋诗纪事》，即此本为主。而别摭《三朝北盟会编》所载《淮民谣》一首，《茅山志》所载《庚子岁除前一一日游茅山》一首，《荆溪外记》所载《游公洞》一首，前后重出，这是由于琐碎捃拾，不免失于检审之故。方回曾作诗跋，称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陆范”，尤以石湖冠冕佩玉，端庄婉雅。则尤在当时本与杨、陆、范等并驾齐驱。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而袤集独湮没不存。然即今所存诸诗观之，残章断简，尚足与三家抗行，更以少见为珍，弥增宝贵。 东莱集 《东莱集》，宋吕祖谦撰。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人。他好学而能深思，学问极为渊博，所见更极深透。据说他年时性极褊急、不能容物，一日读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句，平时忿怒，涣然冰释。他曾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等游。又与朱熹、张栻友善，称为“东南三贤”。兴隆间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教，除太常博士。累迁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卒，谥“成”，后改谥“忠亮”。他在金华城中有丽泽书院一所，为他晚年的会友之地。时人称之为“东莱先生”。 他学宗张载、程颐等人。为南宋理学家、浙江学派之重要人物。他博通经史，文词闳肆博辨，凌厉无前。所作散文，笔锋犀利，议论精密。 吕祖谦著有《东莱集》、《吕氏家塾读诗祀》、《东莱博议》、《古因易》等书。编有《宋文鉴》、《古文关键》等。 《东莱集》四十卷，为祖谦殁后其弟祖俭及从子乔年先后刊补遗稿而成，厘为文集十五卷，家范、尺牍之类为别集十六卷，程文之类为外集五卷，年谱、遗事为附录三卷，附录拾遗一卷。集中各文多为切合实用之作，密栗坚峭，自然高雅，绝无南渡后的冗滥浮泛之气。 龙川文集 《龙川文集》，宋陈亮撰。陈亮（1143-1194）字同甫，是南宋时的文人和学者，人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他幼时颖异过人，才气超迈。因为生当北方沦于金人之际，所以极喜谈兵，每谈常自议论纵横，为文也是千言立就。 宋孝宗即位之初，陈亮曾上《中兴五论》，希望能得展现抱负的机会，但他的议论未被采纳，只好退居家中。十年后，陈亮更名为陈同，复又诣阙上书，极言时事。这次，宋孝宗已有些为其所动，想授以一官，以观其效。但派人去找他时，陈亮却已不耐久候，渡江归去了。直到宋光宗即位后，陈亮才得颖脱而出。那一次宋光宗亲策进士，陈亮的文章很是打动了他，立即把他擢为状元，并授以签书建康府判官之职，但陈亮却已卧病，没能赴任，便去世了。他被谥为“文毅”，则是后来予以补谥的。 陈亮一生力主抗金，以才气超绝，多为放言，极为当权的主和者所嫉。他曾多次被投入狱中，但也无法挫折他的气概，每出狱后，言论更见激越。他曾说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是自期，也是自许。他与朱熹相交极厚，彼此在哲学上多所论议。陈亮是称许重商之学的，他提倡“事功之学”，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在王霸义利之辩上，他与朱熹辩驳得最多，很不以朱熹的退缩自持为然。朱熹也反对他的冒进，常对他说：“凡真正大英雄，须是战战兢兢，从薄冰上走过去。”陈亮也以词名，所为词颇足与辛弃疾相当，二人交谊也很深。 《龙川文集》原有四十卷，但后来流传的则最多只有三十卷了。其中包括：书疏一卷，中兴论一卷，问答二卷，酌古论四卷，论一卷，经书、发题、箴、铭、赞一卷，策一卷，三国纪年一卷，史传、序一卷，序、说、引一卷，序一卷，记、题跋一卷，诗、歌、词一卷，表、启一卷，书三卷，祝文、祭文四卷，行状、哀辞一卷，墓志铭四卷。另有补遗、附录四卷。清胡风丹刻本，则还有《辨讹考异》二卷。 后村大全集 《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撰。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生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卒于度宗咸淳五年（1269）。卒年八十二岁。他曾从真德秀受业，嘉定间，官建阳令。谏官摭取其《咏落梅诗》以为是讪谤朝廷，幸由郑清之为之力辩得释。淳祐初，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当时以他曾揭史嵩之罪状，而有直名。累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他的生平大误，是由晚节不终，年已八十，还又失身趋附奸相贾似道，作了《贺贾相启》，《再拜平章启》等文，谀词谄语，连章累牍。王士祯在他的《蚕尾集》中揭露了这些问题，他说：“蹈雄、邕之覆辙而不自觉。”他以为刘克庄当年从事讲学，不过是藉此以表示自己的高雅而已，并不是学有所得，也不能因为他受业于真德秀，就可以洗去他的那些秽行。 他的诗，近乎杨万里。《四库总目》说他“词病质俚，意伤浅露”。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也说他的诗与四六皆好用本朝故事，与王茂山稼村同讥。然其清新独到之处，要亦未可尽废。 《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凡诗四十八卷，文一百四十卷，长短句五卷，附录三卷。为宋代林希逸所刻，有影印旧抄本。另有清代姚培谦所刻《后村诗集》单行本十六卷。 文山集 《文山集》，宋文天祥撰。文天祥（1236-1283）字宋端，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川吉水今江西吉安人。他英才早发，年二十时应进士试；即中在一甲一名，成了那一科的状元。 入仕后，文天祥历任外职，曾为湖南提刑，后又改知赣州。德祐初，元兵入侵，文天祥应诏勤王，被任为右丞相，并奉使去往元军中请和。但他到达元军中后即被拘留，并想将他押往北方。在被押北行的途中，文天祥在船到镇江时，趁夜逃出，从真州泛海而达温州。在温州，他听说益王还未即位，便上表劝进。因此他被召至福州，又任以右丞相之职，并以都督名号率师前往江西，与元兵战于空坑。这一战，宋军又复大溃，文天祥只得收拾残兵奔往循州，驻扎在南岭一带，以待后举。 卫王立后，文天祥在厓山行朝被授以少保，封信国公，率部进屯潮阳。在那里，他为元将张弘范掩袭，兵败之余，为元军所执。元人希望他能投降，把他解往燕都，在那里予以诱胁劝说。但文天祥大义凛然，一直不屈，在燕都被拘押至三年之久，也无丝毫动摇。这时元帝感到劝降实已乏术，才下令杀他。文天祥在被拘押时曾作有《正气歌》一诗，历述了历史上赋有正气的英雄们舍生取义的事迹，并加赞扬。实在，他也是用以自见。刑前，文天祥神气从容，口称“我事毕矣”，南向再拜而死。元帝得知当时的情状后，深为敬重，不觉连连叹息称赞道：“真男子，真男子！” 文天祥原著有《文山随笔》数十册，但后已无存，至今留下来的，则有《文山集》二十卷，《文山诗史》四卷。 《文山集》二十卷。一至十二卷为《文集》（其中一二两卷系诗、词，余皆为文），第十三至十八卷为《指南录》、《吟啸集》、《集杜诗》、《纪年录》等。最后二卷为传记、祭文等附录。他的诗、词和散文，多半是叙事和抒情的作品，义正词严，直抒胸臆，沉郁悲壮，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如《正气歌》、《金陵驿》、《酹江月》、《指南录后序》，都是后代人传诵的佳作。 元遗山诗集 《元遗山诗集》，金元好问撰。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又号遗山真隐，为秀荣（今山西忻县）鲜卑族人。他幼时颖慧过人，七岁能诗，十四岁时，还投在北方名儒郝晋卿门下学习了六年，从而学业大成，通达经史百家，著有《箕山》、《琴台》等诗，远近流诵。当时有声于北方文坛的赵秉文，见而称奇，以为近代实少如此之作，由是而声名益振，被称为“元才子”。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元好问成进士，时年三十岁。他得中后，入翰林院为官，历官行尚书省左司都事等官。金亡后，元好问隐居不仕，在家筑有一亭，著书其中。他曾往顺天张万户家取得金完颜诸帝历代实录，自晨至夕，努力抄集，想要修成一代信史，只惜尚未修成，人便死去。 元好问学博而才优，于文几无不工，尤以诗最驰名，在当时的北方，称为盟主。他因生长北方，自来便多豪气，后来又怀有亡国隐痛，为诗更多慷慨悲凉，幽怀沉郁之作。 《元遗山诗集》共十四卷，卷首有《原序》、《例言》、《本传》、《墓铭》、《世系》和《年谱》等。卷末附有明海陵储瓘所辑，清无锡华希闵又有增补的佚文，共四十篇。另外还有清乌程施国祁所辑《补载》五十七篇。这些附录的资料，对于研究元好问的著作极具价值。 元好问为诗为文，都极具创见。他有论诗绝句三十首，对自己的诗学见解，颇多发挥，历来都极为人所重视。 二妙集 《二妙集》，系段克己、段成己昆仲所同撰。段克己（1196-1254）与他弟弟段成己（1199-1279）是金元间的文学家，都是山西稷山人。段克己字复之，号遯斋，其弟成己，字诚之，号菊轩，他俩很早便以文名。赵秉文也极夸赞他们兄弟，常以“二妙”为称，并以“双飞”二字名其居里。 段克己于金末成进士，入元后不仕，与弟成己，避居龙门山中，人称避斋先生。段成己也在金末正大间与兄同成进士，并官宜阳主簿。元初，他被授为平阳府儒学提举，他坚拒不赴，极为时人所称誉。 段氏兄弟所作的诗，合而为《二妙集》八卷。克己工词， 另有《遯斋乐府》一卷。成己另有《菊轩乐府》一卷。克己诗词，多身世之感，风格清健。成己则词风爽朗，情调高亢。 《二妙集》刊行于泰定年间，那时克己之孙段辅，在元官为吏部侍郎，以此集出示于吴澄，才由吴序而传之。朱彝尊的《曝书亭书目录》于是集下，乃题作段镛段铎撰。考虞集所作段氏《世德碑》。段镛、段铎实克己成己的五世祖。段铎官至防御使，实未尝有集行世。朱彝尊是弄错了。《二妙集》凡六卷，内乐府二卷。集中诸作大抵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大概都由故都倾复之余，怅怀令昔，流露于不自知间。吴澄在序言中说：“有感于兴亡之会，故陶之达，杜之忧，其诗兼而有之。”此集出自段氏家藏，编次上必自可靠，虽与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间有不同，似亦以依照此本为是。 湛然居士集 《湛然居士集》，金耶律楚材撰。耶律楚材字晋卿，他是辽东丹王突欲的八世孙，金尚书右丞履之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卒于元太宗后称制二年（1243），卒年五十四岁。他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志、蓍卜之说。金末为开州同知，完颜复兴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元太祖定燕，召见，处之左右，每征伐必命之卜，并谓太宗曰：“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元太宗时，拜中书令。事无大小，皆先白之。凡蒙古陋风，悉为改革。元之立国规模，皆楚材所定。太宗卒，皇后称制，楚材亦忧死。至顺元年，赠太师，追封广宁王。谥文正。耶律楚材天才绝发，既工于诗，又若不甚经意，或吟哦数句，或挥洒百篇，皆信手拈来，若自天成，故其诗如宝镜无尘，寒水绝翳，其照物也莹然。 《湛然居士集》凡十四卷，载诗为多。惟第八卷，第十三卷，十四卷，稍以书、序、碑记错杂其中，编次殊无体例。疑传写者乱之，容或文有散失。其集中有僧行秀所作集序，称楚材年二十七，受显诀于万松，尽弃宿学，耽玩佛经。故谓其诗多禅悦，而语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虽时时出入内典，而大旨必归于风教。 滏水集 《滏水集》，金赵秉文撰。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他自幼颖悟善记，读书若夙习。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成进士，时年二十七岁。兴定初，累拜礼部尚书。金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夫人卒，不再娶。仕五朝，官六卿。勖君以道，自奉如寒士。天兴改元，正月间，京师戒严，赵秉文以时事为忧，以是致疾而卒。 赵秉文性好学，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能文，力矫当时陈腐文风，散文长于辨析。又极善草书。他最长于为七言长诗，笔势放纵，风格清新，不拘一格。所为律诗也极壮丽，小诗亦都精绝。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淡，学陶渊明；乐府则雄豪似苏东坡。诗的内容多写自然景物，问也有反映现实之作。生平著作甚富。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杨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一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解》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前后二十卷。刘祁《归潜志》说：“赵闲闲本喜佛学，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而晚年反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删去之。首以中和、诚意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其为佛老二家所作之及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篇，号为《闲闲外集》，以合少林寺长老英粹之文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这样则《滏水集》本二十卷，另有十卷为外集。 滹南遗老集 《滹南遗老集》，金王若虚撰。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滹南遗老，河北藁城人。他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卒于元太宗皇后称制三年（1243），年七十岁。王若虚幼颖悟，得中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后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因荐入为国史馆编修官、著作佐郎、翰林直学士。正大初编《章京、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金亡，北归镇阳，与刘郁东游泰山，憩于黄岘峰之萃美亭，垂足坐大石上，谈笑而卒。 王若虚好学而又能强记，据说他所读过的诗，能背诵的就有万余首。他极有创见，为当时北方文坛领袖。论文主张“以意为主”，力求真、似，强调文章应有生活内容，反对模拟雕琢。其诗亦清率自然，多抒写个人感慨。 《滹南遗老集》及《慵夫集》，序文均曰“共若干卷”，未详述其实际卷数。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则与鹗序合。《慵夫集》元时已佚，惟此集仅存耳。此本其卷目为《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与四十五卷数合。然第三卷惟有《论语辨惑序》一篇，《经论》一篇，仅三页有奇，与他卷多寡悬殊，疑传写时佚此一卷，后人遂割第四卷首三页改其标题，以足原数也。《四库总目》以为“金元之间，学有根底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 陵川集 《陵川集》，金郝经撰。郝经（1223-1275）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后徙泽州陵川。他是元好问的老师郝天挺的孙子。金亡后，徙居顺天，由于累经兵乱，家道遂贫。郝经贫而好学，他昼则负薪米为养亲之资，夜则读书不辍。他的事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便把他延入幕中，视为上宾。元世祖时在潜邸（即未即位前的居邸）闻其名，召问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条上数十事，元世祖大悦，遂留王府。及世祖即位，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史使宋，被留不屈，居十六年始归。卒后谥曰文忠。 郝经精通经文，著作颇多。为文丰蔚豪宕，善议论，诗多奇崛，间有描写时事之作。著作有《春秋外传》、《太极演原》、《读汉书》、《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和《陵川集》等书。 《陵川集》三十九卷，另附录一卷。延祐五年，经门人集贤大学士郭贯清，以是集与其所作《续后汉书》请官为刊版，付待制赵穆等详定。得旨允行。后官版散佚，明正德己卯，沁水李叔渊重刊于鄂州，陈风梧序之。清康熙乙酉，武进陶自悦守泽州，得李本于州武氏家，欲重刻而未果，仅为制序弁其首。乾隆戊午，凤台王镠始校刊之，而检诸书之有涉于经者，别为附录一卷，缀之于末，今所通行者即此本也。 秋涧集 《秋涧集》，金王恽撰。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生于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卒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卒时年七十八岁。中统元年，姚枢宣抚东平，辟他为详议官。王恽便常上书论政，累擢中书省都事。至元中，拜监察御史，前后论列凡一百五十余章。金裕宗在东宫，王恽进《永华事略》二十篇。金成宗即位，又献《守成事鉴》十五篇。后官至翰林学士，通议大夫，知制诰。卒后谥文定。 王恽长于为文，曾师事元好问，又博览群书，识见精敏，有史才，每上书论事，慨论今古，疏畅详明，最足服人。他的诗也浑厚苍劲，极具笔力。词则凝丽典重，人以为他的诗文和词都能嗣响其师，驰誉远近。 《秋涧集》一百卷，计分《诗文集》七十七卷，《承华事略》二卷，《中堂事纪》三卷，《鸟台笔补》十卷，《玉堂嘉话》八卷。另有《秋涧乐府》四卷，以别本印行。 桐江集 《桐江集》，元方回撰。方回（1227-约1306），字万里，号虚谷＇征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方回的父亲是南游而死在广东的，方回是其父和一个广东婢女所生，故名之曰“回”而字以“万里”，一以愿其归宗，一以志其离乡之远。 方回为人极狡黠，在乡间常以骗胁乡人为事，被害者都恨之刺骨。由于怨者日众，方回遂旅居杭州而不敢回乡，宋景定三年，由别省登第，累官知严州。他初媚事贾似道，贾似道将败，最先劾贾的却又是方回。及守严州，举城迎降于元，遂不齿于清议。入元，为建德路总管，不久即罢。往来于杭、歙间，乃倡道学。然周密《癸辛杂识》称其老而益淫，凡遇妓则跪求之，略无羞耻。有所爱二婢，其一为人夺去，乃作《怅惋诗》揭于通衢，人咸笑之。其晚节不修实可想见。方回致力于诗，崇尚江西诗派，并倡一祖三宗之说评选唐宋以来近体诗，编为《瀛奎律髓》。他原有《虚谷集》，已佚。今只有《桐江集》八卷，续集三十七卷。或疑此即《虚谷集》，但不敢必。其他著述有《续古今考》、《文选颜鲍谢诗评》等。 对《桐江集》，《四库全书提要》云“集中诸文，居然醇儒之言，就文言文，不可谓其悖于理也。如贾似道鲁港丧师之后，众皆虑其复入，回上书数其十罪。继又言似道与其客廖莹中皆当即诛，又请罢王爚平章以铁其志。见集中，前后上书本末，确有所见，中外快之。即他文亦多有根据，固宋末元初一作家也。”又有《桐江续集》则皆其元时罢官后所作。集中有自序称二十卷。后来流行的版本则为正、续集合刻的，共三十七卷。据称乃据文征明所藏的元时版本印行的。 疏斋集 《疏斋集》，元卢挚撰。卢挚（？-1314以后）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他世居北方，是元初至元五年（1268）的进士，那时距元灭宋还有十一年，正当宋度宗的咸淳四年。卢挚是元代的散曲名家，其实他的发展很全面，诗文也极有名。当时中州论文都认为：“论文则要推姚、卢，论诗则当推刘、卢。”这里姚是姚燧，刘是刘因，诗文两处都见的“卢”，便是卢挚。 卢挚在元为官，可以说是扬历中外，内官外官全都做过。他做过河南路总管、江东道廉访使、集贤院学士，最后官为翰林学士承旨。他的《疏斋集》所收的只是他的诗文，散曲则散见于各家的选本中。他的散曲极婉丽，最能见情致。他与当时以演戏出名的官伎珠簾秀相交颇厚。近人卢前在他的《论曲绝句》中，曾咏及他道：“半江明月珠簾捲，一带青山列子风。不是玉川诗句怪，吾家大笔数疏翁。”诗后还有一段小记道：“官伎珠簾秀为处道所悦，曾作《落梅风》送别，有“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之语。珠亦为词以答，其风致婉妙如此。而《殿前欢》自写胸臆，旷放豪迈，非如《月蚀诗》之以诡谲见赏者所及也。词中有云：“葫芦乾，兴不穷，谁人共。一带青山送，乘风列子，列子乘风。”读之可想见其人。 牧庵文集 《牧庵文集》，元姚燧撰。姚燧字端甫，号牧庵，柳城（今河南洛阳）人。生于元太宗十一年（1238），卒于仁宗延祐元年（1313）。姚燧少孤，从叔父姚枢就学于苏门，稍长，从许衡游，为学益有所进。至元七年（1341），为秦文府文学，累官至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等职。元贞元年（1295）与侍读高道凝同修《世祖实录》，后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并兼修国史。其时有官伎真氏，是建宁人，人称“建宁真氏”，她与一名为黄棣的士人相恋，而黄无力赎之出籍，好事难偕。姚燧闻知其事，立加援手为真氏脱籍，使得与黄棣成为夫妇，此举一时义声都下，为诗以记者颇多。 姚燧以古文名世，他的文章闳肆赅博，风格古劲，有西汉风。张养浩为他的文集作序，称他是“才驱气驾，纵横开合。纪律惟意，如古劲将率市人战，鼓行六合，无敌不北。” 柳贯作《燧 谥议》云：“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辙，而铭、志、箴、颂，雄伟光洁，家传人诵，莫得而掩。”他的文章特点是长于叙事。 《牧庵文集》，旧有刻本五十卷，后佚散至不可寻见。清乾隆间始自《永乐大典》中录出，残缺颇多，难复其旧，只辑得姚文三十七卷。 姚燧的散曲为数不多，但每有所作亦必婉丽可诵，近人吴梅评他的曲作，曾有“深得词人三昧”语，可谓知言。 静修集 《静修集》，元刘因撰。刘因初名骃，字梦骥，后改今名，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人，生于元定宗后称制二年（1249），卒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十五岁。他早丧父，事继母孝。天资绝人，才气超迈，至元十九年平章不忽木以学行荐于朝，征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以母疾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召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固辞不起，以为“非如此则道不尊”。但又肯定君臣大义，说“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他的诗文大都也都是以此为其立言之基。他死后被谥为文静。 《静修集》并非刘因自编。他早年的诗文，颇多驰骋才华之处，刘因选入了一些，又合以他时所作，自己编定为《丁亥诗集》五卷，而把其他没有选入的诗，都烧掉了。在其死后，门人故友搜寻他的遗稿，得《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卷，拾遗七卷。最后杨俊民又辑成续集二卷。他们搜集颇勤，几乎一字不遗，搜得便即编入，这与刘因前曾自焚其稿的用心，显然是有违的。《静修集》原只搜得二十八卷，后来房山人贾彝又增入附录二卷，遂合为三十卷，至正中，刊刻行世，这便是目今流传的本子。 松雪斋集 《松雪斋集》，元赵孟頫撰。赵孟頫，字子昂，自号松雪道人，湖州人，是宋朝的宗室。他生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死时年六十九岁。年四十时，以父萌补官。宋亡，家居力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遂以孟頫入见。至时，神采焕发，望之如神仙中人，世祖大喜，欲大用之，但为众议所格，仅授以兵部郎中，历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延祐中，累拜翰林学士。 赵子昂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但又最以书法知名。他的书法渊源于晋，亦得有唐代诸大家的神髓，用笔圆转流美，骨力劲秀，一生所写各地碑版极多，后世称为“赵体”，至与“颜体”、“柳体”并列。他不仅自己善书，他的妻子管氏，儿子赵雍、赵奕，也都以善书知名于时。他曾奉诏书写《千字文》，书成之后，一家均蒙优礼。他也极精于画，尤以画马为最有名。他博通前人技法，善学而又能变，此其所以能至独绝。他画山水，以水墨为主，师法董源、巨然、李成、郭熙四大家，着色则又兼师训和赵伯驹。他的人物、鞍马则取法于李公麟。他还以书法的笔调来画竹，后来人们竟称之为“写竹”。他画石用飞白法。这些画法都能脱去南宋以来所谓“院体”的呆板和拘执。 赵松雪的诗文也极清逸深劲，但终为他的书画盛名所掩，提起来，知者远不及他的书画之多了。他虽入元为官，且至通显，但宋室的覆亡，终不免使他时常露出一些凄凉之感。他也有些强做解人之作，写些闲情逸致，读来令人有出尘绝俗之感，但隐约之间仍不免要透露出深藏其中的故国的哀思。时人戴表元评他的诗道：“其古诗沈涵鲍、谢，其余诸作，犹傲然于高适、李翱间。”元仁宗也把他比之为唐朝的李白和宋朝的苏东坡。 《松雪斋集》共十卷，另外集一卷。杨载所作的《赵孟頫行状》说到他有《松雪斋诗集》，但没有提及卷数。焦竑的《经籍志》载有《赵孟頫集》十卷，则与通行本合。集前有戴表元的序，集末题有大德戊戌（1298）岁字样，盖赵孟頫自汾州归里时搜寻成集的。 清容居士集 《清容居士集》，元袁桷撰。袁桷字伯长，庆元路鄞县（今属浙江）人，生于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卒于元英宗泰定四年（1327），卒年六十二岁。袁桷在童年时声名已著，后举茂才异等，起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荐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作有《北郊议》，礼官们共服其博，累迁翰林侍讲学士。他在词林时，朝廷上制诰册文以及勋臣碑铭等项，大半都出自袁桷之手。他是于泰定间辞官归里的。后逝于家中，卒后被谥为文清。 袁桷为文用辞俊雅，掌故精熟，《四库全书提要》称他是“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确乎是不错的。他因熟悉掌故，所以考据上也很精能。他的诗也俊迈高丽，造语精练，卓然自成一家，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清道光间，郁松年觅得他的原本，刊入《宜稼堂从书》。后来又据毛生甫传写嘉兴钱大昕的精抄本，将原本脱衍淆伪之处删易增补，其两本均脱误者，间以己见条列之，另作札记一卷，附于集后。至元代，蒙古色目人其名显著者，悉照清朝官书改正，虽不免稍失原刊面目，然仍以旧作某某，注于本文之下，体例严谨，究不失为善本。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其卷目为：赋一卷，骚辞一卷，古诗五卷，歌行、联句一卷，律诗四卷，绝句二卷，《开平集》二卷，赞、箴铭一卷，记三卷，序四卷：碑一卷，神道碑铭二卷，墓志铭二卷，碑、志、铭墓、表、葬记一卷，墓志铭、塔铭一卷，行状一卷，表志一卷，传一卷，内制一卷，外制二卷，表笺一卷，启、疏二卷，议状一卷，策问、问答一卷，祭文、祝文一卷，鲁国大公主图画奉敕题一卷，题跋、札记一卷，附谥议、墓志铭等五卷。 袁桷除本集外，另外还有《延祐四明志》、《易春秋说》等著作，都曾印行于世。 归田类稿 《归田类稿》，元张养浩撰。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生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70），卒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六十一岁。他自幼即有才名，长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不忽木大以为奇，累辟御史台丞相椽，选授堂邑县尹，擢监察御史。曾疏时政万余言，为当国者所嫉，除翰林待制，不久罢去。张深恐祸及，变姓名遁去。及尚书省罢，召为右司都事，迁翰林直学士，累拜礼部尚书。天历二年，关中旱灾，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到官四月，顷囊以赈饥民，每为民饥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后，谥文忠。 张养浩既为一代名臣，诗、典、文亦为时人所重。其文如奏议诸篇，风采稜稜，仗义直言，敢于批评时政，为民请命。叙述时事诸诗，亦多忠实悱恻、蔼然仁义之言。即以词章而论，甚工散曲，除多写闲适生活以外，亦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之作。《太和正音谱》评他的曲“如玉树临风”。 其所著《归田类稿》，原为四十卷。今本仅存二十四卷。按养浩曾自序其集称：“退休田野，录所得诗文乐府九百余首，歧为四十卷，名曰《归田类稿》”。其后，《文渊阁书目》载有张养浩《云庄传学集》一册，《云庄集》三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则作《张养浩文忠集》十八卷。所有书名、卷数，均与张的自序不符。其实此书元末已少流传，惟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尚存于世，但既多漏略，编次亦失伦类。现今通行的本子，即是以此为底本，又从《永乐大典》所载加以辑集，删去重复，补其缺佚，共得杂文八十八篇，赋三篇，诗四百六十三首，共为五百八十四篇、首，分为二十四卷。张养浩又有《云庄闲居自识小乐府》，载有散曲一百余首，还有此集未收的一些艳曲，则分见于各家的选本中。 待制集 《待制集》，元柳贯撰。柳贯字道传，号乌蜀山人，浦江（今属浙江）人。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卒于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七十三岁。他尝受学于金履祥，躬自实行，自幼至老，好学不倦，与黄潜、虞集、揭傒斯齐名，称“儒林四杰”。大德四年，被荐为江山县教谕，累官湖广儒学副提举，国子助教，太常博士，江西儒学提学。至正元年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仅七旬而卒。 柳贯博学多通。为文沉郁雍容，长于议论；诗亦爽朗，善写景物变化之态。《四库总目》称“贯虽受经于金履祥，其文章轨度，则出于方凤、谢翱、吴思奇、方回、龚开、戴表元、胡长孺等。其史学及掌故旧闻，则出于年应龙。”他学问渊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经术精湛闳肆。早年他不自存稿，年四十北游燕，始集为游稿。以宋濂及戴良皆贯门人，遂属其编次。凡得诗五百六十七首，文二百九十四篇，勒为二十卷。今名为《待制集》。苏天爵序又称有别集二十卷。但未见其传本。考濂记称尚余诗九百零七首，文二百四十八篇，謄为二十卷，授先生子卤藏之。盖删汰之余，本未刻也。以数计之，诗仅存十之四，文仅存十之六，宜其简择之精矣。附录一卷，杂录诰敕、祭文、像赞、行状、墓表等，不知何人所编。 柳贯有墓表见黄潜集中，但颇多舛错。 道园学古录 《道园学古录》，元虞集著，虞集字伯生，号道园。其先，武州宁远人，侨居临川崇仁。生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卒于惠宗至正八年（1348），年七十七岁。他三岁知读书，后从吴澄游，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文宗时，累迁奎章阁侍书学士，纂修《经世大典》，一时大典册多为集草。每承顾问，为委曲尽言，随事讽谏。卒，谥文靖。世称“邵庵先生”。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遗稿》六卷，与《平傜记》等并行于世。 《道园学古录》五十卷。此集共分四编：《在朝稿》、《应制稿》、《归田稿》、《方外稿》。其中诗稿又别名《芝亭永言》。据金华黄潜序，以为本集是虞集手自编定。然其《天藻诗序》却说：“友人临川李伯宗，辑旧诗，谓之《芝亭永言》。”又赋谢李伯宗题云：“至元庚辰冬，临川李伯宗，黄仲律来山中，拾残稿二百余篇录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十有一月，闽宪韩公征先生文集，与先生幼子翁妇及同门之友编辑之，得《在朝稿》二十卷，《应制稿》六卷，《归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所言与今本正相合。自元至明，屡经刊雕，皆从闽本翻刻。以后其从孙虞堪，又编《道园集》六卷，以补《道园学古录》之遗，共得古律诗七百四十一首，附以乐府，刻于至正十四年。 揭文安公全集 《揭文安公全集》，元揭傒斯撰。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卒于惠宗至正四年（1344），年七十一岁。他早有文名。大德间，程钜夫，卢挚荐于朝，前后三入翰林。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授经郎。元统初，累迁翰林侍讲学士，总修辽、金、宋三史。卒于官。追封豫章邵公，谥文安。 揭傒斯善为文，叙事谨严生动，其诗婉丽有情致。虞集曾称他的诗“如三日新妇”，而称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二人契好最深，而诗作甲乙间两不相下。顾嗣立《元诗选》载傒斯诗，称有《秋宜集》，这个集子今却未见。 《揭文安公全集》，又称《文安集》，共十四卷。计诗四卷，续集二卷，制、表、书、序、记、碑志、杂文八卷，乃其门人锡喇布哈所编。编辑虽不足尽傒斯之著作，然师弟相传，得诸亲授，终较他本为善。 蜕庵集 《蜕庵集》，元张翥撰。张翥字仲举，晋宁（今属云南）人，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十二岁。他曾从学于李存，得其道德性命之学，又受诗法于仇远，后来诗词俱颇有名。 张翥学而有成，并不入仕，隐居于维扬间，从学者颇多。至正初，有以隐逸推荐，遂得入朝，授为国子助教，分教于上都。不久，他又退隐，卜居于淮东。后来又值兴修宋、辽、金三史，再被召用，入翰林院国史馆为编修，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又以年老请求致仕，于是以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准其休致，并给俸禄终身。学者称为蜕庵先生。修史时，集有兵兴以来死事诸人的行事，著有《忠义录》以志不朽。 张翥的诗文，在当时是为名家。他的诗清圆稳贴，格调颇高，尤以近体长短句，极为当时所推。然其古体，亦亢爽可诵。内多讽谕，往往得元白张王之遗风。王士祯《居易录》说：“蜕庵元末大家，古今诗皆有法度。无论子昂伯庸辈，即范德机，揭曼硕亦未知伯仲如何？”所论被认为颇为允当。 张翥的遗稿，有很多都已失佚无传，所传者只有律诗和乐府三卷。但王士祯却又称《蜕庵集》共四卷，现在可见的通行本则出于朱彝尊所藏的，明初释大杼的手抄本，前有来复所为序，后有宗泐的跋语。 另有《蜕岩词》一卷，《四库著录》称其词“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于倚声之学，论之甚深。”周之琦题《蜕岩词》诗云：“谁把传灯接宋贤，长街掉臂故趋然。雨淋一鹤冲霄去，寂寞骚辞五百年。”意谓蜕庵而后，词道已成绝响，故深致其感慨。 雁门集 《雁门集》，元萨都剌撰。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答失蛮氏蒙古人。他因祖、父以世勋镇云、代，遂居雁门（今山西代县），故世称雁门萨都剌。又有孔齐《至正直记》载，萨都剌本姓朱，为其父阿鲁赤养作己子，不知何据。他生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卒年不详，大约活了八十余岁。 他始以进士入官，为京口录事长、燕南行台辟为掾，后御史台奏为架阁官，迁闽海廉访知事，进河口廉访历。晚年寓武林，性喜山水，曾登安庆司空山太白台，叹道：“此老真山水精”，遂结庐其下，优游以终。 萨都剌文辞雄健，而诗则流丽清婉，多写自然景物，也有一些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他的词曲颇有佳作，尤以宫词著称，《满江红·金陵怀古》和《念奴娇·登石头城》最为有名，至今传诵。有集名《天锡词》。他的散曲存者甚少，《太和正音谱》评为“如天风环佩”。 《雁门集》共三卷。另《集外诗》一卷。《雁门集》原为八卷，世罕流传。毛晋得别本后并为三卷刊之。复得王氏旧本，乃以此本未载者，别为《集外诗》一卷。 东维子文集 《东维子文集》，元杨维桢撰。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东维子，又号铁崖，铁笛道人。他自幼受过很严格的教育，所以颇能文事。他的父亲叫杨宏，曾在铁崖山筑有一楼，环楼树梅百株，命杨维桢读书其上，并撤去了楼梯，使其不得与外间往来，只能一意读书。如是者共达五年，所以杨维桢专心攻读，书确实读得很多，但性格亦因而孤僻倨傲。他后来自号“铁崖”，一是以山名以纪其实，一则也确实道出他自己的孤傲性格。 杨维桢是泰定间的进士，得中后署天台尹，由于他的狷直，竟至十年不调，那时正在修辽、金、宋三史，杨维桢作有《正统辨》约于言，议论史事和表明他的见解。修史的总裁官欧阳玄读到后，叹道：“百年后的公论，定于此矣！” 兵乱后，杨维桢浪迹浙西山水间，张士诚慕其名，设法招致他，杨维桢却不想去他那里，迁徙到松江去居住。明太祖登基后，征召天下隐逸之士治礼修乐，杨维桢也在被召之列，他也谢绝了，他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因赋《老客妇谣》以进。明太祖以安车把他接入京中，他在京住了一百一十天，定出了些纂述的规例，便乞请回家，不久也就去世了。 杨维桢以诗文俊逸驰誉一时，人称为“铁崖体”。他在古乐府出入于杜少陵与李太白、李商隐之间，尤称名家。他善吹铁笛，因又自号为“铁笛道人”，还自称“抱遗老人”。他著有《东维子集》三十卷，附录一卷，《铁崖古乐府》十卷，《乐府补》六卷，《复古诗集》六卷，《丽泽遗音》四卷。又有《春秋合题著说》、《诗义拾遗》等书。其作散文较平易。而古乐府则纵横奇诡，王彝诋为“文妖”。他还喜为行草书，有倔强之气。明代的李东阳亟称赞他的矫捷横发。 《东维子文集》是他最初刊行的诗文集，以文为主；共有文二十八卷，而诗仅两卷。他的诗集《铁崖古乐府》十卷和《乐府补》六卷，都是他的门人吴复所编，清乾隆的人楼卜瀍所注。 竹斋集 《竹斋集》，元王冕撰。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别号会稽外史、梅花屋主，诸暨（今属浙江）人。他出身贫家，幼年放牧，但性喜读书，牧牛时便以听塾中诸生读书为乐。由于自力苦学，终得稍通文墨，后来又被韩性收为弟子，加以教导，遂得成为通儒。 王冕原来也想应试出仕，实现自己的治国安民的抱负。但他屡试不第，默察世局，又已感到天下即将大乱，因而隐居九里山中，在那里植梅多株，自号梅花屋主，以耕读为业。他又善画，工画墨梅，善写竹石，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明太祖打下婺州，把王冕请入军中，授以咨议参军之职，但不久便即病卒。 《竹斋集》共三卷，另续集一卷，附录一卷，都是王冕的儿子王周所辑，前面有刘基所作的序。全集大都是诗。 王冕由于久居民间，所知甚多，所以诗作描绘出了人民的苦难，并寄以很大同情，如《痛哭行》、《江南妇》、《秋夜雨》等。他的《冀州道中》、《盘车图》等诗对元代统治者也作了多方的讽刺和谴责。另外，吊古伤今，歌颂隐居生活，在他诗中也是常见的主题。如他《白梅》诗中有句道：“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以白梅高洁自喻其志，表现十分生动。 清人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楔子里说到王冕的生活行事，大致符合实际，只是那里边说王冕画得最好的却是荷花了。 第七编 诗文集（三） 概说 归入这一编的，应该说都是明人的诗文集，可是诗文集按朝代分编，也有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那些生活于改朝换代之际的人的文集，究竟是归入前朝还是归入新朝，历来就有争议。为了比较妥当地处理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了时代标准和政治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就是既看作者所处的朝代；又看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看他是拥护还是反对某个朝代的统治。下面我们就具体的处理意见作一些说明。 宋濂和刘基两人在明代立国以前就很有名，不少文章写于元代，但他们都是明代的开国元勋，虽生长于元末，却显赫于明初，因此我们把他们的文集归入本编。 张苍水和陈子龙，虽都死于清代，但他们大半生生活于明朝，又都是抗清而死的，因而我们也把他们的诗文集归入本编。 屈大均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死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明亡时，他不过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在明朝的时间还不足十五年，在清朝却历经顺治、康熙，活了五十多年，以时间而论，把他归入清代，应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就其实际而言，屈大均的一生又全是心念故国，力图恢复的一生，不但在诗文中都是属于此类表现，而且还不时有所行动，真可以说，终其一生，都是极力抗清，力图恢复的明代遗民。把这样的一个人的文集归入清代，既远违作者之意，从其内容来看，也是极不妥的，所以我们便把他的《道援堂集》也归入此编。 与屈大均相似的还有傅山、阎尔梅、冒襄、方以智等人，他们在明、清两代生活的时间虽相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作为明代遗民看待，把他们的文集收入此编。 钱谦益是迎降清朝的明代大臣之一，以气节论，不应把他归入明代，但他人虽降清，在降后的诗文却又颇多怀念故国之作，以致他的文集不久即已成为清代的禁书，把他归入清代，实非所宜。况且钱谦益早在明末即已成名，论起明诗来，总把他和吴梅村算作明诗结尾的两个大家。据此，也把他的文集归入明代。 和钱谦益一样，出仕于清，也是吴梅村的一项失德。但不同者，吴梅村实在是真痛悔，就更有理由把他的文集列入明代了。 侯方域没有出仕，但被迫应试，总是个欠缺。他也是事后极悔的一个，试后三年便即下世（三十七岁），并名所居曰“壮悔堂”，定集名为《壮悔堂集》，更是用意极显。他的集中诸作，也是以有关明代者多，所以《壮悔堂集》自然也应列入此编。 宋文宪集 《宋文宪集》是明初开国时的文臣宋濂的诗文集。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金华）人。他自幼一力向学，家贫，买不起书，只好向人借书来读，以此日夜赶读，较常人倍加勤奋。早年曾向元代著名古文家吴莱、柳贯、黄潜等人学为古文。元至正九年（1349）经人荐举，被征为翰林院编修，但他却以亲老为称，辞而未就，且深入东明山中，隐居著书，前后达十余年。明代建国前，朱元璋亲往召聘。延入幕中。明初，命宋濂授太子书，并兼修《元史》。他累经晋升，做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以老致仕。但致仕未久，便以长孙宋慎得罪，全家都被谪往茂山。在道上，宋濂患病，死于途中。他之得称“文宪”，那是后来追谥的。 宋濂博及群书，尤以能文有名。他为文醇深宽厚，居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他所草的诏策号令，典雅纯正，最称得体；所作传记，则简明详洁，最能突出所传人物的品格、特性。他的著作计有：《宋学士集》三十六卷，《未刻集》二卷，《洪武圣政记》、《浦江人物记》等等。 《宋文宪集》，《四库全书》曾有著录，但称有内府藏本三十六卷，实在并非全本。嘉庆间，又有严荣清刊本，则是集明正德九年张缙初刻本、嘉靖十五年徐嵩续刻本，以及嘉靖三十年韩叔阳的汇刻本等合并校勘而成，并将《浦江人物记》也附刊于集后。这样，宋集才得称为完本。这书的卷目计为：《銮坡前集》六卷，《銮坡后集》五卷，《銮坡续集》四卷，《銮坡别集》五卷，《芝园前集》五卷，《芝园后集》三卷，《芝园续集》二卷，《芝园别集》五卷，《潮京镐》三卷，以及《浦江人物记》等，共四十二卷。 诚意伯文集 《诚意伯文集》，明刘基撰。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浙江青田）人。他是元末的进士，曾在元为官，做过高安丞、浙东行省都事等职。他为人廉直有声，任侠负气，因而与上官及僚佐都不相合，受到排挤，弃官归隐。明太祖久闻其名，平定括苍一带后，把他请到金陵，并修建了礼贤馆以为居处。刘伯温为明太祖陈说时务，共十八策，都极为切要。此后明太祖执张士诚，降方国珍，北伐中原，建立帝业，刘伯温都居于筹措帷幄的地位。明帝国建立后，刘伯温被任为太史令、御史中丞等职，所有建国立制诸大典，都是他与李善长、宋濂等几个人议定颁行的。最后他被封为诚意伯，以弘文馆学士致仕。刘基性刚，疾恶如仇，与胡惟庸一向不合，最后，他在病中竟被胡惟庸嗾令医者加以毒害。 《诚意伯文集》共二十卷，其中有《郁离子》四卷，《复瓿集》十卷，《写情集》二卷，《春秋明经》二卷，《眉公集》二卷。《郁离子》是《诚意伯文集》中最重要的一个部份，它是由-些寓言形式的小文所组成的，全部分为十八章，共有这类文章一百九十五篇。这些文章的现实性很强，都是用来讽喻当世的一些现实问题的。在文集中也有些类似于此的杂文，便很有针对性。如后来被选入很多选集中的《卖柑者言》，便通过卖柑者和作者的对话，生动有力地揭露出了封建官僚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 刘基的各项著作原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到成化间，才由巡按浙江御史戴暨等合为一书。卷首冠以孙荐等所撰的《翊运录》，这是由于其中所载多为诏旨敕制等类，所以必须列于卷首。 眉庵集 《眉庵集》，明杨基撰。杨基（1326-1378以后）字孟载，号眉庵，原籍嘉州（今四川乐山），后徙居吴郡，遂为吴人。杨基很早便以诗名，他和高启、张羽、徐贲四人，当时被人称为“吴中四杰”。他还著有《论鉴》一书，对历代得失颇有论述，可惜书已久逸。他与诸暨杨维桢（廉夫）也很熟，廉夫年纪比他要大得多，是他前辈，他在座中就以杨自号为“铁笛道人”即席赋成《铁笛歌》一篇为颂，因而大受赞赏，成了忘年交。 杨基虽与高启并称，实则诗的成就远不及高启，但在抒写景色的小诗中，却也不乏佳作。如他的《天平山中》一诗：“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写得景色心境交融如一，极有雅人幽致，而以茸茸形细雨，更觉新异切贴，令人一新耳目。 《眉庵集》十二卷，初为郑钢版行。成化中，吴人张习又为重刻，前有嘉州江朝宗所作的序，后有张习的后志。 高太史大全集 《高太史大全集》，明高启撰。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是元末明初时人，元时隐居于青邱，以诗书自娱。明初被征为翰林院国史编修，编订《元史》，故为人称为高太史，他的集子因也以此为名。 高启性情疏放，不拘礼法，对于官场生活颇感不耐，在翰林院为官不久，旋即辞归。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又以户部侍郎的高位，请他回朝。但高启却不为所动，坚辞不就，仍愿乡居。明太祖认为他藐视自己，很是恼怒，即将他投入狱中，并加杀害。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高启在明代诗人中，是成就最高的一个。他的诗，才气豪健而不剑拔弩张，辞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琢，称得上是自然高雅。他诗中的对句常极工巧而又自然，如“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既能道出客居人的共有心情，对得又是那样工巧自如，所以一直作为佳构为人传诵。他的诗除去抒发性情，自抒己志的作品外，还有一些则是关心人民疾苦，希望国家能够统一的作品。他的诗基调是冲淡和平的，即便反映民间疾苦，也务求合于“怨而不怒”的诗旨，所以有人认为他鞭策的力量有点不够。但他的感情是深厚的，笔力也极雄伟壮阔，弥补了上述欠缺。 高启的诗，由于明初有禁，所以直到景泰年间才由徐庸编刻成集。那时共刻有古近体诗十八卷，另文集《凫藻集》五卷，末附词集《扣舷集》一卷，共二十四卷。清雍正间有《高青丘诗集注》印行，并附有年谱和补遗等，另为一卷。书的注者是金檀。 逊志斋集 《逊志斋集》，明方孝孺撰。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宁海人。他是宋濂的弟子，诗文都得有师承，极早就知名于世。他于洪武间入仕，初为汉中府教授，后被蜀献王聘去，为蜀世子师。在那里，他把日常讲授的学舍题有扁额“正学”二字，人们遂也以“正学先生”来称呼他，以示尊敬。 建文时，方孝孺入为侍讲学士，对建文帝常以经义深加启迪。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连年战争，最后终于攻入南京，建文帝也在乱中失踪，未知生死。燕王进入南京，积极筹划登上帝位，亟需有人为草即位诏书，当时以为适合于草诏的人选，无有过于方孝孺的。燕王命人把方孝孺找到，请入宫里，商议草诏之事。方孝孺是身穿重孝来到宫中的，一路一直大哭，入宫后哭得更为凄切，真是声彻殿陛。燕王只得亲自来劝方孝孺，并命左右送来笔砚，自己向方孝孺道：“先生请写诏吧，此诏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掷笔于地，不肯应命。燕王先是苦劝，后则以生死相胁。方孝孺径直回答他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燕王又以祸将灭门动之，最后并以“如不草诏，将灭九族”相恫嚇。方孝孺却又冷然应曰：“灭十族我也不怕！”燕王无奈，只得将他杀了以为违命者戒，宗族、亲戚以及朋友，与方孝孺同时被杀的，共达八百七十余人。本来灭九族是与朋友无关的，朱棣把方孝孺的朋友也并入诛杀的数中，名之曰“诛十族”，正是针对着方孝孺最后所说的“诛十族何害”一语。方孝孺之死，当时至为震动，但懾于燕王的淫威，没人敢于稍有显示。燕王即位后，年号定为永乐，死后庙号称为“成袒”。方孝孺的忠烈一直没人敢提，直至南明福王时，才被追谥为文正。 方孝孺纯正鲠直，以圣贤作为表率，为文则纵横奔放，有如长江大河，人们认为他的文章极似宋人苏轼和陈亮，称他是“出入于东坡、龙川间”。 方孝孺被杀时，正值壮年，生平所为诗文俱未整理成集，极易散乱佚失。幸得他的门人王稔冒死抢出他的遗稿，藏在家中。但一时禁令森严，文稿却仍无法付印，到宣德后才开始有所传播，成化间才由黄孔昭、谢铎共同编印为《逊志斋集》三十卷，其时上距方孝孺之死已有七十年了。由于多年秘藏，文稿有所佚失，自然不在话下。黄、谢本所印不多，流传未广。至正德中又有顾璘的刊本。顾本是他在台州知府任上时予以重刊的，他把原来的三十卷本合成了二十四卷，计有杂著八卷，书三卷，序三卷、记三卷，题跋一卷，赞一卷，祭文、诔、哀辞一卷，行状、传一卷，碑表、志一卷，古体诗一卷，近体诗一卷。 方孝孺诗文固自可传，但其义烈却更为后人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提到他的集子时，说他“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集固可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这一评论，代表了明、清两代人们的看法。 于忠肃集 《于忠肃集》，明于谦撰。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为人聪明精敏，自幼读书便卓然有以自立。他自始便留意于史学，潜心寻究古今的治乱兴亡之道，以期得展自己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他在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中在三甲，所以他入仕之初都是任为外官，先后做到江西巡按，河南、山东巡抚等职，正统十年左右才被调至兵部任职。于谦为官清正，又肯务实，凡事都要多方询访，并听取下层官吏和人民的意见，所以不独政绩昭著，为人爱戴，对于自己的识见也不断增加了磨练。他自入仕以来，便以知兵见称，所以从外转内，便在兵部任职。 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族的瓦剌部落南侵，当时在位的明英宗朱祁镇，听从了一向受他宠任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的怂恿，轻率地便亲自统兵，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兵败，从征大臣死伤多人，明英宗自己也为瓦剌所俘。瓦剌俘虏了明朝的皇帝，不觉野心大增，立即迅速进军，直指北京，并以落入他们手中的明英宗作为要挟，要明廷赶快出降，签署降约。那时北京人心惶惶，通朝上下都极不安，当时朝议也极混乱，有人主张，为了保证天子安全，不如出降；也有人主张，不如迁都南京，再寻良策。于谦那时身为兵部侍郎，是群臣中最知兵的人，他坚决主张，既不可南迁，也不可中了瓦剌人的要挟，应该另立新帝，以绝瓦剌要挟之心，并且联合京畿军民，与瓦剌奋战。 当时于谦的主张得到了采纳，于是由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先为监国，随即继位为帝，并把于谦升任为兵书尚书，由他负责与瓦剌作战。于谦知兵善战，又能发动民众，共同战斗，结果打退了瓦剌，使他们的挟明帝以亡中国的阴谋无由得逞。 瓦剌掳到了一个空头皇帝，一点也没有起到作用，很不甘心。那时朱祁钰已正式继立为帝，并且已经改元，称为景泰。这时瓦剌人中，便有人认为，徒然留着这个朱祁镇不但一无用处，而且增加明人的敌忾，不如依从明人的请求，放他回去。他与景泰如果彼此不能相客，倒又可以造成再次入侵的机会。 朱祁镇被放回后，与他的已登帝位的弟弟果然相互疑忌，不能相容。不过景泰任用于谦，打退了瓦剌，深得民心，朝权巩固，朱祁镇只有暂且忍着。景泰七年（1456）朱祁钰患病很重，朱祁镇和他手下的旧臣认为时机已到，便积极准备复辟，到了次年正月，景泰病危，他们便发动政变，夺取了宫门，使朱祁镇复辟，再次登上帝位，并且改换年号，称为“天顺”。 朱祁镇心里最为痛恨的便是于谦。于谦不理瓦剌的要挟，一心抗战，他觉得是置他的安危于不顾，是一种大逆不道的举动。他复辟后，便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将于谦问斩。于谦不但本人被斩，连他的家属也都因而得罪，被充军戍边，直到明英宗去世之后，才有人敢于为于谦理冤，说他是“卫国有功，无辜受戮”。于谦被昭雪后，最初被谥为“肃愍”，到万历年间，才又改谥为“忠肃”。 于谦能文善诗，著述本来很多，但由于他自己被杀，家属也被遣戍，所以遗稿颇多散佚。后来辑成的这部《于忠肃集》，是由后人对他一直怀念，事后很久才又搜集成书的。全集共十三卷，计有奏议十卷，诗一卷，杂文一卷，附录一卷。其中奏议可分为北伐、南征、杂行三类，对当时的朝政、军事都有所议，保存了不少有关当时的史料。 《于忠肃集》中收录有他的诗六百一十四首，在诗中，于谦不但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的矛盾，也写下了他南征北战，爱国爱民的胸怀。有些小诗则专是以物喻人，藉以自况的。如他在《石灰吟》中便说：“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便勾画出了他的不畏强暴，敢于为国献身的精神。明代的诗风原是趋向于仿古、拟古的，而于谦的诗却绝无此病，纯任自然。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他的诗时，便说：“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这份评价无疑是很确当的。自然，据实而论，于谦的诗很多都是成于戎马倥偬之际，在篇章结构和词句推敲上，是不很讲求的。 怀麓堂集 《怀麓堂集》，明李东阳撰。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湖南茶陵）人，是明代前后七子之前最有影响的知名文人。他博学知书，据说在四岁时便能写出一尺见方的大字。他是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的进士，中在二甲第一名，当时他才十八岁。由于中得很高，人又极为年轻，所以入仕后一帆风顺，到弘治八年（1495），四十九岁时，便以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入预机务，成为阁臣，也就是说已经成为宰相中的一员了。此后他仍一直晋升，历文渊阁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正德元年更晋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而为首辅，也就是说做到了首相。正德五年，他又加有左柱国之称，正德七年（1512）才始致仕。他在内阁几二十年，官运之顺，在明代阁臣中也是颇少见的。 李东阳的文章，力求典雅入古，虽想力摹秦汉，实在并没能跳出“台阁体”的范围。他的诗一力仿学老杜，拟古之作极多，但也只是形似而已。他常称“文必如秦汉，诗必归盛唐”，实在是够拘执的。但因他是一时的诗坛领袖，又位居宰辅，他的影响实又很大。他的诗被称为“茶陵体”，一时仿效他的人很多，由此并成为以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先导。 后来流行的《怀麓堂集》共一百卷，是清康熙年间茶陵学正方达所校刻的。其中计有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诗后稿十卷，文后稿三十卷，另杂稿一卷，又《南行稿》、《北上录》、《经筵讲读》、《东祀录》、《集句录》、《哭子录》、《退求录》七种，集为九卷。书前有杨一清所作的序，和李东阳的自序。但那序却都是为他的古乐府而作，并不是为这部全集所作的。 石淙类稿 《石淙类稿》，明杨一清撰。杨一清字应宁，云南安宁人，后徙居巴陵。他生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卒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成化八年中进士，入仕后累迁至山西按察佥事，以副使督学陕西。他居陕八年，三为陕西三边总制，累官至太子太师，特进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最后为张璁等构陷落职，疽发于背而死，追谥文襄。 杨一清博学，善权变，尤明晓边事，羽书旁午，一夕上十疏，悉中机宜，其才一时无二。他一生办过的大事很多，但以能与内监张永合谋，设法除去了当时专擅朝权、无恶不作的权阉刘瑾，最为人所称道。 杨一清的文章，流传于世者以奏议为最多，为文简明，层次井然。他曾有奏议三十卷，其中《关中奏议》多为陈奏陕甘边政的实际文献，最为后来的治边者所崇奉。他颇喜为诗，诗作也不少。诗句华丽典雅，但格调并不高。 《石淙类稿》据称原有诗文各二十卷，但通行本却又都是有诗而无文。诗集各以“稿”为称，计有《凤池稿》、《省墓稿》、《禅后稿》、《西巡稿》、《壮游稿》、《容台稿》、《行台稿》、《归田前稿》、《自讼稿》、《制府稿》、《吏部稿》、《玉堂稿》、《归田后稿》、《督府稿》、《玉堂后稿》等十五类，合为二十卷。其中惟《督府稿》后别附简札一卷，想来应是由文集中混入的。 怀星堂集 《怀星堂集》是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的诗文集。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在他的各类传记中，都说他是生而枝指。所谓枝指，便是俗所谓的“六指”。所以他号为枝山，又号“枝指生”。 祝枝山极其早慧，年仅五岁便能书径尺的大字，九岁时已学会了做诗。还是童子时，便已博览群籍，为文有奇气，声名动海内了。但他不习举业，所以入仕很晚，弘治五年（1492），他年已三十三岁，才仅乡试中试，得中一名举人。入后为官，也只做过应天府通判这样的小官。 祝枝山诗文清畅，与文征明、唐寅、徐祯卿等三人，同被称为“吴中四才子”。他的书法最工，小楷学锺繇、王羲之，谨严浑朴；草书学怀素、黄庭坚，笔势飞动，自出一格，与文征明、王宠都是当时极有名的书法家。他的诗取材广远，韵味深长；文也潇洒飘逸，变换自如。他的著作也有多种，计有《苏林小纂》、《祝子罪知录》、《读书笔记》、《前闻记》等等。 《怀星堂集》共三十卷，《明史·艺文志》有所著录。并称他还有《祝氏集略》三十卷。他的本传中说他共有诗文集六十卷，显然就是以这两书合计而得。朱彝尊在他的《静志居诗话》中说，他在《祝氏集略》之外，又有《金缕》、《醉红》、《窥簾》、《畅斋》、《掷果》、《拂弦》、《玉期》等集。 现今流行的《怀星堂集》共有诗八卷，文二十二卷，与所传三十卷之数正合。 六如居士全集 《六如居士全集》，明唐寅撰。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吴县人（今苏州），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卒于嘉靖二年（1524），终年五十四岁。 唐寅是明季有名的才子，在与他合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诸人中，也以他为最有名。唐寅人既聪明，不免恃才傲物，一时颇为狂纵，每日都与同里的狂生张灵在外纵酒，不理举业。祝允明和唐寅也是同里，年纪又稍长于他，便加以规劝。唐寅经祝劝说后，曾闭户读书，长达多日。弘治十一年（1498）在乡试中，唐寅得中为第一名举人。举人的第一名，例称为解元，所以唐寅便又被人称为“唐解元”。 唐寅乡试的座主是梁储，他很赞赏唐寅的文章，还朝后，还拿给他的好友程敏政看。程敏政对唐寅的文章也很称许。次年的会试，程敏政得为总裁官。江阴有位富人徐显，买通了程敏政的家僮，得到了会试的试题。徐显除了以题供应自家的人外，还暗中向外兜售。唐伯虎文才极高，原不必搞这一手，但他一直惯于放浪，却也在徐显那里买到了试题。这事后来败露了，有关诸人都被投入诏狱，唐寅自也难免。事结后，唐寅被革去了功名，授以吏职。他耻而不就，回乡后更放诞了。正惟如此，所以有很多荒唐不经的传说，也都附会到了他的身上。 唐寅是个极有才华的人，诗文书画都很有成就。他的诗清新明快，不拘一格；作画，初就学于周臣，后来融会各家，自立风格，成就转出其师之上。他的书法也是各家兼备，极为人所宝重。 《六如居士全集》七卷，补遗一卷，清嘉庆六年刊本，为唐仲冕所辑，另有《唐伯虎先生外编》一卷。 甫田集 《甫田集》，明文征明撰。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后以字行，更字征仲，号衡山，长洲（今苏州）人。文征明也是吴中四才子之一，但他早年却以不慧名，稍长后才以颖异挺发，有异常人了。他曾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的状元，会试时的会元也是他。李应祯是当时有名的书家。沈周的诗画都很有名，而于画最称大家。有这么三位名人为师，文征明诗文书画上的成就都很高，也就无怪其然了。 文征明这个人，外宽和而内耿介，他与唐伯虎大不相若，一生律己极严。他的衣著俭朴，巡抚俞谏很看重他，多次想送些钱给他，都找不到机会。一次俞指着他所穿的蓝衫说：“敝至此耶？”文征明佯为不解其意，随口答道：“遭雨敝耳。”俞观察形色，终不敢说到想赠钱的事。杨一清与文征明的父亲文林是旧友，杨一清入阁后，文征明对他与别人并没有区别。一次，杨一清问他：“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文征明正色道：“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不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杨一清那时与张璁连通一气，不为人所重，所以文征明才这样应付他。文征明的书画都为人所重，往求者极多。他的门人常做些赝品来伪托，文征明虽然有所知，却也并不说破。他的学生很多，影响颇大，有“吴门派”之称。 《甫田集》三十五卷，计诗十五卷，文二十卷。另附录行略一卷，则为其仲子嘉所述。朱彝尊《明诗综》录征明诗十五首，其《池上》一诗，得诸墨迹，为本集所不载。且称其集外，流传者甚多，惜无广收为续集者。 空同集 《空同集》，明李梦阳撰。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后徙居于河南扶沟。他是明前七子之首，诗文在当时和稍后的一些时间里都很有影响。他是弘治六年（1493）的进士，中在二甲十七名，当时他二十二岁。正德时宦官刘瑾当权，李梦阳代尚书韩文起草为劾文，想劾去刘瑾。事洩，被投入狱，刘瑾很想除掉他。李梦阳知道刘瑾极敬重弘治十五年得中状元的康海，几次召请康海而不能得。这时事急，李便以片纸，寄康海道：“对山救我！”对山者，康海的别号也。康海为了救李梦阳，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拜见刘瑾，并为李梦阳说情。李果然得救。刘瑾被诛后，康海被认为是刘党而落职，李梦阳却以直声震天下。康海深恨李梦阳并无一语道及他为救李而陷身刘党的事，遂作《中山狼》杂剧暗指其事。在散曲《月云高》中也有句曰：“了不了前生债，教我心上黄连苦自捱，却似镇上门儿推不开！”说的倒都是实情。 李梦阳复出后，仕途仍极坎坷，做到江西提学副使时，又以事落职。他家居后，越发跅弛负气，因自号为“空同子”。 李梦阳为文提倡复古，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与何景明、徐祯卿等又接过了李东阳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但他们是专从字句上去摹拟古人，不但又形成了不良的风气，同时他们自己的诗文也都显得极为枯虚而少生气。 《空同集》共六十六卷，凡诗三十六卷，文三十卷，为其甥曹嘉所刻。另有清张祖同刻《空同诗集》三十三卷及附录一卷。 华泉集 《华泉集》，明边贡撰。边贡字廷实，号华泉，山东历城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卒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终年五十九岁。 边贡美风姿，早负才名，第弘治九年进士，与李梦阳等称为“弘治七才子”。他中后被授为兵科给事中，峻直敢言。刘瑾擅权，不稍取容。后出守卫辉、荆州，治行以最称。嘉靖中，边贡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久宦留都，优闲无事，辄游览江山，挥毫饮酒，夜以继日。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罢归。他平生癖于聚书，一夕尽毁于火，不觉仰天大哭，遂病卒。 《华泉集》共十四卷，计诗八卷，文六卷。他的诗集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同乡刘天民所编。这人编得很马虎，竟以边贡送严嵩之作居于卷首，实属有违清议。他的文集则为大名魏允孚在后来所续刊。《华泉集》则是合刘编的诗集和魏编的文集而成书的。 迪功集 《迪功集》，明徐祯卿撰。徐祯卿字昌谷，一字昌国，江苏吴县人，生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正德六年（1511），年仅三十三岁。他天资颖特，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为诸生时，已工诗歌。他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又与李梦阳，何景明游，名亦相亚。明孝宗得知徐祯卿和陆深两人的名字，曾派人去访察他们，陆深相貌不俗，遂得到馆职；徐祯卿长得不好，没得到馆职，只被授为大理寺左寺副之职，后又因囚犯逃脱，被贬为国子博士。 徐祯卿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其平生论诗宗旨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励其气；离骚深永，可以稗其思。然后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或未尽臻其奥，吾亦罕见其失也。”其部分作品，指陈时事，隐寓讽刺，但不脱摹拟之迹。 《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一卷。祯卿自定其集仅百余首。这本集子却有乐府四十四首，赠答诗十六首，游览诗二十五首，送别诗四十首，寄忆诗二十一首，咏怀诗十二首，题咏诗二十一首，哀挽诗三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五卷以下，则为杂文二十四篇，题正德庚辰刊，前有李梦阳、顾璘的序。在《迪功集》之外，另有《徐迪功外集》一本，是皇甫子安为之作序并刻印的。又有《徐氏别稿》五集，则为《鹦鹉篇》、《焦桐篇》、《花间集》、《野兴集》、《自刊集》五种。 大复集 《大复集》，明何景明撰。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正德十六年（1521），终年三十九岁。他是弘治十五年的进士，正德间，历官陕西提学副使。 何景明志操耿介，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他们两人均善诗文。初时相得甚欢，成名后却互相诋毁，但天下谈到诗文时，必并称“何李”。他们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当时政治败坏，何景明对黑暗的现状曾作过斗争，在他的诗文中也有充分的反映。他又和李梦阳等致力于文学复古运动。后来虽也劝李自辟途径，但结果两人走的却还是复古的道路。他们的这种复古的作法对明代的诗文风气，影响实在很大，直到明末还有不少人亦步亦趋的效法他们。 《大复集》共三十八卷，系清代张祖同刻印。计有赋三卷，文九卷，诗二十六卷，卷末另有附录一卷，则为传志行状之类。为《大复集》作序的人很多，有王廷相、康海、唐龙、王世贞等人。 升庵集 《升庵集》，明杨慎撰。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他是正德嘉靖间的宰相杨廷和的儿子，于正德六年（1511）得中状元，时年二十四岁。 杨慎读书极多，几乎是无书不读，在明代的文人中，他可以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人。他的著述亦丰，从学术的研究，宗教的探索，到诗文词曲杂剧等类的创作，他无一不曾触及，而且也都极有成就。《明史·艺文类》中所著录的他的作品，便有数十种之多。 杨慎因学问渊博，自始便成为翰林院里青年词臣的领袖人物。对于朝廷的很多大事，他都敢于率领词臣、言官，说出正确的意见。正德时，明武宗极好微服出行，他多次都曾直言力谏；武宗想暗自私出居庸关，他也曾率众在路上加以阻拦。嘉靖初年，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想要把他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帝，杨慎也曾多次抗疏力谏，并和朝臣多人在左顺门外撼门大哭。明世宗认为他为首聚众闹事，曾两次予以廷杖，并把他遣戍到云南永昌卫去。 杨慎虽与前七子中的何景明等人往来颇多，但在诗文上却并没受到他们多少影响。他为文长于说理，文气浩瀚而不力求摹古；诗也较为平易；词曲杂剧等更多吸收了一些民间文艺的用语。但他又颇好炫学，有些杂剧却又几乎竟是述学之作。他的夫人黄娥也是当时的才女，精于词曲，夫妻间颇多唱合之作。 《升庵集》八十一卷，为明万历中四川巡抚张士佩所订，凡赋及杂文十一卷，诗二十九卷，又杂记四十一卷。 黄娥，字秀眉，四川遂宁人，人称杨夫人，也称为黄安人。她能诗词，其散曲尤有名，有《杨夫人乐府》，但其中多与杨慎《陶情乐府》所收者相混。近人乃将两人的曲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 常评事集 《常评事集》，明常伦撰。常伦（1493-1526）字明卿，号楼居子，山西沁水人。他入仕很早，正德六年（1511），他才二十一岁便已中了进士在京为官了。 常伦文武全才，自幼习文也习武，为人多力善射，最好纵马驰骋。他性颇躁急，又好酒使气，因此颇不为人所喜，在他做官做到为大理寺的评事时，便因人缘不好，在考绩中得了不好的考语，要把他调往陈州，做个州判。常伦为此心极不平，竟去当庭骂了那些定出他的考语的御史。这种放肆行为的结果是，他被罢了官，只好回家了。 罢官后，常伦越加狂放，更多使酒骂座了。三十四岁时，扫墓回家，因酒醉，坠马死。 常伦颇善为诗，也很工于词曲，罢官后，每于酒宴之间作曲为歌，歌词悲壮，又颇婉丽。他的诗，风格豪迈，颇多不平之气，对社会黑暗也时有揭露。他也能书善画，不幸早死，人多惜之。 常伦的诗文，后被辑为《常评事集》一卷，内有赋五篇，各体诗一百余首，散曲二十余首。卷末并附有传、赞和杂著等数篇。 四溟集 《四溟集》，明谢榛撰。谢榛（1495-1575）字茂秦，自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他早年即工词曲，千五、六岁时所作的散曲便为同里少年争相歌唱。他后来又刻意为诗，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组织诗社，成为“后七子”之一。明代的前七子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后七子则为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七人。他们在诗文方面都是主张复古的人，所以有前、后之分，不过是在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前七子是完全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依归的；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则是奉行谢榛所说的“诗学三要”。谢榛是这样说的，他说：“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如此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他们这样学古，简直都成了摹古、仿古，所以他们在诗文上的成就都很不高，有人称他们的诗文为“假古董”，话虽说得苛刻，实在却正说到了点子上了。后来谢榛也深感到了他们这种一味摹古所产生的弊病了，他在《诗家直说》中指出：“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于是他也和前七子中的何景明那样，要求要有点变革，不能一味地摹仿着古人。他的要求是对的，但在当时却大大碰壁，几乎被开除了后七子之列。 谢榛并未应试，是以布衣终其身的。但因他早有诗名，赵康王和其他的藩王都争相罗致他，到处尊为上客，称“谢先生”。 《四溟集》共十卷，编刻于万历四十年（1612），是临清州知州盛以进，得到了赵王邸中的旧本，重新加以补订的，并以谢榛论诗时所写的《诗家直说》二卷冠于诗前。 闲居集 《闲居集》，明李开先撰。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他二十九岁时得中进士，中试后历官户部主事，又转吏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最后官至太常寺少卿。 李开先极喜藏书，对戏曲尤极爱好，有“词山曲海”之称。他精于鉴赏评定，订正过很多元人杂剧。他与王慎中、唐顺之、熊过、陈东、任瀚、赵时春、吕高为文字交，时人称为“嘉靖八才子”。他曾先后解饷到上谷、宁夏等地军中，对边地情况、将士疾苦十分熟悉。他为人耿直敢言，抨击朝政，不避权贵。夏言当国时，他便以此得罪，被削职为民。他性豪放，喜交游，罢官后，更置田产，蓄声伎，征歌度曲，结纳各方友人。他的传奇，以《宝剑记》最为有名，写的是林冲被迫投向梁山的故事。 《闲居集》共十二卷，计诗四卷，文八卷，皆归田后所作。其自序谓：“年四十罢归田里，既无用世之心，又无名后之志，作不必工，信口直写。”因名其集曰《闲居》，以别居官时的不闲。他曾作塞上曲一百首，以寓其志。又末卷有《苏息民困》、《或问》、《颜神事宜》诸篇，亦尚汲汲于经世，不甚争文苑之名。 荆川集 《荆川集》，明唐顺之撰。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江苏武进人。他生有异禀，聪明过人，年二十三便已进士及第。他殿试中在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他的座主张璁很看重他，将那一科留为庶吉士的尽行调出，只留下唐顺之。唐顺之不受拉拢，一力请调，终被调为兵部主事。为此，得罪张璁，很受夹磨，只好称病而归。嘉靖十八年（1539）被选为宫僚，以原官兼春坊右司谏，后被削籍而归。削籍后，唐顺之卜居阳羡山中，闭户读书，达十余年之久，很多人纷纷推荐他，终不得用。后倭寇屡犯江南江北，唐顺之才又被起用，以职方员外郎升任郎中，往江南视师，后以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那时唐顺之原已在病中，只以兵事紧急，不敢辞官。嘉靖三十九年，力疾泛海，竟以劳去世。到崇祯时，唐顺之才被追谥为文襄。平素学者称之为荆川先生。他为文主张“开口见喉咙”，反对摹拟古人。对唐宋文评价甚高，所作散文，辞意明畅，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同被称为“唐宋派”。 《荆川集》十七卷，凡诗四卷，文十三卷。末卷有《数论》五篇。专谈句股、测望等数学问题。又有外集三卷，乃无锡安如石所编，王慎中为之序。 震川文集 《震川文集》，明归有光撰。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县人。他少年时便矢志读书，专心文事，但应试却极困顿，乡试多次不中，三十五岁才得中举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六十岁终于得中进士，由于所中名次过低，所以不可能留在京中，只能任为外官，做了长兴县令。隆庆时，因大学士高拱的举荐，被任为南京太仆寺丞。此后不久，便去世了。 归有光不得意于科场，但无害于其能文之名。他会试屡次不中，愤而迁居嘉定安定江上时，从学者竟达数百人，一个落第之人，而受欢迎至此，若非文章为人钦佩喜欢，是无法办到的。他的文章平淡清婉，朴素无华，有如平居闲话家常，而回味又颇有余味，他是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同被呼为“唐宋派”的。当时霸居文坛的复古派很看不上归有光和王慎中等人，归有光也极力反对他们。他的文章，最可贵处乃在能以细致的笔墨，传述自己的心情。他不求感人，而人自有同感。如《项脊轩记》、《先妣事略》、《思子亭记》等便都是。王锡爵在《归公墓志》中所说：“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正指出了他的这个特点。 归有光虽习为古文，力求自然，但因久困场屋，几乎一生都在准备应试，所以时文的八股气息，在他的文章之中， 也不免时有流露。方苞深受他的影响，且也颇重举业，二人颇有心息相通之处，所以归有光的文章对“桐城派”的影响，实也很大。 《震川文集》三十卷，为其曾孙庄所订，首《经解》，终《祭文》，凡二十四体。别集首论策，终古今体诗，凡十有一体。文集旧本有二：一为其族弟道传所刻，凡二十卷，称常熟本；一为其子子祐、子宁所刻，凡三十二卷，称昆山本。去取多不相同。归庄以家藏抄本，互相校勘，又补入未刻之文，汇为全集，刻于清康熙年间，前有崇简、徐乾学二序。 焚书 《焚书》是晚明思想家李贽的诗文集。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今泉州）人。 李贽反对独尊孔子，反对有所谓一贯相承的道统，是明代敢于站在“异端”立场的思想家。李贽自己也知道与传统势力相对抗的行为是危险的，所以才把自己的书取名为《焚书》。他说：“所言颇切近于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由于李贽的所言所行太不利于当时的统治者，所以他终于在七十五岁时，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投入狱中，后竟死在狱里。关于他的死，有人说是，他一入狱便自知万无生理，遂自刭而死。 李贽在哲学上的创见并不为多，时时可以看出，他不但很受到王阳明的影响，还混杂着一些释家的观念。但他反对独尊儒家经典却是很积极的，不但对于封建传统假道学一直进行揭露和批判，还认定六经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文学方面，反对复古主义者的剽窃摹拟，主张文学必须发抒己见。他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曾评点《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在社会上起到不小的影响。 《焚书》共六卷。又有《续焚书》五卷，系李贽门人汪本钶所辑。正如书名所示，成书后曾历遭焚毁，但终又有人重编刊行，不过有些地方则被后人删改过了。 初潭集 《初潭集》也是李贽的重要作品。李贽由于言行颇触时忌，被迫于万历九年（1581）辞官，避往湖北黄安从事讲学。在那里，他仍不得安身，又于万历十三年（1585），迁居到湖北麻城县的龙潭居住。《初潭集》便是他迁居龙潭后所编的书，所以便以“初潭”为名。他在书的自序中曾说：“‘初潭’者何？言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他并未出家，却又像出家人一样，自己落了发，这也是他后来被捕入狱的罪名之一。 《初潭集》可以说是李贽以刘义庆撰的《世说新语》和稍前于他的明人焦竑所撰的《焦氏类林》为本，将二书重新分类编辑，通过批点评论，来阐发自己的思想的一部作品。在评论中，他以第三者的口吻，称自己为“卓志”。论及嵇康、阮籍等与他的思想作风都相近似的人物时，他都给以很高的评价，并常有“似卓志”、“像卓志”之类的赞许。汉武帝历来常被用来与秦始皇并称，褒中终不免带有不少的贬义，李贽却以“雄才”称之，只强调其“雄才大略”的一面。曹操比汉武受到的贬损更多，而李贽更称之为英雄，对曹操的“爱才”，尤极称许。对于道学家一类人物，李贽是极鄙视的，也在批语表明了他的看法和评价，如“好腐物，可讲道学”、“此子善舌，可讲道学”、“巧于嘱托，道学之宗祖也”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他对那些假道学的深恶痛绝。 《初潭集》明刻为三十卷，近所出者则分为二册。 遵岩集 《遵岩集》，明王慎中撰。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号遵岩，又称遵岩居士，后又号南江，福建晋江人。他及第很早，嘉靖五年（1526）他才十八岁时，便已中了进士。由于中在二甲五十名，虽然说不上是高第，名次却也不低，所以虽没能入翰林院，却也被分到礼部任用。在礼部，他认识了许多先辈的知名之士，日夕相与讲习，不觉学问大进。恰巧那时有诏要选拔一批部郎为翰林，王慎中由于少年得中，所以在拟具的名单中，他的名字竟在前列。那时正在当国的大学士张璁，也已听到有这么个十八岁就及第为进士的王慎中，很想把他收纳在自己的门下，因而命人向王慎中示意，希望他能去拜望张璁一次，这样转为翰林便把稳了。王慎中却不愿那样做，因此翰林院便没转成，仍留在部里为官。他做到河南布政司参政时，已是夏言在内阁主政的时候了，这时他又得罪了夏言，夏言自然比张璁手腕更凶，王慎中这次却丢了官，落得个落职而归。 王慎中最初倒也是很受摹古派的影响，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后来他忽然有悟于欧阳修和曾巩的为文之法，一心加以仿效，特别对于曾巩，他觉得更有心得。这样一来，他为文大进竟也成了“唐宋派”，并与唐顺之齐名，被人称为“唐、王”。 《遵岩集》共二十五卷，乃辑集王慎中先已刻印的《玩芳堂摘稿》、《遵岩家居》等书，加以一些少年时的文稿而印行的。到了隆庆五年（1571），王慎中的儿子王同康和他的女婿庄国桢，又稍加整理，重行刻印，显得比以前的版本更为精整。 沧溟集 《沧溟集》，明李攀龙撰。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少年丧父，家境很是困苦。稍年长时，爱上了诗歌，没日没夜地苦读古书，竟被人目为狂生。他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及三十一岁时得中进士，中的名次很低，中在三甲二百二十三名。他科名虽说很低，但仍得留为部用，分入刑部。这也许是那时他已经有了点小名气的缘故。在刑部中为刑曹时，他便与李开先、谢榛、吴维岳等人结为诗社，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世贞得中进士后，也被分到刑部，于是王、李二人相得甚欢，相互标榜，认为除他们外，当世简直无人。李攀龙与王世贞，不久便成了后七子中的主要人物，尽力宣扬他们的复古主张。王世贞到晚年才稍有点转变，李攀龙却是一直坚持到死，而且主张复古也一向都比王世贞更为激烈。他的摹古仿古已达极致，甚至竟有将古人作品只略加改易；便即视为己作的情况。在诗中，李攀龙的七律稍有可观，但因一力仿古，缺少变化，所以成就终觉不大。他的著作，除《沧溟集》外，还有《诗学事类》、《唐诗选》、《白雪楼诗集》、《古今诗删》、《诗文原始》等书。 《沧溟集》共三十卷，计有诗十四卷，文十六卷，另附录一卷。这书最初刻印于明隆庆间，清道光间又有重刻本。 杨忠愍集 《杨忠愍集》，明杨继盛撰。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他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忠直任气，以敢言为人所敬。在他为南京兵部员外郎时，俺答入侵，守边的大将军仇鸾心怀畏避，上书请开马市，以满足俺答的欲求。杨继盛极言马市之不可开，忤旨，被贬为狄道御史。后来俺答果然背约，边事大坏，仇鸾也因而伏诛。这时，嘉靖想起了杨继盛以前的建言，召他入刑部，任为员外郎。那时正是严嵩当权之时，严对仇鸾原来也很不满，认为杨继盛疏劾仇鸾，是个可以拉拢的人，于是把杨继盛又升为武选司郎中，以示其意。杨继盛忠于朝廷，觉得严嵩的弄权误国，贪索无餍，比仇鸾为害更大，乃毅然上疏，以十大罪劾严嵩。但严嵩势大，他反被杖下狱，坐系三载，最后被害。后来严嵩势败，杨继盛才得到平反，追赠太常寺卿，谥曰忠愍，故其文集也以忠愍为名。 杨继盛以经济气节自负，不屑于文字的雕琢。后人重其品行，掇拾《杨忠愍集》三卷。另附录一卷。最初系清康熙间萧山章钰所校，全书计有奏疏一卷，杂文一卷，诗一卷，行状碑记别为一卷附焉。其中《论马市》、《劾严嵩》二疏，《明史》限于篇幅，未能全录，在这里才能读到它的全文，其间披肝沥胆，伉直之气跃然纸上。书中有自作年谱一篇，乃其死前一夕所作。据说那墨迹一直便被作为传家之宝，因它写得神完气足，数千言间竟无一字加以涂抹，足见其临危镇定，视死如归的气概。在他将受廷杖时，有人曾以蚺蛇胆为赠，说是吃了可以挺得住些。杨继盛拒绝了这一赠与，他说：“椒山自有胆，何用蛇胆为！”他的无畏之气，正都表现在这些地方。 弇州山人四部稿 《弇州山人四部稿》，明王世贞撰。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他是右都御史王忬的儿子，据说生有异禀，读书能过目不忘，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年仅十九岁，便已中了进士。和他同时中在这一科的，后来名扬海内的人实在不少，单是入阁拜相的便有李春芳、张居正二人。 中了进士后，王世贞被分至刑部为官，他办事很显出了才干与风骨。据说有个犯了罪的人，因与锦衣卫都督陆炳有旧，躲到陆的家里，因此无人敢去拘捕。王世贞得知，亲自带了人去，竟把那人拿获了。陆炳请出了当时的首辅严嵩为那人说情，王世贞也毫不为动。杨继盛因劾严嵩入狱，王世贞极佩服他，便时常为杨继盛送汤送药，杨妻代夫诉冤，那状子也是王世贞代写的。杨在狱中被害，也是王世贞主理了开棺验尸，使被害的情状哄传于远近。他的这些行为，触怒了严嵩，因此为严痛恨，总想伺机报复。恰好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在滦河兵败，严嵩便想陷之于死。王世贞为了救父，虽和弟弟世懋同往严处跪求，却也未得结果。张居正和王世贞是同榜所中的进士，张身居首辅后，为拉拢他，很想借重于他们之间的这种“同年”关系。王世贞对此却毫不理会，张的弟妇欺凌了江陵县令，王依然立予论奏。王世贞的风骨凛然，大致都是如此。他的官位，最后是升至刑部尚书。 王世贞才博学富，诗文都极驰名，早年便与李攀龙、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同称“五子”，后来又加上了宗臣和吴国伦，称“后七子”。在文学方面，他们也与前七子同样，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只有王世贞，到晚年不满于专事仿古，才有所改变。对于戏曲，王世贞也很有研究，在他的《艺苑卮言》中，很有些有关南、北曲的评述。据传揭露严嵩诸般罪恶的传奇《鸣凤记》，也是出之王世贞的手笔。 王世贞的著作很多，所著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便有一百七十四卷，另又有续稿二百零七卷。之所以称为“四部稿”，是因为书中分有“赋部”、“诗部”、“文部”和“说部”的缘故。在说部中，又还分为《札记内篇》、《札记外篇》、《左逸》、《短长》《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余篇》等七部。这书的正集是王世贞在他做郧阳巡抚时自己印的。续集则是在他致仕后，自己所编定的晚年之作。这里只有赋、诗、文三部，却已没有了“说部”。这些他没能自己印行，只编定了交给了他的小儿子王士骏。王士骏也没能把它印出，是崇祯年间由他的孙子印好的。 除去正续文集外，王世贞还有许多别的著作，为人所知的计有《读书后》八卷，《觚不觚录》、《世说新语补》、《全唐诗说》、《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画苑》、《书苑》、《弇州山水题跋》、《异物汇苑》、《汇苑详注》、《史乘考误》、《尺牍清裁》等等。 宗子相集 《宗子相集》是被列为后七子之一的宗臣的诗文集。宗臣（1525-1560）字子相，扬州兴化人。他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得中进士的，那年他是二十五岁。他得中进士后，先是分在刑部任职，后又调往吏部文选司为主事，不久升为稽勋司的员外郎。 宗臣为人很有血性，杨继盛参劾严嵩时，他曾予以支持，因此也为严嵩所恶，把他排出吏部，以为福建参政，后又改为提学使。宗相初到福建时，正值倭寇来犯，他率众打退倭寇，曾立有军功。 宗臣虽也是个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人，但他不像李攀龙等人那样苦钻，因此他在后七子中，一时曾被认为是功力最弱，成就最差的一个。他的诗，力学李太白，《四库提要》说他：“其诗跌宕俊逸，颇能取法青莲，而意境不深，间伤浅俗。”他的文章以《报刘一丈书》一文最为有名，其中描画当时官场中的丑恶情状极为生动，因而后来在很多文章选家的心目中，它都成了入选之作。 《宗子相集》共十五卷，是他自己加以选定，后来又由他的门人依其生平更为编次来印行的。 林石逸兴 《林石逸兴》，明薛论道撰，薛论道（1531？-1600？）字谈德，号莲溪居士，定兴（今河北定兴县）人。他生长北方，故颇多豪气，幼年便极聪慧，八岁能文，很为人所惊异。他极喜谈兵，虽有一足在少年时便已残废，但仍极爱军旅之事。他在军中生活了有三十年，在防御边患中，屡曾建功。其间，他因与总兵戚继光议论军事意见不同，辞官回家，闲居了一阵。后来又以军事被召，作战于大水谷，又立战功。他最后官至副将。 薛论道特以赋曲见长，是明代突出的军人作曲家。他的曲子激扬愤切，常有抒发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慨。声调激越，曲文昂扬中带有悲凉，在明代的散曲作家中是很具特色的。他也有些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和同情受苦人民的作品，但在数量上却不及那些发挥个人感慨的作品多。 《林石逸兴》是集纳了薛论道所有作品的文集，其中诗、文、词、曲都有，数量都并不多，比较而言，文和曲的比重占得较大。 白榆集 《白榆集》，明屠隆撰。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又号鸿苞居士，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他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因中在三甲，故授以外官，初知颍上县，后转青浦县。他为人放诞，在县中常招请当地名士以饮酒赋诗为乐。又每纵游名胜，但却不废吏事。他后来被内召，授为吏部主事，与西宁侯宋世恩很是相得。刑部主事俞显卿和屠隆有私怨，于是诬告屠隆与宋世恩二人有淫邪之事。屠隆和宋世恩都上疏力辩，结果他与俞显卿都被罢了官。屠隆罢官后，回乡时路过青浦县，那里的人极其欢迎他，父老们为他凑集了农田约千亩，要求他就住在那里。屠隆没应承他们，和大家欢饮了三日而去。一个去职的人能得到旧时的治下这样欢迎，确实是少见的。 屠隆罢官后，更纵情于诗酒，并以卖文为生。他为文迅捷，下笔千言立就。他还有份出奇的本领，能一边与人下棋，一边口诵诗文，请人代写，双管齐下，一丝不乱，常常棋胜而文亦成。他颇以戏曲出名，所作有《昙花记》、《修文记》等，层次清楚，但不免带有一些迷信色彩。另有一出《彩毫记》，则是写的李白的故事，较为著名。他的诗文都嫌过于雕饰，不免流于轻纤。 《白榆集》二十卷，计为诗八卷，文十二卷。另有《由拳集》二十三卷，则为赋一卷，诗十卷，文十二卷。 味蘖斋文集 《味蘖斋文集》是明末直臣赵南星的诗文集。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又号清都散客，河北高邑人。他为人忠正鲠直，一生仗义敢言，终至成为举朝公认的正直朝臣的领袖之一。他是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的进士，最初被任为外官，后来才内调为户部主事，又转为吏部的考功员外郎、文选员外郎。在这种职任上，他常上疏切论时政，认为勋戚、内监和内阁权奸是国中的四大害，必需从速予以清除。这些直言触怒了皇帝、阁臣等人，被下诏切责，使他不能不乞退告归。 赵南星退居林下，直到万历中叶，才又被起用为考功郎中，主持考察官吏的工作。他这次复出，锋芒并未消退，较前倒更犀利了。他到任后，凡是达官显宦所任用的私人，如果被他发见，便要立予贬斥。在他到任不及一年，那些依附倖进的人，几已被他贬斥净尽。这样做如何能合那些显贵们的口味，不久，他又被排斥下来，以被诏严斥而落职了。 两次被斥落职，却使赵南星的声望越高，威声益远，那时他已与邹元标和顾宪成等都成了东林党的主将，虽都身在林下，每有议论，却能左右朝议，后来竟有了他们几个人是在遥执朝权的说法。 万历帝去世后，明光宗继立，赵南星又被起用为太常寺少卿，后升任左都御史。天启改元后，更晋而升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一时已成为朝中的重望。那时权阉魏忠贤已经独揽大权，赵南星自来便嫉恶如仇，如何能容得这个，便又与魏忠贤展开了斗争。但他势孤力单，不久便被削籍除官，并被戍往代州，最后死在戍所。他死后被谥为“忠毅”，那是已经到了崇祯初年，魏忠贤已被戮尸，赵南星得到昭雪，才有这一谥号的。 赵南星向以忠义自持，虽极负众望，但因在斗争上缺乏策略，只是硬干，所以每次都遭失败。他的诗文也与他的为人相似，硬而锋锐，但又缺乏情致，读着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他还做过一些小曲，收在他的曲著《芳茹园乐府》里，在这些小曲里，他收取了村谣、里谚、耍弄、打诨等等的词句，借以抒发自己积郁在胸中的愤懑之气，因而这些倒被写得极有生气，是些很不错的作品。他还作有一部名为《笑赞》的笑话集，其中颇多讽世之作，也写得很好。 《味蘖斋文集》共十五卷，所收的只是赵南星所写的奏疏、序文、传记等类的文章。此外还有一部与此大致相同的《赵忠毅公诗文集》，这部书所收入文章要稍多些，但仍旧没有把他的曲作收入。 少室山房类稿 《少室山房类稿》，明胡应麟撰。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兰谿人。他聪明好学，幼即能诗。万历中，乡试得中，成了举人，以后屡试不中，总也不能进士及第。他愤而苦读，筑室于山中，购书四万余卷，朝夕钻研。他诗文俱工，而尤以诗为佳。他曾携带了自己的诗去见当时雄踞文坛的王世贞。王很欣赏他的诗作，大事称扬，因而得名。他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四人齐名，当时被人称为“后五子”。 胡应麟记诵渊博，著述也多，所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续稿》、《笔丛》、《诗薮》等书。《诗薮》一书，论述古今诗作，很有见解，最为王世贞所称赏。 《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前有玉世贞所撰《石华生传》，称应麟有《寓燕》、《还越》、《计谐》、《岩栖》、《卧游》、《抱膝》、《三洞》、《两都》、《兰阴》、《畸园》诸集，凡二十余卷。朱彝尊《明诗综》所载，别有《邯郸》、《华阳》、《养疴》、《娄江》、《白榆》、《湖上》、《青霞》等集，而无《三洞》、《畸园》之名，这是由于集名前后有所改变，而朱、王各据所见，所以有所不同。《少室山房类稿》最初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乃是做金华通判的歙县人江湛然所刊，是把胡应麟的所有文集都合并起来刊刻的。 宝颜堂秘籍 《宝颜堂秘籍》，也可以说是一部辑集，本书的作者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松江华亭人。他的这部《宝颜堂秘籍》，共辑有宋、元、明三代已较稀见的旧籍一百四十一种，并把他自己已经编定的文集也附在里面，予以刊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议论颇为不一，有人说他想叼光于古人，使自己的文集得与之并列而传世；也有人说，那是由于他自觉可与古人并驾齐驱；也还有人说，那是陈继儒惯于标新立异，故意这么做以立异的。各说不一，莫衷一是。 陈继儒是松江一带的富室，资财既富，藏书也多。他虽好读书，却不甚重视举业，只考中了个秀才，便不再应试了。他心慕隐逸之士，但又不耐清苦，他先后曾在昆山和余山筑室读书，但又不断往来于巨室豪门，尤其是徐相国家，往来得更勤。有人讥之为“飘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说的确是实话。 陈继儒工文能诗，特别是写点短柬小词之类，极有风致，颇为人们所乐诵。他也颇精于书、画。字学苏轼和朱元璋，很有些眉目；画以山水见长，也颇多逸致。这些都是他隐居而又交游巨室的本钱。他的著述颇多，《四库全书》中便收有他的《建文史诗》、《邵康节外纪》、《逸民史》、《读书镜》、《虎荟》、《眉公十集》、《狂夫之言》、《安得长者言》、《书蕉》、《枕读》、《偃曝读余》、《妮古录》、《岩栖幽事》、《消夏辟寒》、《古今韵史》、《福寿全书》、《读书十六观》、《群碎录》、《珍珠船》、《书画史》、《文奇豹斑》、《见闻录》、《太平清话》、《香案牍》、《养生肤语》、《古文品外录》、《古论大观》、《秦汉文脍》、《佘山诗话》等几至三十种。其中的《眉公十集》便是陈的诗文集了。 《宝颜堂秘籍》原辑有稀见的秘籍一百四十一种，但因刊行之后便多散佚。至今所见的明刊本已经只有八十二卷，远非本来面目了。而且《四库全书》之中并未收有本书，因而所散佚的都是些什么，也已很难知道了。 袁中郎全集 《袁中郎全集》是明末著名文学家袁宏道的诗文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北公安人。他们共有兄弟三人，袁宏道是老二，老大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老三袁中道（1575-1630），字小修。他们三人都是极早便以文名，而且彼此诗文的风格又极相似，因而竟被视为文章中的一个流派，并以他们的生地名之，称为“公安派”。但严格说来，三人之中，如以文事而言，仍以袁宏道的成就最大，名声最著。当他十六岁还只是个秀才时，便已蜚声里中，并以诗文在城南结社，还被推为社长。 他们兄弟三人也都中了进士。大哥袁宗道中得最早，名次也最高；袁宏道是万历二十年（1592）的进士；老三袁中道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袁宏道得中后曾任吴县知县，那里的文风很盛，这对他倒正合适，每日公余之暇，他便常与当地文人谈诗论文，很得到了些益处。 袁宏道极不满意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力求予以革新。他认为诗歌在各个时代都应有它那一时代的特点，摹拟汉唐，便把时代特点都失掉了。这见解当然是对的。他还很受李贽的一些影响，对于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也都极为重视。他的文章清隽流畅，可说已独创而成一格。但由于过份强调了“性灵”之说，常常忽视了对现实生活作应有的反映，以致文章的本身与他们的文学主张有时不能相称。 《袁中郎集》原有四十卷，目今的流行本则只有二十四卷，那是以袁宏道所有的《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又重新编订的，集后并附有尺牍、游记、序文、随笔、拟古乐府、五、七言诗等。 隐秀轩集 《隐秀轩集》，是反对拟古派的“竟陵派”创始人钟惺的文集。钟惺（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湖北竟陵人。他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进士，初为行人司行人，后升任工部主事，后调往南京礼部，任郎中，最后官至福建提学签事。钟惺其貌不扬，身体又差，颇有弱不胜衣的样子。他为人严冷，极少交游。在南京做官时，在秦淮河上租了一间水阁居住，读书常常至深夜。他好读史书，每有所得必援笔记出，名之为《史怀》，他极爱游览山水，每到一处都要出游探索，想要找到些幽美的地方。他晚年深入于禅学，很读了些释家的典籍。 钟惺为文孤峭奇险，与也是竟陵人的谭元春意趣相合，因此二人最为相投。他们也反对前后七子式的摹古、拟古，提倡抒写“性灵”，这些都和“公安派”极为相似。他们两派之间的不同处，是对于“性灵”的取意上，彼此大不相同。“公安派”所讲的“性灵”，已经就够狭窄了，但究竟还总有一些对世事的不平，对道学家的嘲弄，有趋向自由旷达，反对礼法束缚的一面；而“竟陵派”所提倡的“性灵”却一点也没有这些，对世事他们是冷淡的，他们的诗文只表现出对自然的冷眼观赏，在追求着独到的孤怀、孤诣，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他们所要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钟惺与谭元春评选的《古诗归》、《唐诗归》，流布于天下，还自著有《周文归》、《宋文归》、《诸经图》、《毛诗解》、《名媛诗归》、《钟评左传》等。明季通俗小说盛行，托名钟惺的作品也多，今所知者有《盘古至唐虞传》二卷十四则；《大隋志传》四卷二十六册；《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则；《有商志传》四卷四十六回；《薛家将平西演义》八卷三十二回等。 《隐秀轩集》不分卷，按天、地、玄、黄字号编次，凡三十三卷，刻于明天启间。另有刻本八卷，则非足本。 徐光启集 《徐光启集》是我国明末时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文集。徐光启（1563-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他为人聪明好学，幼年时家境虽然贫苦，却仍然读了很多书，并习为举业。他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得中进士，那时他已是四十二岁的人了。他得中后，被选为庶吉士，入了翰林院，此后一直在京为官直至去世。他最后并曾入阁，得居相位。但他入阁很晚，直到崇祯五年（1632）五月，他才被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的，那时他年已七十，到次年十月便去世了。 徐光启由于好学务实，所以通晓多门学问，人称他于文章之外还能“旁通十事”。那十事是：一、天文气象学，二、测量学和水利学，三、音乐，四、军器制造学，五、会计学，六、建筑学，七、机械力学，八、舆地测量学，九、医学，十、钟表。那时由于欧洲教士前来传教，许多西学也已传入，徐光启为官之时，与西方人如利玛窦等都多有往来，所以他也学到了很多西方的科学和技艺。他是个求实好问的人，人们说他：“惟好学经济，考古证今，广博咨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故学问皆有根本，议论皆有实见，卓识沉机，通达大体。算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这话说的确是实情。 徐光启的作品最早有三十三篇被选入崇祯十一年（1638）刊行的陈子龙所辑的《明经世文编》里。光绪二十一年有《徐文定公集》四卷行世。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徐光启的十一世孙徐允布又增入了家藏疏稿六十三篇，编成《增订徐文定公集》五卷行世。一九三三年徐宗泽又增补到八十九篇。一九六二年由王重民辑校的《徐光启集》，则共十二卷，计有奏疏、书牍、论、说、策、议、序、跋、记、赞等文二百零四篇，诗十四首。这个集子不仅辑入的作品多于旧本，而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诗文都恢复到了明刻和明钞本的原文原貌。 祁彪佳集 《祁彪佳集》是明末抗清殉国的祁彪佳的诗文集。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别号远山主人，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是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的进士，那时他才二十一岁。明亡后，他在南明弘光朝中官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弘光灭亡后，又辅佐唐王继续抗清，隆武元年（1645），他坚守杭州，城为清军攻破时自杀。 祁彪佳出身世家，家中藏书极富，所以他学殖极富，诗文并佳。他的诗词清丽挺拔，以气势胜。在文章中，他的奏议由于极具识见，最为特出，其他文章也潇洒清新，颇见流畅。 《祁彪佳集》，系由山阴杜煦、杜春生兄弟得有他的遗稿，于道光十五年（1835）刻印的。书共十卷，书末还附有祁彪佳的亲友的作品。 归庄集 《归庄集》是明清之际的散文名家归庄的文集。归庄（1613-1673），又名祚明，字玄恭，江苏昆山人。他是明末文章名家归有光的曾孙，幼禀家教，所以很早便以文名。他和顾炎武自幼便即同学，后来为文，名也相若，有“归奇顾怪”之称。他颇热心国事，十七岁时，便与顾炎武一道加入复社，批评时政，攻击阉党余孽。明亡后他也与顾炎武一样，坚不出仕，以教读和鬻文卖画为生。 归庄为文，气势雄浑，笔酣墨畅，最能表现他心怀故国、愤激悲痛的情怀。他的诗更为沉郁，家国之思也表现得更为痛切。特别是那些写于甲申、乙酉明代覆亡、清兵南下之际的诗表现得更极深刻，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一大动乱的各种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他的诗文集，原有《恒轩诗集》十二卷，《恒轩文集》十二卷，又有称为《悬弓集》的文集三十卷，但都已散佚，清末他的后裔虽续有辑集，但也都残缺不全。目今所见到的《归庄集》则是解放后所辑，全书共为十卷，计诗一卷，曲一卷，文八卷。书后并附有《归玄恭先生年谱》、《传略》等。 琅环文集 《琅环文集》，明张岱撰。张岱（1597-1689）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是生活在明、清之交的人，在明时，他的生活优裕，追求享乐；入清，家道转为贫困，有时竟有断炊之虞。生活的骤变，故国的沦亡，而使他的文集之中，颇多故国之思，怀旧之作。 张岱的诗文清丽自然，明白如话，兼有明末公安、竟陵两派之长。他特别擅长于记事之作，能以极其短小的篇幅，状写人物，叙述琐事，写得极有风趣。文章的结尾处，更多摇曳生姿，出人意外之笔。他的著作中，以《陶庵梦忆》最为有名，这是他在国破家亡之后，追忆昔日繁华盛况的短小文章的结集。对明末江、浙一带的人们的生活情况，有多方面的描述，对于明初时的建国盛况也很有些追述。他是繁华胜境中的过来人，晚年生活困顿，心念故国，每觉追怀旧事，浑如一梦，所以这部结集便以“梦忆”为名。他还有一本追述西湖景色的小书，取名曰《西湖梦寻》，和这部《陶庵梦忆》的取名，正有同样的取义。 《琅环文集》是张岱的诗文总集，所载文章不多，只有六卷，内容除序、记、碑、传等文外，还收有他的诗、词和散曲。 陈忠裕公集 《陈忠裕公集》，明陈子龙撰。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一字卧子，号轶符、大樽。松江华亭（今江苏松江县）人。他好学能文，精于举业，尤以骈体文为最工，又兼治诗词，也极有成就。他还在青年时，便和夏允彝等人组成几社，常在一起谈诗论文，很是活跃。崇祯十年（1637），他三十岁时考中进士，被授为绍兴推官，因平定兵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但命令到时，北京已经被李自成攻破了。 福王即位南京，陈子龙曾上言陈说防守之策，但福王却不能用。陈子龙看到那时偏安江左，而马、阮当朝，举朝上下，荒嬉无度，知道事已不可有为，便以养亲为词，弃官而·去。南京失陷后，陈子龙曾一度削发为僧。唐王在福建，鲁王在浙东，都给以官职，想要他为恢复明室的江山出力。他曾想联络太湖的义兵，相机起事，不幸事败被捕，拘于船中。陈子龙乘间投水而死。 陈子龙不独以风节著称，其诗词古文在明代亦称大家，词尤为有名，王士祯谓其“神韵天然，风韵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后期因努力抗清，风格一变，悲郁苍凉，气节激越，极见当时的心情与处境。在抗清诗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个，被人称为“明诗殿军”。陈子龙为文，主张继承后七子传统，有复古倾向，著作有《白云草庐居稿》、《湘真阁稿》、《江蓠槛词》等。 《陈忠裕公全集》为清代王昶辑，共三十卷。计有赋、诗、词、曲等二十卷，文十卷。卷首录有《明史》本传、年谱等，卷末录有各家的评论。 张苍水集 《张苍水集》，明张苍水撰。张苍水，名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四十四岁。弘光元年，他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奉鲁王监国，据守浙东山地和沿海一带，官至权兵部尚书。后鲁王政权覆灭，他又派人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联系抗清。至清康熙三年，因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南田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不久被俘遇害。 张煌言忠勇果敢，诗文以气胜，后虽日常生活于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废文事，所著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等。他被俘遇害后，各集也都成了禁书，严禁刊印流传，但因他的义烈行动久在人心，即使多年严禁，也没能使之归于消灭，仍有各种本子，不断在暗中流传。近人张寿镛便曾根据抄本加以印行。解放后又重加整理，分为四编，不但包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还加有《乡荐经义》一卷，附录一卷。附录中有年谱和传略。 夏完淳集 《夏完淳集》，明夏完淳撰。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华亭人。他是有名诗人夏允彝的儿子。由于有个能诗的父亲，人又极为聪明，所以他年才七岁，便已能诗，十三岁时，曾拟摹庾信作《大哀赋》，文采宏逸，很受时人奖赞。他十四岁时明代已亡，清兵已然过江南下。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和他的老师陈子龙都起兵抗清，夏完淳也加入抗清军中，为斗争效力。不久，夏允彝兵败自杀，夏完淳却还跟着陈子龙转战各处。鲁王监国时，夏完淳曾被任为中书舍人，参谋太湖吴、扬等地的军事。鲁王失败后，陈子龙投水死，夏完淳也被捕入狱。在狱中夏完淳谈笑自若，每日常以制曲作诗为乐。一次大审，主审者有变节降清的洪承畴，夏完淳嬉笑怒骂，使洪颇感立身无地，乃以应予处死上报。临刑，夏完淳极为镇静从容，神色与平日无异，闻者人争惜之。他死时年仅十七岁，后来他被追谥为节愍。 夏完淳死时虽然年仅十七，却已有不少诗文流传于世。他的诗才思奔放，慷慨激越，流传世间的有《南冠草》、《玉樊堂词》等集。他还另有记明末史事的一书，叫《续幸存录》。 《夏完淳集》最初是由清人王昶辑刻的，那是集有夏完淳所有的诗文，包括《南冠草》、《玉樊堂词》和《续幸存录》在内，合而编刻的一个本子。此外吴省兰刻有一部《夏内史集》，所收的便不如王昶所辑的完备。解放后这个集子又被加以整理，以诗、文、骚、赋分为八卷，另加附录两卷。 道援堂集 《道援堂集》，明屈大均撰。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他也是生活于明、清之际的人，他才十四、五岁，明朝便已灭亡，所以他生活在明代的时间，只占其一生的四分之一还不到，但是由于他一生心存故国，不断参加抗清斗争，所以人们提起他来，又都以明人称之，也是曲从其志的缘故。 屈大均是明代的一名秀才，清兵南下，将及广州时，他便投入抗清队伍，奋勇作战。斗争失败后，屈大均曾削发为僧，法名今释，字一灵，又字骚余。他为僧仅到中年，便又还了俗，后来改以大均为名。他极好读书，还俗后寓祁氏山园，一心读书足不下楼，竟达五年之久。此后他又不断出游，到过江苏北部和陕西、甘肃等地，结识了很多人，与李因笃、顾炎武等人相交最厚。 削藩之议起后，吴三桂举兵北上，以复明为号召，屈大均也应时而起，参加了吴三桂的抗清斗争。兵败后，屈大均逃到江浙一带，隐居避祸，终于郁郁而死。 屈大均诗才极富，诗中极富民族斗争的意识，也多关怀民生疾苦之作。诗以五言近体为最工，长于描画山林、边塞，沉郁顿挫而又工整。他与陈恭尹、梁佩兰齐名，号称“岭南三大家”。散文极多追怀故国之作，笔力雄健。他著有《九歌草堂集》、《道援堂集》等。这些书在有清一代都被列为查毁的禁书。屈大均还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两书。《诗外》共十九卷，是他的儿子屈明洪所编。《文外》十八卷则为近人刘干所刻。 霜红龛集 《霜红龛集》是生于明清交替之间的傅山所撰。傅山（1606-1683），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来改名为傅山，字青主。他为自己取的字和别署还有很多，如：仁仲、啬庐、公之它、朱衣道人。 傅山少时亦习举业，与后来官至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同学。他记忆力强，读书过目不忘，因而所学极博。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之言无不毕读，而尤以医术为最精，是一代的名医和医学理论家。在医学中，傅山又最精于妇科。《傅青主女科》一书，成书以来便一直成为医家必备之书。 明亡后，傅山隐居奉母，总穿一件红色衣服，谓之“朱衣”，自称“朱衣道人”，以示怀念“朱明”之意。由于他的能医，又多才多艺，虽然隐居，仍然名满天下。康熙十八年（1679）诏设“博学宏词科”，遍征天下隐逸人士应试。那时傅山年至七十有四，仍然被迫应征，一路被抬到北京。傅山至京仍坚卧不起，大臣魏象枢才以老疾上奏，有诏特予免试，授以内阁中书之职，但他仍托以老病辞归。傅山善书画，精于金石篆刻，博通经史诸子及佛学。他崇尚老庄，很看不起那些所谓的道学家，称之为“奴儒”，有时甚至称之为“风痹死尸”。 傅山能诗，又善论诗，文章颇似公安派，直白而简捷。《霜红龛集》为丁宝铨所辑，共四十卷，计有诗十四卷，文二十六卷。另附录传记、事略三卷，年谱一卷。 清芬阁集 《清芬阁集》，女诗人方维仪撰。方维仪（1585-1668）字仲贤，安徽桐城人。她也是生于明清交替的人，综计而言，她在明代生活了六十年，入清，又生活了二十多年。她是明代大理寺少卿方大镇的女儿，她和她的妹妹方维则都知文能诗。她嫁给姚孙棨为妻，不幸，年仅十七，便守了寡。 居孀后，方维仪回到自己家里，与她的嫂嫂共同教养她的侄儿方以智，矢志守节于家中的清芬阁上，以书史代纴织，为她的日课。她的诗文都已自成一格，为文清雅洁静，诗则温柔敦厚，颇存正统。有部分诗篇，也表现出一些身世之感，家国之思，但过于收敛，气势不够发扬。 《清芬阁集》共七卷，其中大都是诗，只有少量的散文。方维仪还把历代妇女的诗作集为一编，名曰《宫闺诗史》，内容也还丰富。 白耷山人集 《白耷山人集》，阎尔梅撰。阎尔梅（1603-1662）字用卿，号古古，又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江苏沛县人，他也是生活于明清交互之际的人，大致在他的有生之年里，明、清各居一半。 阎尔梅幼年亦曾习为举业，崇祯时，乡试得中，成为举人，以后会试不第在家。清兵入关后，阎尔梅到了南京，在福王初立时，他曾劝史可法采取主动行动，进军河南、山东，以图恢复。弘光覆灭后，阎尔梅落发为僧，但仍不断参加各地的抗清活动。他曾两度被清军捉获，都以镇定从容，又是个方外人，而得无事。他一直在外流浪，走了很多地方，到晚年才回到他的家乡，在那里去世。去世后，乡人私谥为文节。 阎尔梅的诗，雄丽苍凉，多为怀念故国、激励人民之作，都收集在《白耷山人集》里。集中以七律为多，他的所长也在七律。 浮山集 《浮山集》，方以智撰。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鹿起、曼公，安徽桐城人，他也是生活于明清之交的人，少年时曾与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等人交游。崇祯十三年（1640），他三十岁时，中了进士，被任为翰林院检讨。明亡时他逃出北京，清兵南下时，又逃到广东，清兵取下广东后，他便出家当了和尚。他的法名取为大智，又字无可。他有很多别号，计有弘智、药地、浮山愚者、愚者大师、极九老人等等。他是在康熙十年（1671）去世的，那时他想到吉安去谒文天祥墓，在路上便死了，死时六十岁。 方以智读书很多，举凡天文、地理、历史、医药，以至文学、音韵等等都有研究，他很强调“质测”，也就是说要重视实验，在哲学方面，他仍然如此。他曾说“寓通机（哲思）于质测”，就是说在哲学上不能光是空想，也得注意实践。他还认为即使自然科学，也要由哲学作为指导思想。明末，西方的各类科学都已渐渐传入，方以智接受了科学知识，但不满意同时传入的基督教神学。他批判西学，说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通机”，认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反对“离气以言理”、“离气以言道”的宋明理学。还提出“宙（时间）寓于宇（空间）、宇寓于宙”的见解。认为时、空不是彼此分别存在的，有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物质的这个意思。但又认为“舍心无物，舍物无心”，不免又倒向唯心主义方面了。他晚年因躲避清廷搜索，更走上了逃禅的道路。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浮山集》、《古今性说合观》、《一贯问答》等书。 巢民诗文集 《巢民诗文集》，冒襄撰。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他是明末有名的“四公子”之一，且被认为是其中的首选。所谓“四公子”，其说有二：一说那四人是冒襄、方以智、陈贞慧和侯方域；另一说有三人仍同，但把方以智却换了余怀（澹心）。 冒襄，《明史》称他十岁即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又说他是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的副贡生，已被授台州府推官，却值天下已乱，遂不出。他性奢豪，家道又颇富厚，有园池亭馆之胜。家居后，几乎无日不设宴招致四方名士。他也是个风流人士，少年时纵游秦淮河上，极为有名，与名妓董小宛最为交厚，后终娶回为妾。 董小宛名为董白，小宛是她的字。她是四大名妓中最美的一个，工诗善画，书法尤为精妙，常为冒辟疆抄写诗文，相得益彰，极为人所称道。董小宛体弱多病，二十七岁便已下世。冒襄曾有《影梅庵忆语》一文，历述二人相爱无间种种情况，以为悼念。文章写得曲折幽妙，情态如画，一直为人传诵。 冒襄诗文俱佳，亦最精于书法，八十之年，还能作径尺大字，工力劲绝，体势更见妩媚，每作一幅，人争宝之。他去世时，年已八十有三，乡人因他少年之时曾泣血上书营救其父冒起宗，遂私谥为“潜孝”。 《巢民诗文集》乃冒襄自编，他还另有《水绘园诗文集》，水绘园是他如皋旧居的一座园林，因集中所作都是他在故园居住时的作品，所以便以“水绘园”名集，亦以地纪时之意。 初学集 《初学集》，钱谦益撰。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江苏常熟人。他也是生于明清之际的人，不过他却是在明之日多，在清之时却要少些。 钱谦益读书很多，学殖颇富，诗文亦极有名，为一时之人望。他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的进士，中在一甲三名，即俗所谓的“探花”，那时他是二十九岁。由于科名很高，人又早有才望，所以钱谦益早期为官极为顺利，但到了他官位已高，争求入阁之时，却又受到了一些阻碍，前后几次都失败了。 在明末，钱谦益不仅官位已高，政治上颇具潜力，而且又是公认的诗坛领袖，也极为文人墨客以及名优名妓所敬仰。当时江南名妓中，以顾横波、柳如是、董小宛与寇白门为最有名，她们都深通文墨，能诗善画，其中的柳如是，便看上了钱谦益，甘心嫁他为妾。 福王在南京即位时，钱谦益被任为礼部尚书。不久，清兵南下，南京告危，柳如是认为钱谦益年纪已逾六十，为官已至极品，不如殉国一死，更可留下美名。钱谦益没有听她的，却去迎降了。有人说他是贪恋财富，却也有人说他另有别故。 钱谦益降清后，被任为礼部侍郎，清廷对他并不看重，加以他的人事关系复杂，更易孳疑，所以在他身后，他的诗文集《有学集》和《初学集》都被毁板，成为禁书。后来， 甚至凡是有钱谦益作序或是校阅人中有他的名字的书，也都成了禁书。 钱谦益的诗舒展端厚，极为工稳，与同时的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他原藏书极多，修有一座藏书楼，名曰“绛云”。所藏书中，有很多还是外间少见的宋、元孤本。后来，由于不戒于火，绛云楼竟被焚毁，藏书也都付之一炬，毁掉的孤本，委实不在少数。有人为此不觉叹道：“绛云一炬，实为江左图书之一厄。”。 《初学集》和《有学集》虽然都曾被禁，但还是一直流传下来了。现存《初学集》一百一十卷，《有学集》五十卷，都是钱谦益自己编的。后来的印本还有大量的挖补痕迹，那些都是入清以后，挖去对于清廷有“忌讳”的字样。 梅村家藏稿 《梅村家藏稿》，吴伟业撰。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也是明清交替的人，少年时曾师事张溥，崇祯四年（1631），他二十三岁时，以一甲二名及第，由于是榜眼，依例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历任东宫侍读，南京国子监司业等官。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吴伟业正在南京，福王登位后，迁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等议论不协，便辞官回家。弘光帝灭亡后，他决心隐居不仕。顺治九年（1652），却由两江总督马国柱荐举入京。到京后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铃又一力举荐，便被授为秘书院侍讲，参加修清太祖，太宗的《实录》。顺治十三年（1656）又官为国子监祭酒，到他母亲去世后，才得回乡。吴梅村为人极孝，所以被迫入京，都是由于有老母在，怕累及老母之故。他极以未能坚志守节，入仕清廷为恨，在诗中也常以此自责，他有诗句曰：“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很沉痛地道出了一时之差便有天壤之别的内疚。他隐居时，侯方域有信劝他勿事新朝。侯死后，他在吊诗中说：“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流露了负约的悲伤。他临终时，叮嘱后人，敛以僧装，墓前只书“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仍是为了同样的原因。 吴梅村的诗名遍于宇内。他早期作品风华绮丽，吐纳风流；明亡后多激楚苍凉之音，风骨愈上，有庾信之萧瑟。尤工七律和七言歌行，《园园曲》、《楚雨去行》等篇，最为当时与后世所传诵。他又工词曲书画，晚年所作传奇《秣陵春》及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尤多伤心痛苦之调。 《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计有诗二十卷，杂著三十二卷，词二卷，年谱四卷。清代顾湄编有《梅村集》四十卷。 壮悔堂集 《壮悔堂集》是侯方域诗文集的集名。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邱人。他是督臣侯恂的儿子，能文善诗，风流倜傥，一时驰名，与吴应箕、冒襄、陈贞慧称为“四大公子”。在明亡之后，原本无意应试入仕，却于顺治八年（1651）被迫往应乡试，虽然草草终场，终于还是中了个副榜。他为此事郁郁不已，不久即怀恨而死。为了不忘此事， 他把自己的居室题为“壮悔堂”，文集因也名为《壮悔堂集》。他应试时，是三十四岁，死时年三十七，都还正在壮年，所以取名“壮悔”。 　四大公子，都是一时的风流少年，在秦淮河上，征歌选舞，俱极有名。侯方域与当时名妓有“香扇坠”之称的李香君两情相得，极为人所称道。因为他是复社中人，崇祯末年曾在南京痛斥阉党阮大铖，使阮大铖极为狼狈。福王得立，阮大铖一时得势，有意复仇，侯方域幸能逃出南京，才得免祸。这些情节，都被孔尚任一一收入他所作的传奇《桃花扇》里。侯方域因而更为有名。 侯方域才思迅捷，文笔锋利，与魏禧、汪琬并以能文有名，当时有人评论他们三人说，魏禧是策士之文，汪琬是儒者之文，而侯方域则是才人之文。这一评论确有所见。 《壮悔堂集》共十八卷，其中《壮悔堂文集》十卷《四忆堂诗集》六卷，都是作者自己编定的。另有《壮悔堂遗稿》、《四忆堂诗遗稿》各一卷，则为后所补辑。书后还附有传记和年谱等。 第八编 诗文集（四） 概说 这是诗文集最末的一编，也是数量上最多的一编。这里新介绍的，全部都是有清一代的文集。 在这一编里，以黄宗羲的《南雷文定》、顾炎武的《亭林诗文集》居首，应该略加叙说。 黄宗羲（1610-1695）和顾炎武（1613-1682）也都是生活于明、清之际的人，并且都是积极的爱国者，还参加过武装抗清的斗争。依此而论，我们似应与张苍水、夏完淳一样，把他们的文集列入明末，以明之遗民视之才是。他们的确该算是明代的遗民，清廷曾多次征召他们，要他们应试为官，但都被他们设法推脱了。我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大，已开有清一代学术和文章的新风，所以一般人一向又把他们作为清代初期对后来最具影响的先驱和大儒来看，讲到清代的学术，势必要提到他们，所以把他们的文集列为清代的诸集之首，倒是更合适些。清代广为流传的文集的作者，常都既是文人，又是学者，集中也常是词章与学术并重的。这些也都是由黄宗羲和顾炎武启其端，而后人又很受了他们的引导和启发，从而蔚然成风了的。 这一篇最后所收的几个文集的作者如严复、梁启超等，他们都已步入了民国，但因他们的生年大半都在清代，且内容也是有关于清代的较多，所以很多人还都视他们的作品为清代学术、文章的余波。 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是黄宗羲自编的文集。黄宗羲（1610-1695）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极知名的思想家、学者和实际以武力抗清的爱国主义者。他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为梨洲先生，是浙江余姚人。他早在明末便是复社中的主要人物，和宦官权贵作过多次的斗争。明代覆亡，清兵南下，他又召募义兵，成立了“世忠营”，进行了武装抗清的斗争。鲁王监国时，他被任为左副都御史，参预朝政，图谋恢复。抗清失败后，他才回到家乡，奉母隐居，从事著述。清廷久闻其名，曾多次征召，但他都设法推脱了，没有应征。 黄宗羲学术极其精博，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为“三大儒”。他对天文、术数、乐律以及经史百家，释道经典，都深有研究，学得极为精到。他于为学，主张当先学经，继而则以经求证于史。这样，他的经学自然精到坚实，而在史学上的成就也就更大。他所著的《明儒学案》，可以说是为中国首创的一部学术史，实开浙东史学研究的先河。在哲学上，黄宗羲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并非实体，不过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但却又说“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还说“盈天地皆心也”。这些，显然又有泛神论的倾向。他还以为，“致良知”的“致”字也就是“行”字，并且反对“测度想像，未见大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他认为，君主一人而私有天下产业实在是个罪过，作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大胆结论。他还反对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认为工商也应属于国本。这些观点，在当时当然是极为进步的。 在文学方面，黄宗羲强调诗文必须反映出历史的实况，表达出人们实际的情感。他很不满前、后七子的摹拟剽窃的作法，极力加以否定。他的诗明白自然，不事雕琢，并富有爱国的精神。他除《明儒学案》外，还著有《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书。 《南雷文定》是黄宗羲把他已经编行过的《吾悔集》、《诗历》等书合并编成的一个集子。他的乡居之处名“南雷里”，他的号又也是“南雷”，所以集名也便以“南雷”为冠。编成的书计有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前集计有：序一卷，记一卷，答问书二卷，神道碑、墓志铭一卷，墓志铭、墓表、碑三卷，行状事略一卷，传一卷，杂文一卷。后集则有：序、记、书一卷，墓志铭、神道碑一卷，墓志铭、传、书、议赋二卷。三集又有：序、记、书一卷，墓志铭、墓表、墓碑、塔铭、传说一卷，要例、诗历一卷。另外还有附录四卷。 亭林诗文集 《亭林诗文集》是顾炎武把他自己写的没有编入专著的诗文，合辑起来的一本集子。顾炎武的行谊，我们已在第四编《日知录》里作过介绍，所以这里便不多说了。顾炎武在前原已辑有《亭林余集》、《亭林诗集》等书，由于其中触及清廷忌讳之处很多，刻印者每每有些删改，所以各本内容和卷数都不一致。 《亭林诗文集》有四部备要本，内有诗集五卷，文集五卷，补遗一卷，余集一卷，共十二卷。这些原是由顾的门人潘耒刻入《亭林遗书》里的，并无专本行世。直到光绪年间，张修府才把这一部分从《亭林遗书》取出刻印，算是有了单本行世。集中载有全祖望所撰的《顾氏神道表》，其中对于顾亭林的学问、文章说得很是切当。他说：“其于书无所不窥，而尤留心经世之学。王葆心谓，处今世而研究文字，尤以认定宗旨，要当与作文须有益于天下为归。顾氏所定有益之目曰‘明道’，曰‘纪政事’，曰‘察民隐’，曰‘乐道人善’。今观顾氏集中所载各篇，大致不出前列四者范围之外。”集中所载诗文，确乎就是这样。 这书在解放后又曾重新整理出版，全书分为一十六卷，计有文集六卷，余集一卷，《蒋山佣残稿》三卷，《佚文辑补》一卷，诗集五卷。诗集中另附有《集外诗补》三首，所收诗文，较以前所出各本都更完备。为顾诗作注的人，有清代的徐嘉，他著有《顾诗笺注》二十卷，笺注都颇详明。 船山遗书 《船山遗书》，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他人既聪明，性又好学，所以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大，成为明末清初的伟大学者，与顾炎武、黄宗羲都是为人景仰向往的人物。 王夫之于崇祯十五年（1642）曾和他的哥哥王介之一同乡试得中，成为举人。次年还有明代最后一次会试和廷试，他却没去应试。明亡后，他在衡阳举兵，阻截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后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成，几为所害。后到桂林依瞿式耜。不久桂林复陷，瞿式耜殉难，王夫之乃决心归隐石船山。他辗转湘西郴、永、涟、邵等地，历尽艰辛，才得到达。其后他隐居僻处，刻苦著书达三十余年。其间，清廷也曾多次征召，但他始终不出，而且至死也没有遵从清廷的薙发令薙去头发。他这种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使人感动。 王夫之的学术成就很大，主要贡献在哲学方面。历来人们公认的清初三大学者，经学以顾炎武为优，史学以黄宗羲为深，哲学就推王夫之了。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哲学里所含有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他用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的认识，驳斥了程朱理学的那一套唯心说法。他从“道器”关系建立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否定了人性不变的说法。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的“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观点。文学方面，他的词成就较高；论诗，《诗绎》、《夕堂永日绪论》亦多独到见解。 王夫之著作宏富，遗书共三百五十七卷，计六十六种，统称《船山遗书》。其中有《周易内传》、《书经稗疏》、《读通鉴论》、《噩论》、《楚辞通释》及《薑斋诗文集》等，他哥哥王介之的《春秋四传质》也附在其中。 安雅堂集 《安雅堂集》亦称《安雅堂全集》，宋琬撰。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别署二乡亭主人，莱阳（今山东莱阳县）人。他也是生于明清之际的人，以他的生年算来，六十年间，在明约三十一年不足，在清二十九年有余，论起来似以称他为明人为是，可是他的主要成就都在清初，而且他在清朝第二次开科取士，便应试得中，又做了官，所以后世论起他来，便把他算是清人了。 宋琬得中进士后，最初是分部任用，曾为户部主事，后又历任外官，官至浙江宁绍台道。那时，山东突然暴发了于七起义，一时颇有声势。这于七是登州（今山东蓬莱县）人，与莱阳相距不远。在宋琬的族人中，有人与宋琬有嫌怨，便在暗中告变，说宋琬与于七的起义有关，宋琬便即被捕入狱。 宋琬入狱三年，才把事情弄清，出狱后又出任为官，后来做到四川按察使。 宋琬很早便以诗名，在北京时，曾与给事中严沉、部郎施闰章、丁澎等人唱合，被同称为“燕台七子”。他的诗秀丽绵密，宛转有致，颇多感时伤事之作。他与施闰章齐名，当时称为“南施北宋”。他的诗，入清后便不断有所刊印，有《安雅堂诗》、《安雅堂拾遗诗》、《安雅堂遗文》、《二乡亭词》等。全诗则由王士祯为之点定，称《安雅堂全集》。王士祯在他的《池北偶谈》里，有一条曾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者。”又有一条说，“宋官浙江后诗，颇拟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康熙壬子（1672）春，在京师求余定其诗笔为三十卷。其秋，与余先后入蜀。余归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觐。蜀乱，妻孥均寄成都，宋郁郁殁于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王士祯所说的三十卷本，大概已经散失，目前所见到的通行本，则是乾隆丙辰（乾隆元年，1736）宋琬的族孙宋邦宪所刻印的。 定山堂集 《定山堂集》，龚鼎孳撰。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他是崇祯七年（1634）的进士，也是明清之际的知名文人。当时以及后世，人们常常把他和钱谦益、吴伟业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他们三人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是早在明末便已全国知名的能文之士；其次是他们都投降了清朝，把圆领纱帽都换成了顶戴花翎。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而已，认真说来，在诗文上龚鼎孳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钱谦益和吴伟业，质量或数量都是如此。 以科名而论，龚鼎孳也远非钱吴之敌，钱吴二人都是一甲及第出身，一个是榜眼，一个是探花，龚鼎孳却是中在三甲的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的人物了。以降清而论，最受人嘲骂的是钱谦益、吴伟业，却是最使人为之叹息，龚鼎孳则不大为人提到了。钱谦益官位极高，以前也颇有令名，人们骂他，是恨自己看岔了眼。吴伟业一向持身以谨，又曾有志终于草野，被迫失节，终生病悔不已，所以颇能得到人们的同情，说他天性至孝，只因有老母在，以致不敢坚拒朝命。龚鼎孳是个最会钻迎趋附、投机取巧的人，他降清，人们少于议论，是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才是他的本色，所以也就不愿多说了。曾是魏忠贤的党徒、名列逆案的大学士冯铨，和龚鼎孳有过一番舌战，他们互相攻讦，都想搞掉对方。龚鼎孳攻击冯铨趋附魏忠贤作恶，说魏忠贤“杂戮贤良，通贿谋叛，皆成于铨”，请立诛于市；冯铨攻击龚鼎孳是投降过李自成的“贼臣”，大逆当诛。龚却把降李自成跟魏征降唐太宗相比，为自己辩解（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最后受到睿亲王多尔衮的斥责。 龚鼎孳的诗文，技巧精到，声韵铿锵，字面也工丽秀整。他的词也很婉丽。《定山堂集》全部收集了他的各类文、诗和词。 柳花阁集 《柳花阁集》，顾横波撰。顾横波，生卒年不详，她是明末的秦淮名妓，与柳如是、董小宛、寇白门同称“四大名妓”。这四大名妓，不仅容貌出众，能歌善舞，而且还都知书能文，诗画俱佳。为此，当时的名妓，居处陈设，言谈动作，常常有如能文的名士，并且她们也是有名有字，甚至还有别署。譬如顾横波，她原本叫做顾媚，字眉生，横波是她的号，这号原是从白居易的诗，“回眸一笑百媚生”里脱化出来的。她的住处，名曰“眉楼”，和她亲近的人又常称她为“媚娘”。仅只人名和楼名，便都在眉、媚二字上大做工夫，别的自然更可想见了。由于名妓能诗，所以常多仰慕名士，而名士多情，亦多倾心美人。美人名士，常常扰在一起，演出了许多闹剧。这也是明末时代，一时的风气。 在四大名妓中，柳如是识见过人，是四人中的领袖，董小宛则最以美慧出名，顾横波则是她们之中最有手腕，最会应酬的人。她们三人，后来也都与极为知名的人结成了眷属。柳如是原来便与钱谦益交好，后来便嫁钱为妾；董小宛嫁的是四大公子之首的冒襄；顾横波嫁的则是当时最为活跃的龚鼎孳。顾横波嫁后，据说又改为姓徐，大概是恢复了本姓，人们间或也以“横波夫人”称之。 顾横波不仅善于诗文绘画，并且词也填得很好。她的画，以画兰最为有名，每成一幅，在当时也是人们的争夺之物。她的诗文，后来辑印成集，称《柳花阁集》，柳花便是柳絮，顾横波用来为阁名、集名，也含有点自伤薄命的意思。《柳花阁集》中的诗文数量并不算多，其中以诗为主，而诗中又以她与龚鼎孳的唱和为多。有人认为《柳花阁集》实在并无单行的必要，附在《定山堂集》里作为附录，倒正合适。但顾横波和龚鼎孳都是精于计算的人，他们这样做，当然又有他们的道理。 西堂全集 《西堂全集》，清尤侗撰。尤侗（1618-1704）字同人，又字展成，号悔庵，晚年又号艮斋、西堂老人，江苏长洲人。他也是生活在明清之交的人，但因他的主要事绩都在清代，又是康熙十八年“博学宏词科”所选中的人物，所以便都把他列入清初的学者之列了。 尤侗这人，才博学富，在明代，他只考中了秀才，明亡后，不再应试，一心以著述为业。他的文章，雄博瞻富，华艳精深；诗则冲秀淡远，幽劲动人，每有所成，人争传诵。后来他的诗文竟已传入禁中，顺治读到它时，常常赞叹作者确是“真才子”。考中“博学宏词”后，入了翰林院，参加修订《明史》的工作，康熙又常称之为“老名士”。 尤侗在翰林院工作了约有三年，便托故告归，仍旧回乡闭门著述。他一生著作极富，自编全集共五十卷，另外还编有《余集》七十卷，《鹤棲堂集》十卷。他也很能作曲，著有傅奇《钧天乐》、《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等多种。 变雅堂诗文集 《变雅堂诗文集》清杜浚撰。杜浚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七十七岁。他少年时倜傥不群，为副贡生，很不得志，乃刻意为诗。明亡，他避地金陵，寓居鸡鸣山之右，所住茅屋数间，梁欹栋朽，有人要代他申请免征“房号银”（当时房屋租税，官绅可免），杜浚却耻居官绅之列，坚决拒绝。他的生活虽极清苦，但为人廉直而耿介，很不愿受人周济。他不但自己在明亡后绝意仕进，还作书规劝朋友不要出任清廷官吏，免得做个“两截人”。晚年，他越发贫困。死后竟无以为葬，直到陈鹏年来知江宁府，他才被葬于蒋山以北的梅花村。 杜浚的诗，刻意学杜，以五律最工，风格深厚，深寓家国之痛。到了晚年越见工丽，求诗的人时常络绎不绝。所著《变雅堂诗文集》共十四卷，计文集四卷，诗集十卷。书后另有附录，录有他的传记和与他酬唱诸人的酬赠诗和诗文评论等。 赖古堂集 《赖古堂集》清周亮工撰。周亮工字元亮，一字缄斋，号栎园，河南祥符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六十一岁。他是明崇祯十三年的进士，官授监察御史。 他的经历小有起落。李自成克京师，周亮工南奔，从福王于江宁。清多铎下江南，周亮工出降，被授为两淮盐运使，累擢福建左布政。又以在闽协助清兵镇压抗清军有功，迁户部右侍郎。后为闽督所劾，又返福建听审。时值海寇犯福州，周亮工手发大炮，殪其渠帅三人，城赖以完。这时，因闽督所又实劾不，周得再起，补为山东海防道，继调江南浪道。后坐事论绞，也遇赦得释，不久去世。学者称为“栎下先生”。 周亮工工古文词，一禀秦汉风骨；又喜为诗，宗仰老杜。此外对于绘画、刻印，也深有研究。他的著作除《赖古堂集》外，还有叙述福建的地产人物以至逸闻琐事的《闽小记》，和记述画家及其作品的《读画录》。《读画录》论及明代画家七十六人，对他们的为人和作品，都有极公允的评述。他还欢喜搜集印章，又精于鉴别，所编《赖古堂印谱》，一直便被篆刻家们奉为规范。他还著有《书影》十卷，这是他在狱中时，追忆生平所见所闻的诸书集写成书的。他在序中说，“老人读书，只存影子”，所以书名便也称为《书影》。 他的这些书，很多已经颇难寻见了，记于此，“略见一斑”而已。 陋轩诗集 《陋轩诗集》，清吴嘉纪撰。吴嘉纪字宾贤，号野人，江苏泰州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十八岁。他的家在安丰盐场，地处海而无交游，因自名居所曰“陋轩”。他家境贫困，就是丰年也常乏食，遂为盐场工，以维生活。 吴嘉纪独喜吟诗，晨夕啸吟自适，不与当世诗人相交。郡人汪辑、孙枝蔚与他友善，时时称道他，因而为王士祯所知。王士祯读了吴嘉纪的诗后，很是欣赏，于雪夜中持酒助兴，替他作了序，并派人连夜驰行三百里把序送到吴嘉纪手中。吴嘉纪很受感动，便也搭船赶到扬州去谢王士祯，二人因此便得定交。从此，他更漫游各地，广为交游，成为清代极少的做过工人的作家。 吴嘉纪的诗，风骨甚劲，表达深刻。他的生活一直都很困难，所以更多严冷之词，幽咽之音。他的《今乐府》极多讽时之作，有些还显现了民族斗争激情。他的《陋轩诗集》，初刻本已经散佚，如今所能得见的重刻本共有四卷，则是他的友人方千云重刻的。 学余堂文集 《学余堂文集》，清施闰章撰。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他自幼父母双亡，是跟着祖母长大的。他之得成为诗人，是由于得到了乡先辈沈寿民的照拂。沈寿民是宣城的名士，家富藏书，施闰章得到了他的好感，既不愁无书可读，又常能得到指点，所以很早便已博通群籍，诗文俱佳了。 施闰章是到了清代才考中进士的，那是他三十二岁的那年，他考中了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的进士，中在二甲第二十六名。因为考的名次很高，所以他先被分到刑部，授为主事，后来又派充山东提学使，执一方的文衡。他精于鉴别，取中的都是能文之士：一时遂有“冰鉴”之誉。康熙十八年（1679）有“博学宏词”之试。施闰章虽已是进士，仍被推荐应试，结果取在二等第四，授为侍讲，并预修《明史》。他最后官至侍读。 施闰章文章淳厚，洁丽平实，在文坛上，最以诗名。他的诗，风格朴素，颇得温柔敦厚之旨。早年生活困苦，故亦多有咏及民间穷苦的作品。他与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王士祯也很称赞他的诗，说他的诗是“温柔敦厚，词清句丽”。他又与同邑人高咏友善，彼此共据东南词坛达数十年，号为“宣城体”。他的著作颇富，早已刊行的便有《端溪砚品》一卷，《试院冰鉴》一卷，《矩斋杂记》二卷，《蠖集诗话》二卷，《拟明史》七卷，《青原志略补辑》十二卷。 《学余堂文集》共八十卷，内计文二十二卷，诗五十卷，另附《外集》二卷。先曾刊行的各集，均已纳入《文集》之内。 西河文集 《西河文集》清毛奇龄撰。毛奇龄（1623-1713）字大可，一字齐于，号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浙江省萧山县人。毛奇龄也是生活于明清交替之际的人，但他因寿数很高，在清代共活了七十多年，有些人甚至已经不大想到他是生在明代的了。 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覆灭时，毛奇龄才二十二岁，只是个秀才。明亡后，最初他只是隐居于县城之南的山里，在那里筑了一间土屋，读书其中。后来又曾跟随过明朝的保定伯毛有伦，做了些抗清复明的工作。失败后，毛奇龄曾改名为王士方，亡命浪游过一阵。事定后，他才又以本名入了国学。康熙十八年，毛奇龄也被荐举参加了博学宏词科，中在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后又曾充会试同考官。不久，乞假回里，便家居为学，没有再出。 毛奇龄读书极多，学问淹博，而其尤自负者，则在经学。他性喜驳辩，凡属他人已有成说的，毛奇龄总必设法反驳其词，甚至历来被称许为代圣人立言的朱子集注，他也敢于挑刺，写了一部《四书改错》，指出了朱熹的许多不足之处。毛奇龄笔下很快，诗文并工，文中骈文似更优于散文。他也工于填词，且在诗词的评论工作上也颇有所见。 《西河文集》刊印的版本很多，卷数也互不一致。大约以称为《西河合集》的一种卷数最多，共四百余卷，那是把他的论学之作都集而为一的缘故。全书分为《经集》、《史集》、《文集》、《杂著》四部。单称《西河文集》的本子，则有文一百一十九卷，诗五十三卷，词七卷，共一百七十九卷。 魏叔子集 《魏叔子集》，魏禧撰。魏禧（1624-1680）字冰叔，又字叔子，号裕斋，又号勺庭，江西宁都人。他是明清之际最知名的文人之一，他与他的哥哥魏瑞、弟弟魏礼被人称为“宁都三魏”。他们兄弟又与彭士望、彭任、曾灿等，共有九人筑室于翠微峰，躬耕自食，并立有“易学堂”，共同在一处读书，切磋琢磨，以求上进。时人遂称他们九人为“易堂九子”。 魏禧的文章，精炼简洁，最长于叙事，才十一岁时便已考取县学，成为童生，后来虽未更去应考，但其能文之名却已远近皆知。明亡时，他年仅二十一岁，便不再应试，在家束身砥行，只以读书著述为志。康熙十七年（1678）， 诏于明年举行“博学宏词科”，地方官想推荐魏禧去应试，但魏禧无意于此，推说有病，再三辞了未去。康熙十九年（1680），他有事去扬州，因已有病，走到仪征时，便去世了。 魏禧自幼便不爱嬉游，性好读书，他最好读史，想要从昔人的前言往行中寻找出为人的立身之道。在前人的文章中，他最欣赏苏老泉的文章，日常诵读体味，深研不已。史书中，他最好读《左传》，钻研也极用心，他的文以简洁著称，这也是其原因所在。 《魏叔子集》共二十卷，计为目录二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 吕晚村集 《吕晚村集》吕留良撰。吕留良（1629-1883）初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后来才更名留良。他是浙江桐乡人，极早便与黄宗羲、高斗魁等相识，并相与论道。明亡后，吕留良也是力谋恢复明室的志士之一，他散尽家财接纳豪客，收集士卒，以谋复兴。他辗转经营，备尝艰苦，但恢复事终仍失败。失败后，他回到家乡，隐居不出，以授徒读书为业。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举行“博学宏词科”，延揽隐居之士，桐乡县人想要推他前去应试，但吕留良苦辞不肯，后竟落发为僧，法名叫“耐可”。他一直心念前朝，不与清廷合作，死前还写了六首《祈死诗》。 雍正年间，吕留良被牵连进曾静的文字狱中，他的著作尽被抄查，结果因为其中的“悖逆语言”太多，被雍正下命予以剖棺戮尸，所有著述一概焚毁，并予查禁。他虽然没有逃过戮尸这一厄运，但他的著作却终于没能被尽行查毁，一直还在暗中到处流传着。 吕留良学的是程朱之学，特别用心于朱熹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华夷之辨”。他对那些在清廷为官的所谓程朱学派的人，故为曲说，混淆了夷夏之别，很是不满。他认为“华夷之辨，更大于君臣之伦”，把反对民族压迫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他精通医学，曾注释《医贯》，并印以行世。他最初辑成的文集有《吕用晦文集》和《东庄吟稿》，还与吴之振等合辑过《宋诗钞》，都曾刊印行世。 《吕晚村集》是一部诗文合集，文集共八卷，诗集则是集合了先已印行的《万感集》、《伥伥集》、《梦觉集》、《真腊凝寒集》等八书而成的。经过了文字狱的牵连，吕留良的全部著作都已被禁，但其早先印行的书，因散在民间，所以一直并未全被销毁。 《钝翁类稿》是清初汪琬的诗文集。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庵，晚年改号尧峰，又号玉遮山樵，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他也是个生于明清之际的人，但他在明代只有二十一年，占他一生的三分之一还少，他又是顺治十二年（1655）的进士，一切成就几乎都在清代，所以称他为清初诗人倒是很自然的。 汪琬得中进士后，以分部任用，在户部、刑户都做过些主事、郎中之类的官，并且很不遂顺，升而复降，所以后来便托病回乡，在尧峰山上结庐，闭户著书。康熙十八年（1679）诏开博学宏词科，汪琬也被荐举应试，结果取在一等，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做修《明史》的工作。汪琬在史馆也只干了两个月，便又托病乞归，从此没再出来了。 汪琬深于为学，淡于营利，为文笔下很快。他的文章，浩瀚流畅，与南宋名家相近，最善叙事，一时诸人身后的铭志文章，都以能得汪文为重。当时他与魏禧、侯方域都以能为古文有名，称为三大家。他的诗也有得于南宋诸家，与范成大、陆游等人相近。 《钝翁类稿》原仅六十二卷，是汪琬把自己的诗文选辑而成的。在翰林院告归后，又续辑了三十卷。他还把在史馆所作的《明史列传稿》，以及《汪氏族谱》与他父亲的传略等等，又集成了二十六卷，作为别集，附刊在《类稿》之后。 汪琬另外还有《尧峰诗文钞》行世，那是他把自己的诗文加以精选，交给他的门人林佶写了刊刻的。 陈迦陵全集 《陈迦陵全集》，即清初词人陈维崧的诗文集。陈维崧（1624-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他生于名门，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应箕（贞慧）的儿子。他天资颖异，十岁时，曾代他的祖父作《杨忠烈像赞》，已自斐然可诵。年岁稍长，他又与王士禄、王士祯、宋实颖、许东等人相互酬唱，更是名声大起。他与吴兆骞、彭师度三人， 被人称为“江右三凤凰”。 陈维崧性情豁达，不拘小节，中了秀才后便不再应试而开始了游学。由于系出名门，人又极富才异，所到之处，都被人争相邀约，奉为上客。在游学之中，陈维崧读书仍极勤奋，即在舟车之中，还是手不释卷。在从河南入都之时，他会到了朱彝尊，从此便开始了二人日见深厚的友谊。他们二人都是词中好手，曾将彼此的词稿合刻，称为《朱陈村词》，很受人们称扬。这书后来竟传入禁中，也深为清帝所喜，对朱陈两人曾多次询问，被人引为异事。 康熙十八年（1679）所诏开的博学宏词科，陈维崧也被推荐应试，结果取在一等第二十名，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参与修订《明史》的工作。不久，他便得病，很想回乡休养，但因史馆很需要他，几次申请都难成事。病危之际，他还吟有断句曰：“山鸟山花是故人”。可见其思乡之切。 陈维崧清癯而多鬚，以“陈髯”见称于海内。他才思迅捷，下笔千言立就。为文，长于古文，而于骈文更为杰出。他的诗，早期雄丽跌宕，后则转为沉郁，横绝一世。在词上，他最驰名，写来也迅速之至。他的词共留有一千八百余首，在数量上说为前此所未有，而其词的凌厉奇肆，幻化若神，也是以前所未有的。 《陈迦陵全集》共五十四卷，内有《湖海楼诗》八卷，文集十六卷，《迦陵词集》三十卷。原书刻于康熙年间，乾隆间又另有刻本，但卷次略有不同。另外他还有《陈检讨四六》二十卷，有程师恭为之作有注释。还有一部《两晋南北朝诗珍》，则是陈维崧所选的六朝诗作。 曝书亭集 《曝书亭集》，是朱彝尊的诗文全集。朱彝尊（1629-1700）也是生活在明清之际的一个人，不过明亡时他才只有十几岁，而他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入清以后，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便把他视为清人了。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博学多才，可称之为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对诗、词、古文都很擅长，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词和词学。在词上，朱彝尊是与陈维崧并列的清初两大词人，陈的词，就数量而言，要比朱多，但从其对后来的影响方面来说，朱的影响比陈又要大些。朱彝尊于词，工力极深，他是师法张玉田（炎），很在字句声律方面下过一番工夫的。在他自题词集的《解佩令》中便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明白道出了他在词上所宗者是谁。张玉田而外，姜白石也是朱彝尊所宗的一人，姜词的琢字炼句，咏物寄情等等细微工夫，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朱彝尊的词学极为深厚，从他编选的《词综》一书便可看出。《词综》是一部包容深远，规模很大的词选，全书原为二十六卷，全是朱彝尊一人所编，后来汪森又增补了十卷，全书便达三十六卷。《词综》全书选录唐、五代、宋、金、元诸代的词共达二千二百五十余首，作者共计六百五十九人，没有深厚的词学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 朱彝尊以他的词和为词的理论，影响了很多人，从之学者很多，于是有名的浙江词派便渐形成，朱彝尊也就成了浙派词人的创始者。 《曝书亭集》可以说就是朱彝尊诗文的全集，但也有极少数的作品并没有被收入其内，如他早年即已印行的《腾笑集》中的许多作品就未收录。《曝书亭集》原共八十卷，系作者自编，内赋和诗词共三十卷，文五十卷，书后还附有《叶儿乐府》一卷。另有一种本子，还附有朱彝尊的儿子朱昆田的《渔笛小稿》十卷。 秋笳集 《秋笳集》，吴兆骞撰。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他极为聪慧，儿时便已颇见才华，曾于十岁左右作《胆赋》千言（一说五千余言），连他的老师计言都给惊住了。稍长，便加入了复社，并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其时吴兆骞才名已远播，与彭师度、陈维崧同为时人所赞赏，有“江左三凤凰”之称。 明亡时，吴兆骞年仅十四岁，所以在明代并没有取得功名。顺治十四年（1657）吴兆骞乡试得中，成了举人。不想那次主持江苏乡试的主考官被控有卖关节（受贿）的行动，于是考官与涉嫌举子同被逮捕进京，要于朝陛之下，当廷面试，以见真假。吴兆骞是个能文之士，乡试中得很高，但却也因此涉嫌很大。照说以他的文才，无论去到哪里也不会考垮的，只是他天生胆小，来到殿陛之间，仰见皇威咫尺，不觉震懼失次，全身颤抖，连笔都拿不住了。自晨至午，为文竟难成句，这倒仿佛他竟真是买到了关节才能得中的，于是便被革去功名，发往宁古塔军台效力。当时知道他是蒙冤受屈的人很多，但当廷不能成篇又是事实，无法营救。吴兆骞在塞外一共住了二十三年，后来还是他的朋友顾贞观累累向当时的宰臣明珠祈请，他在关外所作的《长白山赋》也被祭山的大臣进入禁中，康熙读了也极称许，最后才得以纳锾（即罚款）放回的。 吴兆骞文章清丽绵密，尤以骈体文为最工。他的诗原极冲淡，以写景抒情见长。被发往宁古塔后，诗风为之一变，颇多怀乡念友之作，有些诗则多藉关外酷寒景色、抒写个人悲怀，悽凉又颇奔放，在当时诗家之中，别具特色。 《秋笳集》共八卷，前四卷是徐乾学所编，后四卷则是他的儿子吴振所辑。由于编者并非一人，时间又各有异，所以编次很乱，题名也不一致。在八卷中，前三卷题为《秋笳集》，第四卷则题为《西曹杂诗》，第五卷又题为《秋笳前集》，六卷则题为《拟古体杂诗》，七卷题为《秋笳后集》，第八卷则更乱，前五页题为《杂著》，以后则又都称《后集》。所以如此之乱，据说编时并非一次付刻，而是随-得随刊的缘故。 独漉堂集 《独漉堂集》，清陈恭尹撰。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号独漉山人，广东顺德人。陈恭尹修髯伟貌，气局深沉，工于诗，兼精书法，与屈大均、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家”。又为岭南七子之一。 陈恭尹的父亲陈邦彦是一位抗清的志士，因抵抗清军而战死。陈恭尹自幼跟随父亲，任事军中；父亲死时，他才只有十几岁，但以父荫，由桂王授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仍在军中从事抗清工作。桂王失败后，陈恭尹以避匿得免，在外到处流浪，前后达数年之久。 三藩事起后，陈恭尹涉嫌被捕入狱，后又得释。他被释归后才立志读书，与陶窳、梁无枝同在何衡、何绛兄弟家中勤奋读书，互相砥砺，称为“北田五子”。他后来又筑室于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自称为“罗浮布衣”。 他的诗隐寓家国之痛，多有歌颂抗清志士之作，意境浑成，颇为人所称许，但有些诗，又不免有些消极思想。《独漉堂集》，便是他的自编诗集。 带经堂集 《带经堂集》是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诗文集。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他是继钱谦益、吴伟业而得为诗坛领袖的。他领导诗坛达数十年，声名实在极盛，其实他的诗赶不上钱、吴二人。 王士祯论诗，创神韵说，所谓“神韵”，他在他的《渔洋诗话》中，曾举有例句，加以说明。他说：“律句有神韵天然不可凑拍者，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程孟阳‘瓜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是也。余登燕子矶有句云：‘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或亦庶几尔。”从他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所谓神韵，应该是语致清新，灵巧工稳，还要带些冲淡闲远之致， 便算够了。他一意追求这些，所以他的诗有时不免流于空泛。赵执信说他“诗中无人”，袁子才也说“阮亭一味修饰容貌，所谓假诗是也”。所谓“诗中无人”，所谓“假诗”，都是他的诗里失掉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些批评都是“一针见血”的确评。 王士祯的诗虽不免有上述的弱点，但他一力为诗，工力自有其独到之处，而他的小诗新巧工丽，确实也很让人喜爱。而且他久居高位，门人众多，很自然地便形成了一个流派。 王士祯的著作很多，并且很有些都是早已刊行了的，如《古懽录》、《南来志》、《北归志》、《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陇蜀余闻》、《皇华纪闻》、《渔洋诗集》、《渔洋文略》、《蚕尾集》、《南海集》、《雍益集》、《载书图诗》、《古诗选》、《十种唐诗选》、《二家诗选》、《唐贤三眜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渔洋诗话》、《五代诗话》等等都是。 《带经堂集》是王士祯后来合印的全集，计收《渔洋集》中的诗三十八卷，文十四卷，又收《蚕尾集》中的诗十二卷，文十二卷。 遂初堂集 《遂初堂集》是清初大儒顾炎武的得意门生潘耒的诗文集。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又字稼堂，江苏吴江人。他早年丧父，但天资奇慧，读书能数行齐下。很早，他便受业于徐枋和顾炎武，能承其教，于群经、诸史以及数术、宗乘等学都已贯通，嘉定陆元辅和平湖陆陇其等著名学者，也都交口称许，佩服他的淹博。康熙十八年，他以布衣应试博学宏词科，取在二等第二名，被授以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在这期间，他更兼任日讲起居注官，兼修《实录》和《圣训》。会试时，潘耒还被派充会试同考官，因工作认真细致，深有“得士”之名。但因此亦为同列者所忌，暗中播异，竟反以浮躁之罪被降调。潘耒无心在官场竞逐，遂辞官回里。 康熙南巡，潘耒也随众接驾，以此得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很看重他，有意藉机重又荐他入朝。但潘耒实无意为官，终于力辞而止。 潘耒心怀冲淡，却酷爱游览，而且每临胜境必多题咏。晚年他又研究易象之术，也极有心得。在文章中，他各体俱工，论学之作以周密细致见长，而游记、小品则又以清隽为能。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其登临怀古诸作，最为远近名流称叹。 《遂初堂集》计有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诗中分为《少游》、《梦游》、《近游》、《江岭游》、《海岱游》、《台荡游》、《闲游》、《黄庐游》、《梦越游》、《豫游》、《卧游》诸草，而各以年次为序。文章在集中则是以文体来划分的，而各类之中，又都也是以年次为列。 湖海集 《湖海集》是清初诗人兼戏剧家孔尚任的一部诗集，而且是他的诗集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部。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兖州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 孔尚任少年时曾应试举业，但在考中了秀才后，便没有再去应考。他在三十岁时，还隐居于石门山的胜涵峰，闭户读书，不问外事。他的学习范围很广，不但熟习经书、史书，而且精习音律，善于制曲，幼年时还曾向当地的通俗词曲家贾凫西请教过一些词曲上的问题。这些活动，都为他后来能成为极有成就的戏曲家打下了基础。他是在年已三十八岁时才入京为官的。这是由于在上一年，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南巡，回京时道出曲阜，祭祀孔子，当时的衍圣公孔毓圻，觉得孔尚任是那时他们孔族之中最为博学善于应对的人，便请他出山做了引导官，担任引导御驾的任务。孔尚任把这一职务作得很出色，他除去开讲大学之道一章很得康熙的称许外，对于康熙的问话也大胆敢言，很使康熙感到惊异，甚至用带有赞叹语气说“尔秀才，真胆大！”由于获得了皇帝的好感，所以孔尚任终被破格用为国子监博士，并命即行入京任职。 孔尚任对于被破格录用，是很感激，也很得意的，他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详尽地记述了他之受知于康熙，认为是不次之遇，流露出了他的不胜感激、努力为官以报此恩的心情。但当他为官稍久之后，却又感到在朝为官并不像他以前想的那么自如，特别是满员和汉员之间，畛域分明，让他常有故国沦亡的感伤。不久他被调到淮阳，做治水的工作。他在那里奔波忙碌了三年，对民间的疾苦、社会的黑暗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前此一心想要效忠清室的心，也渐渐冷下来了。在这几年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一些明代的遗老，如冒辟疆、邓孝威、石涛等人，又游历了南京、扬州等地，对明代的胜迹和史实增加了认识，更有助于他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因而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咏自淮南还朝的诗中，便有了“向人难折病时腰”之句，大有学陶渊明，赋“归去来辞”之意了。 孔尚任自回京后，便积极从事他的《桃花扇传奇》创作，历时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完成了这部长达四十出的剧作。 《桃花扇》一出，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各地争相上演，使很多戏班都因演这个戏而繁荣一时。由于他在剧中发挥了大量的“兴亡之感”，引起了很多人的故国之思，因而遭到了清廷的不满。两年后，他终于被迫弃官回乡，结束了他的宦海生活。 《湖海集》是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跟随孙在丰到淮扬治水时所作的诗集，也是他的诗一次明显的有益的转变。集中共有诗六百三十四首。在汪蔚林所辑的《孔尚任诗》里，《湖海集》是其中的第二辑。其中第一辑是孔尚任在一六八六年前的作品。第三辑是他于1690-1691年在北京时的作品。第四辑是他回乡后的作品，这时他已出过《岸堂集》和《长留集》两个集子，第四辑所辑的便是这两个集子中所收的诗。第五辑，则是些辑遗之作。 闲止书堂集钞 《闲止书堂集钞》，清陈梦雷撰。陈梦雷（1650-1741）字则震，号省斋，晚号松鹤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少时便有才名，且与福建安溪人李光地交好，康熙九年（1670）他与李光地又都中了进士，李光地中在二甲第二名，陈梦雷则是二甲第三十名。他们直到康熙十三年交谊都是很好的，此后却发生了一场变故，造成二人的相互为仇，一荣一枯，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着的事。康熙十二年，他们同时回到了福建，十三年耿精忠反，逼陈、李受他的官职，于是陈、李密议，由陈从耿作为内应，而李则携蜡丸陈策。但李光地却中途变异，将蜡丸告密功据为己有，陈梦雷却于事定后以叛逆罪问斩，幸得同年徐乾学暗中为之开脱，才得免死远戍沈阳。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东巡沈阳，陈梦雷献赋称旨，始被召回京师。在北京，陈梦雷为诚亲王胤祉编辑后来被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类书。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编到康熙去世还没全部完成。康熙死后，诚亲王得罪，陈梦雷也被谪戍黑龙江，最后死在戍所。 《闲止书堂集钞》有诗文各一卷，是陈梦雷的仆人扬昭抄录编集，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福州印的。其中的《绝交书》、《告都城隍文》都是揭露李光地如何贪功卖友，欺君枉上的经过，这是《清史稿》所未载的，对研究李光地和陈梦雷的生平和清初史事都有可供参考之处。 冬心先生集 《冬心先生集》，清金农撰。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心出家庵粥饭僧，浙江钱塘人。金农早年曾读书于清初有名的学者何焯（义门）家，所以根基极为广博，既善诗文，又工书画。他很精于鉴别，性喜收藏，书画金石都收藏很富。他还颇好游历，于学有所进益。乾隆元年又举行了博学宏词科考试，金农也是被推荐应试的一人，但他安于布衣，没去应试。 金农最以书画出名，书法精于隶书，劲厚朴实，极见笔力；他的楷书也带有隶意，别具一格，称为漆书。他的画以绘佛像最为有名，他若竹、梅、山水、人物等等也都颇见不凡，另有蹊径。他还精于篆刻，也以古朴见称于世。他在扬州住过很久，因此与罗两峰、郑板桥被人称为“扬州八怪”。 在诗文中，金农最长于诗。他的诗宗尚李义山，颇得其意，尤长于比兴，蕴蓄很深，能把高尚情志和对现实的不满，颇含蓄地表露出来。他的诗与字、画也是情意互通的，从诗句的深沉朴厚，意志内蓄，正可说明他的字画；反之，他的字画的奇峭，正也形象地表现出他的诗的意境。 《冬心先生集》，原是金农在雍正十一年（1733）自己所编的，诗是以年次编就，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止于雍正十一年。此后的诗作，则是罗两峰所编，称《冬心先生续集》。另有《三体诗》一卷，则是乾隆年间所刊。还有不分卷的《杂著》一部，则是光绪四年（1878）的刊本。 敬业堂集 《敬业堂集》，清查慎行撰。查慎行（1651-1728）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来才改名慎行，字悔余，号初白，又号查田，浙江海宁人。他好学喜诗，但科场却颇不利，年逾四十，依然还只是个秀才，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他已四十三岁，才于乡试得中，成为一名举人。 查慎行极好游山逛水，每临胜境，都要咏而为诗，因而他的诗名大著，甚且传入禁中，连康熙也晓得有这么个人了。一次康熙南巡，行至海宁近处，大学士陈廷敬、李光地、张玉书等人都先后以查慎行为荐。康熙也想一见此人，便把他召入行宫，要他在那里赋诗。查慎行应召赋诗，很为康熙称赏，便下诏命他随驾入京，就在南书房当班。康熙四十二年（1703），查慎行终于成为进士，他中在二甲第二名，科名很高，但年纪却已有五十三岁了。他是以诗见知于康熙帝的，因而康熙每逢出游总要带上他，请他咏诗，以为欣赏。一次康熙在海子捕鱼，并分赐诸臣，命各赋诗。查慎行的诗中有句曰：“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这两句诗平实直白，最为皇帝所欣赏，因而查慎行此后便也有了“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并比之为“春城寒食”的韩翊而传为佳话。 查慎行曾从黄宗羲和钱澄之学习，在经学中，以对《易经》的研究最为深到。他的诗则宗宋人，清新浅露，明白如话，初时以流连光景，旅途怀思之作为多，后为官僚，则又添了不少歌颂帝德的作品。《敬业堂集》五十卷是他的全集，是以他各时辑集的诗，如《西江集》、《逾维集》、《余波集》等合刊而成的。后来又有续集六卷，则包括有《漫兴》、《余生》等集。论他的诗，黄宗羲比之为陆游，王士祯则说他有“奇创之才”。 南山集 《南山集》是清人戴名世的集名。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南山，号褐夫，别号忧庵，安徽桐城人。 戴名世极能文，但科场却并不顺利，先是累试不售，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已五十七岁时，却又突然中得很高，中第一名的会元，廷试后又以一甲二名及第。 由于迍遭半生，戴名世已是一面应试，一面为学，颇想以著述传世了。他精于史学，特别对明代的史事最有研究，著有很多论述明代史事的文章，都收在他自行辑存的文集《南山集》里。这部《南山集》，不想竟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是因为他在有些文章里竞用了永历的年号，被左都御史赵申乔看到了。赵认为，永历是桂王朱由榔在清兵已经入据中原后才使用的年号，是和清朝对立的。用这个年号，是有心不奉本朝的正朔，实在是大逆不道。这样他便参劾了戴名世。那时的文网已渐紧密，事发之后，戴名世即被捕、抄家，交由刑部审理。刑部查明，《南山集》中确有不少悖逆语， 更为很多极力抗清奋斗至死的人作传，实属大逆不道，最后竟被处以斩刑。他的亲友因而受到株连，被捕入狱的也达数十人之多： 《南山集》既获有大逆不道之名，当然即被列为禁书，不但书版被毁，而且凡存有那书的人家也一概治罪。但这种禁毁的方式，其实是无法彻底芟除禁文的，有些文章还在暗中流传着，甚至《续古文辞类纂》还选录了戴名世的文章，只不过是用了个“宋潜虚”的假名而已。目前通行的《南山集》，那是在戴名世已死去百多年后，由他的族人戴均衡搜辑逸稿，又重印的。最初还是用的假名。那书共十四卷，计正本十卷，补遗三卷，又年谱一卷。 楝亭诗钞 《楝亭诗钞》，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诗集。曹寅（1658-1712）字子清，一字楝亭，号荔轩，祖籍河北省丰润县，祖上便已出关，成为汉军正白旗的包衣。他们家从祖上便是清朝帝室的仆役，所以从曹寅的父亲起，他家便世袭着江南织造这个优差。派这样的差使给他们，一则是调济调济他们，让他们得点好处；二则也是要他们多在官场活动活动，作为朝廷的耳目，康熙曾多次密谕曹家，要他不拘什么事，都给老主子说说，让老主子开开心便是明证。 曹寅为人很好读书，学极淹博，诗词古文也都臻于上乘，而制曲尤为擅长。他的诗学白居易和苏轼，所以明白畅达又多风趣。《楝亭诗钞》原是八卷，后又有《诗钞别集》四卷，《词钞》一卷。 曹寅一生还极喜藏书、刻书。《全唐书》、《佩文韵府》等大部头的书都是由他来辑印的。这些书他都亲自予以校勘、编印，印得很是精美。 饴山堂集 《饴山堂集》，清赵执信撰。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又号饴山，山东益都人。他的从祖赵进美便很能诗，盛有诗名。赵执信承其家学，也是极早便很能诗，并且极肯尽力钻研。 赵执信入仕极早，康熙十八年（1679），他才十八岁，便已中了进士，而且中在二甲第六名。由于中得高，他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为编修进了翰林院。在那里，他认识了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等人，他们都很看重他，遂相与订为忘年交。 赵执信为人旷放，不拘小节，有人以诗文来见，合意则谈得很是投缘；不合意，则只看数行便加以谢绝，不肯看了，因此被人目为狂士，得有狂名。他官至右春坊右赞善时，因在国丧中于友人寓中宴饮，并看演《长生殿》而被劾，结果被削籍放归。他归后越发放情诗酒，又大兴土木，在所居因园依山傍水建造亭榭，使其各得天趣。他又好游览，所至都有所咏，而迎候乞诗的人所到皆是。 赵执信论诗尊崇晚唐，而最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 他是王士祯的甥婿，两人原很投契，但因他曾以古诗声调之学请教于王士祯，王士祯却避而不答；他又求王士祯为他的《观海集》作序，王也屡屡失约，所以两人渐相龃龉，渐至相骂。赵执信自己从唐人诗里苦下工夫，终于找到了其中声调的规律，自己著出了《声调谱》一书。他又著为《谈龙录》一书，则是专门攻击王士祯的。他的话说得很有些道理，因此有人认为，《谈龙录》所论，足救“神韵说”之弊。 《饴山堂集》三十一卷，是后人所搜辑的，计诗、词共占二十卷，文十卷，另附录一卷。 望溪全集 《望溪全集》是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的诗文集。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又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性情和厚，读书用心，对于为文之道常常加以探寻，因此，他在很早之前，还没有获得功名，却已是以能文闻名于外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三十二岁时，才于乡试中试，成为举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方苞会试已中，但在将去参加殿试时，得知他的母亲病重，要赶回家去奉母，便没有参加殿试。 方苞与戴名世是同乡，两人又都工于古文，所以交情很深，戴名世的《南山集》还特请了方苞为之作序。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因为他的《南山集》中有悖逆语被捕入狱，连累了不少的人，方苞也是被连累中的一人。方苞在狱中关了将及三年，几次都将判斩，却又忽见缓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官司才见结束，结果戴名世问斩，方苞和一应被连累的人都免罪编入旗籍效力。 其实康熙对于方苞的文章不但早已便有所闻，也很欣赏。戴名世案子完结后，大学士李光地趁机举荐方苞，说他的文章实足可用，于是方苞便被召回，命其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命他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方苞又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才把方苞和其族人归入旗籍的重归原籍。雍正并在召对时，予以抚慰。他对方苞说：“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这样方苞才算又有了正常的身份。以前他虽一直编这编那，又是一殿的修书总裁，身居要地，日近天颜，实际上并没有除过一官，论身份仍不过是个没入旗籍的奴隶而已。雍正说：“先帝执法”，指的正是这个。 方苞被赦归原籍后，才开始授官，最高官至礼部侍郎，但他的职务仍不过是修书和教习庶吉士而已。 方苞为学以宋儒为宗，说经都不过是推衍程、朱的学说而已。在群经中他自己认为对于《春秋》和《三礼》钻研得最深。 方苞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论文首重“义法”。所谓义法，大致包含着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方苞主张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主，在形式上，他提倡为文要简洁、流畅。他有很多练习方法和禁忌，有些确有道理，有些则不免太过拘执。 《望溪全集》三十卷，凡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补遗两卷，另附苏淳元《方望溪年谱》一卷，《年谱附录》一卷。这原是咸丰年间戴钧衡所重刊的。 戴钧衡，字存庄，号蓉洲，桐城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曾与方东树相知，工古文，又曾与同邑苏淳元重订《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之四，为功甚巨。有《存庄文集》。 苏淳元，也是桐城人，字厚子，年三十好朱子之学，师事方东树，把自己的文集题名为《勿不敬斋全书》。《方望溪年谱》便是他辑的。 樊榭山房集 《樊榭山房集》，清厉鹗撰。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他少年时家贫，性极孤峭，从不与人轻易结交。他又极其聪慧，早岁初学为诗，便即时有佳句。他勤于为学，饱读诸书，几于无所不窥，而把读书所得，又都用在为诗上。康熙五十九年（1720），内阁学士李绂典试浙江，在闱中得到了厉鹗的卷子，又看到了他的谢表后，连连称说：“此必诗人也！”忙即取录了他，并和他同路至京。 厉鹗入京后，以诗见赏于侍郎汤右曾。在他试于礼部而报罢时，汤右曾很想给他找个馆地，把他留在京里。但在他派人去接厉鹗时，厉鹗却已离京回家了。 离京回家后，历十余年，厉鹗再未入京应考。乾隆元年（1736），浙江总督程元章又荐他应试博学宏词科。这一次，厉鹗又没被录取，因他把论写在诗的前面，不合场规，不能入选。 落选后，为谋禄养亲，不久因悉部中将要铨选，便又整装入京，思欲一试。走到天津时，厉鸭又被旧友查为仁留下，约他同在查的水西庄里，一同撰述周密的绝妙好词笺。这个工作对厉鹗说来是更合适的，因而他便没有入京去应选。 厉鹗最以词名，是浙派词人中的重要作家。他的词以姜白石和张玉田为宗，字句新丽清远，声律和谐，时或略有失于拘执堆砌。他的诗也清幽淡雅，但用典过多，则又是其一病。他的学殖本富，后又在马日琯的小玲珑山馆处馆数年，在那里读到了很多的宋代文人的逸集，因而见闻更多。他从地志、说部和诗话中钩稽材料，写成了一部一百卷的《宋诗纪事》，和一部共八卷的《南宋院画录》，都是详尽切实的著作。他所著的《辽史拾遗》用力也极精勤，采择群书至达三百多种。他的著作还有《秋林琴雅》、《东城杂记》、《湖船录》等书。他又善为曲，在这方面，他与同郡人吴城共同著有《群仙祝寿》和《百灵效瑞》两本传奇，乾隆十六年，清高宗南巡时，并曾演出作为迎驾，总名称为《迎鸾新曲》。 《樊榭山房全集》三十九卷是几经辑集才成书的，其中诗词集十卷和续集十卷都是厉鹗自己所编。文集八卷则是他的门人汪沆所编。又集外诗四卷，集外词五卷，集外曲二卷，则又是汪沆在汇刻全集时才补入的。 郑板桥集 《郑板桥集》，清郑燮撰。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幼时家贫，所以很能了解贫苦人民的生活。他性极聪明，读书每有别解，又颇爱好书、画，很早便就打下了后来作为书家、画家和诗人的基础。他是康熙末年考中秀才的，雍正年间中了举人，到乾隆元年（1736）才得成进士。秀才、举人、进士，三级分列三朝，所以人们常戏称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郑燮之成进士，虽说中在二甲，但名次不高，那一科二甲共九十名，他是八十八名，几乎就要进入三甲了。由于科名不高，他没能进入词林，而是用为知县，先后在范县、潍县做过几年县令。在潍县时，赶上了闹灾，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七品知县是无权自行开仓赈济灾民的，必需报请上峰，得到允准才能进行救济。但郑是个深知民间疾苦的人，认为赈济刻不容缓，便自做主张，一面放粮，一面上报。他这么做，颇似目无上官，因此省中大吏极为震怒，一面予以劾奏，一面又严加申斥，派员清查，逼得郑燮只有告病弃官回家。 郑燮弃官回家后便以卖字、卖画为生。他做得很干脆，一点不像别人那样，明明是在卖字、卖画，却还要遮遮掩掩，不肯明说要钱。他可是立即定出润格，写明屏联匾额等等，每样各自需银若干。他还自行大书，把它张挂在画室里面，并还书有附白说，送什么都不如送钱，只有送钱，写字作画才有兴致，作品才好。这种直言不讳的做法，正显出了他的放浪自任的性格。他的字和画也和他的为人一样，自出心裁，别具一格。他的字以隶体为主，又溶入行、楷，因此自称为“八分半书”。据说他用功极勤，就寝后，还在自己的身上、腿上练习作字。一夜，他又指画作书，不想神志太专，竟在睡在他身边的夫人的身上乱画起来。夫人被他惊醒，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写字。”夫人道：“你身有体，怎么写在人家体上？”此话一语双关，郑板桥忽然大悟，从此便创立了自己的字体。他的画也与他的字一样，同是脱尽成法自成一体的。他的画最以画兰、画竹见长，都是以字法入画的，挺拔奔放，极有气韵，最为人所喜爱。有人把他的诗、书、画三者并称，谓为“三绝”。郑板桥自己对此也很满意，因而作有一联自赞曰：“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这一联是纪实，也可见他自己的得意。 《郑板桥集》，除诗文词曲而外，连他的家书、道情等等也都收进去了。其中文以小品为多，内容都是直叙所见并谈到民间疾苦，却极少应酬之作。诗也与文一样，平淡自然，颇似白乐天和陆放翁。他的词是粗豪一派，和他的画一样，都颇受人指责。不过他的画是别创一格，所以也极为人所喜，且已别成一家；他的词则远不及画的成就之大。他的家书倒是极吸引人的，满纸家常话中，映见了不少社会生活，人情冷暖。 道古堂诗文集 《道古堂诗文集》，清杭世骏撰。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浙江仁和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七十八岁。他家贫嗜学，常向人借书，穷昼夜读之，又与同里门人等组织读书社，五日一聚，互相研究。杭世骏博闻强记，为同辈所推服。 他雍正二年得中举人，乾隆元年，又应试博学宏词科，被取在一等第五名，授翰林院编修，在武英殿参与校勘《十三经》和纂修《三礼义疏》的工作。杭世骏赋性亢爽，敢于面责人过，同事都很怕他，也很恨他，暗中时加排挤。后来他终于以戆直忤旨，被罢官放还。 杭世骏被罢官后，在家奉养老母，读书更加勤奋并精心著述。他与同里的厉鹗、周京、符曾、陈撰、赵昱、赵信、汪沆、吴颖芳、丁敬等人居处相近，时相往来，并且讲论自己计划中的著作。他到了晚年，扬州粤东书院聘请他去讲学，由于他所讲授的都是实学，所以很受欢迎。不久，乾隆南巡，杭世骏也随同众官，同到西湖迎驾。这次，他受到乾隆的优遇，夸奖了他，并赐复原官。于是他又回到京中。 杭世骏博学多闻，经史词章之学无一不精，而尤精于诗。浙中人士论及当时浙籍学人，一致都以他和全祖望称为首选。他作的《方镜诗》二十四首，一时远近传诵，和诗的几达千家。他的著述极富，著有《读礼记集说》一百卷，最为浩博。还著有《石经考异》、《三国志补注》、《补晋书传赞》、《北齐书疏证》、《续方言》、《经史质疑》、《续经籍考》、《西浙经籍志》、《词科掌录》、《词科余话》、《西汉书蒙识》、《文选课虚》等书。 《道古堂诗文集》又称《道古堂全集》，共七十二卷，计为文四十六卷，诗二十六卷。最初本分为三十六册，每册两卷。 海峰文集 《海峰文集》是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的诗文集。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是安徽桐城人。他生得体格健壮，面圆腰伟，极见精神。他自幼勤于读书，努力习为古文，壮年时便带了自己的文章往游京师。那时他的乡前辈方苞正在京中官居内阁学士，并且是以善为古文驰名于时的。刘大櫆去见方苞，并以己文向他求教。方苞读了刘的文章，十分惊叹，从此便多方向人誉扬，常说：“像我这样算得什么，吾乡的刘某，那才堪称国士呢！”得到方苞这样的誉扬，刘大櫆的名声大起，虽然他还是个布衣，却已驰名遐迩了。 刘大櫆古文虽佳，于时文却不见长，因此虽一直应试，举业却无成就。雍正七年、十年，他又两次应试，也都只中在副榜。乾隆初年，他被荐举应试博学宏词科，后又以经学被举入试，但成绩不佳，全都落第而归。 科名不就，仕途也就艰难，刘大櫆终其一生，只在黟县做过几年教谕，那是还在知县、县丞之下的小小教官。又只做了一任，以后便告归回家了。 刘大櫆在桐城派古文一派中，实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他师事方苞，宣扬方的理论不遗余力。对下，他又教导了向他就学的姚鼐，使之得以成名。姚鼐对他，是极为崇敬的。 刘大櫆于古文，可说是无所不读，因而被人认为，他的文章能并集左、史、庄、骚、韩、柳、欧、苏诸家之长，神韵、音调都已独步当时，声名之大，几已凌驾于方苞之上。他的文章以阐发儒家学说者为多，更为吸引人的，倒是有些游记、小品之类。这些文章，清俊峭拔，极见工力。他的诗也与其文相似，颇能取法前人，多方熔铸，使能自成一格。 《海峰文集》，在数量上并不为多，诗文合计共只一十二卷，其中文占八卷，诗为四卷。 鲒埼亭集 《鲒埼亭集》，清全祖望撰。全祖望（1705-1755）号绍衣，一字谢山，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其人聪明好学，读书很多，年仅十六岁时，便以能为古文而为人知，且常与人谈经论史，指证各项掌故，更使驰名。雍正七年（1729）他并未中举，才只是个秀才，便以优秀选入国子监中。那时方苞已官为礼部侍郎，并以古文名家驰誉宇内。全祖望到得北京，即上书给方苞论文，并以己文为谒。方苞看到全祖望的文章，大为惊异，极赞扬他。不久，全祖望去应顺天乡试，便中了举人。那时，李绂见到了他的文章，也不觉大为叹赏，称之为自黄震、王应麟以来仅有的一人。乾隆元年（1736）召开博学宏词科，人们纷纷举荐他去应试。那年又是会试之期，全祖望已去应试，不久且已成为进士。全祖望觉得自己既然已成进士，实在没有再去应试博学宏词科的必要，便没有再去应召参加。他只中在三甲三十六名，科名虽不算高，却仍被选为庶吉士，得入翰林院里学习。散馆大考，他的名次又低，遂只能用为知县。全祖望是个一心向学的人，很不愿做个每日只以逼勒人民为事的知县，所以便托故辞官回家，专以著书、讲学为业。 全祖望治学极勤，学术淹博贯通，颇多独到之处。在京时得有阅读翰林院藏书的机会，更自尽力博览强记，不肯轻易放过。他曾悉心诵读《永乐大典》所收外间难见的书，每日规定要读二十卷，几乎每天都是如此。在家居住后，他把黄宗羲的《宋儒学案》重加修订，最称精善。《水经注》一书，他以所得的图籍先后校阅过七次，加以订正的处所实也很多。他笺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极认真，前后共达三次。 《鲒埼亭集》共九十八卷，内文集三十八卷，《经史问答》十卷，外集五十卷。全祖望关心南明史事，文集中的碑铭、传记等类文字，记有很多南明抗清人士的活动，保存了不少南明的史料。集中的《经史问答》，则是以问答为体的、有关经史考证方面的文章。他的诗并未收入《鲒埼亭集》之内，却另有单行的《鲒埼亭诗集》十卷。他还有《句余土音》三卷，也没有收入集中。 小仓山房集 《小仓山房集》，清袁枚撰。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晚年又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 袁枚幼年便极聪慧，十二岁便应试得中为县学生。不久，前往广西，去探望在巡抚衙门为幕宾的叔父。巡抚金铁很欢喜这个孩子，听说他已是个县学生，便以《铜鼓赋》为题，要他作一篇文。袁枚得到题后，很快便已作成，而且文极瑰丽。金铁看了大喜，很感惊奇。 乾隆元年，袁枚二十一岁，那年召开“博学宏词科”，由各省大吏推荐异才应试。广西巡抚金鉷便荐袁枚生有异才，推举他去应试。在应试者中，袁枚是最年轻的一个，试后未被录取。 乾隆四年（1739），二十四岁的袁枚终于得成进士，他中在二甲第五名，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时他却被改以知县用，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县。那时的两江总督是人称小尹的尹继善，他比袁枚大不了多少，又久知袁的诗名，因此自始便不以属吏视袁，一直和他以诗唱和，你来我往，叠韵常至往复多次。 袁枚到三十三岁时，便辞官不做，在江宁小仓山上购得、江宁织造隋和德的“隋园”，加以修葺，改称“随园”，在那里读书著述，论文谈诗，成了一时的诗坛领袖。 袁枚是清季中叶的三大诗人之一，他既是诗人，也是诗的理论家。他说诗不取法于他以前的王士祯和沈德潜，自己又创为“性灵说”。所谓性灵，即是纯任自然，但能捕捉一时景物的感受，或是能把一时心境的悲喜，曲予传述出来的诗，便都是合于性灵说的好诗。他的这种说法，一时影响很大，俨然已形成了一个流派。 《小仓山房集》最初有随园刻本，计有文集三十五卷，诗集三十六卷，又诗续集二卷，外集八卷。 瓯北诗集 《瓯北诗集》，清赵翼撰。赵翼（1727-1814）字云松（一作云崧，又作耘松），号瓯北，江苏常州人。他是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为清中季三大诗人中的一个。在三人中，他的学问最渊博，著作也最多，也是唯一中为一甲进士的一个。据说在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那一科里，赵翼本来是被列为一甲一名的，但是乾隆在亲自审阅已经定出次序的前十名卷子时，认出了列在第三的王杰的字体，想起了这人曾为尹继善缮写过奏摺曾被他称赏过的。乾隆还知道王杰是陕西人，想到陕西一省自有清开国以来一百多年，还没有一个人中过状元，不能不给他们弥补上这点欠缺，便把第三卷和第一卷相互对调，于是本来该是状元的赵翼反倒成了探花，原来被定为探花的王杰，却反成为状元了。 赵翼大概自幼便显得聪明过人，因而很有些惊人的传说。据说，他才两三岁便已开始识字，而且一天可以认到几十个字。在十二岁时，他已很是能文，可以每日成文七篇了。这类事，也许偶然有过，但被说成每日都是那样，却是过于夸张了。他的笔下极快，有能立就千言之誉，所以他的著作种类虽不甚多，卷数却倒不少，而且内容丰富。他的知名著作计有：《檐曝杂记》六卷，《唐宋十家诗话》十二卷，《皇朝武功记盛》四卷，《赅余丛考》四十三卷，《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其中《唐宋十家诗话》一书，论时实不止唐宋，论人又不止十家，所以后来又改名为《瓯北诗话》。 《瓯北诗集》共五十三卷，是赵翼自己所编，录诗有三千多首。他另外还有部《瓯北诗钞》，那是由湛贻堂刊刻，按古今体诗把从诗集中选录出来的诗加以分编的。 忠雅堂集 《忠雅堂集》，清蒋士铨撰。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他幼年家贫，父亲又常不在家，他的幼时教育完全出自他的母亲钟氏。他的母亲教授很勤，也开始得极早，在他才学会说话时，便把他背在背上教他读诗，又用竹枝摆成字形，或者划地作字，教他识字。稍稍大些时，母亲并亲自为之授书，要他诵读。即在夜间，读书仍不中断，常常是他在读书，母亲则在纺织，书声与纺织声总是交杂并作。蒋士铨成名后，把这种情状绘成一图，题名为“鸡鸣夜课图”，自己又写了一篇《鸡鸣夜课图记》以记其事。图文一出，立见哄动，前来索阅并为之题咏者极多。他于乾隆十九年（1754）便以举人得为内阁中书，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得成进士，中在二甲十二名，得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为编修，并且曾为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后得任为监察御史。他很早便曾以养母乞归；为御史后，又以多病乞休，终得南归以著述为业。 蒋士铨极富诗名，他的诗禀承江西诗派的规法，学黄庭坚得其气韵。时人把他和袁枚、赵翼并称为清季中叶的三大诗人。这三人于诗外各有所长，袁枚最善论诗，创有“性灵说”的诗教；赵翼以史学见称，著述最富；蒋士铨则是乾隆时最有名的戏剧家，著有杂剧、传奇等多种。他的《藏园九种曲》收有他最有名的九本戏曲，即《一片石》、《第二碑》、《四弦歌》、《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冬青树》等九个戏。 《忠雅堂集》共四十三卷，其中文集有十二卷，收有他所作的骈、散等文；诗集达二十七卷，有诗二千五百余首；词集二卷，称《铜弦词》，其中并附有他的散曲；最后还附有补遗二卷。 抱经堂文集 《抱经堂文集》，清卢文弨撰。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号矶渔，又号抱经，浙江余姚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卢存心便是个饱学之士，曾被人推荐去应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宏词科。卢文弨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学得很是扎实。他是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科的探花，例授编修，在上书房行走。 卢文弨勤实笃厚，潜心汉学，与戴震、段玉裁等人友善。他性喜校书，在这方面所用的工夫最多。他先后校有《逸周书》、《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独断》、《经典释文》等书，并将它们刻板印行。他又校有经、史、子、集各类的书三十八种，如果都一一刻板，实在力有未及，因此他便专将校出各字一一加注，名之曰《群书拾补》，对后学补益仍大。 《抱经堂集》是他的文集，刻于乾隆六十年，实在，那也是他去世的一年。他另外还著有《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钟山劄记》四卷，《龙城劄记》三卷。 春融堂诗文集 《春融堂诗文集》，清王昶撰。王昶（1725-1807）字德甫，号兰泉，又号述庵，时人称为兰泉先生。他是江苏清浦人，幼年曾从沈德潜学诗，有“清露滴苔径，暮寒生竹楼”句，一时为人纷纷传诵，因而遂有诗名，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等人合称为“吴中七子”。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王昶考中了进士，“吴中七子”中的王鸣盛、钱大昕也是在那一科得中的，王鸣盛中在一甲二名，是那一科的榜眼，王昶和钱大昕都中在二甲，王是第七名，钱是第四十名。 王昶曾多次被派充试官，在户部郎中任上，因案件牵连曾被革职为民，后因跟随大臣阿桂往云南军营效力，以军功，又得被任为吏部员外郎。在官至刑部右侍郎时，王昶才告老回籍。 王昶读书很多，极为渊博。他精于经学，宗法两汉，造诣很深。但他不像一般的汉学家，对于宋儒的理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的诗颇有气势，宗法杜、韩、苏、陆，他的词却是婉丽一派，学的是姜白石和张玉田。他尤好金石之学，著有《金石萃编》一书，是研究此道的人极重视的。他还辑有很多诗词，计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湖海文传》、《青浦诗传》、《红叶江村词》等。 《春融堂诗文集》共六十八卷，附有《述庵年谱》二卷和杂记八种，是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1807-1808）青浦王氏塾南书舍刊印的。另有《述庵诗钞》十二卷，则刻印在先，那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所刊行的。 惜抱轩全集 《惜抱轩全集》是桐城派古文最后奠立者姚鼐的全集。说起桐城派的古文来，应该说是由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个人先后努力创建，最后才奠定形成了的。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他们所提倡的古文流派，便被称为“桐城派”。在三人中，方苞是桐城派的奠基人，是他最先提出了桐城派古文的所谓义法，与为文应注意形式技巧，如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声调等等要点的。刘大櫆是在中间的继往开来的人，他以方苞为师，学习了方苞所有为文的要点，并作了补充。他认为义理、书卷、经济三者是“行文之实”，譬如匠人手里的材料；而神、气、音节三者，是技巧之所在，有如匠人的技能。姚鼐又是刘大櫆的学生，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奠定人，最后完成并扩充了方苞的理论。他认为，为文应把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而为一，又说：“神、理、气、味者，文章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章之粗也。”把方苞和刘大櫆的说法又增益推进了一步。清人一直是重考据的，方苞和刘大櫆都没有重视这一方面，到姚鼐才在内容里增进了考据。方苞是反对并轻视应考的时文的，刘大櫆和姚鼐不但不反对和轻视时文，刘大櫆还说“时文亦可为古文中之一体”；姚鼐比刘又更进了一步，说古文与时文实在并无严格的区别，包容了考据，与时文泯除了异同。姚鼐所提倡的桐城派，自然要大行其道了。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又名其书室曰“惜抱轩”，所以全集也以“惜抱”为名。《惜抱轩全集》 有同治年间的省心阁刻本，全书八十八卷，除去姚鼐的诗文外，还包括了他所著的《法帖题跋》、《左传补注》、《国语补注》、《公羊传补注》、《谷梁补注》、《九经说》等书。姚鼐的书信，则另有海源阁所刻的《惜抱轩尺牍》一书，共八卷。另外，徐家亮又刻有《惜抱轩遗书》十二卷，内容则有《庄子章义》、《惜抱轩书录》、《惜抱先生尺牍补篇》等。 经训堂诗文集 《经训堂诗文集》的作者是清季中叶封疆大吏毕沅的诗文集，毕沅字镶蘅，号秋帆，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他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的状元。中了状元，例授修撰，大半都是要从翰林院，作为词臣或者宫僚逐渐晋升的。毕沅早在会试以前就已在京为官，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等职。他性格豪爽，办事敏快，是个能员。他不愿长久在京为官，不想那么循规蹈矩，慢慢迁升，而很想调为外官，去试试自己治事的才能。乾隆三十一年（1766），他的愿望实现了，那年他被调往甘肃，巩秦阶道，后来调往陕西，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至署理陕甘总督。不到十年，从道员升到了总督，晋升之速，是少见的。毕沅在陕西做巡抚的时间颇久，此外他在河南、山东也都做过巡抚，最后他又曾两任湖广总督。由于加有兵部尚书衔，因此当时有很多人都称他为毕秋帆尚书。其实他自从调任外官以后，便从来没有转为内官。 毕沅作为外官，很会弄钱，他又好大喜功，利用手中的钱做了不少有关文化的事业。他以雄厚的财力，极力罗致天下的才人学士，把他们都集聚在自己的身边，校书、刻书，并帮他著书，他所著的《续资治通鉴》多达二百二十卷，没有别人的配合是无法成功的。毕沅轻财好义、乐子助人是极有名的，如黄仲则在他的一首诗里有句曰：“举家俱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毕沅看到后，立刻派人为黄仲则送去足资度日的银子。他在当时实已成了学士文人中的救援者，无论识与不识，但有困难，他便主动设法帮助，所以汪中在还没和他相识时，便写信给他说，“天下有中，公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无受穷之理。”毕沅得书，赶忙为汪中送去安家费用。毕沅用钱散漫，很早便有了“浪子”之称，他的财用来源，除在地方上尽力筹措以外，由他经手的饷项，也常随便滥用，只因他交游广阔，善于弥缝，所以在生前并未出事，但在死后不久，终于因滥用军需款项被夺去世职，并抄了家。 毕沅因为自己立有书局，刊印各书自较方便，除了印有《续资治通鉴》、《传经表》等书外，还印有《经训堂丛书》，他的《经训堂诗文集》也就收印在那丛书之内。他是以博学闻名的，但由于围绕在他身边的文人很多，不少由他署名的著作，其实未必完全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复初斋集 《复初斋集》，清翁方纲撰。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又字苏斋，号覃溪，顺天大兴（今河北大兴县）人。他是清中叶的著名学者、诗人，更是极有名的书法家。他入仕很早，年仅二十，便已中了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科的进士。 翁方纲长期在京做官，从被选为庶吉士，散馆授职为编修，逐渐升到内阁学士。外出为官，他做过广东、江西、山东等省的提学使，还有江西、湖北和顺天乡试的同考官。他早发而多寿，嘉庆元年（1796），他六十四岁时为官已达四十余年，所以千叟宴里已经有了他的一个席位。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翁方纲中举满六十年，又成了重赴鹿鸣宴人中的一个，还特别被授以三品衔。嘉庆十九年（1814），他得中进士已历六十二年，是年又重赴恩荣宴，并被加上了二品衔。那时他年已八十有二，到八十六岁时，他才去世。 勤于治学，一切都从切实处做去，是翁方纲为人的本色。他博究群经，而于《书经》、《三礼》、《论语》、《孟子》等书探索最力，他的《经义考证补》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又精于金石之学，著有《两汉金石记》，剖析之精，达于毫米。他也颇以诗名，对于诗的格调声韵最富研究。他的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他与戴震相交颇厚，在文字训诂方面，两人相互研究，互有启发。那时钱载斥责戴震，说他破碎了大道。翁方纲极不谓然，他说：“训诂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然震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则不尽然。”他又说：“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他的著述很多，除前面已提到的，还有《石洲诗话》、《小石帆亭著录》、《苏诗补注》、《朱元璋年谱》、《兰亭考》、《粤东金石略》等。 《复初斋集》是翁方纲的诗文集，有诗七十卷，文三十五卷，共一百零五卷。 高兰墅集 高兰墅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高鹗。高鹗（约1738一约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他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又于乾隆六十年（1795）中了进士，最后官至翰林院侍读。他著有《月小山房遗稿》、《吏治辑要》等书。高鹗的文集，据《八旗文经》所载，他是辑有文集的，但是否已曾刊行，却没有提到。从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见过《高兰墅集》的刊本而言，他的集子也许只有抄本，后来且散佚了。 高鹗之所以有名，全由他续足了《红楼梦》，人们“爱屋及乌”，对他也极注意，很想能把他的一些作品辑出，以便对他能多有些了解。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高兰墅集》，就是由不断的辑佚工作汇集而成的。全书计有：《红楼梦》序，这是从《程乙本红楼梦》影印的；《红香馆诗草》序，是从咸丰辛酉（1861）的重印本影印的，《操缦堂诗稿跋》，是从《八旗文经》钞出的；《赠麟庆》，是从道光九年（1829）红香馆原刊本的《清闺秀正始集》里抄出的。另外《兰墅文集》、《兰墅十艺》、《兰墅砚香词》等，都是以高鹗的底稿影印的。从目前所辑出的《高兰墅集》来看，对于高鹗已稍能有所了解，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是极有用的参考材料。 纪文达公遗集 《纪文达公遗集》，清纪昀撰。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自号石方，又称观奕老人，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他才思敏捷，精力过人，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他在乡试中成为第一名的解元。后七年，在乾隆十九年（1754）又中了进士。他考在二甲第四名，所以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最后官为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加有太子太保的官衔。 纪昀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他幼年以至他尚未成为进士的那三十年，那是他努力为学、以求一试的时期，所以苦读书而少交游，显得有点孤寂。第二阶段是在他成为进士之后，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派修《四库全书》之前，是他结交朋友、锻炼自己的时候，这时他已以博学多闻，才思敏捷，性喜诙谐闻名于天下。第三阶段是自总编《四库全书》一直到死。这时他的交游又较中期为少，并且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再行钻入故纸堆里，重新搞起他的考证之学了。 纪昀一生最突出的事迹，是他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率众编成了我国包容了最多书数的一部书籍总汇《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的，那年二月成立了四库全书馆，并派定永瑢、刘统勋、梁国治、纪昀、陆费墀等三百六十人，开始编纂。最初纪昀既不是领衔人，也无总编纂之目，但不久以后，总编的担子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前十年，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才把这部有书三千四百七十部，总共七万九千十八卷的《四库全书》初步编成。以后分派缮写人员（共三千八百二十六人）照式抄写，以及整理和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考证》等书，又费了差不多有十年的工夫。 《纪文达公遗集》乃是纪昀死后由其后人纪树馨所辑印的。纪昀死后被谥为文达，所以集名便以《纪文达公遗集》为称。全书共三十二卷，所辑诗文都是纪昀一生日常之作，诗文倒是骈散俱全，各体皆备。 洪北江全集 《洪北江全集》，清洪亮吉撰。洪亮吉（1749-1809）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他幼年丧父，六岁时父亲便死了。他的母亲蒋氏亲自教他读书，督课很严，往往夜间还要授读，常常读到很晚。由于母子相依为命，所以母子间的感情很深，洪北江极早便以孝知名。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外边游学，得到讯息，不觉哀痛昏迷，竟至落入水中，经人捞救，才得不死。丧母后，洪守制极严，竟至“三年中酒肉不入于中门，遇忌日辄不食。 乾隆五十五年（1790）洪亮吉得中进士。他中在一甲二名，即俗所谓的榜眼，因此例授编修。后又任为贵州提学使。他在贵州教人以通经学古为先，颇为人所称颂。 嘉庆初年，洪稚存上书言事，书中说到皇帝近来视朝已不及旧时为早，又说到恐有小人荧惑等语。当时的嘉庆帝看到这些，认为是以臣侮君，实大不敬，遂命交付部议，严加惩处，结果洪亮吉便被遣戍伊犁。第二年，北京大旱，灾象严重，嘉庆为此很是不安。旧时帝王们还都认为一切天灾都是上天垂戒，因此嘉庆苦苦寻思自己有何过失。这时，他想到了洪稚存，觉得这人上书原是一片忠心，把他遣戍伊犁也许是太过了。为了上祈天心，于是又下诏命将洪稚存赦还。也许是极巧的偶合，嘉庆午间才下赦诏，午后便下了雨，而且下得很大。这一来嘉庆竟真地认为天旱是为了洪北江，而他把洪即行赦还，也真是善体天心了。这事嘉庆自觉很是得意，此后他把此事不断常常提到，以为天人相应之证。 洪亮吉被赦归后便自号“更生居士”，并把他的斋名也改为“更生”，一则以庆生还，一则也是不忘恩赦生还之意。他性情昂扬，很有志节，但略见褊急，似乎不能容物。他读书很多，淹通经史以外诸书，对于音韵训诂之学也很有研究，对于舆地之学更其精通。他的诗文都富有奇气，既善写景抒情，也极长于论学。他与诗人黄景仁相交极厚，诗名也彼此相埒，被人称为“洪黄”。在为学上，他又与孙星衍齐名，被人称为“孙洪”。他的著作很多，计有《卷葹阁诗文甲乙集》三十二卷，《更生斋诗文甲乙集》十六卷，词二卷，《外家纪闻》二卷，《伊犁日记》二卷，《天山客话》二卷，《北江诗话》六卷，《晓读书斋杂录》八卷，《春秋左传诂》二十卷，《四史发伏》十二卷。 《洪北江全集》共六十六卷，其中包括《卷葹阁诗文集》、《更生斋诗文集》及拟两晋南北朝史、乐府等。《卷葹阁诗文集》系遣戍前所作。《更生斋诗文集》系放归后所作。卷首并载有《年谱》一卷。又有光绪间刻本《洪北江全集》，除诗文外，还收有《传经表》、《十六国疆域志》等十余种。 两当轩集 《两当轩集》，清黄景仁撰。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号称鹿非子，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与洪亮吉同里，两人自幼便极相得，成年后又都有文名，因而被人称为“洪黄”，目为江右两个才子。 黄景仁幼时的情况也与洪亮吉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幼年丧父，而且家贫。年仅四岁便已无父了，这比洪亮吉还要早些。他也是自幼便由他的母亲亲自授读的。他的母亲姓屠，教他读书极为尽力，要求也很严格，每天读写的数量，比一般儿童常要多着不止一倍。长大后，他又问学于邵齐焘和郑虎文。随后又出外游学，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他揽九华，涉匡庐，泛彭蠡，历洞庭，登衡岳以观日出，过湘潭酹酒招魂，以吊屈原和贾谊，并作《浮湘赋》以寄意，悲歌慷慨，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湘游既归，黄景仁的诗益大进，声名卓起，安徽提学使朱筠久慕其名，特设法把黄景仁延入幕中。三月上巳，朱筠为修禊之举，设宴在采石矶的太白楼，与会者达数十人，即席赋诗的也有多人。在赋诗者中，黄景仁最为年少，但下笔却又最快。他身著白袷，立于日影中，振笔疾书，望之飘然若仙，极其为人称羡。他诗成最速，且辞清句丽，很多人都为之搁笔。当时的陕西巡抚毕秋帆久闻其名，眼下又得见他的《都门秋思》诗，更为称叹，促请他到陕西一游，馈赠很厚。 黄景仁虽工于诗文，但于制艺却非所长，也少于应试。乾隆东巡时，曾被召试，却也只名列二等，仅以主簿见用。后来他又入赀得为县丞，寄寓京师法源寺候铨。那时他已有病，又为债家所迫，便想再往陕西，向毕沅求助。他抱病上路，走到解州时病重，最后死在河东监运使沈业富的衙门里。他的后事还全仗着洪亮吉笃于旧情，亲自赶往为之办理，并运回了他的灵木。 黄景仁赋性高迈伉爽，不拘小节，因而颇有狂名。他的诗全学李白，最以奇警新异见长。文以骈文为工，用典活而对句巧，很富六朝风致，但因久屈不遇，不免时见凄凉寂寞之笔，或是愤世疾俗之作。他的词为数也不在少，但不如他的诗之动人。《两当轩集》是他的孙子黄志述所编，有编年诗一十六卷，词三卷，遗文一卷，补遗二卷。另附有题跋、传记、年谱、诗话等六卷。全书共二十八卷。 大云山房文稿 《大云山房文稿》是阳湖派古文创始人之一的恽敬的文集题名。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他虽是阳湖派古文的创建人，与同里人张惠言建立了阳湖派，但他们在理论上和桐城派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写作手法上稍有点新异而已。因此有人甚至把阳湖派认为只不过是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他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举人，中举后即在京为官，与庄述祖、庄献可、张惠言等人友善，彼此切磋学问，很是相得。他后来得为外官，历任富阳、江山等县的知县。在那里，他以振兴文学为务，又很廉洁，因此在考迹时得以卓异升任南昌府同知，后又改署吴城。他为人正直任气，矜尚名节，与同官颇多不协，后终为忌者诬控去官。 　恽敬学识渊博，少年时好为骈文，后来才致力于古文，极得力于韩非、李斯，文中颇多法家之言，所作以碑铭、传记及述学之作为多，但偶然写些状物之文，山水小品等等，风格清丽，奇峭可观，也自别有韵味。 《大云山房文稿》共十一卷，计为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补编一卷。他还著有《百代冠服图说》和《子居决事》等书。 茗柯文编 《茗柯文编》是阳湖派另一个创始者张惠言的集名。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他自幼已极聪慧，幼年读《易经》，便能知其要义。到十四岁，他竟能以授读为业，为童子师了。他初习辞赋，后来则跟随刘大魁的弟子王明甫学为古文。他为文师法韩、欧，后来与恽敬共同创立了与桐城派相近的阳湖派古文。嘉庆四年（1799）他考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为编修。嘉庆七年（1802）便因病去世。 张惠言经学深于《易》、《礼》，文章则修洁简明，极有格局。他作词主张意内言外，善用比兴，“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开创了常州词派。由于为了追求寄托深远，因此常州词派的咏物见志的词，常常弄得到了艰涩难懂的地步。 《茗柯文稿》是作者自己编定的集子，因而很有些文章没有收入其中。后来陈善刊印了《茗柯文补编》和《茗柯文外编》，则把张惠言的文章差不多都收入了。《茗柯文编》共四卷，《补编》和《外编》则各有两卷。 揅经室集 《揅经室集》，清阮元撰。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自幼勤于为学，读书不懈，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二十六岁得成进士，中在二甲三名，所以选为庶吉士，居官翰林院都很畅顺。他的官运亨通，由内及外后，更是一帆风顺，很快就成了封疆大吏，历任两湖、两广、云贵三处的总督，最后内调，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阮元性极好学，一生读书治学，从未间断。他还推己及人，到处都要竭力办学、设局印书，发展文教事业。他先后在广东创设了“学海堂”，在浙江又设立了“诂经精舍”，招集了很多学人在那里校勘和注释书籍，并予以印行。他所汇刻的《学海堂经解》，达一千四百余卷，最为著名。 阮元著述甚多，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 他的研究范围后来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等项，撰有《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研究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生平及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善为骈文，论文重文笔之辨，以文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而散行者为笔，对于古文，颇见不满。 《揅经室集》共五十八卷，其中一至四集共三十八卷，都是由阮元自己编定的。续集九卷，再续集六卷和外集五卷则都是后来增入的。所谓外集，实则即是阮元所著的《四库全书未收书目提要》。他还另有《揅经室诗录》五卷，并未收入本集之中，另有刻本单行。 林文忠公政书 《林文忠公政书》，清林则徐撰。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县）人。他为人精敏干练，二十岁中举后，曾做过幕僚，因此历事更多，益增阅历。嘉庆十六年（1811），他得中进士，中在二甲四名，因此得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并得出为考官。他在京时曾加入了“宣南诗社”，在那里结识了魏源、黄爵滋、龚自珍等人，并和他们相互讨论经世之学。 自乾隆中期以来，鸦片输入日益增多，到了道光中叶，情况已极严重，很多有识之士，早已纷纷上言，认为若不设法禁烟，为害实在不堪设想。林则徐也是积极 主张禁烟者之一，他奏请禁烟的奏折中曾说，“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钜，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个折子很使道光皇帝感动，因此遂于道光十九年（1839）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办理查禁鸦片事宜。林则徐奉命后，迅即到了广州，他办事积极，考虑周密，先派人译出多种外文书报，藉以了解世界情势，又自己编出《四洲志》，以便切知各国的方位以及国势之强弱。他主张对外商要分别对待，藉以孤立专靠输入鸦片的英商。他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摸清了英商贩运的情况，才迫令英美商人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鸦片，共收得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在虎门当众销毁。此后，林则徐又积极筹办海防，倡办义勇，多次打退了意存侵略和报复的英军。后以英军北上，攻取了定海，终于被投降派诬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把他充军到新疆。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被从戍所赦回，又曾任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已因病休致，次年，因太平天国开始起事，他又重被起用，被任为镇压起义的钦差大臣。他奉命后赶赴任所，却以力竭，死在途中。死后，他被谥为文忠。 《林文忠公政书》共三十七卷，所载大多都是他的奏稿之类。对于研究中国的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有不少是很宝贵的材料。 柏枧山房集 《柏枧山房集》，清梅曾亮撰。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一字柏枧，江苏上元（今南京）人。他出生于读书世家， 母亲侯芸，知书能文，晚年曾修改刊印了不少的弹词，因而颇为有名。梅曾亮少年时欢喜骈文，所作已很有些功力。后来桐城派的古文名家姚鼐来到钟山书院主讲，梅曾亮与他的好友管同都在那里读书，因而改习古文。他二人用功极勤，为文大进，姚鼐为之赞不绝口。道光二年（1823），梅曾亮成为进士，因为名列三甲，以知县用，后来才得调入京中，官至户部郎中。 梅曾亮在京中住了二十多年，与宗稷辰、朱琦、龙硌瑞、王拯、邵懿辰等人交好，相与论文讲学，很为人所瞩目。后来曾国藩也加入其中。那时管同已经去世，在京师论文的人都只向梅曾亮请教，一时称为大师。后来听说他的弟弟有病，家事乏人照料，遂乞归南旋，主讲扬州书院，最后则进入河道总督杨以增的幕中，作为幕宾以终。 梅曾亮的文章洗炼明净，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所作以书、传、序、碑等类文字为主，间有游记等类小品，亦极明丽嘉人。他也能诗，诗作也不少，其中颇多投赠唱和之作。 《柏枧山房文集》共三十卷，计有文集十六卷，诗集十二卷，骈文二卷。 定庵全集 《定庵全集》，清龚自珍撰。龚自珍（1792-1841）后来更名为巩祚，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他的父亲龚丽正是嘉庆元年（1796）丙辰科的进士，后来官至苏松兵备道，学术诗文都很不错。他的母亲是有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女儿，于各门学术，也都颇有根底。 龚自珍从十二岁起就跟随着他的外祖父读书。段玉裁于经史诗文外，还教给他以《说文》的部目。龚自珍才气横越，举指常常越出正规，很有些俶诡气味，但每至说经，却又必穷源溯流，追究字中的原意，这实在出于他的外祖父的教导。他是中了举人以后就做了中书舍人，并留在京中候考的。道光九年（1829），他中了进士，但因名列三甲，入不了翰林院，仍只好自归本班，很久才得升为宗人府主事，以后又改调礼部为官。道光二十一年（1841）告归南下，却死在旅途之中。 龚自珍通经学、小学和史地学，曾与林则徐、魏源等结“宣南诗社”，讲求经世之学。在政治上他反对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专制，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他的诗气势磅礴，色彩瑰丽，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深刻不满和渴望变革、追求理想的强烈愿望；散文多抒发其对社会、政治的见解，纵横奇说，颇有奇丽的特色。但由于看不到变革现实的力量，在他的诗文中也出现了少量消极退隐和谈禅的作品。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文对近代文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定庵全集》十三卷，计有文集三卷，续集四卷，补文一卷，诗二卷，杂诗一卷，词选二卷。解放后整理编辑的《龚自珍全集》则分为十一辑，后附清代吴昌绶所编的《定庵先生年谱》及诸家的序跋等，是个较为详备的本子。 古微堂文集 《古微堂文集》，清魏源撰。魏源（1794-1856）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是晚清著名的爱国者和革新派。他的文章深切明白，言之有物，很为人所称道，被认为是足与以雄奇恣肆为文的龚自珍相匹敌的人，因并称他们为“龚魏”。他一生精究为文，在书中对《老子》和《孙子》的研究特深，但对举业却并不在心，因此他到了二十九岁才得中举人，到他成进士时，已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已年过五十了。他是在中举后才入监谋了个内阁中书，在北京做起小官来的。中进士后，得以知县用，做过东台、兴化等县的知县，高邮州的知州。 魏源在当时也是极少数肯于接触西方文化的文人之一，他著有《海国图志》一百卷，因此颇知世界大势。他是主张学习西法藉以自强的，他素来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的目光已超过了只想在军事上追求“船坚炮利”的人们，注意到了一般的工业和在制度上应该有所改革的问题了。 魏源除著有《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十四卷，《诗古微》二十二卷，《书古微》十二卷，另外还著有《老子本义》、《孙子集注》等书。他还有《古微堂文集》、《古微堂诗集》，分别收录了他自己的诗文。《古微堂文集》共十卷，分为内集和外集两个部分。内集三卷，题为《默觚》，集中了他的经世之想的文章；外集七卷，则是一般的谈经义，及序、议等类的文章。《古微堂诗集》也有十卷，容纳了魏源所作各体诗。 东洲草堂诗文集 《东洲草堂诗文集》，清何绍基撰。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又号猿叟，湖南道州太。他是晚清最有名的书法家，各地名胜，由他题属的匾联，很是不少。他是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的进士，中在二甲第八名，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为编修，曾充广东乡试的副考官，四川提学使。他办事认真，崇学敦教，很有得士之称。且为人直爽，敢于进言，后来终于以言事罢官。 何绍基去官后，便以讲学为业，先后在湖南、山东、浙江等地的书院中主讲。他性格豪放，虽以言事得罪，遇事仍很敢言。他又豪于饮酒，酒后论政，更多放言。他是崇奉儒家的，那时倡导革命的太平天国由于奉信天主，所以他竭力反对。他还贯通经史，对于小学也很有研究。他的诗宗法苏轼和黄庭坚，是晚清学宋诗诸人中的著名的一家。但他的最大成就还是在书法上面，最初学的是颜真卿，后来又在篆书和隶书上很下过功夫，把篆隶的体势和笔意融入行楷之中，写来劲遒飞动，体势奇峭。何绍基对文字学用功极深，他的《说文段注驳正》一书，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 《东洲草堂诗文集》计三十卷，是何绍基自己编定付刊的。 春在堂全集 《春在堂全集》，清俞樾撰。俞樾（1821-1906）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他和李鸿章，都是曾国藩在为会试同考官时，出在曾国藩的房中的人。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俞樾则是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曾国藩认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常常夸奖李鸿章善于为官；夸俞樾则一心为学，拼命著书。 俞樾在中了进士后，倒也还做了几年的官，他先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又任编修。在他初次得任河南提学使，做河南乡试的主考官时，由于所出的试题有违惯例，被御史曹泽所劾，因而得罪罢官。 俞樾罢官后，侨居苏州，专治经学，并在紫阳学院任主讲之职。后来他又去到杭州，在杭州的诂经精舍，又主讲了多年。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他初次会试的六十周年，因而被特命复官，那时他已年至八十五岁了。 俞樾是个好学不倦勤于著述的人，曾国藩说他拼命著书，确是实言。他对群经、诸子，以及语音、文字，说部小说等等，都很有研究。譬如那时风行一时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俞樾也曾为之润色修改，并把书中人物颜查散的名字改成了“颜春敏”。 “春在堂”是俞樾书房的题名，他的很多著作，都冠以春在堂几字，如《春在堂笔记》便是。所以取这样一个堂名，据说那是由于他在道光三十年参加会试时，试帖诗题为《花落知多少》，他的起句“花落春仍在”，很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认为劈头便使人精神一振，并为全诗定下了开朗向上的调子。俞樾本人对此也很得意，因而堂名、书名便都用了这“春在”二字。 《春在堂全集》共四百九十卷，是包括了他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第一楼丛书》、《曲园杂纂》、《俞楼杂纂》等学术著作，以及各类诗文、杂著都在内的一部大书。书后并还附有他的女儿俞绣孙所作的《慧福楼诗草》、《春在堂全书录要》等。 越缦堂日记 《越缦堂日记》，清李慈铭撰。李慈铭（1829-1894）字炁伯，号莼客，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极为有名的文人，但却困于场屋，累试不第，最后只好捐了个官，在北京混着，竟得官至户部郎中。他虽然科场不利，却又是个极有名的文章名家。对于诗文，他可以说是无一不精，就以应试所用的制艺而言，他也是极有名的，每有所作常有多人传抄争诵，他也常把自己的那些得意之作，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抄在日记里面。 由于自负有才而累试不中，使李慈铭产生了一种狂傲应世，放诞不拘的性格，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仿佛什么人都不在他的眼下。但实际上却又完全并非如此。 光绪六年他终于成了进士，归本班后改任为御史。在御史任上，他极为敢言，很多大臣都曾被他弹纠。但因他素有狂名，人们对他的弹章并不在意。 李慈铭精思博览，学极渊深，精通各体文章，而以骈文为最工。对于诗，他是崇奉唐人的，却也不废宋诗。他成书的著作都只是自己所作的文章，计有《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树阁诗》等等。他也能作曲，并著有《蓬莱驿》剧本，交付行院演唱。他所印出的最大部头的作品，则是他的日记《越缦堂日记》。他的书斋以“越缦”为名，所以也用来作为日记的名称。他的日记记得很勤，几十年来很少间断。日记的内容也极丰富，有他读书的心得，所作的短文、小诗以及送人的寿联、挽联等等。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北京为官几十年，对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大大小小的人物接触得很多，对他们的佚事遗闻也记入了不少，他又喜作讥评，时有冷语。隽语，颇有一粒尘砂见世界之妙。 湘绮楼全集 《湘绮楼全集》，清王闿运撰。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一字壬甫，号湘绮，称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他是清末有名的学者和古文家。他自己常说，他原来本很鲁钝，读书远远不及常人，常是苦读久之，而仍不能成诵。但他坚持不渝，每日自晨及夕，每每读至深夜。就是这种苦功，使他忽有突变，在二十八岁时的一天，忽然自觉胸境开朗，从此读书便能过目不忘，而且昔日苦读过的书文也都一时了然于胸，相互融贯。因此，不久之后，他竟反以博闻强记，贯通经史知名于世。 王闿运志在为学，对于时文举业不甚在意，二十一岁， 乡试中试、成为举人后，便专一为学不再应试。曾国藩和他是同乡，久闻其名，建立湘军后，便聘他为幕宾，常与共议军政各事。但他们二人各执所学，议论时有不协，王闿运终于辞职回里。那时做了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对王闿运也极敬重，特地把他迎入四川，请他作为成都尊经书院的山长。此后，王闾运便以讲学为业，先后在长沙的思贤讲舍，衡阳的船山书院，都做过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昌开办高等学校，也邀请他去主办。 主办过南昌的高等学校后，王闿运因自己年纪已老，便告退回乡，但仍在他的书室“湘绮楼”中设帐授徒。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巡抚奏陈王闿运学行优异，清廷特授为翰林院检讨，并加以侍讲衔。入民国后，曾任国史馆馆长，并兼参议院参议。袁世凯闹复辟时，他心不谓然，便辞职回乡，在家居住。 王闿运好学深思，语言凝重，他说话很少，但常能一语破的。由于讲学历数十年，他的门生真可说是“满天下”。他的经学研究极深，而尤以《诗》、《礼》为最。他是今文学派，所以治《春秋》宗尚《公羊》。他的诗文直拟汉魏六朝，最为晚清的拟古派所推崇，称之为“天下第一”。 他的《湘绮楼诗文集》，乃是他的门人所辑，包罗得很多，共达二百四十三卷，内容除他生平所作的诗文外，还有日记、书笺等项，连他所作的《湘军志》、《楚辞释》、《庄子注》、《尚书大传补注》全都包括进去了。 他的日记也是连续记了几十年都没有间断，与《越缦堂日记》一样，也单自另行成书，叫《湘绮楼日记》。 庸庵全集 《庸庵全集》，清薛福成撰。薛福成（1838-1894）字耘叔，号庸庵，江苏无锡人。他精于文墨书翰，但并非科甲正途出身，只在同治六年（1867）成为一名副贡生。他很早便以作幕为生，曾在曾国藩的幕中任事，最初是作文案工作，后来已常代草机要文件。太平天国败亡后，由曾国藩举荐，得以同知录用。后又因在平捻军务中立有军功，得以直隶州见用，并加给以知府衔。光绪元年（1875），送部引见，应诏上有《治平六案》，得旨交部议行。他后来又入为李鸿章的幕宾。因随办洋务有功，被保举以知府用，后来又以军功被任为浙江宁绍台道，不久，擢任湖南按察使，随又奉派出使英、法、意、比等国，以办外交曾于英廷力争出名。在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也是出于他的建议。归国后，薛升任左副都御史，光绪二十年（1894）卒，年五十七岁。 薛福成为人干练，最初只不过是个文笔尚佳的幕僚，后来经过实际的锻炼，竟成为洋务派中的一把好手。他因与西方文化多有接触，到了后来竟已成为当时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随着也有了变化。他原本是学习桐城派古文很著成效的人，后来视野渐开，为文也越见扩展平易，完全挣脱了桐城派文章义法的那一套。 《庸庵全集》包括了薛福成一生所作的各类文章，有为幕僚时的各类诗文，也有他在国外时的各种见闻，有些记叙小品，如在伦敦、巴黎等地的种种见闻，文笔精细，耐人寻味。 人境庐诗草 《人境庐诗草》，清黄遵宪撰。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他是改革派的诗人，对于旧诗他能大胆改革，从格局、句法、用字等等，都曾有所创新，抛弃旧规，使旧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关于他的诗，由于观点不同，也就评价各异。赞成他的人说，“黄公度可推为中国近世的大诗家，能着眼人民性、现实性和反帝爱国精神，能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史上的主要矛盾，在晚清诗格中，能开一时代之风气，可谓于古人外独辟町畦，传之他年，足当诗史。”但反对他的人，却又把他的诗说得一钱不值，他们说，“黄遵宪的诗，庇病百出，谬戾乖张，卑格俗艳，丑怪已极”。两说虽各据一端，但实在却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看法。他的诗格律不严，选韵太宽，也不能说不是一病。 黄遵宪是同治十二年（1873）的举人，当时他是二十六岁。他的入仕，可以说是从作为出使人员的助手开始的。他先后任过驻日使馆的参赞，以及新加坡、旧金山等地的总领事等官职。他在国外多年，阅事极多，渐渐树立起了他的“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是相近的，因此他回国后，在湖南按察使的任上，便与康梁等人的“百日维新”运动遥相呼应。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黄遵宪也几乎遭到杀身之祸，仅被革职，实在是很幸运的。他的著作，除《人境庐诗草》外，还有《日本杂事诗》二卷，和《日本国志》四十卷。 《人境庐诗草》共十一卷。收自清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十年的编年诗六百余首，有今人钱仲联笺注本，书后还附有年谱及各家诗话等。而《日本杂事诗》则不在诗草之内。 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全集》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诗文集。谭嗣同（1866-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自幼聪慧过人，于书无所不读，而尤心向新学，在当时的改良派诸人中，他是最为激进的一个，表现出敢于和封建的旧制度、旧文化挑战的勇气。他早年即曾往西北和东南各省游历，甲午战后，愤国势之积弱，在浏阳创立学社，为传布新学立下了基础。后来以纳资得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候补。那时，他仍自精思不倦，著有《仁学》一书，颇多新见。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到湖南协助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讲习新政，并积极筹办内河轮船，修筑铁路，以及查矿、开矿等项事务。他还倡议要立南学社和办《湘报》。一时之间，诸务纷集，都要他一一主办，实际上他已成为维新运动中的左翼领袖。 谭嗣同在哲学上提出“以太为世界根源”的学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和结合，都是“以太”的作用，“以太”的这种作用就叫做“仁”。他的世界观颇受佛学的影响，但又吸收了王夫之的“无其器则无其道”的思想，尖锐地批判“名教”和各种封建教条，要求“冲决”一切网罗。在他的学说中，具有向封建正统观念战斗的精神。他很能诗，所作诗富于爱国精神，风格雄健，一如其人。 《谭嗣同全集》，是后人搜集他的遗文、遗诗和书信等编成的。全书共四卷，第一二卷是论文和其他散文，第三卷是书信，第四卷是诗和其他韵文。谭嗣同的遗文，大致都收入了。 俞懋堂诗集 《俞懋堂诗集》是清末著名学者严复的诗集的题名。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闽县人。他自幼便极聪慧，学什么都可一望而知。他的文才也好，诗文辞采藻丽，很早便已知名于外。他童年时师事当地的学者黄宗彝，那时他已颇具有治经的宗法。后来他考入了闽浙总督沈葆桢所办的船政学校，在那里学习船上的炮术及炮台各门学业。他在那里学得很好，每试都为全班之冠。他极精于数学，但别的课程，如伦理学、进化论，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法律、政治等等，他也学得极好。光绪三年（1877），他被选派赴英留学，入了当时最为驰名的英国海军学校。和他同班学习的，还有后来成了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毕业时，严复的成绩最佳，名列第一，而伊藤博文则才名列第十。但回国后，伊藤在日本却得到重用，使日本的海军得以崛起，而严复却以资历有限，仅只作为部曹使用，做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庚子事变后，严复更在上海出任杂职，遂开始了译书的工作。先后译有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他又在天津出版《国闻报》，著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宣传维新思想，传播“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等思想，把欧洲当时最为先进的思想大力引入国内，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为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仍不断做些译述工作。但因脱离实际，思想已形落后，袁世凯为想称帝而组织的筹安会，有人拉他签名，严复竟也随便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事深为亲之者所痛。 严复不但学有专长，而且对于传统的诗文也工力极深。他的文章得有桐城派古文的真传，写得极为谨严。对于翻译，他倡导“信、达、雅三者并重、缺一不可”之说。所谓“信”，便是忠于原文，这自然是最重要的；所谓“达”，便是能明白通达地表现出原文的本意，这自然也是应该做到的；所谓“雅”，便是译文要能合乎古文法义。这一条，后来的译者便各自有各自的标准了。不过如把“雅”释为“雅洁清丽”，想来仍然该是译文的一个重要条件。 严复自幼便已能诗，后来仍就时有所作。他的诗亦如其文，雅致谨严，颇能有所议论。有人说他学的是江西诗派，其实并不尽然。他的谨严似有江西诗派所提倡的“无一字无来历”的那股劲儿，但是他一点也不像他们那样拘执古板。唐人元白的诗风对他也颇有影响。他的诗也都已收入在《俞懋堂诗集》里面了。 畏庐诗文集 《畏庐诗文集》，清林纾撰。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侯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全靠叔父林静安加以接济，才得存活。他极爱读书，更爱读一般书房所不授的书。但他义穷，无力购书，因此便专跑小旧书店，买些残破旧书，或即在店中立读。因此他练就了入目成诵的强记本领。 光绪八年（1882），他中了举人，因感到举业并非善途，便不再应会试，而一心以治古文为志。知府李畲称美林纾的文章，便以自己的藏书供给他阅读。林纾得此帮助，学乃大进，读书竟达三四万卷之多。初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晓得了林纾的博学，遂请他入京，任为教师。从此林纾即在京常住。 在京师大学堂，林纾认识了很多通外文的教师，听到他们谈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遗事》，林纾觉得很好，于是请人逐句口译，由他自己以文言将其记出。他记得很快，口译才完，笔录亦终，因此很快便得整理成书，予以印行。那时译述外国小说，尚属创举，因此出书之后，立即风行，人人争购，形成热潮。因此也提起了林纾的兴趣，遂致力于译书的工作。综其一生，共译有欧美文学名著一百七十余种。 林纾不谙外文，译书必得有熟悉外文的人先为口译方行。由于他精于为文，笔下极快，口译者迳自直译便是，林纾耳闻手写，颇能做到文采灿然，自成家数之境，当然，由于口译匆遽，不暇多顾，或由林氏自行增删而产生的错误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最先把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入中国的这一功，总得首推林纾。 林纾自己认为是桐城派古文的传人，所以除译作外，其他的作品也极多。除传统的各体诗文之外，他还作有小说、戏剧多种，笔记则有《击技余闻》、《畏庐琐记》、《畏庐漫录》等，都已各自集结成书。林纾在他所住的地方的大门上，题有“畏庐”二字，因此他的很多著都也冠以“畏庐”二字。 《畏庐诗文集》收有作者所写的碑传记序等类文字，和一生所作的各体诗。文集共有《畏庐文集》的初集、二集、三集中的全部作品，诗集则完全收有《畏庐诗存》和《闽中新乐府》所录的各诗。 石遗室诗集 《石遗室诗集》是同光体诗人陈衍的诗集名。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又常自称石遗老人，福建侯官县人。 陈衍早年便以诗名，后来竟成为同光体派诗人中的健者，有人甚至以他为同光体派诗人的收山者。所谓同光体，是兴起于同治和光绪年间的诗人所建立的诗派，他们对诗的内容并不重视，却对诗的形式极为讲究，对于诗句间的声律、对仗、使事、用典以及起、承、转、合等等都有很多讲究和要求。陈衍在这一派里，属于中晚时期，而论成就则很突出，算得那一派里有数的人物。陈衍不但以诗见称，而且还是同光体诗派的理论家。他论诗时以为，诗在唐代以开元、元和两个时期为最盛，而在宋代，则最盛于元祐年间。他论诗常举这些时期的诗作为例，并无唐优、宋劣等门户之见。大约同光体派诗人论诗，都只在诗的艺术形式上著眼内容如何，却并不在意。 陈衍除《石遗室诗集》外，还有《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辽诗纪事》等作印行于世。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诗集。 饮冰室全集 《饮冰室全集》，梁启超撰。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从很早起，便一直追随着康有为，与康氏一唱一合，声望仅稍亚于康而已，所以人们也把他们并称为“康梁”。他很早便在上海办过《时务报》，不断鼓吹变法、维新。“百日维新”时，他是其中一个极为要紧的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和康有为一道，都逃到了日本，在那里也仍与康一道，坚持立宪保皇，组织起了保皇党。辛亥革命后，组成进步党，任司法总长，后与段祺瑞合作，又出任财政总长。“五四”时期，他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主张“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他先后编过很多报，所为文章，流利畅达。他行文“笔端常带感情”的主张，影响是很大的。 《饮冰室全集》分《文集》、《专集》两部分。编年排列。《文集》包括文章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 陈天华集 陈天华（1875-1905）是清末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新化实业中学资送到日本去留学，在那里结识了黄兴等人，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爱国心切，最是慷慨激昂，在东京，与杨笃生共同创办了《新学译编》和《新湖南》鼓吹革命。次年他又和黄兴等人组织起革命团体“兴华会”。不久，又组织了“同盟会”。他们曾先后回国活动，准备在长沙起义，但事机不密，他和黄兴都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流亡日本，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1905年，陈天华担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工作，写了《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的文艺作品，对宣扬革命思想作用很大。那年冬天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竟然颁布文告，禁止中国学生在日从事革命工作。十二月间，陈天华为了抗议日本政府这种作为，竟愤而投海自杀，欲以一死警告日人，并唤醒国人。但这实在是一种不足为训的软弱行为。 《陈天华集》，是后人集其遗作编成的文集，《猛回头》《警世钟》和《狮子吼》等宣传作品亦均收集在内。 秋瑾集 秋瑾（1875-1907）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她生于仕宦人家，自幼读书，慷慨有大志、故号为竞雄。光绪三十年（1904）她赴日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作为提倡女权、宣传革命的工具。光绪三十三年（1907），她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工作，并暗暗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那年七月，与秋瑾共事的徐锡麟刺杀恩铭，秋瑾亦因事洩被捕，并被杀害。 秋瑾富于才华，诗文书信遗稿颇多。她的著作最早印行的是王藏馥编的《秋瑾诗词》，刊于光绪三十三年，即她被杀害的当年。全集最早刊出的则是1929年7月王绍基编的《秋瑾遗集》。《秋瑾集》以解放后所辑集的最为完备，全书包括了杂文、书信、诗、词、歌、弹词、译稿等七个部分。卷末并附有秋瑾小传。 秋瑾所作的弹词名为《精卫石》，是为争取妇女解放而作的，署名为“汉侠女儿”。 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申叔先生遗书》是刘师培去世后，由友人编辑出版的遗集。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他为人灵俐，读书颇有所成。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二十岁，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和章谈得深为投契，并表示赞成章的革命理论。为了更加表明决心，他还更名为“光汉”，以见其意。他著有《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宣传革命。不久，他担任了《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撰述工作。 光绪三十年，刘师培东渡至日，在那里又创办了《天义报》、《衡报》，作为宣传革命之用。但他这人对于革命并无深刻认识，所作所为，都不过是随声附和而已。他的革命并非发自内心，所以，宣统元年（1909），他和朝廷大吏端方相识后，不久便做了端方的幕宾，不再谈什么革命了。辛亥革命后，刘师培入北京大学，做了教授，但他见风使舵的性格依然如故。袁世凯准备称帝时，刘师培认为袁会成功，因而也加入了拥袁称帝的“筹安会”，这就更加显出了他那孳孳为利的本性，受到有识者的轻视。 由于出身在世代书香的人家，刘师培所学颇有根源。经学方面他是古文学家，认为在《春秋三传》中以《左传》的条理为最密。他对小学也颇有研究，善于因字音以寻字义，以古语合今言，以今言通古语。他所编的有关经学和文学的讲义，用语通俗，明白畅达，对初学者极有帮助。 《刘申叔先生遗书》共六卷，收有著述七十四种，论群经及小学者为甲类，包括《尚书源流考》等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为乙类，包括《国学发微》等十三种；群书校释为丙类，包括《周书补正》等二十四种；诗文集为丁类，包括《左庵集》；读书记为戊类，包括《读书随笔》等四种，学校教本为己类，包括《伦理教科书》等六种。附有年表、著述系年及校勘记在书末。 第九编 词、曲与戏剧 概说 在这一编里，我们把词集、曲集和戏剧集三者并作一处。所以要这样，是由于词和曲单集行世的都比较少，单行的词集倒还有三、二十种，曲集可就更少了。《全元散曲》所收到作者虽达一百五、六十家，但有曲集行世的，却只有乔吉的《梦符散曲》和张可久的《小山乐府》两书，再加上明人陈铎的《滑稽余韵》，也不过是鼎足而三而已。 戏剧和词曲的关联极密，所以把它也列入本编。这一部分如想搜求历来的单行本倒并不难，我们在这里，只将《西厢记诸宫调》以至《牡丹亭》、《精忠谱》、《桃花扇》等传奇名剧都略介绍，以示其范而已，其他院本、角本等等，则便不多论列了。 南唐二主词 《南唐二主词》是后人辑录的南唐中主李璟，和南唐后主李煜父子二人所作的词的合集。虽然名为“二主词”，其实李璟的词，所存者绝少，各本所收，都只有区区四首，而且有些人还认为中主词可靠者只有《摊破浣溪沙》二首而已，其他两首并不可靠。集中收得后主的词较多，但也只得三十余首，数量上也是微不足道。尽管如此，也不能不说，仅凭着这少量之作，已可见出他们父子二人都是第一流的词手。他们的词留存下来的不多，是很易理解的：首先，他们父子都是很早便已成为国主，忙于国事，不会大量作词，原是很自然的；第二则是后来逢到国破家亡，已有的词有些散失，也是无足为怪之事。 中主李璟，初名景通，后来才改名为璟，字伯玉。他生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卒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只活了四十六岁。他是在二十八岁时，继其父李昪做了南唐的皇帝的。他的父亲李昪倒有些开基创业的能力，是以白手起家篡吴而建南唐的。在五代十国中，以占地和兵力而言，南唐都称得上是个惹人注目的大国。李璟初继父业，倒也还保持了其父留下的余威，连年对邻国作战，由于将士用命，兵力也还够强，仍是常居胜势，在原有的二十八州外，又扩充了几州，已达到三十五州之数。但李璟终究是个生于安乐，而又多习文事的人，对于军旅之事是个外行，只靠吃他父亲留下来的那点老本，终究吃不了多久，到周世宗兴师问罪时，便一败涂地了。公元958年，李璟在兵败之余，只好割地称臣，去了称之已久的帝号，改称南唐国主，才算稍得苟延残喘，没有立即亡国。又过了三年，到宋太祖继周称帝时，他便去世了。 李中主留存下来的几首词，大概都是兵败国危之时的作品，词中所显现的，都是一派荒芜景色，正和他的心情相应。如他在一首《摊破浣溪沙》里写道：“菡萏 香消 翠 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寄阑干。”这词表面上只是离妇怀念征人而已，而实际则是中主思念他那失去的国土。鸡塞已远，不能复得，只有凭阑遥望，付之一哭而已。这正是结句“多少泪珠何限恨，寄阑干”的沉重无限之处。“寄阑干”的“寄”字，很多本子都作“倚”，其实作“寄”才见沉重，“倚”便轻了。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到此词，最叹赏其起两句，说是“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他这话也正说在点子上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正是当时南唐国势的切喻，中主以“不堪看”重为一叹，正是为此。王国维又说：“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这却并不很切。南唐的另一个词家冯延巳，便是首先独称此句的。冯词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句，最称警策，中主戏问他道：“干卿底事？”冯道：“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王荆公也是“细雨”和“小楼”两句的一个赞赏者，他竟认为这两句比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要好些。“小楼”句之所以好，是因它从辗转之间显出了哀怨凄凉。因为笙簧要暖，其声才清，簧冷了需要重温再吹才得。而远处的小楼却吹之不已，声已凄哑，还是频频自吹，吹者之心别有所感自然可知，而听者深受感染，听来自然悲凉。二者之间从一“寒”字上，起到了互通，笙寒心亦寒也。冯正中是深于为词者，所以一语破的，自然无须多说。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另还有钟隐、莲峰居士等号。他是李璟的第六子，因为上面的哥哥们都不在了，他是既嫡且长，所以二十五岁时便承继父位，成为南唐国主。李煜这个国主，比起他的父亲来当然更自艰难，李璟多少还逞过几天威风，一旦降为藩属，很快就又死了。李煜却是一上来就在风雨飘摇之中，每日都在忙着供奉上国，过年、过节要派使臣入贺，献上若干礼物，皇帝、诸王各类喜庆节日，也要照派使臣，献上贺礼。即使这样，也还是没能应付下来，终于还是免不了个国破被俘，“归为臣掳”，被封为“违命侯”。李煜在汴京过了两年多的俘虏生活，照他的说法则是“终日以眼泪洗面也”。这般悲怀故国，又且不慎，在所作的小词中露出了心曲，因此到底难逃被杀的命运。在他过四十二岁生日的那天，被赐以牵机药酒，给害死了。李后主的生日是七月七日，所谓“七巧”之日，他的死日偏也赶在这一天上了，倒也真有点巧。 李煜和他的父亲李璟一样，都很有才华，并且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在词上他们都有很高的成就。后主的词约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国破以前之作，词虽都极工巧，但以所写不外乎宫廷生活与男女间的相恋之类，成就并不能说是很高，比之中主所留下来的那几首词还要差些。后期则是被掳后之作，那时他心怀故国，一腔哀思，以无限哀伤之情，发而为词，使词风也为之一变，显得辽远宏深起来。他这时的词的最大特色是语言的精炼，精炼至极，却又归于平淡。他所取的景都是眼前习见的景，所用的字都是极为平常的字，但由于配合的切当，却又极能表达幽微曲折的隐情，由于他的取景宏远，感情深至，个人的悲欢虽也见于其中，但其所至却已远及所有同感之人。他的词动人之深，历千年而犹新，原因正在于此。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说的正是这个。又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这话说得也极恰当。但因李后主的词都是出于直赋，很少运用比、兴之处，所以不很合于清代浙派词人，以及常州词派词人的胃口。周济论词，便把后主置于“温韦”之下，更后来的陈廷焯，在他的《白雨斋词话》里，竟至难得提到李后主。这些都未免所见太偏了。 阳春集 《阳春集》，南唐冯延巳的词集。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江苏扬州）人他的年纪略长于南唐中主李璟，去世也早于中主一年。他与中主及后主，都是那时杰出的词人，对于后世词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词存留下来的，较之中主、后主都多。《阳春集》最初收有一百一十九首，后来去其误收的他人之作，仍有将近百首。这些，可以断定是他的作品。 冯延巳在词上是一代大家，深厚和宛，对北宋晏、欧诸人的词影响极深，所以他的词集一向是极为人所看重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对冯的词有过很切至的评论，他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又说：“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又说：“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泪试严妆’，殆近之欤？”他的这些说法都很恰当，只有说《花间集》中没有选登冯的词作是缘于流派不同一点，有人并不为然。《花间集》里没有冯词和二主词，近人龙沐勋认为，那是由于相去较远，道里隔绝，而时间上也稍在前一点之故，说是由于词的风格有异而然，是并不确的。王以“和泪试严妆”称述冯的词品，可以说是妙到极处。冯词正是这样，端厚庄凝，又微具凄凉情味，正是悲喜庄丽，揉和到一处了。其实冯的这首《菩萨蛮》，全首正汇和了冯词的很多特点，现在抄在这里，以概其余。那首词是： 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 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锦壼催昼箭， 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 这里情景交融，几已揉成一片，无法分拆。冯词的影响岂只北宋，清代的浙派和常州词派词人，对冯及中主、后主虽并不以为意，其实他们终究不能尽脱冯词的情景交融的技法。 乐章集 《乐章集》是北宋词人柳永的词集。柳永（987- 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他排行第七，所以又常被人呼为“柳七”。 柳永颇有才华；但又行为放浪，因而每去应试总不得第。到景祐元年（1034）他终于得中进士时，年已四十有八，是个年将半百的人了。他极精通音乐，因而善为歌词，并以此深受歌伎们的欢迎，把他看作是当行的作手。柳永于此也颇欣然，很能安于这种吹弹歌唱，灯红酒绿的生活。屡试不第，这一情况未始不是其原因之一。这种久不得第，在柳永却不免满腹牢骚，很有怀才不遇之感。一次他在歌筵之间，情怀激切，不觉写了一首《鹤冲天》，用以吐露自己的不平，词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很有些狂放，没能得入龙头之选，自以为不过是偶然的失误，早晚这龙头应还是他的。口气实在不小！自称“才子词人”，又自封为“白衣卿相”，口气就更大了。下片则全是自得其乐的抒写，以“你不取我，我照样过得非常快活，而且自有人很看得起我”而自矜，显出了一种“看你能奈我何”的味道。柳永的词，一向便传播得极为广远，早已就有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说法。这首词为很多受到压抑的人吐了口气，传播得就更快，后来甚至竟已传入大内，连宋仁宗都知道有柳永这么首词了。宋仁宗是个号称“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的人，看了这首词。对柳三变的印象就更加坏了，因而一次在临轩放榜之时，忽然发现了榜上竟有了柳三变的名字，于是特别传谕，叫把那个名字除去，并且还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连皇帝老倌都这么说，柳三变想要登第，自然势比想要登天还难了！在他知道了皇帝的这种说法后，只好把名字改为柳永去应考，才算瞒过了人，终于得中进士。 柳永中了进士，却仍不能得意，不过只做了几任小官，最后做到了屯田员外郎，算是他的最高官位了。他被人称为“柳屯田”，也是因为他做过这么个官之故。柳永是在襄阳去世的，那时他是六十七岁。他的身后极为萧条，连葬费都毫无着落，还是那些妓女们表现了对他的厚意。她们自己醵金，把柳永安葬在棗阳县的花山之下。柳永一向驰名北里，身后也还是北里中人安排了他的后事。 柳永的词约可分为俗、雅两类，雅词所写多为羁旅行役，身世感慨，以至美景良辰，各地风光。《乐章集》中所收的《雨霖铃》、《望海潮》、《八声甘州》等词，都就属于此类。这些词都是格调很高，历来都是受人称赏的。他的俗词则多为歌筵即席之作，常多洞房相遇，“拥香衾，欢心称”之类的话。这一类词传唱也许更广，但又颇为识者所讥。 由于柳永颇知音律，在词调上便也颇多创建之处。他多以长调作词，长调在词中逐渐多了起来，柳永的勇于致力，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柳永很善于以口语入词，在他的俗词和雅词中，都容纳了很多当时流行的口语，这也予后人以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很多声调缓慢的长调中，这种影响尤为显见。 《乐章集》收有柳词约二百首，其中小令和长调都有，但以长调为多，小令所占的比例很小。这个集子刊行于世的，有汲古阁宋六十家词本，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彊村丛书本等。朱祖谋所辑的彊村本，纠正了各本中的很多错误，可以说是较好的本子。 珠玉词 《珠玉词》是宋初词人晏殊的词集。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他是宋初有名的神童，七岁时便已能文，而且写得很为宛丽，极有情致。在宋真宗景德初年（约1004或1005），张知白把晏殊以神童进荐给朝廷，宋真宗把他召入朝中，命他与进士们一同作赋。晏殊援笔立成，文极赡丽，真宗立将晏殊擢任为秘书省正字，并命在史馆工作。 晏殊早以才显，并获帝知，所以宦途极其顺通，他从秘书省正字，多次迁升，从右谏议大夫，以预修《真宗实录》，进为吏部侍郎、枢密副使，最后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成了位列当朝的宰相。 晏殊为相，正当国势安定之时，可以说是做了不少时间的太平宰相。他的相业，最着重的是引进贤人，一时贤士，如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等，都是出在他的门下，由他推荐而晋用的。韩琦、富弼等人，也都是在他身居相位之后才得到了重用，终于成为一代的名臣。晏殊为人刚直而简易，自奉也极为清俭。他是在六十五岁上去世的，死后被谥为“元献”。 晏殊勤于为学，著述颇多。他曾著有一部《类要》，共一百卷，是一种集聚各种类同事项的书，体例略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等书，而详赡则又过之，他还有一部也是有一百卷的《集选》，则是一部删次梁、陈以后名臣述作的总集。他的文集名《临川集》，《中兴书目》、《文献通考》、《书录解题》等书都有所著录，惟所说卷数不尽相同。但这书现已全佚，何者为是，如今已无法判定了。他的诗文和词，以词流传下来的为最多，实则他在当时也是以词最为人所称诵。词集《珠玉词》，有汲古阁影印本行世。他在《浣溪沙》一词中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原曾见于他的诗中。以诗句而言，这两句并不见得特出，但以之入词，却竟成了千古名句。从这里正可见出诗词之间的细微分别。前人对此已多次予以论列。 淮海集 《淮海集》，宋秦观撰。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又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最以词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以与词有关者为多，他是苏门四学士中最为东坡所喜的一人，一生受到东坡的很多照拂，自然也难免要跟着他倒霉。他们的相识，其说不一。一说是秦应试不第，在徐州会到东坡的，东坡勉以再试，才终成进士；一说则是秦听说苏将至维扬，乃仿苏的书法，题壁于一山寺中，东坡竟不能辨，后在孙莘老处读到秦词，两人这才相识了的。 秦观一生，遭际不遇，只做过一些小官。他成进士后， 苏轼以贤良方正荐，除太学博士，后入国史院为编修官，倒还算得顺利，绍圣初，因坐党籍，被贬官监处州酒税，又徙郴州，继又编管横州，又徙雷州，最后放还，走到藤州，便死在那里。 秦观最以词称，历来论者，对他的评价都极高，如蔡伯世说，“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一人而已。”把他说得实已驾乎苏柳之上了。张玉田论词颇见严切，但他也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对秦的评价也自很高，李清照论词，持论也严，她对秦少游则不免稍有微词。她说：“秦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她的持论不免过于苛，但却也道着了要点，秦词原以清丽平淡称胜，欲求其秾艳丰美，未免过于求全责备了。 秦词最为人传诵的，有《满庭芳》两阕和《望海潮》、《八六子》等词，其中《满庭芳》“山抹微云”一阕，传诵甚广，人至称之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淮海集》原为十七卷，另《后集》二卷，词一卷，补遗一卷，后并附有年谱。有高邮王敬之刻本，系集旧有各本为之编次的以考证精当，称为善本。另有《四部丛刊》本，则为四十卷，《后集》六卷，词三卷。秦少游本以词名，所以《淮海词》流行较广，版本亦较多。 晁氏琴趣外篇 《晁氏琴趣外篇》，宋晁补之撰。晁补之，字无咎，山东钜野人。生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卒于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卒年五十八岁。晁补之少时聪敏强记，善属文。十七岁时，从父官杭州，萃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述而文，往谒通判苏轼。苏轼先本欲有所赋，读后叹曰：“吾可以搁笔矣！”补之由是知名。后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调澧州司户参军，累迁著作佐郎。后以礼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又徙湖、密、梁三州，主管鸿庆宫。还家，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倦，工书画，文章温润奇卓，出于天成。大观末，起知达、泗二州。卒。 晁补之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文都很受苏东坡的影响，而词所受的影响更重。他的词也颇豪放，无时下浮艳之习。其散文流畅，诗也清俊，部份作品能反映社会矛盾。有《鸡肋集》和《情趣外篇》。《鸡肋集》为明崇祯八年苏州顾凝运依宋版重刊，前有元祐九年晁补之的自序。后有绍兴七年其弟晁谦之的跋。序称“裒而而藏之，谓之《鸡肋集》”。跋则称：“宣和以前，世莫敢传，今所得古赋骚词四十三篇，古律诗六百三十二篇，表、启、杂文六百九十三篇。自捐馆舍，迨经二十八年，始得编次为七十卷”云云。看来这稿原是元祐中晁补之自己所辑，虽有集名，尚非定本。后经他的弟弟晁谦之裒合编次，才成此帙。他的词，《四库全书》 著录为《晁无咎词》六卷，而《书录解题》则称其词为一卷，亦名为“鸡肋”。这词后又为明毛晋所刊，则称《晁氏琴趣外篇》。其跋语称“诗余不入集中，故名‘外篇’”。全书分为六卷，今人校本，附有传说、词话等。 片玉集 《片玉集》是北宋词人周邦彦的词集。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钱塘（今杭州市）人。他进入官途，并不是由正途的科甲出身，而是由于他在汴京太学读书时，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83）进献他所著的《汴都赋》，便由诸生晋而为太学正，从此开始了仕进之途的。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他出任庐州教授，八年（1093）为溧水令，在任上，他清静无为，政绩倒还不错。绍圣初，他被调回京为国子主簿。元符元年（1098），再进《汴都赋》，得任秘书省正学。徽宗建中靖国至崇宁间，他曾任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宗正少卿等职。大观、政和间 曾为议礼局检讨，后出外，在隆德、明州等地为官。政和六年（1116）入为秘书监，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重和元年（1118）出知真定府，继知顺昌府，宣和初徙处州，施罢官提举南京鸿庆宫、宣和三年，卒，年六十六。 周邦彦颇有才华，诗文也都很佳，只是他的词更特出，诗文便都为词名所掩，不大为人提起了。他在词坛极负盛名，影响极大，自政和以至清末，几乎所有词家没有一个不多多少少受有他的影响。综览周词，有如置身于一座布置精巧、 繁美的花园里，那里的亭台楼阁，奇花异木，在在都显得那么整齐工美，令人感到营造者的匠心独运，精奇悦目。然而若从全局来看，又觉规模似嫌不大，就是登上其间堆起的小山之巅，也难以感到那种登高望远的气势。所望见的，仍不过是园中所有的画栏曲径，清溪小池，和掩映于花木之间的幽斋静室而已。一个江湖倦客来此小休自很和宜，如或胸蓄壮志，想纵览形胜，却又很嫌不够了。周词的格调意趣不高，前人已有所论，张玉田在他的《词话》中便说：“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派······惜乎意趣都不高远。”王静安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这些都正谈到了周词的要点。然而周邦彦作为词坛的冠冕人物几及千年，却也自有其故。这首先在于他精于音律，在大晟府曾制有很多词调，调由自制，写来自可纵横自如，略无妨碍；同时一般的词牌，他也极为精熟，词句的和谐自如便也无异自制。第二是他有一支善于状物的妙笔，多少情景，略经点染，便能使读者有如身历，体会深切。第三是他善于往复吟味，愈转愈深，极得“言之不足更长言之”的妙处。所以周济评周词时便说，“他人愈勾勒而愈薄，清真则愈勾勒而愈厚”。所说“愈勾勒而愈厚”，乃在他不仅是在单方面絮絮不已，而是联系到各方面，一一加以咏味，自然便见波澜起伏，显得浑化深厚了。评周词者，几乎无人不以“浑化”二字归之，而“富艳精工”，也几成了对周词的共评。正由于此，所以周词常被认为已达到了词的高峰，为后人无法踰越的地步。如周止庵在他的《论词杂著》中便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同样，陈亦峰在他的《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词至清真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 者亦难出其范围。”他们都以后人难以出其范围为说，这就词的全面来，自然是誉之太过了，但单就词法而言，都又实在不无见地。王静安先生在其晚年论及周邦彦时也说，“若词中老杜，自非先生莫属。”也是专就这一点来说的。 由于周词自始极受推崇，所以还在宋代他的词集别本便已很多，这也足见他的影响之大，词的流行之广。于此王静安先生也加以概括地说：“先生之词······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周邦彦的词，在宋时便有七种本子，流通到后来，大概有名为《片玉词》和名为《清真集》的两种版本，大概《片.玉词》中所收的词较多，而不免混入有他人之作；《清真集》所收的词要少些，但较谨严，把那些混入之作删去了。 漱玉词 《漱玉词》是宋时女词人李清照的词集。李清照，济南人，因她自号易安居士，故也被人称为李易安。她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有文名，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号为“后四学士”。她的母亲王氏，也极能文，据说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李清照由于父母都是能文之人，所以幼承庭训，也极工诗能文，而在词上尤其出色，她还能书善画，实在是个很全面的艺术家。李清照生于北宋神宗时的元丰七年（1084），卒年则不能详，但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尚有记载可考，所以李清照之卒，不会在此年之前，也就是说，她最少也应活至七十三岁。 李清照是于十八岁时出嫁的，她的丈夫是当时还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赵是山东诸城人，乃赵挺之之子，赵挺之于崇宁五年（1106）入相，但至次年即卒。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之间感情很好，赵是个金石学家，收藏甚富，至靖康元年（1126）金人入侵以前，他们的生活是极美满的。靖康之乱时，李清照四十三岁，次年因赵明诚先自奔母丧南下，李清照只得独率家人逃难到建康。她所携的书籍文物，一路上颇有损失。此后未久，赵明诚忽于建炎三年（1129）八月间去世，从此李清照一人尾随朝廷辗转逃难，更见孤零，文物损失也自更多。 李清照可以说是诗文书画，无一不能，无一不佳，但这些都不及她的词更为有名。她的词，论者颇多，都极见其推崇之意，且常以她来比李居主。如沈东江便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四库总目提要》也说：“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矣。”谭玉生在他的论词绝句中论李易安道：“绿肥红瘦语嫣然，人比黄花更可怜，若并诗中论位置，易安居士李青莲。”称之为大宗，以诗中的李青莲为比，足见其词在人们意中的份量。大约李清照的词可分为前后两期，在靖康之难以前，她的生活安定，故多闺情之作，词也尽以体物深切，铸语新奇而见长，靖康之难以后，她多番逃难，视野较前为广，又目靓兵燹遍地，人民流亡，于是词中便多见忧国之思，但她的词是以宛约见长，所以这些忧思也多宛转咏叹出之，细加寻味，更自感人。她的词以语言工致，明白如话见长，而又最长于摄境造语，使人既能感受深切，又自惊奇不已。如《如梦令》以“绿肥红瘦”一语状写风雨之后的海棠；《醉花阴》的结句，“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以人花互比，各见孤零。 李清照也算得是位立论极严的词论家，她认为词别是一家，与诗不同，音律上要多加讲究。她不满意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认为那不过是“句读不葺之诗尔”。 李清照的诗文集原名《漱玉集》，早已散佚。陈振荪《书录题解》只称“《漱玉词》一卷，又称有别本五卷”。黄升在《花庵词选》中则称“《漱玉词》三卷”。《宋史·艺文志》所载“《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词》六卷”。《四库全书》所录《漱玉词》一卷，系汲古阁本，仅有词十七首。 断肠词 《断肠词》宋女诗人朱淑真撰。朱淑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卒年不详。自号为幽栖居士。她是与李清照差不多同时的女诗人，但李清照出身于世家，外祖父是状元宰相，父母亦俱能文，而朱淑真则出身寒素，父世俱不知名。有人曾说她是朱熹的侄女，但朱熹原系新安人，后来才流寓闽中。又考诸朱氏家谱，朱熹兄弟之中，亦无人著籍钱塘的，所以此说恐未必确，或者是由于附会也未可知。 朱淑真的一生事迹，都已很难考知，只知道她是个自幼便极聪慧，又极爱读书，能文善诗，也工于为词的一个女人。在婚姻上，朱淑真似很不如意，所有关于她的记载都说：“为市井妇，抑郁不得志。”大概她被嫁给了一个市井之徒，两人在文化上相去很远，因而朱淑真常多哀怨，为诗颇多幽愤之词。据说她有诗词共十卷，并自题曰《断肠词》。这个集名也足以映见她一生中的不幸。 朱淑真所写的词并不为多，却有《生查子》一词，一直受到人们的议论和攻击。那词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其实这词不过抒写“人面桃花”，人生普遍的哀伤而已。但却因为那竟出于一个女人之手，很多人便大加攻击，认为作者必有桑间濮上之行，是不可原谅的。在她死后，她的父母竟把她的《断肠词》一火而焚之，原因想来也就为此。就是明代的毛晋，在刻印《断肠词》的跋语中，也还不免要以“白璧微瑕”为称，更可见这词的影响之大。但却也有人设法为她辩诬，他们认为那词并非朱淑真所作，乃是把欧阳修的作品误为朱作的。他们说：“此词今载欧阳修《卢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人，入淑真集内，明杨慎收入《词品》为不考也。”欧词中确乎也有这样一首《生查子》，但作者究竟是谁却是另一问题，倒是同一首词，作为欧作则无可为非，作为朱词则情不能容，这太不公平了。 《断肠词》一卷，通行的有汲古阁毛晋本。况周颐在《蕙风诗话》中又说，朱淑真实为北宋人，并另有《断肠诗》九卷云。 稼轩长短句 《稼轩长短句》，宋辛弃疾撰。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又曾自称稼轩居士，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时，家乡已为金人所据，他的祖父辛赞虽然未能南去，陷身贼中，但恢复之志始终未去怀，从小便积极教育辛弃疾，使他具有爱国的热心；又常带他到各处去观看山川形势，让他知道用兵之时如何得尽攻守之宜。他由于受有这样的教育，所以在二十一岁时，便投入了在山东的抗金义军，并做了忠义军首领耿京的掌书记。他曾多次劝耿京率军归宋，然后协力抗金，收复失地，终于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具表南归。入宋后，受到宋高宗的召见，授以承务郎之职，并命他去召集耿京，率部南下，共同抗金。不幸，在他去后，耿京的部下张安国等叛变降金，并将耿京杀害。辛弃疾得此讯息，马上率领部下五十人，突入张安国的营中，将正在与金人欢宴的张安国生擒而归，献俘正法。他在南宋，仍以恢复为志，历任湖南、浙东等地安抚史，枢密都承旨等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很有所表现。但南宋是习于苟安的，所以他的恢复壮志始终不能得伸，终于悒悒而终。他去世后，因谢枋得之请，才被赠以少师，谥为忠敏。 辛弃疾雅善长短句，纵横慷慨，与苏轼并称，世号“苏辛”。他的词抒写报国雄心，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统治者的苟安误国，表示出强烈不满和讽刺。也有不少歌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词中热情洋溢，感慨深沉，想象新奇，笔力深厚。《摸鱼儿·淳熙己亥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作，尤为读者所传诵。但部份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 辛弃疾的诗文也都颇有造诣，诗作较词更见雄肆，文则多为亟论抗金的疏文、策略。他的诗文旧时多已散佚，只有词却广为流传。他的词集题为《稼轩长短句》，共十二卷，收有他的词六百余首。 《稼轩长短句》流行于世的有元大德广信书院本，另外还毛晋刻的汲古阁《稼轩词》四卷本。近年（1963）中华书局出版有邓广铭编著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收集的词不但较全，笺注也颇完备。邓还编有辛弃疾的诗文集，把辛弃疾的残余诗文，也搜集到一处了。 龙洲词 《龙洲词》，宋刘过撰。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江西太和人。刘过比辛弃疾要小十四岁，一生最为钦佩辛弃疾，为词也一意学辛，所以成为辛派词人中的有数人物。他是个主战派，在他的词中，“吊武穆鄂王忠烈庙”的三首《六州歌头》很是激昂慷慨，颇能显见他的为人和词风。又有《沁园春》十五首也多激烈之辞。辛弃疾便是因这些而欣赏其为人的，所以多次都曾予以推荐。刘过因为刻意学辛弃疾，词中多有豪言壮语，因而被人认为可与辛弃疾并称。其实这种看法，很不确当。因为刘之与辛，不过是貌似而已，他只学到了辛词豪放的皮毛，仅以粗豪取其形似，认真说来，无论在词格上，在词的蕴蓄上，刘之与辛，相去都太远了。 《龙洲词》原附于《龙洲集》中，至明时汲古阁主人毛晋曾予以另刻行世，计收有刘词五十余首。近人朱孝臧在他的《疆村丛书》里又分刻为二卷，附补遗一卷，校记一卷。 刘过另曾有《龙洲集》行世。原来本为十四卷，合附录二卷，共十六卷。附录多为自宋以来，翰苑诸人对之所题的诗文。《龙洲集》后又并合为十卷，岳珂在他的《桯史》曾记有其始末，并称“开禧乙丑（1205）过京口，相与摭奇吊古，多见于诗，其《多景楼》篇，广汉张以初为之大书，词翰俱卓犖可喜。属为刻楼上，会兵起不果”云云。故集中以此诗居首，以为压卷之作。 白石道人歌曲 《白石道人歌曲》是南宋词人姜夔的词集。姜夔（1150-约1221）字尧章，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但他自幼即因·其父在汉阳为官，便也住在那里。他的叔岳萧东夫，因爱其才，便把自己哥哥的女儿许配给了他，遂又寓居于吴郡的武康。他的居处恰与名为“白石洞天”的胜迹为邻，因而便自号曰“白石道人。”他又曾以“石帚”为号。 姜白石精通音律，曾著有《大乐议》一文，论述乐理。 又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并以所著《圣宋饶歌吹曲》十四首一同进上。宋孝宗命将他的歌曲交太常寺收掌，又命姜夔免解应进士试。但他试后却未能及第，从此便灰心仕途，而隐居在箬坑的千山，在那里啸傲山水，过着隐士的生活。他与范成大相交极厚，时时往来于范的幕中，也可以说是范的幕客。他与杨万里也极交好，他们之间时有酬唱往来。他能自制曲，还会吹奏很多乐器。他曾有叙诗云：“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为范成大赠夔之妾。夔每制新词，即自吹箫，小红辙歌而和之。是时，夔年已老，不久，以疾卒于苏州。 姜词不仅韵律极美，其宛转波折处也极耐人寻味，清代的浙派词人都极欣赏他的词，对之评价极高。但他留给词学上的功绩，究竟还是以音律上的成就为多，他的自度曲，常于词旁注有乐谱，对于研究宋代词曲的音乐实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白石道人歌曲》共四卷，另有《歌曲别集》一卷，《附录》一卷，共收词八十余首，今人夏承焘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一书，以写作的年代编排，共五卷，另有编年一卷，外编一卷。并附有《辑评》、《版本考》等大量资料，极为精当。 梦窗词集 《梦窗词集》，宋吴文英撰。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他和姜白石一样，一生都未居官，所以生平事迹可以考知的很少，生卒年亦难确知，只知道他大概生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卒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是在六十出头之年去世的。他大致以游幕为生，工于词，与周密（号草窗）齐名，并称“二窗”。他的词与姜白石相近，以妍丽紧密为人所称，一直都对词坛有很大的影响。至清末，尤为常州词派的词人所尊，周介存（济）在他的《宋四家词选》里，把他与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三人并列，认为学词者应从碧山（即王沂孙）入手，历梦窗、稼轩而达清真（即周邦彦）之浑化。他的词在用字上最为华艳，因此张玉田曾讥讽他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折碎下来却不成片断。”近人胡适也极鄙薄地说他的词是“词匠的词”。这些评论，都太偏了。其实吴文英的词细密绮丽，实已成为宋词中的一大宗派。周济在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里说：“尹惟晓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之说，可谓知言，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又说：“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灭光方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这些倒也都还说在了关节之处。《四库全书提要》说：“文英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这说法倒是说得最为中肯。 《梦窗词集》亦称《梦窗稿》共四卷。其词原有甲、乙丙、丁四稿。毛晋初得其丙丁二稿，刻于《宋词》第五集中。复摭其佚词九篇。绝笔《莺啼序》一首附于卷末。续乃得甲、乙二稿，刻于第六集中。有他的原跋可考。称为《梦窗词集》的这个本子则是朱孝臧，以明万历张廷璋所藏旧抄本，一再校勘，刊入《疆村丛书》的。书后并附有朱所撰的小笺。朱氏自称：“治此书经二十年，凡订补毛刊二百余事，并调名亦有举正者。”旧校疏、记散见于后，其小笺考证，亦颇详晰。 须溪词 《须溪词》，宋刘辰翁撰。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居近须溪，故亦名其词集为《须溪词》。刘辰翁少时曾就学于宋儒陆象山，后来又得入太学读书。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应进士试，廷试对策时，极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競可憾”。这些都深与当时权倾一时的贾似道有所抵触，因而被置于丙等，后来还几为贾所中伤。但另一方面，他却也因此获有鲠直之名，极为时人所敬。他曾被陈宜中荐居史馆，又拟以太学博士用，但他都以亲老固辞，自请为濂溪书院山长以就养。宋亡后，他更不仕，托为方外以终。他的文章极为当世所重。他的门生王梦应在祭文中说：“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他也工于为词，况蕙风评他的词道：“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跌宕似遗山，有时笔意俱化，纯任天优，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世或目为别词，非知人之言也。”他生值宋室之末，于宋室之将亡，颇多悲惋之词，其中《兰陵王·丙子送春》、《宝鼎现》等词，韵味深长，最能感人。 刘辰翁著有《须溪集》十卷及《须溪四景诗》四卷，又好批选旧籍，如《杜甫集》、《李长吉歌诗》、《放翁诗》、《世说新语》等，皆有辰翁评选本行世。 《须溪集》，即明人见者亦甚罕，诸书亦多不载其卷数。韩敬选订晚宋诸家之文，尝以不得辰翁全集为恨。闻兰溪、胡应麟遗书中有其名，往求之，均不能获，盖其散失已久。世所传者惟《须溪记钞》及《须溪四景诗》二种。《四库全书》检《永乐大典》所录记序、杂著、诗余尚多，采辑裒次，厘为十卷，《四景诗》未采录在内。 蘋洲渔笛谱 《蘋洲渔笛谱》是宋末词人周密的词集，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后因流寓吴兴弁山，又号弁阳啸翁。 周密是个生于宋元交替之际的人，他生时距离宋亡还有四十多年，但他死时，入元却已又有三十年了。他家原是济南人，不过早已在南方流寓，生活上已半似南方人了。他自幼随父宦游，往来于闽、浙等省间。淳祐末，他得为义乌令，又曾为浙西帅司幕官。不久，以事被罢官，他便退居湖州。咸淳中，监杭丰储仓，遂在杭州住家，直至宋亡，仍旧住在那里。 周密在杭州时以游览吟咏自娱，与同是宋遗民的唐珏等相互唱和。那时他自号蔚斋，又号四水潜夫。在诗文词赋中，周密最工于词，他的词格律谨严，清丽工巧，最以功力见长。与吴文英（梦窗）并称“二窗”。集中多咏物之作，而每将故国之思、怀旧之念寄托在所咏的词句间，耐人寻味。此外，周密于宋亡之后，还勤于辑录宋代的文献和各地的情况，写有《武林旧事》、《癸辛杂识》、《齐东野语》等多种著作。关于杂事的则有《志雅堂杂钞》、《浩然斋视听》、《云烟过眼录》等。关于词的则有《草窗韵语》、《草窗词》和《绝妙好词》等。 《蘋洲渔笛谱》原为二卷，后附仪征人江昱所作的考证。后又以家藏的《草窗词》附在后面，作为集外词一卷。这个本子外间极为罕见。近人朱孝臧又曾重为雕刻，收入《彊村丛书》中。 山中白云 《山中白云》，宋张炎撰。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本西秦人，后居临安。他是张枢的儿子，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约卒于仁宗延祐末年（约1321）。年约七十三岁。幼承家学，颇工诗词。宋亡后，潜迹不仕。纵游浙东西，落拓以终。常与王沂孙唱和，因以《春水词》得名，世号“张春水”。又以《解连环》咏孤雁一词为人所传诵，因又被称为“张孤雁”。他的词音律谐婉，悲怨悽怆，多寓国家之痛。《高阳台·西湖春感》、《八声甘州》诸首，最能代表其词的特色。又曾从事词学研究，对词的格律、技巧、风格皆有系统论述，但重在形式。著有《山中白云》及《词源》、《乐府指迷》等。 《山中白云》词八卷，已采入四库著录，略称“其作《春水》，倚声家传诵至今。”然集中似此者尚多，所长实不止此。张炎生于淳祐戊申，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 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至其研究声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后劲。 《山中白云》现通行的有《彊村丛书》本，那是朱孝臧以江昱、江恂兄弟参校疏证的手稿本又加精校而后收入的。江氏兄弟致力于张玉田词的研究将近二十年，查阅了很多的书，乃能做到甄检精审，去疑辨惑，达到并无一字之讹的地步，遂使词中精蕴挹之逾出。惟疏证尚阙五十余事，朱氏付雕时，复举所知者补证十余条，附记集后，亦颇精核。《山中白云》又称《玉田集》。 花外集 《花外集》是宋末词人王沂孙的词集。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又号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关于他的生年不能得详，卒年则约在元代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他和周密都是生长于宋末，老于元初的人。 王沂孙入元后也还做过庆元路的学正这样一个小官。他原是个心念故国，感情极深的人，何以又要出仕，由于资料不多，实已难知其详。宋亡后，他的悲哀痛苦大都表于词中，在他的词集中，这种怀念故国之作，确占有不小的比重。他的词声调谐宛，章法紧密，是稍后于吴梦窗的又一个词中大家。张玉田说他“能文工词，琢句峭拔，有白石意度”。品评极为中度。周济在他的《宋四家词选》中，便是以他与周邦彦、辛弃疾、吴梦窗并列称四大家的。周济并且认为，学词者，最好问途碧山，取得为词的门径，然后再历吴、辛，进而才能达到周邦彦的浑化。他在书前的序中还说：“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又说：“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清末的论词名家陈廷焯对王沂孙的评价最高，说得极切。他说：“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他又说：“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如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也。”陈之所论，确也颇有见地。 王沂孙的词，以咏物者为最工，他状物逼肖，情意内敛，家国之感，于体物绘情之间出之，读来最是感人，并且有味。《齐天乐·咏蝉》一阕是他的最为人所称许的代表作。在这里录出，以见一斑。那词是：“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荫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经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这词真是字字凄断，令人为之低徊不已。正如陈廷焯所论，王沂孙是“以和平中正之音，值宋室败亡之后，故其为词也哀以思，词名之高，已臻绝境，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花外集》历来流传并不太广，以王鹏运的四印斋本最称完善。稍后又出过一种单行本，是以四印斋本加以精校，卷末并附有叶德辉的见于《郎园读书志》的跋语的本子。也还算得完善，又比四印斋本较为易得。 贞居词 《贞居词》，元张雨撰。张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号“贞居子”，钱塘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卒于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年七十二岁。 张雨原本习儒，读书颇见勤苦。年二十余岁时，忽一日悟道，竟弃家为道士，自钱塘行至勾曲，又常往来于华阳、云石等地间。他自称“勾曲外史”，由于身负逸才英气，入道后益以诗名。他的诗，新奇清丽，极为人所称道。他工书法，词曲亦极有名，与当时身居馆阁的赵松雪、虞道园、范德机、杨仲宏等人都常有酬唱往还。张雨博学多闻，襟怀潇洒，所以士大夫们也多乐于与之交游，称之于“勾曲先生”。 张雨的词曲以小令为多，疏淡旷远，而词意委婉。如他的《中吕喜春来》一曲，题是“泰定三年（1326）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曲文是：“江梅的的依茅舍，石濑溅溅漱玉沙，瓦瓯篷底送年华。问暮鸦，何处阿戎家？”清代词人厉鹗因此称他说：“词翰高绝，即作乐章，气韵亦自不凡。”《四库著录》也称道他说，“其诗文豪迈洒落，体格道上。” 《贞居词》全一卷，朱孝臧是以邃雅堂钞本刻入《彊村丛书》的。 海浮山堂词稿 《海浮山堂词稿》，明冯维敏撰。冯维敏（1511-1590）字汝行，号海浮，青州临朐（今山东临朐）人。他的父亲冯祐，哥哥维讷，都以能诗知名。冯维敏的诗文也极佳，而更精乐府词曲。他是嘉靖十六年（1537）的举人，只做过几任小官，如郲水知县、保定通判等。 冯维敏的创作以散曲尤为有名，他的《三界一览》、《财神诉冤》两套散曲，讽刺贪官酷吏，颇为辛辣，且有一些写民间疾苦的曲子。作品语言通俗，气势壮阔，后人称他为“曲中的辛弃疾”。 他有些散曲写得极为周至，如《玉江引·农家苦》一曲，便把农民的苦难一一叙述，对之寄予了很深的同情，只是写得又嫌太客观了，因此令人感到力量上有些不足，那曲子写道： 倒了房宅，堪龄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扤。陆地水平铺，秋禾风乱舞。水旱相仍，农家何日足？墙壁通连，穷年何处补！往常时不似今番苦，万事由天做。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几桩儿不由人不叫苦。 《海浮山堂词稿》共四卷，前三卷分为《大令》、《归田小令》、《击节余音》三个部分，末一卷是附录。 冯维敏还做有一些杂剧，他的《梁状元不伏老》一剧，钱谦益认为“在王九思《杜甫春游》之上”。 珂雪词 《珂雪词》，曹贞吉撰。曹贞吉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邱人。他生于崇祯七年（1634），明思宗在煤山自杀的时候，他还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他是康熙三年（1664）的进士，当时他已三十一岁了。 曹贞吉人极和厚，笃于友情，他曾以诗求教于比他大着十几岁的施闰章，施也热情指教，两人交谊自此日厚。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闰章去世，身后萧条，甚至无以为葬，全得曹贞吉经营，不但把丧事办得极为周全，而且对施的后人也都安排十分妥善。他这件事做得极为感人，当时便很为人称道。曹贞吉在施闰章殁后，对他仍常思念不已，每与相识者道及往日情事，常仍涕泪交至，悲怀不已。他的诗中有《拜愚山野殡》三首，写得低徊欲绝，也可见出两人的生死交谊。他的诗深厚蕴籍，最多情致，写景常能于景中见情，或由情入景。他的《黄山纪游》等诗传入宋荦的手中时，宋说：“此山名作，向推虞山（钱谦益），今被实庵压倒矣！”他又常与王士祯相互唱和，而以和王的《文姬归汉》的长诗，最可见出笔力。他更善作词，意境最深，越加推寻，越觉有味。其中怀古、咏物诸篇，言外意内，更觉往复不已。吴绮在他的《名家词选》中，便是以曹贞吉的词作为压卷之作的。 曹贞吉生时已有《朝天鸿爪》、《黄山纪游》等集，《珂雪词》则是专辑的词集，共有二卷，另附补遗一卷，上卷计有词一百三十四首，下卷则有一百零五首，两卷共计二百三十九首。补遗中则又收有《卜算子》、《浪淘沙》等八调。 弹指词 《弹指词》清顾贞观撰。顾贞观（1637-1714）字远平，一字华封（一作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他也是清初最以词见称的有名文人，人长得仪表出众，极有丰度。他于二十多岁时，往游北京，题诗于一座庙的墙壁上。那时在京为官的魏裔介见到了，觉得真是写作俱佳，极为欣赏，即日到处寻访，相与订交，顾贞观名遂大起。 顾贞观与吴兆骞早就相识，并且极为交好。吴兆骞以科场事被发往宁古塔，顾贞观最知其冤，并也为之奔走最力。康熙十五年（1676），顾贞观在北京得与当时宰相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相识，由于两人都是词中作手，所以一见如故，并被延入太傅府中，尊为上客。顾贞观得识了明珠父子，便又为他的朋友吴兆骞求救。多次所求未遂之后，顾贞观曾以书信体填了两首《金缕曲》寄给吴兆骞，以抒己意。那两词填得声情并茂，读者皆为感泣，因而终使吴兆骞得在生时入关。这事，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曾记其事，写得很详尽。 顾贞观勤于读书，文章各体俱能，诗亦称是，尤工于词。他的《弹指词》，传声海外，与当时的名家陈维崧、朱彝尊并称为“词家三绝”。 纳兰词 《纳兰词》是清初贵族词人纳兰容若的词集。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容若是他的字。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宰相明珠的儿子。他人很聪明，既精骑射，又通经史，很早便已显出文武才能。他于十九岁时便已中举，明年会试已经中式，但因患病未能参加廷试，所以直等到康熙十五年（1676），他二十三岁时才得成进士。他中在二甲七名，科名是很高的。由于他的父亲是当权的宰相，他又聪明能干，文武双全，极为康熙皇帝所喜，特意把他安置在自己身边，授以三等侍卫之职。按说他中在二甲前列，照例原是应入翰林院作为宫僚或词臣的。徐乾学在他所作的纳兰性德的墓志铭中也曾说及这事。他说，“缙绅以不得上第入词馆为容若叹息，及被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行，而后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别有在也。”事实也确是如此，作为侍卫，他升迁很快，由三等侍卫而晋为二等，由二等而一等，所经历的时间并不多。在这段期间，康熙对他的差遣和赏赐也很频繁，人们已经看出，这个人将来是准备派大用场的。但不巧的是，他却突然得了暴病，只病了七天便死了。他是生在顺治十一年（1655）十二月的，去世则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死时才只三十一岁。康熙对他的病也很重视，曾派御医为之诊治，并亲自为他处方治病，但药还没来得及吃，纳兰性德便已去世了。 纳兰性德诗文俱佳，而最以能词为人称道。他的词，陈维崧认为“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人们也认为确是的评。顾贞观是和他朝夕共处的一个朋友，他也说：“容若词一种悽惋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他的词原有《饮水》、《侧帽》二集，后来汪元浩辑集各本，旁及选集，共得二百七十余首，才题名为《纳兰词》。 半塘定稿 《半塘定稿》，清王鹏运撰。王鹏运（1849-1904）字幼霞，号半塘，晚年又自号鹜翁，广西临桂（今广西桂林）人。他乡试中式很早，成举人时才二十几岁。入京会试不中，便谋得一个小官以备再试。这原也是旧时应试人的惯例，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如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的状元毕秋帆，便是会试不中，入赀得为中书舍人以备再试的。但是王鹏运却没有能像毕秋帆那样一下得以状元及第，而是一直便在京中为官，出身仍旧是个举人。他在都察院里做了十几年的小官，疏本倒也上过十多本，所论的还都是些身处政局中心的紧要人物，因此不但获有敢言之名。并被调为礼科给事中。这一调虽然仍有言职，但已不是以前那样以言事为主要了。 王鹏运诗文俱佳，而最以词名，有人甚至称之为词坛殿后的最后一人。他的词根底很厚，自南唐冯延巳以至北宋的周秦苏辛都能融而为一，自成一格。他曾和过冯延巳的《鹊踏枝》十余阕，风致宛然，极为识者称道。晚年忧心国事，词更悲愤苍凉，人谓很具辛弃疾味。他晚年家居，以辑印散佚词集为事，所刊四印斋词，极为词人所看重。 《半塘定稿》，是王鹏运自编的诗词定集。他曾刊出过的诗词集还有《半塘剩稿》、《鹜翁集》、《味·梨集》、《庚子秋词》等。 梦符散曲 《梦符散曲》是元曲名家乔吉的散曲集。 乔吉（1280-1345）亦名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山西太原人。在元曲名家中，乔吉与张可久常为人并称，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最多，尤其是散曲小令，再没有人在数量上超过他们。散曲集也只有他们两人才有。他们二人并称，还因为他们的曲文在词句上都流利工练，节奏和谐。不过，认真说起来，张可久似又失之于雕琢太过，不及乔梦符全是以出奇制胜，在创造意境上用功未，更为耐人寻味。在内容上乔吉比张可久也要切实一些，小令中尚有些疾世讽时之作。乔吉除散曲和套数外，还著有杂剧十一种，即《认玉钗》、《黄金台》、《荆公遣妾》、《托妻寄子》、《马光祖勘风尘》、《节妇牌》、《九龙庙》、《节孝妇》、《扬州梦》、《两世姻缘》、《金钱记》。但至今尚存的则只有《扬州梦》、《两世姻缘》和《金钱记》三种了。 《梦符散曲》是集《惺惺道人乐府》、《文湖州集词》、《摭遗》三集而成的书，共收有小令二百十二首，套数十套。但在今人隋树森所集的《全元散曲》中，所收的乔吉散曲，则有小令二百零九首，套数十一套。 乔吉还是个写作曲文的理论家，他认为作乐府要做到“凤头猪肚豹尾”三点。“凤头”，便是起要美丽；“猪肚”，则是说中要浩荡；“豹尾”则是结要响亮，有力。他自己就是一直在向这些方面下功夫的。 小山乐府 《小山乐府》是元曲名家张可久的散曲集。元人散曲有集行世的，共只有两人，那便是乔吉与张可久了张可久（1270？-1349？）字小山，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以路吏转为首领官，又曾为桐庐典史。他一生致力于小令。在元代散曲作家中，他的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其他各家。他的小令，字炼句琢，虽然多为嘲风弄月，访朋赠友之作，能反映当时社会情状者很少，但是他却一直都被人称颂，有人甚至拿他和马致远来相提并论。如沈德符说：“唯马东篱‘百岁光阴’，张小山‘天长落彩霞’为一时绝唱。”李开先也说：“小山此曲，古今绝唱，世独重马东篱《夜行船》，人生有幸不幸耳。”这些都是把他来和马致远相比的。李中麓甚至说：“乐府之有乔吉和张可久，犹如诗家之有李杜。”但是王骥德对此立即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夫李则实甫，杜则东篱始当。乔张盖长吉义山之流也。” 《小山乐府》系以《张小山北曲联乐府》增辑而成。原书共三卷，另外集一卷，共收有五十调，小令七百二十二首。 而《小山乐府》则增为六卷，收有小令七百五十首，套数八套。但这仍未尽其，在《全元散曲》中，便收有张小山的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套，小令多出了一百零五首，套数也多了一套。他那被人盛称的“天长落彩霞”，实是套曲《湖上晚归》中的一支曲子《南吕一枝花》。那曲子是： 天长落彩霞，远水涵秋镜；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生色围屏。翠冷松云径，嫣然眉黛横。但携将旖旎浓香，何必赋横斜瘦影。 这支曲子之下，还有《梁州》和《尾声》二曲，都是以典雅的词句，比拟的手法，描绘出西湖的静美的。这些都确极清丽，但把它抬得那么高，则却又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未免有些溢美了。 滑稽余韵 《滑稽余韵》，明陈铎撰。陈铎（1488？-1521？）字大声，号秋碧，下邳（今江苏邳县）人，家居金陵，世袭指挥史。他通晓音律，擅长制曲，教坊子弟都称之为“乐王”。 《滑稽余韵》是一部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乐曲集，它收有曲子一百三十六首，每首写一个城市中的行业，如铁匠、银匠、机匠、旋匠、挑夫、厨子、闸夫、屠户、渔户、油坊、竹木作坊、米铺、柴炭铺、绒线铺、胭粉铺、香烛铺、冠帽铺等等。作者对这类情况很熟悉，热情地歌颂了这些使城市生活丰富多采的下层劳动者。描绘出他们的辛勤劳动， 以及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才能，也对他们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对某些不劳而食的寄生虫，或以欺哄为事的行业，则又作了辛辣的讽刺。如他在刻画媒人的一支《朝天子》里，便说他们是：“砂糖口甜如蜜，沿街绕巷走如飞，两脚不沾地。”又说他们是：“俏的矜夸，丑的瞒昧。”他写的是城市中的生活，用的也都是人们的口语，如他写挑夫的一支《醉太平》便说：“麻绳是知己，扁担是相识，一年三百六十回，不曾闲一日。担头上讨了些儿利，酒房中买了一场醉，肩头上去了几层皮，常少柴没米。”用的都是口语，却把挑夫的生活情况描画得周致如见。 陈铎除去《滑稽余韵》，还著有散曲集《梨云寄傲》，《月香亭稿》、《公余漫兴》、《秋碧乐府》等。另外也还做有一些杂剧、传奇，还有一部词集，名为《草堂余意》。 笠翁十种曲 《笠翁十种曲》是明清之际的戏剧家李渔的剧作选集。李渔（1611-1679？）字笠翁，原籍是浙江兰谿，但却出生于江苏如皋。他自幼便酷爱戏剧，和戏班结下了不解缘。他很会演戏，能串演多种角色，对前台、后台各项事务也都极为精通，渐渐更发展到自己也写起戏来，写出后便由戏班加以研究、排演。他所写的戏，总计共达十九种，《笠翁十种曲》是他自己选定的十本最受欢迎的剧本加以刻印，用来出售的。 李渔常常跟随着戏班到处流浪，到过的地方很多，先后到过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以及北京等地，差不多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正因他的见多识广，社会经验也极丰富，所以他的戏剧大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且又洞悉台上、台下的各类要求，因而演时很受欢迎，当时的戏班都争着请他，并争着索要他的剧本。 李渔不但写了很多戏，而且是个戏剧理论家，对于如何写戏，如何演戏，他都很有研究。他的很多理论都收在他的另一部名为《闲情偶寄》的书里。他写的戏，大都结构均匀，搭配整齐，就是宾白也都极为讲究。注意宾白，是笠翁剧的特色之一，因为他知道宾白是观众了解戏剧情节的要紧所在，曲子好，观众不一定会懂，只有宾白生动，情节才能发展得更好，观众也更易于理解。这些都是他多年深入舞台生涯所得到的认识。 《笠翁十种曲》是他自己选定的十本最受欢迎的戏。它们是，《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慎鸾交》、《凤求凰》、《巧团圆》、《意中缘》、《玉搔头》十种。其中《蜃中楼》写的是张生煮海的故事，而《风筝误》则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一本戏。《笠翁十种曲》中的戏，后来一直都在搬演，就是现在，有些戏在舞台上还能见到。李笠翁另外还有《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错记》、《补天记》、《双瑞记》等九种戏没有收入《笠翁十种曲》里，其中《偷甲记》便是如今还常常出现在舞台上的《时迁盗甲》，《方全记》则全是曲子而无宾白，所以有人又说，他的戏，实在只有十八种。 李渔不但是个职业戏剧家，也还是我国最早的一位职业作家。他极重视版权，每出一书总要在书前、书后提醒别人不可翻印。他说，他的书印出来是要出售赚钱的，是他一家的衣食所在，所以四方君子切勿丧阴败德，看到他的书销路好就也来翻印。中国一向没有出版法，那时还没有翻印必究的说法，所以李笠翁只有呼吁人们不要“丧阴败德”了。 西厢记诸宫调 《西厢记诸宫调》题为董解元撰，有人也称之为《董西厢》。这里的所谓“解元”，并非乡试冠居一榜之首的那个“解元”，只不过是当时对读书人的一种通称或尊称而已。所谓“董解元”者，与“董某人”或“董XX”实相去不远。这位董解元，据钟嗣成的《录鬼簿》所注：“大金章宗（1190-1208）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钟嗣成所提到的只有这些，董解元的名字，仍不可知。近人卢前在他的《饮虹簃曲籍题跋》里，引《玉茗堂抄本董西厢》清人柳村居士的跋语说：“董解元名朗，金泰和（1201-1208）时人，隐居不仕。”这里只给出了董解元的一字之名，别的还是依然无有。大概此人隐居不仕，所以姓名爵里、生平事迹等类便难考了。 《西厢记诸宫调》是董解元根据元稹的小说《会真记》改写而成的说唱文学，他共使用了十四种宫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从张生和莺莺相遇叙起，直至两人终成眷属为止。这个以唱为主，夹有宾白的演唱剧式的剧本。为后来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开辟了道路。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有很多地方都是在《董西厢》已有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之前，已有很多人对元稹的《会真记》发生兴趣，据以进行再创作了。但他们都没能突破元稹在《会真记》里定下来的基调，总难免有于人间尤物总是祸水，以及“恩情”、“补过”等类的说法。《西厢记诸宫调》则打破了这个老调，他强调了莺莺和张生对于封建势力的反抗和斗争，并终于战胜了它。这不独使《会真记》故事至此而突放异彩，也给后来的元曲以很大的启发。 西厢记 《西厢记》，元王实甫撰。王实甫名德信，字实甫，由于他是以字行，所以提起王实甫知道的人倒多，提到王德信，知道的人反少了。他是大都人，生卒年都不详，但在他自己所写的一首《商调集贤宾》里曾说：“有微资堪赡赒，有园林堪纵游······百年期，六分甘到手。”从这些话里可以推知，他的生活过得还不错，人也已经活到了六十岁上了。有人说，他的生活之优裕，大概由于早年便曾做过官，这个推论似乎也颇在情理中。 《西厢记》共五本，（第五本相传为关汉卿所续），系根据唐代诗人元稹《会真记》的故事，又取材于董解元的《西厢记弹词》而作的。“真”在唐代是作为“仙”字来使用的，“会真”就是“会见了仙人”的意思。这里的“仙人”指“色如仙人的美女”而言。这个戏曲之所以称为“西厢”，是指剧中人崔莺莺和张君瑞幽会于寺庙西厢的缘故。 当中有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故曰《西厢记》。 王实甫《西厢记》为元代以来最有名的文学作品，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故事情节感人。今人郭沫若评它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歌、纪念塔，有永恒而普遍之生命。”它的版本很多，有《李卓吾批点西厢记真本》二卷，有明万历四十二年刊刻的明人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还有明凌濛初所刊朱墨套印本。 墙头马上 《墙头马上》的作者白朴，（1226-1306？）原名恒，字仁甫，后来才改名白朴，字太素，号兰谷。他是山西河曲（时称隩州）人，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同称为“元曲四大家”。《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作品，它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被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 《墙头马上》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李千金和裴少俊，一个在墙头上望街，一个正骑马路过，相与目成，各倾倒于对方的美貌。于是由李千金主动差自己的丫环梅香传信，促成彼此相会，并一同逃往裴少俊的家里，悄悄在他家的后花园里住了下来。他们在后花园里，一直暗暗同居至七年之久，且生下了一儿一女，还在瞒着家里，没使裴少俊的父亲裴尚书得知其情。但是，他们的事终于被裴尚书发觉了，他认为他们这样做有辱门楣，逼着裴少俊休弃了李千金。后来裴少俊考中得官，一儿一女又思念妈妈，裴尚书和裴少俊都来求重为婚，一儿一女也一同苦求，李千金才答应了他们，一家人终得团聚。 这个戏里的李千金是写得极好的一个可爱的妇女，她真挚、大胆、泼辣而又勇敢，她认为青年男女一见倾心，这姻缘便是天赐的良缘，没有什么可耻的。她把自己和裴少俊同奔，同卓文君之与司马相如相比。她在与裴尚书对论时便说，“告爹爹你听分诉，不是我家丑事；将今喻古，只一个卓王孙气量卷江湖。”又说，“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炉！”正道出了李千金的认识和气概。 据说白朴共写有十六个杂剧，所写大都是男女相爱的故事。但其中很多都已佚失，流传下来的，除了这本《墙头马上》，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两本。另外《韩翠颦御水流红叶》和《李克用箭射双雕》，则还存有一些残缺的片断。 汉宫秋 《汉宫秋》的全名是《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写的是汉元帝和王昭君的故事。剧中故事并不以《汉书·匈奴传》所载昭君史事为据，而是另行创作出的一个悲剧。剧中说中大夫毛延寿奉命选美，因为王昭君不肯贿赂他，被他点损了图像。但昭君却终于得幸，并被封为明妃。毛延寿又惧又恨，遂逃往匈奴，并献上昭君的图像，诱使匈奴兴兵犯境，强索昭君。汉朝文武无力抵御，昭君只好主动请行，行至边境时便投江而死。全剧以汉元帝在宫中思念昭君，以雁叫惊觉为结。 这个戏的作者马致远（1250？-1324？），字千里，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他被认为是“元曲四大家”之一，而《汉宫秋》也被认为是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在杂剧，尤其是散曲上，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太和正音谱》把他定为四大家之首，说是“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直列群英之上。”《元曲选》也是以《汉宫秋》为所选各剧之首，以见对于马致远的推重。 马致远的散曲更为出名，他的《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被称为千古绝作。今人卢前在他的《论曲绝句》中，咏及马致远的曲时说：“枯藤老树写秋思，不许旁人赘一辞。百岁光阴成绝调，大都消息此中知。”又说：“世以东篱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称四大家，指杂剧而言则可，若言散曲，惟马足称。” 倩女离魂 《倩女离魂》，也是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它的作者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钟嗣成在他的《录鬼簿》中说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可见他的声名之大，传播之远。 《倩女离魂》全名为《迷青琐俏女离魂》，写的是张倩女思恋王文举，魂离肉体与他成亲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是很流行的，甚至“倩女离魂”一语，差不多已成为成语。这事原出于唐人陈玄佑的《离魂记》。故事是说，张倩女和王文举原是“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妻，彼此自幼相识，成长后更是情投意合，极为亲爱。但他们已届婚龄，却还没成匹配。因为倩女的母亲坚持他们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强迫王文举赴京应考，拆散了他们。倩女在家，相思成病，竟使灵魂飞离肉体，赶上了王文举，和他一同赴京。待得王文举中了状元，又相偕回家，魂灵与肉体复合，终于有情人得成眷属。 这个故事虽极神怪，但它那情爱坚贞，生死不渝，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却总在鼓舞着封建统治下婚姻不得自由的男女们，使他们敢于勇往直前，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成为多少作家乐于采用的题材。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更是直接采用了这个故事的一本戏。 《倩女离魂》饱满地写出了张倩女的形象，写出了她那“一往无前，生死以之”的精神。在病中，她就径直向母亲宣称“若肯成就了燕尔新婚，强如吃龙肝凤髓”。 郑光祖的杂剧创作，据说共十八种，现存的还有八种。但就中自以《倩女离魂》最为人所喜爱，不但早就有了刊本，而且还更有了宫原民平的日文译本。 幽闺记 《幽闺记》，元施惠撰。其实这部传奇到底成自何人，一直未能有定，说是为施惠所撰，乃是毛晋在他的《六十种曲》中所说，但却未能得到一致的认可。 这戏是根据关汉卿的《拜月亭》改编而成的，故事情节也全如《拜月亭》，讲的是王瑞兰和蒋世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王瑞兰原是王尚书家的小姐，只因蒙古人入侵，在逃难中被乱军冲散，身只影单，很是困难。这时她遇着了出身于书香之家的蒋世隆，两人患难相助，彼此之间有了爱情，在店舍中，王瑞兰竟自以身相许。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成的婚姻，在王尚书看来是不合法而且可耻的，全家相会后，他便强力赶走了蒋世隆，拆散了这一对新婚的夫妻。王瑞兰无法反抗，只有夜来便在幽闺拜月，祝告上天，愿求父亲改变初衷，更求丈夫在外诸事平安。她的愿望，最后以蒋世隆中了状元而全部得以实现，王尚书不再以这门婚事为可耻，并且异常欢迎他的这位状元女婿，于是王瑞兰、蒋世隆夫妻俩重得团圆。 《幽闺记》的文笔很好，善于刻画人物，剧中如王尚书的前倨后恭，王瑞兰幽闺拜月时的满怀凄怨，都写得很好。但由于交待关系的过场太多，和《拜月亭》比起来，便觉得有些松散。 琵琶记 《琵琶记》，元高明撰。高明（1305？-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早年曾从元代大儒黄谱读书，并习举业。但他屡试不第，直至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他已年过四十时，才得成为进士。入仕后，他曾在浙江一带做地方官，也曾在军中任事，至正十六年后，他归隐于宁波南乡的栎社，“以词曲自娱”，《琵琶记》大约就是在那时写成的。 《琵琶记》三卷，四十二出，写的是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很早便已流传民间，被人当作说唱的材料了。南宋时的陆游，在他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里便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即此可见，早在那时这个故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高明的《琵琶记》是把民间传说中的“弃亲背妇”后被雷击的蔡伯喈，加以改变，写为“有贞有烈赵贞女，金忠全孝蔡伯喈”，用来劝世的。他把传说中蔡伯喈对父母的“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大罪，以他“不肯赴选，父亲不从；他要辞官，皇帝不从；他要辞婚，牛相不从”这样的三不从来加以开脱。这些原本都很难写，但他文才技巧都有所长，写得也还颇能动人。 《琵琶记》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赵五娘，写赵五娘的情节和曲文也最精彩，其中尤以“吃糠”和“卖发葬父”为最。 《琵琶记》由于是极为盛行的剧本，所以流行的版本也就很多，其中以《李卓吾批评琵琶记》和《陈继儒琵琶记》最为有名。 白兔记 《白兔记》二卷三十二出，是明初四太传奇之一，但却不知它的作者是谁。它演的是李三娘和刘知远的故事。 关于刘知远和李三娘的故事，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的，最早把它作为题材写入作品中的，则有金人所作的《刘知远诸宫调》和元人所作的《五代史平话》。这里所说的刘知远，就是在公元947年即位为帝的后汉高祖。据说他早年很穷，在地主李文奎家当长工，李文奎见他像貌非凡，便将女儿李三娘许配给他，将他招赘在家。李文奎死后，李三娘的哥嫂李洪一夫妇，为怕家产被分，逼走了刘知远，并残酷虐待李三娘，在她怀孕即将临月，仍然不许休息，日夜都要在磨房推磨，以至把孩子都生产在磨房里。由于生孩子时磨房里也只有她一个人，所以那孩子的脐带是由她自己咬断的，因此也就名为“咬脐郎”。她的哥嫂连这个孩子也不容，生心谋害，幸得邻居搭救，辗转送到刘知远那里，才得无事。十六年后，咬脐郎也在军中习得武艺，一天出猎时，为赶一只白兔，恰好见到在井边汲水的李三娘，问起她的身世，回去和父亲刘知远谈起，才知那就是他的生身之母，于是一家人才得团圆。这事全因那只白兔才得成全，因此就名为《白兔记》。 《白兔记》中的刘知远虽然确有其人，并且还曾称帝，但故事的牵强和不合理处却仍有很多。李三娘一直在家，何以刘知远已然身居高位，而却一十六年不通音问，必待白兔一引才得团圆，实在是无法说得通的。不过，它的曲文情节倒很紧凑动人，尤其是所刻画的李洪一夫妇之贪婪阴狠，灭绝人性，真是入木三分，令人发指。 《白兔记》原来并无单行本，只被收录于《六十种曲》和《缀白裘》等书中，到1959年中华书局才出有 单行 本的《白兔记》。 浣纱记 《浣纱记》，明梁辰鱼撰。梁辰鱼（1510？-1580？）字伯龙，号少伯，江苏昆山人。他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因精于音律，他的曲文最以合乎声律、唱来省力出名。 这个戏写的是春秋时吴越相争，吴胜越败，越以美人西施献给吴国，用美人计来迷乱吴王，终于打败了吴国，达到了报仇雪耻的目的。一般说来，写吴越相争这个题材，总把重点放在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上，梁辰鱼的《浣纱记》却没有那么做，而是以西施和范蠡为主角，写了他们之间自始至终坚持不渝的爱情，强调了西施是被范蠡说服了，才进入吴宫施展她的媚惑的。在灭吴后，范蠡带了西施，飘然而去，是见子记载的，但说他们早就相识，并且相爱，则是梁辰鱼的创造。这大概由于他是个有演出经验的戏剧家，深知一出好戏总得生旦并茂才能缠绵热闹，所以才取径于此，而不以卧薪尝胆等事作为全剧中心。 《浣纱记》是第一个用昆腔写成的大戏，剧中的脚色又分配得均匀，所以一经演出便大受欢迎，对于昆腔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由于受到欢迎，所以《浣纱记》的单行本，自明代便有不止一种的刊本，毛晋的《六十种曲》，也收有《浣纱记》这个戏。 鸣凤记 《鸣凤记》是大力抨击明代嘉靖中期的权相严嵩的一部戏。它的作者是谁，一直都难确定。有些人认为那应是出于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之手，因为他的父亲王抒便是被严嵩陷害致死，而戏中被严嵩所害的谏官八人的情况他也尽知，并且还为杨继盛草过冤状。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县人。他的父亲王抒，官至右都御史。王世贞自幼颖异，聪明过人，读书能过目不忘。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才十九岁，便已中了进士。他很早便有文名，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成为继前七子之后的“后七子”。因为他家受过严嵩父子的迫害，他的父亲死于严嵩之手，又因他是一时的文豪，所以《鸣凤记》的作者，很自然地便有人觉得应该是他。 《鸣凤记》是以杨继盛等八位谏官与严嵩斗争，又先后为严嵩所害一事为主干，揭发了严嵩的罪恶，同时也暴露出了那时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剧中还写了严府上下人等的奢侈、残暴和阴险。戏中写到了严嵩的多般罪恶，直写到他们父子罪行暴露，受到惩罚，才告终结。这戏全部共四十一出。由于写的都是当时的实事，所抨击的人又是人们都深恨的严嵩父子，所以在明代一上演就极受欢迎。 《中华书局于1959年也印出了《鸣凤记》的单行本，它是以《六十种曲》中的《鸣凤记》作为底本，又以《古本戏曲丛刊》中所载的剧文加以校勘而成的。 牡丹亭 《牡丹亭》是明代杰出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便是最为人欢迎的一个剧目。这个戏又称为《牡丹亭还魂记》，写的是少女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的故事。汤显祖和梁辰鱼不同，他是又一类的戏剧家。梁辰鱼的曲文注重声律，以字就音；汤显祖却重在刻画人物，透露人物的心情，他追求的是文学上的完美，顾不得那些碍手碍脚的声律。他曾说过，他不怕拗断天下人的嗓子。 剧中的女主角杜丽娘，是明代传奇所创造的人物中最为光辉饱满的一个，汤显祖以他的一支妙笔，细致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被深压在封建家庭中的少女如何冲破了樊篱，为爱情作了生生死死的斗争。作者的笔致极为细腻，他写家庭里对杜丽娘的拘管之严，并没多费笔墨，只说她在衙中已经住了三年，却还不知道那里竟还有个后花园，偶尔去玩了一趟，还要连累跟她的使女春香大受责备。他只写了这个，但你自去寻思，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青春的到来，爱情的萌发，拘管得再紧也是无用的。杜丽娘年已十六，对人事尚多无知，然而一经触动却又如涓涓细流终至泛滥。陈最良（她的师父）为她讲“关关雎鸠”那一章诗，讲得虽极迂腐，生怕触到一点情致，但牡丽娘久被压抑的情怀却已经被触到，发出了“何以人而不如鸟乎”的感慨了。这触动当然是很轻浅，曲文中那一句“袅晴丝，荡漾春如线”，极形象地道出了这种情况。但情怀既经触动，自然会舒展、伸张开来，所以游园之时，那满园春色，便使得春情激荡，竟于梦中会到了柳梦梅，而且两情缱绻起来了。她和柳梦梅并未相识，但却彼此同时入梦，而且梦境相同。这当然是极怪的事，由此越发可见作者的想像力之丰富，构思之奇绝。有人说此举也暗示着两人都找到了合乎梦想的情人。这说法像有点迂，然而却也有点道理。 两人梦境相同，而取径各异。柳梦梅拾到了一张杜丽娘的画像，于是努力寻求，一心想要寻到他的梦中爱宠来。杜丽娘则是思念梦中的书生，恹恹而病，竟自死去。这里，作者又以他丰富的想像，坚定的识力开创了另一奇境，表现了爱情的矢志不渝、生死无间的想法。杜丽娘的死，并没有使她完全毁灭，却反而摆脱了封建的家庭，获得了自由，终于找到了她的意中人，做了他的鬼妻。 柳梦梅这一形象，写得也是极出色的，他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坚定不移，无拘生死，两人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终于使得死者复生，在人间结成为夫妇。 《牡丹亭》的奇绝构思，而作者的文笔又足以符之，它的曲文新丽奇巧，辞彩艳发，更使人荡气回肠，不可自已。 《牡丹亭》的唯一弱点，则是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终于得到结合，并非全由艰苦奋斗，却是由于柳梦梅中了状元，得以奉旨完婚，落了才子佳人小说或戏剧的旧套。还有，戏也太长，正戏都达五十五出之多，反而减弱了全剧的光彩。 玉簪记 《玉簪记》，明高濂撰。高濂字深甫，号瑞南，又号湖上桃花渔，浙江杭州人。他是明末的戏曲作家，《玉簪记》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玉簪记》写的是早已为人熟知的女道士陈妙常和潘必正相爱的故事。女主角陈妙常原是宦门之女，她的父亲官为开封府府丞，靖康之乱，金人入侵，她和母亲在逃难途中失散，由于孤苦无依，只得在女真观里出家，做了个修真诵经的女道士。男主角潘必正是观主的内侄，因应试落第，无颜回家，借住在观里攻读诗书，已经一年有余。陈妙常和潘必正因时常见面，彼此相互爱慕，他们又都通音律，善抚瑶琴，琴弦更拨动了情弦，终使二人不顾道观的戒律，社会的非难，决心共同追求美好的生活。在观主看破他们的隐情后，打发潘必正离观前去应考时，陈妙常终于下定决心，也随后追赶而去。 这个戏写的是爱情萌发以后，无论自身，或是外力都难以遏止。它藉陈妙常的逐渐变化说明了这点。陈妙常原出身官宦人家，原受有很重的封建教育，加之她又成了出家人，更应谨守清规，所以初时对于潘必正这个白面书生：虽然暗自觉得很好，但又总是矜持自守；潘必正虽常常设法接近陈妙常，但却难以攻破她的持之以礼的冷静。它也写出了陈妙常的内外很不一致，见面虽自持，去却相思，终于在那次的琴挑以后，鼓起了追求美好爱情生活的愿望，和潘必正的感情越来越热，终至毅然不顾，走出观外，去追寻她的意中人潘必正。高濂的文笔很好，在曲文和宾白中很能刻画出这些复杂的心理活动。《琴挑》、《秋江》等折，一直是舞台上的热门节目，原因正在于此。 《玉簪记》，明、清两代都有单行本，1960年中华书局更印有加了标点的一个本子。 东郭记 《东郭记》，明孙仁孺撰。孙仁孺的籍贯和生卒年月都不能确知，但根据原本《东郭记》书前的引言和书后的题记，又可以略知一些他的情状。从此书成书于于万历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可知他已是明代将亡时人。他原名孙钟龄，别号峨眉子，也许是四川人。他又号白雪楼主人，另外还著有《醉乡记》传奇一部，从他的著作和题记中所表现出的意念来看，又可以知道他并没有获得过什么功名，是一个牢骚满腹，自认为怀才不遇的布衣。 《东郭记》的故事出自《孟子》，他是把《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那一章加以发挥而写成了这部共有二卷四十四出的传奇的。在《孟子》中，这个故事很简单，不过是说，齐人有个无赖，却讨了一妻一妾。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回来时总是吃得醉醺醺的，问起来，他总说是在那些达官贵人的家里作客，所有的贵人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达官贵人到他们家里来过，因此惹起了他的妻妾的怀疑。一天，她们暗自跟踪他，尾随着他来到了东郭地方，到了那些达官贵人家的坟地里。这一下可拆穿了这个无赖的洋相，原来他竟是个叫化子，他的酒饭都是从上坟的人们那里讨来的，一处不够，就又去讨一处，直到讨到酒足饭饱才算完。他的妻妾都羞得赶快跑回家，彼此谈论着，都因为有了这么个无耻的男人而哭起来。可是齐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像已经被戮穿，还是做出一副骄傲的样子来为自己吹嘘。 孙仁孺是藉这个故事来讽世的，他藉此揭露出了当时的很多贪谄诡诈之风，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些现实情况。他用的是一种漫画式的手法，这倒与这份题材正合式。 《东郭记》在明、清两代都有单行本，一时倒是颇为流行的。 彩楼记 《彩楼记》，不著撰人，是明代的一本很受人欢迎的喜剧。它写的是宋朝的宰相吕蒙正和他的妻刘千金在穷困不遇时的一些故事。 剧中的吕蒙正那时是个极为贫苦的读书人，相府刘小姐于彩楼上抛彩球择婿时，把他看上了，用彩球掷中了他。但是刘丞相却嫌吕蒙正太穷，有意要赖婚。刘千金不肯同意她父亲的想法，于是连她也被赶出了相府，和吕蒙正住到破窑里过着苦日子。但是刘千金的妈妈却是顾念女儿的，对他们常有点资助。 抛彩球择婿，打中贫郎被赶出，原是很流行过一些时侯的题材，薛仁贵、薛平贵都曾是这类戏中的主角。但这部《彩楼记》却不同于那些破窑戏，它不是以小姐苦守寒窑等待贫汉富贵归来为题材，而是在他们共同受苦的日子里选出很多笑料来作为故事和刻画人物，吕蒙正这穷汉虽穷，但穷得有志气，是个勤于为学的拘执的书生。刘千金呢，也是个不怕苦、有信心、敢于斗争，又很富幽默感的女人。戏中的很多笑料都发生在吕蒙正的酸腐迂执，和刘千金的轻敲慢打、片语解嘲之中。这一题材在《彩楼记》以前也已有人采用过，如元人杂剧中，便有王实甫写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彩楼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清忠谱 《清忠谱》是生于明清之际的戏剧家李玉所撰，但也有人说这本戏是他与朱素臣、毕万后和叶雉斐等人合著的，但即使是合著，应也是以李玉为主要的撰述者。 李玉（1591？-1671？），字玄玉，别号苏门啸侣，江苏吴县人。据说他原本是万历间的状元宰相申时行家的下人，在申府中的乐班里工作。由于出身微贱，所以虽有才华却也受到抑阻，不能从事举业。到崇祯年间，申府家乐流散，他才得自由应举，但也只中了个副榜。吴伟业在《一笠庵北词广正九宫谱》的序里提到他时，说：“李子玄玉，好学吉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连厄于有司。晚几得之，仍中副车。”说的便是这些因由。他所作的传奇很多，在明末时，便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等，即所谓“一、人、永、占”四种。入清后他又写有《麒麟阁》、《千钟禄》、《牛头山》等多种传奇。《清忠谱》也是他在入清后所作。 《清忠谱》写的是明末的东林党人周顺昌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斗争，和缇骑往苏州去逮捕周顺昌时，以颜佩韦为首，为救周顺昌而发生的与缇骑之间的斗争。全剧共二十五折，前半写周顺昌的忠义，中间写颜佩韦等率众抗争的英勇无畏，最后则是阉党败坏后的锄奸，表忠。 《清忠谱》写得极为集中和简洁，笔墨完全集中在和阉党的斗争上面，不像一般的传奇那样，往往在主线之外加上一些别的情节，反而冲淡了主题。全剧很饱满地写出了周顺昌和颜佩韦。写周顺昌，采择了很多有关他的史料，很恰当地表现出了他的无畏无惧，大义凛然。所以吴伟业在为本剧所作的序文中说：“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指的正是这个。 颜佩韦是率领群众，竭力抗争，于出了杀散缇骑，大闹苏州城，最后又与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承担一切后果，就义于刑场的英雄人物，剧中有力地写出了他在斗争时的义愤和坚决。如在《义愤》那一节里，颜佩韦唱道：“义侠吴门遍九垓，千古应无赛。今日里，公愤冲天难宁耐，怎容得片时捱？任官旗狼虎威风大，俺这里呼冤叫枉，喧天动地，管教恁一霎扫尘霾。”真正写出了他的英勇无前、惊天动地的声势。 大闹苏州城一事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事后不到一年，昏庸的天启皇帝便已死去，魏忠贤一党便也瓦解冰消，周顺昌、颜佩韦等人也都得到了昭雪。《清忠谱》的最后几折也写到了这些，更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颜佩韦等人仗义而出，赴义而死，一时很为哄动。专记其事的，除本剧外，还有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吴肃公的《五人传》、以及《五人取义纪略》等，京剧中的《五人义》，所演的也是此事。 长生殿 《长生殿》，清洪升著。洪升（1645-1704）是与孔尚任齐名的戏曲家，字昉思，号稗畦，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他很早便有诗名，早年到北京时，又曾受业于王士祯、施闰章等，并和诗人赵执信也有往来。但他后来遭到“家难”，父亲“被诬遣戍”，他的负担加重，以致一直难有所进，在国子监里做了二十多年的监生。他的《长生殿》写成后，一时倒是颇为哄动，到处传抄，纷纷争演。但是却又因此另外出了毛病。《长生殿》脱稿的次年，恰值佟皇后去世，在皇后的丧期里，封建时代是禁止演唱戏文的，不想却有人偏在那时演起了《长生殿》。这事一经御史黄六鸿弹奏，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连剧作者洪升也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只得离京回家，生活更为困顿。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在吴兴，因醉后失足落水，丢掉了性命。 《长生殿》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看来简单，其实却难，因为他要歌颂唐明皇和杨贵妃两人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但又不能无视由于他们的荒淫所招致的祸乱，和带给人民的痛苦。这二者是很难做出很好的结合的，因而他虽三易其稿，用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最后仍没能把这二者摆好。他这个戏，原本是以沉香亭李白咏诗作为主要情节，着意在名花美人，剧名也叫《沉香亭》。次稿删去了李白，却添入了李泌佐肃宗求中兴的事件。因怕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显得太轻了，他加重了歌舞的场白，并取名为《舞霓裳》。但这也难于补救。第三稿他决定以“钗盒情缘”为主，专写李、杨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并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作为重心，因而剧名也就称为《长生殿》。这第三次的易稿，在剧情上倒是一致了：但和后来的兵乱背景总觉有些隔离，并未能使作者自己满意。但因这戏他已写了十几年，也就没有更易其稿了。 桃花扇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驰名之作。他能诗能文，别的著作还有很多，但那些都被《桃花扇》所掩盖了，一提起孔尚任来，人们最先想到的总是他的这部《桃花扇》。 《桃花扇》开始动手写作是在孔尚任自淮扬回京后，十载经营，三易其稿才写成的。他开始酝酿此剧，则还早在这时以前。他自己在《桃花扇本末》中便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见闻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 《桃花扇》是借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之情以映见明代，特别是南明的衰亡，作品以侯、李为一方，以见复社诸人愤于阉党误国大加斥责，与之不相并立。以马士英和阮大铖为又一方，以见奸人肆毒，一直在图复起。在南京已近危亡之时，阮大铖却想收买侯方域，在他与李香君定情的前夕，托人送上奁仪，想藉此可以见容于清议。奁仪被深名大义的李香君坚拒之后，阮大铖怀恨越深，亟图报复。当崇祯在煤山自缢后，马士英、阮大铖趁机拥立福王，得掌大权。他们危居江南，不思发愤图强，却更征歌选舞，自以为安然无虞。阮大铖更心念前仇，一心要害侯方域，侯只得逃往史可法幕中避难。阮大铖奈何不得侯方域，便把矛头指向李香君，逼她另事漕抚田仰。李香君誓死不从，以头触柱，鲜血溅在侯方域赠她的一把宫扇上。画家杨龙友就着扇上的血迹，点染成一枝桃花，被人称为“桃花扇”，剧名便是由此而取的。 孔尚任藉侯、李的离合，以映见南明君臣的荒淫无耻，把外间的局势与个人的遭遇结合得很紧，把国势艰危、而南明君臣犹自争权夺利的丑态，抒发得淋漓尽致，使人读着，为之愤恨不已。最后又在《余韵》一出，藉苏昆生、柳敬亭之口，唱出了国破家亡后的凄凉情况，消沉心境，更加重了人们的“兴亡之感”，故国之思。 《桃花扇》就是由于兴亡之感显现太多，而使孔尚任终于因此丢了官。他是自吟着“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悄然出京去的。当时孔尚任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已经有过“向人难折病时腰”之句，但真的罢官而去了，却又很是恋恋难舍，在《出彰义门》一诗里，又不觉说出了：“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其实《桃花扇》的真正好处，就全在那些使得他必须罢官的所在。 第十编 笔记与小说 概说 在这最后一编里，我们所要说的是历代的笔记和小说， 说到笔记，自然便会想到耐人寻味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晚于《说苑》等书，不能算最早的笔记小说；但它在内容和体例上却成了后来的笔记小说的典范。在它之后，《续世说》、《剧谈录》，以至《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覆园丛话》、《阅微草堂笔记》等，虽然各具特色，但在写作上都是把《世说新语》奉为圭臬的。 在这一编里，我们还集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章回小说、话本小说和《聊斋志异》一类的短篇小说。我们还是本着“熟知者略之，非熟知者详之”的原则来办的。譬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极为有名的小说，许多人都已读过，详为介绍，实无必要，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些书时，都不过是择其要点略为介绍。与此相反，如《浮生六记》、《镜花缘》、《恨海》、《九命奇冤》等书，知道和读过的人较少，我们便要较多地介绍其内容，使读者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以为阅读原著或深入钻研的参考。 搜神记 《搜神记》是东晋人干宝所作的，一部专记怪异事件的书。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他的生卒年已不能详知，但以他在东晋之初即以著作佐郎领修国史来看，可以推知他当是生活在两晋之交的人，生于西晋而卒于东晋。 干宝读书颇多，又能撰述，他于领修国史之余，还又自行著为《晋记》（已亡佚）一书，而为时人称赞，说他有良史才。他又颇精于阴阳术数之学，并兼通释家之言，在钻研此道时，他又写了《搜神记》二十卷，记有很多灵异事件和神怪人物，并且还采录了很多有关神仙故事的传说，和释家的玄言。 然而现在所流行的《搜神记》已非干宝所著的原书，他的原作，很早便已散佚无余。目今所流行的《搜神记》，是由后人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书之中，重新辑集起来的。从这书的内容来看，很有些类似笔记小说，但作者在著作时态度却极认真，认为他所记的都是确切的事实。作品中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历代的民间传说，也还是值得称许的。 《搜神记》的流行版本有过不少，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三五年所出的一种，是据宋本《搜神记》影印的，是一种较好的版本。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叙自东汉以迄东晋的名人文士们的轶事琐闻、名言妙语的书。作者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是南朝刘宋的宗室，袭封临川王，爱好文学，并喜招纳文士。他原有文集，但已散佚，只有所著的《世说新语》传世。 《世说》之名，起于刘向。刘向原著有《世说》八卷，但书已散佚。刘义庆的书大概与刘向的《世说》有些相近，故名之为《世说新语》。全书分为《德行》、《语言》、《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刘义庆语言精炼，辞意隽永，很肖妙地传述了当时士族好尚清谈、行为放诞的风气，为我国的笔记小说开创了很好的范例。 《世说新语》传到南朝梁代时，刘孝标为它作了注释。刘孝标（462-521）名峻，孝标是他的字。他校注《世说新语》，用功甚勤，所引的书达四百余种。这些书，后来大多数散佚无存，但在《世说新语》的注中却还留下了一些片断，常被考据家用来引证。 续世说 《续世说》，宋孔平仲撰。孔平仲字义甫（一作毅夫），临江新喻人，其生卒年未能确知。他长于史学，亦工于为文，登进士第后，又应制科，以吕公著之荐，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绍圣间，言者说他附会当路，讥毁先贤，削去校理之职，出知衢州，又谪为惠州别驾。宋徽宗即位后，召为户部郎中，后出为提举永兴路刑狱。党论再起时，又被罢官。不久卒。 孔平仲有文集二十一卷，另著有《续世说》十二卷。 《续世说》是依照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采择宋、齐、梁、陈、隋、唐、五代间知名人氏的遗事、琐语，集而成书的，笔致情调，一以《世说新语》为本，故名曰《续世说》。 剧谈录 《剧谈录》，唐康骈撰。康骈字笃言，池阳（今安徽贵池）人。他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得中进士，先时曾任校书郎，在崇文馆工作，后来为田頵客，被保授为中书舍人。 作者写《剧谈录》，大概原来很想作为一部纪实之作，成为一种笔记体的作品。作者自己曾说，他是意在记述新见异闻。话虽如此，但由于作者在取材上不够认真，全书四十余条中，所记似为真人真事称得上笔记资料的实在不多，作为史料是不够的，只可作为传奇小说之类来看。并且，《剧谈录》所记又多为鬼神灵异、武侠义举之类的事，也完全只似小说。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归类排列时把《剧谈录》和《宣室志》、《甘泽谣》等归为一类，以见其与《国史补》、《因话录》等笔记体作品有别，确是很有见地的。 云溪友议 《云溪友议》是一部记载中、晚唐间的诗人们交游往来、相互唱和，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些轶闻逸事的书。它的作者范摅，是晚唐懿宗咸通时人，自号五云溪人，书名因而也被称为《云溪友议》。 由于本书所记都为诗人间的相互往来，所以无意之间却保存了不少有关诗的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提到此书时说：“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又以唐人说唐诗，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这话说的确乎也是实情，特别是这书中说到口语诗的流行情况，更可窥见当时诗坛的一些风尚。此外，作者在本书中也写出了一些神鬼故事，这一则可见传奇式的文章在唐代已极盛行，二则也又为后代的诗人和小说家提供了不少用为歌咏、创作的题材。 北梦琐言 《北梦琐言》是孙光宪所作的一部笔记小说。孙光宪（900？-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县）人。他在十国分立时，曾仕于荆南，作为高从诲的掌书记，历官御史大夫。高继冲时，他又曾劝高继冲献三州地以降宋。入宋后官为黄州刺史，后不久去世。 孙光宪是五代时有名的词人，他的词留传下来的数量并不多，但以质量而言，却都可称为上乘之作。他所留传下来的那几首词，都已收入在《花间集》里，孙光宪还是个非常好学的人，他家中藏书很富，有人说有数千卷，《三楚新录》则说他的藏书有数万卷。他不仅藏书多，用于校勘抄写的功夫也一直很勤，入老不辍，所以他不仅是个词人，还是当时的一位学者，孙光宪的著作很多，有《荆台笔傭》、《桔斋集》和《北梦琐言》等，但除《北梦琐言》外，其他著作都已散佚了， 由于《北梦琐言》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要保存一代的遗闻掌故，所以取材很审慎，记叙极谨严，因而为研究唐、五代历史和文学的人所重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杂有一些封建迷信、因果报应之类的记载，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书写于江陵，而《禹贡》和《左传》中有“云土梦作”、“畋于江南之梦”之语，而江陵又在荆江之北，所以名之曰《北梦琐言》。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宋沈括撰。沈括（1031-1095）字存中，原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则寄居吴县。他于宋仁宗嘉祐年间得成进士。王安石变法时，保守派与革新派相争颇厉，沈括则是支持王安石那一派的。熙宁八年（1075）他出使契丹，在那里与敌人辩论，“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元丰四年（1081），因破西夏党项七万之众，守土有功，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沈括也被迫隐居于润州（今锬江）梦溪园，在那里闭户著书，因而书名便称为《梦溪笔谈》。 沈括对于文学、艺术，以至科技和历史、考古等都很有研究，他把自己对这些方面所有的见闻和见解，都写入了《梦溪笔谈》一书中。此书分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目，共九百零九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学、工程技术、文学、历史、音乐、美术等项。其中有关自然科学部分，记载得很是详细，把很多工艺的制作源流都做了总结性的记载，如毕升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技术以及指南针的装置方法等等，都详细地记入书中。 《梦溪笔谈》共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合起来共为二十卷。 老学庵笔记 《老学庵笔记》是南宋诗人陆游撰。陆游（1125-1210）是浙江绍兴人，多年在外，入老，才退居家乡，在镜湖之畔从事著述，自题其写作的地方为《老学庵》，这本笔记就是他那时写的，所以就称为《老学庵笔记》。 《老学庵笔记》十卷，另有《续笔记》一卷，共十一卷。书中所记，有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见闻，有些则是当时的一些典章文物之类，他很记了些有关秦桧的事，如秦桧的忮刻奸险，他的儿孙之倚势欺人，以及殿前司军人施全之刺杀秦桧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带知识趣味性的记载。如他在书中曾说，作为姓氏，“但”字应读如“甚”，不读“但”的本音，有的人并不知此，而且不知有一“但”姓，在读到某文中说到某个姓但名功泽的人时，竟至误为“前面提到过的某人虽有不是，但功泽在人”，觉得不妥。“但”做姓时应读如“甚”，大概是宋时如此，至今却又不然。目前姓但的还可偶见，但他们本人则都以为“但”字应读本音了，此书还有些论诗之处，也极有卓见。 《老学庵笔记》虽以“笔记”为名，而事实又确只是一些笔记式的文章，但因所记颇见卓识，历来评价又都很高，远远超出一般笔记作品之上。如陈振孙评及此书时便说，“所记所闻，殊可观也”。李慈铭也说这书“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这些评述，确是很合乎实际的。 文昌杂录 《文昌杂录》，宋庞元英撰。庞元英字懋贤，单州（今山东单县）人，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官为主客郎中，在尚书省中工作。主客郎中是管理内外官员调动工作的，庞元英在书中所记大多也都是有关此类的事。由于《通典》中把尚书省称为“文昌天府”，所以庞元英便把他的书定名为《文昌杂录》。 《文昌杂录》最初之所以作，原不过是“粗记所闻，用以备忘”，作为工作中的杂记而已。因为那时新官制初行，各项制度都有所变更，人员的调动也很频繁，因而把有些事情记载下来，在工作上是有必要的。庞元英自己也说，他之写成此书，本意原不过是“每有所闻见，私用编录，粗记故事”而已。由于初意仅在备忘，所以体例很杂，编排也乱。但因所记的朝章典故，琐闻轶事等等，都是他自己所眼见目睹，一切都翔实可靠，所以后人乐于引用，马端临在他的《文献通考》中，引用此书的地方便有多处。 能改斋漫录 《能改斋漫录》，宋吴曾撰。吴曾字虎臣，江西崇仁人，于宋高宗时官为二部郎中，后又任为严州知州。吴曾是个依附秦桧的人，常为秦桧的投降政策辩护，在人品上是不足取的，但他所著的《能改斋漫录》一书，却又是南宋笔记书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多处为后人所引用。 《能改斋漫录》全书十八卷，内容分为事始、辨误、事实、地理、议论、乐府等十三类。它记载当时史实，证辨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等等都很翔实可靠。特别可贵的是，书中大量引述了杜甫、韦应物、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逸文、逸诗和逸词，保存了唐宋两代已散佚了的许多资料，对于编辑各家的专集、总集以及考订文史疑窦，都很有作用。钱谦益在他的《钱注杜诗》中，曾大量引用过此书，王士祯也极称道此书，经过去伪存真，颇为得用。 苕溪渔隐丛话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撰。胡仔字元任，安徽绩溪人，他休官后寓居于吴兴苕溪，因自号苕溪渔隐，所著的书遂也以他的自号冠之。 胡仔的这部《丛话》之作，是有意于补足阮阅所撰《诗总》的不足。阮阅之撰《诗总》（后亦称《诗话总龟》），是在宣和年间，那时党禁余势尚存，元祐诸家之作都还有干禁例，所以《诗总》对这些人的作品都未予收录。胡仔有鉴于此，才作这部《丛话》的，他在前集的自序中说：“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从他的序文中可见，此书自始便是以作为《诗总》的补充作品而出现的。 但是从书的流通和被人看重等方面而论，《苕溪渔隐丛话》不但绝不是《诗总》的附庸，在广为流传和被人大量引用等方面，还远远地超过了《诗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丛话》不仅选材丰富，而且论叙时着眼的方面也较多，并具有独到的见解。 《苕溪渔隐丛话》有前后两集，前集成书于绍兴十八年（1148），后集则成书于乾道三年（1167），两集相隔达二十年。宋、明两代都有刊本，清代则有杨佑启耘经楼本。目前的通行本则是廖德明以宋残本和杨本以及明代三部钞本相互对校整理出来的。 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不著撰人，它以元、亨、利、贞为序，分为四集，就其内容来看，很像是宋时说 话人的“讲史”一类的话本。这书标明为“大宋宣和”，似乎应是出于宋人之手，但从书中对于南宋帝王的名字有些并不避讳，则又不很相象。即便最初确是出于宋人，而在入元以后怕也经过一些修改增益了。又有些人认为，从书中对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苟安表现了很大的愤懑这一点来看，作者可能是宋元之际的人，对于国亡怀着无限的悲愤，所以才有如此表现。 这书所记主要都在宣和之际，而于宋徽宗的荒淫无道导致靖康之变，更是其重点之所在。书中叙述，文白杂揉，文的部分都是从有关旧籍中凑集而成，白话部分则是说话人对民间故事的选录。当时占据梁山泊的宋江等人也已出现于书中，三十六天罡的姓名绰号已经一一列载，虽然有些人的姓名绰号与《水浒》所载稍有不同。宋江、戴宗同往东京并在妓院里会到李师师一事，也已见于书中，其中情节也与《水浒》所载大同小异。 《大宋宣和遗事》的版本很多，明刊本已极稀见。民初，上海扫叶山房所刊出的，是以士礼居丛书本影印的。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则是根据金陵王氏重刊本排印的。 唐诗纪事 《唐诗纪事》的编撰人是南宋的计有功，他字敏夫，自号灌园居土，湖南安仁人。由于唐诗中有些是咏事的所谓“本事诗”，这类诗常多含有作者本人的一些故事，所以他把这类诗搜集起来，作为《唐诗纪事》的主要部分。他编撰《唐诗纪事》也还有个传人的目的，因此他尽力搜集唐代诸人的著述，凡属唐人有诗的，勿论多寡，都有名必录，纳人《唐诗纪事》之中。他搜访得很勤，全书共记有唐代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名，可说相当丰富了。 《唐诗纪事》的编撰方法是很客观的，其中本事以及诗评、人评等项，都是采自前人著作以及碑铭石刻等处，所以他不但集中记载了很多并无诗集传世的诗人的事迹，而且提供了寻求这类资料的线索。 计有功作这项工作，收到了出乎他的意外的功效。首先是他所采用的那些书籍、碑铭、石刻等等，至今多已无存，却全赖《唐诗纪事》保全下来，使我们至今仍得稍辨其风貌，并得知其所记事件的梗概。其次是很多并无专集的诗人，都赖《唐诗纪事》得以传世，不但留下了他们那少量的诗，而且他们的世系和生平经历也得以留传。 《唐诗纪事》，最初有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王禧刊本，明代嘉靖年间，洪楩和张子立都据王禧本分别加以翻刻。最后又有明末毛晋所刻的汲古阁本。目前所通行的中华书局印本，则是以洪楩本为底本，又以汲古阁本和《全唐文》、《全唐诗》等加以参校而定稿的。 词林纪事 《词林纪事》，清张宗橚辑。张宗橚字泳川，海盐人。他早年受学于精通词学的海宁许高庐，因而对词学也有所研究，积有很多材料。《词林纪事》，是他仿《唐诗纪事》而辑成的一部记载自唐五代以迄金、元的词人的轶事逸闻的书。他对书的体例虽都仿效《唐诗纪事》，而用力之勤，搜罗之富，却远远赶不上辑成《唐诗纪事》的计有功。 《词林纪事》共二十二卷，辑有自唐玄宗以至元代无名女子的四百二十二人的词和为词的本事。其中卷一都是唐人，计得唐玄宗等三十三人。卷二所辑的是五代十国时人，有从后唐庄宗至耿玉真等二十五人。卷三至卷十九所辑都是宋人，计有宋徽宗至珍娘等二百九十六人。卷二十所辑是金人，计有自金世宗至元好问等二十一人。最后两卷所辑是元人，计有自许衡至无名女子等四十七人。 《词林纪事》所搜罗的人和词并不为富，虽也保存了不少逸词，使没有专集的词人不致湮灭，但又总使人有不够全面之感。还有他的编排总把帝王放在首位，女人则列于最后，也使人感到其封建毒素之深。 辍耕录 《辍耕录》的作者是元人陶宗仪。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后客居于松江。他出身于贫家，却极好读书，元时曾往应进士试，因未能中式，便不再去了。 陶宗仪向以耕读自给，授读与力田，两者交替而不废。洪武初年，征取天下隐逸之士，也曾数次来请他，但陶宗仪懒于仕进，都辞而不就。晚年，地方有司请他为教官，以教授生员，他却出任了。他耕而并不废读，下田劳动时，每带些书放在田边的树下，休息时便即取读，读书或思考时，每有所得便即随时写下，以为存录。据说他随身常带有一隻小瓮，每次写后便投入瓮中，以免散失。有时无纸，他便写在树叶上，也投入瓮中。这样积之以久，竟装有满满的十余瓮，取出加以整理，竟成书三十卷。由于这书是在耕余所得，所以便称之为《辍耕录》。 《辍耕录》三十卷，所记多为一时的见闻，书前并有至正丙午所作的序。此书之成，当在明代正式立国之前，所以书中谈到明兵时，常以“集庆军”为称，有时也称之为“江南游军”。本书颇详于元代的法令、制度，对元末东南兵乱的记载也很详细，另外对于书画的考订，诗文掌故的始末，也都有所辑录。对于元末的社会研究，《辍耕录》实是一本颇有价值的书。 七修类稿 《七修类稿》，明郎瑛撰。郎瑛（1487-1566）字仁宝，浙江仁和人。他一生博览群书，锐意探索，《七修类稿》，便是他探索群书留下来的纪录。 这部《七修类稿》有《正稿》和《续稿》两部，《正稿》五十一卷，《续稿》七卷，正续两部，内容都分为七类，所以便以七类为名。 郎瑛为人正直，敢于昌言得失，不怕触及时忌，所以为他所引录的诸书，其中有干时讳的材料，大都得到了保留。书中对元、明两代的很多史实都有所论载，尤其是关于文学史和小说研究方面的资料，保存了很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因作者过于贪多，所采前人旧说常未详加考订，以致引证疏误、论断舛谬之处也就不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此书时说它“采掇庞杂，踳谬者不一而足”，就正指出这书所存在的一大弱点。 玉堂丛语 《玉堂丛语》，明焦竑辑。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晚年则自号澹园老人，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焦竑天姿颖异，勤于向学，在为诸生时便已负有盛名。他最初曾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后又求教于罗汝芳。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乡试中式，中了举人，年仅二十五岁。但次岁会试他却没能连捷，直到又过了二十五年，他年已五十，才得中进士，并且是一甲一名的状元。状元例授修撰，是注定要在翰林院、国史馆、宫庭讲官这类地方转来转去的。焦竑久在这些地方，对于当朝典章制度越加研习，了解得也越多了。他在中举之后，到成为进士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就由耿定向的选拔在崇仁书院教过书，成进士后又在内学堂教过小内监，皇长子出閤，他又做了皇长子的讲官。多年从事教育，使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以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他讲学以罗汝芳为宗，同耿定向兄弟与李贽都极友好。他为学也极重视稗官小说，便是受到李贽的影响。 《玉堂丛语》是仿照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记载他所经见的人和事的。他是有闻辄录，积久才成书的。他在自序中说：“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说的便是这个。这书中还有顾起元和郭一鹗的序，这两序和他的自序都作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那时焦竑年已七十九岁，这书的写作历时之久，于此可见。 关于《玉堂丛语》的内容，顾起元在序说得很周到，他在提到所记的人和事时说：“其官，则自阁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徒；其人，则自鼎甲馆选而旁及于征辟荐举之遗贤；其事，则自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而微摭于谐谑排抵之卮言；其书，则自金馈、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这段话把这书的内容和精审都说到了。 《玉堂丛语》共八卷，内又分为五十四门。上海古籍书店有据明版的复制本。 野获编 《野获编》又名《万历野获编》，是明人沈德符所作的笔记体作品。 沈德符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做官，沈德符跟随着他们，早年便也生活在京里。他精于音律，又是宦门子弟，所以在京中交游颇广，见闻亦多。中年以后，他随父祖还乡，居家追忆在京时的一些旧闻，便写成了这部《野获编》。 《野获编》原为三十卷，后又有补遗四卷，共三十四卷。它是一部笔记，所记多是万历以前朝廷情况、中外时事，以及在朝官员的生活情况和趣事逸闻之类，另外他还记.有那时有关戏剧和小说的一些情况。沈德符虽只是个举人，并未居官，但因他的见闻颇多，所以此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对于研究史学和文学的人，都可有些参考价值。 五杂俎 《五杂俎》也是一部明人笔记，它的作者谢肇淛，生卒年不详，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科的进士，曾任湖州推官，工部郎中，广西布政使等官。 《五杂俎》全书共分为天、地、人、事、物五部，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事部四卷，物部四卷，共一十六卷。这书的内容是很庞杂的，既有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官场情状、社会生活、书籍文物等等的记载，又载有不少关于草木虫鱼、各类鸟兽的记述。 谢肇淛之写《五杂俎》，态度是很直率的，对于皇室、藩王、外戚等等的穷奢极欲，对人民的无尽剥削，都有较详的叙述，表现出对被剥削者的感叹和同情；对沿海各地的土豪巨室勾结倭寇入侵，藉以渔利，也有颇多的揭发和抨击。这些都是他进步的地方。但书中也有不少地方讲到阴阳风水、因果报应之处，则又表现出了他的局限和落后。他是主张应该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振兴国势的，但对农民革命则又持有反对态度，认为那只是叛逆作乱而已。 涌幢小品 《涌幢小品》，明朱国桢撰。朱国桢字文宁，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他是万历十七年（1589）已丑科的三甲第四名进士，与焦竑、吴道南、董其昌等人是同年得中的。他的科名虽不高，但却颇负时望，在万历间官至国子监祭酒，后因故谢病回乡，极久都未出仕。天启元年（1621），以礼部右侍郎见召，他并未应命。天启三年正月，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见召，他才应命赴京。那时朝中的大权已进入魏忠贤手，阁臣中如叶向高、韩炉、朱国祚等人都先后离开，所以朱国桢虽然是六月入阁，但七月便又晋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十月又晋位少保，做了首辅。可是他也与魏忠贤搞不来，次年十二月便辞归了。 《涌幢小品》原名《希洪小品》，作者是想象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那样，写一本既记朝章典故，又能品骘人物，漫谈文艺的书。他造了个六角木亭，可以随意择地安设，有如从地中涌出。他就在这个木亭里写这本书，因此书名为《涌幢小品》。 《涌幢小品》开始写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到天启元年（1621）冬天书才始写完，前后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 书中包罗很广，大而朝章典制，政治经济，小至社会风俗，人物传记，琐事逸闻之类，无不毕具。不但如此，《涌幢小品》对于工矿方面也有所涉及，它记述了遵化冶铁炉的情况，还记述了延安所出的石油。 这书晚近的版本很多，民初便有广益书局的石印本，后来上海一些小书店出的一折八扣的铅印书中，《涌幢小品》也是其中的一种。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的《涌幢小品》，则是据明刻本重印的，其中错漏之处当然比之广益等本要少得多。 虞初志 《虞初志》，明汤显祖辑。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为人却极耿介。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为使自己的儿子张嗣修进士及第时有个陪衬，多方搜罗海内名士与张嗣修相交。那时汤显祖已颇有时名，张居正命人加以延致，汤却谢而不往。此事得罪了张居正，以致汤显祖直等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去世了，才得考中进士。万历十八年，万历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命将他们都停俸一年。汤显祖很不赞成这种做法，上疏抗论，招恼了皇帝，把他谪为徐闻典史，迁遂昌知县，后仍被免官，回家乡住了二十余年，方才去世。 汤显祖是明代有名的文学家，尤以戏曲作品最为出名。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 《南柯记》，最为有名，而四梦之中《牡丹亭》又是更有名的。 《虞初志》是汤显祖家居时所辑集的唐人小说，共三十一篇，分为八卷。由于他的这一辑集，使得很多唐人小说免于散佚，实在厥功甚伟。后来有许多研究唐代小说的人，也都以之作为依据。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清张潮撰。张潮字山来，一字心斋，安徽歙县人。他并不是科甲出身，只以岁贡在翰林做了个起码的小官-——孔目。 “虞初”原为汉武帝时的小史之称，他们身着黄色衣服，到处采访奇闻异事，以备史官来用，因而后人便把志怪的书也就名为“虞初”。 《虞初志》的原本原无作者姓名，所记都为唐人轶事，入明，汤显祖续成为十二卷，所采类多调笑滑稽之作。奇诡怪异，颇能引人入胜。张潮所辑的《虞初新志》，所取则都是明末清初有类传奇的实事，只取其事之有异寻常者，而其滑稽怪异之处则不多了，如孔尚仁的《出山异数记》，是记孔尚任以布农在曲阜接待康熙帝，并为康熙讲书一事的那篇文章，便为张潮收入在《虞初新志》之内。张潮在他的自序中，评价此书时便说：“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读之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这些话说得大致还是符合实际的。 茶余客话 《茶余客话》，清阮葵生撰。阮葵生原名芝生，字宝诚，号唐山（一作吾山），江苏山阳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他勤于为学，敏于治事，颇能留意于当时的掌故轶闻，《茶余客话》便是他搜存生平读书所得和见闻所及而辑集下来的笔记。 这部《茶余客话》，内容极为广博，凡政治、史学、学术思想、科学技艺、文学艺术，以至花本鱼虫、飞禽走兽、饮食起居等等，无所不有。特别对清初的朝章制度，入关前后的因革建置，当代人物的言行和那时有关西北、东北的一些情况，都有具体记述。由于那些内容或是得自他自己的见闻，或是取自可靠的文籍，因而更觉可贵，值得重视。 阮葵生在当时还是个具有一些进步思想的人，譬如他对以八股取士和要求寡妇守节都不以为然。 《茶余客话》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是阮葵生的同僚戴璐在他去世二十余年以后代为刊行的，全书共十二卷。但阮葵生的儿子阮钟琦在书后的跋中却说，原书有三十卷，戴氏所刊不过是他选出的一部份。 履园丛话 《履园丛话》，清钱泳撰。钱泳原名钱鹤，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江苏无锡人。他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活到八十九岁。钱泳是个以作幕为生的人，一生做过很多显宦的幕客，所以阅历颇多，见闻极广，《履园丛话》便是他长期作幕所见所闻的纪录。 钱泳的文笔很精简，叙事状物都能翔实明白，条理清晰。他还能诗，又长于书法，而以隶书为最工。《履园丛话》在清人笔记中是颇为人称道的一种，它的内容颇为广博，所有记载大多为作者曾经身历，有些虽是得诸传闻，但也都能说出他是从某人那里听到的，因此记载翔实便成为此书的特色之一。 《履园丛话》全书二十四卷，内容各以类分，共又分为二十余类。其中《旧闻》所记多为明末清初时的轶事，很有些都可补正史之不足。《阅古》是作者对于他所见过的金石文物所作的记述，颇足增广见闻。《水学》所记则是三吴地区水道的变迁，治水的要点和利弊。《景贤》、《耆旧》、《科第》所记多为文人学者的学行、经历和逸闻轶事。《谭诗》主要是谈选诗的标准和对于一些诗的鉴赏。《碑帖》、《收藏》、《书画》、《艺能》等类，所谈重在文物书画的鉴别和保管。作者是精于这些方面的，因而颇多独到之见。《祥异》、《鬼神》、《精怪》、《报应》、《梦幻》等类自然不免要涉诸迷信，然而其中却也隐有一些事件。《古迹》、《陵墓》、《园林》等类都是作者游踪所至的纪实，其中并录得有关的诗词和前人所题的诗句、屏联等等，也保存了不少遗迹。《笑语》、《谐言》和《杂记》虽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有些也还可以取为谈助。 《履园丛话》以前有道光十八年（1838）述德堂刊本，张伟曾为之作了些校点勘正的工作。中华书局则于1979年又已予以出版。 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在其本集以外的另一著作，是一种笔记小说式的短文的结集。纪昀在完成了有关《四库全书》的工作后，年纪已大，于闲暇中追忆往事，慢慢写成这书，他在书首便曾说明书的性质和他所以要写它的用意。他说：“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条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它与当时一般的笔记小说也相差不远，不免总有些谈狐说鬼之作，但所不同者，是这书于此等地方，叙事用笔都极简炼，用意不在传闻其异，而在针对某些世情，用资惩劝。除此而外，考辨文物，评论人物，记述异闻，也占了一定的篇幅。 《阅微草堂笔记》是综合五种笔记合为一集的。其中《滦阳消夏录》动手最早，开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全书六卷；《如是我闻》共四卷，起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槐西杂志》四卷，起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姑妄听之》四卷，起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滦阳续录》六卷，作于嘉庆二年（1798）。全书五种，二十四卷，历时将及十年，全书成后，纪昀已是年及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水浒传 《水浒传》，施耐庵撰。施耐庵名子安，一说名耳，耐庵为其字，兴化人，原籍苏州，约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约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相传他是元代至顺进士，曾出仕钱塘两年，因与官场不合，弃而还乡，迁居兴化白驹镇，闭门著述民间传说。施耐庵曾参加过元末张士诚起义，并与其部将卞元享为好友。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根据南宋民间流传的故事，又据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宣和遗事》而写成的章回体小说。施耐庵在过去话本和流传故事的基础上整理写成的这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巨著，其原书早佚，明代中叶以来，出现了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现今通行的有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回本和七十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一百回本，则都把梁山人物的故事分为前后两部，前半叙起义聚上梁山，后半则写梁山诸人受招安后去征辽国、平田虎、平王庆和方腊等。七十回本是金圣叹所做的删节本，他只要了前半诸人起义的故事，在七十回同聚梁山后，便以卢俊义的一场恶梦作结。在梦中他显示了占山为寇终无善果的想法，明白显出他是要为正统王朝立言的。金圣叹的认识虽有误，但他所删节批改的《水浒》，于小说写作的艺术和技巧方面却颇有所得，从他的批注里能予人以很多启发。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元罗贯中撰。罗贯中名本，贯中为其字，别号湖海散人，他的生卒时间不能确知，他究竟是哪里人，也很不明确，很多人说他是太原人，也有人说他是杭州人，还有人说他是庐陵人。据说他也曾有志于建国立业，曾与元末割据一方的张士诚有过往来。他与当时的戏剧家贾仲明相交很厚。据说他还是施耐庵的学生。 《三国演义》所演述的是起自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至西晋武帝大康元年（280），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的许多历史故事。其中以魏、蜀、吴三国的建立和相互间的斗争为主，而尤以蜀汉的刘备为主，所以在书的开头便着重地写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全书共一百二十回，从桃园结义到诸葛亮身死五丈原，这一段的事就占去了一百零四回，可见其重点之所在。书中描写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反映出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大批历史人物形象。书中尊刘抑曹，固然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所形成，但也传播了正统的封建观念。书中对关羽的美化和对曹操的丑化，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 三国故事，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很久便已在民间流传了，唐人李义山《骄儿诗》中便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句子，可见邓艾口吃一事已为那时的儿童所习知。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便是搜集了很多这样的传说，又参照了陈寿的《三国志》，和民间已在流传着的各类讲史的本子，加以整理编写而成书的。 《三国演义》成书后流传于外的本子一时也颇不少，彼此大同小异。到了清代，由毛宗岗加以整理和修订，辩正了史事，整理了回目，又增删了一些诗文，最后才成为目前流行的这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 平妖传 《平妖传》是一部小说，叙述了宋人贝州王则、永儿夫妇率众起义，被文彦博加以平灭的故事。由于文彦博帐下有诸葛遂、马遂、李遂三人，为之多方尽力，才得把王则夫妇率领的起义军扑灭，因此这书便又名为《三遂平妖传》，或是《北宋三遂平妖传》。 这书原为四卷二十回，作者则题为东原罗贯中编次。后来流行的四十回本，则是明末冯梦龙加以增补的。书中所述的王则倒实有其人，也确是北宋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他的事迹见于《宋史·明镐传》中。但这部小说不过是藉此以为缘起，并不依据史事，而是以神怪妖术来吸引读者。书中还说，王则和永儿是武则天和张昌宗转世的，仍如昔时在世一样的残暴贪淫，很有些不堪入目的描写，对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都表现出了反对和诬蔑的做法。 《三遂平妖传》也是一直颇为流行的小说，曾有过解放前泛滥一时的“一折八扣本”。 西游记 《西游记》，明吴承恩撰。吴承恩（1500？-1581？）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他把唐代名僧玄奘去天竺（今印度）取经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来流传于民间的唐僧取经的故事、杂剧融而为一，写成了这部达一百回的长篇小说。 吴承恩据说是个性敏多慧，博览群书的人，但在科场上他却屡试不第，到四十三岁时才得补上了个岁贡生。他在五十四岁时曾任浙江长兴县县丞，又过了些年才得补为荆王府记善，生活一直困顿。到晚年他绝意仕进，一心著述，才得写出这部长篇神话小说。 《西游记》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上历尽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妖魔鬼怪，最后得以胜利取经回唐的故事。这故事早已流传于世，南宋时便已有了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出现了猴行者和深沙神，到后来又有了《西游记平话》，故事梗概，更接近于后来的《西游记》了。 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其超过以前那些书的地方，在于他的想象力丰富，发展了以前所传的那些情节，又创造出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形象，取经的四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都各具形象，读后能深入脑际，历久不忘。作者深谙世情，久不得志，把很多人世险情，分别纳入玉帝天宫、神仙洞府以及妖魔鬼怪之中，予以尽情揭露，极力嘲讽。 《西游记》是宣扬佛教的书，如来佛被认为是法力无边的佛祖，西天被认为是无可比拟的极乐世界，但就在那里，却也认为索取贿赂是应有的例事，这种讽刺，更足见其识力。 《西游记》共一百回，在明代便已有很多刻本，以后版本更多，但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便不予一一介绍了。 西游补 《西游补》，明董说撰。董说字若雨，又字月涵，号俟庵，又号天目山樵，湖州（浙江吴兴）人。他早年曾问学于明末大儒黄道周，学习过《易经》。明亡后，他落发为僧于灵岩，法名南潜。 《西游补》是一部借《西游记》为缘起，自出机杼，借神话以发抒自己胸中积郁的小说。它叙述了孙悟空在三调芭蕉扇之后，又去化斋时，竟为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在梦中孙悟空经历了很多奇境，最后幸得空虚主人一呼，才得脱离梦境。此书作于作者二十一岁时，那时明朝还未灭亡，作者托言梦幻所写到的政治腐败不堪，权奸横行无忌，罪恶滔天，士风败坏，卑贱浅薄等现象，都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这书只有短短的十六回，但所反映的事情却颇不少，可以说上至朝廷，下及民间都有所触及，而且写得极为生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到这书时，曾说：“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从这些话看来，可见鲁迅先生对此书的评价是很高的。 四游记 《四游记》是明代四种神怪小说的合刊，分之则是《东游记》、《南游记》、《西游记传》和《北游记》，合起来则称《四游记》。 《东游记》的作者署名为“兰江吴元泰”，共两卷五十六回，是叙述八仙得道的故事的，所以又名为《上洞八仙传》，又名《八仙出外东游记传》。 《南游记》的作者署名为“三台仙人仰止余象斗”，写的是五显灵官华光救母的故事，故又名《华光出世》，也叫《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全书共四卷十八回。 《西游记传》的作者署名为“齐云杨志和”，共四卷四十一回，现已公认，这实是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一个缩本。 《北游记》，四卷二十四回，又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记的是真武大帝降妖伏怪的故事。这书也是余象斗所编。余象斗是明朝末年的一个出版商，专门印行一些通俗小说，有时自己也编著一些，《南游记》和《北游记》便都是他编的。他在书中还常夹有一通议论，总是以“仰止余先生曰”来开头，以说明那些都是他的意见和看法。 三言 所谓《三言》，乃是明代成书的三部短篇小说集的总名。这三部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都带有个“言”字，所以便总名之曰《三言》。 《三言》乃由明末时人冯梦龙所辑。冯梦龙（1574-1645）字耳犹，又字子犹，号有很多，有姑苏词奴、顾曲散人、墨憨子、龙子犹等等。他是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明代崇祯年间的贡生，在他已届七十之年时，适逢清兵南下，江南各地纷纷抗清。冯梦龙虽已年迈，但还是即刻投入到抗清的斗争之中，而且干得极为尽力。他原是个书商，便以己身所长，印出多种小册子，唤起人心，加强抗清的宣传作用。清兵渡江时，他还往来各处，传递消息，以利斗争。唐王即位于福建时，冯梦龙被授为寿宁知县，唐王败亡，他也殉难而死。 冯梦龙一向钦佩李卓吾的为人和见解，因此在通俗文学方面很是出力，他除了编有《春秋衡库》、《春秋大全》、《七乐斋稿》和《三言》等书外，还增补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改作了《新列国志》，鉴定了《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等书。此外冯梦龙还陆陆续续刊发印行了许多民歌。他可以说是活动在明末的一个通俗读物出版家。 《喻世明言》，初印时名为《古今小说》，后来才改成了这个名。全书共有小说四十篇，大多为宋、元间即已流行的作品，但也还有少量是明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文字上可能经过了编辑者的加工，内容则多是些有关现实生活的故事和历史故事，或者就前人的小说又行改作的。这些小说的特点是：故事以情节曲折引人兴味，所用语言也都通俗流畅，雅俗共赏。它的主要题材大都是有关小市民的生活，有些优秀作品，则不但描绘出了小市民的精神面貌，还揭露了一些封建统治者的荒唐和残暴。 《警世通言》行世略后于第一部话本《喻世明言》，大约印行于天启七年（1628）的样子。它也共有四十篇小说，绝大部分作于明代。它的文笔和内容，大致也与《喻世明言》相去不远，只是在明人所作的小说中，涉及男女爱情的题材，所占的比重要更大些。 《醒世恒言》，全书也有四十篇小说，也都是出于明代的。它的内容也与前面所说过的“两言”极为相近，不过问世的时间更后一些而已。 二拍 《拍案惊奇》是很多地方都仿照《三言》的短篇小说集编辑的。它有初刻和二刻两辑，也称为一拍、二拍，因此与《三言》并提，便成为“三言二拍”。从此，“三言二拍”一语，竟成为这类小说的代称了。 《二拍》是为了和《三言》抢生意而辑出的。它的辑集人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又字元方，号初成，又号稚成、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他与冯梦龙是同时人，年岁也很相近，又都是以印书卖书为业，二人间的相同处是很多的。但他们又有个极大的不同，那便是冯梦龙作为书商，存有用以济世之心，《三言》之前，各冠以“喻世”、“警世”、“醒世”之称，便显出了他的用意。而凌濛初却不然，他印书只是为了牟利，所以不但惯以一些奇事、奇案来吸引读者，甚至在很多篇中还夹入些性爱的描写，以迎合趣味低级的读者。“拍案惊奇”，也正说明了他的心意。 凌濛初是个热中功名的人，但他困于场屋，累试不第。无可奈何，只得一面作为书商，一面仍继续去应试并设法钻营。到崇祯四年（1631），终于中在副榜，并被选授为上海县丞，得遂其入仕之愿。他为官精明，工作很著成效，因此得被升为徐州通判，到房村一带去做治河工作。那时防堵李自成起义军的何腾蛟，正驻兵在徐州一带，因久闻其名，竟把他也延入幕中，做了幕宾。凌濛初的胆子很大，为了表现他自己，竟敢单骑去见李自成，劝其归顺。这样做虽然毫无成效，但他却被认为“大胆有功”，得到嘉奖。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的部队攻下了徐州，凌濛初竟战死在那里。 《二拍》除去内容较差以外，其他一切都仿照《三言》，每辑也是各有四十篇小说。但因其中有一篇是重出，又有一篇是杂剧，所以后来的本子，两辑便都只有七十八篇了。 今古奇观 《今古奇观》也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也是共有四十篇，但其所有各篇都是见于《三言》和《二拍》中，是《三言》和《二拍》的一部选集。这书的选辑者据称为姑苏抱瓮老人，有些本子在书前还印有“墨憨斋手定”的字样。由于冯梦龙曾自称为“墨憨”，因此有人以为抱瓮老人也许是冯的朋友，有人以为可能是他们共同选定出版的。也有人以为是书商伪托的。 《今古奇观》所选定的四十篇小说，其中选自《三言》的共二十九篇，选自《二拍》的则只有十一篇。这种篇章数量的比例，不但看出抱瓮老人对二者之间的倾向，也可以看出《三言》和《二拍》质量上的差距。 抱瓮老人实在是个不错的选家，被他选入《今古奇观》中的作品，全都是《三言》、《二拍》中的精华。他没有选《三言》中那些较前的宋、元时期的作品，所选的都是时代较近的明人的作品。这些入选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羊角哀舍命全交》、《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等篇，都是《三言》中久已被人喜爱的作品。他在《二拍》中所选的作品，极力避开了那些宣扬迷信或是淫秽描写过多的作品，而是选以海外猎奇或经商致富等类题材为主的作品，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迭居奇程客得助》等篇，便都是属于此类的。 由于选得精，《今古奇观》自行世以来便极受欢迎。它的版本之多，流通之广，都远远超过了作为它的母本的《三言》和《二拍》。入选《今古奇观》的篇章，多数都被编成了戏剧，因此也足证明好的作品是有目共赏的。 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清禇人获著。禇人获字稼轩，又字学轩，号石农，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他的生卒年月不详，但这书的自序是作于康熙己亥（1719），可以推知他大约生在康熙年间。 《隋唐演义》是演述从隋文帝南下灭陈统一全国开始至唐明皇之死为止历时一百七十余年历史的一部小说。作者是参考了《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大甘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太真外传》等隋唐故事书文，然后写成的。这书并不象编年史那样逐年加以叙述，而是分为各有其中心的三个部分。 书的第一部分是以隋唐之际的风云变幻为中心，着重写秦叔宝、单雄信等乱世英雄的分合聚散；这部分，是参照《隋唐志传》写的。第二部分是写隋炀帝与朱贵儿的关系，那是参照《隋炀帝艳史》、《迷楼记》、《开河记》、《隋唐嘉话》等书写的。第三部分则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是参照了《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太真外传》等书文写的。 在《隋唐演义》中，褚人获很写了些隋炀帝与朱贵儿，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荒淫骄奢、腐败糜烂的生活，以见爆发的一系列的农民起义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结果。 《隋唐演义》共一百回，最初有康熙时的四雪草堂刊本，以后则还有过很多不同的印本。 说唐 《说唐》一书不著撰人，也是一部讲述隋唐之际天下治乱的小说。这书从隋炀帝平陈统一天下说起，直说到李世民削平群雄，建立了唐室天下为止。全书大约相当于《隋唐演义》的第一部分，却比《隋唐演义》的内容要丰富些。 《说唐》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所写的是隋末的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共出现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等事，而以之作为中心展开插叙，写得最为详细的则是秦叔宝、程咬金等人所在的瓦冈寨。后半所写则是李世民因瓦冈寨诸人都归顺了他，由得诸人之助而建立了大唐帝国。 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说唐》的文笔并不算好，其所以能吸引人处，在于有些紧张危急的武打场面和传奇性的故事，有些人物如罗成、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单雄信等也都写得较为生动。其中如秦琼卖马，尉迟恭御菓园单鞭救主，罗成勇夺状元印，淤泥河乱箭身亡等，后来都被编成了精采的剧目。这书还特别编定了一个象是暗已规定了的好汉名次表，譬如唐高祖李渊的第四子李元霸，便被说成是第一条好汉，书中所有的英雄，几乎没有人能吃得起他一锤的，连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也不例外。订出名次，名列在前的一定比名列在后的强着好多，这显然是作者的败笔，但奇怪的是，这一点在儿童读者之间，却反成了它最能吸引他们的特点，几乎每个初读《说唐》的少年读者，无不津津乐道于某人是第几条好汉，某某又是第几条好汉等等。这倒也并不足怪，因为这种列榜式的定出人物的高下，仅见于《说唐》一书，所以不免觉得新奇。其次是人物对阵之时，人们总想预知其胜负谁属，而这里却无庸费心，秦叔宝三挡老杨林，一上来人们便知道他很难挡住，因为老杨林是第八条好汉，而秦叔宝则列在第十五名。轮到罗成来救援时，人们又会马上心气为之一松。罗成是第七条好汉，老杨林如何是他的对手呢？ 大肆宣扬天命论，是《说唐》的又一缺点，秦王李世民是真命天子，将来是要登帝位的，所以他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总会五行有救。书里说得再紧张危险，读者也不会担心，因为总会化险为夷的。 《说唐》共六十八回，但单行的版本不多，一般总是将它与《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合为一书，合称为《说唐全传》。 说岳 《说岳》又名《说岳全传》，全书共八十回，清钱彩编撰。钱彩字锦文，浙江仁和人。他的这部《说岳》是本着前人熊大木所作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加了一些情节重新创作的。他从岳飞幼时写起，直写到岳飞于风波亭被害，把岳母刺字，岳飞抗金，以至朱仙镇大捷，十二道金牌召回等等情节都写得详详细细，其中对于张邦昌投靠金人，秦桧媚外卖国等罪行也都加以揭露和鞭挞。书中情节，大体依据史实，在细节上却又凭着想像，很有些自行创作之处。为这书作序的金丰，在序中便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序中所说，确是本书的实情，其实历史小说，原本应给作者留有自由创作的余地，不应要求事事都不离乎史实，只要书中没有断乎不是当事者所可能有的事情，也就够了。 《说岳》一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是尽力而为的，创作出了一些较为生动的形象。岳飞虽然是书中的主角，却写得并不很好，除去尽力渲染他的精忠报国而外，别的方面似都写得有些呆板。牛皋却是写得较好的一个，他的忠直勇猛，粗中有细而又颇为诙谐，处处倒是都很和谐生动的。还有岳云的武勇忠直，也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其他如王佐和陆文龙，所用笔墨并不算多，但断臂说书，终于打动了陆文龙的那一段，却写得极为精采。因此用它来编成的京剧《八大锤》也是一出极为精采的戏剧。 《说岳》版本很多，木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都有，一直是一部极通行的章回小说。 钟馗传 《钟馗传》又名《斩鬼传》，据说是清初刘璋所作。刘璋字于堂，是山西阳曲人，生卒年都不确知。 钟馗是个很为人知的传说人物，据说他生得很丑，中了进士以后受到很多人嘲笑，连取中他的座师也因为取了他这么个丑人而受到了干连。钟馗得悉此情之后，忿怒之至，竟至一气而亡（一说是自杀而亡）。在他死后，上帝怜他负屈而死，因而封他为驱魔大神，准其斩鬼、吃鬼，驱除人间一切害人的妖魔鬼怪。京戏《火判》中的那个扮像极丑，动作却又极为妩媚的火判，便就是传说中的钟馗。 《钟馗传》是一部借鬼讽人的小说，颇有似于罗两峰所画的那个《鬼趣图》，书里有形形色色的鬼，它们的行为和面貌，全都是依照形形色色的世人塑造的。譬如他写的那个高傲鬼，两道眉毛高高扬起，竟然直上头顶，双目也是高高向上，竟紧贴眉棱，即便如此，在谈笑时他还要仰面向天，对语时也自目中无人。当然这是一幅夸张了的鬼相，可人世间象这样自高自大、狂傲自恣的人不也是随处可见么？这仅是本书中的一例而已，其他如“吝啬鬼”、“不通鬼”、“精细鬼”、“色鬼”等等，都是以夸张的笔法来刻画那一类人物的。 本书因为是以谴责和揭露为目的，对于种种败行鬼相都逐个加以嘻笑怒骂、冷嘲热讽，从文字上来说是颇尖刻的，又有些地方不免还有些失之于淫秽。但解放后的重版则删去了这些地方，消除了这个缺点。 好逑传 《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有些版本还加以“第二才子书”的称号，是清初印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部。这书的作者不知是谁，书前仅有“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等样的题署。因在《野叟曝言》里曾提起过这书，可见其成书应在该书之前，应是清初之作。 《好逑传》中的男主角名叫铁中玉，女主角则叫水冰心，他们是书中描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对“好逑”。作者起这样的姓名并非随便，而是想要人们顾名思义，一望而知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写铁中玉，是想要他性格坚强如铁，心灵洁白如玉，作者并把这位“名教中人”的名教意识大加发挥，写得颇为迂执，有点笨头笨脑，并不招人喜欢。写水冰心，是想要她性柔似水，而又内有一片冰心，不可轻犯。这一点，作者倒是下了功夫的，书中一些使人感到有趣的情节，便都由这个美貌如仙、机敏若神的女主角来演出的。 旧的才子佳人小说有那么一个老套，便是才子佳人虽说一见倾心，彼此相爱，但好事多磨，总要有那么一两个小人播弄于其间，使他们历尽艰辛，最后才能成为眷属。《好逑传》也没能脱出这个老套。播弄于他们之间的小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拚命追求水冰心，想要得到她的过公子；另一个则是念念不忘，一心想霸占她的家产的叔叔。这两个人各自用尽心机，竭力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个灵慧坚贞的水冰心，却料事如神，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机智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并且尽情地戏耍了他们。书中令人感兴趣的情节也就都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这些斗争上。这是《好逑传》之所以能超出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一筹的地方，因此鲁迅先生赞扬它文辞较佳，人物的性格亦稍异，而内容亦不涉于“淫滥”。 《好逑传》篇幅不多，只有四卷十八回，这也是它的获致好评的原因之一。 镜花缘 《镜花缘》，清李汝珍撰。李汝珍（1763？-1830）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他自幼厌为八股，不习举业，所以也没能得到什么“功名”，一生仅在外省州、县做过一些县丞之类的佐杂小官。但是他读书很多，又极精于音韵，著有《李氏音鉴》五卷，在这方面颇有所得。他对围棋也很有研究，著有《受子谱》一卷，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除此而外，他对经学、考据、书法、绘画、医、星、相、卜之类也都很有研究，确实称得上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正由于此，李汝珍自己也很自负，常怀有一股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他之写作《镜花缘》这部小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便有藉此炫耀才识的企图，这也正是他这部书的主要弱点。 《镜花缘》全书共一百回，但在书末又说，“镜中全影，且待后缘”。据说，他还打算再写一部一百回的《镜花后缘》。但因书未完成，人已死去，所以便没能够与世人相见。 《镜花缘》全书，从情节上看，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前半部分，是以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为主，写他们出海经商，一路所经过的一些国家，以及那些国家的景物和特色。这些国家都是作者逞其想象用来讽世的，所以很多地方不免写得很是奇诡。譬如他写到的“两面国”，那里的人真的竟有两副面孔：前面的一面，都是笑容满面，和霭可亲的，而藏在后边被用浩然巾遮住的那一面，却是极其狰狞、令人可怖的。他又写到“女儿国”，在那里，自国王以至庶民，凡是在外主事的，都是女人。男人却给关在家里，要他们梳装打扮，调脂弄粉，还得自幼就缠足，而且缠得越小越好。林之洋这人因为生得白净，忽被女儿国的国王给看上了，硬把他强掳进宫，想要选他为妃。林之洋在宫里所遇到的最大苦事，则是为妃之前先得缠足。缠足的痛苦，在书里都藉着林之洋的体味被痛快地大书了一番。当然，这与两面国一样，都是作者借此发挥自己的讽刺和指责。在《镜花缘》的前半部中，像这样的讽喻是随处都有的。这书的前半部是写到唐敖到了小蓬莱，求道遇仙，不再重回尘世而结束的。 后半部分写唐敖入小蓬莱后，一百名降谪人间的花仙，又重会在一处，并且都在武则天开设的女科得中的故事。在这些由花仙转世的女孩子中，又以唐敖的女儿唐小山为首，她在女科中也得中为状元。后半部作者所写的便都是这一百名才女应试、登第，以至登第后共同欢宴等类的事。 以全书而言，人们大都认为，书的前半写得优于后半。前半历经诸国虽仍意在炫学，但于景物的描写，讽喻的巧妙，不乏可为赞赏之处。后半于才女欢宴之时，由她们行酒令，猜灯谜，讲学论文，虽然有了更多的掉书袋、显渊博的机会，可并没有写出什么使人认真欣赏的东西，酒令、灯谜都极平常，没有一点使人感到新奇的地方。用笔也太拖沓了，写一席宴会，篇幅竟要占到八九回之多，使人读着不禁起腻。一个珍惜笔墨，善于构思的作者，决不会有这样的失误的。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是流行于清代的许多公案小说之一。所谓公案小说，大致总是以一位有名的清官为主，由他办理各种疑难案件。在这位清官的手下总要有一帮武艺高强的武士来帮他破案，或者帮他去捉拿那些作了案的凶徒。流行很广的《施公案》和《彭公案》，就是这类公案小说的代表作。《三侠武义》中的清官，前有包公，也就是宋时有名的关节不到的包拯，后来则以颜查散代替了包公。帮同拿人的最初是南侠展昭，后来被人捕拿的白玉堂，却反过来一变而为保护颜查散，帮他捕拿犯案人的人了。 《三侠五义》在公案小说中，算是写得较好的一部，因为它多少还有些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情节，并且也还有几个刻画得较好的人物，其中以白玉堂写得最好，把他那少年气盛，专好逞强的性格写得相当生动，当写到南侠展昭由于在御前献艺被封为“御猫”后，惹恼了被人称为五鼠的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年轻的锦毛鼠白玉堂的火气最盛，一怒之下，进京盗宝，把“御猫”引入陷空岛，困在那里加以戏耍。这一段写得最为精彩。 由于《三侠五义》写得不错，竟引起了著名文人、经学家俞曲园的兴趣，曾经动手加以润色。他认为颜查散这个名字实在不雅，遂即为之易名为颜春敏；又因其中侠义人物不止三人，便把书名也改《七侠五义》。经过他的一番润色改动，《三侠五义》就更远远地超过它的同类小说了。 继《三侠五义》之后，又有人做了一部续书，取名为《小五义》，书中的五个主角便是卢方等五人的儿子。继《小五义》之后又出了不少续书，都以《续小五义》为名。后来这种续书竟出到几十部之多。这些续而又续的书，都沿着公案小说的那老一套，毫无新义；即在公案小说中，也得算是劣品了。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清初蒲松龄所著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计有短篇小说四百多篇。 蒲松龄（163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又号西周生，人称“聊斋先生”，是山东淄川人。他幼有轶才，又勤于攻读、写作，所以早就很有文名。他读书很多，又极勤苦专心，早岁且曾到黄山中山居苦读，诗文均有成就。他的诗晶彻清新，很为当时的知名诗人施闰章和王士祯所推重。他一生困于场屋，每试皆不得售，每届试期，他无不入场应试，但是几乎考了一辈子，却依然还是个老秀才，直到他已七十一岁时，才得中为副贡生。由于屡试不中，几乎一生他都是在家乡教书，作为一个村塾教师度过的，只在中年有过很短一段时期，他在宝应县做过一阵幕宾。做村塾教师，生活自很清苦，但他却不以此为意，依然勤于为学和著述。他一生著作颇多，《聊斋志异》而外，他还著有文集四卷，诗集四卷，以及《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聊斋词》等书。他对于民间所唱的俚曲也很精通，并集有《聊斋白话韵文》一书。还有流通颇广的长篇章回小说《醒世姻缘》，据说也是出自他手。 《聊斋志异》内容广泛，篇目很多，辑集最齐备的本子，共达四百九十一篇。这些篇，自然有很多是出于作者的创作，还有一些则是穷搜博采，得诸各方传闻。《聊斋志异》之中，有很多篇目与当时的另一些笔记小说，如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所记同为一事，可以为证。据说蒲留仙为了多得异闻，常常携带几凳和烟茶，摆在离他家不远的大道边，过路行人，有人来歇歇脚，或者喝口茶、抽袋烟，他欢迎接待，极为热情。在和这些人的交往谈话中，往往就会听到一些可供写作的好故事。为了引起人们的谈兴，蒲留仙往往还先谈些自己才听到的各类故事，有些故事如《念殃》等篇，同类的常有三数篇，大概就是这样凑集起来的。 蒲松龄的《聊斋》是仿效唐人传奇小说的形式来写的，但文字更为平易，故事颇重情节，说来宛转曲折，最是引人入胜。故事中有些对话，用的虽也是文言，但模仿各人情态，予以曲曲传出，有时竟很似口语模样，有时甚至竟选以口语出之，这在文言小说中实在不可多得。他也仿效《史记》笔法，每则之后，常以“异史氏曰”为言，或者加以论述，补充他所要写这一故事的目的；或者另叙一则略与本节相似的事情，两相比较，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作者对于诗、词、俚曲、对联、谜语等等都很精通，书中也大量加以运用，因而更加生动了。正由于此，所以《聊斋志异》之作，可以说是为文言小说开创了不少的新天地。 《聊斋志异》初经行世便已风行，流通于世者遂有很多版本。其中较有名的，则有乾隆十六年（1751）铸雪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道光十五年（1835）天德堂刊本，一九六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友鹤校定本。这些版本中，以张本所收的短篇为最多。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尽人皆知的著名小说。它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又自称文木老人。他是安徽全椒人，生于曾经颇为鼎盛，后来逐渐衰落了的仕宦人家。到他的晚年，家道便全败坏了，以至时常竟有断炊之虞。 吴敬梓自幼聪明，好读书，擅记诵，精于《文选》，诗赋可援笔立就。他少年时也习为举业，二十三岁便考中了秀才。二十九岁，他到滁州去应乡试，看到了很多逢迎勾结的怪事，他自己以看不惯这些怪事而遭到斥逐，所以此后便不再应试。 《儒林外史》，便是吴敬梓把他看到和听到的科场中的腐朽丑恶现象，通过各类考生的日常生活、应举时的情状，落榜或得中后的种种表现来加以描述的一部“讽刺之书”（鲁迅语）。在描写中，吴敬梓所用的深刻而含蓄的讽刺手法， 初看似极平常，但一经深思，那些可笑可悲的情状，却又因典型的事例或细节使人震动。 《儒林外史》除去在科考和官场等方面多所揭露和讽嘲外，对于那时还在为人尊奉的所谓道学，也以鲜明的事例予以指责和抨击。书中写了一个中毒极深的王玉辉，他的女婿死后，他竟多方鼓励他的女儿绝食殉节，为的是那样女儿便可称为烈女，他这个做老子的也有光荣。在女儿听从他的话终于绝食而死后，王玉辉虽说实在很悲痛，却还是忍住不哭，反而仰天大笑，连说：“死得好，死得好！”然而他那装出来的意兴，确实又难与内心的伤痛相敌，王玉辉强忍住了，到外面去游荡，强装着高兴却高兴不起来，随目所至，到处都还显现着死了女儿的哀伤。作者用这样的手法来指斥所说的道学之灭绝人性，实是极为生动、深刻的。 在诸多的反面人物以外，《儒林外史》也写了一些为作者肯定的正面人物。其中的杜少卿，据说写的就是作者自己，其他如庄绍光、虞有德、迟衡山等，也都是各有真身，作者全是据实而写的。这些人物写得却并不好，都很不够生动，他们所做的大事，致祭泰伯祠，也没令人感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此，有很多熟读《儒林外史》的人，甚至发过这样的议论，说是写反面人物实在要比写正面人物容易得多！ 《儒林外史》自始即流行很广，因此不同的版本也就很多。大致是以五十六回本的那一种最为通行。但据考证，作者的原作只有五十五回，最后一回乃是他人所补。还有一种版本，有六十回。这些多出来的回数，也都是由别人代为补上的。 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是清人夏敬渠所作的一部小说。夏敬渠（1705-1787）字二铭，一字懋修，江苏江阴人。他原是书香世家出身，又极英敏好学，所以读书很多，不但精通经史，旁及百家，关于兵刑、天文、算法诸书，也都能够通达。他也习为举业，并连连应试，只是他在科场却极不利，累试都不得第，总脱不掉身上那领青衫。他的家乡原是以出幕僚见称的，夏敬渠对于刑名、钱谷也曾素习，并且受过名师的教导，既是科名不利，只得改以作幕为生，于是多方应聘，历经燕、晋、秦、陇等地，在很多大官显宦的衙门里都作过幕宾。因此夏敬渠着实走了不少地方，交结了很多文人豪士，可称得是眼界大开。这给他后来回家著书，并写出了这部小说打下了基础。 夏敬渠以程朱理学为本，又兼涉诸子百家，因而他的著作种类繁富，也很庞杂。他的《唐诗臆解》、《纲目举正》、《医学发蒙》、《经史余论》、《金史约编》、《学古篇》、《浣玉轩诗文集》等书，都曾腾誉一时，很为一些人称赏。 《野叟曝言》的篇幅不小，共有一百五十二回，是一部相当长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名文素臣，是个具有文武全才，又历经患难，最后得为朝廷任用，因而遂得大行其道的人物。很显然，这个人物正是夏敬渠的夫子自道。他把自己所有切望而不可得的事，如功名富贵、妻财子禄、超人才能等等，都让这个文素臣在小说里一一为他实现了。在小说中，文素臣是个纯阳之体，有超人的体力，不用助跑，一跃便能直上高达二十丈的高峰。这还不足为奇，遇有生理上有缺陷的“石女”，倘能挨近他睡上一夜，则他的纯阳之体，便能使那石女象动过手术一样起了变化，会变得完全是个正常的女人了。书中还有大量的为维护封建礼教作辩护的说教，又有很多淫秽、残酷的描写，都把作者的爱好和心灵的污浊，活生生的暴露出来。有些看过本书的人说，单看它的情节和故事，是会使人感到烦厌，难得读到终卷的；但是如果能兼及作者，发掘他是怎样一个人，有些多么可笑的狂想，你却又会感到趣味无穷了，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野叟曝言》另外也还有点好处，也是出于作者的意外而取得的。作者是全力维护封建统治、宣扬封建美德的，但是就在作者的津津乐道中，却倒显出了那时的一些真相，让人们看到了当权者是如何腐朽和昏乱，而人民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与贫困。这些，作者也是全没察觉的，他还自以为他的书充满了对圣世的歌颂。据说，在乾隆下江南时，作者为显示自己的才华，也表现自己对圣主的赞美，特意将本书用恭楷抄出，想届时进献，以求得到圣主的特知，幸亏他有个极聪明的女儿，深知如果献上此书，不但不会得到乾隆的赏识，获得想望的恩荣，倒怕还会触怒龙颜，惹下灭门大祸。但她又深知其父，明白劝是劝他不住的，这姑娘便把抄本暗暗藏了，以同样的纸张订成一式的空本子，放在原处。乾隆已到达江南，夏敬渠临到即将亲去进献时，才发现他的抄本已变得全是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了，他很是吃惊，寻思此中必然是天意，因而进献之举也就作罢了。这件事也只是个有趣的传说，但由于作者确实是个荒唐不经的人物，这也许正是实事。 《野叟曝言》，内容颇多荒诞处，但埋藏在这些不经之谈中，却又写出了清季中叶的一些社会情况。还有些较难寻见的原始资料，也夹在那些冗长的故事中。有人说读这书如旅行在沙漠中，细心地筛选，披沙又足以见金。 红楼梦 《红楼梦》是与《水浒》和《儒林外史》同被誉为章回小说中的三大巨著的。但这仅是泛泛而论，实际上很多人认为《红楼梦》不拘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另外两部书，它是古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部，足以与世界上的任何名著媲美。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雪芹是作者的号，他的正名是曹露。曹霑除了号雪芹外，另外还有些号，如芹圃、芹溪等。他的生卒时间，生于康熙五十三或五十四年（1715或1716》，卒于乾隆二十八或二十九年（1763或1764），至今争论未定，虽说都只各差一年，但都各持己见。 曹雪芹的祖上原是汉人，但很早便已被掳出关，成了满人的治下，做了正白旗内务府“包衣”了。由于他家跟随上了清朝的帝室，所以在清室入关后便也更见显赫。从曹雪芹的曾祖父起，江宁织造这个美差，便一直都由他们家的人世袭着，豪华富贵，很是触目。曹雪芹只在幼年赶上了一段繁华生活的尾声，到十三岁时，他家便因获罪被抄了家，家道由此中落，日形困顿起来。后来曹雪芹住在北京西郊，竟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困苦生活，甚至时有断炊之虞。 曹雪芹是经历了生活上的骤变，由盛及衰，由富贵豪华而至贫穷困顿，历尽沧桑，识透了世态的炎凉，尝尽了人情的冷暖，久蕴在心，后来才发而为书的。这时作者虽然还没有认出封建统治的必将灭亡，但积郁所至，却在书中显现出了这种迹象。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作为线索，写出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这一家的由盛至衰，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腐朽，以见其必然走向崩溃的。他写得极为细致，各种情况都是通过很多生动的细节来显现的。书中写了数以百计的人物，且都写得很活，言谈举止，各有其态，都能令人深印在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曹雪芹并没有把《红楼梦》写完，他只写好了八十回，便去世了。他写书时，极为尽力，常常要数易其稿，所以只这前八十回，他便用了十年时间。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他便说到了自己著书时，反复增删的情况。他说：“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说的确是实情。 《红楼梦》原定要写多少回，研究《红楼梦》的各家，各自运用自己所据的材料，其说不一。如今通行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是由汉军旗人高鹗续上了那四十回的。他的这些续书是根据曹雪芹在前半部所有的预示完成的，它保持了宝、黛二人爱情的悲剧结局，也是很有识见的。只是高鹗比曹雪芹，在思想境界上相差实在太多，所以后四十回中和前面脱离太远的地方也还是出现了不少。如鄙薄八股的贾宝玉后来竟大谈起制艺来，就是其一例。还有人认为，在文字方面高鹗比曹雪芹也差得太远，后四十回大都索然无味，简直少有可看的地方。二人文字上的差距，确乎是有的。但高是续书，写来要有拘束，见好原也更难。其实有些章节他还是写得很不错的。特别是他写袭人出嫁的那一回，写得宛转周折，既很动人，又极合袭人的为人，实在说得上是一时的妙笔。 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清沈复撰。沈复（1763-1808）字三白，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他虽也是个读过书的人，但因他的家庭不是那种以举业为重的仕宦人家，而是有时为人作幕，又有时也出外经商，学习钱谷师爷之事的亦商亦幕的人家，所以他虽然也还能文，有时还能写几句诗，但终究不是合格的举业人才，做起举业文章来，可又差远了。然而正由于此，他的文章又自有特色：老老实实，平铺直叙，说的都是真实语、至情话，既无道学语、门面话，也没有那些雕饰炫耀的词藻；它有时倒也有些幽默语、警人语，但却又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浮生六记》，一本薄薄的小书，辗转流传，并有很多的印本，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作者的文笔朴实，完全以真情实感动人心弦之故。前人评论此作，曾有“幽芳凄艳，读之心醉”之语，说得倒也确是实话。 《浮生六记》全书共有《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六篇，每篇都有个“记”字，又都是记个人一生所历的各样事情，所以便名其书为《浮生六记》。这书应该说是一部散文体的自传小说，所记大半都是作者和其妻陈芸一生间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琐事。陈芸是个纤弱灵慧的女人，自幼家中并未教她识字，但她听人诵读白居易的《长恨歌》，自己也记熟了这首长诗，后来找到了这首诗，“按图索骥”，居然自己学会了识字，因而读了更多的诗文，也颇通文墨，能体会所读诗文的优劣得失。陈芸由于爱好文事，又因夫妇之间相爱极笃，携手并肩，不避外人耳目，因而失爱于翁姑，被迫过早独立生活，以至历尽艰辛。六记的前三记，记的便是这些生活。其中《闺房记乐》，记的便是两人心心相印，情好无间的细节。《闲情记趣》也是写他们之间的生活，但偏于一些生活间的趣事，如两人如何既俭省又巧妙地做些衣饰、食物之类，或者静卧帐中，看群蚊飞舞，渐竟有如观看鹤翔，等等。《坎坷记愁》所记都是生活里的困顿，这主要是经济上的拮据，陈芸终于贫病而死，也见于此篇。这前三节，所记的主要都是他们二人间事，写得细致宛转、生动又颇凄凉，评语所谓“幽芳凄艳”者，指的就是这些。第四篇《浪游记快》，所记都是沈复经商在外所到之处的情景，略可见到一些地方的风物和社会情况。 有人说《浮生六记》，只应称为《四记》，因为后面两记自始便佚落了，几乎没有人见过。对此，便有两种说法：说佚失了的为数极多，但也有人说作者大概因故并未写出。其实这后两篇，尤其是最后一篇《养生记道》，也许和作者最后终于投入道门学道有关，佚失了似乎并不怎么可惜。近年有《浮生六记》的最后二记已被发现之说，有人对此又颇置疑，认为也许竟是伪作。笔者至今还无缘得见，所以无从置言。 再生缘 《再生缘》又名《龙凤再生缘》，是一部弹词式的说唱小说，它出于乾隆年间的女作者陈端生之手。陈端生字云贞，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她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人家，她的祖父陈句山便很有文名，因此陈端生虽然生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却也还是知书能文，并且很爱作诗。她长大后，嫁给淮南人范菼为妻。范菼字秋塘，也是个读书人，也极为爱诗。他们夫妇由于兴趣相投，又都能诗，所以感情很好，很有一些唱和之乐。范菼后来因牵连在一桩科场案里，他的继母又趁机控告他忤逆不孝，结果被判遣戍边疆，抛下陈端生在家里与继母一同过活。 陈端生于范菼出事后，便洗尽铅华，一意与继母相依。但她虽然竭力侍奉，却也难得继母的欢心，常是在挨骂受侮中过日子。她为了排遣自己的苦闷，便开始了《再生缘》的创作。书中写的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孟丽君，乔装应试，竟中了状元，后来且做了宰相。她在暗中帮助和她已订了婚的皇甫少华，但却不予说破，不理前姻。陈端生这么写，其实是寄托自己的孤凤离鸾之悲。她常自语，“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但是她并没有等到范菼的归来，便已先死了。当然《再生缘》也没有写完。 《再生缘》共二十卷，陈端生只写了十七卷，后三卷是另一位女作者梁楚生为之补足的。最后把这书全部加以润色和印行的却是侯芸。这侯芸非同寻常，她是侯学诗之女，嘉、 道之际著名文人梅曾亮的母亲。她早年便已能诗，但她的诗却失传了，只有经她改过的《再生缘》一直流传着。侯芸在晚年改过不少流行的弹词，像《玉钏缘》、《再造天》（即《再生缘》的续集）、《锦上花》等，也都是由她改编加序并予付印的。不过《再生缘》实是她所改印的书中最有名的一部。 侯芸把《再生缘》改成一部没有唱词的章回小说，全书共三十二回，题名曰《金闺杰》。 荡寇志 《荡寇志》又名《续水浒》，是根据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结局时卢俊义所做一梦的示意而写的一本续书，全书也是七十回，与正本正自相对。这书的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是浙江山阴人，他颇有文才，但不习举业，所以终身没能博得一第。有人说，他之所以要写这部小说，便是自觉文与命憎，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才的缘故。也有人说，他作这书，是出于父命。他的父亲曾在广东为官，适逢傜民起义，便在剿办起义人民的军队中任事，深感《水浒传》一书对于人民起义有很大的煽动力量，必需彻底加以摧毁。他要俞万春作这部《续水浒》，用意就在彻底摧毁原书的一百单八将，使他们人人都遭到毁灭的下场，以见“为人不可为寇，为寇终无好报”的后果。所以书名《荡寇志》，用心便一目了然。俞万春对于这一点是做得很毒辣的，他不但给一百单八将都安排下了一个悲惨的下场，而且还是你会什么，就偏叫你死在什么手里。譬如花荣是以神箭出名的，俞万春便安排了他与《荡寇志》的女主角陈丽卿斗箭的一场。结果当然是花荣敌不过陈丽卿，被她一箭射死了。再如安道全是被称为神医的，但是俞万春却让他吃错了药，自己把自己药死了。总而言之，会什么就偏死在什么上，其目的就在于证明一经为寇，就是有绝技在身也全归无用。这种作法其实不得人心，因为《水浒》的英雄们是很为人喜爱的，这样硬造出些人来压倒他们，确实令人气闷。正由于此，《荡寇志》自问世以来便不为人所欢迎，很多人都是越读越气，后来便索兴丢开，不再看了。对它感到有味的人极少，这倒并不是俞万春的文笔不佳，写得太差，而是因为他的观点舛谬，不得人心。其实俞万春的文字是上等的，譬如开头的那几回，他写高衙内在庙会上看中了陈丽卿，一心想把她弄到手，陈希真父女又如何巧妙安排，把高衙内赚入家中，痛打一顿，然后父女双双奔往江湖之上。这一段写得很是生动细致，称为《续水浒》，原可当之无愧。只是后来转入与梁山泊对立，便越写越孬了。 俞万春大概也已晓得，他的小说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大的荣誉。他虽也因参加镇压傜民起义立有军功，曾被叙议，但实际又没捞到什么好处。所以他到晚年变得心灰意懒，退隐于西湖行医，常以一壶酒、一只笛分系于所骑的牛的两角，高歌狂饮，掩饰他那欲爬不能的苦闷。 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是清末出现的一部反映清季官场黑暗和人心动荡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作者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又字云瑞，别署洪都百练生，江苏丹徒人。 刘鹗是个学有多样技艺，读书很杂的人。他少年时也曾学为举业，但因心有旁骛，用力不专，所为时文往往不中绳墨。他虽也常自悔，时时发恨，要闭户读书，但仍未能奏效。在习举业之余，刘鹗还学了数学和医学，这些他倒学得不错，后来既能到上海去行医，并由行医而学会了经商。但他终于还是捐了个同知，想由此入仕。光绪十四年（1888），黄河在郑州一带决堤，刘鹗投效在河督吴大澂的部下，在河工上效力。他后以治河有功，被保为候补知府，到京办理分省事务。 刘鹗在京虽是个候补官员，人却颇为活跃。他曾多次上书言事，建议借外资以修铁路，又力主开发山西矿产。这些建议，清廷都曾采用，保守派却极不满，纷称建议的刘鹗为“汉奸”。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刘鹗已弃官为商，正巧也在北京。那时刀兵遍地，饥民很多，刘鹗便以低价从已被联军占据的粮库购得储粟，赈济饥民。但这却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以盗售国家储粮获罪，被流放到新疆，终至郁郁而死。 《老残游记》是刘鹗就其经商为宦，游踪所至的所见所闻写成的一部小说。书中以一个摇串铃卖药的江湖医生“老残”作为主角，以他的经历作为主线，把故事串连起来的。他在书中揭露了清末极多黑暗酷虐的情状。最突出的一点是，作者借书中一位白太尊发议论说，愚而自用的清官，害起人来比贪官还要厉害十分。因为贪官拿了人家的钱，心里是虚的，胆子要小得多；愚而自用的清官，则认为自己不要钱，便什么都不怕，在他的手里受到了冤枉常就一冤到底了。这个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刘鹗颇善写景，小说里有黄河上打冰的一段，写的极为神妙，令人有如身临其境。自然，这也是由于作者自己便曾经身历其境的缘故。书中写到明湖居听王小玉说书一段更见出了功力。对于声调的描述，历来便被文人视为难能之事，因为文字是无声的，要以无声的工具表现出声音的高低疾徐，轻重宛转，最首要处便是能以具体的譬喻，使读者能有如实的体会，一层一层，一段一段，真切地感到声音的变换和转折。明湖居听书一段，作者以登泰山为喻，以见出王小玉的唱腔高了又高，曲折宛转，最后更拔地而起，高唱入云，直是写得淋漓尽致，使人于想象中象真听到了那段绝唱。 《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应该说就是作者自己，因为人在书中，所以多种情节才能写得转宛真切，富有实境。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清末流行的所谓谴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它的作者李宝嘉（1867-1907）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这人很有些小聪明，自幼便已精于制艺和诗赋，府试时，曾以第一名入学，但在此后却又累试不第，终其身仍只是个秀才。 为了谋生，李宝嘉来到上海，以办小报为生，先后办有《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和《绣像小说》等。《绣像小说》是一种专载小说的刊物，李宝嘉自己所著的《文明小史》和《官场现形记》便也登载在那上面。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是一部以暴露清末各级官僚贪污腐化、愚昧无能、卑鄙无耻等等现象为目的的小说。由于作者办过多年报，确实掌握了很多具体的事实，所以写来头头是道，并还有些出乎人们想像之外的地方。作者对那些愚昧无知、贪酷暴虐、一心想捞钱的官僚们，是极为鄙视，并尽情嘲骂的，但因只是限于一般嘲骂，所以书中所写的人都只是些漫画式的人物，而全书所能达到的目的，也仅只是暴露和谴责而已。 负曝闲谈 《负曝闲谈》是连载在清末由李伯元所办的《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一部小说，开始于《绣像小说》的第六期，截止于它的第四十一期，共三十回，但小说却并没有写完。 这三十回没有写完的小说，当时（约在1904年）却没有出过单行本，到1933年，徐一士先生又把那三十回书标点分段，并逐回作出评考，重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上，次年还印出了单行本，名为《负曝闲谈评考》，由四社出版部（即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者联合的出版部）印行。 这部小说，初刊于《绣像小说》时，署名为“蘧园新著”，这个蘧园，徐一士在《评考》的序文中说，“曾记得当年有人说过，蘧园就是李伯元”，但他接着却又声明“没有什么佐证”。 《负曝闲谈》所写的是当时一些小官僚的现形，还有一些借维新以谋利者的丑态，大致有如《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是由一些自成起讫的小故事串连起来的，随时可以算完，随时又可续接，所以这现存的三十回书，就算它是全书，也未为不可。全书的文笔颇佳，但却又显得夸张太过。 市声 《市声》也是发表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一篇小说，在那上面陆续刊出了二十五回，却并没有刊完，是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商务印书馆要印出单行本时，才由它的作者补足为三十六回的。《市声》的作者署名为姬文，但姬文究竟是谁，至今却已无查从考了。 《市声》登载在《绣像小说》上时，被称为“实业小说”，但认真说来，它还该算是一部谴责小说，不过所谴责的不是腐朽的官场，对象却是当时的一般奸商，揭露他们打着“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幌子，暗中却搞投机倒把、巧取豪夺的种种勾当。 对于“实业救国”，作者倒还是深信不疑的。在这方面，他写出了几个正面人物，借他们的口，宣传了一些有关“实业救国”的大道理。尽管由于所用的是传声筒般的说理，作书不大，给人们印象也不够深，然而在那时候，实在也很难得了。所以阿英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论及此书时说，“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在晚清只有一部文的《市声》。” 痛史 《痛史》也是吴沃尧所作的一部小说，讲的是南宋末期的一些史实和社会情况。书中描写了习于偏安、昏庸无能的南宋王朝和对内专横跋扈、对外屈膝卖国的权相贾似道；也描写了以文天祥为首的一些爱国志士，写他们如何热心救国，对内与昏庸的皇室和跋扈的奸相作斗争，对外竭尽力量抵御日益加紧侵略的强敌。作者所以要写这些，当然是有所用心的；他写的虽是南宋，指的却是当时的清室，那些忠、奸人物也都各有所指，希望能借以唤醒国人。 对于本书，阿英先生曾给予颇高的评价，他说：“在晚清的讲史中，这是最好的一部。无论是内容上或是技术上，都有很好的成就。这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痛史》全书只写了二十七回，还没有写完，但要点都已毕具，差不多也可以说已能成篇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一部谴责小说，它的作者吴沃尧（1867-1910）字茧人，后改字趼人，他的祖籍是广东南海人，但因世居佛山镇，所以他又自号为“我佛山人。”关于他改字茧人为趼人，《新庵笔记》还有一则记载，说是有某女士为吴沃尧画了一幅扇面，在题款时，误书茧人为“茧仁”，吴沃尧不觉叹道：“这可真是要强以我为茧了！”因而遂改字曰“趼人”。 吴沃尧生得气宇轩昂，很是不凡，但身体不好，常患失眠，尤其是到后来以写作为业，失眠便更加严重，所有的文稿，几乎都是成之于失眠的夜里。他年仅四十五岁便即去世，原因也即在此。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以说是与《官场现形记》相仿的黑幕小说，不过它又比《官场现形记》的视野稍宽些，它不仅揭发了许多官场的黑幕，对其他各界的陋习劣规也有触及。全书是由一个自名为“九死一生”的人的自我叙述作为故事进展的主线的。单只“九死一生”这一命名，便已见出作者所见到的社会是如何之险恶可怕了。“九死一生”是在经历了社会风险之后，才来跟随他的表哥吴继之一同经商的。全书所记，便是他往来经商，亲目所见的一些鬼蜮现象，也就是书名所说的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状》共一〇八回，第一回有如序幕或楔子，只叙述了“九死一生”的来历和他与吴继之一同经商。第二回至第六十七回，叙述的“九死一生”在京外各处所见到的种种怪现状，对于各省上起总督，下及州、县，所有各级官吏和他们的衙门都有所抨击和描绘。自六十八回至一百零六回，笔触所及，则已到了京中，所抨击的已不仅是外官，把那些身在枢府的京官也包括进去了。最后两回则是写到“九死一生”和吴继之的经营失败，遭到破产，全书也因而便告结束。 九命奇冤 《九命奇冤》也是吴趼人所写的一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广州哄传很久的梁天来告御状的故事。 原来梁天来与一家姓凌的本是亲戚，但因在“风水”上有所干碍，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那凌姓人家财多势大，一再欺压梁家，竟于一天夜里率众纵火，烧死了梁天来一家-八口。幸免于难的梁天来，向县里、府里告状，一直告到按察使那里，冤情都无由得伸，因为凌家买通了官府，官府都站在凌家一边。那时有个叫做张凤的乞丐，目击凌家如何纵火，仗义出来帮梁天来作证，官府竟说他是挟嫌乱证，将他活活打死，冤案也由八条命变为九条命。 梁天来被逼无奈，只有进京去告御状。他历尽艰辛，终于告成御状，皇帝派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办，这九命的奇冤才得昭雪。 《九命奇冤》共三十六回，写得不短。吴趼人在这部书里，尽情描绘了凌家如何勾结官府，上下行贿；更尽情地揭露县里、府里以至在全省最高的司法机关按察司那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是如何索贿、受贿，以及收取贿赂之后，又如何昧着良心，草菅人命的。 告御状使冤案得伸，只是作者的愿望。作者还把告御状的困难和危险写得详尽生动，使人知道告御状实在并不容易，而且是非祸福，也还得靠着运气。 恨海 《恨海》共只十回，是吴趼人刊行的小说中较短的一部。它讲的是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它从列强到处烧杀抢掠，人民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景象中，特别写了北京一家的悲惨遭遇，以一例百，以见其余。 书中所写的这一家，主人名叫陈戟临，是一个小小的官僚，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陈伯和，二的叫陈仲蔼，他们都未结婚，却都已经订婚。在庚子之乱中，陈戟临夫妇都被杀了。大儿陈伯和带了未婚妻逃难出京，和未婚妻失散后，又于乱中偷到了别人的八箱财物，跑到上海，在那里狂嫖滥赌，终于得病死去。他的未婚妻悲恨绝望，出家当了尼姑。 陈戟临的二儿子陈仲蔼也逃得了性命，他先逃到陕西，也于混乱中捞到了一笔钱，于是又往上海去找他的未婚妻。他到了上海，却发现他的未婚妻已因祸乱被迫成了妓女。陈仲蔼愤怒之余，也出家当了和尚。 小说以陈家每个成员的遭遇映见当时的变乱，最后一男一女都出了家，更着重一个“恨”字。但由于作者对祸乱的根源认识不清，所以就感到不够深刻。有人称这类小说为暴露小说，便是因为它们只有暴露现象而未能触及实质的缘故。 孽海花 《孽海花》是根据曾以公使夫人的身份跟随洪钧出国的名妓赛金花的故事而写出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曾朴（1871-1934），字孟朴，以东亚病夫作为笔名。他是江苏常熟人，早年习为举业，光绪年间，乡试中式，成了一名举人。他很有爱国心，对于当时腐朽政治，也想出力予以改革。但他拘于旧习，认识不清，先曾一度与谭嗣同等共同从事维新事业，后来却又积极地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跟着那般奉命办事的人混了一阵。在清朝，他没有做官，只在两江总督端方的幕中做了几年幕僚。入民国后，他曾做过江苏省官产处的处长，政务厅的厅长，等等。 曾朴早年学过法文，因而很早便已接受到了西方文化，并对西方文学很有兴趣。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他就创办过一个名为《小说林》的杂志，发表当时人创作和翻译的小说，成绩斐然，于文艺创新方面很有影响。到晚年，他又在上海办了个“真善美书店”，专以出版小说和有关美学的书籍为务，他自己写的小说也是由那个书店来发行的，就中以《鲁男子》和《孳海花》为最有名。 《孳海花》原为金天翮所作，投到曾朴那里，由他发表在《小说林》上的。但金作只写了四、五回，便中断没有再写了。事过多年以后，曾朴又即就金文，把全书续足到三十回，印而为书，由真善美书店予以发行。《孳海花》一书，是以洪钧和赛金花的故事作为线索，就中又穿插了不少事件和人物。曾朴很熟悉当时的掌故和人物，笔力劲健，书实在写得很是丰富生动。书里对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僚的颟顸无能、腐化堕落，都尽情地给予嘲笑和鞭挞。书中对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有所涉及，表示赞同和称扬。书中对当时人物和事件有些是据实而书，不过名字都加以改换，用了假名，如书中金雯青便是洪钧的假名，而赛金花则代之以傅彩云。作者对每个人的假名都费了一番苦心，或以谐音，或以字形相近，或以本人的事迹，巧妙地起了各自的假名，明眼人一看便了然了。曾朴学贯中西，文笔极佳，又对清末朝野各类掌故知之甚详，以他来写这一时期触及到的中外相争、宫廷内幕、官场鬼蜮等等情节的小说，实在是再合式不过了，所以他的书写得结构细密，舒卷自如，能哄动一时，受人欣赏。 曾著的《孽海花》虽以赛金花为书中的主人公，但不过是用她来作个架子，用为线索，并非有意尽传其事，所以他那三十回书中，有关赛金花的很多事并没有叙述。这样，后来便又有人竞为续书，各表一枝，这些续者，虽然大多都是仿效曾朴的文笔，但学识、才华都不及他远甚，因而所续各书质量也都很差。其中只有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文笔尚还生动，稍稍象点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