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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作者简介及推荐作者简介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是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解剖学博士，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

库恩博士现任库恩基金会董事长，该基金会由他本人投资创立，运作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文项目，包括追踪和传播科技和学术领域的新知识，举办古典音乐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媒体教育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目前正在举办的项目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走近真实：科学、意义和未来》，这一节目由库恩本人制作和主持，展现了科学家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前沿科学、新知识和基本问题的不同观点(www.pbs.org/closertotruth)；纪实片《音乐家阿拉姆&#8226;哈恰图良的生平和音乐》（获2003年好莱坞电影节最佳纪实片奖）；中美财经、媒体和科技学者跨文化大会。

库恩博士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主要从事并购和企业理财，专职负责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

10多年来，库恩博士担任日内瓦公司总经理和合伙人，该公司在他的经营下成为美国私人拥有的最大的一流并购公司，后来经他洽谈出售给花旗集团。在他领导下，日内瓦公司完成了超过1200家私人公司的并购交易，并对10000家私人公司进行了估价，是美国当时业务量最大的公司。库恩博士担任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通过该公司管理自己的私人投资。

自1989年以来，库恩博士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邀来到中国，一直担任中国国家部委、机构、企业和大公司顾问。他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媒体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的咨询。库恩博士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组织会议讲授并购和科技的商业化以及媒体经营。库恩博士还担任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

库恩博士编著有25部著作，其中有《投资银行文库》（7卷）、《投资银行学：高风险交易的艺术与科学》、《创造性和创新性管理前沿》、《交易人》、《你所需要的谈判技巧和秘密》、《走近真实：挑战当今观念》、《在巨人当中胜出：中型公司的创造性管理》和《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等。他的三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交易人》、《走近真实》和《投资银行学》（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投资银行学著作）。

库恩博士是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他曾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担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商务与财经策略教授。

作者简介及推荐名人推荐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对江泽民精心研究之力作。书中生动刻画了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形象。所有有兴趣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发展动力的人都会从书中受益匪浅。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本书从崭新而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成就。通过第一手资料，详尽描述了江泽民令人回味的人生历程，对于那些渴望理解现代中国领导层的各个方面的人来说，本书将是珍贵的文献。

——美国参议员　范士丹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是在江泽民时代经济上有了空前的发展。他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大国。在他当政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中美关系尽管起步很艰难，但在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期间得到空前加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讲述了他的非凡经历。

——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描述的是中国最引人好奇的领导人之一。我与江泽民曾多次见面，我觉得他是世界上初露锋芒的中国的一位洞明世事、处事练达的领导人。库恩对江泽民的亲属、好友及有关工作人员所作的多次采访，展现了他对改变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而且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品格与思想作出新的阐释。

——维亚康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雷石东

本书对江泽民的政坛生活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揭开了中国领导层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令我手不释卷。他的描述给中国制度下的人事变迁、政治活动、社会体制增添了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书中讲述中国在世界迅速崛起的关键几十年的光辉历史。

——亚洲协会名誉主席　尼古拉斯.普拉特

毛主席统一中国，邓小平变革中国，江泽民使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主要大国。库恩引人入胜又令人信服地讲述了江泽民的成功故事。他对江泽民的细致入微的描述与我对这位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和爱国者的个人印象十分吻合。这是关注本世纪的中国的人的必读书。

——前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1991）　李洁明

这本趣味盎然的传记刻画了一位对中国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是对21世纪的中国崛起这一重大事件有兴趣的人必读的一本书。

——中美关系委员会主席　约翰.霍尔顿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详细描写了江泽民的一生经历、他的好恶和政治上的成败。库恩的描写充满感情和同情心。他在书中讲述了江泽民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斗士和练达的政治家、理想主义者和普通家庭成员的故事。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振兴了中国经济，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

——波士顿大学教授　傅士卓

引言江泽民的经历（1）

江泽民的毕业照，摄于1947年中期，江泽民21周岁前几个月。

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

上面这些只是假设，而下面这些却是事实。

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人的袭击，江泽民主席紧急致电乔治&#8226;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江写道：“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根据北京的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昨天发生的袭击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它虽然发生在美国，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的外交支持明确而坚定，帮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挫败恐怖主义的联盟。

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考虑到中国关于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积极行为尤为世人瞩目。

10月，在上海,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

如果考虑到江泽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后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惊。那天，美国空军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不停留地飞到南联盟上空，投下了5枚卫星制导炸弹，结果炸毁了中国使馆，并炸死3名中国记者。怒火在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体上迸发而出，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美国的政策就是遏制中国并阻挠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现在这种想法更是给这场反美风暴火上浇油。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围住了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高呼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而江泽民也严厉抨击了美国的“蓄意挑衅行为”。

江泽民对俄罗斯总统鲍里斯&#8226;叶利钦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他还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第二天，在接见俄罗斯特使维克托&#8226;切尔诺梅尔金时，江说：“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意志和力量。”他还以无畏的气概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如果考虑到短短5个月前江泽民的态度，他对“9&#8226;11”事件的反应似乎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一架正在中国沿海监听电子信号的美国海军EP-3“白羊座”侦察机与中国的一架歼-8喷气式战斗机相撞，造成中国战机坠入南中国海，机毁人亡。受损的美国海军飞机则未经授权迫降于中国海南岛。消息传开后，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学生的愤慨言论淹没了中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联网。江主席再一次亲自表达了中国的愤怒。他说：“美国应该就此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尽管与在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时江主席的愤怒态度相比，他有关“9&#8226;11”事件的“慰问与哀悼”似乎很像是一个大转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实信念，就很容易以为他在使馆被炸事件和撞机事件中对美国的严辞抨击是颇有算计和机会主义的，而且会以为他在利用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国内的反美情绪。这一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而形成的简单化判断。

要理解江泽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江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8226;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上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

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泽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

引言江泽民的经历（2）

江泽民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同学的毕业合影，摄于1947年中期。第三排右起第三位戴黑框眼镜者为江泽民。他的两位好友在后排（中），在右扇门左边者为王慧炯，左扇门正前为童宗海。

1989年，中国深陷于自人民共和国40年前成立以来最大的各种危机之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大批抗议学生聚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政府作出了反应，先是发布戒严令，接着又动用了武力，随后发生的事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责难。在一度混乱中，这个国家的最高职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被交给了一位前工程师。此人因其忠诚、老练、文化价值观以及知识分子的多种兴趣而闻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前额头发开始变得稀疏、戴着大号眼镜的名叫江泽民的大个子，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在一个新的强人登台亮相之后，他就得让出自己的位子。

10年过去了，江泽民仍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尽管他花费了多年时间革新政策、争取共识和纵横捭阖，但他确实让整个世界感到吃惊，因为他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超出人们想像的变化，但是在1999年5月，这个国家却面临了一场严峻考验，起因是名副其实的“火”。

这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开始发动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斯洛博丹&#8226;米洛舍维奇停止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进攻。5月7日，一架美国的B-2轰炸机携带4万磅弹药前往南联盟执行一次轰炸任务。在它的数个打击目标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补给站，该目标的详细坐标已被输入轰炸机先进的制导系统，并已与精度达一米的美军全球定位卫星相匹配。

1999年3月24日至5月6日之间，在北约部队投到南联盟的9000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7枚炸错了目标。5月7日这天，有5枚这样的炸弹落到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炸弹摧毁了使馆建筑，并炸死了3名中国记者，另有20余人受伤。北约宣称这些炸弹并不是偏离了目标,问题是目标本身就是错的。为了辩解他们怎么会把那幢庞大、显眼的使馆建筑误认作一个军事补给站，北约的发言人将之归咎于“错误的情报”，说是中情局官员向军队决策者提供了不正确的资料——或者像美国情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旧地图”的缘故。

在使馆被炸之后的一小时内，江泽民召集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组成党的最高领导班子并管理着国家的7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所有相关部门的首脑，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他们需要作出迅速反应，但作出反应是一件需要周到地考虑各种平衡的微妙的事。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王光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事后回忆了当时的微妙敏感之处。他说：“我们认识到，这一事件肯定会在民众，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造成冲击波。学生们肯定会作出反应。”

对中国人来说，这起炸馆事件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侮辱，而且大多数人认定它是蓄意的。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北京聚集，他们把怒火对准了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东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困在使馆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简直成了人质。当人群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对立时，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识到这场示威活动是自发的。

此时，在中南海——这是毗邻天安门的一片用高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建筑，朴实无华，有宁静的湖泊、幽雅的环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办公——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

“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国大使馆外对一名西方记者大声说道，“中国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

在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报告并提了一些问题之后，江泽民请在场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发表意见。

“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并充分讨论以后，”王光亚回忆说，“最后就轮到江主席来平衡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人民一时的情绪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法的准则遭到了践踏——我们知道中国的公众肯定会密切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王光亚（他曾就读于约翰&#8226;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学生们可能作出过激反应。因此，我们大家立即认识到，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

最后，与会领导人共同决定了采取的行动步骤。第一步是，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第二步是，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讲话将具有双重目的，即既让听众感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事件的，同时又敦促公众克制。“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

“就在外交部这里，”王光亚说，“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想想美国人总说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真是一种讽刺。”

“一些人要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王接着说道，“早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8226;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立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

就在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坚持当前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侵略，他们把北约部队在中国的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一事视作奇耻大辱。江泽民意识到，共产党必须带头表达这种民族情感，否则将冒对当前的爆炸性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

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普通的中国人已变得越来越反美，这一态度的转变缩小了江泽民的回旋余地。

引言江泽民的经历（3）

1955或1956年，江泽民（中）与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在莫斯科。

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7%的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说他们最反感的国家就是美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守到第三天时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议活动，我们还是要继续示威，直到美国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些人颇有点怀旧地谈到了毛泽东，赞扬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抗美行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毛主席真伟大。”一名陆军上校这样说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

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江决定要加以引导，而不是与之唱反调。他采取行动疏导人们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与抗议群众的呼声相协调。他希望确保两件事，一是他的国家保持稳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无恙。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表态忠于党，并发誓“要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它们不受践踏”。

官方媒体赞扬学生们支持政府。由党支持的学生团体租来了公共汽车，直接把学生们拉到了使馆区。

5月9日，将成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胡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胡发表讲话，这位下一代主要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

当学生们在发泄着对美国的怒火时，胡锦涛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努力让他们保持冷静。胡当时是最年轻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要想控制这场危机，疏导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至关重要，共青团（胡仍与之保持着纽带联系）向学生们提供标语并组织车辆把他们送到使馆区。

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在整个中国，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并且变得更加喧闹。学生和工人继续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和垃圾，砸碎了仅剩的几块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们也组织了针对当地美国使团的抗议游行。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并建议那些已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避开人群。

在被堵于使馆3天以后，美国大使尚慕杰发回了一份现场报告。“我们现在在使馆内，我们被一条警察的隔离线围在中间，”他说，“使馆的建筑被扔进来的投掷物损坏了，窗户破了，昨天扔进来的土制燃烧瓶至少在使馆内引起两起火灾。”尚慕杰补充说。尽管克林顿总统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国务卿玛德琳&#8226;奥尔布赖特也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了美国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国媒体当天对这两个举动都未作报道。

就在炸馆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召集报纸编辑开会讨论报道的口径问题。从那一刻起，每一份报纸——从时尚的《北京青年报》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都用好几个版面报道炸馆事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并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以大字标题醒目地刊出《震惊—愤怒—抗议》、《这次轰炸是有预谋的》，中国报刊从尝试新闻多样性的道路上退了回来，又开始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话了。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发表了大同小异的专栏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几乎出自同一些军事专家之手，他们提出“证据”证明这起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一直关注腐败问题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批评美国。

对于西方来说，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旨在改变舆论方向的宣传运动。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媒体始终不能质疑或反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它当时还能操纵人们的思想或意见的说法。相反，是公众决定着媒体的报道。报纸的标题、愤怒的言辞以及专家的观点恰恰都是读者和听众想读到和想听到的，这就像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在西方所做的那样。说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不过证实了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的一点，即美国希望遏制和控制中国，并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美国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他们天真地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解读为是北京利用局势的一种方式。他们错误地认为，炸馆事件将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现成的借口，去做许多西方人害怕他们做的事——走上民族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

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中国人不相信北约有关这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事故的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来源于与深谙时势的中国人的交谈。他们说，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不可能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鲍里斯&#8226;叶利钦给江泽民打来电话，表达了他对炸馆事件“最强烈的谴责”，并补充说：“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把这次袭击称作“极其野蛮的行为”，并说中俄两国应加强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同意，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是错误而危险的。在前往光明日报社悼念并赞扬死去的记者中的两位时，江称这次袭击“是对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尽管克林顿总统已经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们仍然觉得有待北约和美国作出正式道歉。中国取消了与美国的正常军事接触，中断了有关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人权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磋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在为驻南联盟使馆工作人员回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授予了3位死去的记者以“革命烈士”的称号，并赞扬了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义愤。他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并强调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3年来，江第一次用“霸权主义”来形容美国，这是中国专门用在敌人身上的贬称。他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并警告说，“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与此同时，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谋，时刻保持警惕”。人们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国内敌对势力”。

引言江泽民的经历（4）

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之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克林顿后来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克林顿向江保证，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会尽快让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这个外交辞令意味着北京最终愿意接受克林顿的反复道歉。江声明，那些抗议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反应，并告诉克林顿，要想修复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美方。

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

在西方，人们把中国报纸对克林顿道歉一事姗姗来迟的广泛报道视为一种证据，认为这证明中国政府鼓励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抗议活动。但事实上愤怒的情绪首先来自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们的愤怒都会爆发出来。从美国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中间隔了4天时间，这就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机会去表达并纾解他们的愤怒。当媒体最后报道说美国道了歉，老百姓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谈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能够接受了。

西方学者认为，炸馆事件将使美中关系倒退很多年。他们错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江泽民利用这场危机巩固了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进程。事后，中国媒体持续不断地赞扬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

6月中旬，美方以一种全面的、较为折中的方式就炸馆事件向中国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中用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作了报道。政府开始着手淡化对抗，就像江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民相信（炸馆事件）是有预谋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说，“我们需要时间释放这种情绪。”

中国人民对这一悲剧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就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很多中国人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尽管他们同时也憎恨在他们看来美国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强权。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加以概括：“二战以来，为什么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革命？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国家。”

美国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天真也于事无补。尚慕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生在1997年的一次国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一位高级官员对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后，主动请代表团成员提问。“我想知道，”一位议员提问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尚慕杰回忆，那位中国官员看上去惊呆了。

1989年，中国有些人呼吁美国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10年以后，他们又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领导人不敢挺身跟美国对着干。当初，标杆是政治自由；而这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们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向外看；现在情形正相反，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泽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内，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10年恰恰是一个人当政的10年。

要想充分理解中国在江泽民领导期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后30年内，中国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把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互联网上创建私营公司。

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甚至用它来收发政治笑话；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江泽民的一生和领导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崛起。在审视江的一生及其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之间的冲突，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遭受的异常深重的伤痛，所怀有的高远志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拥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完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1节 出生之地

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天是8月17日。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自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同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

“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连接长江和淮河并穿城而过的邗沟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在《马可&#8226;波罗游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他来到扬州时，他觉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认为扬州美女甲天下，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要到这里来选妃。当然，中国另外一些城市也声称自己才是帝王最为钟情的佳丽之都，这是一种荣誉。

即使撇开这些传奇不谈，扬州也是一座富有历史故事和内涵的城市。在明清两代，扬州深受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买地置屋。瘦西湖岸边，从饭馆、茶楼到妓院、书店，各业繁荣，人们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到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们乘着画舫泛舟河上，悠扬的笛声在空中萦绕。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地方官员出资赞助赛诗会，而每天下午，听众们都会聚在一起听说书人说书。与此同时，这也是“扬州八怪”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扬州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大概有15人。借着从绘画到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抨击皇权统治和社会罪恶。他们一反因循守旧的笔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画风。他们的画风改变了中国的艺术轨迹，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先锋。

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书，1644年满族人攻占北京并建立清王朝以后，他仍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权，并前往扬州准备守城。就在他抵达扬州的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尽管力量对比悬殊，史将军仍然拒绝投降。他送信给清军将领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

一周后，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忠贞、诚实、道德和奉献。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江再一次自豪地说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的人物。江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江泽民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在他的家乡扬州，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和同学们星期天经常去凭吊，每当看到墓碑上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愤读书，树立好的民族气节。

很久以来，扬州的繁华早已逐渐让位于其他城市，但这一命运却使它得以保留自身古色古香的魅力。1934年写的一部描写江泽民的家乡的作品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褒贬：“这座城市缺少在一座大城市里可以找到的宽阔的马路、喧闹的汽车、耀眼的灯光、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没有任何被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占据过的痕迹，也没有传教士。这里可以说是完全的中国本土，因此也自然得以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必须承受的帝国主义的侮辱和压迫。”

江泽民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一直讲一口带有明显扬州腔的普通话。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的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扬州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动情地写到这座城市：“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2节 钟情一生的爱好

直到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田家巷位于非常富裕的东关区内，毗邻大运河。田家巷得名于明朝后期，当时此地一户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贵妃（据说她精于围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样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在江泽民只有7岁的时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他的家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江泽慧评述说：“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里收藏了丰富但并不昂贵的古籍字画。他能演奏许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他还喜欢唱歌；他爱好中国象棋，也经常在挥毫泼墨中自得其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诗。“我们的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江泽慧说，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长长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爷爷的诗集，里面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令人难过的是，原来的墨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毁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时过得很艰难。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次饥荒中，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了。虽然他行医深受尊敬，但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19年，他在49岁那年弃医从商，进入了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天地。他当时的行为就像中国人时下所说的“下海”。他加入了大达（或叫做大运河）航运公司，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驻扬州的代表。在这期间，他把家搬到了江泽民后来出生的那座舒适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江主席在时隔80多年后解释说，“但是他受过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干。早年，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螺旋桨经常被水里疯长的水草缠住。他便发明了一台能够割断这些水草的机器，并把机器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著名商人。”

然而，在早年的岁月里，江泽民只是一个子孙众多的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男孩。单是江的父母亲，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父母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的。

江泽民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祖父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影响的人。尽管他后来从商，但他不曾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他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并始终以不断磨砺自己的书法技巧为荣。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十分关心国事，并写了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在20世纪之初，他曾批判过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后来，他目睹日军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领土，深感悲哀，并起而反对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登上帝位的军阀。他甚至把自己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歌曲，从而通过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歌谣，把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传给更多的人。

在祖父的葬礼上，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吟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名为《哭父》。（译注：据《江上青烈士诗抄》，该诗写于1933年中秋节前。江石溪先生病逝时，江上青在仪征十二圩中学任教，由于旧友反目而受陷，未能为父送葬。）他吟道：“常存济世心，向无凌人志。”这两句诗反映了这个家族的处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

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江氏谱系

江绍岳（石溪）1870—1933

妻范氏1873—1956

长子江世俊（冠千）1894—1973

媳吴月卿1897—1977

二子江世杰，早夭

三子江世豪，早夭

四女江世英1906—约1948

婿梁慕园

五子江世雄（慕陶）1909—1966

媳杨桂芬1911—1944

六子江世侯（上青）1911—1939

媳王者兰1911—1985

七子江世伯（树峰）1914—1993

媳胡齐德1916—1983

江世俊一支

子江泽君（蛰君）

女江泽芬

子江泽民，承祧江上青

子江泽宽（吴德新）

女江泽南（泽兰）

江世雄一支

女江泽群

子江乔生，早夭

子江庆生（均祥）

江世侯一支

子江泽民，过继

女江泽玲

女江泽慧

江世伯一支

子江泽中（执中）

女江磐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3节 启蒙教育

中国的古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所受启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还不到上学年龄之前——他父亲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

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这种书写中国繁体字的艺术，把语言概念和视觉概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中国台湾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体字，但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已经改用一种简体字。不过，时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体字，并经常用繁体字为一些他所支持的机构或活动题词。

每到放学的时候，江都会唱起一首歌谣，几十年后，这首歌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里：“……课毕放学归。……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盼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学生时代的歌谣对江有着一生的意义。有一次，已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因为想不起某几句歌词而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老同学寻求帮助。

但是在外界残酷的现实面前，校园只能给学生们提供一时的庇护。日本人正打来，凶恶而残暴。1931年，就在江刚上小学后的几个星期，日本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疯狂蚕食。1932年，为了获得一个入侵中国内陆的基地，日本发动了“上海战役”。此役，日本的航空母舰第一次投入了实战。

而在他的家乡扬州，一场文坛骚动把整个城市搅了个天翻地覆。1934年，江泽民8岁那年，一本名为《闲话扬州》的书在上海出版，作者是一个名叫易君左的政府官员。易把自己在扬州所看到的东西贬斥为无处不在的堕落和冷漠，并把扬州描绘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懒汉闲人的温床。他在书中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易还提到了勾结日本人这个充满爆炸性的问题，并顺带引用了8世纪时一位诗人所说的一句话：“全国的妓女都是在扬州培训的。”（译注：查《闲话扬州》，有以下一句：“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故这句话其实是易君左所说。“烟花三月下扬州”为李白名句。）扬州人愤怒了，并成立了一个“究易团”。该团体由一位非凡的妇女领导，她是10个孩子的母亲，并创办了一个天足会和一所女子学校。后来，该团体迫使易君左作了公开道歉并支付了800元的赔偿金。这本招惹是非的书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销毁所有的存书以及该书的纸版。

但是让批评者三缄其口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易君左的书不仅仅是对扬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全中国的批评。即使当日本军队从北方长驱直入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相互厮杀。共产党进行了为时一年、行程6000英里的战略性撤退，这被称作“长征”。在此期间，在1935年8月，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敌对的双方仍充满仇恨，无法搁置歧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1936年12月，内战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由于不满蒋介石一味“剿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一些国民党士兵在张学良将军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小型军事政变。他们在蒋视察古城西安的时候挟持了他，并把他囚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

作为中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10岁的江泽民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张的行动。江家是一个颇有政治觉悟的家庭，江泽民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明白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时，入学考试成绩位列前10%的学生中。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就读，该校当年在江苏全省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50名。

扬州中学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校6年，学生们将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所学校当时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和文人，其中包括朱自清这位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文学巨匠。毛泽东赞扬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行动，他称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上学时，江背诵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其中不少他到老还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赏生活于8世纪的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诗作之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江一直很喜欢爱国主义诗文。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学者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经常讲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绝向外敌投降并写下了下面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还曾讲起宋朝名将岳飞，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民族主义诗歌——《满江红》，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后来，作为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回首往事说：“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些作品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江还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8226;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俄罗斯，他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法国，他专程前往马赛，参观了大仲马当年创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扬州中学时，江还涉猎了美国文化。他研读了托马斯&#8226;杰弗逊和亚伯拉罕&#8226;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这在198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令四座皆惊。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4节 大家庭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的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

“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祖母姓范，在男人们都离家之后，出身农家的她挑起了整个江家的重担。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她决定搬家。她把儿媳和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告别了在扬州舒适的家，匆忙返回了她乡下的老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虽然离城不太远，却不大可能受到袭击。

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评腐败的政府，传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已经顽固地坚持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个年轻人被一个叛徒出卖了。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处险境他也没有出卖同志。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儿走上刑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他都始终坚持为信仰而工作。

1932年，在党组织的援救下，他被释放出狱。（这时，他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他回家调养身体，并又几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创办了一种激进刊物，当地方当局查禁了这刊物之后，他又毫不畏惧地创办了另外一种。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一个教师职位赶到另一个教师职位，但他仍然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有时甚至就在国民党官员的鼻子底下。

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而在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在江上青看来，新和旧不仅可以和谐共存，甚至还能以旧促新。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5节 上青殉国

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青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风萧，而今只合梦中邀。一夜催诗都是泪，便做愁浇。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

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起初，他主要负责新闻和教育工作，这都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组，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7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占区建立党的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当地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

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可能随时都会发现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他似乎已经投敌。他以公开身份协助盛的工作，并很快被盛任命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当地民众的工作，使他们转而拥护共产主义。他还设法说服盛把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

江上青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他的国家却日益陷入深渊。1937年秋，日军加紧进攻中国沿海地区。12月，上海陷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日军沿长江推进，一直打到南京。江泽民在扬州的学校被日军强行征用，他们将体育馆改成了马厩。学校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教职员工和学生被强行遣散。

不过，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说是幸运的。扬州陷落时相对流血较少。而仅在50英里之外，南京的市民却遭到了劫难。据估计，日军在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屠杀了4万到6万人。（译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街道上，尸横遍野，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这恐怖的一幕后来在西方被称为“南京大强暴”（在中国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日军在这里的暴行是针对妇女犯下的。

有多达2万名中国妇女——下至7岁幼童，上至70岁老妇——被日军奸污，其中许多遭到轮奸。这些罪行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些妇女的丈夫、孩子犯下的。在施暴之后，日军士兵通常会杀掉受害妇女，有时还会割掉受害妇女的乳房，或用刺刀剖开她们的肚子，而此种行为竟然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默许。下至普通士兵，上至高级军官，所有的日军都参与了这样的暴行。据说，有一群日军士兵轮奸并杀害了一名孕妇，随后剖开受害人的肚子取出其中的胎儿，并将胎儿挑在刺刀上。当他们把这一战利品展示给他们的指挥官看时，这名军官竟然哈哈大笑。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欧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年前，以及日本空袭珍珠港并引起太平洋战争的四年前，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关注。当其他中国城市逐一陷落时，日本人并没有丝毫收敛，而来自海外的反应依然冷漠。伴随着北平、上海、汉口（武汉）和广州的沦陷，日军仍旧四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等到流血杀戮暂告中止时，已有超过25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人的暴行可说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他们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在平民身上试验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教训一目了然。如果他们的祖国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抗战持续阶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军校的副校长。他还创办了一份日报，并使之迅速成为宣传抗日活动的喉舌。该报不仅报道战地新闻，还刊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他还为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大量的播种工作。1939年1月，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后来做过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统率的两支部队对盛子瑾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夹击之势。江上青建议盛与共产党人组成抗日联合阵线。

初次见面，张爱萍和江上青就一见如故。张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墨镜的江，但他还没来得及叫“上青”，江已经招呼他“爱萍”了。在场的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张爱萍只比江上青大一岁，而且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经历。他们的口音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抱负。他们讨论了争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还是两个都扮红脸。最后，由于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盛子瑾无法拒绝他们的“提议”。

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伙国民党士兵的埋伏并被抓住。这伙士兵的头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对盛子瑾怀恨在心，因为此前在盛发起的一场剿匪战斗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当朱发现江上青是盛的政务秘书后，便命令手下处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时插手阻止了他，并下令释放了江；前者随后与江上青握手告别。

当他的下属脱险而归之后，盛子瑾大大松了一口气，并摆开宴席以庆祝。在宴席上，江上青发表了讲话，他发誓将为抗日大业战斗到底，甚至不惜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在江上青的葬礼上，盛子瑾颂扬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勇气”的“多才多艺的奇才”。张爱萍在悼词中说，“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战友”，而且“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重要的栋梁”。一支抗日合唱队演唱了专为江上青谱写的挽歌《陨落一颗巨星》。这只是授予他的众多荣誉中的第一个。江上青起初葬在当地。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他的墓被迁至烈士陵园。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6节 出类拔萃

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给予了他最重要的荣誉。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孝道，而延续家族血脉与祖先崇拜则是其核心。由于女儿将加入丈夫的家族，这些义务就必须由儿子来完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要就此断绝了。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以至于人们找到了一种变通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儿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后无嗣，他便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要理解江泽民主席，”江泽慧说，“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与死象征了三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动荡时代。”

在实际生活中，过继一事对江泽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尽管江家逃到了乡下，并过着贫困生活，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并保持着大家庭的氛围。这些年来，江泽民一直把王者兰当作至亲的婶娘，并把两个堂妹——江泽玲和江泽慧看作亲妹妹。他的生母仍然一如既往地爱他，就好像他仍然属于她一样。在过继之后，他与他生母及养母之间的关系只是稍有改变。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江泽慧解释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江泽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随着正式过继仪式的举行，他在法律上成为一名共产党英雄和烈士的儿子。他养父的牺牲，后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不朽事迹之一，尽管在那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些。

“江泽民真是我的三哥。”江泽慧重申道。

从三个方面来讲，她都是对的。中国人喜欢按照出生顺序来称呼他们的孩子，而不管是男是女。作为他祖父的第三个孙儿，江泽民在那个大家庭中就是三哥。另外，他也是他亲生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当他被过继给江上青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如果只管顺序不管年龄的话。

“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叫他三哥，”江泽慧说道，“他即便是国家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但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永远都是三哥。”

“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江泽慧回忆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但我们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管我们有多穷，家里始终重视学问和文化。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都因此才能够健康成长。”

随着抗战进入白热化，大家庭中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江泽民的学业被迫中断，江家的男人们都去打仗了，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每个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连妇女都必须出去打工。江泽民的养母来自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以前从未工作过，但是，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竭尽全力地帮助养家。

妇女们很快学会了适应她们的新角色。作为最年长者，江泽民的生母吴月卿当起了一家之主。虽然出身农家，她却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古典文学、诗歌、现代小说和历史。另外，她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还十分沉着干练，这在当时还被看作是“男人的事”。

1939年秋冬之交，江泽民的养母王者兰对丈夫的死感到悲痛欲绝，尽管路途艰难，她觉得自己必须前往安徽东北部她丈夫牺牲的地方凭吊。她自己从没出过远门，而此时又没有一个男人在家可以陪她同去。看到妯娌痛不欲生的样子，吴月卿提出愿意陪她去。

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和四处游荡的土匪，而年轻貌美的王者兰肯定会招惹男人觊觎。这趟旅途将经过已失去法治的地区，路上要花好多天时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她们必须通过重重关卡，穿过国统区、日占区以及一些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地区。

尽管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已经年过40，而且健康不佳，她还是一心想保护年仅28岁的妯娌。她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那就是让王者兰女扮男装。

“不管发生什么事，”吴月卿告诉她，“你都不能开口说话。你不能露出你是一个女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让我来处理。”

王者兰听话地换上男人的衣服，并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随后，两个女人便动身向北进发。今天，从扬州到皖东北可能花不了多少时间，坐汽车也就四五个小时，但如果坐的是大伯母租来的人力车，这一路走来可就要辛苦百倍了——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走150英里的乡间土路。

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因为在战争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国家的统治者，但实际上，整个中国已被相互竞争的各派力量瓜分殆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还有地方军阀、民团、打家劫舍的土匪、乌合的帮会，尤其是日本人。两个女人经常被各式各样视打仗为家常便饭的男人拦下来盘问。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伯母都能沉着应付过去。最后，两个女人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她们的旅程，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我们始终非常敬重我们的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江泽慧说道。

年轻的江泽民渐渐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整个青年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经为之骄傲的祖国已经沦为奴隶，正在蒙受耻辱。“我在扬州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包围了我们。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是在抗日时期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我甚至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将伴随终身的感情印记。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开始感到祖国的唯一希望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多的是致力于自由、团结、平等和稳定，而不是经济制度。对江泽民而言，共产主义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泽慧指出，“我的父亲、叔伯，甚至还有江泽民的大哥江泽君，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民党。”

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

江泽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他的家庭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学业。由于经济拮据，他的养母四处托朋友和熟人帮忙介绍工作。最后，她在琼花观小学找到了工作，江泽民和他的妹妹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她有时当老师，有时做管理人员，包括打扫教室在内的许多事她都做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

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7节 我们要做主人

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

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

这所大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园无疑是非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

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上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在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

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8节 销烟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的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

Chapter_2

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

“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的夫子庙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 “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具被付诸一炬时，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

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他对周围的学生们说，“我们给了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一个教训。鸦片是中国的耻辱，它只能使我们的祖国蒙羞！”

厉随后提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先引发了19世纪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最终导致中国遭受日本的占领。这是一段长长的屈辱史，而它最为刺目的象征就是学生们刚刚成功地销毁的鸦片。

“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厉恩虞慷慨激昂地说道。此刻，江泽民出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认识到，爱国主义的激情可以战胜一切。

厉恩虞的愤怒言辞似乎是冲着英国人的，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日本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仍有这么多的人在抽鸦片，”厉最后说，“我们应该昂首挺胸，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就像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然仍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中，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貌似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群众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最后，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革与真正的变革之间的区别。这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

“他还意识到，”童宗海回忆说，“我们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反毒禁毒的意义。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几十年后，江主席把对年轻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懂中国历史，就不懂今日的中国。他还将面临另一任务：他自己参加过学生运动，如何把他青年时代参加抗议时抱有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跟他的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行动的遏制调和起来。这些运动在全世界看来似乎是相似的，它们的动力是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

当时，江泽民和童宗海并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发动了这场反毒品游行。对于那一代的南京学生来说，共产党为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那个晚上，江泽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奋起反抗并赢得胜利。他品尝了积极参与、和衷共济的乐趣。在一个通常以年龄论资历的传统社会里，一个17岁的年轻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所起的幕后作用，但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已经同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同他牺牲的养父所未竟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9节 学生领袖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所有位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果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业。就算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

“你能想像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童宗海问道。时隔50多年，他的愤怒仍然丝毫未减。“真是荒唐！这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我们却要受到自己政府的惩罚。我们感到苦闷极了。”

童不久得知有一种变通方法。他的一个朋友有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童从他那里得知，凡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其学分都可以追溯有效。“我的朋友告诉我，加入国民党看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捷径，”童回忆说，“他会试着去帮我安排一下。坦白地讲，我很兴奋。” 童回到寝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泽民和另外两个室友，也劝他们加入国民党，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高兴。让童感到惊讶的是，江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顶，”他说，“人人都能看透他们。你怎么能加入这种党？你真是个傻瓜！” 对于童的主意，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非法的’毫无道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知识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非法’。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他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抽象思维。直到这个漫长的世纪结束，这种才能一直都让他受益匪浅。

当童宗海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的时候，江改变了语调，他感到自己可能对朋友过于严厉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不要灰心。打起精神来！”童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与此同时，共产党正在积极行动，努力争取在战争结束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赢得优势。他们鼓励6所上海大学的学生组织起自己的学生会，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教育政策。1945年10月6日，愤怒的抗议学生高举标语、横幅和旗帜，在上海市区的各通衢大道游行，反对政府对学生搞“甄审”。他们在醒目的地方悬挂标语，并散发了中英文的传单。另外，上海的共产党还组织了示威和请愿活动，并邀请中外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

这时候，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都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据说该校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但当他们初来上海交大时，只能住在临时宿舍内。

“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童说道，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因为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搞学生运动时积累了许多与政府谈判的宝贵经验，我们让南京的教育部很是头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转送到上海的原因。” 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而在没收敌产的幌子下，腐败官员为自己大肆搜刮钱财。他们利用已经垮台的伪政府中的卖国贼为自己谋取私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曾希望国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多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江泽民从大学时代就结识的挚友王慧炯还记得当时的反感。“我和江泽民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压迫国家。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其他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3月，请愿学生取得了胜利。由于意识到学生的示威活动不会减退，国民党政府命令教育部改变了它的重考政策。

这次斗争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议活动。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江协助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虽然参加示威的群众大多是工人，但学生们却最为斗志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子沙哑。在追悼大会上，一个接一个的学生走上讲台，许多人眼里噙满泪水，愤怒批判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示威活动，当他们开始抓人的时候，学生们四散而去。

“江泽民邀我参加了这次示威，”童宗海回忆说，“因此，他觉得应该为我的安全负责。当警察扑过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自己先走，或者和两三个人一起走。不要再跟着大队了。直接回学校去。我们不要再见面。’因为我们是朝不同的方向跑的，秘密警察无法去跟踪所有的人。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1个月后，江成为一场示威活动中的学生领袖，这场示威足以显示当时的形势有多复杂。这场所谓的“反苏”示威运动，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要表达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角力的一部分。为了拉拢民众，国民党试图借煽动反苏情绪来挖中国共产党的墙脚。国民党大打“爱国牌”。他们说，苏联只不过是列强之一，试图控制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并窃取中国的财富。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张莘夫的政府官员，他在和一群苏联工程师争夺中国东北一家工厂的控制权时被杀。这家工厂原为日本人所建，厂里的先进设备也是日本人安装的，日本战败以后，工厂被遗弃。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随后开始和中国人抢夺战利品。张莘夫就是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杀的。

国民党把苏联人描绘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瓜葛的外国入侵者，企图为镇压共产党制造一个口实。对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但随后发生了不祥的变化。他们得知，国民党组织者计划煽动群众去破坏俄罗斯人拥有的《时代日报》所在的大楼，并洗劫附近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幕后动机，”童说，“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示威。”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群支持共产党的学生，明智地决定与其阻止这场反苏抗议活动，不如加入其中，再设法改变它的进程，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张莘夫事件”刺激起来了，强加阻止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保护了共产党的主要盟友苏联，使其免受损失。

大约3万名学生和其他群众参加了张莘夫的追悼大会。随后，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闹市区，向外界展示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在抗议者抵达《时代日报》办事处和苏联领事馆之前，两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学生出现在两栋建筑物所在的街道两头，阻塞了交通。后面蜂拥而至的示威者实际上无法靠近报馆和领事馆。

带头的国民党人被搞迷糊了。他们根本挤不过去，而挡住他们去路的学生似乎又是支持这场示威的（其实这些学生的真实意图是要保护苏联的机构）。人群越来越拥挤，后面的抗议者不知道前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唤，“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号之后，大多数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纷纷涌向旁边的小巷。苏联的设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评述说，“我们学生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了游行。但实际上，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护了苏联的财产，控制了群众的情绪。每一件事都有两层含义，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这种策略后来为江泽民终身依赖。这一计划就像中国功夫里的一个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后，江泽民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化解了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怒火——但这一次的外国佬是美国人，而江已是中国国家主席。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10节 集体主义精神

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江泽民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江3年前在南京参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江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江的同乡，张早在扬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江家，听说过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会的副主席，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车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江主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步。江泽民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江主席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个人的前途，这实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江泽民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江在那些抗议、请愿、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江泽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党。” 童宗海指出，江泽民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江泽民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仍然不知道江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11节 “江博士”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江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江泽民充满感慨地问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实验室中的老搭档点点头。这一刻，仿佛他们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全消失了，两个伙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而王依然是班长。

江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江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扬州。有一次，江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共同的故乡。

江记得，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江泽民一生仿效的楷模。

此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起身告辞以前，江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几句，她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爱。尽管他们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彼此相敬如宾，这一点让江泽民感动不已。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久远的印象。

江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琇，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他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江泽民的数学肯定很好，所以他在顾教授的课上能取得好成绩，”数十年后成为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的王慧炯回忆说，“这是学校里最难的课程之一。”顾毓琇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和大诗人，他写了13部现代戏剧和8000多首诗。

在他的一生中，江都会找时间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师们叙旧。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主席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教授（顾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江头次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江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在走进教授朴素的公寓时，江致歉说他应该早点来看老师。“今天，”江说，“我到这里来看你。”两年来，他肯定一直都怀着愧疚的心理。

1993年，江的另一名教授去世，这时江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主席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年轻的江泽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活动，而大学四年级的他，此时刚满20岁。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醉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了一名十几岁的北京大学女生。中国的报纸上通篇都是社论，它们把强奸和“侵犯”中国主权画上了等号——一个普通的比喻说法现在变成了一桩真事。这一事件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尽管美国和中国当局都极力低调处理这起强奸案，还是有5000名示威者走上北京街头呼喊反美口号。这场运动在全国20多个城市得到了响应，人们游行、集会和罢课。北京、上海、南京和天津的学校开始协调它们的政治行动。在上海，江泽民也参加了示威。

在整个1947年春季，江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议活动。从4月到6月，反内战的集会接连不断。5月，全国部分地区又爆发了多次反饥饿的示威。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名为“反饥饿运动”的系列政治行动揭开了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的序幕，并把江泽民这代抗议学生和他们著名的前辈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人们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心情，”当时大四的班长王慧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不是共产党，也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首要的原因是腐败。国民党抓捕学生领袖的做法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甚至包括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学生。那时我就不是共产党员；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才入党。”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赞扬了学生们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主张，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斗争。毛在文章中写道，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不久之后，在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他的朋友们题辞留念：

“江泽民兄是班里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近来，他特别喜欢写诗和操琴，颇有乃祖‘江公’之风。”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江完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专”又“红”，这对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第12节 迎解放

尽管握有名牌大学的电机工程学文凭，江泽民还是遇到了找工作的难题。他虽然听说在中国东北的发电厂有空缺职位，但此刻内战正酣，交通几乎断绝，他去不了那里。由于无事可做，他和他的朋友童宗海只能四处打零工。在空闲时，他们就回学校去碰运气，希望在系里面的公告牌上出现一个工作机会。

“江泽民和我有一个约定，”童回忆说，“如果他发现有适合我的工作，他就告诉我，而如果我发现有适合他的工作，我也会告诉他。”

但不久，因为江一直忙于他事，查看公告牌就成了童的职责。8月，他看到了上海海宁洋行（这是一家中美合资食品企业）的一张招聘启事。这张启事是他们的一位教授贴的。“找到江泽民以后，”童回忆说，“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教授的办公室。”第二天，两人怀揣推荐信来到了海宁洋行，一位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很显然，”童回想说，“已经有人向厂方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他随后微微一笑，说道：“谁想得到是我帮江泽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从此他会一路高升，最终成为党的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在食品店和杂货店里都能买到海宁的产品。海宁最有名的品牌——“美女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冷饮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由于制冷设备庞大——在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中，海宁拥有最大的冷藏设备——海宁需要用两台发电机供电。江泽民和童宗海进了海宁洋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开始了他们的见习生涯。

海宁的工厂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这是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区。1937年，日本侵略者摧毁这片地区以后，这里就沦为了贫民区，住的都是从江苏来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海宁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由于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着同一种方言，江泽民和工人们相处融洽，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悬殊。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的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江泽民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1947—1948年的冬天尤为艰难。内战引发的严重粮食短缺开始在全国蔓延；在上海，有大约500人死于饥饿。内战激烈地继续着，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争夺中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地盘，上海成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企图保住半壁江山的关键。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守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为了加强食品供给，国民党政府买下了上海海宁，向美国老板支付了30万美元的补偿金。

在海宁厂工作4个月后，童宗海决定转到湖北黄石的一家发电厂工作，从上海到那里需要溯江而上数百英里。童出发的那天，清晨5点，江泽民和厉恩虞（他仍然住在江的姨妈家里）来到上海码头送别他们的好友。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风云变幻。从严格意义上讲，江现在正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频繁的通信中，江泽民鼓励童宗海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交朋友，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信仰。江泽民的谨慎是明智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在我到黄石大约5个月后，”童宗海说，“我终于和这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我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并在1949年初正式入党。”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十分谨慎。他们告诉童不要再和江通信，以免危及他们双方的安全。国民党秘密警察在检查来往邮件，童和江的通信不仅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有可能连累其他人。他们的友谊中断了数年。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48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江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张公纬发出了逮捕令。接着，张和当局玩了两个月危险的捉迷藏游戏。有很多次，这个年轻人都是侥幸虎口逃生，直到最后，共产党安排他和另外8名遭追捕的同志坐船离开上海。张被告知到一个大百货商店去接头，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不容易被特务盯上。从那里，他和接头人将一同前往码头。

张公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来，他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辆美式吉普戛然而至，他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难道行动暴露了？”他心中暗想。

他正准备拔腿逃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江泽民。江一把抓住张，压低声音对他说：“跟我来。”江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向指定的码头驶去。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把车靠到了路边的树荫里。“公纬，”他说，“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到船那边去吧。其他人在等你。” 他们当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用不着这样谨慎藏匿了。1946年，毛泽东曾预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但到1947年年中的时候，内战的天平已经在向他那边倾斜。到1948年时，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地屡战屡败。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1949年1月，共产党攻取了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上海的地下党保护好工厂、机关和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上海地下党还被要求在夺取城市之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尽早恢复生产。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旨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100多万解放军官兵横渡长江，向内地、向南方进军。

整个春天，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了台湾。在上海，国民党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攻击各种类型的共产党团体并在一个警察局杀害了两名交大的学生。在5月初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一触即发。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成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不过，他所做的精心安排没有派上用场。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上海战役仅仅持续了两周。5月25日，解放军突入市区，并在两天内占领了整座城市。不过，仗并没有打完。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化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生感到自豪。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第13节 模范工厂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人）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汪接着说，“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泽民的时候，他才23岁。” “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汪说，“在我听了简单的汇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汪回忆说，“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些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尽管江在益民已经受到破格提拔——他已是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他和汪的关系将帮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我负责全上海的工业企业，”汪特别提到，“我妻子在我的领导下管理着一家大型控股公司，而江泽民在她下面的一家子公司里工作。”

江泽民和汪道涵很快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们都曾是地下工作者；江在汪的妻子手下工作；他们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两人都与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有关系：汪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并像江上青一样，在游击战时曾在张爱萍将军手下工作过。

“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汪回忆说，“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比江泽民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养子。我和江上青烈士并不相识，但我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经过。”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高高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向群众许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没有外国占领，没有内战。但是和平不会轻易到来，繁荣也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得。上海共产党人的兴奋很快被他们的解放者的怀疑态度所冲淡。对于过惯农村生活、经常缺衣少食的解放军官兵来说，上海这些老于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带有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除此以外，城市处于混乱状态的现实也加重了紧张局势。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米、煤、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即使买一样简单的东西，也要排上好长时间的队。“三个人的食物五个人分”，毛发出号召，希望能有所帮助。但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江被带到位于上海市区以南25英里的松江，尽管他很恼火，但他还是接受了讯问，并顺利过关。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领导职务。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成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对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曾经管理过诸如工厂或研究所这样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并在这一系统中升上高位。这与前两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邓小平的“第二代”，个人升迁是靠戎马生涯和军功取得的，而毛的“第一代”则致力于创立思想体系，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益民食品厂的首脑，江实施了新的政策和计划。“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光明牌”，这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今天，“光明”仍是食品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作为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江泽民还坚持让他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高唱共产主义歌曲。1950年，当政府试图将供电系统国有化时，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现象，江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空隙，领导厂里的工人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多年后，已成为高级领导人的他，在视察一家工厂时，突然脱口唱出了这首歌。同时，他也懂得市场的重要性，并寻求通过富有创意的广告扩大益民的市场份额。

作为管理者，江努力让手下职工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他提高了食堂里的膳食档次，并向夜班工人提供免费夜宵。职工还可以把饭菜带回家去给家人吃，这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企业会大批量购买诸如鸡蛋这样的食品，将其发给职工以补贴他们微薄的收入。）江组织了许多文化活动，比如在工厂内组织表演小品和音乐剧，并且为文娱活动提供了场地。他已开始养成他特有的那种处事方式：关注上级的兴趣，同时关心下属的需要。

就在江升任厂长后的数月内，益民便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益民成了模范工厂。很快，另一家生产“梅林”牌罐头的食品厂与益民厂合并，也受江泽民领导。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第14节 青梅竹马

工作之余，江的心思转向了成家立业。1949年12月，23岁的江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他和她相知几近一辈子。据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王是江的养母的亲侄女，从姻亲（而非血缘）关系上来说是江的表妹，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江的妹妹江泽慧回忆了兄长当年的恋爱史，她说：“当三哥从南京转往上海交大以后，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亲。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年，当我母亲搬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谈恋爱。” 这一恋情正是一个性格互补而吸引对方的佳例。江喜欢社交，充满自信，而他的新娘则文静和善，含蓄谦逊。王冶坪也同样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党采取措施对婚姻法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这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出于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说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位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大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为我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回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会带我们去江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教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战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第15节 新的起点

1957年5月，江泽民（中）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在一起。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结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且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地。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者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将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第16节 赴俄深造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产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他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难为情。”除了学习工作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罗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身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给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8226;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还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也更严重。

1956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全然不顾身边招待会的活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张能成功躲避国民党追捕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改了名字，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普遍做法。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在不同的事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江泽民始终坚持叫他的老朋友“公纬”，而张为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余力教授，一位著名的矿业技术专家。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第17节 “神侃”

1956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江回扬州探亲。他的祖母病了，他赶去探望。祖母于两个月后去世。借此机会，大家庭重新团聚了一次。江泽慧尤为高兴见到她的三哥。她回忆说：“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三哥对我申请的院校非常感兴趣。在中国，选择合适的学校极为重要。” 几个月后，江泽慧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前3个志愿全都没有被录取。这是3所中国录取条件最严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没有申请一所后备的学校。那个时候，对没有去向的考生的政策是由政府为其指定一所大学和一门专业。江泽慧曾希望学心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她回忆说：“我感到沮丧和痛苦，不肯去报到。但七叔和三哥都鼓励我。三哥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写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绝对应该去，而且还要成为林业学方面的权威。’”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能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业。她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竹藤研究专家，并成为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上大学时，三哥在长春工作，”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 当江泽民走进明亮的新工厂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动力处科长，下属两个实验室和100名员工。1956年7月15日，工厂生产的第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配线。几乎同时，江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是一次正常的提拔。由于他的两个上级中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不是党员，因此江还被任命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得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题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家庭。很快，江就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得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受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近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候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我经常去他家。因为当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亲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名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他还专门款待了一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第18节 抓“右派”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名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乡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钱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下一次挑战很快以“大跃进”的形式降临了。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毛泽东幻想中国能在15年内赶上英国，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量。毛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植根于共产党的理论中。他强调人力胜过机器，宣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能与昂贵的技术一样有效。他将大批大批的农民集合起来，编入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从事集体农业。每个村子都建起了不可胜数的后院炼钢小高炉。“大跃进”的虚幻理念是，这样就不必建造大型的工厂了。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第19节 “超声波运动”

1958年2月，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为了取悦于主席，领导干部们不顾一切地制定了极不现实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卡车的年产量翻两番，达到4万辆，同时还把成本减半。他们还夸口要在5年内将产量提高8倍。任何怀疑这些荒谬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道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自己轧、切钢板，这一工序消耗了大量的动力。到1958年年中，工厂为完成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建了一个动力分厂，江被任命为厂长。由于工厂荒唐的生产目标被一再抬高，其动力需求也随之增长。江使动力设备的运转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但随后钢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质量也常常达不到制造汽车和卡车的标准。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的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这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沈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50％。同汽车工人一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他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他也坚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不懈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

Chapter_3

姓前用了中国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转情况。他不懂就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还很关心下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这当然是一个无私的举动。作为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的典型事例，这无疑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对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江的一家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以至于觉得理应作出如此的牺牲。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第20节 不可能的任务

1960年，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8226;赫鲁晓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钢材，没有足够的动力，没有足够的燃料，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车间里，工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煤炭尤为短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计划者们情急之下决定将一些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分厂改造为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靠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苏联专家掌握这种技术，但如今他们已经走了。

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给工厂管理层下达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3个月。为了安全地度过这个冬天，没有任何失败的余地。江泽民受命全面负责（“担任总指挥”）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他的朋友沈永言则被派往大庆，保证原油供应，并将其运回长春。

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险，但江泽民知道质疑这一决定的后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不过，所有人都认为3个月的时限太荒唐了。江努力给他们树立信心，称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 江泽民制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建造储油罐。很快，4个各能容纳1000吨原油的庞大储油罐建成了。技术人员仔细研读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大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从200人增加到了1000人。不少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他仍坚持在现场工作，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他十分细致，命令下属反复核对各项数据。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不按时进食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持续胃痛，经常靠压着右腹来稍微缓解一下。他可能还得了肝炎。后来，他告诫其他工厂的工人，不要像他那样忽视吃饭。仅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个里程碑。江泽民认为，改造工程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成功，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这一工程对北京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周建南副部长在整个改造期间一直呆在长春。在此期间，江泽民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提升了江。离开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江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那个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当苏联人离开后，江失去了他的俄语对话者。但他和俄语翻译刘仁伟（音译）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刘是锅炉房夜班组的组长。为了能赶上刘下班的时间，江总会提前上班。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说俄语，又能学到生产知识。差不多30年后，1989年底，江泽民当了总书记后，为他在莫斯科时的俄语老师及刘仁伟搞了一次聚会。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3人一直在讲俄语，唱俄文歌。

江始终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江要求沈永言让代表团成员打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苏联专家的情况。江以一名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第21节 “谢谢，我买不起”

1962年7月，江泽民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

不过，当时江还有些很现实的事情要处理。3年经济困难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为了生存，工人们不得不在宿舍旁边种庄稼。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江接着让他在全体人员面前做自我批评。

“这并不丢脸。”江开导车间主任说，“在工人中间，你是党的代表，而党不断壮大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恪守这一原则，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他作为行政13级干部享有不少特殊待遇，他的工资每月仍只有15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全家人就靠200元生活。当然考虑到当时极低的生活费用，这样的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江要供养很多人，包括他大家庭中的亲戚。有一次，工厂设法为员工弄来了一些西瓜，书记让江先给孩子们买几个。江回答道：“不了，谢谢。我买不起。” 书记说：“你每月挣那么多，你攒钱干什么？”

江说：“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穿的这件毛衣，我上大学时就穿了。我没钱买新的。我哥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每月都要给他寄5块钱。我还要资助几个妹妹。能节约的地方就要节约啊。”

江常常饿肚子。他当时说：“只要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我就非常满足了。”

当工人们对食堂有意见时，江特别重视。他要求党支部制订一项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吃小灶和插队打饭。虽然江中午一般是从家里带饭，但有时也在食堂吃。他指示工作人员把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总是全额付清。

到1961年，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陈云，试图扭转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一些破坏性政策。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得到许可了。同时，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北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江泽民也有他个人的计划。1956年他在斯大林汽车厂的苏联导师让他将自己所著的《机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成中文。当1959年苏联开始从中国召回其专家顾问时，这项任务变得更有实际价值，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如今需要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技术资料的帮助。

江开始翻译这本技术论著，不过还没等到他完成，江就被调走委以他任了。直到1965年，江才最后完成了翻译。他将手写的翻译稿交给沈永言，让他校对和编辑。

“‘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我肯定不能再弄外文书了。”沈解释说，“那太冒险了，会有生命危险。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尤其是外文书。”

不管在那里承受了多少艰难，江泽民始终对长春怀有美好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来访者事先没打招呼就敲开了江在北京的家门。江马上要出门参加会议，因此他姐姐出来应门，对不速之客说江不在家。这个人说：“我叫雷文，是从一汽来的。”他的话音未落，江就笑着出现了。

因为江有先约在身，两人只能简单地聊几句，但江说出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想说的话。“老雷，”他说，“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你得原谅我。”

在工厂的岁月中，江泽民成了真正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虚心待人，对部下的错误从不揪住不放。他会毫不犹豫地提问，还会情不自禁地唱歌。他这么做，不仅赢得了工人的尊重，还赢得了大家的友谊。午休时间，他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员工一起打桥牌；当他乒乓球打输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等下一轮。他玩捉迷藏，参加在附近湖里举行的划船比赛。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慢自大。

江在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困难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当很多同事在生产的紧张和政治的压力下垮掉的时候，他却引起了北京正面的关注。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待在长春。1962年，在成为一名成熟的工业领导人之后，江泽民该离开了。

1990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江亲笔为一汽出版的厂史题词。正如江向沈永言解释的那样：“毕竟我在厂里工作了6年多。如果我不答应题词的要求，我的老同事会误解的。”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第22节 政治主流之外

20世纪60年代早期，江泽民（中间戴眼镜穿黑大衣者）与长春第一汽车厂职工在一起。

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恙。到了1962年，他所有的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他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此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资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孩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们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灾，另外的七分属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航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刻。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京，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在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为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第23节 “专而不红”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形成）对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产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治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运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村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他斥责道：“无稽之谈！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虫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烂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财产！”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姓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第24节 干校生活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知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炼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到这话，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一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们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头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论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在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不许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这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性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仍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年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下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他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我们忘不掉那些痛苦。我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子。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第25节 事业的转折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1970年，毛听从周的建议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探索新战略，特别是如何抵御关系仍然冰冷的苏联。两国在漫长而有争议的边境线上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在与这个强大的核邻国的对峙中获得一些回旋余地。

中国在当时被视作一个封闭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力量。罗马尼亚是仅有的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一直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为了巩固中罗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国同意应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帮助建立15座机械制造厂。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这一半结盟的关系是基于一条古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对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苏联主导地位的唯一制衡力量。

这一项目成为头等大事。周恩来将这一任务交给一机部，一机部挑选44岁的江泽民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此行的目的是进行建设15座工厂的可行性研究。经过罗马尼亚语的强化学习，江动身前往东欧。上次出国时他是一个学生，如今他将成为一个老师。

江的语言能力对他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当他不能用这门新学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还可以同东欧人说俄语，同西欧人说英语。他发现罗马尼亚人民活泼热情、思想开放，他很喜欢与他们在一起。这是他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次官方经历。国内那些迫切希望能够取得任何形式外交胜利的上级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漂亮仗。江后来回忆说，此次经历让他“张开双眼看世界”。此行标志着他一生中留给后人的主要成就之一的发端：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友好往来。

1971年9月，当江和代表团还在罗马尼亚时，林彪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包括密谋刺杀毛泽东。策划政变失败后，林和全家一起外逃，却在蒙古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之后的混乱使周恩来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悄悄恢复有些被清洗的官员的职位。

林彪事件还暴露出党的宣传机器是多么不可靠。在“文革”早期，中国媒体曾将林美化为“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突然就成了叛徒。也许，媒体宣传的其他事情也是错的。“文革”可怕的迷雾开始被逐步拨开。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立即开始执行搁置已久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机构臃肿、开支巨大的中国军队。周与邓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政府工作开始回到正轨。

1972年，江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再度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他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不久赴长春休假，去看望他在汽车厂的老朋友。他几乎有5年没有和沈永言联系了。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招待所为他安排了一个套间。

“老沈，”江看着宽敞的房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住套间。请给我一个标准间。”

这不是谦虚，这是不安。经过“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指责与批判后，江拒绝住套间。“他话比以前少了，”沈回忆说，“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热情洋溢的他了。经过那些可怕的岁月，他格外地谨慎。”

中国新战略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开始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幕后渠道——江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和美国的秘密谈判以惊人的速度取得进展。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8226;尼克松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开拓性访问。尼克松会见了毛主席，并每天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国家对下放到农村去的大批官员所做的那样，中国也在为自身恢复名誉。

1973年3月，中国与罗马尼亚最后确定了关于援建15座工厂的协议。江泽民负责组织和完成整个项目，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一个社会主义成就展。虽然从技术角度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多了，但外事工作仍有风险。诀窍在于既要胜任工作，同时又要避免各种仍然很具威胁的指控，如“右倾”、“修正主义者”或“崇洋媚外”。现在以及以后，江在党内反复无常的斗争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将会变得极为宝贵。

尽管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的个人生活还是孤孤单单。江泽民继续住在北京简陋的宿舍里，他的妻子和家庭则留在上海。他多数时间在单位食堂和其他中层干部一起吃饭。江在工作中取得了稳步进展，最终被提拔为局长。

江泽民避过了极左和极右的政治风波，开始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为了给重要的来访宾客留下好印象（或者是不让他们感到震惊），干部们会被要求从平时破旧的住所暂时搬进较为体面的房子。江谴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后来回忆这一做法时说：“知识分子不能改变现实去适应形势。我们有责任面对现实。” 1975年，邓小平是常务副总理，但因为极左的“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宣传——他们解散了（宣传）部机构，却操纵着运转机器。邓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来与之竞争。利用这一新的机构，邓准备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党与国家的工作总纲》。在文章中，他试图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得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协助，前者是毛的前秘书。

尽管邓小平试图将毛泽东的思想结合进文章，毛还是得出结论，认为邓阳奉阴违，想让国家朝与毛指引的相反的方向前进。文章尚未发表，已成为邓小平“主要罪行”的“证据”。邓再次受到清洗——在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但这一次，他的罢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幸甚。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第26节 天崩地裂的一年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3月，一颗巨大的流星在吉林省上空爆炸，曳光如雨，落石倾盆，覆盖了500平方英里的土地。7月，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地震毁灭了唐山，24万人丧生。

政坛上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斗争后逝世，150万群众排成长队目送他的灵柩远去。8个月后，9月9日午夜过10分，伟大舵手毛泽东去世，享年8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举国上下佩戴着黑纱和白花，发自内心的悲痛使人们涕泪滂沱。不过，他们也不安地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小时内，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以各种组合聚会，寻求联盟，筹谋划策。尽管毛任命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试图通过败坏华的名声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回应，华国锋与党内及军队稳健派领导人结成联盟。10月6日，华批准采取协同行动，逮捕“四人帮”的各个成员，同时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四人帮”的暴政终于走到了尽头。

但某些极左分子拒绝承认北京的新领导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集中在上海——“四人帮”的权力大本营。这些造反派拥有武装民兵，有3万多人的兵力和8万件武器。他们征用当地媒体喉舌，以阻断任何来自首都的消息传播。但最终未能与中央政府对抗。

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的“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有时年50岁的江泽民，他对此颇感意外。但江是个当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企业非常熟悉。江对领受这一任务心情复杂，但别无选择。他很高兴与妻儿团圆，可这份工作充满利益争斗和暗藏的陷阱，看起来更像是他事业的中断而不是提升。江悄悄地征求汪道涵的建议，但因为汪还没有恢复职务，他很谨慎，没有说多少话。

江泽民的任务是重新振兴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交通，这以前是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的。在这座他曾经抗议过国民党的城市，江现在拥有了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权力。这是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很多人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工作。对每个案例都需要进行严密的审查。

江泽民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辅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开展工作。江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关键人物官复原职，并将许多非法任命的人员罢免。他瞄准了那些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企业，派出忠诚于中央政府的工作小组接管。“四人帮”的追随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审查。考虑到变化太突然可能会引起混乱，江慢慢地恢复在“文革”中被废除的高效管理制度。他还为工人们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并恢复了一些常识性的规矩，例如重工业工种的工人要穿粗帆布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

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按级别给江配备了汽车和司机，不过这种特权引起了他的不安。江一家人继续住在他们的旧公寓楼里，周围全是普通工人的简易住所。他对批评很敏感，不想让孩子们盯着他的车看，也不想让他的邻居在背后议论。江让他的司机在离家几条马路之外就把他放下，这样他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走完剩余的路程。

工作组大获成功。江在上海待了一年，返回北京后，江重续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不过，此后的几年颇令人失望。那是个政治过渡期。尽管“四人帮”受到审判，但整个国家似乎停滞不前。1977年8月（译注：指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党主席的华国锋，拒绝进行任何变革。他以“两个凡是”而闻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江泽民很不适应这种保守的环境。第二年，两个副部级的职位与他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干部获得平反，使所有重要职位上都充斥着候选人。江泽民在52岁的时候处于事业危机之中。江考虑过离开政府到大学任教，10多年后他又考虑过这一变动。

幸运的是，变革出现了。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清洗后再度复出，成为华国锋领导下的4个副主席之一。邓小平时来运转，江泽民也有了好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邓和江的领导地位将会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作为对华的“两个凡是”的回应，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是对毛原有的思想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一思想在2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狂热中长期休眠。后者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邓的这两句有力的格言向毛所坚持的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的最高仲裁者——发起了挑战。所有人都知道新思维已在酝酿之中。

“我有幸参与了现代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的起草。”滕文生回忆道。它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为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发言。邓亲自准备了提纲，胡乔木参与了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摆脱旧的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所有阶层完全平等这一神圣的教条。滕文生回忆，他当时想，“这是非常有勇气的”。邓的文章给在12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关键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定下了调子。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改变这个国家。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第27节 好时机

1983年6月，江泽民在旧金山与刘池宁（音译）博士（惠普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一起，庆贺江泽民由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升任部长。蛋糕上的文字为“恭祝泽民先生荣任部长”。

好时机一下就来了。1978年下半年，江泽民长期的良师益友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在作为低级官员经过多年磨炼和苦干之后，汪终于在党内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以前的职务，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副部长。

对汪道涵来说，这是个漫长又创痛不断的阶段——13年，更像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江尽力帮助他的朋友。汪的妻子患肾衰竭已有多年，于1965年去世。在她去世前，江泽民和他的妻子经常去汪的家里看她；江永远忘不了这位病情已到晚期的女同志，他的前上级，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是如何给他忠告、给他抚慰的。

在这动荡的年代，两个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在汪道涵被清洗与罢黜之后，江泽民在武汉，江的妻子在上海给了汪的女儿以庇护。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任何与已被罢黜的汪的接触，都会给那些想打倒江的人以方便的借口。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汪道涵回到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江经常与他见面。这仍是危险的，因为汪的职务还未恢复。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后，尽管“四人帮”仍然大权在握，江还是搬到了汪的家中。汪解释说：“北京仍然能感到余震，住在高楼上的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在寻找低层房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江和他的母亲到我家住了几天。当时，她和江住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三层。我常去看望他们。江的母亲做的扬州菜非常好，对我就像对待她儿子一样。我每次去，她都要烧她最拿手的菜，如‘煮干丝’和有网球这么大、和蔬菜炖在一起的‘狮子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本人按当时流行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精妙的言辞能传递深远的含义，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宣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还开始逐步地开放中国社会，慢慢放开个人自由。“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成为邓的发展计划的基石。从此以后，经济目标实现与否将成为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也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一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影，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近一些。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第28节 历史性的突破

1980年8月21日，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向全国人大讲解有关广东省和福建省新设立经济特区的情况。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8226;卡特款待正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个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出口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之后，已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国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持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内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很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外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有权批准。

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案不是一致通过，而且江被告知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爱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字。”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有43年。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第29节 更成熟了

1980年10月29日至31日，江泽民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世界自由贸易区参观活动。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副总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在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谷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这也是江后来进一步发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改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曾同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战，江自学了电子学速成课程，阅读书籍和论文，听取技术汇报，同专家交流。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在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江感觉就好像走进了科学的天堂。江后来留恋地说，假如自己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他倒愿意读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为电子工业部的代表，江副部长曾会见各家科技公司的人，其中就有惠普。江跟惠普签署了建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协议，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因吃不惯西餐，一直留在自己房内，错过了多次会谈。（刘博士的家常便饭中的面条产生了效果，让这个人在回国之前有了精神。）

刘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在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他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在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高兴地参加了宴会，享受了献给他的一只大蛋糕。江泽民现在是个正部长了。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8226;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尽管自大学毕业以来，技术变化很大，但江了解的电子知识足以发现需求和机遇。在解释自己的背景时，江说：“我的经历涉及工程、电子和电力工业，还有进出口行业。”江学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消费产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要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党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江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欢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第30节 “1200万人民的总管”

1984年3月，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向陈云介绍计算机集成电路新技术。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很晚下班回家，”江泽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中写的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妹的对联写的是有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得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于接受的责任。这关系到民族的自豪和国防。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江亲临发射现场，并受到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祝贺。

“在江泽民成为副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和任务。”1984年调到电子工业部的曾培炎回忆说，“那时，很多企业都是重复建设的，而且位于山区（这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因担心苏联进攻而作的安排）。江多次到这些工厂视察，包括利用他自己的‘节假日’时间。我们有个口号：‘把研发与生产结合起来。’” “江早就预见到软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曾培炎补充说，“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谈论‘知识生产’的人。他意识到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性。每年他都把电子工业领域的200到300名各级领导召到北京。他喜欢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他的朋友。” 江泽民经常与上级部门沟通。他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宣传加速电子工业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江指出，“电子”行业已经转变为“微电子”行业，尤其是为了支持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受到他与惠普公司在1983年建立的合资企业的鼓舞，他在1984年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虽然江承诺的电子大革命没能在他领导期间发生——多年后他承认，中国的电子工业的发展“没能跟我原来的期望相一致”——他的成就包括使苦苦挣扎的军工厂成功地转轨为欣欣向荣的消费品生产者。他也获得了国际经验。

在邓小平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长期阴影。1984年是人民共和国国庆35周年，当时人们是如此乐观，10月的节庆成了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打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国人感觉到的同他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亲切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环境。

更为宽松的环境符合江泽民直率、谦逊的风格。为了让受人尊敬的元老陈云了解最新技术，江带了很多道具。他用集成电路板、微处理器和一台用于观察电路板和微处理器的显微镜，帮助陈了解电子革命的含义，江还自始至终说着老人的上海乡音。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不自在。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江泽民已开始推行党的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单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采取维护中国独立及和平、追求国家主动权的更为和谐统一的政策。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些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借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他已开始考虑上海。据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1节 战略行动

1985年6月27日，上海新一届领导，市委书记芮杏文（左二）和市长江泽民（左四）视察上海新火车站建设工地。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位党的总书记只是个过渡人物，但这种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江泽民可能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鲍大可说道，“中国的政权接替也不会像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预计的那样突然和剧烈。” 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下令广泛印发邓小平的讲话。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略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参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此外，江不动声色地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部，除了其情报和反情报的功能外，还增加了更多的职权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追查腐败分子。借助打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家安全部，江为人瞩目地建立起权力的基础。

6月，江进一步加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他提拔了6名军队领导人至上将军衔，这是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授予这种荣誉。

2月，江泽慧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他直率地问道。

“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江泽慧回忆说，“有两个代表团为我的提名做了工作：一个是合肥市（安徽省省会）科技文教代表团，因为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是滁州市代表团，‘文革’时期我曾在那里的农村工作过十多年。他们对我都很了解，并且相信我会成为他们的好代表。三哥听后很高兴——也放宽了心！” “你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江对他的妹妹提出忠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大学里面搞教学，对整个社会缺乏了解，而且你对法律和立法程序也不了解。你应当学习法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到基层走走，要永远与各行各业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在总共2909票中，只有60票反对或弃权。

外国媒体纷纷忙于核对政治信号。亚洲的一家新闻机构认为，江之所以保持“谦逊的外表”是出于保住“摇摇欲坠的领导位置”的需要。文章暗示说，既然“中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充满诗意’地报道江的善良本性和平易近人”，他就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领袖。“他所获支持的消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消失不消失的问题，”文章还引用了一名外交官的话说，“在邓去世后的过渡期内，他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没有军权，他的最终让位是迟早的事。”然而，这个结论却是大错特错了。

同许多其他同行一样，这家新闻机构低估了正在不动声色地巩固其权力的江泽民。他最近管理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7月，他安排朱镕基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这是个担风险的职位。朱决意整肃纪律，加强控制，他安排了3位新的副行长。

江的另一举措同样平静但意义重大。3月，他把曾庆红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正部级）。中央办公厅是党的行政中枢。曾取代了已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家宝。现在，在这个新职位上，曾庆红就能利用其丰富的党务工作知识进一步提升江的影响和推进他的计划。有一家缺乏远见的新闻社称此举为“无关紧要的人事变动”。

尽管在这一时期压力很大，江还是设法享受了一下生活。在视察海南岛的途中，他访问了岛上的大学。在发表完正式讲话后，他走进了图书馆。当学生们认出总书记时，纷纷向他围了过来。“我看到你们学校有一座苏东坡的塑像，”江说道，他指的是一位11世纪的诗人，“他对海南的文化影响很大。谁能背诵他的那首《水调歌头》？”有几名学生举起手。江带着自豪的微笑和几个学生一起背诵了其中的几句。

虽然当时正下着雨，但中国国家主席来到校园的消息还是迅速传开了。很快就有数百名学生赶来，围拢在这位著名的访客身边。“学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江提出忠告，“文学艺术，例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但丁、莱昂纳多&#8226;达&#8226;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们的专业里面。”江说，理科学生需要了解更多的文科知识，文科学生则需要了解更多的理科知识。“如果你们想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他补充说，“你们就必须掌握外语。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诵60个英语单词。”海南大学的校长担心中国的元首会耽误行程，试图劝说江离开。不过，这个曾两度想做一名教授的人正在自得其乐。“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江对周围的人说道，“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一位古代圣贤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江最后用毛泽东那句含义深远的话作为自己的结束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商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数字实在令人炫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1976年，中国80％的生产由国家直接控制，而现在只有大约一半。中国的经济正以灼热的12％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外汇储备极为充足。该国的体制正在向国内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商品。在1980年，民众每天购买600台洗衣机，而今他们每天吸纳大约4万台。13年前每天销售的电视机约1万台，今天则为7万台。没有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2节 改革的新基石

1993年3月27日，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向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一路攀升，并逐渐失去控制，在固定投资增幅46%的推动下，当年消费指数攀升了15%。江号召采取果断措施预防“经济过热，以免出现大起大落”，并补充说：“小规模的震荡不可避免。” 6月，江泽民来到邓小平家中，在紧缩计划中加强微观控制的做法得到了邓的支持。邓强调“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告诉江说：“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完全控制财政体系和市场价格，通货膨胀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 “令人惊恐的通货膨胀失控的阴影对江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回忆说，“我们如何才能既让经济冷却下来，又保持改革的动力？我们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诸如未经批准的集资和过多的信贷。江主席把朱镕基派去当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两人都认为必须压缩地方投资。

“1993年对江主席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负责编辑整理高层领导人的文件以及国家和党的重要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解释道，“经济过热不仅对改革而且对社会稳定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江主席必须引导中国经历步入

Chapter_4

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现在中国正在试验一种新体制。”

“这是试验性的并且是有风险的，”冷继续说道，“一旦软着陆成功，最大的好处是向人们展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和享受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品、新货物和新服务，这更加证明了新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江泽民所取得的一个大突破。” 对于邓小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江泽民列举了当前的三个问题：腐败、收入不均和通货膨胀。前两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加快发展必须以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他说。

然而，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在实践中，他领导着经济改革。在理论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传播邓小平思想的研讨会。在军事上，他在一次同军队战略家们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军事思想应当被视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 可邓小平本人表明了在他看来纯属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厌恶。他对吹捧“邓理论”感到不悦，对颂扬他的展览表示不安，对给他塑像的计划感到不自在。“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他说道，“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些方面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改进和修正。”邓补充说，“我不是谦虚，仅仅是实事求是。” 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邓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1993年春季，江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一个受到保护的、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为政府献计献策。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江希望它们能成为改革的新基石。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创议人。他也想取得知识分子的帮助，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最后，通过为政治和经济理论设定议程，江加强了自己作为邓小平接班人的地位。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毛就是兼而有之，邓也一样。大约从这时起，江泽民思想将变得越加重要。

江授权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加强对媒体和艺术界的领导。媒体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报道敏感话题，“自由派”的影视作品将受到严格审查。按照江的指示，丁要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避免涉及那些会给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继续向世界开放示好。6月，江泽民写信给国际奥委会，重申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次申办后来没有成功：美国和另一些国家投了中国的反对票。）

几乎同时，江在会见泰国佛教领袖时，概括了2000年的中国佛教史，显示了他的博学。江重申中国宪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他支持中国和海外的教徒开展交流。

4月，江泽民授权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相应组织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高度透明的双边会谈。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谈是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最高层次的正式接触。

在类似的方面，围绕香港拟于1997年回归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3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8226;赫德访问中国，来处理一场由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民主改革”而引发的外交争执。在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后，江呼吁英国和香港商界注重常识。江主席告诉赫德，香港繁荣和稳定的最终保证是中国内地的巨大市场。在此之前的1月份，江对来访的香港客人说，“我们将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号是越来越多的选美比赛。虽然1988年江在上海当市长时被迫取消了一场选美，但是这种比赛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却越来越流行。选美曾一度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象征，而今在全国各地50多场选美比赛竞相登场。什么都可以编成一个头衔，诸如礼仪小姐、葡萄酒王后、空姐等等。深圳在5月份举办了自称是第一场全国性选美活动。这场选美表演是一种传统服装、奢华的晚礼服、T恤衫和紧身短裤的奇特混合。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3节 “银河”号事件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新茶话会上。

夏天，美国情报的一次失误显示了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态度。中国的集装箱船“银河”号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被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神经毒气）的违禁化学制品。出于对中国违反防扩散条约的怀疑，而货船的目的地又是伊朗，华盛顿方面指令美国海军战舰尾随货船，在彻底搜查前禁止其卸货。

一番你来我往的尖锐交锋后，江不得不出面告诉来访的美国人，“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当时研究东亚问题的美国情报官苏葆立透露：“这个信息没有传达过来。”虽然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通过渠道报告说：“江的声明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经搜查证明他错了，他的声誉就会大大受损。”但是，据苏葆立说，“华盛顿对江的声誉不感兴趣”。美国情报界的防扩散专家组织了这次行动，决定让中国公开出丑。他们仍然认定自己的情报而不顾江的声明。

敏感谈判的结果是同意由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小组对“银河”号进行搜查。美国专家不能登船，但可以向沙特人提出建议。用整整1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证明。

几周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8226;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缅甸以及朝鲜归为“反对国家”，即为威胁“民主圈”的国家。他毫不通融的对策是“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在中国，莱克的讲话被看作是再度证实了华盛顿对北京的纯粹敌视态度。苏葆立评价说：“中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争论，莱克的讲话打破了争论双方之间的平衡。”于是中国的战略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已经设定遏制中国的政策，以防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与此同时，江正面对指责，有人批评中国在“银河”号事件上“反应软弱”。江泽民抬出了邓小平“不寻求对抗，不挑起对抗，不回避对抗，不害怕对抗”的方针。他力图坚持邓的路线，与美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但这点正变得日趋困难。正当江主席即将和比尔&#8226;克林顿总统会面时，中美关系已经朝错误的方向走去。

1993年11月17日，江乘坐中国版的“空军一号”专机离京赴美访问。这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江的目的地是西雅图，他将在那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并与比尔&#8226;克林顿总统举行精心安排的首次高峰会。数月前，江已告知中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说，中国的目标是“把与美国的关系全面恢复到1989年6月4日以前的水平”。

江泽民不顾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决定访美。在美国，国会中批评中国的人认为美国总统承认一个向示威学生使用武力的政府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在中国，人们没有忘记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批评他的对手乔治&#8226;H.W.布什总统“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

用苏葆立的话说，江的计划是“复杂而近乎不可能……他既要显示自己是个强硬而意志坚定的领导人，反映国内领导集体对美国怠慢中国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捍卫中国的立场（尤其在敏感的人权话题上）；同时又要鼓励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采取更为中庸的长期策略，和他本人建立某种和睦关系”。国会女议员南希&#8226;佩洛西是国会对华工作小组的组长，她极力主张克林顿和江泽民在西雅图初次见面时，“不要对江过于热情地微笑或打招呼”。

但中国主席头脑里考虑的不只是外交。他渴望对外展示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招徕新的投资。当江在旧金山作短暂逗留与工商界领袖聚餐时，他鼓励他们看中国时要把眼光放远些。“我确信，”他说道，“美国工商界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不会让机会从自己手指缝间溜走。” 江直接从西雅图机场来到了波音公司。在庞大的埃弗雷特工厂，他称赞这个飞机制造业的巨人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先行者。他告诉3000名员工，中国是波音公司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客户，以反击人们对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不正当顺差的普遍抱怨。到那时为止，中国已经承诺购买或租用234架波音飞机，价值90亿美元。

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江泽民提出想访问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波音公司安排33岁的装配工卡里&#8226;奎勒斯接待中国领导人。当江抵达奎勒斯家时，他用英语向他们一家打招呼，在而后的交谈中，他也不时地用英语说上几句。江对奎勒斯说：“我听说你有4次被评为‘本月最佳职工’，你的工作一定很出色。”然后，江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他是哪儿人，什么时候开始在波音工作的，上下班通勤时间有多长，夫妻俩是否拥有他们的房子，等等。

奎勒斯的妻子梅拉妮为客人上茶，并请江品尝她亲手烘烤的小甜饼。江送给主人的女儿一个玩具大熊猫。她回赠给客人一幅自己画的画。“为您画的是一幅‘睡美人’。”梅拉妮&#8226;奎勒斯解释道。“真漂亮，”江说道，“我要把它送给我的孙女，她也喜欢画画。”江从口袋里掏出他孙子孙女的照片，自豪地给屋子里的人传看。临走前，他送给这家人一些中国纪念品，包括一幅猫咪刺绣，他说这是即将到来的感恩节的礼物。

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会晤远不是那么热情友好。双方对外均声称90分钟的会谈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但事实上，这次峰会的气氛非常冷淡，令人沮丧。克林顿据称是“阴沉而呆板”，江泽民则是“紧张”。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4节 不卑不亢

1995年10月23日，江与他的老师、93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重逢。

在克林顿致欢迎词后，江主席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措辞强硬的稿子，照本宣科15分钟，简直像给对方上课，而不是双边会谈。江指责美国不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尊重两国间的差异。他还声明，一国不能干涉另一国的内政。美国国务卿沃伦&#8226;克里斯托弗说：“克林顿马上进行回击，向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必要在人权领域作出改善。” 当克林顿当年早些时候批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曾表示，只有在北京改进其人权状况后，他才会再次延长这一待遇。现在他向江开列了美国要求改进的5个方面：红十字会有权探视监狱，释放“政治犯”，与达赖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对“劳改产品”进行调查，以及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移民海外。

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相反，他指出亚洲人“更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武器扩散问题上，江表达了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愤怒，但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向外出售武器的关切。

当江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时，气氛转变了。江还建议自己用二胡，两人来一段二重奏。但是这个提议，可能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杜林认为，事情的起因是一位中国翻译不经意间听到克林顿对自己的助手说了一句玩笑话。“我应当把我的萨克斯管随身带着，来这儿练练。”据说美国总统当时是这样说的。翻译没有搞清这句话的意思，他告诉江：“克林顿先生说他想用萨克斯管为您吹奏一曲”。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试图给这次会晤增添点亮色。“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有些疏远，”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然而事实是，今天我们举行了会晤。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双方对解决各自关心的问题感兴趣。”克林顿对江的回应作出了谨慎的评论，“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今天就说这么多。” 江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是冷战的残余，应当摒弃。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就能够互相尊重……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江又说：“一些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他们只着眼于极少数的违法者，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理应法办。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 为了积累积极的势头，江邀请克林顿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向外界表示：“克林顿先生说他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行。他说这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想做的事情。”

尽管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这次会晤很平淡，但江的表现在北京却赢得了声誉，因为他能够“既从克林顿总统那里获得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又没有在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军委副主席张震发表评论说：“他不卑不亢，全军指战员都为江泽民同志感到骄傲并深受鼓舞。” 3天后，当江泽民从西雅图飞往古巴，他所受到的欢迎要热烈得多。他是自1959年菲德尔&#8226;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以来访问这个加勒比岛国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卡斯特罗对这位来自兄弟国家的元首给予了热烈欢迎。这次访问是有意做给美国人看的，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江泽民极为欣赏20世纪初的作家鲁迅所写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是对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1993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江引用了这句话，并在随后说：“我们决不屈从于外来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无理压力。” 11月中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如今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正式方向。同月，江适时地在一次庆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的学习会议上发了言。第三卷共收邓的119篇文章，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江高度评价了文选的出版：“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12月，江领导中国共产党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作为这次百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央文献部门开始出版毛泽东的手稿———包括题词、信件、文章草稿、电报草稿、批注、备忘录、读书笔记、诗作和古典诗词作品。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对1万名与会者发表讲话说，“就是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5节 坏事变成了好事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1994年，消费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货膨胀，这成了江泽民要对付的主要问题。粮食短缺的谣言引发惊惶失措的抢购和疯狂的囤积，使粮价一下子提高了50%。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创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受房地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如果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厉以宁解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这样。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江泽民访问了北京市和山西省的农贸市场。“老百姓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江说，“小小的‘菜篮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和发展又离不开稳定。”在一个肉摊，江问了价格，然后又怀疑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才临时降了点价？” “要保持价格稳定，我们就必须非常重视农业这一块，”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春天，江开始巡视全国，告诫地方官员必须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尽管这一措施初见成效，然而财政困难的国有企业却苦不堪言。当江泽民听说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上海益民食品厂因照顾退休职工等包袱过重而濒临破产时，心里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江不想让市场按自然规律发展。于是，他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采取“积极措施给予帮助”。江说：“你绝不能让它倒闭。” 但是江泽民相信邓是对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更加着力于改革。他主张进一步放开价格，取消定额，实施新的税收和银行政策。他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的经济方案针对三个问题：我们的发展能有多快？我们能承担（或容忍）结果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

《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了江泽民承诺要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谈到他们所进行的防暴训练时，江泽民说，“我们应当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江一心关注着军队的要求。他授予19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包括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他以自己特有的精力，与军队各级指战员保持接触。实际上，每次当他到下面的省市视察时，他总要抽时间走访当地的驻军。他会在那里接见高级军官并与普通士兵拉家常。他走访军营和医院，了解衣食供应情况。视察军事基地的食堂几乎成了江的惯例，下令给解放军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增加1元。他还把部队的薪饷调高到超出同级地方干部的20%，因为他知道地方干部容易挣到外快。在视察军队时，江总是穿着橄榄绿的毛装。他不像毛或邓是军队出身，所以他要是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可能会显得过分自炫。而另一方面，他如果穿西装打领带又会显得太西化，从而与他想要交往的军队官兵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些活动总会有军队刊物进行报道，通常也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国防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每年到此视察三四次是江优先考虑的事情。江喜欢给学员们上课，和高级军官聊天，以及和教员们一起用餐。他尽可能多地参加解放军的活动，不管是像军官晋升这样的正式仪式，还是像音乐会和义演这样的社会活动。在空闲时间，江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军务。他并不满足于读简报，而是喜欢阅读重要军事文件的全文，品味技术细节。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花在阅读军事文件上的工夫可能比花在读党内文件上的还要多。

8月，江得到来自军队的坚决拥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并把江尊为毛和邓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这一拥江的表态意义重大，因为张在高级将领中关系最广，威望最高。

江泽民对军队从不管得过细。他的座右铭是，“尊重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军人”。每当张震上将开出人事要求的单子，江都会立即批准。双方的默契是：在管理军队方面，江给予解放军军官前所未有的自治权；而军队对其领导地位给予支持。

当“天安门事件”5周年临近之际，江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坏事变成了好事。”他说：“结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国外媒体批评江似乎要把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甚至参加过1989年示威的那些人，不管多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江所说的是事实。政治稳定确实加速了经济复苏。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6节 “智囊团”

江泽民还尖锐地指出，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是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异乎寻常严厉的定性。但是，这样说有助于他对自己人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并向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一个坚定的告诫。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党决定让国内最富裕的地区支援最贫穷的地区。江怀着这一目的视察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视察福建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接着又辩解似地加了一句：“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它们仍然发挥着带头作用。”他指责那些主张加速私有化的人，继续说道：“我们不应该对国有企业失去信心，把它们看成是国家的负担。” 1994年夏天的某一时刻，根据英国外交部的小道消息，江泽民曾“大发脾气”，原因是改善中英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问题出在香港。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江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华伦&#8226;克里斯托弗讨论中美关系时，江泽民用了一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远东经济评论》试图如此解读这句意义深奥的话：“是呼吁从目前的最低点一步步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区区的200年历史，跟中国悠久的四五千年历史作一比较？” 为了在面临挑战的时刻有人辅佐，江主席有一个由能力超群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他的主要私人助手是他长期的秘书、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贾廷安。办公厅是中国管理体制中的神经中枢，控制着日常事务，负责联络，处理文件，召集会议，委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向下属机构传达指示。现在江有两个得力助手进入了军政的信息流通中心和活动指挥中心，这两个中国最有权力的机构。

曾培炎，江长期以来的同仁，专注于国内政策，主持党的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曾培炎个子很高，表情严肃，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同时具备商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密。他强调分析要严谨，政策要有持续性。他作报告总是胸有成竹，引用大段的数据，陈述结构清晰，结论合情合理。尽管他与曾庆红没有亲戚关系，但两人经常被合称为“江的二曾”。

还有一个人是由喜贵，负责江的个人安全。由喜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喜爱穿军装，有一张犹如斧劈刀削般的粗犷面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江的讲话撰稿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是滕文生，一个在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有着广阔背景的知识分子。

9月，江泽民对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作国事访问，此行主要是为增进友谊。他签署了各种各样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贸易协定。在俄罗斯，他与鲍里斯&#8226;叶利钦总统举行的峰会在两个大国之间“正式确立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同意不相互制约，建立仅次于双边同盟的关系。双方同意互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采取不首先发动核打击的政策，解决恼人的边境争端，这些都象征着双方正在建立互信。

在俄罗斯，江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那里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名著作了即席的文学分析，这让俄罗斯导游大为惊讶。他还参观了宇航控制中心，与飞行中的空间站宇航员交谈。江称赞他们在自动操作失败后，使用应急手工操作方法成功地使补给船与太空舱对接。

在法国，江有机会讨论他对民主的看法。“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他对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说道，“他们认为中国不想实行民主。事实上，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奋斗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今天，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或许江此次出访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随行。这是她第一次陪同江参加高规格的出访活动，在共产党中国的历史上，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带夫人出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当时，王冶坪被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为“内向、仁慈、善良、热情”。文章介绍说，王天性好静，“她做事情执著认真，不好声张，过着平淡的生活，衣着朴素，不用化妆品”。和她喜欢交际的丈夫正相反，她喜欢“平静的日子”。她与各条科技战线的老朋友、老同事都保持着联系，并且利用这些联系，使江了解到国内外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

“老有所为”是王冶坪的座右铭之一，尽管颈椎病给她带来痛苦，并妨碍了她的日常活动。她认为陪同丈夫是一种“负担”，因为她说她有点“力不从心”。她从来不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符合她的个性。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中国外交部已开始认识到向国际媒体展现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的重要性。其中可以使中国的形象人性化的一个方式，就是领导人带夫人出访。米哈伊尔&#8226;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带夫人（赖莎）出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她的优雅风度使世界改变了对改革中的苏联的印象。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7节 16字方针

在中国，李鹏总理出国访问时总要带上他的夫人朱琳，这提高了李的外交家形象。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大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当江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时，他对他妻子将如何应对乱哄哄的大批记者的担心，可能超过了他对在边界和核武器问题上如何与俄方打交道的担心。

在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的10天时间里，王冶坪扮演了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仪态端庄，泰然自若。虽然她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她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有身体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在巴黎的国宴上，她忍受病痛长达3个多小时———但她勇敢地时刻伴随在江的身边。她的丈夫感到高兴，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真的喜欢见到多年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应有的尊重。

随着1994年的这次访问，党的媒体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党的一项内部指示要求中国的新闻机构“适度地报道江泽民同志夫人在国外访问时的有关活动”。过去，新闻媒体总是避免触及高级领导人的个人生活。

1994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全会着眼于“党的建设”，作出改革干部提拔制度的决定，包括使用民主选举的方法等。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他告诫说领导人决策时必须谨慎行事，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犯错误。邓小平说，现在是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了。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的下午，邓小平乘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他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曾在2月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是在上海为一座桥梁题字时，当时已能明显看出他的老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活动。那天晚上，他设宴款待一批退休的党的领导人。这是90岁高龄的邓第一次坐在轮椅上与同事们见面。公开发表的邓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在观看国庆焰火。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委托出席晚宴的薄一波（中国的“长寿元老”之一）代为宣读他的致词。“有个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解决的难题，”邓告诉薄，“在党内以及在国内外，我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被认为是特别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这可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动荡。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和省一级领导班子能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从邓到江的过渡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人，以及1978年改革开始时确认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人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拥护江泽民作为唯一的核心。”薄写道。

这段时间前后，江把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的书记。这样，吴将协助胡锦涛处理党务工作。敏锐的观察家们指出，1992年已进入政治局的53岁的吴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都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又是同年入党。据说他们彼此十分熟悉，“怀有共同的理想”，并遵循同样的路线。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11月，江主席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将第二次与克林顿总统会晤。雅加达的气氛显然要比在西雅图时轻松得多，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北京向巴基斯坦和所谓“无赖国家”转让导弹和核技术问题以及朝鲜的核开发。

克林顿提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全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说，中国正在社会内部扩大人权，但是不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在处理包括人权在内的任何问题时，中国的主权都不容侵犯。

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响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中国方面，江泽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建设性关系的五项原则：要有长远观点；维持友好的同时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增进高层接触。这些原则都很宽泛，并不具体（如此往往易于达成协议），江再度重申了改善双边关系的16字方针。

尽管工作繁忙，江还是会抽空过问他一生热爱的科学事业。1994年晚些时候，在天津视察时，江中断了原定行程访问了南开大学，因为他想了解一下基础物理研究中的某个领域。一位教授送给他几篇学术论文后问他：“您这么忙，会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强学习以跟上形势。” 随后，江信步来到图书馆并和中文系的学生进行了交谈。他当众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当江和大家告别时，他对学生说：“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漂亮的学校。我真希望能到这儿来学习。”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年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

“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12月，江泽民决定让政治局委员听法律讲座，特别是有关国际贸易和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方面的法律问题。演讲者是上海的著名教授曹建明。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像是上法学院的第一天（也只有在这里，教授会比学生更紧张）。安排课程的是曾庆红，他陪同曹来到江主席的正式会议室，那里铺着红地毯，是传说中为全国制定政策的中心。他们绕过配有32张座椅的、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时，曾庆红鼓励曹建明说：“随便讲，大胆讲，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学生。” 首先发言的是江泽民，他先介绍了曹建明，然后发布了坚定的指示：每个人都必须懂法，相信法，守法和依法治国。曹作了热烈而精彩的演讲，讲解理论和法规时穿插了真实的案例。他没有回避中国的问题。他说，大规模地窃取知识产权不仅使外国公司十分愤怒，而且还伤害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他又解释说，过高的关税促成走私活动的猖獗。讲到这一点时，江插话问道：“外经贸部的领导来了吗？”看到有一人举手，江说：“你应该仔细听，好好学习这些观念。” 讲座结束后，疲惫的曹花了一点时间收拾他的书和物品。直到江的一个助手悄悄告诉他：“主席在等你。”他这时才注意到江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谢谢你，教授，”江说，“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2月底，江泽民集中精力抓文化工作。他说，弘扬中国的民族艺术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及激发民族精神都是很重要的。他呼吁设立更好的艺术学校和高等学府，更多地关心民间艺术，改善艺术家的生活条件。他还赞美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12月20日，为期1个月的京剧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也是观众之一。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8节 自主角色

1995年“精神文明”

江泽民正在逐渐进入自主角色。元旦那天，400名要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茶话会。会上，江发表了以“精神文明”为题的讲话，强调要协调好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江对理想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追求，并无任何宗教含义。相反，它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日益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和重塑传统价值观念。

在中国动荡的转型时期，“精神文明”还将担负起重树党的威信的重任，并将使江泽民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理论家。“精神文明”这一用语为邓小平在1979年末率先使用，此次江泽民又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概念将决定此后两年的政治议程。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之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北京亟需合作、整合与长远规划。

毛泽东、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他的办法是把有关领导召集到一起，推出新政策，让大家讨论，鼓励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在他和他的下属确信此项建议能被接受和成功执行时，才制定成新的官方政策。

但这一次经济过热十分严重，江泽民下定决心要管一管这些地方大员。在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议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众口一词，痛批地方保护主义。江首先为谈话定调子，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份里“1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插话说：“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1斤。” 这一插曲是“山雨欲来”的预兆。江要求各省报告其1994年的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江泽民点名批评了没能支持中央政府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他说对缺乏诚信者，要免去职务。当晚，江让他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要求地方“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江和朱还与每一位省长进行了单独谈话。他们要求这些人表态拥护中央及其经济紧缩政策，但省长们却要各自去面对如何处理地方的反应这一难题。然而总体来说，这种会议大多是和风细雨的，它成为江泽民一直坚持的领导方式。

对于新闻媒体，江就不那么含蓄了。当年年初下达了一份名为《关于新闻管理的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国外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媒体应否报道的内容提出了“二十点指示”。根据江的指示，不应报道的内容包括各种“负面现象”，应该报道的内容自然包括反映“团结和稳定”的报道，他认为这种报道对塑造“新时期”的公众舆论至关重要。

春节期间，江提出了将在未来几年中决定对台政策的“八项主张”。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既承诺了保持经济繁荣，又威胁不放弃采取军事行动。

江说：“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

他接着向听众保证：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

他承诺，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台湾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不会受到影响，岛内将享有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并独立管理其党、政、军系统。江还称大陆不派军队或行政人员驻台，而台湾人还将被允许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尤其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容违背和无法通融的。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借机利用台海日趋紧张的局势。其中一本还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可能使用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详细预测。有人将该书送江时，江不表态。他说：“台湾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我一本都没有读过。”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计划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存在呢？” 江泽民的反腐行动导致了舆论的分歧。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对有些人来说，这条消息意味着江泽民对于打击腐败是动真格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周的被捕其实是中央政府控制有独立倾向的企业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为了惩治腐败。

在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江的日常生活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内容。他说：“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汉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 江泽民说他读书时曾学过游泳，但没学会。“文革”时他才有了这样的机会：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他有了很多时间在武汉的东湖练习游泳。江说，现在游泳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他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9节 “腐败斗士”

3月下旬，江总书记视察江西省，在那里他专程赶往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骨灰安放地。此行中，胡的遗孀请求江为她丈夫立一块纪念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江当即同意。江说，胡耀邦生活俭朴，两袖清风——这表明他的无私。

4月10日，陈云去世，象征着老一辈领导人逐渐淡出。一些人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稳固，而实际上，由于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日趋强大，那些改革已毋庸置疑了。

就在同一个星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在京郊偏远山区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王宝森曾指示一家银行为某私营电信公司贷款10亿元（约1.2亿美元），死前正接受审查。

新华社只在英语节目中播报了这令人不安的新闻。除此以外，国内没有报道这一事件，这使人们纷纷推测其中必有重大丑闻。有传言说，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同伙都卷入了王宝森的违法活动——王被称为“陈的钱袋子”。

关于陈及其亲信的贪婪和傲慢的传闻在北京比比皆是。他们腐败至极，收取贿赂肆无忌惮。“疏通关系”明码标价，审批同意要价更高。为支持申办2000年奥运会而筹集的资金不翼而飞；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将利润最丰的项目交给了其兄弟开办的公司；甚至出租汽车司机也说，北京的市政资金被用来包养情妇和妓女。

恶事终有了结之日。一桩发生在遥远的无锡、涉案金额达3.8亿美元的集资丑闻经查证与陈希同“帝国”的组成部分——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有关。反腐人员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非法集资骗局。1994年，他们在收集到确凿证据后开始收网。因案件涉及陈希同且存在重大腐败问题，曾庆红开始亲自坐镇调查。

陈在倒台前也作过一番挣扎。王宝森自杀后，他曾大谈反腐败。陈说“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并将这个副市长的罪行归咎于“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95年4月底，陈希同被免职。1997年，他因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被判处12年监禁，他的名字成为腐败的同义词。“希同”在中文里和“系统”是同音词——而“陈系统”正代表了江试图铲除的那一类明目张胆的腐败官员。

陈的倒台自属罪有应得，但从中可窥见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为此他和曾庆红想方设法获得了每一位相关领导人的同意，从党内7位元老到政治局的同事李鹏和乔石，以及身体欠佳的邓小平的家人。尉健行全面负责调查腐败问题，并成为取代陈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首要人选。

在北京，几乎没有人同情陈希同，奢靡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别墅、游泳池、情妇、看家犬和挥霍无度的开销。一名昔日参加过示威的学生调侃说：“如果政府允许游行，人们会到街上去跳舞。”

江泽民在有北京市委领导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的职务，此时，他既要强调遵纪守法和根除腐败的必要性，又要鼓舞那些心存畏惧、不知所措的官员的士气。

陈的出局使江“腐败斗士”的形象更加鲜明，也给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江在陈被捕后不久说：“生活腐化、乱搞女人的干部不得提拔。”他警告任何以下5个方面不检点的官员——贪求权力、贪求钱财、贪求女人、贪求名望以及利用关系谋取不义之财——都将被免职。不过，江并不因此得意。在就这个案件公开发表意见时，他就事论事地说：“中央负责处理王宝森和陈希同案，在党内外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此，反腐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1995年5月是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一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抵达北京，重申在中日这两个宿敌之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村山首相对北京郊外的卢沟桥——1937年引发侵华战争的冲突发生于此地——进行了隆重的道歉式的访问，对曾因日本侵略中断学业的江泽民来说，这一刻他的个人恩怨也得以了结。

5月初，江在朱屺瞻105岁寿辰这天看望了这位国画大师。几周之后，江主席就艺术家和作家发表了一次讲话，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篇题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的讲话中，江鼓励所有艺术家热爱祖国，不断创新。江同时也告诫他们：“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绝不能不惜降低艺术品位甚至降低人格，去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导致庸俗化倾向。” 5月末召开了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年度科技工作会议，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负责安排议程并帮助准备江主席的讲话。数月前，宋博士就已感觉到，中国已准备好迈出将科技提升为国家核心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第一步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星火计划，这一计划历时10年并取得了成功。第二步启动高科技公司的火炬计划也正在取得进展。宋博士称，当前亟需的是将这一战略制度化。

宋回忆道：“在我与江主席商定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3月14日，信中建议确立‘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

由于宋博士的这封信，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项提议。因此，在5月的会议上，江主席正式宣布了“科教兴国”的宏大国家战略。在讲话中，他指出应鼓励创新以促进科技进步，随后还强调了正确的教育的重要性。江曾多次说过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必须加以改革，向“素质教育”转变。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0节 海军演习

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沈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要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王冶坪说，他们夫妇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也不常回家，因为他们不想被看成自己在利用父亲的职位。她说，他们想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王冶坪告诉沈永言，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她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江视察期间，沈永言邀来了江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这种心情轻松的时刻少之又少。6月初，台湾李登辉在他的母校——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中美关系随之恶化。李登辉是第一个访美的台湾“首脑”，美国批准其入境激怒了中国政府。尽管李此行被冠以“私人访问”之名，但看起来这是迈向台湾“独立”的一步，也代表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李登辉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撒播“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种子，江认为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悍然侵害了中国主权。在动身前往美国之前，李登辉还观看了军事演习，这显然并非巧合。

江泽民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的欺骗行为。区区几周前，在莫斯科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仪式上，中美领导人曾谈及台湾问题。据江说，克林顿承诺决不会允许李访美。江引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克林顿回到美国之后没几天就亲自批准了李的访问。

江在一次与外交部官员的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政客们不守诺言。即便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总统也能够当面扯谎。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局势和政客们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政府有着克林顿政府所没有的绝对权威。国会在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通过了允许李赴美访问的提案，克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改变了政策。但事实依然是美国总统作出了一个他不能履行的诺言。中国受到了侮辱，江感到愤怒。几乎每一次讲话，不管是对国内听众的公开讲话还是对国外领导人发表的私下评论，江都把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混乱和傲慢”的政策，并指出“美国必将因为粗暴践踏中国主权而付出代价”。

在与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的秘密谈话中，江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台独’活动已经失控，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我们的军力和战备。”一幅江在黄海与解放军海军部队在一起的照片使人联想起毛在40年前的一幅相似的照片。来自军队的压力要求他更加强硬，他一度每天收到800封解放军军官愤怒抗议李登辉访美的信件。中国召回了驻美大使，取消了与美国官员在武器扩散方面的会晤。江泽民于7月访问德国，在斯图加特的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厂，奖励性地批准了与戴姆勒&#8226;奔驰公司而非美国汽车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在慕尼黑和波恩，中国国家主席宣称中德关系正处于“全面繁荣”时期，令东道主喜出望外。

克林顿总统试图通过一封致江的私人信件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国家主席认为李登辉访美是对他领导能力的一次考验，是美国和台湾试探他处理危机能力的一次挑战。江断言，他唯一的回应是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样才能防止敌人得寸进尺，同时使国内的批评者相信他能够维护国家利益。

年迈的邓小平发出了一条指示。他说：“要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后来一篇报道引用邓的话称：“我们决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

7月21日至7月26日之间，中国军队向距台湾北部仅80英里的实验区域内发射6枚地对地弹道导弹。台湾股市一日内暴跌4.2%。第二轮的军事演习在8月中举行，其中包括在东海进行海军演习。台湾股市再次受到重挫。

至9月初，局势平稳下来，政治分析家称江是“大赢家”，而台湾是“潜在的输家”。中国国家主席向世界表明他并不惧怕采取行动。10月，江观看了一次由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参加的海陆空三军联合实弹演习。他在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观看到导弹、鱼雷纷纷击中目标，他说“新的局势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江强调说：“海军建设必须‘加快’，以促进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1节 《同心曲》

江主席有一个习惯，每次出访总要看望一下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他在驻德国使馆侃侃而谈，不像一位国家主席，却更像一位贤能长者。他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江引用了陆放翁的诗句：“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 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江把孔子——他称之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作为勉励自己学习的楷模。江引用这位中国伟大的先贤的名言说：“学，然后知不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江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说：“不懂装懂是不行的。我不管到了哪里，都要想方设法学点新东西。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学习是无限的。学的东西多了，人的精神境界就高了，精神境界一高，人也愉快了。”

在9月28日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江深化和发展了他的政治理论。为纪念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讲话，他发表了论述中国“十二大关系”的讲话，探讨了相互对立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包括：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中央和地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多年之后，这次讲话仍然为人所铭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在我个人看来，江主席‘十二大关系’的讲话至今仍在指导着我们。他为实现两个重要转变作出了贡献：他帮助指导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放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 江在国有企业这一看似毫无出路的棘手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在副总理朱镕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抓大放小”的方案。政府使用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支持大约1万家最大的国有企业，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则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民营化。这项政策使政府能够维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同时也能繁荣经济，使经济改革继续前进。这项政策是好的，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秋季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外交危机，显示出中美关系并未得到完全修复。10月24日，联合国召开了有史以来与会世界级领导人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纪念其成立50周年。但在此盛会举行之前的几个月中，中美官员都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克林顿是否将借江主席在美国逗留之际邀请他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中方要求正式的国事访问，但是美方举棋不定，他们建议江进行一次远非隆重的“工作访问”。克林顿总统不愿冒险遭受已经充满敌意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或言辞激烈的“人权活动”分子的攻击。

最终，江泽民同意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一次工作峰会”，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责美国缺乏以国宾礼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政治意愿”。江出于自尊拒绝前往华盛顿，因此双方的会晤改在纽约。

在联合国，每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有5分钟时间向大会发表演讲。江主席利用这个机会为主权国家反对世界超级大国的权利进行了辩护。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很清楚他指的是美国。他说：“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 尽管江的讲话十分咄咄逼人，但人们所期盼的两国领导人会面顺利得令人感到惊奇。当天下午在纽约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中美两国元首走进接待大厅，互致问候之后，双方就座，并在正式开始会晤之前忍受着各种相机射来的强光。首先是中方记者拍照，随后是白宫记者单独拍照。

根据计划，两位元首之间的私人交谈将持续半小时，只有几名助手陪同参加。之后将再进行半个小时规模稍大的会晤。然而私人交谈的气氛变得非常积极，会谈竟然持续了90分钟。

尽管涉及一些常规话题——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人权、台湾，但会谈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恢复高层接触和互访所需的具体细节步骤上。江提议双方携手打击跨国犯罪、贩毒和恐怖活动，在改善环境方面进行合作，这是从克林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得到的见解。克林顿重申华盛顿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承诺台湾官员访美的次数将“很少”，并且是“私人”性质的。

据会谈时美方记录员苏葆立讲，“江讲话沉着自信，没用文字稿，不断与克林顿作目光交流，以期与他进行真正的个人对话。他直截了当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偶尔用幽默的插话来缓和气氛，有时还讲英语”。两位元首的会晤中，这是第一次这么放松，两人的“谈话不完全是预先拟定的议题”。克林顿事后评述说：这是他第一次把江泽民作为一位政治家来理解和重视。

江真实的个性起了作用，那是在两天前当江和克林顿在联合国初次见面时。中国的国家主席问美国总统：“你的萨克斯吹得怎么样？”人们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在一起开怀大笑。

在纽约时，江主席邀请当时住在费城的他以前的数学教授顾毓琇前往纽约，以江的客人身份参加联合国的一次宴会。江非常高兴能够向他以前的老师表示敬意，但使江不安的是，他只能邀请这位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的93岁老人来纽约，而不是自己前往费城看望他。这不符合中国的礼节。尽管自己中国国家元首的职责使他无法前往费城，他还是感到很内疚，因此当他两年之后再次访问美国时，弥补这一礼节上的缺憾在江泽民的日程上被排在优先位置。

江继续为中国外交打开新的局面。11月，他历史性地访问了韩国，成为第一位访韩的中国国家元首。扩大经济往来和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是访问日程中的首要议题。在对韩国国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两国之间共同的文化，并保证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防御性的”。

中韩都对日本采取的拒不悔过的傲慢态度（译注：指对过去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怒，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此前不久，一位日本官员对记者说，日本在1910—1945年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期间“做了一些好事”，虽然这位官员随后辞职，但这并未平息人们的怒火。江泽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出了警告。他严厉指出：“邻国必须督促东京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历史。” 这一年的始末都与电影有关。2月，江邀请导演谢晋到中南海讨论谢计划拍摄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诗式巨片，这部电影将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发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12月，江出席了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向200多名电影制片人、导演和演员表示了问候。当看到熟悉的面孔时，他兴奋地谈起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出演的电影———他说自己仍然能够唱出许多电影插曲！江还提到了几部他在二战之后观看的外国电影，尤其是《卡萨布兰卡》和《罗马假日》。

随着邓小平逐渐淡出，公共场合出现了一些象征这一交接的标志。一时有多幅描绘江和邓以各种姿态在一起的宣传画。其中一幅画的是穿着西装的江泽民和穿着中山装的邓小平，两人都在微笑着鼓掌。另一幅以中国传统的水彩画描绘了两人站在一起的形象，江略微在邓后面一点，双手恭敬地握在一起。还有一幅宣传画，画的是邓拄着一根拐杖站着，江低头注视着他———新华社评价这幅作品“既有政治意义又有艺术价值”。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曾为毛和邓画过肖像的中国画家李琦，受命画一幅江泽民“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画像。这位画家说：“在作品中，我将尽量捕捉到总书记的领袖魅力，也要表现出泽民同志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和谐与融洽。”（译注：此画后来命名为《同心曲》。）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2节 讲政治

1996年“讲政治”

对江来说，“政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体现了建立一个道德和物质发展并重的文明富足社会的共产主义崇高使命。政治是增强党的活力和保持廉洁的机制，是一个光荣而有价值的主题。

江在1995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讲政治，就是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他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 为了在全国开展“讲政治”运动，江在准备接替邓小平的同时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讲政治”也可以被解释为“关心政治”或“强调政治”，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与毛泽东“突出政治”的告诫相类似，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1月，在对各省宣传部门负责人讲话时，穿着毛装的江泽民谴责“毒害人民的文化垃圾”。他说：“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不顾文化与意识形态。”他还警告说，要“严厉打击”任何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存在问题的出版物。

江宣布了“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的思想。他认为，建设“精神文明”靠的就是“讲政治”。同时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江思想”的核心，他以此作为建设现代小康社会的指导纲领。江泽民遵从邓小平，一直把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放在首位，但他也提出了与之平行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发展（精神文明）的任务。他说：“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并不意味着其他工作就不重要。” 江开展的运动使传统的共产党人感到高兴，他们对于中国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使马克思主义理想遭到削弱非常不安。这一年晚些时候，在学校、农村与工厂里，江还把党委和马克思主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军队中，有2万名军官接受培训，使他们能够在江的理论指导下讲授毛和邓的理论。

党史学家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冷溶副主任评论称：“江总书记在关键时刻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便是竞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江主席特别提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因为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市场经济中去。”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党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毫无异议，新模式必定与以前有所不同。冷溶强调说：“然而，为了维护一个稳定而文明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一套连贯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

冷溶补充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着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我们常说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这与塞缪尔&#8226;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含义相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要么闭关倒退，在短时间内延续其文化，要么继续实施对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开放政策，并找到保护其文化传统的新方法。” 江泽民意识到保护中国文化十分急迫。人口众多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如果传统的信仰体系被冲垮，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能会分崩离析。他担心，借市场经济强劲的西风之力，强大的西方文化会使中国发生根本改变。冷溶在谈到江泽民的构想时说，只有“文化上具有连贯性”，中国将来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屹立不倒”。为了继续发展并确保独立生存，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一种完全用反西方的术语堆砌起来的文化。

为此，江才提出了他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江本人一方面热衷于学习借鉴其他文化，另一方面推崇保持和发展自己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

过去，共产党将“道德”一词作为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强行改造的手段。江泽民没有这么做。对江而言，“道德”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纯而又纯的形式，涵盖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秩序、科学技术、音乐、文学艺术、诚实、勤劳甚至包括礼节在内的一系列崇高理想。

江泽民对自己家庭要求的标准最为严格。1996年初，他的妹妹江泽慧出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她整整一年都在犹豫是否应该接任这一职务。“我担心担任院长会给三哥造成负面影响，”她说，“人们会认为我是因为他才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是一名科学家，”江对拿不定主意的妹妹说，“所以当院长和当中央政府的部长不一样。你得到认可是因为你的成就，当然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来拿。别忘了，林业是你的专业。”

江泽慧说：“听完他的话，我决定接受这一职务。3月，我和丈夫搬到了北京。刚到这儿，我哥哥就建议我要‘继续研究学习，争取更大成就’。”

江对妹妹说：“科研是好事。但作为院长，仅仅做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你还应当扩大你的知识面，例如了解一下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他一直都在提醒我这一点。”江泽慧又说。

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说：“我非常了解江泽慧。她不敢向她哥哥提任何个人要求。江主席喜欢一句名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意思是说上级若举止不端，下级也会学样，结果党和国家都将遭殃。”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3节 台海危机

江泽民的妹妹说：“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要为家务事而麻烦他。我们不想干扰他的工作，给他增添麻烦。当然，过节假日时，他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团聚。但多数时候三哥和我都通过电话交谈。”

江泽慧接着说：“早在我哥哥成为政府官员之前他就是我们家的领头人，他承担了很多责任。他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包括每个人的教育、生活和工作。他调到中央之后，他的妻子，三嫂王冶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现在我哥哥的精力集中在江家的下一代身上。只要他们爱学习，如学习科学、外语、文化，或做正当的生意，他就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的家庭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受了很多的苦——三哥和我经常谈起我们受过的苦，这时他总要深深地叹息。” 江泽民十分喜爱自己的孙辈，常常忍不住把他们的照片拿给朋友甚至是初次相识的人看。孙辈随父母一起住在上海，有时节假日到北京来，让爷爷、奶奶喜出望外。“我孙子上小学了，”1997年江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经常警告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过分溺爱他们。” 与台湾的对抗在上一年夏天一度升温，现在局势又有所激化。解放军某部移师海峡对岸的福建省，准备举行军事演习。原计划是调动整个集团军，但中央军委江主席否决了这个建议，认为“动作过大”会适得其反。最终只调动两个师前往福建省。

张万年将军全权指挥这次实弹演练。新的军事指挥体系把军区的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整合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

3月8日，3枚地对地导弹以1小时1枚的间隔从福建省内的一条铁路上喷火而起。预定目标区域为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以西47英里处。数小时后，中国军队领导人誓言将加大为统一而斗争的力度。在当天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江重申他将继续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将“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

这次为期9天的军事演习所选择的时机绝非巧合。演习于3月23日台湾“总统”选举前3天结束。自内战结束以来，台湾地区一直由国民党当政，这一统治地位正在走向尽头。在共产党人眼中，在台湾引进“民主选举”是进一步推动“台湾独立”的阴谋的一部分。更为糟糕的是，为人所不齿的李登辉（大陆媒体称其为“千古罪人”）可能当选。这是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炮轰近海岛屿金门、马祖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在为期约2周的时间内，大陆军方的实弹演习，实际上切断了台湾的海上和空中航线。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被中断，完全依靠国际贸易的台湾经济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面对挑战，美国无法不作出反应。第七舰队“独立”号航母特混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北端游弋，它拥有1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及50余架最先进的战机，还有一支由先进战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和一艘核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威廉&#8226;佩里透露说，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巡洋舰及侦察机正在密切监视着局势的变化。克林顿总统形容中国的行为是“挑衅性的和鲁莽的”。3月10日，美国公然使局势升级，又派遣了一个载有90架战机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海附近。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已有近40艘美国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域。美国国务卿沃伦&#8226;克里斯托弗称，这些战舰旨在观察动向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包括江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感到愤慨。主张强硬的人提出可能成为战争爆发导火索的8种情况，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引发中国对台攻击，但江只对其中两种情况表示认同：外国势力干涉或入侵；台湾宣布“独立”。这两种情况均未发生。李登辉当选后，危机得以缓和。政治局同意给李几个月的时间，看看他对一个中国政策持何立场。台湾方面也暗示将做出妥协，他们减弱了要求加入国际组织的声势，并同意考虑与大陆建立直航。

1个月后，江在和日本政治家谈话时主动透露，在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命令继续进行导弹试射的人正是他。

江激动地问道：“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他接着解释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江为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我今天说话声音有点大了。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想到过去，我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实际上，虽然江非常希望实现统一，但他并不希望与台湾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但他同时也要让他的国家和军队相信，他处事是果敢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8226;基辛格在此期间拜会了江，他回忆说这位中国领导人“想在不失中国人自尊的情况下化解这次冲突”。基辛格表达了对江的极度赞赏，他们之间有着长久而坦诚的关系。基辛格指出：“在1996年的危机中，江主席选择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方式让我知道事态不会失控。我告诉他，当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说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再等100年。我问江主席，‘那么，此话是否依然可信呢？’主席回答道：‘不，不再是这样了。那是24年前，现在我们只能再等76年。’” 基辛格接着说：“尽管这样，江主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

随着台海危机的缓和，政治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之前，虽然其他政治局常委与江同样享有决策权，但是江亲自承担起人事安排的责任。

江泽民采取更倾向于中间的路线，这可能是得自汪道涵的启发。有时，江会突然造访汪的住所。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而是对汪的尊敬和对他意见的信赖。有一次，在汪前往美国访问之前，江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叮嘱在访问途中要确保他这位年逾八旬的顾问能得到足够的休息。

在汪的启发下，江泽民在他最主要的政治格言“讲政治”中融入了更多的信息。他指示《人民日报》写道，这句口号的重点在于“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个口号响应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再次保证不可能重走“空谈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老路”。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4节 航向已确定

6月，江对负责宣传和新闻的高级官员发表讲话时说，一些“左”倾言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他重申，邓的改革政策不会改变。江说：“我们这艘航船的航向已经确定，这将是不可更改的。”他还给党刊《求是》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祝贺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反击“左”倾思想的评论文章。权威性的《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文章，批评外资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暗中挑战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人民日报》在1个月之后对此进行了引人瞩目的公开批驳，详尽论述中外合资公司不仅带来资本，同时也把管理和技术带给中国。尽管党的喉舌承认，引进外资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断言中国“不应因噎废食”。

汪道涵则求助于他与同辈人的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都是曾与他共过事的退休将领和党的元老，他征询他们的意见并敦促他们支持江泽民。

5月，江主席对非洲6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签署了20多个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江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以“中非友谊”为题的讲话。所有6国都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6月，江泽民前往河南省视察，他选择的路线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来这里视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时所走的路线相似。江与农民和地方官员交谈的方式让一些观察家回想起了毛。其中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媒体对他活动的报道也不吝篇幅。江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着一件开领衫，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领巾，身边簇拥着一群装束类似的小学生，每个人都在热烈地鼓掌，酷似毛1959年在湖南老家所拍的一张照片。

同月，江会见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8226;莱克。莱克带来一揽子“讨论热点”——贸易、人权、台湾（特别在近期紧张关系发生后）。但这位中国领袖并没急于应付这些头痛的问题，而是对两人的名字产生了兴趣，“湖”（译注：英文中“莱克”是“湖”的意思）和“江”中都有“水”，他用“地道的英语”解释其词义。待谈到“计算机芯片技术、中国诗歌和哲学”，江简直兴致勃发；其实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学究气十足的莱克（研究对外政策的专职教授和学者）暗示，至少目前中美关系相当不错。莱克看了看几位助手，耸耸肩，把带来的“讨论热点”扔到了一边。

6月末，江踏上了对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6国的访问旅途。中亚之行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北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是由边境线另一侧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势力所援助或指挥的。这条边境线长近3000公里且地形崎岖，难以监控。

他毫不在意自嘲自己的外表。他体重大约210磅，比标准体重超出30到50磅。据说他曾妙语双关地说要把他从位子上“搬开”是很难的。当年年底，他在视察广东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时更充分地显示了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说，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自嘲是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优点，邓小平也偶尔为之。

与此同时，江对那些说他搞个人崇拜的指责很敏感。8月17日他过70岁生日时，他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大操大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前后，江提出了他的“七大界限”理论。他探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与全面私有化之间等差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激情辩护。

江谴责那些外国批评者曲解了他的思想。他在庆祝建党75周年讲话（主要论述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说：“国外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歪曲事实，宣称中国重新回到了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我们绝不会发动群众运动。”为了证实他与邓的一致性，江指示媒体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报道，包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著作。其中一个主题是，尽管邓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原则，但这些经济特区却是在江的领导下才实现繁荣的。另一个主题则是，

Chapter_5

邓曾自己承认说没有提前10年开放上海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现在向这座大都市倾斜的政策是正确的。

虽然有些人把江的行动曲解为攫取专制权力，但实际上江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使其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江像其他人一样也只能投一票，而一切问题都由多数票决定。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是一个工作班子。作为领头的，我只有一票，我的权力仅限于此。”

江泽民不懈努力，扩大党的权力，特别是扩大由他的主要助手曾庆红领导的党中央办公厅的权力。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约350人，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曾庆红还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一流学者和院士组成的一流思想库，提供政策咨询并推动江的事业，称赞这些人是“党的助手和战略家”。以同样的精神，江泽民还加强了党内各个“领导小组”的决策权，其中包括外事、宣传以及财经领导小组。

在战略谋划的同时，江并未忘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的重要性。就在9月下旬的一次党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江泽民对长达1500英里的京九铁路沿线7个贫困省份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贫困问题，江访问了多个农民家庭并与当地官员交谈，所表现出的同情心使他在政治生涯中广受爱戴。他说：“解决农民的住房吃饭问题影响着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平衡和稳定。”

在党的全会之前下去视察是江最喜欢采用的方式。这样他可以带着最贴近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参加高层会议。

在视察过程中，江还沿途访问革命老区，包括在传奇的长征途中那些疲惫的红军战士曾歇过脚的偏远山村。当年秋天，他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称长征为“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利用这一历史场景号召“将传统的革命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江把扶贫行动与焕发革命热情联系起来，给他的“讲政治”运动加入了务实的成分。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5节 建设精神文明

10月初，党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江“建设精神文明”的构想，又一次加强了江泽民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地位。中国的这一新议程被正式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它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以及“进步的道德观”的重要性，其根基是“江泽民思想”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江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西方媒体担心他会重返共产主义正统，但江勇于将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科技发达和高度文明的中国，以此来振兴社会，而不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绝非重返过去频繁的群众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在反其道而行之。

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8226;布拉姆把江的“精神文明”称为“迈向建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平台的积极尝试”，认为这将推动而不是阻滞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国有企业中进行必不可少但同时又高度敏感的改革。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称，从个人角度看，精神文明的法规化“有助于江泽民确立其在共产党内的哲学领袖的地位”。

1996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5名青年知识分子撰写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称中国已到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书中认为，“‘自由世界’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正在形成。”据称，这个战略阴谋以美国为首，通过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版权保护政策和台湾政策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作者们，包括一位诗人、一位教授和两位记者，指控美国蓄意通过美化暴力和个人主义的电影侵蚀中国的文化。其言外之意，中国政府过于天真，过于通融，过于倾心经济增长而无力应对美国的威胁。这反映了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

几乎与此同时，江泽民和克林顿宣布他们有意在1997年和1998年彼此进行国事访问。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似乎双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

在中国周边，江于11月对南亚进行友好访问。在菲律宾，他同意“搁置”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共同开发。江喜好演唱一如既往，虽演技平平，但性情可人，在菲律宾总统的游艇上举行的晚会中，他跳了“恰恰”舞，还与拉莫斯总统表演二重唱《温柔地爱我》。那些对江的政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如今至少知道这位中国领导人喜爱艾尔维斯&#8226;普莱斯利的歌曲了。

他在印度的停留使他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印度人民为之“着迷”。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这两个邻国（也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这一争端曾在1962年导致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江引用了一首著名的中国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巴基斯坦这一中国的传统伙伴国家，江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敦促南亚所有国家“暂时搁置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发展和合作”。他能够在同一次出访中兼访巴基斯坦和印度，使中国的重要性和江的个人信誉得到证明，这次访问被称为“多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进行的最成功的外交斡旋之一”。在国内，人们称赞江巩固了中国“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一看法也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一条更大的新闻是相距仅6个月的香港回归。12月，江泽民会见了新近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的航运巨头董建华。董的任命并不是秘密：当江在1年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单独与他握手时，他就已经成为行政长官这一职位最主要的候选人。

香港各界对董反映不一。商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出北京把香港看作是“经济旗舰”。而“民主派”则相对谨慎。虽然董在30年前已经是香港居民，但他究竟会向谁效忠尚不清楚。1986年，董的企业曾接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度过了难关。

江泽民对董建华说：“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历代总督都由英国王室任命，从来没有咨询过港人的意见。你将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行政长官……”

江继续说：“‘一国两制’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我们决不会去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

12月，江泽民对3000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就艺术和文学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力求在学术自由的愿望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担心意见分歧可能引起混乱；作为一名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他深知伟大的艺术不应该受到束缚；作为一名爱国者，他对中国文化可能被来自西方的影响所围困感到震惊。

江对听众们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他警告说要提防“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求党组织“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江努力调和创造力和稳定性之间天然的矛盾，他说：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江在上海时结识的中国伟大的小说家巴金，也是他的老友之一。国家主席又一次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舞台与著名歌手同唱一首歌。

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江泽民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而且做出了巨大努力来改善中国社会的限制性政策。不管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江泽民在中国建设“精神文明”是他内在修养深厚积淀的结果。

在事情涉及西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时，江的内心要坚定得多。他说：“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

他总结说：“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西方的影响。1996年，政府禁止了4000个产品和公司的名称，因为它们“洋味十足”。尽管财政正在紧缩，他还是批准拨款1200万美元建造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随着1996年过去，江泽民已在展望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希望在下一年中取得卓著的成就，但从未料想到它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年份之一。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46节 香港回归

1993年1月22日，江泽民和温家宝（左）、曾庆红（中）在北京附近窦店村农户家中包饺子，庆贺新春佳节。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

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纪念仪式，并为香港庞大的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剪彩。他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失望。他对在场的当地领导和大陆来的官员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壮举。”江强调，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而坚决地履行了“一国两制”原则，实现了“港人治港”。路透社在当年春天的报道证明这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说：“对于中国在最近的后过渡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英国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他们认为北京遵守了协议中不干预该地区事务的条文。”维持香港的自治一直是江主席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维持香港的繁荣比试图控制它获益更多。

在其行程中，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在一个老年中心，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老年人谈论玩麻将的技巧；而在购物中心，他则用广东话同周围欢迎他的人群打招呼。人们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同他握手。江俏皮地用广东话说：“我想同你们每一个人都握握手，但是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尽管他的周围全是警卫和急切的崇拜者，但他还是同一个小姑娘谈了话。江告诉她，虽然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

在不同地方参观的时候，江的穿戴都会有所不同。在购物中心，他穿的是开领的白色衬衫和棕黄色风衣。而在昂船洲海军基地走在红地毯上视察部队时，他穿的是草绿色毛式服装。江对驻扎在那里的400名部队官兵说：“你们的存在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江泽民访问香港期间，江的妻子王冶坪也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一样受到人们品评。她淡雅的着装得到了当地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天爱的好评。张天爱说：“江夫人是个含蓄又不张扬的传统妇女，不要忘了大陆妇女不喜欢把自己弄得太过花哨。”她说时尚的一般原则是“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舒服，不要让时尚掩藏你的本色”。

在北京，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酝酿，这次危机关系到解放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现在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亿到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难道军队是碰不得的吗？江泽民虽然看不得军队捞钱，他还是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采取行动。在他命令全军放弃所有非军事的商业活动之前，他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层的支持。1998年7月，江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

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决定触犯了既得利益。熊将军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熊将军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7月，长江爆发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需要动员大批人员参加救灾。抗灾工作动员了30万军人，包括100多位将军、500万民兵和800万地方官员、工人、农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强调说：“在所有的道路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运输和协调如此大规模的防洪大军在一定的时间抵达一定的地点，其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从人的生命角度出发，江泽民指挥的这场抗洪斗争甚至更加伟大。”

到8月中旬，受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另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农业和工业遭受的破坏无法计算。这时江亲临一线鼓舞士气，并高度赞扬了人民解放军。“我们将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你们有信心吗？”江大声地问。“有！”战士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与此同时，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江泽民在视察受灾严重的中南部的湖南省时，关注的重点是在冬天来临之前为流离失所的灾民建起临时住所。“我们必须确保受灾群众有充足的食品、饮用水和衣物，”江说，“他们必须有住的地方，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47节 抗洪救灾

9月初，江泽民推迟了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继续在洪涝灾区视察，此时死亡人数已逾3000人，5000多万英亩农田被淹，500万间房屋坍塌，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为了鼓舞士气，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

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他以雄辩的口才赞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讲述个人的英雄事迹；对于救灾和今后的防洪工作，他也作了技术上的指导，并谈到了重建家园以及兴建水利设施的问题。

9月14日，在洪水险情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前国家主席和革命领导人之一杨尚昆逝世，享年92岁。江主席在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抽空到医院看望了他。尽管杨曾要求死后丧事从简，但在江主席的主持下，杨仍得以隆重地安葬。

前一周末，江泽民邀请包括李前宽、孙道临在内的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讨论中国电影工业问题。这也是江心目中的开心一刻。

“江知道我们的名字，”李导演回忆道，“他还认识我们中的几位。江热爱艺术，尊重艺术家。我们能像老朋友一样地跟他谈话，而不用把他当作国家领导人。他非常热情。”

按规矩，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应该主持讨论，但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在江自己喜欢的会议中，他不需要任何人出来组织或主持。江亲切地说：“我很高兴就我们的电影事业与你们交换看法。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我已经很久没见了。”

这次会面没有什么议程。如江所言“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聊一聊”。每个人都发了言。“我们热情地谈论着中国电影业的现状，”李导演说，“我们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坐在国家领导人边上，我们一点也没感到压力。我们开诚布公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演员田华现在经营着一所艺术学院。她说，她的学生在拍摄军事题材的电影时，需要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具。总书记笑了，说：“田华，你这个机会抓得太好了。这儿坐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他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迟将军笑着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抓住机会，田华，别让迟将军跑了。赶紧跟他说说你需要的东西：军装、装备，拍摄过程中需要部队哪些支持，让你的学生到部队体验生活。快跟他说！”

同样，江也给孙道临提供了帮助。孙已近80高龄，准备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穷困时期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的历史影片。他遇到的问题是，潜在的投资方都认为这种电影没有商业价值。在与江交谈中，这位年迈的导演激动地说：“现在想拍弘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太难了。”听了孙的讲述，江泽民转过身，让前铁道部部长、现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后来铁道部资助了这部电影。

电影《詹天佑》（以一位献身中国铁路建设的人的名字命名）于3年后上映，江赞扬这部影片生动地描述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这部影片“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过程中，还有一段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作家发表了一通非常极端的言论。前不久，文化部长孙家正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孙讲话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创作各种类型的影片，而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顾虑的束缚。这位姓王的作家，公开与孙部长广受赞扬的讲话唱反调，而当时孙部长就坐在旁边。这个姓王的年轻人写过一个名为《雷锋日记》的剧本。雷锋是一名大公无私的战士，他年轻时不幸牺牲，在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被奉为英雄人物的典型。

“我们并不是有太多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位作家大声说道，“恰恰相反，今天，我们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英雄。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的英雄人物。”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聚会中，其他领导人，像丁关根和曾庆红，都没有多说话。他们都跟着江一起倾听艺术家的发言。最后，江泽民站起来做了总结发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热情饱满，决心十足；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赶超老前辈。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如果只开一种花，那我们的电影事业将会枯萎。我们必须允许种植、培育和欣赏更多不同的花朵。只有那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讨论历时两小时。最后，江说：“好吧，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

大家都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走进近处的宴会厅，里面有一张很长的条形桌，每个人都按座签姓名牌落了座。这是一顿清淡而健康的午餐，共约10道小菜。午餐即将结束时，曾庆红说了几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48节 灵魂的工程师

“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聚会，”说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们不该只一个劲儿地吃饭。你们艺术家得表演一下吧！”

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背完后，江指着孙道临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曾庆红立即会意，插话道：“道临，就给我们表演一段哈姆雷特吧。”孙道临背完后，江大声地为孙道临的表演鼓掌叫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连赵实副部长都唱了一段京剧。“我认识她很久了，”李导演说，“还从没见过她的表演。”

演员田华背了首诗。她表演完以后，曾庆红说：“李导演歌唱得好，尤其是陕北民歌唱得好。”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也响应道：“是，是，那是。我甚至能从他的歌声中闻到醋味儿（陕北人喜欢醋）。”这时，江泽民说：“李导演，我从没听过你唱歌，来一个吧！”

李导演站起来，高唱了一首民歌《信天游》。他性格外向，表演时不免有些炫耀技巧。表演完后，江泽民评价说：“李导演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啊，现在我知道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平心而论，这首歌不好唱，音域很宽。唱得好!”

江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白色雅马哈电子琴，这架琴可以储存演奏过的曲子。江说：“我最喜欢这架琴。它可以自动重播刚刚弹过的整首曲子。”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李导演，”曾挑出了本来就天性外向的人群中最不害羞的一个，说，“总书记弹琴了，你得唱啊!”

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导演邀请年轻女演员于慧一起唱，其他人也跟进来，江泽民为他们伴奏。李和江合演了几首二重唱，接着，江邀请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弹一曲。王也演奏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几首歌后，江和每个人都合了影。

直到江泽民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带领大家参观中南海时，活动才结束。中南海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绘画与皇家园林的格调相得益彰。江认真地跟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他边握手边说：“祝你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我期待着看到你们的影片。”

李导演事后说，“江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江说：‘中国的艺术家决不能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他们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限制，但这种情况在改变。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

此前数周，李导演刚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田聪明局长讨论过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项目。田说，这项工程最早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但由于“文革”，被长期搁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提了出来，结果却因为紧缩开支而再次搁浅。田跟李说：“如果一拖再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李导演以他特有的激情回答说：“中国电影业有近100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电影博物馆，这是我们的耻辱。”田局长对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广电总局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这个项目，很可能因造价昂贵而再次遭到“枪毙”。

李导演大声说：“好吧，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这回让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来提议。我们不走官方渠道。我们直接找江主席。”李知道，江个人非常关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位中国领导人曾参观过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型电影制片厂。

第二天，李前宽就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并邀请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跟他一起签名，约有20人联署。信中写道：“近百年来，在年生产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建造一座国家电影博物馆，这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事业还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李还恳求江“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解决所有的繁文缛节，从而使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3天后，江泽民把李导演的信转给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江在信上直接批示：“请关根研究处理此事，并将最后决定报我。江泽民，1998年8月21日。”

虽然江既没有直接下令批准博物馆项目，也没有说他支持这一项目，但他的指示无疑施加了“少许压力”，从而推动了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江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分出有限的政治资本来直接插手此事，但他的结束语——“并将最后决定报我”——却让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清楚地感觉到江是愿意建造这么一座博物馆的。李导演说：“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江的“少许压力”，其他高级领导人都一路绿灯放行。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旁边留出多达1万亩土地。2005年底之前，中国电影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正式开放，并成为北京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49节 “属于另一代人”

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手的人，江泽民也很有雅量。10月中旬，江在北京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辜与汪道涵各自领导两岸的协会，共同探讨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5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次的接触。

尽管双方存有争议，尽管据说辜振甫对江泽民说，“只有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台湾海峡两岸才能谈统一的问题”，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讨论，话题从中国戏剧诗歌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包。

辜说：“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希望它会融化。”

11月，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此行曾因国内洪涝灾害而被迫延期。江主席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与突患肺炎住院的俄总统鲍里斯&#8226;叶利钦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宣称“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明确标示”。

第二天，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发表讲话。他赞扬俄罗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希望“俄科技界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并向这些科学精英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

江决定讲话完全用俄语，尽管中国高级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可取。中国驻俄大使建议主席用俄语作介绍，其他讲话用汉语（由专业译员译成俄语）。这一意见未被采纳。江通篇使用俄语。

如果你认为江泽民从此以后会改弦更张，退守传统礼节，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此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江主席从新西伯利亚直飞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访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江泽民以前曾数次访日，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目的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即使如此，这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仍常怒目相向。在访问之前，北京坚持，在江主席访问期间，日本必须为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明确谢罪。但日本国内一小撮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却对任何一种“有损皇军尊严”的企图进行阻挠——实际上，“皇军”枪挑婴儿，强奸妇女，毒杀平民，早已臭名昭著了。

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微妙。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对日本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就在江泽民访日之前，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人民表示道歉，表达了政府“痛切的反省”。现在，中国也想得到同样分量的道歉。

但对日本人来说，中韩两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在中国，它并没有进行殖民统治，只是在1937年到1945年间对部分地区侵占了8年时间。对在此期间失去2000万同胞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这种“区分”是无礼且带有侮辱性的。

抵达日本后，江发表声明称：“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抵达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在小渊首相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是双方儿孙、艺术等。江开玩笑说，因为东京的气温比俄罗斯要高得多——同时也因为清酒——他终于暖和了过来，恢复了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了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议给江主席的整个行程投下了阴影。

东京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提出除在联合声明中的正式书面“反省”外，小渊首相将在与江主席进行正式会谈时做一个分量更重的口头道歉。但中国外长唐家璇对江会不会接受这一折中方案仍无把握。他对日方同行说，江泽民“属于另一代人”。毕竟，日本的侵略对江的爱国情结的形成有关键作用。最后因为日方不能为其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与暴行“道歉”，两国明显地都为此感到十分尴尬，但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挫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江泽民继续表示他在日本感到很开心。他也向天皇夫妇赠送了一对稀有的朱鹮。这种红羽鸟在世界上仅存137只。但是，在表面礼节性的平静下却酝酿着一种紧张气氛。在两个小时的首脑会谈中，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0节 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个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场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剩下的访日行程进行得很顺利，在经济发展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道歉问题上的争议还是造成重大影响。江泽民似乎在时时寻机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的重要性，他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在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的国宴上，江都在告诫对方。他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把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务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就拒绝了。劝阻江泽民“停止谈论历史”是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尝试的差事。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江泽民不会退却，他随时愿意面向未来，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把过去的问题妥善解决好。

在国内事务上，江同样面临着挑战。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冲击，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朱镕基预定的8%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8%，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成就了。据朱的估计，仅洪涝灾害一项就使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力保朱镕基，为他辩护。在会议闭幕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3篇有关江泽民提出“两个确保”的评论。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两个确保”顺利实现了。

1998年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年邓小平提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现在正领导着这个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江在讲话中说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1节 邪教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年的第一天，50名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8226;考克斯的共和党议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两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导技术。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交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但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李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而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些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8226;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8226;贝克&#8226;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至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万。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部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气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2节 两起国际事件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为“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能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缓。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愤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的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馆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窃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取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取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愤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查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家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3节 关注台湾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使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年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的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了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词语：“头号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泽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8226;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都对其敌国和潜在的敌国（甚或少数友好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当众谈论这些事情。称其为“看似可信的推诿”应该比较恰当。江也是。他需要应付太多的国内问题而无暇顾及这些无谓的指责，特别是在各国强硬路线者伺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考克斯报告》中的指责对中国不无好处。通过展示中国强大的核武器能力和先进的导弹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显然，这是考克斯议员始料不及的。

尽管江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正面临着考验。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次讲话中，他鼓励全体中国人民把“义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建设祖国的“光荣工作”中去。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宣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把一些原本为人们视作当然的东西正式写入了宪法。通过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方针，江泽民逐步稳固了实施其改革方案的法律基础。江可以稳妥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同于世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活跃的高级领导人之间不存在分歧，他们紧紧地追随邓小平。中国所发生的事并非“新瓶装旧酒”；瓶子看上去可能还是老样子，可是里面酒的味道早已大相径庭了。

江泽民是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反抗外国的控制，谴责国内的腐败积弱；长大成人后，他在驱逐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人尊严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江坚信共产主义的核心宗旨。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7月7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声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之久”。7月20日，李又发表了他的分裂性言论。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积弱的象征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支持台湾并向其出售武器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实现完全统一。用记者贾斯珀&#8226;贝克尔的话说，对江泽民而言，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才能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和平”。贝克尔意识到，在江泽民统一国家的热切号召下，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群情激昂。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归属真正的天主教会”。香港已于1997年实现回归，而澳门也将如预期那样在1999年底回归祖国。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即是所缺的最后那一部分。

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北京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原计划于秋天访问台湾。现在这一计划被取消了。《人民日报》指责台湾当局高估自己的力量并密谋推进其分裂活动，还把李登辉比作企图“撼大树”的“蚍蜉”。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他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江的言辞不得不再一次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同时又能安抚国内持强硬立场者。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4节 取缔“法轮功”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得处理“法轮功”问题。对他来说，这个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奇特理想和前景，但实际上它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

据5月份的一份备忘录称，就在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北约的攻击后不久，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如果‘法轮功’大师能够预见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大使馆会遭到轰炸？”但是他关于邪教的幽默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处理“法轮功”现在成了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事务。7月19日，江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3天后，公安部颁布法令，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

为防止任何人错误理解“非法”和“取缔”的意思，法令详细列举了所有现在被定义为非法的“法轮功”活动：宣传、公告、示威、聚众。党员禁止参加，否则将被开除党籍。教派的创立者李洪志被指控“传播迷信和邪恶谬论以欺骗民众导致众多练功者死亡”而遭到通缉。一些“法轮功”骨干成员被拘禁关押。

“法轮功”的盛行程度令人费解，在取缔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纳了西方国家镇压邪教时所用的一些术语。它发表了一份关于“精神毒害”的报告，指责邪教不仅秘密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有时还从事诸如逃税、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一些犯罪活动。报告称“法轮功”“威胁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撇开这些愚蠢的指责不谈，政府认为邪教是对政权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此前经济上的混乱和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使稳定局面受到了震动。8月，共产党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和正在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振自我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人民日报》号召所有党员学习一本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新书。身为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开始发动了一次“整党”行动，试图在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申意识形态基础。江的“三讲”运动，最初旨在抵制腐败和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今重新以全国性的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为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与此同时，江泽民寻求在经济事务上取得进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旨在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的华盛顿之行进展不顺。此行之前，江和朱曾在内部说过，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业和零售业。

这场已经憋了好几年的争论如今因为朱镕基的访美使命而激化了。有的领导人认为此行“高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策略，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在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另外，美国为首的北约恰好开始轰炸南联盟，这更给中国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整个事情好像天意一般。

江泽民并未对他的同事表示异议，只是认为“考虑到我国的总体利益，这次访问应该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继续和美国打交道，”江说，“没有必要因为取消访问而引起许多误解……”

如果朱镕基不是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当口访美，以他富有魅力的直率风格，本来能够大获成功。不幸的是，尽管在开放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朱镕基作了更大让步，他还是眼睁睁看着中国入世的最优出牌被克林顿总统踢开。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据傅士卓说，“4月13日，他给在纽约的朱总理打电话，承诺年底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伤害已成定局。北京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占了上风，克林顿的失误不啻火上浇油。

“朱总理在华盛顿时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8226;鲁宾提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延后几周来避开公众注意会给我们在国会争取到更好的机会。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的协议居然在互联网上泄漏了出去——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是如何泄漏的，当然也没有预见到正式协议的推迟发布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江泽民和克林顿有了重大突破。”

鲁宾是对的，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让步公之于众，中国人火冒三丈，认为是美国人故意如此。傅士卓说：“这一公布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是公开给中国政府颜色看，必然会引起敌意。”毕竟这令人为难的消息披露在美国商业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

这份未经认可的《中美联合声明》长达17页，被立即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中。更糟的是，据傅士卓说：“这一公布使得公众意见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将会受到中国入世影响的大型企业和省份开始估算各自受到的冲击。这一公布使中国政府对信息流动失控。”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5节 国庆大典

“反应就像6级地震，”一位朱镕基身边的内部人士说，“谣言在中南海愈传愈烈，不知道真实情况（以为朱同意美国人公布文件）的人甚至说，‘老朱怎么能干这种事？’”网站文章和示威学生还把这事比作日本意图征服中国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阴谋。朱镕基自己说：“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这是政治，不是儿戏。”3周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进一步掀起反美高潮。

傅士卓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认为问题在江泽民。“不管怎么说，鼓励和美国发展密切关系，推动中国的入世，在美国—北约对科索沃事件上反应迟缓的都是江。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这些刺耳的声音显得不容忽视。使馆被炸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江处境维艰。”

江泽民在内部会议上对美国“言辞激烈”。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美帝国主义不会消亡”，并且主张“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8月，江泽民重新号召深化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由此发出了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中国准备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党的领导人结束了他们在北戴河海滨胜地的暑期工作度假后，这个讲话很快就发表了。江再度重申他对朱的支持，重申他们与美和解的共同方针以及推进中国的入世计划。

9月7日，美国与中国重开“技术层面上”的世贸组织谈判，这是自从5月7日中国使馆被炸以来中美贸易代表间的首次会谈。两天后，在新西兰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江泽民和比尔&#8226;克林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磋商。这次会晤被称为“非常富有成果、非常友好和十分全面”。江就台湾问题训诫了克林顿，并送他一本揭批“法轮功”的书作为礼物。克林顿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查伦&#8226;巴尔舍夫斯基“尽早在周日”恢复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谈判。他说，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尽管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中美关系还是重新走上了正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江泽民说，“在美国始终有一些势力想要破坏中国的统一。”

就在纷繁的争议和危机之中，江泽民迎来了这喧闹的一年中他期待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日，在修葺一新的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表演和庄严的仪式。活动的高潮是大规模的阅兵式，国家主席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国发表贺词。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活动。舞狮者在街道上表演，金色、橙色和粉红色的巨龙——每一条都由24名壮汉擎举着——在大道上蜿蜒而行。喷气式飞机在头顶掠过，坦克在大街上隆隆驶过，数千名战士身着军装，动作整齐划一地向前迈进。其他无数的游行人员，身披鲜艳的丝巾，挥舞着国旗，高喊50句经审定的口号，还有90多辆精心装饰的彩车颂扬中国在诸如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两辆主题彩车是赞颂两位前任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还有一辆彩车是颂扬江泽民的。很明显，在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画像上，与邓和毛相比，江所处的位置要稍低一些但却靠前一些。

江主席亲自决定要把这次庆典活动办得规模盛大。他坚持要同时展示中国的复兴和近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在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上，”江泽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应当主要算政治账，不要因为算经济账而束手束脚。”因此，结合庆祝活动，他还批准了许多大型新工程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市进行的67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站以及大剧院。

当江站在一辆黑色豪华敞篷轿车上检阅部队、观看其他庆典活动时，他独自一人，气宇轩昂，这一切无疑都象征着他的地位和远见。他身着灰色的毛装，这种制服实际上是由孙中山发明的，当年既不完全采用西方样式，又能适应时代要求。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场合穿着就很合适。江的服式和1984年邓小平在那场显示中国复苏后初步繁荣昌盛的历史性检阅中的穿着很相似。和邓一样，江通过安装在汽车车顶的3个话筒呼喊：“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江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天毫无疑问地向世人表明，是谁在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10月，江主席开始了一次对英国的划时代访问，他下榻在白金汉宫并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款待。在伦敦最大的露天广场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伴随着两国国歌声，中国国家主席受到了女王、托尼&#8226;布莱尔首相和其他显贵的欢迎。然后，所有人都乘坐皇家马车，沿着绿树成荫的皇家大道前往白金汉宫。

第二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集中体现了江主席对其国家的未来所抱有的期望。上午，江和夫人王冶坪参观了位于伦敦东侧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穿过天文台和器械大厅的路上，江细心参观了所有展品。在一个叫做子午仪的特殊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前，他站定了。穿过子午仪上的十字丝，零度经线就被定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依据这条线划分东西，正如赤道把地球分为南北两个半球一样。江对此饶有兴趣，他两脚分开站立在这条著名的经线上方，在那一时刻，这位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脚踏在西半球。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6节 “神舟”上天

回国后，江继续致力于两个世界的沟通。11月7日，他就世贸谈判的进程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总统愿意在诸如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等一些领域上作出让步，这给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朱镕基总理协商后，江总结说，如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北京应该“加快入世的步伐”。

经过6天的谈判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亲自干预，江宣布，中美双方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贸易争端，签署了一项“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协议，这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

在北京举办的欢迎美国贸易代表查伦&#8226;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江显得非常乐观又雄辩。他说，这项协议将会“加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将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用巴尔舍夫斯基的话说：“江主席是从一个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的。”

这项协议的签署是江泽民“大国战略”的一大胜利。他认为，通过跟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构筑外交伙伴关系，中国将会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享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巨大压力，但江只采纳他所认为对国家发展壮大最为有益的决策。傅士卓说：“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具有历史意义的世贸协议签订后，傅士卓评价说：“最大的赢家看来是江泽民。在过去两年里，江一直致力于和世界大国搞好关系，如今协议的签订可以让他说——正确地说——中国现在也已经被承认为大国之一了。”

仿佛是象征着中国对未来的期待，11月20日，这个一千年前发明了火箭的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船计划把中国的宇航员，亦即“太空人”，送入环地轨道。飞船被江泽民亲自命名为“神舟”号。这是个谐音文字游戏，因为在古文中，中国又叫“神州”，字面上可译为“神圣之地”。“神舟”这个名字表达了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密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氛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3天后，江泽民兴高采烈地在北京视察了开启“神舟”号返回舱的过程，并接见了指导这次航天飞行的工程技术人员。江鼓励大家要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为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面也正受到深入的审查。12月16日，中国的审计长宣布，1999年，数百个政府机构、银行和国有企业都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现象。一些情况是由于缺乏市场专业知识造成的，但是其中许多也涉及腐败方面的问题。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江泽民在这起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新华社评论反映了江的观点，“只有判处死刑才能捍卫国法，平息民愤，重整党纪，反腐倡廉”。又说，“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特殊党员能逃避党纪，任何一名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能逃避法律的严惩。”

最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发生在港口城市厦门。这一案件涉及走私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十亿美元之巨，因而成为50年来中国最大的丑闻。涉案的走私物品大到燃油，小至鞋子，还有名牌汽车，其关税高达100%，这就使得这些商品格外走俏。党、政、军的众多部门与远华公司都有合作，在犯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该公司向中国的整个零售市场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燃油。

该丑闻被隐瞒了数月，当江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极为震怒。而当他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7节 新千年

在6月28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8周年的讲话中，江对一些消极态度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动摇。”他说，“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以至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

为了遏制腐败，江加强了“不得利用职权谋私”政策的实施。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是要提高党的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为了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三讲”运动于1998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在1999年全年深入开展。它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整天整天的会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教育，重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并重建其道德观。“讲”的是政治理论、政治觉悟和正确行为。运动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组织，以及3月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协调。胡和曾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下一代领导人，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江感到非常满意。

对江泽民来说，原本应该乐观向上的一年却充斥着危机和争议。现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他毕竟历尽艰辛经受住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挑战。12月中旬，中美之间就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一事的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终于为1999年平静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2月20日，当中国欢庆澳门重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被激发了起来。在一场正式庆典上，江泽民描述了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宏大未来。在北京，3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喜迎澳门回归。午夜时分，这场活动变成了官方性质的庆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计算澳门回归时间的巨大倒计时牌上。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焰火表演，还举行了演唱以及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全国人民都能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

这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整个国家都在各种庆典和节日中尽情狂欢。中华世纪坛是座融天坛造型与爱国标志为一体的现代建筑物，它纪念中国5000年的文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世纪坛上，江泽民主席身着黑色服装，从一群着装相似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出来，发表了简短、高昂的讲话，赞颂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接着，他戏剧性地领头做新千年开始前的最后10秒的倒计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两个民乐合唱团、两个交响乐团以及数十位音乐家除表演了现代民乐乐曲之外，还表演了西洋音乐和歌剧片断。在著名的万里长城上，一万名群众手持火炬，排成一条永久象征中华文明的巨龙，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2000对新婚夫妇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新年讲话中，江主席不仅谈到了中国的，还讲到了全人类的目标与理想。他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在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但是，即使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中，江还是表明中国的未来还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宣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尽管他口吻中充满了自信，但要实现这一构想，现实并不容乐观。过去的这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几乎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江泽民所面临的处境有何等艰难。江仍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新年这一天，江主席来到邻近天安门广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欣赏了用中国最新和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所演奏的一场音乐会。这一套编钟，仿照具有2400年历史的曾侯乙墓编钟铸造，由108件精心铸就的铜钟组成，其和谐悦耳的钟声据说能与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在最大的一个钟的底沿上，铸着由江泽民撰成并亲笔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8个字的铭文。

毫无疑问，他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为这个在他治理下的国家留下一笔和平、繁荣、文明、壮美的遗产。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江泽民回顾他10年的领导历史时，还是有许多让他感到欣慰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贫困和文盲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受到了尊重。几个世纪以来，可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充满自信与乐观地向着新的世纪迈进。

尽管江泽民在着力地塑造着未来，但他从不忘记过去。尽管手提电话和计算机可能早就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使它与众不同。江选择和他的一大家子人一起，辞别即将过去的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开始，这样做很合时宜。12月底，他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他让妹妹邀请亲戚和好朋友到他的家里吃晚饭。自从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那一辈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后，江就成了他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因此他有义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58节 我真是感慨万千

尽管他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当20多人应邀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时，江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江泽慧一家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的儿子及其家人、他的已去世的那位叔叔的家人以及他的几位老同事和老朋友。

聚会开始之前，江泽民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既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也讲了整个国家充满艰辛与胜利的传奇。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江以前就曾想当一名教授，喜欢扮演老师的角色，而“英语测验”正是江的天伦之乐。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同样感到高兴。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晚餐吃得就像在各自家里一样轻松惬意，上的是家乡风味的扬州菜，讲究原汁原味和配料中的色彩搭配，而不是过分油腻。除了各式各样的带馅食品和其他菜肴，还有主席喜欢吃的“狮子头”——一种用猪肉制成、与白菜一起炖的肉丸子。晚餐过后是“联欢”，也就是家庭聚会了。

“我哥看起来非常高兴和自在，”江泽慧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联欢了。我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他就当了我们的主持人。”

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唱的歌从歌剧和老民歌一直到当代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江泽慧笑着说，“是三哥唱得最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甚或是家里的长者，而是因为他会唱许多歌。“他喜欢唱源自不同文化的歌曲。”她说。

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家里的长者，演唱了京剧、抗日

Chapter_6

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代学会的美国歌曲。他还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要求表演者一边唱着叙述民间故事，一边还要演奏一种有点像吉他的简单乐器。

不管他选唱什么歌，不管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都用歌曲原来的语言演唱。“唱到大家都会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唱，”江泽慧回忆道，“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哥独唱。”就像他妹妹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尽兴，非常开心。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人聚会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也是因为他看到年轻一代正在逐步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晚饭前，就在江讲述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前人所受过的苦难，一时陷入了沉思。“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一家人说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与繁荣，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他又柔声地补充了一句：“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是个中国成语，就是职业翻译也很难解释清楚。把4个字拆开看，“感”是感受的意思，“慨”是感叹的意思，“万”是一万，“千”是一千。“万千”的意思是数量巨大，用来表示大而多。“感慨”合起来是表示一种深沉的情感。不过当这4个字排在一起时，就出现了含义的变化——每个变化都不再是单个字的字面意思——这里的感情包含着由某一事情所勾起的温暖的回忆和怀旧的情绪。一种可行的英语译法是“flooded with feelings”（很多感受不断涌入），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感慨万千”应该暗含有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意思：先得有某事发生，经其触发，怀旧的暖流喷涌而出。

刚刚逝去的是一个喧嚣的世纪，刚刚过去的一年也像多事之秋。在家人和朋友的环绕簇拥下，回顾这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对历史苦乐参半的自豪和对未来所抱有的审慎乐观。可能对感慨万千一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all sorts of feeling swell up in me”（各种感受汇于我心），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的确切感受。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59节 西部大开发

2000年1月--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

在他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辞中，江泽民强调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和平与融洽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责所在，他重组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以“提高质量，打赢高技术战争”。在过去的50年中，陆海空三军一直依赖自己那一套独立的、从上到下的支援体系。现在，整个军队将拥有一个系统的保障体系，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反应更为迅速，以更高的效率来运作。江为这个新的架构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1月1日，这一新体制得以启动。

2月，江签署了一项新的命令，旨在推动军队各级指挥部的现代化，打赢新世纪的高技术战争，提高指挥效率，给予政治思想教育以优先地位，并毫无保留地宣称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大楼内，新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座大楼坐落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西面，为纪念建军节而被命名为“八一大楼”。与这支军队创建之初的简陋相比当时它是由栖身石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啻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信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干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的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省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地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人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诫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说，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建设耗资如此巨大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0节 “确实触目惊心”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派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

江泽民相信，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因此，江打算提出新的理论。

2月底，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落后的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一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个短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数天后，在广东召开的一次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上，江重申了这几句包含三层意思的话。尽管这几句话只是出现在新华社文章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个新的思想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的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可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原则是允许的。而且，它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已经过时的某些方面实际上会“阻碍”发展。

“江主席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样，”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3年后，他将负责管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理论，”江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要的是能适合中国当下国情，有意义，又好记的。”

“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一理论还只具雏形，”滕文生解释说，“假以时日，它会发展成熟。”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他来说有着更多的含义。这是他留给这个已经开始向新一代领导过渡的国家的遗产。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确地支持胡锦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上，江称赞胡锦涛“思想坚定”，对胡在“三讲”学习中的领导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赞誉。

在外国人眼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过是共产主义修辞中又一个晦涩复杂的概念，是上面对下面干部的又一次洗脑运动而已。其采用的“代表”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显得非常古怪。但“三个代表”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显得连贯而精妙。江选用了“代表”这个中文常用词，它在字面上还可用于表述，比如，某外国企业或公司驻北京“代表”。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工业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有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江主席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系列与校园有关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次，一个中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在另一个例子中，两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把一个同学砍死了；还有一起是由家长的暴怒行为而引发的案例，一个学生的父亲“因自己的儿子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

江称这些报道“确实触目惊心”，并阐释了一套更为广泛的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并非仅仅关注学习成绩而把其他技能排斥在外。他呼吁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教授一些培养“创新精神”的课程，并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他还说到要培养“有较高德、智、体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江还列举了中国古代学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作为反例，他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1节 宜早不宜迟

江的观点赢得了阵阵掌声，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所以总有些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江以其独特的，有时甚至是富有诗意的方式应对。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江与记者非正式谈话时，有一位台湾记者问江，说与台湾开战是不是算一种“煮豆燃豆萁”的行为？这句话来自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首影射手足相残的诗。

“你所说的是曹植的诗。”江平静地回答道。他完整地背诵了这首作于3世纪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立’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尽管在场的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3月18日，台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北京方面被激怒了。尽管70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为仇雠，但他们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存在着共识。两党都信奉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国共两党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合法政府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北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必担心台湾会宣布“独立”。然而，随着陈水扁的当选，信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势骤然间改变了。从现在起，双方都得小心行事，以防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总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我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尽管想法相同，江泽民的反应却更有策略。“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也可以去台湾。”

不过在幕后，江泽民的立场则要强硬得多。他任命曹刚川将军——一名导弹专家——负责制定对台军事策略。江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尽管江主席注意到陈水扁只得到不足40%的选票——他把这一点理解为至少60%的台湾选民不支持“独立”——但他还是对未来表示担忧。江焦虑地说：“有了一个民进党政客的‘总统’，台湾民众支持‘独立’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严厉申斥支持“独立”的台湾政客为“奴性十足的美国崇拜者”，他说，“很多台湾政客对美国说的一切都说‘是’，但对大陆说的一切都说‘不’。”

4月，江踏上了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和南非的历史性访问行程。这次访问显示了自从江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已经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此前，从未有中国国家元首对以色列进行过访问，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的。江同时对两个国家进行访问，这就表明中国外交方面的成熟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

以色列对江给予了热情接待，而江也高度称赞了以色列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享有的荣耀以及遭受过的苦难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在对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江说：“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追溯古远，友谊源远流长。”他继续说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们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彼此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战期间，犹太人民遭受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难到中国（当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虽然当时中国人民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向犹太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接纳并善待他们。”

对许多初次访问以色列的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第一站都是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是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戮的600万犹太人而建。这里，访客深深感到以色列决不允许犹太人再度沦为种族灭绝牺牲品的强烈感情，而深知民族镇压是如何暴戾恣睢的江泽民，也在那里体会到了他们难以言说的深重苦难。在展出的一幅图片中，一名犹太儿童惨遭纳粹士兵杀害。陪同江主席参观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译注：疑原文有误，似应为“以色列驻华大使”）说，她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曾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只不过其中的人物是一名中国儿童和侵华日军。

当天下午，江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厄胡德&#8226;巴拉克。双方就双边关系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但其间也有紧张的局面。尽管以色列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机载预警系统“法尔康”（将被装载于俄罗斯提供的飞机上），但现在，它正受到美国要求取消这笔军售的压力。就在巴拉克总理在耶路撒冷会见江主席前不到24小时，他刚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比尔&#8226;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克林顿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警告称，对以色列而言，这笔总额为2.5亿美元的交易再过一些时日将会升值为20亿美元，它将会危及美国对以每年近30亿美元的援助，而其中大部分与国防相关。美国立法者们担心，以色列生产的这种能够同时跟踪多架敌机的极其先进的系统将会增强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能力，或者在美国与中国万一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危及美方人员。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2节 访问以色列

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立场深感恼火。出售“法尔康”系统并不涉及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技术，因而并不违反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一名以色列官员将美国的压力比作“压路机”，他还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标准，而对英国和法国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两个国家也曾试图与中国签订同类合同，只是败在了以色列手下罢了。

当时，巴拉克向江保证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压力。但7月初，以色列取消了这笔军售。对江泽民来说，美国此举公然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觉得，要是没有被巴拉克欺骗的话，自己不会被搞得如此措手不及。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江拒绝会见以色列总理。

但是4月在耶路撒冷那个温暖的夜晚，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为欢迎江主席举办了正式的国宴，江鼓励以色列人参与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和西部大开发。在致辞中，这位中国领导人驳斥了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说：“我们认为，历史上所有文明都是人民缔造的，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像往常一样，江从身边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在佐哈尔农业实验站，他身穿短袖汗衫，头戴遮阳帽，在实验站里逛来逛去，参观各种生物技术培育的优质水果和蔬菜。实验站专门建在死海南端得内盖夫沙漠中，气候炎热干旱，土壤盐碱度高，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得益于以色列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在实验站的帮助下，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附近地区一项重要的产业。

江对各种农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培育过程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用英语问的。他还就大棚内的温度控制、土壤改良过程、种子改良和所培育的甜瓜味道是否会受土壤影响等一一发问。江对这些技术十分感兴趣，他对研究人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国甘肃和青海省等西部一些地区的土质与你们这里土质类似，”江告诉以色列科学家说，“你们培育甜瓜和青椒等瓜果蔬菜品种的技术可供中国农民学习。”

中国国家主席继续他的高科技之旅，参观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其中包括ECI电信公司。这家公司是电信业的领头羊，已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安装了光纤网络，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长的光纤中枢网络，在内蒙古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绵延4500英里。10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国际电话都是经过ECI公司的设备处理的。在访问该公司时，江主席使用公司的IP电信设备，与远在中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实时电话交谈。

根据其精心的平衡安排，江主席跨过长期流血冲突的边界，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8226;阿拉法特。江重申了友谊与和平的主张，扮演起所谓不偏不倚、风格高尚的调停人角色。在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也回应了江的友好主张，称“多年来，贵国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也从未停止对我们的支持”。作为回应，江泽民宣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我们祝愿该地区各国人民早日‘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江说，“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江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江泽民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祝愿巴勒斯坦的明天更加美好!”

江主席也没忘记放松一下自己。他来到死海，这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悠闲地漂浮在富含矿物质的水面上。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头戴蓝色泳帽和护目镜，在以具有治疗功效著称的多盐、油滑的海水中漂浮了大约一刻钟。江走出海水后，穿上一件绿色的浴袍，高兴地说：“太棒了，太棒了。”

3年后，当江对中东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表达了无尽的遗憾。他说：“2000年4月，我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和许多以色列家庭聊过，他们的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终于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荣获诺贝尔奖。我与阿拉法特以及一些巴勒斯坦领导人也进行了一晚上的会谈。当时的形势似乎还充满希望。现在（2003年末）看看那个地区，凄凉荒芜，处处瓦砾。没有人愿意再去那地方了。”

在土耳其，江提起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是它，便利了东西方之间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但也正是这条路，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西部省份繁盛起来。得到像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认可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保证，这对江来说，是个重大的成就。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土耳其议会的议长说：“在江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为稳定的堡垒。”

结束访问回国后，5月，江泽民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第一次将“三个代表”作为公开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提了出来。在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开始加大力度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在与各级党委书记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副主席满怀自信和热情地捍卫了这一思想。他说：“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由‘左’倾和右倾思想造成的各种干扰。”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3节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5月中旬，江主席接待了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约瑟夫&#8226;埃斯特拉达。两位领导人同意解决现已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南海领土争端。争端主要源于一处名为南沙群岛的由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组成的岛礁群——这里凸显了亚洲领土争端的复杂程度，因为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再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

对菲律宾媒体来说，更有趣的是两位元首“以一首歌曲而不是一个亲吻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通常都显得庄重严肃，中规中矩，但现在江主席为埃斯特拉达总统举行的国宴却成为两国元首“联谊”的时刻，埃斯特拉达从政之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这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本人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件好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中，那些反对这项议案的人大谈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但他们的潜在动机却更多地来自美国工会施加的压力。工会对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忧心忡忡。该议案的支持者则反驳说，通过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公司和商品开放，美国也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是为了通过这项议案，他需要得到共和党的强有力支持，而在其本党民主党内部该议案却遭到很多反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比尔&#8226;阿彻称该议案的通过是“我们议会生涯中最重要的投票表决”。

议案随后送交参议院，在那里它几乎肯定会获得通过，如此便结束了20年来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逐年审查的做法；此外，议案的通过还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象征性姿态。美国把贸易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此举似乎是在表明美国对中国外交方式的一种赞赏，这将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那些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人所说的那样，会削弱美国的影响。

几天后，江主席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对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尽管江认为美国国会增加的一些条件让中国难以接受，但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得到了平稳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问题上继续合作。克林顿建议江泽民与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寻求面对面的对话，而江则提醒克林顿，“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关键所在。

在朝鲜问题上，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朝鲜不改革其经济体制，它就会崩溃，给中国造成巨大的间接损失。同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盟国的领导人，江又得支持在金正日领导下的现政权。金正日在其父亲金日成逝世后已成为朝鲜的领袖。面临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因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在支持着朝鲜。

私下里，江主席对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了劝说。这是金正日17年来首次访华。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了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有人说是江泽民促成了这件开创性的大事。在给两位领导人的信中，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称他们举行会晤的决定体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给朝鲜领导人的信中，他说“对此次北南首脑会晤取得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谨致以我热烈的祝贺”。在给金大中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之情。江称这次会晤具有“历史意义”，并说中国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伊朗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能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美国称伊朗是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宣布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障碍。尽管1997年后中国削减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但6月，伊朗总统赛义德&#8226;穆罕默德&#8226;哈塔米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受到江主席的欢迎。哈塔米总统主要是为贸易而来，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恢复对伊军事援助项目。

6月，时值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百岁华诞之际，江给他发去了贺电并送去一束鲜花以示祝贺。张因为在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闻名于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内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64年前，年仅10岁的江泽民就曾以“西安事变”为题，写过（颂扬这一事变的）中学入学考试的文章。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4节 科教兴国

江泽民称赞张学良“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陈水扁也给张老将军发去了贺信。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对江泽民来说，科学技术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而科技是加速中国全面发展，包括军事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年年初，江要求宋健博士对“由现代科学创造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史”进行简要概括。举个例子，量子理论是如何催生了激光、先进的医疗方法以及在天文学和宇宙学上令人震惊的突破的。在他其后的一些讲话中，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月，在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年会的闭幕式上，江泽民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科技方面跻身全球前10位国家之列。江说：“我们已经从中华文明的兴衰沉浮中学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江勉励中国科技界的领头人致力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江断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他也开始讲“三个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一段时期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论述。

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江主席有两项核心发展战略：第一是‘科教兴国’；第二是‘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江酝酿着科学创新。”在为一套科普读物撰写的序言中，江鼓励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创新进程。他写道：“科教兴国，全社会都要参与。”

《科学》杂志把对江泽民的长篇专访刊登了出来，江视其为一项殊荣。该杂志是美国出版的科学方面的顶级专业杂志。该杂志还邀请江撰写一篇客座评论文章。对这位曾希望成为工程学教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被《科学》杂志以这种方式承认过。

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江写道，我们“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在6月份发表的专访中，江奏响了两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和中国对国际科学领域的贡献。在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兴衰和成就之后，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决不会在曾经有过的光荣上止步不前。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描述了基础性研究令人振奋的成就、互联网的前景与危害以及自己从政之前的理工科背景之后，江泽民以一种渴望的口吻结束了专访，他说：“我有点嫉妒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罗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比我年轻。”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而江泽民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领导者的时间是有限的。

但他仍然下定决心要赶上去，8月，他在北戴河海滨的疗养地接见了6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获得过诺贝尔奖。

曾培炎主任说：“在百忙之中，江主席仍不忘抽出时间接见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并同他们交朋友。他还注意到科技前沿问题并叮嘱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要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通常对于一个科学问题，他不仅仅会从质的一方面去了解它，而且会从量化的角度加以很有深度的理解——我们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请专家来解答。”

即使如此，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题解决了。他坦诚地说：“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件生活轶事的象征意义。江说：“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提拔更为年轻的干部到党和政府的主要位置上来。”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5节 “这并不容易”

2000年7月--12月“是不是中国间谍？”

对俄罗斯，江泽民有一种强烈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那里留学；俄罗斯的文学也一直是他的挚爱。随着他的时代临近结束，他对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8226;普京将会如何开始自己的新时代感到好奇。

7月18日，普京首度访华。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新领导人对由他的前任总统鲍里斯&#8226;叶利钦大力推进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是那么重视。数周以来，江的助手们都在准备将由两位元首签署的数项协议。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协议是双方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计划的共同谴责。中俄指责美国“企图在军事领域和安全领域谋求单方面的优势”，声明说美国这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行为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出现的积极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在对记者谈话时，普京和江泽民都小心翼翼，避免任何可能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计划建立一个反美联盟的暗示。江说，“我可以说，我与普京总统的会晤是一次关键的对话，既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又为未来揭开了新的篇章。”而普京则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他说：“他能用俄语交谈、唱歌，对俄罗斯的诗歌和历史了如指掌”。“我得说我感到很惊讶。由像他这样了解并喜爱俄罗斯的人领导今天的中国真是一件幸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而且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宣称，巩固和加深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和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产生”。“多极”这个词意味着世界上并不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协调一致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而不是要发展任何长期的联盟关系。从长远来说，江泽民知道如果要在亚太地区遏制美国的话，中国必须独自对抗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2000年9月初，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千年峰会，有150多位国家元首参加，这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领导人的聚会。江主席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简明扼要的讲话，把关注点放在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并在新时代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上。

除了参加盛大的集会，江泽民的此次出访还衍生出三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张照片、一次文化展以及一次引人注目的专访。一张照片是指一张公开发表的很有戏剧性的照片，对此，江解释说：“在峰会上，我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克林顿总统、普京总统、布莱尔首相以及希拉克总统到我下榻的酒店。我们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所有人的手都紧紧地扣在一起。一切都是即兴之作，而我当时恰巧站在所有人的中间。”(见照片)

当有访客意味深长地向江暗示说，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时(即指“中国”在汉语中的含义，意为“中央王国”)，他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地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

为了给这一刻增光添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提议在江出访期间，中国在纽约同时组织一次盛大的文化展，江批准了。赵随即组织了一场为期3周的展览，称为“中华文化美国行，2000”，内容包括民乐音乐会和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办的艺术、时装展。其间展出了280件由中国工艺大师制作的艺术和雕塑珍品，当然，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时装展，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和先锋派设计师所设计的各式时装。亭亭玉立的中国超级模特展示了令人目眩的现代服装，而大量精美绝伦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服装则展示了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风采。

江泽民写道：“通过这扇窗口，美国人民可以看到中国数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以及中国人民在祖先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所取得的成就。”

就连批评家们也称江此次的行程“计划得异乎寻常地出色”。但是还需要一件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事件。江泽民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他邀请因言辞尖刻而臭名远扬的记者麦克&#8226;华莱士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这让他的顾问们紧张不已。

节目开始时，江首先用英语回忆了1986年第一次和华莱士见面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上海市的市长。接着他用英语说道，“我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向美国人民转达我的美好祝愿”。

除了对人权问题和所谓的集权统治进行了一般性提问外，华莱士还挑了一些具体的、敏感的事情发问。在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问题上，江进行了巧妙的回旋，做到了既不引发美国公众的反感，也不和中国的国家政策相矛盾。

“你今天还认为美国是故意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吗?”华莱士问道。

江巧妙地避开了陷阱，他说：“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美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误炸’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同时，他暗示了自己的政府在事发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政府努力控制了国人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像许多美国人想像的那样去煽动人民进行示威。“我们引导我们12亿人民的怒火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江泽民重复了一句在轰炸事件刚刚发生时他对克林顿总统说过的话，“这并不容易。”接着他很策略地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你代表着美国人，而我代表着中国人。要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恐怕非常困难。”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6节 华莱士的采访

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华莱士又进一步追问江泽民，是否同意一份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说法，气氛顿时升温了。

在首先表达了他希望增进“共同的友谊和理解”这一愿望之后，江说：“我不主张使用太刺耳的语言。”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因为江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

江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华莱士试图用一个他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锋芒内敛的特点，以此来激怒江：“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

江回答说：“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到的这种评价。”

在采访过程中，华莱士还试图用幽默来得分。当江主席说“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导人中都有许多朋友”时，华莱士针锋相对地反问道：“所以双方的竞选你都给钱?”

江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读过两党的竞选纲领，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友好，因为这符合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当华莱士攻击说“这像一个真正的政客说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时，江避而不答，说“我认为‘政客’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后来他用英语说，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他补充说：“我希望这是真的。”

采访中间也有言词上的尖锐对立。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任何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江也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所作的决定。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没错，但中国也绝非一个独裁国家。

尴尬但很精彩的一刻出现在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李文和事件有何看法的时候。李是美籍华人，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华莱士：“看起来在这次采访中你第一次采取守势了。我感觉这对你是一个难题。”

江用英语说：“不，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他把问题转向了这位采访者。江问：“你的看法呢?”

华莱士说：“考虑这个问题的不该是我。”

江开始微笑起来。“是不是中国间谍?”他说。

华莱士说：“我的看法吗?”

江笑得更加开心了：“是啊。”

华莱士坐在那里没有作声。外界早已对此案提出了质疑。这件事最终以法官为李博士所遭受的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向他正式道歉而了结。

江说：“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华莱士说：“我正在仔细考虑，你打断我了。”

江还是用英语继续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遇到了难题。”

华莱士承认说：“是的，没错；我也许不该回答它。”

节目最后播出的时候，华莱士在此处插入了一句苦涩的画外音：“如果有什么时候应当改变话题的话，”他感叹道，“那就是现在了。”

华莱士接下来选择的话题是“天安门事件”，他想以此反守为攻。但是当江的回答让华莱士猝不及防时，他也让他在北京的一些同事们乱了阵脚。

“1989年风波中，我们确实理解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呼吁更大的民主和自由，”他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民主制度。”

江主席提到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他以此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尽管中国对民主的定义与美国不尽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些民主的形式不存在（或不能存在）。

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拎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件”中最持久的形象。

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是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下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7节 风靡了美国电视

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简短、直接甚至有点尖刻的回答中，江提醒说，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不幸事件，不应该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障碍。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意愿，标志着向医治这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漫长过程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领袖，江主席扮演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角色——大卫，听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而华莱士则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乐在其中，即使在对方穷追不舍之时。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威游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8226;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下的表现，成就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所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华盛顿邮报》把江接受采访的那期《60分钟》节目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也许最高的赞誉来自对付媒体的老手比尔&#8226;克林顿。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8226;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更为正式的会晤。克林顿同意了这一观点：台湾新领导人的言行是从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倒退。当被问及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时，江坚持认为中国并没有压迫。回顾历史，他提醒克林顿说，由于跟西方对中国的“凌辱”有关，中国的基督教背负着许多“包袱”。他说基督教伴随着外国的入侵一起进入中国，跟佛教及伊斯兰教的传入方式相比，这于其自身是不利的。

在与克林顿的会谈结束后，江主席参加了300位纽约各界名流为他举行的午餐会，其中包括亨利&#8226;基辛格、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娜&#8226;惠特曼以及众多商界领袖。穿行于大厅间，与众人碰杯、叙旧，江显得轻松而擅长社交之道。他发表了一次45分钟的全英文演说，主题是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人权问题。主持人幽默地说，江主席用英文比克林顿总统用中文说得更好。说到克林顿，这位通常情况下的注目中心，那天当他离开酒店时，发现纽约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来与江泽民而不是他共进午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晚上，江泽民来到林肯艺术中心出席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举办的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的来宾众多的招待会上，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香港房地产大亨龚如心。在众多深色着装的公司老总中，她以一袭高贵华丽的蓝色旗袍显得格外突出。发辫高束的龚如心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连连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向江泽民提出意见，这是她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在喧闹的人群中，江的回应是对她的新发型作了评价。

在纽约的时候，他对600名海外华人表示他将在本届任期满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江说：“我欲乘风归去。”这句话与宋朝诗人苏轼渴望退职还乡的心情形成了共鸣。江若有所思地说，他希望能重新享受没有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的自由生活。他并没有提及他的第三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李瑞环在北京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时说，未来党的总书记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他说，“有很多党内外和军内的同志希望江泽民同志仍然留在岗位上，为党的建设、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军队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还希望朱镕基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更快更好地进行。”

似乎与他在《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流表现恰恰相反，几周以后，在一次对香港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发火了。当时，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我并没有说他是钦定的，”江继续说道，显然对那个别有用心的字眼感到愤怒，“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考虑。你们不能说我们‘钦点’，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批评。”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8节 厦门走私案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江主席拿香港记者与麦克&#8226;华莱士作了比较。江说，华莱士也问了他许多挑衅性的问题，但是他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职业精神。江说，他们侃侃而谈，谈笑风生。

华莱士的发言人说，这位《60分钟》的老牌主持人已经看到了江对他的评价，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美”。发言人说：“如果有人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只要看看那次采访……很显然，我们提出的都是一些苛刻的问题。在向一位领导人提出苛刻问题的同时仍与他保持正常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江泽民在华莱士的采访中表现不错。在北京，有的人抱怨江作为中国国家元首，接受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采访。他们觉得这不是一桩小事，批评江这样做，也批评他的工作人员如此安排。而其他一些人，或许是那些更具国际眼光的人则感到高兴，为他们的领袖出色应对美国媒体的棘手采访而自豪。他们认为江在重重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坦诚和热情、明确且直接的反应，使他更具亲切感和可信度，而他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比以往任何一起公共关系事件更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新闻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支持这一最新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厦门走私案中，中国与加拿大就引渡犯罪头目一事发生争执，因为加拿大拒绝向执行死刑的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在进展缓慢之际，领导调查工作的朱镕基冲口说道：“关于这个案子，即使牵扯到江泽民主席，我们也要追查到他这一级。”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贿赂被处决，他是党内因所犯罪行被处以死刑的级别最高的干部。江泽民曾面临压力，被要求减轻对成的判决。但江顶住了压力，这使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得到大幅度提高。江认为只有通过严惩(“严厉打击”)措施，并进行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10月，在一场旨在查处贪污案件的运动中，审计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在中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和商业活动中有110亿美元的资金被滥用。这似乎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斗。

江打电话给沈永言。如果说江是想在日理万机之后，需要放松一下，那么他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朋友，因为他所听到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中国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沈开门见山就说。江让沈慢慢说，并且在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时，非常耐心地倾听着。

沈简要地概括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一，严重的腐败问题。第二，日益明显的失业问题。第三，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第四，贫富差距拉开。沈说对这4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1年左右的时间，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将它们提出来。

江让他举些例子，沈就从第三类问题谈起。他告诉江说：“我在海南出差时想去理个发。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超过半数的理发店和美容院实际上是妓院，理发只是一个幌子，是为卖淫行为所作的掩护。他们告诉我，走进一家美容院时，先要查看一下是否有隔间。如果有，那你跑得越快越好。”

江主席也经常听到这类问题，他同意沈所说的前三类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巨大的贫富差距，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在9月底江泽民的日程中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国的运动健儿带着28块金牌——这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三——回来时，江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获奖运动员发表讲话说，“全国人民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你们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信心和力量”。

所指的不仅仅是奖牌。9月初，关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一事，他已正式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致信。他在信中说，“在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我坚信北京将以非凡的努力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一次高水平的奥运会。”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9节 这一切还不够

江泽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申办奥运会的愿望是他爱国情绪的一种表达。这年秋天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也证明了他的这种情绪。两件事都和中国文明有关。其中一件事关乎历史却涉及未来，另一件关乎未来但涉及历史。

11月，中国学者大张旗鼓地宣布，通过对古代文物时间的科学鉴定，中国最早的朝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就是说被推进到了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这样古代中国就和古埃及属于同一个年代了。这一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是根据中国最早的3个朝代命名的，项目为期5年，研究工作重点是标定这些朝代的历史年份。参与这项工程的共有200名各学科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和研究古代铭文、天文历法以及古代手稿的学者。夏朝建立的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后来的一些报道甚至还将这一时间提前到公元前2200年前后。中国媒体大事渲染这一新闻。这毫不奇怪。

消息一经公布，其他一些学者，大部分是外国学者开始对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及其背后的动机提出质疑。外国批评家指责中国学者是在仓促之中强行得出一个自己想要，或许是预先确定的结论，他们指责大陆的学者们制造了“一个共识误区”。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替他们的中国同行辩护，称赞他们研究古代史的强烈奉献精神，并谴责那些发难的人，说他们在自己的断代史重建中有“既得利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可想而知，中国的媒体被激怒了。

2000年夏天，一篇文章指责这项工程“正在中国煽动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负责人宋健博士，说他“把挖掘祖国历史作为拥护现任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方式”。宋健曾任国务委员，他于1995年批准了这项年代学研究工程。

事实上，宋健博士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控制论和应用数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并被认为是国家环保运动的奠基人。在解释启动断代工程的原因时，宋这样写道：“没有断代的历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能被称为传闻或神话。”

“不要担心那些批评，”江主席对一贯能言善辩的宋健说，“只管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然后他又强调说：“我们应该保持最严谨的治学态度。”接着他又颁布了一条禁令：“党和政府都不应该对这项工程作出评价，这个工程纯粹是科学。”

第二个工程是新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或称为“北京剧院”，这是一个具有未来派设计风格的建筑，计划中的选址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这个工程是由法国建筑师保罗&#8226;安德鲁设计的，基本的设计是一个长220米、宽150米、高49米，闪闪发光的卵形穹窿结构，漂浮在一个人工湖上。剧院不同寻常的顶部可以分开成两部分，是用玻璃和钛合金材料制成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独特设计，几乎就像是一颗从大海中央涌现出来的巨大水滴，或者就像一个降落在海面上的不明飞行物。这座建筑物中将分别建有一个可容纳2416人的歌剧大厅，一个可容纳2017人的音乐厅和一个可容纳1040人的剧场。来宾将通过人工湖底的透明隧道进入剧院，人工湖的周围将种满花草树木。江主席是一个戏迷，他渴望用一种大胆的方式来宣扬中国的现代化，他支持这一出人意料地获胜的设计方案。

江喜欢站在中南海的南端赏月并观赏南海映月的美景，从这里沿着水面望去，可以看见这座美不胜收的大剧院款款落成。大剧院紧邻人民大会堂，象征着中国既敢于大胆直面现代化，同时又深深依恋着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

在其工作生涯中，江一直热衷于获取信息和原始素材。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发电厂停产，仪表的读数是多少?如果一条生产线不能有效运作，问题出在哪里?作为政治领袖，他也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对中国的环境污染产生何种影响?能作出什么样的预测?其他国家有何经验可供借鉴?

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拥有多种信息渠道。此外，江个人的办公室也可以接触无数的信息和咨询来源，包括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智囊库和学术机构。但是对江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江喜欢得到新观点，江向自己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说，他的多年至交王慧炯。

王教授是一个瘦削而结实的人，头脑聪敏，口齿伶俐。他长期担任享有极高声望的、中国最高的政策分析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游历甚广，机智敏锐，但脚踏实地，为人谦逊，不好张扬，对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能源政策、金融政策、城市贫困问题、技术转让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系统工程师出身的王慧炯常常使用工程学中的系统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与江泽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会说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行事方式极为敏感。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他的大女儿是计算机工程师，小女儿是知识产权律师，家住华盛顿特区附近。王虽然已年近八旬，但每年仍要参加多达10次的国际会议。

王慧炯说：“当我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新东西，尤其是从国外得来的消息后，我会直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江主席。极少有人知道江是我的朋友，所以没有人会来我这儿特意炫耀什么。我给他提供事实，如何处理是他自己的事。”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70节 为老朋友腾出时间

“我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江，”知识分子本色的王继续说，“我什么也不求，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不求任何地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把真实的看法告诉他，事实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西方的情况和思想，我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不给他提政治建议。我从来不参政，我的观点都是学术上的观点。”

他接着说道：“作为一名学者，我能够做到真诚坦率。高级领导人必须应对情绪化和意料之外的反应。江需要掌握最新的信息和最新的发展。他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有时会打电话给王教授，向他请教些问题，”江泽民对一些朋友说，“通常会是些经济学问题，也可能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问题。”江很为他这位思想深刻、淡泊名利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也曾和政治局的同事谈起过“我的同学王慧炯”。

江每次邀请王去他家通常都是在傍晚时分，往往都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长谈，直到吃晚饭，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王说，“当江和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老朋友在一起休息。我们的谈话非常自由，无拘无束。他与其他的高级领导人爱好有所不同，他对文化、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并不停留在过去。他特别喜欢科学和哲学。有时我们会拿一些严肃的话题开开玩笑，就像老朋友在私下里那样。我们当然都知道严肃的话题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有时开玩笑可以给人新的视角。”王笑着描述一次晚餐，“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江泽民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讨教，他就是宋健博士，他主管中国的科技工作长达10年之久。“我喜欢和江主席谈话，因为他对探索新观点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宋说，“他会打电话问我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讨论某个话题。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想探讨一下某一个哲学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世界为何存在于三维之中?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整整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的第N维空间!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第N维空间的代数感兴趣的并不多。后来谈到一些数学家时，江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多维空间里思考的；我还是得生活在三维里。’”

宋健接着说道，“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一次江提出了个有点像是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他问宋，“是先有理论还是先有实践?”宋说，“我知道关于这点有各种看法：是理论指导实践使之更有效，还是实践发展理论使之更真实。实际上，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宋又评论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江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宋健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江泽民念念不忘的却是政治理论。

“我对江主席说，我赞同现代哲学的观点，”宋健数周后得出结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论据中推导出我们的理论，理论回过来可以检验并证实或驳斥新的论据。这个过程叫‘归纳法’，其间科学发展出一般规则来解释具体事例。因此实践先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江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同意。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能被解答而感到高兴。

“通常当我们一起参加社交或政治活动时，”宋健接着说，“他会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理论?不要让我一无所知!’”江对于新的科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似乎赶得上某些人对新的谣言的兴趣了。

“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在江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产力’。”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亨利&#8226;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相交多年以后，江主席开始向我阐释他对中国国内发展进程的看法，并不特别征询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动乱，中国就无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将会对全世界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不管我说什么，江主席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有时，他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采取一些类似于我所建议的措施。”

江泽民还会为那些纯粹意义上的老朋友腾出时间来。童宗海是江的大学室友，还帮江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由于时局艰难，在1948年两人分开之后的数年间双方音讯全无。1952年前后，两人才在北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江是在出差参观。童说：“江泽民找到能源工业部，当时我正在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我们紧紧拥抱，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们本来想出去吃顿饭，但我们谁也掏不起进饭馆的钱。”

“江主席还是和他以前一样，”童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起了老朋友和过去的伙伴，像厉恩虞，聊聊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而他告诉我一些我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江告诉我他所了解的1943年南京的禁毒运动，讲地下党是如何利用日本人与中国的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江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利用了这次斗争。他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出于信念和热情参加了抗议示威，因为我们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利。50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游行有多危险。对那些日本军警来说，向我们开枪根本算不了什么。”

童解释说，“这场禁毒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得到了延伸，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没有这样的运动，学生们就不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联合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了。江泽民很善于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我曾有几张学生时期和江一起拍的照片，比如我们的毕业照，但由于我们穿的学士服被激进的‘左’倾分子认为是‘洋玩意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撕毁了我的照片，只剩下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