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道值得一看。第3版修订的规模很宏大，是一次大修。
重修《汉语大字典》：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
四川日报，2023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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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形、音、义收录最完备、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字典，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版于1976年启动编纂，3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10余年共同编写完成。第二版修订于1999年启动，2010年出版。本轮第三版修订是交由地方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目，采用“大修”方案，以研究促动修订，预计耗时10年（202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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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雷汉卿长期从事汉语文字、训诂和词汇学研究，他是本次修订工程的执行负责人，以他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课题也已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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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古今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汉字，都无一遗漏地被列为字头。按习惯的部首编排法编排，排版上采用繁简体混排的方式，释文和现代例证用简化字，其余全部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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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汉卿表示，大型辞书一般有十年一修的国际通行惯例。这是因为字典编修时不免出现体例性、硬伤性等错误需要修订，同时需要适当增加字头和义项、更换例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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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汉语大字典》出版30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专著14部、论文1200余篇，涉及体例、字形、注音、释义、书证和疑难字等不同方面，为字典修订打下了一定基础。不过在学术界看来，这些研究仍有不少需要改进和拓展的空间。
“比如注音方面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未来字典修订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此外，字义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漏略义项、释义配例不准确、缺少文献用例三个方面，这些问题也需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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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汉卿看来，汉语历史字典的编写目的在于厘清每一个汉字形、音、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而从字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研究还存在更多遗憾。
关于疑难字研究，尽管近年来相关成果时有推出，但受限于个人学术水平以及文献资料数据库资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有些疑难字考释结论还有待商榷。尤其是近30年来，出土文献、敦煌吐鲁番文献、碑刻文献、写本文献、域外汉籍等新材料被广泛利用，大量的疑难字得以考释。“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考出的疑难字达3万个左右，亟待在全面搜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清理唐宋以来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俗字，辨伪存真，从根本上提高大字典的整体修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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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汉卿介绍，《汉语大字典》很少引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作为例证。如“自”的本义为“鼻”，“天”字可以用作“颠”，在甲骨卜辞中都有例证，遗憾的是，字典没有采纳和引用。
新出土的文献尤其是简帛文献用例引用就更少了。上世纪70年代，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此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也是珍贵的文字资料。遗憾的是，前两版字典对两次出土简帛的引用还有不少遗漏。“现代人用‘稍’作为副词来表示‘逐渐’的意思，最早就见于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十八种》，但《汉语大字典》首例引用的却是《史记》，晚于秦简，像这种就需要修订。”近年来，中华字库工程取得初步成果，不少包括简帛在内的出土文献数据库，积累的简帛文字达到了100万字左右。仅在四川，就有成都老官山汉墓、渠县城坝遗址出土过汉简。未来，这些出土文献材料上的文字，都将为修订大字典所用。雷汉卿表示，为了克服印刷出版物图版质量对字形清晰度的影响，他的团队将联系文物收藏单位，尽量获取并利用整理出版时的原始高清数码照片或红外线照片，尽最大可能保证使用字形的准确性。
更有意思的是，域外文献也能为字典修订提供宝贵素材。
雷汉卿说，《汉语大字典》的第一、二版因条件所限，很少利用域外文献。“比如‘堗’字，在原来的大字典上意指‘灶上的烟囱’，其引用的《广雅·释室》《吕氏春秋·喻大篇》等材料，均指向‘烟囱’之意。”没想到在300多年前，朝鲜王朝中期的文学家金昌业在他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则有“室有内外炕。炕，堗也”等表述，“可见这里的‘堗’，其实是暖炕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汉字语辞典》等域外文献正是将“堗”字解释为“火炕”。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中国人写“炎炎夏日”的“炎”字是上下两个“火”，但是在日本，下面的“火”字却换成了两个点，显得相当简化。“我们认为，这种写法应该在中国古代存在过。”雷汉卿说，“因为汉字是从中国传到日本，他们原封不动保留了这种书写习惯。倒是中国一直在规范书写形式，这种略显潦草的书写体便在历史长河中被规范了出去。这种文字演进的活化石，也值得修订时予以关注，以利于了解汉字简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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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u.edu.cn/info/1202/23910.htm